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是如何办成“衙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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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6 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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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则新闻，说是位于四川泸州市的泸州医学院近日正式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然而四川大学以一纸公函向教育部表示反对，称“四川医科大学”的校名容易与该校华西医学中心曾用名“四川医学院”相混淆。

        如果梳理一下，原来在过去的6年里，我国共有472所高校改了名字，占高校总数的23%。地方院校纷纷将名称从地市更名为省或大区域，并将“学院”升格为“大学”。有人认为，高校热衷改名，背后是为了追求拨款、待遇和行政级别的改变，也有招生需要。

        这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似乎改了名学校就立马高大上起来。高等教育常常被诟病，“钱学森之问”年年被问。最近看了马国川先生采访教育家朱永新的文章（刊于《财经》第17期），又提出了中国教育家之问，才知道近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走了怎样一条“弯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话人人懂，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万般不由人。朱永新说，“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新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经谈及这个问题。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

        当时人们认为，之所以新中国建立30年没有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是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干扰。把专家视为“白专”，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

        为了尽快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陆续恢复了“文革”前确立的64所全国重点高校，并适当增加数量，到1979年底全国共有重点高校97所。对这些大学，国家重点支持，在师资、资金等各方面进行倾斜。

        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四所大学校长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财政预算和投入，特别是要拨出专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国著名的部分重点大学建设。

        这里面有两点比较有意思：一是这个问题是自下而上提出的。二是这四所提出建议的高校却并没有优先享受到政策。内中情由如何，不得而知。国务院倒是于1984年批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六所大学纳入国家“七五”重点投资建设项目。1990年，又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列入“八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如果像这样每年轮一批，也倒是均衡发展，各高校依然可保持自己的特色发展。但到了1993年，扶持计划开始加码加速，同时拍脑袋的“划数字”出现了——国家教委决定设置“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

        如果说这是国家开始有点钱，可以人为打造一片高校“高原”，扩大受惠面，也情有可原。可到了1998年提出的“985工程”（以98年5月提出命名），就出现了行政力量划分高校金字塔等级的苗头。“985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后，最初只有北大和清华确认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两校分别获得教育部18亿元的拨款额度。后来又有七所大学加入，截至2009年，“985工程”建设高校共计39所。

        这一举措产生的“意外后果”（我且承认政策的善意之初是为了培养一流人才）是造成人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要条件是“综合性大学”，于是推动了国内高校建立“综合性大学”的冲动，像开头那种学院升大学，专科变综合的事屡见不鲜。政府也积极推动集中教育资源，打造教育的“航空母舰”。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985工程”、“211工程”已经关上大门，不会再有新的高校加入这个行列。而在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长又说，要继续支持“211工程”和“985工程”。这意味着那些不能进入工程名单的高校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脱颖而出，那么进入工程名单的高校无论实际成绩如何也不会被淘汰，全国各高校的封闭体制已然形成。这与教育初衷当然背道而驰。因为最好的大学产生于成千上万所大学不拘一格的激烈竞争，由政府来集中教育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典型思路。

        几十年来执行的赶超战略，远没达到培养“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的目标。倒是形成一种体制：入选以上两个工程的高校，要分期确定一批重点课题、学科，然后专项经费会分批投入到“学科建设”之中，评价的方式主要是以论文、课题结项、专家验收为准。每到每期建设快结项的那一年，高校就会突击花钱。所以教育界不少人士批评说，所谓“211工程”“985计划”就是个分钱的计划。

        在高等教育上仍然建成以行政权力作为资源分配的主导方式，这成了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

        最近，来自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的两个学生冉毅立与同学陆龙增在第19届“LINDE金杯”国际青工焊接大赛上获得第一名，气焊历来是欧美国家的强项，这两个年轻人为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获奖零的突破！让该校师生一时振奋不已，因为近年来，该校焊接专业越来越招不到人。冉毅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是来自大山深处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才无奈选择在高职院校就读焊接。

        试问，这样的学校、这样的专业在中国能入选“985”“211”？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我国制造业高级技工人才的匮乏。行政计划体制下的培养人才方式与市场化的经济多元发展怎么能对接得上呢？这也是为何我国市场经济越发展，越感觉高校教育问题凸显、人才匮缺的原因。

        培养不出一流人才，还源于当世已经不大提“教育家”这个头衔。有人说，那个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一生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所大学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它的定位、规模与特色。但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曾统计过，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而中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就像玩走马灯一样。在换届高峰年份，教育部一名分管的副部长，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各大学去宣布换届名单，作一次内容雷同的讲话，这几乎成了其工作内容的全部。对于这种“空投”现象，有教授曾写文章抱怨说：“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

        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中国的高校领导有行政级别是惯例。但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为淡化高校的行政级别，将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定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这次重新确定了“副部级”大学，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加重了高校行政化。

        一方面，“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都是上面任命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部开频繁地向直属大学“空投”书记和校长。这些人大都是政府部门的司局长，“空投”以后晋升为副部级干部。另一方面，各地为了满足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

         到2013年，“985高校”已经有39所。每一所大学至少有校长、书记两位“副部级”，这就意味着全国“副部级”大学领导近80位！“副部级”大学成为大学行政级别化的金字塔尖，依次往下是厅级、副厅级以及局级的高校。所以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序列化的行政分层结构，阶层明显，等级森严。

        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人们追逐权力，往官场里挤，以至出现某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如果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权力可以瓜分学术权力，行政资源可以垄断学术资源，做官成了瘾，学术腐败、基建贪污、高校负债、科研造假、抄袭之风，虚假之风就会随之而来。

        20世纪上半叶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是下半叶以来，再也没有出现一位足以和这些先贤比肩的教育家。这个问题和“钱学森之问”同样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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