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绚：也谈“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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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的关系兼议设计优良机制与新闻界“软着陆”


作者陈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5年9月19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23会议室，新闻学院史论部召开了“优良制度与职业道德”学术研讨会（是同时举行的四场研讨会之一），以庆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60周年。

研讨会上，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多位在学界德高望重，在业界赫赫有名的专业人士来探讨媒介伦理与法的问题。

过程中，来自业界的石扉客先生表达了：学界越来越少对我们业界的声援，……特别希望回到业界和学界互相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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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副总编沈亚川发言
此后，我们新闻学院马少华教师写了题为“石扉客对新闻界的批评该怎么理解”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此我也以此文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1．对“业界”的支持和声援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业界本身，二是新闻工作者组织回顾中国新闻史，清末是有报律的，也就是新闻法。虽然有法，但清末有些手握军政权的要人，当被报刊记者报道负面新闻（如当时广州、武汉有警察局长被报刊记者报道嫖娼）后恼怒不已，带着人马去打砸报馆。这种事情发生后，被打砸的报馆都是立即登报或电告其他报馆声援，鲜有呼吁新闻院校的。
民国时期，记者报馆遭欺凌，也是各个报馆间互相呼应，诉诸报端，以求遏制压迫。
即使是目前网络时代，我们在网上搜一搜，也有类似：吉林记者采访遭围攻续：各界声援被打记者（北京青年报2005年09月13日），文中内容主要有：吉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阎振起12日到医院探望被打记者时说，省记协已搜集了这次记者被打事件的相关资料寄往全国记协，并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严肃惩处这次打人事件的相关责任人。
俄罗斯媒体发起活动 声援在乌东部失踪记者（中国新闻网2014-08-11），主要内容是：“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10日发起活动，当天，活动者在莫斯科市内的俄新社大楼附近以及普希金广场等地，分发了大量斯捷宁拍摄的照片，呼吁人们在社交网上支持释放斯捷宁。俄罗斯联邦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承诺，俄罗斯在努力通过各有关部门渠道，帮助斯捷宁从乌克兰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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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院校之所以不参与这样的声援，主要原因是：新闻院校是培养新闻记者编辑管理等人才的地方，主要职责是向业界输送合格的新闻人才。至于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算是合格，前天的研讨会上有个共识就是：有新闻理想的人。（昨天研讨会上也有专家谈到，现在谈新闻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但这是另一个新闻伦理话题，我将另文讨论。）
当然，谈上述内容的目的不是想推卸新闻院校所担负的社会道义上的责任，请各位谅解。看了下面的内容，相信就更能理解。
由于新闻学者们不掌握即时媒介（微博、微信只是近三年来的事情），我们支持业界的方式是召开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法学界的学者们表达观点的方式）。但召开学术研讨会从筹备到召开少则一周，多则数月是平常事。远不及媒体来的迅速，举个例子，陈永洲事件（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此案已经判决，虽然主犯仍在逃，但并没有影响法官及时的判决。）新快报自身的呼吁在他们随后几天报纸头版上出现；央视播放在陈永洲戴着手拷认罪的视频在一周内播出，这种高效在学界是不可想象的。
就拿我们史论部这次为院庆60周年召开的“新闻传播业的变革：历史与现实”研讨会来说，会议总时间为一天，上午一个总会场（座位有200个，但网上报名参会的有400多人，尽管通知有些人不要过来，没有座位，但还是有不少人聚在会场门口），下午四个分会讨论，也是场场都满，不少老师同学都席地而坐（包括马少华老师来晚了，也是在一分会场席地而坐，有江虹拍的照片上网为证）
↑ “优良制度与职业道德”圆桌讨论会议现场
这个会如期召开，是我们史论部的十几位教师和几十位同学筹备了两个月的结果。从发通知，征集论文开始，然后 筛选论文，邀请嘉宾，反复与嘉宾确认时间和发言主题……。
先种好自己学校里的一亩三分地，是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做教师的根本。

再者，学者表达讲究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追求的是理性的思考分析和提出建议性意见，学者一般不常去参与一些即时的，情绪化的意见表达。

↑  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发言

“2．新闻学界能做什么和需要做的什么回答上述问题，正是我们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
我主持“优良新闻机制与职业道德”的开场白是：“我们都深知和亲历着中国新闻伦理与法治环境的复杂性，我们也都深入地思考过解决之道。因此，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讨论一事一案例的好恶，用脑力计算其中对社会的利害得失。更不是用情绪化评价告诫谁。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要付诸行动，为中国新闻伦理与媒介环境的及其制度的优良化贡献自己的智慧。”
我们认为新闻学者需要做的就是思考并研究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闻机制，给党和政府的新闻媒体管理部门以优良而有效的建议。中国的媒体确实到了应该设计一种“软着陆”机制的时刻了。
网络的冲击，环境的压力已将中国的媒体逼到了墙角。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职业道德的滑坡，不是一报一记者的特例，而是普遍现象。根源在哪里，我们也都明了。如果我们媒介不改变“权（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状况，估计一些超越职业道德底线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媒介人的生存环境会一再告急。
上周，一篇题为“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媒体恳谈会”（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2015-09-16）引起人们关注。新任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雁飞称：推动作风建设取得实效，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媒体。他希望媒体真正树立起一个理念：坐南朝北，站在政府立场考察民意；坐北朝南，站在百姓立场监督政府。 王雁飞诚恳地希望：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

针对上文，院里有老师感慨：这要是政治局常委说的就好了。这感慨与紧迫的现实并存。
这次研讨会上也引出了一个早已不是秘密的事实，即中国新闻界，特别是传统的主流媒体储备了大量的优秀新闻人才，但不少都处于“虚置”状态。想起来都让人扼腕叹息。因为我们高校的教师最清楚，改革后的前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各新闻院校每年最优秀的毕业生者多数都选择去主流媒体。只是近五年，由于多种原因，如主流媒体没有正式编制、网络或国企薪水较高等原因，一些优秀的同学才转而考虑去向。
年初有学者重提应重视“新闻立法”，对此，我与几位学者私下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不顾中国新闻媒介现状提“制订新闻法”是不适当的，因为出台新闻法是迫使新闻界“硬着陆”，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媒体制度的设立，在过去的几十年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面对网络革命，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设计优良新闻机制达成新闻业改革“软着陆”，是我们学界和业界需要共面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当然，我们能理解业界人士的苦恼，也深刻地了解他们遇困为何舍了正常路径求助，转向非正常路径,同行禁声，“组织”缺位。缺位的原因许多学者记者在研讨会上都谈到了，我在这里不展开，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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