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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做记者不仅难而且险：我的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打印本页]

作者: 高慧萍 时间: 2018-8-7 13:20
标题: 做记者不仅难而且险：我的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杜峻晓  司马文晨  2017-08-07

作者：杜峻晓

那场噩梦过去虽然已经快五年了，但它仍如刀凿斧刻般伫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到做记者不仅难，而且险！

△祸起一瞬间

上个世纪末，我在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当记者。

1999年12月6日，我和中央驻广西，以及广西当地新闻媒体的10多名记者，乘坐柳州铁路局的一辆依维柯，前往广西百色参加南昆铁路通车典礼。

那天，南宁下着小雨，气候舒适宜人。在北方，人们早就穿上冬装；在南宁，穿一件衬衫，再加一件薄夹克足矣！从记者站出来，我在街头小摊吃了一碗饺子，看看快到集合时间，急忙到宿舍拿了包，装上洗漱用具，拦了辆出租车，向集合地赶去。我赶到目的地时，距发车只有10分钟了。

应当说，这不符合我的生活习惯。平时，无论开会，还是参加任何采访活动，我到达的时间都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以上。这天不知怎么了，我到得比平时晚。车上已经坐了不少新闻单位的同行，除了中国青年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认识外，别的几乎全是陌生面孔。依维柯左边的座位全都坐满了，只有刚进门右边的单人座空着。我把行李包塞在座子下面，就坐下了。

已经到点，车还没开的意思。问原因，柳州铁路局新闻科长严群力说，新华社广西分社的记者没有来，再等一下。

大约过了10多分钟，一位模样很好看的女记者匆匆赶来。上车后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堵车，来晚了。说着，就坐在与我隔一个过道的车左边第一排。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卿莎婷。

因为是同行，大家沟通起来很容易。不一会，车里就一片欢声笑语。

车开得飞快，因为我与严群力更熟些，就隔着卿莎婷不停与他说话。小卿挺乖，对严群力说，咱俩换个位子，你俩说话方便。没想到，这么一换，小卿走上了不归路，而严群力侥幸生还。

车过平果县，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我却没有丝毫睡意。雨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下着，柏油路面有少许积水。就在一个慢拐弯，我看到对面飞一般地驶来辆大客车，大客车要超它前面的面包车，打了一把方向，冲我们的依维柯开过来。我不由惊呼：不好！“不”字尚未喊出，只听“咣”一声巨响，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现场惨不忍睹

当我从短暂的昏迷中醒来，只觉得脸上有凉丝丝的雨点落下，四周死一般寂静。睁眼看时，依维柯的车盖子已被揭开。严群力就倒在我脚下，而他左边的小卿却无了踪影。我感觉舌头有些痛，那是舌头与牙齿相撞的结果，可见两车碰撞的力度有多大。左腿骨更是痛得厉害，我怀疑是不是腿断了，因为我的左小腿是与前面的一个小铁栏杆猛撞的。

我试着往起站，还好，能站起来。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幕，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左手扶着栏杆，当发现大事不好，想再用右手时，已来不及。更让我庆幸的是，我没有用右手拽着车上方的拉手，那样我的身体将会随着掀起的车盖四分五裂。

我从车的左边下去（车被揭开，已经用不上开车门了），看到小卿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女记者都一动不动地伏在车下，电台女记者的腿骨被折断，白森森的骨茬子刺出来，令人不寒而栗。电台女记者身后坐的是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的女记者，她穿一身黑西服，双手插在兜里，掀起的车盖正好卡在她的脖子上，一动不动。她死在了梦中。中国青年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记者从车后打下去，掉在积水的公路上，想呼救却发不出声音。

坐在我身后的工人日报女记者小庞发生车祸时也在睡觉，她的头碰在我座位背后的抓手上，眉骨上方破了，流着血。小庞曾跟我同在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工作过，和我比较熟，她撑开雨伞，紧紧地依偎在我的身旁，哆索着问道：“杜老师，死了几个？”我说，那三个女的好像都死了。两行清泪从小庞的眼中落下：“太惨忍了，我害怕！”小庞继而问我：“我是不是毁容了，我还没有结婚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伤口，告诉她只是皮肉伤，不要紧。

我打开依维柯车门，看到我们的司机正满面淌血从昏迷中醒来，从驾驶员的座位上挪下来，再也动不了。我冲他嚷：“你开那么快干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伤了那么多人，你知道吗？”他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反应。

