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级硕士程博学术日志

刘海明

2023年4月17日

今天在进行毕业论文的访谈，针对社交媒体的平台摇摆动因我寻找了3个社交媒体更新较为频繁的对象，初探用户在不同社交媒体之间来回摇摆的动因。当然用户在不同社交媒体之上行为是极其复杂的，以此我将具体的分析框架框定在用户的“表演”行为之中。所谓“表演”即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的印象整饰，用户会在后台提出表演策略并在前台进行表演。而今天的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巡回式“演出”的舞台，关于巡回式“演出”的动因，有较深的探索价值。

2023年4月18日

今天访谈继续，另外在读一些文学类书籍。最近对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较感兴趣，正在读《行人|草枕》作为日本作家与评论家他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多有讥讽日本“文明开化”的作品。其风格幽默风趣，流畅明快，值得一读。

2023年4月19日

毕业论文访谈继续，夏目漱石读了五十来页，便开始翻看一些专业类书籍，好为后面论文的主体写作打好基础。选了《心灵自我与社会》以及《亲密关系》两本心理学书籍，其中《心灵、自我与社会》较为熟悉，考研时了解过米德的主客我理论，这是研究自我传播的奠基之作。用户在不同社交媒体之间进行巡回式演出的动机当然涉及心理因素，因此研读此书十分必要。

2023年4月20日

今天毕业论文访谈继续，文学类书籍依然在读。另外在看一些经典改编类电视剧，如最近的《人生之路》，改编自路遥的《人生》，这本书自初中时便已阅读，虽然不如《平凡的世界》那般宏大，但开放式结局也令人回味悠长。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高考被人顶替，但依然靠自己的努力先后成为教师、通讯员、《大众晚报》记者、《青年文化》主编、作家。可以看出路遥对记者行业有着很深的情结，当初我选择新传行业也是受到《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的影响。在剧中高加林笔耕不辍，即使在家当农民依然保持写作习惯，这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极佳的榜样。

2023年4月21日

接着毕业论文访谈。另外正式开始读米德。了解到米德不仅是心理学家，更是一位哲学家，在哲学上属于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的传统，即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之间并无明显区别。他说：“一个时期的哲学总是解释这一时期最可靠的知识的尝试。”接着读完了导言，其中了解到米德认为心灵与自我是社会的产物，而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的姿态为它们的出现提供了机制。

2023年4月22日

接着访谈。在今天的访谈中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有的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更新频率逐渐降低乃至关闭朋友圈等渠道，除了外部对私人领域的干扰，还因为自我效能感的降低。有朋友表示看到别人“过得太好”也会“眼红”。这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的朋友圈也有类似现象，放眼看去尽是华美的自拍或个人勋章的展示，这种展示在自我升格的同时却忽视了部分受众的感受，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过度的镀金也会将个人悬置于悬崖之地，一旦出现漏洞便无法挽回。

2023年4月23日

这个星期迎来了广西三月三，这是广西独有的节日，全省会放假三天，访谈工作进行得有些艰难。原因是大部分朋友已经去游山玩水。我也利用闲暇时间补习了三月三的相关知识，并观看了影片《刘三姐》，看到了那个年代劳动人民敢于抗争的精神。最近同样关注桂林旅游，因为其被不少游客诟病，原因是服务差、乱定价等，三月三之际漓江以及遇龙河漂流工人竟齐齐罢工，原因是旅游公司与工人之间产生矛盾。千里之外来到桂林的游客见此状只能失望而归。桂林文旅成为众矢之的，其消极回应的态度也被网友诟病。突然想起公关大师游昌乔的公关原则，真诚为第一，这是处理负面舆情的头号原则，只可惜桂林文旅并未意识到。

刘海明

2023年4月24日
论文访谈内容已收集完毕，开始主体部分的写作。首先需要分析用户在多个社交平台进行摇摆式“表演”的动因、阅读了不少有关社交媒体使用动因的文献，结合访谈内容寻找共同点。

2023年4月25日
买了许久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终于到了，今天读完了前面的导论。印象比较深的一对概念是“给予”与“流露”。给予是指我们有意传达的那一部分信息，而流露则是我们无意间传达出的信息。回想个人经历，只觉得戈夫曼的概括十分精辟。

2023年4月26日
继续阅读《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第一章是“表演”，戈夫曼认为个体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都称之为表演。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的自我披露与社交互动都属于“表演”，这对我的毕业论文有很大启发。

2023年4月27日
毕业论文写到社交媒体摇摆式表演的弊端部分，分析了社交媒体倦怠、媒介沉迷以及刻板印象等部分，快到结尾了。

2023年4月28日
今天读了几篇有关布尔迪厄的访谈文章，对其场域理论以及资本的介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人们在社交平台进行摇摆式表演的动因之一便是为了获得社会资本，以此获得群体的持续性资源。

2023年4月29日
毕业论文已写到结尾，开始谈摇摆式表演弊端的应对之策。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可用在这里。另外《对空言说》中彼得斯倡导的肉体的交流也可引用。

2023年4月30日
毕业论文已完成，还差致谢未动笔。继续读戈夫曼。第二章“剧班”。如果一个剧班的总体印象要令人满意，那么剧班演员的每个成员都要求以不同身份出现，以此才能保证“演出”的多样性，社交媒体中同样如此。如微信群聊中，总要有人扮演询问者，有人扮演解答者，不同的角色是维系群聊存在的基础。

2023年5月9日
向导师提交了毕业论文，格式方面存在很大问题。章节划分不够明确、参考文献排列不够规范等。在小红书与B站等软件上学习良久，终于调整完毕。

2023年5月10日
今天继续阅读《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第三章“区域与区域行为”。戈夫曼将区域定义为“任何可以受到可感知边界某种程度限定的地方”，并将区域分为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其中在前台区域，有一部分被称作装置，即固定的符号装备，有些表演者可能会为了装置而表演而非为了观众。一个人在前台区域的表演通常存在一些标准，被分为“礼貌”“体面”。后台区域则会凸显被掩盖的事实，表演者可进行放松，而后台的定位要求其被隐藏，阻止观众的进入。同时，后台困境的出现导致表演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自我形象极易崩塌。
2023年5月11日
今天了解到一个新概念：深度媒介化。这一概念由学者安德里亚斯·赫普所提出，是指媒介化的近一步深化，在这一时期，网络媒介已经对社会系统深度嵌入，个人与社会发展已受到网络媒介的深度影响，脱离其便意味着与社会的脱轨。因此有学者倡导一种全新的媒介素养，即从个体视角出发，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媒介素养不应该仅止于将社交媒体当成一种工具而制定相关的行动策略或提升使用这一工具的能力，而应该将其视作人们在媒介渗透的社会环境中所拥有的的能够自主应对日常生活并且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一种自主权

