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战地记者、灾难记者的心灵创伤 - 传媒教育网

这五年来，很多老记者因种种原因离职转行，对媒体来讲是较大的损失。新闻界最珍贵的战地记者、调查记者越来越少了，满屏都是写各种吹水软文的记者。

吹牛杯软文大赛正在火爆进行，靠软文生存，在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这是门苟且的营生。

同一件事，不同的写法给观众的感觉会很不一样。举个最简单容易理解的例子，“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意思就很不同。

今天反转新闻和真正优秀报道的稀缺，媒体人的黯然神伤，和优秀调查记者的集体出走，有很大关系。

中国新闻界媒体寻租形态，软文是一种奇葩存在，以新闻的形式做广告，软文是最早诞生的，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现在似乎已经少人批评，在互联网营销漫天飞扬的时代，写软文文案被鼓吹为一种能力。长期以往写软文被新闻道德律令所禁止，如果你对某个职业媒体人说他是写软文的高手，这等于是在侮辱他，但今天微商统治互联网的时代，写软文的堂而皇之，好像没有什么耻辱感了。

专写吹牛软文稿件，成为常态，与一线调查记者、战地记者、灾难新闻记者出现巨大新闻专业主义认知偏差鸿沟。虽然这些人披着媒体外衣，其实他们并不是真记者。

新闻界避免软文的办法就是让采编部和经营部分离。倘若两个部门分离，采编人员就不能为自己的单位拉广告，不可以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不可以担任企业公关，不可以参与为企业制作商业广告。

但如今传媒机构媒体生存都很艰难，机构为了生存也常常安排记者介入软文，很多官办媒体以宣传为导向，专门做宣传稿件，吹水稿件看得人起鸡皮疙瘩。

这似乎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赚钱这件事并不可耻，发家致富没什么不好讲的。但是为什么那些真正新闻的圣徒，调查记者、战地记者、灾难新闻记者活得很艰难，他们出生入死，是整个新闻界最后尊严的示范者和庇佑者，却活得艰难，生活潦倒落魄，还会有各种轻重程度不同的心灵创伤。这公平吗？

那些真正的调查记者艰难真相寻索，弄出无数大大小小的独家，把违法乱纪的腐败官员和奸商各色犯罪嫌疑人曝光出来、送进牢房。为整个社会匡扶正义，却不如吹水写软文的？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社会更多的冤屈和不公，将石沉大海。

响水爆炸事故，民众看不到伤者状况，听不到现场描述，也没有现场图片，只有新闻发布会上四个当地官员低头的照片，以及官方通报的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调查记者呢，记者去哪里了？

铁肩担道义，无冕之王、舆论监督英雄。每一次舆情热点事件中，公众呼吁的是媒体调查，真相在哪里？但是他们真正尊敬过调查记者，关心过调查记者的心理创伤吗？没有，没有一丝一毫。

当某个地方发生灾祸或事故，当普通民众遭受不公或欺压，被搪塞、欺骗、蒙蔽、掩盖、干扰、压制，人们苦苦得不到一个真相。到那个时候，也许才有人会想起调查记者。

逼仄的生存空间，传播生态很残酷。调查记者、媒体英雄，“无冕之王”，只活在一次次集体回忆里。在这个时代做调查记者，很艰难，很艰难。

调查记者要有很强的抗压和抗打击能力，但是这不等于说传媒英雄都是铁打的，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毕竟他们是人，不是神仙。

在南方传媒书院这个平台，中国前资深调查记者陈安庆老师曾一遍遍为调查记者招魂，这并非虚伪，而是这个社会真的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需要各界关怀。如果丢掉追求新闻真相、生产优质内容这个优良传统和新闻人的初心，媒体还是媒体吗？记者还是记者吗？

记者分这样几种：娱乐记者、体育记者、文化记者、财经记者、时政新闻记者、社会新闻记者、战地记者、调查记者。让人尊敬的，恐怕只有那么一两种了。在所有记者中，要求最高的是调查记者。不但要有过硬的文字功底，还要有敏锐的新闻感觉和揭黑面对强权和资本的勇气。

在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能做到这个行业最顶尖的那一层，那你肯定不会缺钱。很遗憾，在传统媒体，干调查记者的会告诉你，这个说法不成立。曾几何时，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有一群人坚持为民说话，这个群体的名字叫中国调查记者。

民国名记者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的一生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

