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三畏
我在心里清算我过去的二十年，从九十年代头几年到现在。二十年前，都市媒体（也称“市民媒体”）开始兴起，我那时正没什么事干，就给都市类报刊写稿，不料后来就这样跟着都市媒体走了。到了现在，二十年过去，都市类媒体的好日子已经不在，“那一代新闻人”也已风流云散，其中当然有的是五陵裘马自轻肥去了，另一些，则就成为新闻行业的老屌丝，只剩下回忆了。
我想起这二十年间，除了给我发饷的东家及东家中的某些高人，在媒体江湖，对我既有影响又受我敬重的，要数展江了。我爱用“江湖”二字，展江是大学教授，教授是体制内，称教授为江湖中人是不对的。展江认为，这是何三畏的川东袍哥语言特质。但我自觉，应该说这是一种“重江湖轻庙堂”，且“视草根为主流”的草民思维，当我说谁是江湖大佬，那可是深深的赞扬。
有一次，我对几位年轻记者介绍展江，说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展教授。话一出口，立觉不当。年轻人大学才毕业，无法把大学教授和江湖联系起来。但也不知道如何“纠正”，话就卡了一会儿。以后，我就注意了这个分别。
展江在我心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多时，在媒体圈里，我把他的大名当成一个不用解释的概念使用。其中还有这样的潜台词：你既出来混，当知道展江是谁。
▲ 展江教授
有一回，在甘南山区，一些媒体人去看了地震山区的孩子，夜晚寒冷，围炉而坐，我介绍其中一位，就说她是展江的学生。哪知她还不满意，补充道：“展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你看，下一代就这样卖萌了，这就是展江教授在媒体江湖中的名望。我大笑，说我们都是展老师的学生，江湖那么大，谁知道他最喜欢谁？你应该说“我的朋友展江”才对。
我不记得是怎么认识展江的了。事情应该是这样，展教授观察所有的媒体，你在媒体写文章，他就认识你，见面，就自然熟。所以，他认识很多媒体人，也有更多的媒体人会说“我的朋友展江”。而我认识他，最先是他的文章。二十年来，所有令人震撼的或者纠缠不清的公共话题，尤其是涉及媒体和媒体人的话题，他的评论是我所期待的。我记得，在某一段时间，一旦有事，《南方周末》就会约他的大作。
有一天，我在成都偶然见到美国领事馆的一位文化参事，他听说我在报刊上写文章，顺手送我一本书，我接过一看，《美国新闻史》，又大又厚又重，中文，展江主译。哦，美国人把展老师的译品作礼物回赠中国人了。我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如果不是受赠，我也会买的。这是我收藏的展江的第二本书。在此之前，我有了他主译的《新闻与正义》，这套书是历年来普利策新闻奖的结集。
还有一段往事，是展江搞的“舆论监督年会”。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媒体人的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届，一度影响不小。这个会议的本身影响就不细说了，单说它的一个扩散的影响。那以后，经常有年轻记者见到我时说“我认识你，在那年展老师的舆论监督会上”，其实展江的会我就去过两次。我想每次都见到追随展江的学生在服务和旁听会议。看他们一个个往往被折磨得满面疲惫或花容失色，就知道他们是受了展江的蛊惑，奉行着新闻的本义。
而今，舆论监督年会已成绝响。现在的年轻后生差不多是不大听说展江教授了，我和展老师的联系只是在私人的场合了。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深夜，我的手机上突然跳出一条短信，问我在做什么，然后一个空格，后面落一个展字。我已经忘记了世上有这种从旧时代的书信体衍化而来手机短信格式，简直没有想到掉在后面的一个展字就是他，而且我们有之间微信，为什么要用短信呢？我迅速回想了一下，并没有一个从前的女朋友有这个昵称，就简单粗暴地回问你是谁？他又回复，加上了姓，我一看，羞得差点撞墙，想解释我的手机掉得太快，没有他的号码备注，可又觉得多余。好吧，我糊涂，我错了，不解释。展老师又回一条，约我“小聚”。
小聚那天，展老师就临时爽约的某人做话题，叹息他长期埋头做新闻，到现在被经济进步的速度甩了，连医保社保都没有，而进大学教书的路又受阻，往后的日子恐怕更艰难。展老师这是在操心这一批体制外的记者遗老呀。聚会后，他拉了一个微信群，取名“落魄记者潦倒文人群”。一旦取成这个名字，大家都也不好意思拉“不落魄不潦倒”的同行入群，所以现在还是个小群，就我们几个在那里自说自话。
