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 - 传媒教育网

陈力丹教授在云端读书会的分享中涉及到了三个问题：（1）“新闻传播学需要学习什么？”（2）“新闻传播学需要研究什么？”（3）“学术写作应该注意什么？”。

本期推送中，我们节选了陈老师对于“新闻传播学需要研究什么？”这一部分的分享要点实录。其中，陈老师总结了若干论文选题中需要避免的陷阱，以及他近年来关注的研究话题，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

我总结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其中包括（1）5G技术；（2）新闻生产领域的人-技关系；（3）乡村媒介；（4）农民工群体的媒介使用；（5）视频博客；（6）自媒体“洗稿”；（7）数字劳动；（8）社交媒体隐私；（9）传播技术具身；（10）建设性新闻。

从这些话题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形态的急速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传播技术也正在促成社会的进一步媒介化。不过，目前新闻传播学界习惯于紧跟快转式地对新鲜话题进行描述，深入研究乏力，阐释片面，缺乏较强的批判意识和有组织的持续性研究，也缺乏对问题的学理分析和多学科视角的全面解读。

2019年的文章里，我感觉写得比较好的包括这么三篇：郑满宁《短视频时代Vlog的价值、困境与创新》（《中国出版》2019年19期）王锡苓、刘一然《皮村新工人自我赋权和微信公号的形象建构》（《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年总49期）翟秀凤《创意劳动抑或算法规训？——探析智能化传播对网络内容生产者的影响》（《新闻记者》2019年10期）。这三篇文章为什么写得好，它们共同的优点是：既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也有全面且深入的学术研究；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紧密；最后，它们说话实在。

如果大家在选题方面找不准，我还推荐大家看看史安斌老师每年都会写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另一篇是美国新闻传播新趋势。每年的这两篇文章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来自全球视野的启发。

2020年我看了3篇评奖文章，都是量化调查报告，应该说做的不错。不过问题在于，现在几乎所有文章都是这个模式，实质就是一种对情况的叙述。学术研究如果总是停留在这种叙述上，没有思想，没有人文社科理论的创新，我们永远没有出路。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很多人喜欢在人民日报和西方国家主要媒体网络上搜某几个概念或某类文章，做的量化的比较或分析。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搜一下某几个概念或某类文章的显现情况或使用情况，十分简便，于是就出现了这一类论文，比如《纽约时报某年到某年关于中国某某问题的量化分析》。

这种题目毫无意义！理论上没有贡献，应用上没人会去参考。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原则上不能将人民日报或外国传媒上关于某形象、某问题的量化分析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博士论文就更不要说了。

很多论文不断紧跟传播科技发展的脚步，描述各种社交媒体的传播“特征”。人人都在玩的东西，就算多少有些概括性，学术上也是无意义的，因为过不了几年，时髦的传播形态就会过时（例如研究微博的书）。

还有就是所谓“对策研究”。现在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选题相当多的是对策建议。学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这类建议大多是政治套话，说了等于没说。原则上我不认同学位论文选这类话题。

相当多的专职智库人员，本来应该独立思考，建言献策，但一天到晚揣摩上司的心思，写各种迎合的“对策建议”，出的馊主意不少，误国害民。这两年这类事情遇到得多了，甚至搞“低级红高级黑”，产生了“上误国家决策，下惑黎民百姓，远引他国戒心，近发邻居恐惧”的“假大空”负面效果。沈志华在文章中特别说了这个现象：

“学者是做基础研究的，理论分析。你要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国家关系理论的角度，对外交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而具体的对策不是一个学者能够做出来的。国家有各个职能部门，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商贸部，他们都掌握着非常详细的信息、秘密的情报，他们也掌握着资源。所以，具体问题如何应付，在外交、经济、军事各方面怎么操作，人家比咱们强得多，你不要抢别人的饭碗，而且你也抢不过来。不过，他们也有问题，就是职能部门只是限于某一个方面，大概看不到全局，而且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分析。相反，这才是学者的职责和责任。”

我曾经读过一篇叫做“中国互联网治理研究”的论文。从这个题目来看，这篇论文就没有研究，因为标题里缺少基本观点和理论假设，不过是对中国网络治理工作的全面介绍。这种基于工作经验的总结，即使不读博士生，只要在工信部某个部门工作，简单搜集一些资料，再认真些，就可以做出来。

再仔细看，作者对文献的掌握仅限于表面的几篇文章、几本书，对于互联网理论的掌握比较肤浅。前面叙述的“理论”与后面讲述的内容没有关联，也不需要关联，因为后面的叙述不需要学术理论来支撑，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够不上是学术研究，而仅是一种情况的比较全面的介绍。