如今，众多精英媒体人在惶恐、希求与别离的痛苦之中，告别曾经视若生命的新闻业。

陈安庆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其实他不是惋惜纸媒的倒下，而是忧虑：下一代新闻人能否心有情怀，以家国为己任，为平民写喜悲？

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我们曾经相信一切，一切背叛我们。黄永玉说，别轻蔑少年时期感动过的东西。

比如情怀、比如理想、比如美好的人生心愿。
没有什么能一下子拯救你，也没有什么能一下子打垮你。

灯火阑珊中，历经千辛万苦，采写一篇特稿，一篇调查性报道，废寝忘食打磨好文本，等待收获一份志同道合的掌声或差强人意的奚落嘘声。有人关心过调查记者、战地记者、灾难新闻记者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卫生吗？

“他是把我叫到了现场，就是在那个商家门口，他自己割腕自杀，我看到了血喷溅出来的那一刹那。”

“他把他所有的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是一些垃圾倾倒给我，采访结束之后他又给我发短信说，我们今天聊得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发表。”

“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而成果很多时候是稍纵即逝的。”

他们曾被采访对象和读者霸凌，因报道而遭好友绝交，深陷信息焦虑而失眠，亲眼目睹他人割腕却无能为力，在办公室惊遇枪击警报…… 这是来自一个叫做《声东击西》的语音博客中的内容，这一期讲述的是记者不为人知的心理创伤。

记者的心理创伤是什么呢？其实在写此篇之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的，我不清楚在采访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写稿的过程中，究竟会遇到什么事情，给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

曾经报道“5.12”汶川地震的记者们，报道“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记者们，以及在世界各个角落仍然坚守在岗位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们，有谁能够明白在新闻采访报道的过程中给他们留下的心理创伤呢？甚至这也是他们不自知的。

矿难、空难、路难、海难……每有重特大事故发生，人们除了看到公安、武警和相关部门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无孔不入”的各路记者，他们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在最短的时间内深入第一现场。他们的报道让读者激动、感伤、叹息，但他们因采访灾难和事故而受到的创伤却鲜有人关注……

人们常常称记者为“无冕之王”，这个被虚拟光环笼罩着的职业。被许多人向往和羡慕着。曾经的我也是向往着这个光环的人群中的一员，若是要问一个月之前的我有着什么理想，我一定斩钉截铁的说，我要成为一名敢讲真话的记者，但现在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坚定了。

在学校组织的实习经验分享会上，我的直系师姐分享了她作为一位实习记者的经验，她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位记者，那你就要做好承受这个世界有多阴暗的心理准备”在她实习期间，因为采访报道的原因，她曾遭遇到与报道事件有所牵扯的人在半夜打来电话威胁。

她很害怕的去问老师该怎么办，老师无奈的笑了笑，说，习惯就好。听完我也在思考，换做是我，我能接受这个世界的阴暗面吗?我能忍受在半夜打来的威胁电话吗？答案是我不能。

在2000年以前，学者们在研究心理情绪问题时常常将研究主体放在消防员、警察和医生身上，因为在人们的普遍的认知中，消防员、警察和医生是事故的第一回应人，他们是第一个要去处理事故，面对事故的人，所以他们才会有情绪的困扰。这个研究主体里为什么没有记者这个职业呢？

也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记者就应该像一个机器一样，分得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记者应该是没有感情的。而在2000年“9.11事件”之后，人们才慢慢的注意到记者这个群体其实也在承受着极大的心里压力，他们并不是想象中的铁石心肠，他们只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而已。

2009年1月9日，墨尔本The age报纸接到线索称一名小女孩被人扔下西门大桥的河水中，他们派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犯罪题材记者YZ前往现场。

当YZ抵达现场后，她看着救援人员拼命的抢救受害女孩——小达西，这位还有几天就要迎来5岁生日的女孩，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从58米的高度扔下，最终没能活下来。这起案件也成为维多利亚地区最为残忍的案件之一。记者说，这是她人生最糟糕的一天。

作为经验丰富的犯罪题材记者，YZ在2003年至2013年间目睹了太多血腥画面和令人深感不安的犯罪画面，她曾看过许多尸体的照片，在一处有女性受害者身体部位的垃圾堆呆了数天时间，被墨尔本当地黑帮老大威胁，她受够了“各种死亡和毁灭性事件”，10年间，她报道过墨尔本的黑帮火拼，报道过数十起可怕的谋杀案，去了无数的犯罪现场，和失去至亲的受害者家属交谈，反复接触这些暴力的犯罪事件，对她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2013年，YZ选择自愿离职，可尽管她离开了报社，但这些噩梦和心理创伤也仍在持续。