2023年5月12日
继续阅读戈夫曼，今天读到第四章“不协调的角色”，戈夫曼以某一特定表演作为参照点，并根据功能区划分出三种关键角色：表演者角色、接收表演的角色、既不参加表演也不参与观察的局外人角色，在表演过程中，我们可以期望在功能、可获得的信息以及所进入的区域三者间发现他们的相互关系，但由于这三种因素很少会完美无缺，且由于有关表演的另外一些因素会不断出现，因此它们三者之间的简单关系会变得复杂。这些因素由于对表演十分重要，因此被称之为不协调角色。戈夫曼在这里列举了“告密者角色”“托儿”角色“中间人”角色等等，他们都是特殊的角色，不能被简单定义为观众、表演者或局外人。

2023年5月13日
今天毕业论文答辩，起了个大早，但大约等到中午才轮到自己。所幸调查做的比较扎实，被评为优秀论文，但还要二辩，又有几分痛苦。

2024年5月14日
今天周日休息一天，翻看公众号时看到一篇文章，在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好的特稿和纪实报道了。突然想起最喜欢的特稿记者李海鹏之前在东航坠机事件中就《人物》发表的《mu58735》被下架一事发表评论，他说自己宁愿去卖淫也不愿再做记者，随后微博被封。不禁感慨万分，他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特稿记者，很喜欢他的特稿，举重冠军之死、悲情航班、北川地震，每一篇都是经典。但今天的网络环境却让他说出这等极端言论，大抵也是时代的悲哀吧。

刘海明

5月15日
今天阅读了彭兰的《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其讲述人们的认知、判断、决策会受制于算法，人的社会位置也会因为算法偏见、歧视，以及其他原因受到禁锢。彭兰在文章里发问，人的认知判断决策是否会受制于算法？人的劳动是否会被算法隐性控制？（福克斯提出数字劳动，认为今天的平台用户实际都是运输工人，是免费替大平台和广告商运输商品意识形态的工人，都是一种数字劳动者。）算法社会对人的监控会强化吗？我们又应该如何对抗算法囚禁？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过“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面对一个无可回避的算法社会，我们只有提高对算法的认识与驾驭能力，才能够成为算法的主宰者，而不是其囚徒。

5月16日
今天阅读了一篇名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的文章，其写到自媒体时代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传播呈现出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速度实时化、传播 动力复杂化、传播范围全球化等特点。 治理途径可以从政府、平台、公众等角度展开。第一， 可以及时公开信息，让谣言止于真相，完善新闻发言人 制度以及信息公布平台；第二，可以立即开通各类辟谣平台，遏制谣言传播。如百度的“百度辟谣”以及阿里 巴巴的AI谣言粉碎机等。第三，可以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让谣言止于智者。当下，互联网技术革命也带来了谣言治理新机遇。一是实现辟谣信息的资源共享，如微博联合公安部上线的全国辟谣平台，二是实现网络谣言的快速识别，如今日头条由人工与机器协同组成的“反谣言系统”，三是实现辟谣信息的精准推送。利用用户画像与算法推荐实现精准辟谣。

5月17日
在阅读有关数字新闻学的文献过程中，有学者总结实践表明，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应该也不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新闻媒体的日常实践过程，但在数字新闻时代，基于新闻媒体机构自身不同的历史特点，一套更具灵活性、对话性与可塑性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应该在理论层面发挥先导作用。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中西方均注重新闻的突出性与感官体验，且中国更注重借助算法工具将公共价值纳入新闻价值判断依据，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渊源密不可分。对于经典新闻价值要素而言，时新性重要性均被中西方所解构，有观点认为过度关注时新性反而会导致新闻失实等问题。中国新闻业更注重将是否具备沟通性与共情性纳入新闻价值判断依据。在数字媒体时代，西方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划分更为具体化，中国则更为宏阔且更加注重突出新闻价值促进社会治理的现实效用，尽管中西方在新闻价值的认知上存在矛盾与冲突，但也不妨碍两者相互探讨与学习。其中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5月18日
王辰瑶教授将新闻真实定义为，新闻真实是新闻行动者向全社会做出的提供对现实及时、全面、准确叙述的专业承诺。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闻活动与复杂的职业系统网络使其实现。在此文里，王教授对以往质疑新闻真实的观点做出了驳斥，并指出新闻真实是新闻专业化的内在要求，最初的新闻业并不追求真实，但为了与其他行业区别开来，实现专业化，真实性便被生产出来，逐渐成为了衡量一家媒体是否专业的必要条件。数字新闻时代，数字新闻的再专业化要求真实，但难度更大，不仅要在信息爆炸中找到高质量新闻，还需要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参与，仅靠业余行动者无法实现。新闻真实是维系网格化数字新闻业的价值罗盘，它可以驱逐非新闻，还可以确定新闻行动者网络运行中的目标，使新闻行动者之间展开良性合作竞争。

5月19日
今天读了几篇有关舆论监督的文章，长久以来，新闻业界与学界将情感与新闻理性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容。但随着社会化媒体对公民情感话表达的引诱与舆论主体的多元化让新闻媒体不能再逃避情感在新闻生产与舆论引导中的作用。要将其利用到舆论引导中不仅需要在文本建构中使用情感话表达手法，也要引导群众进行理性的情感表达，建立共识，塑造一个有温度的媒体形象。

5月20日
今天刷抖音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人在抖音上发起了反对崇洋媚外的挑战，原因是网上曝出不少黑人欺凌我国女性以及黑人留学生在一些高校享有比国人更好的待遇。这引起大批网民的强烈不满，甚至要求黑人滚出中国。虽然也有部分理性发言，但大多评论都扬言自己是种族歧视。这样极端的民粹主义在网上迅速发酵，引起风波。但官媒一方并未对此作出评论与回应，致使负面舆论愈演愈烈。在这样的群体性公共事件中，若没有官方出面，这种种族歧视会愈发严重，将不利于我国的国家形象，甚至会被外媒加以利用，破坏我国的国际合作。

