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林德：何不彻底废除社会科学？——新大学的建议

张译允

LET'S ABOLISH SOCIAL SCIENCE
A proposal for the new university

上了年纪之后，我希望创办一所新大学。因为缺乏想象力，只好暂且称为新大学。资金来自一两个轻率的亿万富翁（谨慎的亿万富翁会拒绝我的请求）。在当今大学和学院，通常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在我的新大学，只有两类学院：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将被彻底废除。

社会科学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最好用过去时态。梦想拥有全面研究社会的科学是19世纪的伟大幻觉之一，这种科学将像大自然的物理因素或“规律”一样阐明“历史规律”或“社会规律”。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基于“实证主义哲学”或实证主义创立了人性宗教。卡尔·马克思在进入坟墓时，相信他已经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使他成为社会科学中的达尔文和牛顿。

在19世纪的巴西，实证主义为国民提供了“秩序与进步”的格言。但除此之外，它政治影响力很小。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裂成为修正主义分支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前者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不分伯仲，后者以纯粹的形式仅存于朝鲜，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中国、东欧、古巴、越南等至今仍然在缓慢地从其破坏性的影响中复苏过来。

到20世纪中叶，曾经激发创建研究社会的整体科学的早期尝试的乌托邦热情已经耗尽。但是在1945年之后的英美学术界，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野心依然存在，虽然在欧洲大陆似乎要弱一些。

例如，20世纪中，经济学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伪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了从前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陷入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争议中，前者试图用物理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后者更加明智和注重经验，因而制度经济学还被称为历史学派。1945年之后，在美国，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有关的制度经济学被美国经济学界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数理经济学，或“淡水”版(芝加哥大学)或“盐水”版(麻省理工)，这种经济学试图使用方程模型研究经济，就好像它是液体或气体一样。

虽然“羡慕物理学”在经济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破坏性也最大，但伪科学已经感染了研究人类行为的其他学科。“政治科学”这个术语本身就暴露了一种野心，即创建一门研究政治、政府和世界政治的科学，这是像物理、化学或生物学一样真正的科学。

20世纪后期，一种被称为“理性选择”的途径就像树林中的白叶枯病（oak blight）蔓延一样传遍美国政治科学院系。老鼠选择法(the method of Rat Choice)（或者用伪科学家更喜欢使用的词“方法论”methodology）是从伪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借过来的。背叛者称这个学派是老鼠选择。文化和制度被淡化，人们更喜欢尝试用理性的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战略来解释政治结果。

虽然国内政治研究一直遭受老鼠选择的破坏，政治科学中我最熟悉的国际关系领域被另外一种不同的伪科学给扭曲了。这门学科的大部分采用了一种科学方法进行研究，那是已经过世的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方法，这位匈牙利移民试图提供一种途径进行科学推理，这将是对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科学方法进行的另外一种解释。拉卡托斯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死于1974年，可能对他的思想已经被如此使用而感到惊讶和沮丧。本来非常有思想深度和智慧远见的国际关系学者出版的很多著作，因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项目[原译，似应译作拉卡托斯式的科学研究纲领] 的僵硬的和程式化的语言而遭到玷污。

我曾经询问一位曾经担任政府重要官员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在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讨论中是否出现过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他领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流派），他说：“一次也没有”。

你可能认为，古老的人文学科——法学将比其他学科更容易抗拒伪科学的侵袭，你是正确的。不过，受到羡慕物理学和羡慕经济学影响的法学理论家已经在尝试把法学变成社会科学了。最重要的是20世纪末“法学与经济学”运动。

在学界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公开反对社会科学的堕落，因为社会科学已经成为伪科学和经院哲学。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打破学科界限和缩小差距?——国际关系教育的现状”中，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的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J. Gavin）对学科前景哀叹不已，他补充说：“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学科非常重要：比如社会学一直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而我自己的学科——外交史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为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的任何严肃讨论做贡献的努力。现在也不清楚成功意味着什么。经济学的研究生培养饱受(也可以说是负责)许多类似症状的痛苦，虽然可能有争议，但它的确影响世界政策。”加文指出的新趋势，体现在美利坚大学的架桥工程，和许多学院开展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等努力上。国际关系研究要为政策制订服务，研究结果要让政策制定者容易理解。