也就是那天，展老师送一本书给我，最近出版的《守望公共领域》，是他除翻译、专著和教材以外的论文文集。我双手接过，心里想着，这书名有意思。二十年来，除了展江，还有谁更配得上用“守望公共领域”这句话自谓呢？只听他说，明年，他就退休了。我顿时觉得时间怎么这么快呢？！在我的心中，展江不是正当盛年么。我莫名其妙地打量着他，说，你身体还好。他说，近来觉得不行，坐久了腰疼。我说，展老师，你都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了，也该有点腰疼啊。
展江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做钳工学徒，进海军服役，服役期间编译外军消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复员后继续自学，1991年考入人民大学新闻读研究生，以后又读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提前一年，于1996年博士毕业。展江勤奋伏案，博士毕业后仅用了五年，于44岁时就让自己得了伏案职业病肩周炎，与此同时，也成了著名教授，传媒学大佬。
翻译不计入学术成果，稿费也低，这大概是国外那些很重要的新闻学著作要等到展江来翻译的原因吧。展江拣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工作，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的重要工作。现在，我们能看到展江翻译和主译的新闻专业书籍有好几百万字。展江解释《美国新闻史》的重要性时说，这本书让中国人看到，媒体和新闻在一个年轻的大国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想想看，这还不值得翻么！
而《新闻与正义》在1998年翻译出版前，中国市民媒体每天的印刷量已经很大了，但中国的新闻还属于“意见新闻学”。“意见新闻学”是一个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就“不专业”，也就是一种“宣传体”，其文体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及造作的文学性，表现为激扬文字、愤怒谴责或热情颂扬。展江将获得普利策奖的优秀作品按报道和评论分类，报道分消息和特稿，评论以社论和专栏分辑。当时，国内没有这样的分类，全是煮于一锅的。在文体上，《新闻与正义》为中国媒体人提供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样本。
为了引入新闻专业主义，展江教授还翻译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如果说《新闻与正义》的出版可视作“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立足的元年”，那么，到这本百万字的美国教材出版时，业内有追求的人士已经普遍认识到专业主义的重要，这本书一再印刷，直到好多报社“人手一册”。
此外，展江还翻译了《新闻与揭丑》。我觉得这本书也特别值得中国的青年读，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在展江的著作中，2013年出版的教材《媒体伦理：案例教学》，我觉得是入行记者特别需要的一课。我甚至想说，即便你不打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记者，只要你打算在这一行混，你都应该置备这本书。
展江写了那么多书，但要问他自己对哪一本书最满意，他会说他的博士论文《战时新闻传播诸论》。在和平时期，展江选了这么个博士题目，这有他个人的机缘。你不必相信某些人正在鼓吹的中国跟XX必有一战，但这本书里讲的知识和原理，却是可以掌握的。作为知识，它确实是中国最好的一本专业书。而且它的原理，和平时期也有用！
展江认为，他最期待的书是《外国新闻通史简编》，这是一本巨著，还在写作中。
徐友渔先生评论展江时说：“他使新闻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为打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做出了贡献。”有了这句话，我没有补充了。如果没有展江的努力，我们身处的这个所谓的新闻界将更加没有面子。
再就是，对于笔者个人来说，我感谢他给我提供的知识，我也感谢他的友谊和帮助。对于他的成就，我仿佛与有荣焉。我很愿意用民国时有关胡适的那个典故来标榜一声：“我的朋友展江。”展江不仅是一个好学者，也是一个好人，他就是新时期新闻界的胡适。他的观点和他传播的知识启迪了一代新闻人（当然不限于新闻人）。我谨在此向有志于新闻的青年朋友们推荐我们的展老师。
（本文原标题：《我的朋友展江》，发表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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