造成YZ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目睹各种恐怖或者灾难事件之后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这样的心理创伤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位记者身上。

常见于记者群体的情绪困扰，除了目睹重大灾难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还有在日复一日的特殊高压下累积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和职业倦怠（burnout）。

主要指对个体生命构成威胁或造成严重伤害的生活事件或灾难，包括意外事故、癌症、战争、自然灾害等。以往人们对经历创伤事件的认识集中于焦虑、恐惧、烦躁、抑郁等负性情绪。

在经历意外的灾难事件后，经历者或目击者可能会在精神和心理上遭受巨大创伤，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战地记者、调查记者、灾难新闻采访记者、长期面对精神垃圾宣泄的情感谈心主持人

是继发于创伤事件的一类精神障碍，核心症状表现为创伤记忆侵入、躲避创伤相关刺激、认知消极改变、唤醒增强和行为过激。

PTSD与战争密切相关，经历战争的退伍老兵PTSD患病率为10%～13%。PTSD对个体的工作、家庭、亲密关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损害很大,且持续时间长，其终生患病率为1.3%～12.2%。

包括与他人关系、新生希望、个人力量、灵性改变和对生活的感激5个维度，称之为寻找益处(finding benefits)、正性心理改变(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s)、感知获益(perceived benefits)、压力相关性成长(stress-related growth)。

著名文豪兼战地记者海明威，因在战争中饱受精神创伤，失去了理想和生活目标，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心灵空虚，消极苦闷，常常在醉生梦死中消磨日子。之所以迷惘，是因为战争无情地摧毁了很多美好，战后精神和新的生活还没有建立。

《永别了，武器》中迷惘和悲剧的交织。小说中充斥着悲剧与迷茫，不仅充分地反映了战争给那一时期人们情感精神带来的毁灭，同时更是对战争残酷及荒唐的揭示。

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用自己个体的力量、顽强的意志、高傲的尊严、甚至生命，去对抗那些注定要带来孤独、失败和死亡的灾难和命运。海明威孤独地去体验现实生活的残酷、苍凉与无奈，无望地挣扎和拼搏。

海明威陷入孤独和绝望，也注定了必然的悲剧。最后1961年7月21日在美国爱达荷州用猎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精神分析导论》真实地反映了精神分析学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他对创伤下了完整的定义：“如果在很短暂的时期内，某个经验使心灵受到极其高度的刺激，致其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去适应，从而使其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弗洛伊德还描述了创伤病人所共有的病症：定格于某个受创时期，不知如何得到解脱，从而与现在和将来完全失去联系。

192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代表性著作《超越快乐原则》。对创伤性神经症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创伤性神经症是某种不愉快的心灵创伤不断强迫性的重复,即因留存在患者心底的创伤记忆在幻觉中不断浮现而发作。因为创伤经历反反复复地折磨着患者，所以这种发作已经根植于其病态意识中。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重大创伤性事件是PTSD发病的基本条件，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期性。它的核心症状有三组，即创伤性再体验症状、回避和麻木类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

主要表现为患者的思维、记忆或梦中反复、不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也可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感觉创伤性事件好像再次发生一样。

主要表现为患者长期或持续性地极力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件或情境，拒绝参加有关的活动，回避创伤的地点或与创伤有关的人或事，有些患者甚至出现选择性遗忘，不能回忆起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

主要表现为过度警觉、惊跳反应增强，注意不集中、激惹性增高及焦虑情绪。

2019年6月，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发表了一篇报道，他们对2017年“哈维”飓风席卷美国德克萨斯时，报道过此事件的30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采访，在这次采访中，这些新闻工作者被要求回忆他们报道飓风的经历，并需要完成一份PTSD和抑郁症的问卷。

1.90%的人因为报道哈维飓风出现了PTSD症状，而在这其中有20%的受访者达到了PTSD的阈值。93%的人出现了抑郁症状，其中40%的人达到抑郁症的阈值。

2.PTSD和抑郁症的表现都与飓风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新闻工作者所出现的症状包括记忆干扰、噩梦缠绕和难以入眠，甚至这些心理病症已经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3.新闻工作者的主要压力来源是飓风期间持续性的报道，在飓风持续的时间里，无休止的大量工作加重了记者的压力。