我在车前方找到一个黑色手包，那是严群力的，两车相撞后从车内飞到车外。车里的钥匙杂物都散在地上，我收拾起来装进包里，放到车上。

过了没多久，广西武警文工团开过来一个大轿车，他们和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文工团员将车停在路边开始救人，伤者被陆续送往附近医院。

△难忘黄卫革

离开广西好几年了，当年与我打过交道的许多人的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但黄卫革这个名字我始终没能忘记。

记得当时小庞问我怎么办，我说回南宁。小庞说没车，我说拦一辆。我拽着小庞，穿着身染鲜血的衣服，像难民似地站在公路上。正好有一辆越野车驶过来，我伸了下手，车停下了。我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想搭你们的车回南宁。车上那个人说，快上来！

在车上，那人告诉我，他是广西百色市市长，名叫黄卫革，要去南宁参加自治区召开的一个会议。他说他曾在平果县工作过，希望我和小庞到平果县医院检查一下，没有大问题再回南宁。

黄卫革拿出手机给平果县负责同志打电话，说有一辆记者采访车在路上遭遇车祸，有两名记者需要到平果县医院治疗，请县里安排一下。

我们直接赶到平果县医院，医院已经做好急救准备。几名医生分头给我和小庞作检查，医生让我捋开左裤腿，左小腿骨蹭掉一大块皮，鲜血洇红了秋裤。医生急忙给我消毒、上药，这时我才感到有点痛。我的右胳膊不知什么时候给碰破了，但无大碍。医生给小庞缝合眉骨上部的伤口，小庞像祥林嫂一样反复问，会不会留下伤疤。医生很婉转地回答，应该不会的。较为明显的疤痕还是在小庞的额上驻留了许久时间，小庞在很久一段时间都戴着眼镜，因为镜框正好可以将疤痕遮挡。但就在一年后与大客车司机打官司，需要小庞出庭作证时，小庞的疤痕奇迹般地消失了。那时我已调回北京人民日报社总部工作，她在电话那头道：“你说怪不怪？”

小庞说她头晕，医生留她住院治疗，怕有脑震荡之类的后患。我让小庞安心治疗，我回去后给她家里打电话。

我催促黄卫革赶快上路，黄卫革说不急，反正也晚了，吃了饭再走，县里已备好薄酒，我为压惊。

酒是茅台，饭菜的品种也很丰富，但我吃到嘴里却没有任何味道。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始终难以接受，我想，假如小卿不迟到会怎样，假如再晚走一会又会怎样，假如我坐在车左边又会怎样。我想了很多假如，想得脑子疼。

饭局总算结束了，我与黄卫革一起踏上回南宁的路途。天已黑下来，黄卫革不停地叮嘱司机，开慢点，别着急。他是担心我心里害怕，多细心的人！

△记者的责任

黄卫革将我送到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楼下，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那时我没有手机，记者站无法与我取得联系，大家都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而且准备派车到出事地点找我。我一进门，他们立即围上来问长问短，我简单讲述了一下事情经过，就说我得写稿，把今天发生的事故写篇稿子传回去。

我打开电脑，强抑着不平静的心情，在报社夜班截稿前将稿件传回报社。

12月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发了我写的《广西境内发生车祸  三名记者因公殉职》一稿。稿件全文如下：

本报南宁12月7日电　记者杜峻晓报道：昨天下午2时，记者本人与中央驻桂和广西新闻单位的9名记者乘车赴革命老区百色地区采访南昆铁路纪念碑揭幕仪式。当车行到邕色公路思林路段时，从对面驶来的一辆大巴车因下雨路滑刹车不及，与记者所乘的依维柯猛撞在一起。

当记者清醒过来时，发现所乘车的车盖被掀走，3位女记者已因公殉职，她们是：新华社广西分社实习记者卿莎婷、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唐柳燕、中新社广西分社记者李小霞。另有4人受重伤、4人受轻伤。正在记者打电话与南宁联系的时候，一辆满载着武警战士的大客车驶了过来。武警战士立刻停车，

将受伤的中国青年报驻广西记者胡平、柳州铁路局新闻科严群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广西记者刘发丁以及受了重伤的司机抬到车上，送到田东县医院紧急抢救。这时，记者发现了仍躺在血泊中的工人日报女记者庞慧敏，忙将她抱下毁损严重的汽车。一辆三菱吉普车停在记者与庞慧敏面前，车上的人向记者

