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国际传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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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对外部主任严文斌演讲 来源：搜狐传媒
2010年07月31日12:21


　　严文斌：感谢论坛今天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受前面几位嘉宾的启发，我想从一个实践者、操作者的角度，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的国际传播与大家分享几个观点。刚才大家都谈到，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国际地位提升，发展模式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赞许，但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国际形象却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各种版本，对拉萨317事件，对乌鲁木齐75事件，都有颠倒是非的报道，主要是不甘心中国发展强大，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对西方形成挑战，他们仍然把中国看成是另类，是罪人，要赎罪，只能做有罪推定，不能做无罪辩护。要让西方接受中国，中国首先要承认自己有原罪，在此基础上再证明自己有罪可赦。在西方媒体对中国不了解、误解、曲解的面前，作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者，当看到自己和自己的同事苦心经营的所谓对外传播的精品力作，几乎不被西方主流媒体正眼瞧一下，当中国国家利益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处在右翼、反华、媒体披露的怪圈下，某些领域还在恶化，我有时不免觉得无助、无奈、无语。中国出口那么多电视机，但是为什么总是出口不了电视机里的节目。中国不时成为全球媒体批评的对象，而它常常无法据理力争。所以，我就确定了本次论坛要谈的主题：国际话语权和中国国际传播。
　　何谓话语权，就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体现。就是能否及时、有效地传递中国的声音，让海外大众听到中国的观点，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决策。话语权的最大后果就是对规则和标准的掌控，规则决定一个国家软实力、硬实力的综合决定因素，话语权是参与制定规则的必要条件。中国要从目前的、国际的规则的接受者变成规则的改造者，最终变成制定者，首先必须有强大的话语权，同时话语权也是国际意识形态的掌控，谁掌控了话语权，就可以把本国的利益统统说成是国际的利益。中国领导人有一段精彩的表述“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的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作为人微言轻的传播人士，我不可能再提出超过这个观点的分析。
　　借此论坛，我提出五个观点：
1.中国国际传播不等于语言的转换，而是观念的传播，表达方式的转变。把中国式的宣传翻译成外语对外传播，是中国传播的常态。通过生硬的翻译传播是不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的，最重要的是熟练的语言。我讲的是首先要有良好的语言作为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要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简单的说就是把中国发生的事情掰开了，揉碎了，用自己的话去传播。作为国际传播，首先必须把中国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去传播，也就是现在很多记者不会写稿，就是为了抄文件，最后编辑给他打电话问是什么意思？他说自己也不清楚。不清楚怎么传播？
2.中国国际传播不能再自说自话。正面宣传就一定产生正面效果吗？负面宣传就一定产生负面效果吗？不一定。我的观点是，要产生新闻要点，要及时跟进。
3.传播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民大众，而应该是曲解我们的西方主流社会、主流媒体。
4.中国国际传播不要怕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要向资本主义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5.中国国际传播必须以受众在同一个环境里进行。话语体系也非常重要，中国的国内传播中就存在着四套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所谓的主流理论话语、学术话语、百姓的话语体系。为什么有些学者总觉得自己的观点不被政府所接受，有些领导习惯于自己准备讲稿，但是不对外界做任何回应，只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不可能达到传播的效果。传播中首先要有包容、自信、良好的心态，减少夸张和煽情。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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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柯林-斯帕克斯教授演讲
来源：搜狐传媒 2010年07月31日10:39
　　柯林•斯帕克斯：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首先要感谢能有个机会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演讲，但是我很抱歉只能用英文给大家做演讲，因为我不会中文。刚才郑教授给大家介绍了中国传媒的角度报道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今天我的讲座里有部分内容也是关于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很难在这个时间内做一个清楚的交代，我讲就几个重点问题做出解释。我主要给大家介绍西方媒体的报纸是美国主流的两家报纸和英国的四家报纸。美国两家主流媒体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为什么选择这两家报纸，因为这两家报纸是世界上传播范围比较大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报纸，而且对中国的报道比较多。英国选择的是四家报纸，分成两类，一类是精英类报纸，就是所谓的大报和严肃类报纸，《金融时报》和《每日电讯报》，为什么选择《金融时报》，因为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精英阶层读得非常多，而且是英国国际上的报纸影响力非常大的，而且也是英国所有的报纸对中国关注比较多的一份报纸。为什么选择《每日电讯报》，是因为它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类报纸，比《金融时报》的发行量要高得多。另外两个大众性报纸，也就是说小报和娱乐性报纸，虽然是小报，发行量也非常大，选择的是《太阳报》和《每日邮报》，在报界的发行量是最高的。选择这六家报纸，给大家要进行两方面的比较，一方面是美国的报纸和英国报纸在对待中国问题报道情况下有什么不同。二是同是英国类报纸，严肃类报纸和小报之间的报道有什么不同。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表中显示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在2009年在这六家报纸中的密度是如何体现的。我在做演讲准备的时候，考察了这六家报纸中所有有关中国、以中国为主题的报道，都是一千字以上的长度，而且提到中国都是三次以上，这样的报道才是，如果只提到中国一次就不算，几千份报道才得出了这样的研究成果。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清楚看见在2009年对于中国的报道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一二三月，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八国首脑会议；最后一个高峰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气候报道。这样的三个高峰的分布，很明显是与一般规律相符合的，为什么第一个高峰出现对中国的关注，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上台，它的外交政策、对环境的关注，很明显是对美国的关注，所以引起了捎带对中国的关注。八国首脑会议时，是因为会议在意大利，他们探讨的是对全世界未来产生的影响，也包括中国，所以这时候对中国的报道有所增加。这些报道的密度的增加说明符合一般报道规律，就是西方媒体关注更多的是精英国家和精英人群，精英国家毫无疑问是美国，第二是关于胡锦涛、奥巴马、希拉里等等重要人物的报道。第三个高峰出现在哥本哈根，它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精英阶层、精英国家、精英人物都出现在会议上，更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报道冲突、戏剧性的事件，哥本哈根的戏剧性冲突事件是层出不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报道非常多。

