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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卫星: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答案 [打印本页]

作者: 张熹    时间: 2016-9-18 09:14
标题: 陈卫星: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答案
原标题:陈卫星: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答案——在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研究生入学报告会上的演讲

陈卫星 传播的观念
2016-09-17  



首先,欢迎大家来中国传媒大学学习,在这里你们即将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和学术生涯。中国传媒大学是国内从事新闻传播理论、艺术和通信技术方面研究与教学的一个重要高等学府,很多学科、专业排名在国内名列前茅,是传媒研究与教育的国家队。今年是学校进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你们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届研究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在你们的身上产生出一种光荣感和使命感,为自己的成长、学校的光荣、国家的需要而奋斗。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抱负,眼光不要局限在定福庄、局限在国内。大家知道,定福庄有一个先天上的劣势,处在地理上的边缘位置,与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中心进行交流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比较高。我们是一个小型综合高校,在某些基础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知识的供给方面还存在薄弱。我们知道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三大基础学科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当中,有很多是跟社会现实问题或政策需求紧密相关的问题,这些知识内容的获取,不仅需要我们关注业务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同样需要同学们具备自我努力的精神追求,通过跨学科的对话来不断来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和思想方法。

中国大学教育的历史并不长,从京师大学堂或北洋工学院开始,大概也就是一百多年。我们将现代大学的出现视为现代文明制度的一个体现,因为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有几百年,但这几百年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自己所在的学校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教育革命之后新建的一所大学,这种大学的内在精神、运作机制、格局,乃至外观,都与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大学有所不同。西方社会最初建立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那个语境下特定的问题。西方文明在走出原始制度之后,经历了早期文明的发展阶段,然后进入中世纪。中世纪制度的主要的制度性特征之一就是政教合一,建立大学最早的目的是研究《圣经》,运用逻辑方法理性系统地理解和阐释宗教教义。所以,在西班牙的一所大学,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个年代主教们可以动用庞大的财力,集合几十个国家的学者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做出一个《圣经》的最完整版本。社会开始形成之后,人们就要解决一个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的问题。首先要从心理秩序开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中世纪的教会大学把学问集中在对《圣经》的阐释上,因为它是西方文明的根本与源头之一。我们有时候会从传媒发展的历史感觉到,除了上帝之外,在西方的文明史上,在中世纪从事这种关于《圣经》的翻译、抄写、表达的这些神职人员和抄写员可能就成为最早的媒介或专业的观念传播者。换句话说,相当于今天的记者。当然,经过了文艺复兴和新教徒的宗教革命,西方进入了一个启蒙时代。后来从法国的拿破仑时代开始,教育成为一种公共产品,这也成为后来普及到全世界公共教育的最早实践。所以,这么多年来,关于大学的精神以及社会成长以及人的自我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成为一个被不断探讨的话题。这个问题延续至今,依然没有标准答案。它将继续在各位同学的研究生生涯里伴随着你们。

各位同学,中国传媒大学的定位是要实现“高水平、创一流”,要接近世界发展水平。同学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与前几代人相比,你们在外语基础教育方面应该有天然的优势。这也给你们提供了很多横向发展、向国际水准看齐的机遇。第一,学校有很多各种对外交流的机会,只要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定选拔标准,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之后,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学术交流的繁荣,到中国来交流的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学校也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和工作坊。第三,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奖学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到传媒大学来读书,这也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学习环境。所以,同学们不要局限在目前的时间空间环境和知识视野中,而应当通过新媒体时代的联动机制,扩展自己的视野,以更宽、更远的视角去把握现实和机遇。