5月21日
最近的南宁在抖音上也火了一把，原因是南宁慧泊停车高价的停车费以及乱划线收费的现象，有网友讽刺，在南宁停车路边吃一碗粉，结果粉5块钱停车费要15块。此事一发南宁市委部门或媒体并未发声，这便导致一系列负面言论的衍生。这次事件也反映出舆论监督的问题有地方主义保护严重、异地监督情况泛滥、法律制度不完善，舆论引导问题有传播主体多元化，导致舆论引导难以聚焦，其次传播渠道多元化，导致裂变效应，舆论无法聚集，再者传播内容泛娱乐化，使舆论传播正效应不断分解，最后新媒体用户分众化导致舆论引导难以全面覆盖。解决措施主要有抓住典型事件、进行议程设置，把握好时度效，提高舆论引导力。只有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双重驱动才能使我国的舆论思想得到新发展。

刘海明

2023年5月22日
今天阅读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第五章，“角色外的沟通”，在这章里，戈夫曼将角色外沟通分为四种，缺席对待、上演闲谈、剧班共谋以及再合作行为。
缺席对待指人前人后两副面孔，背地贬损更容易共享秘密而形成共同体，因此更为普遍。上演闲谈指不同身份的成员抽离出来讨论一场表演的效果。剧班共谋：秘密暗号系统，通过特定语言接受或传递非明面显露、甚至与表面意思截然相反的信息。再合作的行为：剧班成员彼此的对待方式不同，使社交接触陷入阴郁、带有强制性的状态。这几种沟通形式在生活中均有发现，着实有趣。

2023年5月23日
第六章为印象管理艺术，首先戈夫曼介绍了表演崩溃（表演者所支持的现实受到威胁）的几种主要形式：无意姿态、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闹剧。其后戈夫曼从不同角度出发将应对措施分为保卫表演的措施：防卫性措施（表演者）、保护性措施（观众和局外人）、有关巧妙的巧妙（表演者配合观众）。
防卫性措施要求剧班成员所具备的品性：忠诚（不泄露剧班的秘密）、纪律（表面沉浸、实则清醒分离）和谨慎（对可能发生的意外预先做好准备）。
保护性措施：局外人警告、巧妙地不予注意、忽略疏忽或接受关于其的辩解。
有关巧妙的巧妙：表演者善于接受暗示，或依照误传事实的礼仪行事。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见表演崩溃的情况出现，以上几种方式可帮助表演者应对形象崩塌的风险。

2023年5月24日
最近看到《乘风破浪2023》开播后热搜不断，各种古早记忆不断被唤醒，回家的诱惑、极乐净土等标签纷纷登上热门。这一季的姐姐们凸显着新时代的“她力量”。她们展现的真实洒脱、立体的形象弥补了荧屏上长期以来的单一刻板的女性形象，更符合当下更加追求独立平等的女性思潮。姐姐们的穿搭与节目不断突破自我，这种反凝视的倾向更有利于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2023年5月25日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后真相的理论谱系与现实反思》，作者认为真相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体系中思想的碰撞与活跃维系着真相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意义。问题关键不在于为人类寻找一种超越性的客观价值，赋予其先天正确的神话意涵，站在权力的角度下这样的倾向总是危险的。更为真诚的路径是，在对话中理解多远、建立规范以及纠正偏误。换言之，人不应该成为被某种假定的“真相”所制约的人而是在解蔽过程中不断开放的人。正因如此，传播过程中需要破除的是一分为二的对立思维，正视后真相语境中真相与价值普遍互构的可能性。

2023年5月26日
长久以来新闻反转被视为一种消极负面的现象，是新闻从业者专业素养低下的表现，但有学者提出一种正向的新闻反转，即动态真实型新闻反转。马克思曾说，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 过程中，在报刊中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马克思 的报刊的有机运动指出报纸不可能一次性事无巨细地 将事件的全部详细经过呈现出来，因为事物完整的呈现 需要一定时间，在这个过程报刊需要不断报道，每一次 报道都是对事件真相的阶段性部分呈现，而随着事物的 发展，以及不同报刊与记者的通力合作才能揭露事件真 相。而真实动态性新闻反转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事 实的推进，第二种是认识的深化，错误信息的澄清。因 此真实动态性新闻真实是一种阶段性、 过程性真实，更 是一种综合性真实。

2023年5月27日
最近的国泰航空歧视非英语乘客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相关舆论在网络上迅速扩散。由于此次事件涉及到语言歧视，因此引起情感共振，舆情迅速升温。当然国泰航空的处理非常迅速，表示会于三日内公布处理结果。这才避免舆情进一步发酵。由此可见在此类公共事件中，速度为公关的第一准则。

2023年5月28日
今天休息，受邀参加了一场高中模拟面试，不知会有多少人来咨询新闻专业。

刘海明

2023年5月29日
这周读刘老的《媒体道德哲学》，学到许多哲学知识，康德的认识论是让对象符合知识而不是相反，这不同于我们过去靠自己的直观思维认识世界的形式，这是形而上学哲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受哥白尼的启发产生了这种认识论，对于重思人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仅靠自己的感官经验与自然界现象来认说明自然界，这样太过于被动，只有将个人经验与事实升维成理性，才能够进行预测等活动。但这种认识论的缺点在于，先天认识形式限制下的事物对人类的表现已经不在是事物本身。那这种认识还是正确的吗？因此在先天认识形式之外，还应该存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主体。因此康德同时强调理性与经验的重要性。

2023年5月30日
最近一众科学界大佬又联合声明应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对相关行业发展进行监管。有学者担忧一但人工智能发展到超人工智能阶段，人类将面临灭绝的风险。最糟糕的不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战争，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AI操纵。由于AI技术的复杂性或尚未真正体验到其带来的可能性我本人属于“乐观派”，总觉得科幻片中AI消灭人类的画面遥遥无期。但上述的新闻让我的看法也有所动摇。

2023年5月31日
建立起统一的媒体道德哲学体系，并在该体系之上产生诸多概念，能够让研究者对照诸多媒体实践，而不用再被动地解释。
诚如康德所言：“没有因为新的体系排斥其他一切体系而贬低旧的体系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旧的体系的发现甚或失败的尝试，我们也不会在一个体系中达到整个哲学的真正原则的那种统一性。
想必这也是所有学者孜孜不倦研究的目的之一吧。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胡永教授的一篇推文亦是这种看法。技术的发展不能因为其出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否定旧的技术的作用与贡献。