　　从下面这个图表大家可以看出，主要报纸对中国环境问题报道的比例分布，可以看出哪家报纸对中国最关注，哪家报纸对中国最不关注。《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55条，比《金融时报》的报道量多出两倍。在这里希望大家引起注意的是最后的《每日邮报》和《太阳报》，实际上对中国的报道几乎是没有的，它们的发行量都非常大，也就是说他们不关注中国的事情。为什么美国的报纸对中国的关注量比英国的报纸关注量大？因为他们实际上报道虽然有牵扯到中国，但是更多的是关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环境的态度，所以虽然对中国的报道量多，但实际上是关注自己，而不是关注中国。

　　刚才我们讲了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报道中国，下面我们就集中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报道的，他们的口气、运用的原则是什么。大家知道，学习研究国际媒体的人，西方媒体的记者报道自己，他们说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尽量做到客观公正报道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不是完全符合，按照自己的理念这样去做呢？不管是西方记者、中国记者，他们都是人，在事实的选择上都是有选择的，不可能是毫无选择的，都是按照自己的目的去选择。他们在选择事实的过程，用一个词叫“构建框架”，框架虽然不一定完全公正，但至少要有这么一个构架在那里。我们看看，在对中国问题和对环境报道上，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框架去进行报道。我们现在从下面这个图上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主的新闻报道中用的是什么词汇，从语言上是怎么去构建的。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叫生态，英文和中文都一样，都有褒义词和贬义词，生态在中文里是褒义词，在英文里也是褒义词，但这种运用在报道中的比例是相当小的，只有6%；环境这个词是中性词，在西方报道中和中国报道中的比例是55%，绿色的这块；13%是用了贬义词污染；白色的部分41%，也是中性偏贬义的词；另外6%也是偏便宜的词。这个表很清楚的显示出西方媒体和记者在报道环境问题的时候，虽然这些都是同义词、近义词，都是跟同一个主题环境的报道有关，但在选择上会更多的选择中性词，很少使用像生态这样的褒义词。他们在语言的选择上，主要是以中义词为主，两端的贬义词污染等用得非常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非常惊喜地发现以前没有料到的，他发现了在几种语言的选择上，他们每天报道所用语言的比例。我的发现非常出乎意料，按我理解，美国报纸应该比英国报纸选择更中性的语言，因为英国没有一家报纸是中立的，而美国的报纸是纯商业性的报纸，那么美国的报纸应该多数使用的是中性词汇，事实上相反，使用更多的是偏激词汇。《纽约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都使用了大量带有偏激和政治色彩的词汇，《金融日报》也是非常有立场的，但是它更多的使用的是中性词汇，《太阳报》和《每日邮报》一共就只有三篇文章对中国进行了报道，所以可以不予考虑。《纽约日报》42%都使用的是中性语言，而12%使用的是贬义性词汇，《华盛顿邮报》60%以上都是用的贬义性词汇。对这个发现大家要小心、慎重地去理解。虽然美国的记者使用了大凛的带有立场和偏激性的词汇，但并不是说他们把这个新闻报道自己主观臆造、捏造事实，他们还是尊重新闻报道的原则和规则的。我想说的就是在报道中国问题上，在构建框架的时候美国的记者会偏向于选择贬义性、有政治立场的词汇，引导大家往那方面去想。下面给大家举一个《纽约时报》的例子，他们虽然带有生态这个词，但也不是等于他报道的内容就是正面的，实际上还是非常偏激的，而他一开始用的生态这个词是中性的。