4.让他们感到压力的不只是无休止的工作，还有不断需要被重复报道的任务，以及他们在灾难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当发生了地区性灾难时，新闻记者所报道的不仅仅是事件本身，更是活生生的生命。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地震，在地震发生后的172天后，汕头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开展了一场研讨会，在研讨会结束后的聚会中，记者们情不自禁的回忆起那十多天炼狱般的采访经历，许多人的眼角泛起泪花，新京报记者吕宗恕就是其中一位。在灾区呆了一个月之后，他在回北京的头两个晚上，连续做噩梦：他在堆满遇难者遗体的空地上走着，突然间，一个死去的人拉住了他的小腿，他在拼命挣扎中吓醒了。第二天晚上，他在梦里看到数不清的遇难者遗体，在梦里他嚎啕大哭，直至哭醒。

几乎每一个从灾区回来的记者，都有过和吕宗恕相似的经历。一些记者梦见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或者鬼脸，向自己飞来；一些记者会梦见自己的至亲——父母、妻子、儿女被压在废墟里，呻吟、呼救，自己却无能为力；有些记者从梦中吓醒，看见身边盖着白被单的妻子，甚至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一个曾去过中东等地报道过战争的老记者，到了灾区竟崩溃了。他一个劲地念叨着“真惨啊”，一跟人说话就哭，以流泪开始，以嚎啕大哭结束。在灾区待了3天后，全身器官功能紊乱，只得撤回后方。这些记者们都在经历了“5.12地震”灾区报道后患上了创伤性后应激障碍，他们不断地回想起灾区现场的种种画面，承受着极重的心理压力。

也许有一天记者们会忘记自己采访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对记者心理造成的创伤是难以磨灭的。

情感劳动是指要求员工在工作时展现某种特定情绪以达到其所在职位工作目标的劳动形式。

这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体现，当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喜欢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我们还是要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去把那件不喜欢的事情做好。

虽然这不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记者的采访过程是一条长长的战线，在长时间的采访、了解事件原委的过程中，记者们都要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感情。

在报道墨尔本小达西案件之后，记者YZ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去报道涉及儿童死亡的案件，尽管在她的请求下，被转岗至体育部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她又一次的被调回了原来的岗位。

YZ处于记者的职业素养，在新闻报道中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后来，因为她在小达西案件中受到的创伤，以及作为犯罪题材记者10年间多次报道犯罪案件遭受巨大心理创伤，她将报社告上法庭，澳大利亚法院判决要求报社向YZ赔偿18万澳元。

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称，这是澳洲历史上第一起记者因工作患上PSTD状告报社胜诉的案件，在全世界的媒体圈里引发巨大反响。

另外，记者在新闻采写过程中长期遭受情感与理智的冲突, 情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宣泄。比如采访灾难事件, 记者比一般人了解更多事件背后的原因, 更能接近事实真相, 因而在采写的过程中, 往往会有震惊、哀伤和悲愤的情绪, 并且不自觉地出现强烈的“问责”心理。

而另一方面, 新闻职业的特点又要求他们必须客观冷静地采写、报道。在情感与理智的较量中, 情感必须让位于理智。记者的情感长期得不到宣泄和释放, 极可能因为情绪积压而导致精神抑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抑郁症。

职业倦怠（burnout）指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最早在1974 年提出，认为职业倦怠是一种最容易在助人行业中出现的情绪性耗竭的症状。随后M aslach 等人把对工作上长期的情绪及人际应激源做出反应而产生的心理综合症称为职业倦怠。一般认为，职业倦怠是个体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时的一种极端反应，是个体伴随于长时期压力体验下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竭状态。

“前三年激情满怀，五年过后热情消退，十年以后趋于消沉。”这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在从事10年工作后的感受，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职业倦怠。

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决定了新闻工作的节奏快、压力大、任务重，对于记者来说，手机永远都要保持24小时开机状态，有突发事件要第一个赶往现场，就是在放假的时候，也要能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中央电视台曾因清退“新闻临时工”而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原本卯足干劲的记者，突然间被扫地出门，让很多圈内人士倍感心寒。有的电视台将记者分为事业编、台聘、中心聘、部门聘和栏目聘等等，逐级分下来甚至连合同也没有，随时都有被解聘的可能。还有一部分新闻媒体采用末位淘汰制和业绩考核制，而媒体招聘的人员一般素质都较高，不相上下，只要有所懈怠，就有可能被淘汰。人事制度改革的初衷是鼓励上进，激励发展，而现实中多数新闻工作者感受到的是压力而不是动力。