2023年6月1日
今天看到康德的归责障碍大小的反比律：若自然障碍（感性的障碍）越大，道德上的障碍（义务的障碍）越小。例如记者在报道灾难新闻时，看到需要帮助者，出于感性比如抢头条的诱惑会让他选择拍照而不去救人，这里他的感性占据主导，而此时他的道德障碍会变得很大。

2023年6月2月
真正的媒体道德知识体系是先于媒体实践而存在的，并非是从媒体实践中推演出来的，因为只有先于媒体实践存在，才能避免业者以利害关系将其作为从业原则，只有依循这样的体系才能够使得业者以自然的即超越功利性的方式进行媒体实践。在这样的实践下所生成的媒介产品才能够实现最大传播效果，而非作为谋利或实现生产者某种意图的工具。
媒体道德的形而上学让我对这种哲学观产生了新的看法，以前的教科书将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总让我为其贴上不好的标签。但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必是有其历史与现实价值的。

2023年6月3日
媒体业者如何让自己在从事专业实践时将个人的行为准则与普遍的媒体道德法则保持一致，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两者相一致，才能算得上有责任。若没有责任，道德法则才有存在得的意义。这样的责任若根据普遍的道德法则产生并执行，一但具有示范效应，就会成为一项定言令式。但如果这样的责任中夹杂了媒体或个人利益，其行动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其就成为了假言令式。这样的行为虽然是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并不能责怪媒体业的个体，但也是道德责任所不容许的。
义务是按照法则进行行动的一种必然性。以命令式的法则以及责任产生的义务要求媒体业者不能出现某些行为。而这样的法则一但与实践相结合，被称作禁制的法则，这一法则不同于命令的法则，其包含允许、不许两种可能以及建立在这些可能之上的责任。这类法则及其责任规定业者的行为既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前者意味着业者在遵守法则时也有发挥创造力的责任。

2023年6月4日
德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来源可以是其自由选择，也可以是现实压力的施加，这让其坚定自己对道德法则的遵守。而媒体业者所效仿的道德典范具有类似于神的崇高性，这种典范具有示范性，能够让媒体业者在面临诱惑与压力时履行义务。德行要求意志的定力足够坚强。当媒体业者能够坚持媒体道德法则且执行力极强，那么他的德行就越高。但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德行典范似乎只是个梦，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价值，其带来的应然性让无数媒体业者愿意为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

刘海明

2023年6月5日
今天继续读《媒体道德哲学》，在媒体实践中，所有业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大多数人是根据自己的感性目的做判断，因为感性目的是出自于人的动物性本能。但感性目的的多变极有可能让业者的媒体实践与媒体业的法则相悖。因此必须要有与感性目的相反的道德目的来与之制衡。而维护这种道德目的则需要人的自律。当人（包括自身与受众）成为媒体业者的理性目的，那么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不会因为技术迭代而降低。
在Chatgpt、元宇宙等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中，从事媒体业的工作者应当建立自己的理性目的，并将人作为理性目的之一，这样才能避免被智能技术所操纵。

2023年6月6日
但一个目的何以成为可能？首先其需要在概念上被建立，当其在理论上得以被论证，那便可以被投入实践，来证明这些目的的可能性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比如新闻的透明性是近年来学界积极探讨的。随着技术发展与迭代，新闻生产的公开透明为学界所提倡，这一概念的建立在理论逻辑层面已经具备了可能性，但其是否可用于实践，还需要业界的持续检验。只有其在实践中获得可能性，其才能够兼具逻辑的可能性与客观实在性。

2023年6月7日

媒体实践中十分重视的“义务型目的”的产生有两条途径，第一条是从目的出发，发现合乎义务的行动准则，或者从准则出发，发现同是义务的目的。虽然人的感性会不断驱使人们根据自己的感性目的去寻找与之相匹配的义务，但媒体道德哲学强调的是人作为能够摆脱野蛮超越感性的动物，应该从道德义务出发，寻找与之相符的目的，或直接将这种义务作为自己的执业目的。这种又是义务又是目的的事物是媒体业者能够对媒体业保持热爱保持敬畏的关键。因为他们一旦将自身承担的义务或目的作为自己的目的或义务，就代表其已经将媒体业当做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已经超脱了传统就业观念中的那种雇佣与被雇佣的人关系。

2023年6月8日
康德认为，伦理学中的义务唯有在纯粹理性中才有其根源。但传统的媒体逻辑研究中的反思均是从经验出发，并在其中选择可以使用的准则。这样的义务是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而建立的，并非伦理学中的义务。因为“目的都是自私自利的”。
因此根据各种经验性依据建立起来的义务是不断向变化着的媒体环境妥协的，环境变化，条件也会跟着变化。因此媒体道德哲学强调从义务概念出发并且将这种义务导向成目的，这样的义务型目的就会让业者根据道德原则为自己设立准则，去进行执业活动，这样的执业义务才具有纯粹性。但目前看来这种纯粹的、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义务在现实中几乎难以存有，其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激励着媒体业者不断追寻。

2023年6月9日
当一种义务能够被导向为实践的目的，那么这种义务就被称为德行义务。德行义务不能完全等同于伦理义务，因为德行义务还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目的，这种义务比伦理义务要求更为具体，可以被看做是伦理义务的落实。如伦理义务要求记者报道新闻必须真实客观，这种形式上的强制并不涉及到目的，但德行义务要求这种真实客观必须要成为记者的目的，并落到实处。德行义务是伦理义务的更高阶形态。因为德行涉及到人在生活中碰到的新事物新问题。这些都可以被当做他的新目的，并且这样的目的需要被义务化，也就成了他的德行义务。比如记者看到新闻现场有人受伤，去救人并不属于记者的职责，但出于个人的德行，他会将救人当做自己此行的目的，进而产生救人的义务。
义务型目的的设立是为了避免业者出现按照自己的感性冲动为自己制定目的的情况出现，只有服从媒体道德法则去行动，才能够避免各种有违媒体准则或法则的现象出现。