作为一位老师,在这种场合,总该给大家提一些建议。第一,抓住机遇。同学们从事的是一个多少跟媒体、媒介技术、媒介表达、媒介传播相关的工作。中介化是人类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枢纽。八十年前,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他那篇经典之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当中,阐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AURA。这个词的内涵非常丰富,中文的翻译方法有好多种,光晕、灵韵等。实际上用今天更加通俗、时髦、接地气的翻译,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气场这样一种东西。本雅明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个新的媒介技术对社会意识的主导性作用和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契机。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说,一种新的媒介技术产生一种新的接受方式,从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性质和社会意识,这差不多就是一种意识的转变。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电影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今年5月份,中央和国务院还发出了一个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这意味着各位同学们在这个新媒体时代遇到了一个历史机遇,你们所接触的媒体技术和媒体产业,围绕着新旧媒体的交融在转变,在重新结构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夸张的手法来说,时时刻刻都在产生和培养一种震惊,时时刻刻都在生产一些象征价值和虚拟价值。所以,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在中国大行其道,也证明了这个现实过程。我想,本雅明当年用这个词去哀叹一种传统艺术的消亡或者说是疼痛感的衰落时(他英年早逝,1940年就自杀了),他应该没有想到今天的媒体技术使得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时时刻刻的参与,产生了一种更民主、更广泛、更有个性、更活跃、更有竞争力的氛围,参与表达的群体有更多的表现,社会也有更多的活力,从而预示着一个国家有更强的竞争力。
有同学们说,技术性的机会成本确实降低了。但是,我社会出身低或者我是女性,或者我没有强大的社会关系资源,我不会做包装,缺乏沟通技术,使得我作为个体的发展道路总是遭遇障碍、不顺。这就提出了制度性的机会成本的问题,而这恰恰就是你们在学习之外需要看到的,需要了解改变的东西究竟在哪里,然后把思考转换成对社会真实的感受和观察,从真实的体验当中找到真实的话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阶段性的学习来完成一个社会性的培养过程,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

第二,我认为所谓学问,学问学问,要学要问。学,当然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专业态度,就是通过学习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来作出应有的知识或思想贡献。昨天有一位同学说,来了学校之后感觉很有压力。这说明她现在心思比较单纯,压力可以转换为动力,转换为投入,投入了之后,才能提升你的专业理论,才能达到智商和情商的新的平衡点,乐观自信地面对社会需求和自我期待。从问的角度来说,刚才其他老师讲了那么多关于研究生培养中的管理规则,许多属于清规戒律,这是为了保障你们的学习过程能够达到一定的培养标准,所以质量标准的线索是从你们的学习和老师参与的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所培养的问题。我始终认为老师和学生一起所处的课堂是一个双向建构的成长共同体,它是一个教学相长、相互激励、相互提升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越来越多,现在你们在图书馆,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的资料浩若烟海,一辈子都看不完。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信息,究竟有没有质量,各种学术活动或者学术评估的机制在激烈竞争,这对同学或老师都有促进作用。一个生动活跃的教学过程,是一个永远在产生对问题的评判法的过程。昨天有同学问,为什么学习上要达到成效需要培养一种立体感,这就涉及表达的问题,不是一个单一角度,而是多向性。我们只有通过一种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平衡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通过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知识素养、表达技巧来形成一个坚实、坚固、坚韧的说法和办法,这样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才经得起逻辑和事实的检验。

在课堂上我喜欢按照一种推论法来对问题进行辨析,第一是我要提出问题,同学们也应该提出问题。但有时候经常让我感到绝望的是,遇到一种打死我也不说的情况。这个我觉得要改变。因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真正高明的人是会借用别人的智慧来使自己不受蒙蔽的人。所以,我们检验自己能力和态度的一个方式,就要提问题。当然,越来越多的媒介技术、社交媒体能够帮助你回答一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考的介质。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我还是愿意把研究生课堂教学变成一个观念的互动过程,老师和同学在问题意识的生产过程中,为自己留下一个进步的痕迹。老师其实也会老化,尤其是年龄的老化带来的知识的老化,这是一个常态现象。所以,要让老师和同学们都活跃起来,只有通过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对问题的解释才行得通。最后一句话,与大家共勉,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答案。谢谢大家。

传播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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