2000年，厌恶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方式经济学的法国学生起来造反，创建了后自闭经济学(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PAE)运动。该运动席卷大西洋两岸，名字后来改为真实世界经济学运动，因为把他们比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是对自闭症患者的侮辱。

在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所说的“数学模型”感到厌烦。 像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等新组织和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的另类原理基金会和新的出版物如《现实世界经济学评论》给这门沉闷的科学赋予了新活力，使之有了异端邪说和对课堂之外的世界的新兴趣。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n Chang）等恢复了经济史这门学科，当经济学成为虚假的物理学的几十年里，它陷入衰落。

在我的新大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将作为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由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适当的时候用统计学的方法或者其他有用的数学工具作为补充。

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的区别是运动和动机的差异。运动规律可以解释小行星和原子的运动轨迹。人类的轨迹，就像有感觉的任何动物的轨迹一样是可以用动机来解释的。小行星和原子去它们必须去的地方。人类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ASTEROIDS AND ATOMS GO WHERE THEY HAVE TO GO.
HUMAN BEINGS GO WHERE THEY WANT TO GO.
如果你想刺激经济，你可以减税，并希望个人能花钱消费。但他们可能会囤积。在无生命的自然界，这种不确定性不存在。如果你从高楼上丢下一块石头，石头绝对没有机会改变主意，或侧身滑落或再返回顶部，而是只能落在人行道上。

所有人类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心理学的分支。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做出的区分，精神或心理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

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是“理解”（Verstehen），这种洞察力基于充满想象力地将自己认同于另一个人。如果你想理解为什么拿破仑入侵俄国，你必须把你自己当作拿破仑。你必须想象你是拿破仑，在决策的时候从他的视角看世界。这种练习要求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拥有的技能类似于那些小说家和剧作家的技能，而不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技能。诠释学是基于共同的人类心理，由其他人解释人类的言行。它应该是所有的人文学科使用的研究方法，而非科学方法，因为它只适用于自然科学。

“宏观效应”也可以不需要“社会力”等伪科学的东西来解释，这种力就像地心引力或电力一样的自然力。意料之外的后果仍然是个人决策的结果，虽然个人决策是在无法预见的和具有反作用的互动中产生的。如当每个人都同时储备资金时，就出现长期萧条，或当许多候选人造成选票分算的时候，大部分选民最讨厌的政客往往最后当选。在大多数情况下，意料之外的结果必须通过与个人动机结合起来的机构——经济或选举——来解释，如果忽略了机构，光用个人动机是无法解释的。

在我的新大学，在现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当代社会科学中，值得研究的课题必须与伪科学区分开来，并被纳入新的人文学科。将伪物理学统统扔掉。

重组后的人文科学和传统的自然科学的界限将得到严格的遵守。任何一位教授，如果把国内政治或国际事务解释为社会力的结果将被马上解雇。任何自然科学家，若用动机解释无生命的物体将面临同样被解雇的命运，例如，一位地质学家解释说，火山爆发是因为其酝酿已久的不满终于变成了对公众的愤怒。

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还将进一步通过建筑风格和着装规范而表现出来。所有人文研究都是历史科学。若承认这一点，新大学的校园中人文院系的建筑将采用折中主义的风格，它是有些令人厌恶的历史风格的混合体——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传统的中国风格、穆斯林风格、哥特式和夏威夷的提基酒吧（Tiki Bar）。而自然科学院系的建筑将是超现代的玻璃和钢架结构。人文学者需要穿宽袍，科学家则要穿白大褂。

就像在传统大学校园里一样，新大学宽敞的四方院将一分为二，一边是人文学者，一边是自然科学家，每一排建筑都背对另一边的学院建筑。要进入任何一排建筑，你必须绕到外面，从正门进入。为了确保根本没有研究方法上的相互感染，四方院内部将采取护城河的形式作为象征，任何一方都有锋利尖角的栅栏围起来。如果再往界河里放上几条鳄鱼，就更好了。

我还没有决定新大学的吉祥物是什么。但显然，它必须有两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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