招手：“快上车，快上车！”记者上车后，才知道乘车者是百色市市长黄卫革。黄卫革对司机说，马上去平果县医院。车上，黄卫革市长急向平果县联系就诊事宜。当我们赶到时，抢救准备已经做好。昨晚10时40分，记者从有关方面得知，受重伤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胡平已脱离危险，其余伤员正在救治中。

今天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铁道部领导到医院看望了受伤人员。据悉，发生事故的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

接着，各大新闻媒体都相继播发了广西发生车祸，三名记者殉职的新闻。发生车祸的当晚，我几乎一夜都没睡好，耳畔经久不息地回荡着两车相撞时的那声巨响。天未亮，我就爬起来，对着镜子梳头时，从头皮里拔出几块玻璃渣子。此时才觉得浑身如同散了架子般地痛。

△亲情友情围绕着我

在平果县吃饭中间，我曾借黄卫革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当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发出一声“喂”后，我的喉头像塞了一团棉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儿子将电话交给妈妈，说爸爸好像在哭。妻子抓过电话，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发生车祸的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妻子问，你现在怎么样，我说问题不大。妻子长舒一口气，说那就好。她说，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去想它，回去把身上的血衣换一换，不要的就扔掉。

12月8日，儿子坐公交车从学校回来，看到车上有人在看《北京晚报》，几个乘客正在议论广西发生车祸的事。儿子要借晚报一看，说那上面有我爸爸的名字。回到家里，儿子对妈妈说，爸爸没事，报纸上都登了，说“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杜峻晓无大碍返回南宁”。妻子说要到南宁看我，我死活不让，她一人带个孩子，负担已经够重，怎能再让她经受奔波之苦呢？

过了几天，我的父亲从运城到太原开会，他在那里给我打来个电话，平静的话语里满含焦急。我告诉他，已经没事了，这几天恢复得很好。我父亲对着电话不住地说：“苍天有眼哪！我们家祖祖辈辈没做过亏心事！”

我的岳父是一位十四级干部，他每天都要细读人民日报，除去了解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外，更主要的就是看我写了些什么新闻稿件。当他看到《广西境内发生车祸  三名记者因公殉职》一稿时，对我的二内弟说，广西出车祸，峻晓又有一篇稿子登出来。我二内弟告诉他，我姐夫就在车上。岳父马上跳起来说，那他不会有事吧，我要去南宁！二内弟说，有事就不会写稿子了。那几天，我岳父整天嚷嚷着要去南宁看我，家里人劝他，说我一人在南宁，他到南宁只会增添我的负担，老人家这才罢休。

车祸后的几天时间里，人民日报编委会、人民日报记者部、广西各市县以及兄弟记者站的慰问电陆续来到我的案头。亲情和友情像空气般围绕着我，使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永不言悔

在人民日报做记者是一件辛苦的事，而做人民日报驻国内记者更是一件辛苦的事。在人民日报驻国内记者队伍中，有数十人忍受着与家人长期两地分居之苦。他们无法顾家，无法照顾孩子的学习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他们用安排得满得不能再满的工作排遣痛苦与寂寞。他们以事业为重，以驻地为家，发回了大量鲜活而又“三贴近”的新闻稿件，为人民日报新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广西车祸发生后，我才知道，驻国内曾有10多人都有与我类似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但他们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依然兢兢业业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2000年3月，我结束了在广西当驻站记者的生活，回到人民日报记者部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是为驻站记者服务的，当过驻站记者的我，更了解驻站记者的酸甜苦辣，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2002年3月，我再次“出山”，到人民日报驻宁夏记者站当站长。也许广西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宁夏说成广西。一次与宁夏日报负责人交谈，我说广西日报如何如何，对方不解地望着我，我忙说对不起，原来说惯了，还没改过来。

做记者久了，更加体会到做记者的难处；更让人不可预料的是，可能还有不少凶险在等着你。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职业，不管前面有急流，有险滩，还是有万丈深渊，我都会勇敢地去面对，永不言悔！

作者介绍
杜峻晓（1958～2013.08.23），男，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共党员，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原社长。曾任人民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党支部书记，中央驻宁夏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记者协会副主席等职。2013年8月23日凌晨1时25分，杜峻晓同志因病逝世，享年55岁。本文选自2004年第五届记者节作品，杜峻晓时任《人民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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