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记者，是全球公认的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近年来，死于调查性采访的记者人数逐年上升，遭受殴打，拘留的记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当记者们为民生问题奔走时，自己却成为弱势群体，在他们看来，记者这份工作不过是暂时填饱肚子的事，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久而久之产生职业倦怠。

难道记者就没有任何办法来缓解这些心理创伤吗，只能化身成一只只待宰的羔羊吗？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专家徐俊冕教授曾在一篇访谈中针对灾区新闻采访提到，对记者而言，心理救援的知识要懂得，在采访中的“移情”也要把握好度。

记者要注意的是，需要同情和理解，但是要站在客观的角度，而不要混淆自己与对象的身份。

假如在采访中情感卷入很深，而且触发了强烈的情感记忆，这种记忆越是生动，越是激烈，就越是增加创伤应激得能。如果目睹灾难的场面，或者灾民描述得非常生动，即使当时没有意识到，同样会对内心产生强烈的影响、冲击，造成以后的焦虑恐惧。

有些记者追问受灾群众灾难细节，对群众造成伤害的同时，潜意识中也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伤害。在一个地方看到的惨象，在另一个地方又看到，创伤是可以累积的。

记者的自我心理调适应聚焦于早期的情绪问题。第一步是要审视自己目前的情绪，“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出现了什么样的生理上的反应？”，对自己的情绪状态和与之相连接的生理反应做一个自我评估。

心理学上有个疗法叫“追悼的过程”，主要对于成人，采取一些仪式，帮助完成对死难者追悼的，写一些东西，表示怀念，也会把悲痛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痛苦得到释放，恢复平衡的可能性就大。

采用哭泣方式缓解情绪是可以的，但是想办法把自己的情感用言语表达出来效果会更好。记者也要形成一种网络，互相联系、支持，形成一种团体力量会对心理产生支持。要多思考各种对付困难的方法，思考一些积极的东西。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助于平衡记者的情绪。

预防和规避记者心理创伤应该从现在做起, 大连报业集团在全国新闻单位中首开先河, 聘请了由 16 位专家组成的心理顾问团, 常年为集团员工提供职业心理咨询、测评和疏导服务。他们的做法值得鼓励和借鉴：

首先, 记者要有自我调适的意识, 保持积极、乐观、自信、向上的精神面貌。

当遭受心理障碍, 发生情绪危机时, 可以通过休息、运动、购物等方式来转移心情, 进行自我疏导和排遣, 也可以通过倾诉和交流的方式来排解情绪, 或者直接求助于心理医生和心理医疗机构。记者还需要正确地理解和评价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保持对新闻工作的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意识。如此, 记者才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态度采写每一篇稿件, 并能够在长期的奔波劳作中找到职业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其次, 媒体应该重视记者心理健康问题, 把记者的心理健康纳入职责范围之内。

记者心理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媒体的声誉, 媒体对记者心理健康的重视和投入其实是一种具有长期效益的投资活动, 对媒体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媒体应当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减轻记者心理压力, 如实行科学的考评制度, 增加休息时间, 定期组织员工外出旅游, 或者经常举办一些心理知识的培训、咨询活动或定期进行心理普查, 也可以考虑聘请专职的心理医生。

记者心理健康还有赖于各级新闻工作者协会 (记协) 和各类新闻社团的关心。

中国记协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关心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身心健康”是记协任务之一。新闻行业组织可以直接向记者提供心理咨询和指导, 也可以协助和监督媒体, 为缓解记者心理压力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此外, 新闻工作还离不开公众、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离不开良好的媒体运作环境。

记者心理健康与否不仅关系到记者个人家庭幸福，还关系到新闻报道质量和媒体声誉, 进而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预防记者心理问题、维护记者心理健康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

新闻记者会被心理创伤击垮吗？新闻记者在心理创伤面前难道只能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吗？当然不是，当选择成为一个记者的时候，也许在他们的心里就做好了承担风雨的准备，“最美的逆行者”不只是消防员、医生、和警察，在他们的中间，也有记者奔赴现场的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