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张思涵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本科生。来到这边的第一周，我就拿到了国会山和白宫的记者通行证。坦白说，来美国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项目是以文化交流为主、实习为辅的，报道的内容也最多是华盛顿当地的新闻；所以当我得知工作的内容是需要独立操作选题、完成多媒体报道，深入采访美国最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会议和活动时，我一下子有些傻眼。
我原以为自己的英文水平不会碰到什么交流的障碍，但是第一次的报道任务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那是在微软中心举办的一次关于“大数据和网络安全”论坛，议题的专业性非常强，参加之前我就做足了功课，然而全英文的工作环境着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比如说，论坛中的一位印度发言人曾担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竞选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说话时语速又快，又带着较重的口音。这边的编辑对于信息的准确性要求又非常高，引用的话必须一字不差，对于国际学生的我来说，要把所有的吞音、连读、专业名词全写出来绝非易事。我那天回去听了一夜录音，终于整理完了讲稿。
然而第二天上班开始写稿时，才意识到更大的问题是英文写作。从早上开始，导语我足足写了四遍，到下午快一点的时候编辑才对我说找对了方向，可以写下去。快下班的时候我终于定了稿，接下来就是编辑逐字逐句的改正语法，调整结构。
当我坐在编辑旁边，看她耐心修改时，我也感到非常的脸红。已经是新闻学院大三的我，却根本掌握不好像数字、日期、人名等AP写作格式最基本的知识，更不用提具体内容了。几经修改之后，我的第一篇报道终于发了出来，这个时候离论坛结束已经一天半了。
之后我的每一天工作，都是在与时间赛跑。我还记得2014年10月初，那是美国政府关门的第三天，国会山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当时，我正在去往国会的地铁上，原打算采访一个德克萨斯州的访问团与当地议员的会晤。刚上地铁，我就接到了编辑的电话，她告诉我国会山上发生枪击了，紧接着就给了我一连串出了地铁以后的方向指示。我还没来得及答应她要去，就在电话中被交待了一会儿需要去找到的几个关键线人。一路上打电话、换镜头、写采访问题，十二分钟后，我连滚带爬地出现在了目击议员的办公室门口。
进门后，他的实习生让我稍等片刻，议员正在接受直播采访。我刚坐定喘了口气，就看到了打开的电视上，出现了这位议员在CNN上的连线。天哪！我只比CNN晚了两分钟！此时其他媒体都还没到现场，我一边调整着脚架，一边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接着议员开始讲话，发表了他对此次枪击案还有政府关门的看法……半个小时候后，我又一路小跑着赶地铁回去写稿，两个小时后，这篇突发新闻发表在了包括 《每日德克萨斯》在内的多份德州城市报纸上。
直到下班后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我才感到了一丝丝害怕。突发的状况，加上截稿压力，非母语工作，陌生的政治背景，周围的一切都逼迫着我快速成长，容不得半点犹豫。想起下午时走在戒严的国会大楼里，此刻的我依然心跳加速。记者这份特别的工作所带给我的新鲜、刺激和成就感实在让我迷恋不已。
在随后的工作中，我寻访多家智库，写了关于奥巴马医改、美国教育改革等政策新闻；亲历反穆斯林群体在白宫前的示威游行；也碰到过因为发现爆炸物，听证会现场的紧急撤离。我在这里的工作职位是多媒体记者，每次出去采访都是一个人要完成采访、拍照、摄像三件事，回去后再自己完成图片和视频的编辑，图表或幻灯片的制作，一起放入报道中。还记得在新闻学院读大二时，我还曾抱怨过影视制作课的课业负担重，来了这边才发现，多亏了在清华相关课程的训练，才让我能在多媒体方面得心应手。和美国同事相比，我为自己省去了大量后期的时间，而是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在润色文字和改正语法上。
看美剧《纸牌屋》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会带入自己的这段冒险，跟着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的视角再次走过的那些熟悉的长廊。剧中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是， “接近权力让一些人错以为他们拥有权力。”
在华盛顿，我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三两句话有时就能点明行业的发展趋势，国家的未来走向。听着他们指点江山的这种感觉太容易让人膨胀了。这让我时不时都需要提醒着自己，媒体的特殊性让我得以有幸接触到了他们，但这些知识和见解并不是我自己亲身所得，还有太多，太多要等着我自己去探索。
我开始期待下一段冒险。
毕业后，我将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和公共管理的双硕士。在华盛顿的四个月让我看到了未来全媒体的发展趋势，我希望可以继续学习新媒体和数据新闻方面的知识，并将此运用于国内的报道中；而选择公共管理的原因，则是想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曾经报道过的社会议题背后的机理和解决方法。这一次，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记录者，而是一个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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