公共空间由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组成。哈贝马斯将真正从公众中间涌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行动者与那些利用现有的公共传播结构、只在公众面前出现的行动者区分开来(Habermas,1996,375)。这种区分让人联想到哈贝马斯(1989b)早期对“批判公共性”和“代表型公共性的并置(见第一章)。此外,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媒体从业人员凭借其把关人角色和对呈现方式的选择，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即“媒体权力”(Habermas,1996,376)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权力并没有被用来为民主造福,至少电子媒介没有。“将事实当作人情味故事来报道,将信息与娱乐混为一谈,用情节化的方式组织材料,将复杂的关系肢解成细碎的片段,凡此种种,形成了一种综合征导致公共传播去政治化。


——哈贝马斯论媒介 52页


将负责税收的国家和基于市场的社会相分离;
新闻自由、大众媒体的多样性和信息自由;
各类规制手段，确保大众和市民社会有权进入公共空间，并防止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垄断公共传播领域。(p.141)

这是一个措辞毫不夸张的有力声明。光是媒体能够自由报道(从而也能够批评政府)还不够,它们还应该是多元的,享有获取官方文件的特权(即“信息自由”),能让想发声的公民触及，同时不受社会上各种掌权者的影响，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司。我将这一概念称为深度媒体民主


——哈贝马斯论媒介 56页


商议模式将公共空间设想为一个传声筒用来记录影响整个社会的各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话语过滤器，从无序的意见形成过程中筛选出对相关议题带有普遍性和提供有益信息的论断,将这些“舆论”广而告之,传递给分散的公众，并将其列入权责部门的正式议程(Habermas,2009b,143)
公共空间作为传声筒和过滤器,将施加“理性化压力,以提高决策质量”(p.143)


——哈贝马斯论媒介 57页

福柯(Foucault)认为，“没有一种权力关系不同时相应地构建一个知识领域”，同样也不存在“一种不蕴含和不构建权力关系的知识”。

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的这本《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之所以成为批判传播研究中的一部优秀作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它第一次以全面分析的方式，联系美国大众传播两个最重要的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批判地研究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其次，席勒教授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问题，利用企业和政府的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来解释大众传播的动力与结构问题。在这本著作中，没有玩弄任何繁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分析了与媒体的董事会、立法者相关的现实问题。最后，贯穿全书的观点使得该书与受黑人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冲击的美国大选所面临的问题相关。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集中质疑了美国的一些机构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把美国乃至全世界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它设置了日常生活中哪些议题需要关注或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因此，如果确实要改变美国的议程或议程设置结构，就必须理解美国大众媒介的功能。

二、技术化生存危机的实质
技术化生存是技术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直接现实，人类一切生存的手段都取得了技术的统一形式，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唯一条件，人类仅仅依靠技术生存并对技术产生依赖关系。技术化生存一方面开拓了人类生存的无限广阔空间，同时也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与困境。
其一，现代技术已成为对社会的控制力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至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① 技术理性以“无人”的精确高效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一套标准参照系和专家系统，技术标准和技术系统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形成技术化生存的社会秩序。技术令社会井然有序、整齐划一，乃至社会陷入技术专制或技术暴政之中。技术统治似乎是一种无人统治，所谓“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人格特征而终止其统治，它甚至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代替过去单纯的政治和经济的压迫，而造成对人的全面性的压制和奴役。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3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并非是实现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事物和世界的构造。技术的本质即:它是人与自然、世界的一种关系，也是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展现方式和展现状态。技术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技术系统客观地物化为“有机体”而存在，并因其自组织行为建立起技术的霸权地位，这是技术的必然性的表现。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5

一、技术的本来面目:人性与物性的自洽
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人的创造物，必然是一种主观性存在，没有人的意志和目的就不可能有技术，技术是人的能动性和目的性的外化，这是技术的人性。
技术的人性表现在:任何技术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技术。技术作为社会的建构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有着复杂的联系。技术是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之下的技术，它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向的制约，从而体现出特定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归根到底，任何技术都是人的能动的社会活动，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人的活动，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为了实现某些目的而制造的，因而鲜明地体现着人的目的性，体现着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赋予，技术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从事技术的人及其意识的制约。


——《当代技术的哲学视野》p7

个人代表权威的灵光再度出现，成为宣传或曝光的一方面。就此而言，现代宣传或公共性与封建公共性确有几分相似。公共关系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并不是舆论，而是声望。公共空间变成了一座官廷，在它面前，公共声望得到展示;在其内部，却不存在批判性的讨论(Habermas,1989a,200f)。

——《哈贝马斯论媒介》P21

哈耶克：

当我们的青年人喜欢薪水稳定的职位而不喜欢企业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听人说过，前者是高级的，更不自私和更公平的职业。今天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即无论在学校中或在报纸上，都是把商业企业精神看成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说成是不道德的，把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说成是光荣的。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阿克顿勋爵


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它就马上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

只有在存在着、或者有可能建立各个人的统一目标的地方，集体主义的社会才能得到扩展，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因素助长了集体主义的门户之见和唯我独尊的倾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认同于一个集团的愿望，这常常是一种自卑感所引起的，因而，只有那个集团的成员资格能够使他比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有优越性，他的需要才会得到满足。

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集体主义者的眼中，总是有一个上述这些行为为之服务的重大目标，并且，照他看来，这一目标使这些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无限制地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

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8.27 维特根斯坦：

关于哲学物事写下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确认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们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植根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 TLP，4.003]

我们使用“哲学”这个词，指的是一场反对由语言表达方式施予我们的魔力的战斗。(BB，37页)

就是说，从哲学问题得到它们的目的。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经验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在于洞察我们语言是怎样工作的，而这种认识又是针对某种误解的冲动进行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增添新经验而是靠集合整理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PU，S109)

我们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权衡语言事实，而不是躁动纷扰地进行猜测和解释。[Z，§447]

由于曲解我们的语言形式而产生的问题，有某种深度。它们在深处搅扰我们;它们的根像我们的语言形式本身的根一样，深深扎在我们身上;它们意义重大，重如我们的语言本身。---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觉得语法笑话具有深度?(那的确是一种哲学深度。)〔PU, S 111]

我们会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这个物体特有的重力是什么?”“今天天气会一直晴朗吗?"“下一个穿过这道门的会是谁?”但在我们的问题之中有一些问题属于某个特别的种类，我们觉得出它们不一样。这些问题似乎比其他问题更基本。这时我要说:当我们有这种感觉，那我们是撞上了语言的边界。

人们一再试图在语言里来界定世界，来凸显世界--但这行不通。世界的自明恰恰就表达于:语言只意谓世界，也只能意谓世界。语言只能从它所意谓的东西即从世界那里获得它具有意义的方式，所以，不表现这个世界的语言是无法设想的。

有些保险柜需要用某个词或某个数打开:你在用上这个正确的词之前，无论用多大蛮力都打不开门，但用上了这个词，一个孩子就能打开它。哲学问题就是这样。〔KMS，269 页]

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创造一种新的、理想的语言，而是去澄清我们的语言、现存的语言的语言用法。其目的在于消除特定的误解，而不在于从头创造真实的理解。〔PGI，§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