2018年4月，我给规划办提了一项建议，针对的是新闻史的研究。我认为在项目申报中，新闻传播史选题应该有一个附加条件：

作者需要提供对研究对象已经掌握材料的情况，把找到材料列为研究时间内的重大事情的，原则上不得参加申报。申报人对研究对象要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提供的已发表的论著与新选择的研究话题之间没有关系的，原则上不得参加申报。这次看的全部是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审议材料，相当部分是设想甚至幻想，难点都是找材料，还有部分申报人员以后成果与选择的新内容完全无关。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高校很多，代表性有限却层出不穷，因为就在身边，其实研究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写出一篇什么文章应付各种考核。以后对以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要警惕，作为论文写作的练习可以把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但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这类选题无意义，多数文章没水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个口气很大的标题与一个“以……为例”的副标题结合的论文多起来；近年又兴起在大标题或副标题中使用“基于……”的行文模式。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一个口气很大的标题顿时变得很小了，但那个“为例”或“基于”的对象，均不能代表或推及大标题涉及的内容。

（1）互联网对社会传播结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该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可能带来的种种悖论以及对悖论的解读。这都是中观层面的，学者应该想到。

（2）互联网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各方面的应对。这个问题比较宏观，是未来形态的，没有知识积累做不出来。

比如，传播技术没完没了地升级、更新换代，真是信息传播的社会需要推动的吗？IT资本的利润驱动恐怕起了很大的作用，传播技术的无限发展是好事吗？它对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影响，现在讨论得很少。

现在各种互联网突然蹿红的事情，被视为传播的奇效。各种路径，从娱乐、文化产业到新闻传播，都有神奇的成功案例。问题在于，成功的几率比中彩票还小，却无人研究这是为什么。那些突然蹿红的人物、事件、观点、词语，大多出乎当事人的意料，被复制的可能性也极小。这些互联网传播的偶然性里面，有什么规律可循吗？这需要传播学者与心理学者的合作研究。

现在生活中几乎所有时间碎片已经被整合，甚至人类数万年形成的“一心一意”思维惯性，正在被“一心多意”和“三心二意”的互联网接受和传播方式取代。这对人类是福祉还是恶兆？

这样的问题都需要研究。向社会提出忠告、警告，是学界的责任。但因为有一定难度，还可能涉及到跨学科的合作，很少人在做。

1.从4G、5G到光子计算机。回顾并论述4G已经对整体社会传播形态和方式的影响，进一步探讨5G对社会传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新传播形态对传统传播顺序的挑战。新传播形态下的信息传播，呈现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信息发出和接受的线性顺序。

3.新传播形态下人的记忆方式和内容偏向发生的变化（谷歌效应）。更多的选择性记忆在于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而不是具体的知识要素（具体时间、地点、观点的原文原话、情景等）。网络媒体的失忆（有能力存储所有信息，但无人关注存储，甚至有意抹去历史记忆），远比大众传播时代严重。

4.网络语言形成的规律与传统语言形成规律的异同。新网络语言的形成规律依然是语言学以往的规律，但有自身的特点。

5.社交媒体下的群体性孤独（Together Alone）。以往以血缘、地缘、业缘、血缘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网，随着虚拟社交技术的发展呈现出社交交往虚拟化、熟人网络与陌生人网络整合化等发展趋势。

6.社交媒体下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私人属性（二者叠加）。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境况，私人领域议题越来越公共领域化。

7.互联网条件下“新闻”内涵的延展。未来“关于事实知识的知识” 将超越简单的“发生了什么事”的新闻知识类型。

8.互联网传播中的信息误读。我们更需要关于“新闻误读”在网络传播条件下的研究。已经有了陈秀云故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误解：论新闻文本间距》（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但尚没有跟踪互联网传播条件下的进一步研究。

9.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谣言”一定程度难以避免。新闻传播学界多向公众和官员们提供关于互联网条件下新闻传播的比较科学、理性的认识。

10.互联网条件下的信息（新闻）期待。互联网传播的圈层、交互和超链接等传播特点造就了更为复杂的信息内容的期待类型。

11.智能软件和新闻聚合网站对“新闻价值”的运用与问题。每天对上无数数据进行扫描，建立在众人新闻选择的基础上，比记者根据新闻价值的经验判断选择新闻精准得多，但也存在更多的道德问题。

12.网络原生[自然]广告（Native Advertising）对以往展示性广告和广告学理论的挑战。传统的关于广告传播的本质即“展示”，而且多以生硬地打断观看的线性秩序为前提。然而网络的原生[自然]广告，打破了广告传播“展示”特征，实现了有价值的内容与广告的无缝融合。

13.传播学在互联网传播时代面临的危机。传播学产生于社会工业化的背景，因而是大众传播的阐释者，而对网络传播的阐释，目前没有系统的传播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