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伊拉克的真相（1998年——2004年）

杨静芝

2015-05-19 约翰•皮尔格 批判传播学

报道伊拉克的真相（1998——2004年）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经写道：“我们中的很少人能轻易放弃一种信念，那就是这个社会从道理上必须讲得通。一个国家竟然发狂地惩罚如此之多的无辜民众，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无法忍受。因此即便再有凭有据，这些证据都会被人们在内心否定。”

1999年10月，我站在巴格达一个躺满病危儿童的病房里，和我在一起的是最近刚辞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职务的丹尼斯·哈利迪（Denis Halliday）。他说：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被放到了一边。我们正通过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孩子和百姓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战争中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结果的。我们的目标是平民。比这更糟，我们还把目标对准了儿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联合国来说是，对西方世界来说也是，对我们所有来自于民主制度之中的人来说就更是，因为事实上我们要为我们政府的政策和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负责。

哈利迪在联合国工作了34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工作领域是“帮助人们，而不是伤害他们”。正是作为在此领域备受尊敬的人之一，他被派到伊拉克负责所谓“石油换食品计划”下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这个计划随后被他斥责为一场骗局。“我要辞职，”哈利迪写道，“因为经济制裁的政策正在……摧毁整个社会。每个月都有5000个孩子死亡……我不想掌管一个无异于种族灭绝的计划。”

哈利迪在伊拉克工作的继任者，在联合国工作超过30年的另一位助理秘书长汉斯·冯·斯波内克（Hans von Sponeck），后来也辞职表示抗议。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伊拉克的负责人尤塔·布格哈特（Jutta Burghardt）也随他们而去，她说伊拉克人民的遭遇已经让她忍无可忍。他们的集体辞职行动从来没有过先例。

石油换食品计划由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管理，这个计划允许每个伊拉克人每年有稍多于100美元的生活费。这点钱要支付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必需的服务，比方说供电和供水。更何况，从1990年8月开始在美英政府推动下实行的经济和人道围困，会给伊拉克这个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冲击。这一点美国和英国的官员都很清楚。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要想生存就不能没有基础设施。根据官方文件显示，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已经被1991年美国率领的轰炸行动蓄意破坏，几近瘫痪。1991年1月22日，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说：“除了让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免除对水处理设备的禁运，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报告预计将会出现霍乱、肝炎、伤寒的蔓延疫情，报告还预告说，到伊拉克水处理系统的全面崩溃可能还要过6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只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就不行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访问伊拉克，他的报告指出，轰炸基础设施带来的结果“近乎于世界末日”。28座医院被炸，再加上主要的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还有伊拉克全国8座水电大坝、地下谷仓和灌溉系统，全部毁于一旦。阿赫蒂萨里写道，除非对伊拉克立即实行援助，否则“显而易见，伊拉克人民很快就会面临更加危急的巨大灾难……”

阿赫蒂萨里不幸言中。而且这场灾难的生命代价大得令人吃惊。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 1991年至1998年间，伊拉克有5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因为无法克服长期的营养不良、水质污染和医疗条件的匮乏。“如果再加上成年人，”  哈利迪说，“这个数字肯定超过了100万。”1999年， 70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克林顿总统解除对伊拉克的禁运，终止他们称为的这场“戴着政策面具的杀婴行动”。可是克林顿政府早在1996年就已经作出过他们的回答，在美国时事节目《60分钟》的一次访谈中，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被主持人问到： “我们听说伊拉克已有50万儿童死亡……这样大的代价值得吗？”奥尔布赖特回答说： “我们认为值得。”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此不允许再重播那次访谈，相关的记者也不愿意再谈这件事。美国和英国大多数媒体那里，哈利迪和冯·斯波内克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奥尔布赖特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在英国受到广泛的好评。自传里没有谈到伊拉克，而她当年对50万婴儿的死亡轻描淡写，书中也只字不提。