2023年6月10日
此外，康德将义务型目的的对象分为自己的圆满性与他人的幸福。因为人在一生中会不断自我完善，因此追求自我的圆满就成为了人们奋斗的目标，如果人将其作为自己的义务型目的，那么人流能够调动自我的行动。虽然自我圆满看似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但这也驱使业者不断提升自己以及坚定目标。媒体业者的圆满性又分为自然方面与道德方面的圆满性，自然方面的圆满指业者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而道德方面的圆满性则要求人将完善道德作为义务性目的，在执业时子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此外，通过向受众不断提供优质资讯，受众在业者的媒体实践中能够获得幸福感。因此这也是业者的目的型义务之一。受众信息消费的幸福又包括其信息消费实用方面的福祉以及受众信息消费道德上的安适。

2023年6月11日
今日休息，看到红辣椒评论发了两篇有关四川大学新闻学院一女研究生曝光地铁大叔事件的评论，还没有滑到评论区，我便知道这两位作者定会遭到网友的批评。因为这两篇文章完全没有了解清楚事件的始末，并且以旁观者的姿态要求大众不应该网暴或攻击那位女生，且作者将该事件与刘学州、粉红色头发女孩被网爆事件相提并论，这便已经搞错了整个事件的前提。前提是该女子已经查阅大叔手机，大叔并无偷拍，该女子却依然曝光大叔且称其为“猥琐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难道不该被批评？其又何以与粉红色头发女孩被网暴事件相比？作为新闻学子，其更应该知晓舆论的力量，更会预料到曝光大叔的后果以及自己可能会承担的代价，但其依然义无反顾，这样的行为难道不该被批评？连最基本的新闻伦理道德都不具有，却成了985高校的新传研究生，这不仅是其自降身段，更是令外界对整个新传专业产生了消极的刻板印象。

刘海明

2023年6月12日
继续读《媒体道德哲学》。媒体业者除了对己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之外，这个群体还应该遵守对他者的义务，这便是执业义务，其中包括两个不同的义务对象：受众与同侪。对他者的义务可以被划分为关爱他者的义务与尊敬的义务。
媒体业者对受众的关爱义务具体包括对受众信息消费的满足、谢意与共情。媒体业者有义务满足受众的信息消费需求，向受众提供高质量信息可以被视为向受众施惠。这种施惠不同于报纸订阅打折，而是让受众感受到媒体内容中业者的善意，这便是康德说的“以他人的幸福（顺遂）为乐”。这种施惠与善意应该是媒体行业的全部业者普遍遵守的一项准则，并且其中不应该夹杂着个人的感性欲求，一但这样便是违背了施惠的公益性准则。这种关爱受众义务应该是一种分内的义务，即不能够存有直接的回报诉求。

2023年6月13日
对受众的谢意是指媒体业者应该由于自己与受众与业者纯然的执业关系，就应该对受众表示谢意。这不同于传统语境中的感恩，两者间不存在因果联系（不因为受众购买报纸而业者获得奖金所以业者对受众心存谢意）。这种谢意应该是没有有形后果的纯然由衷的谢意。
心存谢意应该被“特别地视为神圣的义务”，从而达到对媒体业者的强制。当这种谢意被表达，受众就获得了与媒体事业相当的崇高地位。
这种谢意该如何表达？作者认为存在广度与强度的准则。首先谢意上的广度要求媒体业者将谢意表达的范围追溯到那些过去、当下与将来的消费过媒体信息的受众。强度准则则要求业者优先向当代受众表达谢意，尤其是向媒体业者供职机构的直接受众（报纸订阅者等）表达谢意。
此外媒体业者还应该与受众实现情感上的共鸣，这种义务不同于前两种，与受众实现了情感上的共鸣。
首先两者应该同甘共苦，即康德所言的“道德上的同感心”。这要求业者在信息生产与传播时预感到这些内容在受众内心产生的情感变化。这种共感心使得传受双方的情感依据各自的意志自由交互，而非单方对另一方情感的调控。如何评判传受双方同甘共苦？这要通过受众对媒体信息的消费后产生的情感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的来评判。如果在接受信息后受众的情感保持着意志上的独立性，便说明业者并未操控受众的情感。

2023年6月14日
媒体业者对受众的尊敬义务包括对受众的谦和、公允与欣赏。谦和表现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体业者与受众直接接触可能性增大，业者不应该有傲慢的表现。首先业者应该要节制自爱，即不能够因为他者比自己优秀而出于维护自己尊严的目的否定他人，这样的自爱属于人性中的恶。同时也会使自己心灵封闭，变得自负。因此媒体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业者有节制的自爱的基础之上。
此外，媒体业者应该避免傲慢。傲慢不同于自负，后者更强调一种精神上的高贵感，而傲慢则是精神上过分的占有欲，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媒体业者对受众的公允首先要求其尊重受众的名誉。社交媒体时代各个受众被根据其数据冠以画像与标签，这显然是对受众的刻板印象，当然这样的印象也与媒体业的报道不够客观有关。只有根据理性与客观事实去刻画受众报道事实，才能真正尊重受众的名誉。
其次媒体业者应该尊重受众的人格尊严。这要求其不得使用侮辱性的词汇，不得歧视任何人。
媒体业者对受众的欣赏要求媒体业者首先应该珍视受众，尤其是在面对面受众时，应该尊重受众的人格，在面对攻击时作出有尊严的和严肃的防卫。

2023年6月15日
媒体业者应该避免漠视受众。对受众的尊重作为一项消极义务时，业者不应该在心里漠视受众。作为一项积极义务时，应该在尊重与关爱受众后以更好的标准主动服务受众。
媒体业者对同行的尊重义务包括同一机构内部的同事之间的同行、同一类型媒体介质之间的同行以及不同媒体介质的同行之间的尊重。同事之间应该保持友谊，他们基于相同的价值观进行合作，并为彼此的福乐以及受众信息消费的福乐考虑，这是伦理义务的同事友谊，并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友谊。但同时，这种同事间的友谊也存在诸多困难，如双方都有欠缺，合作并不理想等；另外媒体环境的不理想也会导致业者间的友谊面临考验。
媒体同行间也应该遵守道德友谊，因为即使媒体业者供职于不同的机构但他们所面临的受众是相同的，因此需要保持友谊，这种友谊由于没有同事间的利益竞争，会比同事间的友谊更为纯粹。这种同行间的友谊核心是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当同行间的道德友谊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他们的深入合作交流将推动媒体业的发展。
此外媒体同道间也应该互相尊重，如机构媒体或个人媒体应该保持人格上的平等性，不同种属的媒体业者可以向对方提出专业实践方面的建议，如媒体业界与媒体学界等。