　　下面给大家举各个报纸的例子，通常会引导大家往哪方面去想。一是关于中国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一篇报道，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意思就是说中国虽然在准备报道会议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积极努力，但是在会议最后5天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中国从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成了一个破坏性的角色，这个报道中是以这样的口吻去报道的。跟郑教授所讲的一样，西方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个口径，就是中国是扮演了一个破坏性的角色，阻挠会议进程的这么一个角色。在《纽约时报》里，在哥本哈根中国扮演的角色被形容被《教父》中的教父的角色，所以是负面形象。二是西方国家关注最多的中国现在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如何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这篇是关于中国的水危机，批评中国政府应该把财力怎么样用在进行水资源建设，浪费了很多的水资源，如果你很好的采取有效措施，可能不需要南水北调的工程，认为政府没有采取很好的有效措施让公民对使用水资源。由于我们政策的不当，中国北方的缺水情况非常严重，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还建了鸟巢、水立方这样的大型建筑，耗费了很多的水资源。三是中国的垃圾问题。深圳的宝安、龙岗的垃圾问题做得很好，批评了中国政府虽然有很好的措施可以采取，很多地方为了省钱都会选择便宜的垃圾处理方面，也就是说中国的政策推行不力。还给大家举了一个对中国来说稍微好点的报道，就是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有很多的进步。在这个报道中，破天荒地说中国比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好，在使用新能源上。既使是这样非常正面的报道，中间也包含了很多负面的含义，这个报道中大家如果关注会发现，他们虽然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在碳排放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肯定了成绩，但是外国人还是把在这方面把中国看成了一种威胁论，在环境领域的表述。对于美国来说，在这方面不是合作的问题，而是中国人能赢还是美国人能赢，是我们能继续占领第一把位子还是中国将来会有威胁。最后，英国的大众性媒体《太阳报》《每日邮报》对中国的报道是非常非常少的，说中国现在破坏环境，让特别可爱的熊猫这种动物都没有生存的机会了，等于他们对中国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但这两份报纸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就是劳动阶层看的报纸。

　　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从这次研究中发现，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环境问题上依然是遵循这样的规则，虽然气候变化已经被大家认为是全球性的问题，是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上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立场，每个国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有自己的立场。在国际传播的领域，仍然是精英国家操纵着话语权，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占据最优先的地位，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的主席胡锦涛也在国际上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声音。不管是国内的报道还是国外的报道，依然是冲突性、戏剧性的事件占据报道主体，不是说你怎么怎么好，一定是批评性的。既使是非常客观的报道中，也有刚才所说的那些关于语言的选择和整个的引导，都有自己的思维框架去遵循的。

　　在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报道，还遵循了下面几条规则：1.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代表下，仍然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环境领域都有中国威胁论的存在；2.而且他们使用的语言依然沿用着几十年前的冷战思维，这种思维控制还是可以看出来。在我研究的上千篇文章中只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和谐这个词，而这个和谐社会背景用的语境是中国政府怎么样在农村霸占农民的土地，实际上根本没有达到和谐的标准；3.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威胁的观点，在美国的报纸中远远高于英国的报纸。

　　因为这些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大家在说西方媒体的时候，不要笼统的说，虽然他们都是西方国家，但是在报道上还是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我最关心的和最担忧的，要给大家指出，在英国这种情况下，75%的民众读的《太阳报》《每日邮报》对中国几乎是没有报道的，所以英国大众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少的，这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问题。最后，我想跟大家说说，因为资料是在一个月内出来的，所以大家不要去官方引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正式和核实，才能发展成为正式的论文。