从2002年7月起，布什政府封锁了50亿美元联合国制裁委员会（UN SanctionsCommittee）批准由伊拉克支付的人道主义援助，布莱尔政府也在背后支持。这些援助包括食品、健康、饮水，以及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项目。在美国和英国的主流媒体上，对这件事的报道半个字都找不到。相反，萨达姆被不断谴责“挪用”和“囤积”联合国援助——布什和布莱尔经常以此指控萨达姆，就像他们诬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几乎没有记者质疑他们俩。毕竟，萨达姆是“巴格达的野兽”。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纪录没有证据能表明联合国的援助被萨达姆政权“挪用”，也没有任何不当的克扣，但是新闻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一点。哈利迪和冯·斯波内克曾经出面说明，伊拉克的救援在他们和100位联合国同事的监督之下得到了严格的监控，却被诬蔑为“萨达姆的辩护人”。

让人民挨饿，在其他各方面都抛弃人民，这么做会给一个暴君带来政治利益吗？当然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的话，他会这么做的，无庸置疑。事实上，萨达姆的确成了禁运的受益人，禁运实际上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确保了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直接控制，因为人们必须依靠政府机关才能生存。

同样的隐瞒手法也用在了1990年代美英对伊拉克的轰炸上。自1991年海湾战争停火以来，伊拉克平均每3天就被炸弹或者导弹袭击一次。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英美轰炸行动，尽管联合国文件表明伊拉克的农村、渔村和其他的平民目标都受到了打击，但这次轰炸得到的媒体关注远远不足。1999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真正的两难境地”，“在对伊拉克北部（和南部）推行禁飞区8年之后，继续存在的军事目标已经没有几个了”。一名美国官员曾经抗议说：“我们只剩最后一个屋外厕所能炸了！”  

今天伊拉克的消息还继续占据着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在这里，我希望《别对我撒谎》一书的伊拉克特辑部分能够向一直封锁“我们”在伊拉克犯罪事实的新闻检查作出对抗。这些犯罪事实已经足以和我们的老主顾萨达姆相匹敌，对此加以隐瞒，和否定纳粹犯下的犹太人大屠杀已经相差不远。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曼（Edward Herman）在1988年出版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书中指出，在媒体对柬埔寨大屠杀的报道中，有些事实“消失”了，这和现在英美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情况的含蓄隐瞒何其相似！

我在下面推荐了5个人的作品。费莉西蒂·阿巴思诺特是一位百折不挠的记者，她常唤起我对玛莎·盖尔霍恩独行侠式精神的回忆。她多次从危险的陆路独闯伊拉克，在英国媒体里，关于伊拉克的常常只有她孤寂的声音。在她的两篇文章之后，是乔伊·戈登的《冷酷的战争：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的经济制裁》。这篇文章最早刊登于美国的《哈泼斯》（Harper’s）杂志。作者乔伊·戈登是一位学者而不是记者，这一点的意义非比寻常。在美国，关于对伊拉克制裁的后果，我找不到哪一篇记者所作的调查报道能有如此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她的作品也表明了媒体强大的反面力量。《卫报》的理查德·诺顿泰勒是媒体中一个可敬的异类，下面一篇《捏造的借口》选编自他关于伊拉克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充分表明了他与情报界的交情并没有削弱他的独立精神，也丝毫没有减弱他对政客欺骗行径的愤怒。专辑里还有罗伯特·菲斯克的调查报道《伊拉克血腥死亡中的又一天》，这篇报道2003年发表于《独立报》，和乔·怀尔丁的名篇《见证费卢杰》一样，它像一阵强风一般切开了美英占领时期伊拉克的“迷雾”。

2004年4月，美军对伊拉克费卢杰发起猛攻，动用了70吨量级的主战坦克、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费卢杰医院报告死亡600人，伤1700人，这些人里至少有一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媒体对于一个超级大国屠杀贫民窟居民的惨剧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义愤，远远不及对最近马德里的恐怖炸弹袭击的报道。乔·怀尔丁是英国一位年轻的人权观察员，她去了只有少数自由记者才敢去的费卢杰，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未经修饰的生猛快讯《见证费卢杰》。这是最勇敢、最棒的目击报道。

本文选自《别对我说谎：23篇震撼世界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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