2023年6月16日
媒体道德哲学除了要通过思辨提供纯粹的理论知识，此外还应该指向媒体实践。媒体道德哲学哲学的实践论包括媒体理论实践、技术实践以及实践范导的伦理性。
媒体理论实践需要重视理论知识的创新与理论实践的伦理性，其实践的前提是尊重生产实践。因为理论实践是对专业实践的事实进行抽象或者综合而产生的某种程式。
知性范畴与感性直观的中介被康德称为图型，这种图型是理论实践业者通过想象力对时间的先验规定，其有效性需要生产实践者进行检验。因此理论实践者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与理性，将感性事实所指的对象进行推测演绎，提炼出超越感性对象的普遍性概念。
媒体理论实践也应该具有合目的性，当今的媒体理论实践存在理论知识与经验事实不同类的现象，前者是缺乏逻辑的想象之物，而后者却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媒体理论实践必须超越生产实践，这样才具有统摄感性的力量。因此媒体理论实践业者的职责在于感知媒体实践的经验对象，并利用理性构建出超越生产实践的理想化专业理念，使之超越时空指导生产实践。
媒体理论实践的业者应该具备规定性的与反思性的判断力，前者可以将媒体生产实践归摄于其之下，后者则是使业者有能力对生产实践的形式做出评价。媒体理论实践的业者两项职责为从事媒体理论生产与阐释、对理论实践的对象进行伦理审查。审查包括对实践前期（理论实践动机、构想等）进行审查与实践后期（结果）进行审查。

2023年6月17日
媒体理论实践的第一层次是揭示媒体实践中普遍的法则，这种揭示应该遵循理性的逻辑思维，尊重媒体生产实践。当这些法则被生产出来就应该进行实践检验，因此反思判断力必不可少。
媒体理念应该遵循媒体理论的道德法则，这符合媒体业者的直觉判断与理性判断。通过对媒体理论实践的伦理审查可以使其避免缺乏伦理性的媒体理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同样地，媒体生产实践也应该遵循媒体业发展的规律，掌握媒体业作为必要条件的理论知识与作为选择条件的理论知识。前者是媒体业者必须遵循的义务。而后者媒体生产实践的选择条件包括德行义务与媒体实践创新。
之所以选择条件包括德行义务是因为媒体机构是道德机构，应该要赢得受众尊重，业者需要陶冶自己的德行。此外还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概念。虽然这两个是媒体业的积极义务但在媒体道德哲学中，这也能被视作媒体道德实践的必要条件。
在专业实践中媒体业者会有各种执业习惯，指导其的经验知识来自于个人与群体的经验，这并非纯粹的理性知识，因为经验世界中不可能产生普遍必然的理性知识，但它们在专业实践中具有理论价值。但这些知识由于并不完善比如本身包含实用目的可能面临伦理风险。对此需要进行伦理审查，但这种审查看似是对专业生产实践的审查实际是对专业理论知识及其运用的审查。这种审查不应该只是简单纠正业者执业行为的偏颇，还应该对照其行为与概念规定的吻合度。
另外，媒体道德哲学需要对媒体理念及其指导产生的实践效果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这种评价需要质疑与批评。这种评价包括自评与他评，并且要求评价者使用纯粹理性进行评价，但由于各种利益的掺杂导致其无法客观中立。首先媒体实践评价需要尊重实效，评价者应使用自由意志，尊重业者的独立人格，尊重实践的自主性与真实性。
评价媒体实践需要理论造诣、认识媒体规律、了解特定的媒体实践背景，以避免感性评价误导公众。

2023年6月18日
媒体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媒体技术的研发也应该具有伦理性，首先媒体技术研发应该尊重媒体规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里，技术一直被当做工具，但随着信息革命及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技术研发必须考虑人的主体性地位。媒体技术的研发应该要从媒体生产实践中汲取经验，考虑生产实践者的需求，并按照这样的需求去设计开发新产品，并将其引入传媒教育机构。如果科技公司盲目研发新产品，便会破坏媒体规律。理想的技术研发应该是由大型媒体机构设置前沿技术研发部门，避免造成技术研发的盲目性。
人的自由必然与自然相统一，技术研发者的自由需要将科学技术与媒体实践相连结。一方面要发挥个人自由意志，并依据其形成研发新技术的理念，另一方面理念与产品必须坚持技术向善的原则。此外技术研发者也应该对媒体业者的诉求按照向善原则进行审查，以避免各种损人利己的情况发生。在新技术应用之前，技术公司应该运用理性预先评估技术的副作用。此外技术公司也应该对研发者的自我利益进行审查。
在技术应用阶段，对技术的伦理审查首先要考虑其应用是否符合道德法则，是否尊重各个领域的人。媒体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还应该考虑技术应用的伦理性，某个领域技术的进步与专业实践所需的全部技术发展水平是否同步需要进行伦理审查。如果技术在专业实践中不平等，那么就可能产生史安斌提出的技术追逐综合征，产生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道德平等主义强调的是技术应该致力于提升媒体内容品质，而非单单吸引受众的手段。
媒体技术评价在今天不再由专业机构与人士所垄断，评价主体更多元化。但无论评价主体是谁，都应该尊重事实。康德认为判断力可以统一自然与自由，技术产品与专业实践之间的差距也应该由技术产品的使用者运用判断力来弥合。媒体业者在技术方面的判断力需要具备对技术理念、技术原理和技术应用与专业实践相统一的审美能力。对技术的审美能力能够帮助业者弥合技术与实际应用的鸿沟。
对技术使用中的评价，实际上是调整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与道德情感的关系，对技术使用的正确评价能够培养媒体业者的技术态度。
媒体实践需要代际范导，有经验的业者指导缺乏经验的业者，不仅是传授技能经验，更是传授道德法则。这能避免执业教训在下一代业者身上重演。康德认为只能在专业实践中形成的媒体伦理知识只能通过讲授或者诘问的方式获得，前者是有知识者向他人进行讲授，后者则是年轻的业者与有经验的业者之间来回追问。执业行为只能是示范或引导的，其中有经验有德行的业者就是媒体伦理思想的助产士。
这种范导尤其应该重视道德原则的范导，因为媒体作为道德机构还承担向人们传播道德观念的责任。媒体间也存在着理性实践（按照道德法则进行的实践）的范导，否则新生媒体的业者可能面临无所适从的窘态。
媒体机构对非媒体机构也应该存在实践范导，社会与人与媒体业一直存在着互构关系，麦克卢汉的媒体生态环境概念忽视了道德环境，这一环境的缺乏导致媒体生态无法进入理想状态。因此媒体机构应该范导非媒体机构，首先应该对其有足够的尊重。对非专业媒体以及业者的实践理性的范导应该是使其意识到道德法则的至高无上，从而真正敬重法则。简单模仿学习某个专业媒体的职业习惯是不行的，因为习惯只是无任何准则可言的持久爱好，这种习惯不过是感官方式的机械作用，而非思维方式的原则。（康德）