　　谢谢大家耐心听完我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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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伊尔梅瑙科技大学媒介研究室主任马丁演讲
来源：搜狐传媒 2010年07月31日12:23
　　马丁•洛菲尔霍尔次：今天早上我听了之前各位嘉宾的演讲，我感觉到受益颇多。实际上，我想把我的手稿扔掉，谈一谈在其他嘉宾的演讲中得到的非常有益的观点。在四周之前，我在上海参加了另外一个国际传播的会议，所以我不想再在这里继续重复我在上次会议上的演讲。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我想间断地总结一下之前各位嘉宾的重要观点。严主任是作为新闻战线的最前沿的先锋，尹教授在之前也在新闻第一线也工作了几十年，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我曾经在斯里兰卡战役中参与了报道，在1983年。虽然我对斯里兰卡并不是非常了解，但是我在斯里兰卡进行了这段时间的报道，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个国家了解得更多了。虽然说斯里兰卡是已经非常小的国家，当我真正去过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斯里兰卡，他的内部也是非常的多元化，非常不同的。以这种观点来比较中国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内部有更多的不同、差异，实际上外国的记者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中国的记者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在这里并不想以一种教师、教授者的姿态去教授大家，因为大家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前面的演讲中提到了如何用多元的渠道去促进传播这个能力，对这个观点我表示非常赞同。传播是非常有趣的概念，大家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也是因为我们对传播的共同兴趣，在传播之中也同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传播只有当双方能够达成共同理解的时候，它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如果我们仅仅是一方卷入了传播之中，其实这个传播是不成功，也是没有效果的。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想探讨的一个概念是从1960年已经出现，但是直到现在才逐渐被关注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公共外交。学者菲利浦泰勒认为自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国际社会新势力的不断关注，使得国际公共传播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关注性的话题。之前，其他嘉宾讲到的，中西在信息传播上西强我弱的情况，其实也是基于国际实力的不平衡。

　　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对于国际传播领域非常热闹的议论，我并没有参加，因为那个时候我更感兴趣的是足球，以及怎么样完成我的高中学位。显而易见，长久以来对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呼吁和关注，已经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上的格局，以及数十年来的话语权的发展，所以我想跟大家讨论：公共外交将如何影响政治决策。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对德国公共外交的实证研究，在这里我想更多探讨一下我们研究的发现，同时也想将这些发现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而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个研究的框架就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以什么样的目的向谁在传播。我们认为，公共外交的构成要件主要是：1.行为者。即谁在传播。2.渠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传播。3.目的是什么。4.传播的群体是什么。

　　由于时间所限，我不能非常详细地阐述什么是公共外交，不过我想跟大家提及的是，公共外交的一个先驱，也是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著名学者爱德华•波利恩，他认为公共外交更多的是与说服相联系。爱德华理论的时候是在冷战时期，到冷战结束的时候，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发生了转向，向如何促进传播途径的方向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力图让大家理解本国的制度和理想、国家的目标、当前的政策。到21世纪初，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又再次发生了转变，表现出了如何促进共识的强烈倾向，认为其实公共外交的本质就是建立一种关系，怎么去理解其他国家文化和人民的需要，怎么去沟通彼此的观点，以及纠正彼此之间的错误认识，寻找双方的共同之处。因此，尽管在过去40到60年公共外交的定义和理解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各种不同的定义也产生了概念就是对公众的理解，在冷战时期公众是被看成是被说服的目标，但冷战结束以后，已经有研究者力图去理解公众的行为，而在大概十年前公众已经被认为是主要的行为者。