刘海明

2023年6月19日
今天阅读了国际新闻界的一篇《用户正在逃离社交媒体？——基于感知价值的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因素研究》，社交媒体是主流的信息媒介，但是近年来用户对其产生倦怠心理。已有研究将倦怠原因归结为信息量过大（感知过载），这篇文章认为除了“量”的原因之外，还应存在“质”的原因，故提出感知价值这一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因受到感知利益和感知成本两个方面的感知价值因素影响而产生倦怠。认知成本对用户倦怠心理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时间成本、功能价值、信息质量和社会价值。认知成本和信息质量是本研究发现的影响社交媒体倦怠的新维度，前者表明中国用户花费较多时间精力猜测解读他人发布的信息并深以为苦，反映出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后者说明当前中国的社交媒体信息环境亟待改善，需要提高信息可信度。对于第一点认知成本我深有体会，由于互联网信息量的极速增大，导致无用信息的冗余情况也愈演愈甚，寻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变得愈发艰难，因此有时我也会选择摆脱社交媒体，而在图书馆或电子档案库进行资料的寻找。

2023年6月20日
今天阅读了常江教授等人的《审美茧房:数字时代的大众品位与社会区隔》，文章介绍，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破坏了传统审美实践赖以维系的媒介间性，通过不断挤压“反思”和“协商”在审美实践体系中的存在空间，消弭了文化公共性在审美实践中得以形成所必需的批判性距离，进而全面导致了大众品位的私人化，制造了“审美茧房”。这种审美茧房形成了社会区隔，并且导致了具有公共性的大众审美无法形成，这不利于社会的团结化与公共化。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而无法与他人达成共识，那边可能形成网络骂战、网络暴力等消极现象。为应对这种现象，那只能疏而不能堵，应该容忍各种小型趣缘群体的存在，以此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2023年6月21日
今天阅读了《媒介共享：人民性实现的新形态》，其中介绍了人民性在网络社会的新发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核心概念。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人民性实现的新的现实条件，使得全体人民能够以主体身份广泛参与到社会信息交互的全过程，这一革命性的进步是通过媒介共享的形式得以实现的，它使得人民群众在社会信息交互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具备了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无论是在信息公开层面、传播关系层面还是媒介功能层面，现代信息技术能够让人民群众实现多方位需求。

2023年6月22日
今日阅读了《“算法冒犯我”：用户与算法的情感实践及其自主性》，文章将算法视为可交互的传播主体，有助于挖掘更深层次的算法与人的复杂关系。通过对18名算法推荐类应用程序用户的深度访谈，文章发现算法与用户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情感实践，本文将其称为“算法冒犯”。而用户自主性则是用户应对算法冒犯的主要机制，表现在温和抵抗、自我调适、算法素养三个方面。将算法作为一个传播主体实际上作者已经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这对于我们反思技术对人类行为逻辑以及社会发展秩序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要改变技术对人类的异化，只能依靠人的自主性，再次成为算法的掌控者。

2023年6月23日
传播学教授邓建国认为，所谓“对话”就是面对面你来我往的坦诚和舒缓的交流。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对话”，参与者总想着掩藏自我，树立人设，问者不在意答，答者非所问，所以“对话”质量就很低，就让听者觉得很无趣，马上“换台”。
​​​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超注意力时代，由于大量信息的出现导致用户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便会愈发失去耐心，导致媒体倦怠的出现。这种倦怠很容易产生延续，延续到现实世界里。人们的社交欲望也因此降低，难以对一个人真正地保持兴趣，只在意自己人设的树立。人人都活在自己塑造的虚假世界里，这样的快乐也只是虚假的快乐。

2023年6月24日
在信息爆炸，表达混乱的时代，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无比重要，它能让人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保持身心健康和事业顺利乃至成功（虽非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关键问题在于，个人的信息素养（媒介素养）从何处获得？今天的新闻传播专业是否是培养这一素养的唯一途径？是否需要一个专业来培养这一素养？
显然通过一个专业来培养一种素养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用专业培养一种素养实际上与大多数人认同的功利主义相悖，素养能吃饭吗？能领到工资吗？显然不能，但长远来看，这一素养也是人们成功的必要因素。反之，所有人要培养媒介素养是只能读研究生吗？那在今天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难道都需要去读研究生吗？显然不是。

2023年6月25日
今天看到张雪峰在微博上“卖惨”，称因为压力过大被强制住院。突然想起来邹振东教授提出的弱传播理论，张雪峰虽然不是理论家，却掌握了这一理论的精髓。觉得有几分滑稽可笑。

刘海明

2023年6月26日
今天阅读了青年记者发布的一篇名为《人工智能的新闻传播实践及反思》，文中写道，就技术本身而言，目前人工智能赖以发展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均存在一定限制和缺陷；社会层面，智能技术与传播实践的深度嵌入则容易导致“流量至上”价值准则变化、信息闭环加速社会共识消弭，以及愈加泛化的歧视偏见；而对于用户来说，其隐私权、数据所有权以及自主选择权均存在被侵犯的风险。只有技术、社会和用户“三位一体”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善用。还记得之前阅读的几篇文章在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是都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这是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后人类作出的反思。这篇文章里还引入了社会这一维度，社会作为第三方有必要起到监督的作用，可积累为日后写作的材料。

2023年6月27日
今天阅读了常江教授的一篇《作为故事的新闻：观念、实践与数字化》，他从舒德森提出的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探讨在熟悉新闻学时代我们应该生产何种形式的新闻。文章认为，新闻的故事化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涵：讲故事是信息和价值传递的一般性实践；新闻生产的基本目标是与受众（用户）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新闻业应当致力于形成一种介入性的专业文化。通过对“新新闻主义”与“非虚构”潮流的回顾，文章进一步阐述故事化在其作为另类新闻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新闻业应对行业危机的变革性力量的历史逻辑，进而提出数字时代的到来决定了故事化将成为新闻生产的主流趋势。
但新闻故事化很容易诱惑生产者产生虚构与歪曲事实的倾向，这一点应该规避。

2023年6月28日
2023年6月29日
这两天毕业典礼，与同学师长合影聚餐，暂时停下学习。

2023年6月30日
回家，在火车上阅读了《拟人化趋势下的虚拟主播实践与人机情感交互》，文中介绍在拟人化程度上，虚拟主播呈现出拟物、拟人、拟真三个不同的发展维度，而拟人化的设计使其普遍与人类产生更加积极的互动。受众通过人机协同建立起新型的情感关系，迁移、准社会交往、认同和崇拜四种情感类型并存在于人类与虚拟主播的交互之中。但拟人化对人机情感交互的影响并不是恒定而线性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拟人化设计对信任关系的建构有更大的影响，而社交、友谊和亲密关系类型的人机交互并不必然受到拟人化的影响。且随着人工智能拟真程度的不断提升，虚拟传播主体及其高精度仿造技术的应用也给网络平台带来新的伦理风险与治理挑战。
发觉在抖音上出现了许多AI主播，其真假难辨，24小时不间断直播，评论区有不少网友与其互动，其中有不少带有敏感词汇的言论。这些人已经将对真人的情感转嫁到了ai身上。

2023年7月1日
火车晚点，只能蹲在候车厅里，手机电量就快见底。

2023年7月2日
到家。刷到一条微博：如果你强烈地赞成一个立场，就应该能认真花些时间用一段逻辑清晰地文字阐明你的立场，哪怕用足微博的140字。如果这点时间和脑力你都不愿意花，而仅仅是诉诸强烈的情绪和辱骂，你如何让人相信你能多么坚持你的立场？ ​​​
可多熟人只愿意逞口舌之快，他们没有清晰的逻辑以及令人信服的说辞，只为满足一吐为快的表达欲。这是互联网的大多数，毕竟感性才是推动人们表达的主要因素。何为对何为错，没有统一的标准，他们就是标准。

刘海明

2023年7月3日
今天阅读了《“新闻人”:数字新闻生产的主体泛化与文化重构》一文，文章介绍全球新闻业的数字化导致了新闻生产主体的泛化，进而推动了整个新闻专业文化的持续演变，以“新闻人”为观念起点，传统新闻生产体系得以重构，不断确立多模态、分布式、介入性的新规则，探索构建以公共性与透明度为核心标准的新伦理体系，并在人际关系与意义流通两个交叠的维度上形成高度网络化的新生态。后工业时代，新闻人已经不再是某种清晰的职业身份，换言之，新闻人可以是“任何人”,也即新闻人不再有一个确凿无疑的指称对象，“去职业化”之后的“新闻人”会不会、或是否有必要进行“再职业化”?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2023年7月4日
今天阅读了《“情”从何起：数字新闻“情感转向”的现象学反思》，文章介绍情感不仅是数字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当代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型“事件”和转捩点，对于审视当下媒介环境变迁与新闻实践变革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本文将以现象学作为理论依据，集中讨论新闻传播思想史中的情感问题，以反思现代新闻实践中情感要素何以被遮蔽，又因何隐而复显；厘清数字媒介技术可供性与当代社会情感实践现状、情感结构变迁以及情感模式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情感因素在新闻实践中隐而复现，这客观上反应了受众对这一因素的需求，归根结底与智能化的新闻生产环境脱不开关系。

2023年7月5日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应用成为互联网空间新生态，开放域多轮对话与生成式技术的突破带来传播研 究的新变化。2023年5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国际新闻界》协办的“ChatGPT启示会”在京成功 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京师大厦，围绕“大语言模型下信息生产与流通领域的问题” “大语言模型下伦理法规领域的问题”“大语言模型下 文化领域的问题”三个议题展开了历时1天的精彩研讨。 最终，会议基于平等交流的学术研讨原则，聚焦大语言 模型时代的新变化提出了66个传播学研究新问题。 讨论结果发表于《国际新闻界》 议题一： 大语言模型时代传播学研究新问题讨论 议题二：大语言模型下伦理法规领域的问题 议题三：大语言模型下文化领域的问题，该会议可积累下来。

2023年7月6日
阅读刘海龙的《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与传播研究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与传播研究》对于传播研究而言，我们如何认识 ChatGPT 这一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事物，它会对传播的境 况与人的境况带来什么根本性变化？这是首先需要讨论的传播哲学问题。本文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的角度， 将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性人工智能定义为“新常人”，它们代表着一种知识渊博的认知平庸者。这样一 种新的存在者里然绝对服从人类，但是在实践中却将成 为凝视人类的他者。ChatGPT 的问答逻辑及其知识生产 方式也促使传播专业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教学理念及内 容，从技术传授转向人文素养的提升，这样才能应对来 自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挑战。

2023年7月7日
阅读了彭兰的一篇有关aigc的文章《AIGC与智能时代的新生存特征》，智能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改写人的生存。从AIGC 领域 的技术发展走向中，我们至少可以预见以下几种可能的 新生存特征：人机交流的技术障碍不断扫清，人机交流 将在人们未来生存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AIGC 技 术推动的艺术创作会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化 生存”成为普通人的新常态;AIGC 与其他技术的交互作 用下，虚构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将融为一体，真实的自 我与化身的自我相互纠缠，真实的人与虚拟的人相互为 伴。这些改变还并非终点，而可能只是起点。

2023年7月8日
今天了解到一个新概念，游客凝视，又称旅游凝视，它是英国社会学家厄里 （John Urry）在《游客的凝视》中所提出的概念，指的 是早期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聚精会神审视的观看方式。 不过，随着视觉技术的发展，旅行摄影成为了游客凝视 自然或人文风景区的有形化与具体化实践。他们通过将 风景转化成相片，而使旅游的瞬时体验成为了永恒的收藏。

2023年7月9日
妥协社会，这一概念来自韩裔德籍哲学家韩炳哲的著作 《妥协社会：今日之痛》。书中的妥协社会指的是，中庸和妥协在整个社会中大行其道，人们会本能地逃避冲 突、痛苦，走向“肯定型”的社会，但是这种妥协指向 了“今日之痛”，人们并非是真正与痛苦和解，而是在 逃避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