　　每一个国家对于公共外交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公共外交的侧重点也不同，在美国认为，他们国家的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就是传播信息，而在另一方面德国则更加强调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对话关系，此外，一些国家，例如北欧国家、英国，非常明确地使用公共外交这个术语，但是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对这个词的提法显得更加的含蓄。我们认为，公共外交主要包括传播策略、方法，及一个民族、国家中代表着不同倾向和利益的政府和非政府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直接和间接地塑造一个积极的正面国家形象，加深传播各方在理想、目标、政治纲领各方面的理解和感情，以期建立双方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回顾以往，我们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我们发现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跨学科。二是国际化。首先在跨学科上是指各种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向着公共外交这个领域共同努力，以贡献他们对公共外交的不同理解。而在国际化特点上，是指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来自于国际上各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地域分配非常不均衡。这是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机构及研究者都来自于美国，所以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主宰了公共外交的研究，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是比较偏颇，因为他们只是从美国的立场和视角出发，而忽略了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国家的视角。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研究者才开始进入公共外交研究领域，而大多数的亚洲、非洲、南美洲国家现在仍处于探讨公共外交，如何向国外民众传达信息的最初始阶段。尽管公共外交这个术语从未被中国政府明确使用过，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了公共外交的尝试，比如被大家熟悉的斯诺，在那个时候就被要求去报道中国，介绍中国的信息给大家。当然，随着毛泽东时代政策的调整，公共外交有所衰落，到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政策出来之后，开放国门之后，公共外交又再度活跃起来。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乒乓外交，也就是中美乒乓运动的交流活动。所以如果我们想理解公共外交如何能够成功地实践，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它的目标受众是什么。根据我们对德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发现，公共外交的目标受众不一定是政府，实际上也应该把同样的重视给予外国的公众、公民、舆论领袖，探讨如何去影响他们。虽然所有国家都将国外的受众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但实际上在德国、中国，他们的公共外交是从国内开始的，例如德国，就将自己的国民也作为公共外交的受众，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筹集资金，获得传播媒介的支持，以及向国民传达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国家、受众因各个国家的政治目标有所不同，美国就是根据自己的国情也在时时在调整自己的公共外交政策。欧洲国家，例如德国，一直有着西方美国作为主要目标受众的长期传播，但在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在渐渐关注亚洲国家，将亚洲国家作为其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受众。在我们的研究中，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谁在主导这些公共外交，谁是主要行为者？我们发现政府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公共外交中，媒体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大家所知的“美国之声”、“德国之声”、BBC等都在扮演着公共外交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2002年提出了要打造媒体强国的政策。

　　公共外交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文化外交，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坚持要开办文化机构，例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文化学会，但标准却是美国这个没有开设任何文化学院的国家制定的。中国在世界各地都建有自己的文化机构，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中，当地的各国民众可以在学院中自行去感受和了解中国文化。除了文化外交方面，中国政府也非常关注公共外交的教育层面，由于教育，发现国外的民众对于汉语和汉文化日渐高涨的兴趣，开设孔子学院就是作为中国高校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机构，力求达到双方共赢的局面。

　　由于我演讲的时间比较晚，恳请大家再给我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把演讲做完。谢谢！

　　在公共外交中，经济的因素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方面有很多国家注重将自己本国打造成为外国投资者来投资、创业的好地方，例如英国就开设了英国贸易投资总署，挪威的贸易投资部，德国的贸易投资总署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在中国，中国政府也越来越注重经济的发展，北京政府非常清楚，要得到经济发展唯一的方法就是试图加入国际体系，加入国际贸易环境里，但是西方国家由于受到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总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有怀疑和无端的恐惧。对于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的回应就是我们的和平发展观，大家也应该知道，和平发展观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从而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同时推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虽然说这些外交政策是刚刚开始不久，但中国推广自己的软实力的政策非常成功，以比较巧妙和委婉的形式去开展公共外交。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的一系列公共外交关系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关于形象。例如如何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唤起对一个国家形象和政策的理解。另一个是行动目标。例如促进发展和合作，导致的结果也是两个：一是涉及形象的结果；另一个是行动结果。例如促进民主与交流。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以实现公共外交的战略，通常公共外交的行动可以分为长期、中期、短期公共外交，这些活动以包括会议、体育、文化等一系列活动体现。例如芬兰就更加注重新媒体和互联网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虽然在德国新媒体的作用也得到了广泛承认，可是由于德国一些资金的缺乏，以及人才的缺乏导致将这些新媒体如何更好地运用到公共外交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

　　昨天我非常有幸地发现一个新的，我以前不知道的公共外交的策略，如果大家都参加了开幕式，在宴会的前面有一个展板，上面写的是茅台，也就是我们的酒外交。我已经把那个展板拍下来了，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回到德国之后，我会把这个东西展示给我的学习看。如果在座的各位对公共外交并不是很了解，也并不是很清楚，这也不是什么意外，这是因为在对公共外交的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还是属于冷门和被忽视的领域，只有在美国和马尔他，我们才能看到以教育和对国外传播能力为目标的公共外交课程。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来参加这次的国际传播论坛，就是因为我想呼吁大家能够更多地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我希望与大家开展广泛的合作与更多的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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