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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记者职业地位的殒落 [打印本页]

作者: 张译允 时间: 2015-8-28 18:59
标题: 记者职业地位的殒落
本帖最后由张译允于 2015-8-28 19:03 编辑

当专业记者把持的传统媒体的舆论场丧失了对于时事的评品，批判的武器正在变得没有力量，传统媒体实质上是将“议程设置”的“大权”拱手让于新媒体。

在当下中国，记者的地位正伴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而急剧下降。经济收入的下滑、工作难度的加大、工作环境恶化等诸多方面又放大着这一效应。
造成记者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全球性的；但在当下中国，我们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
课题组在2013年10月到2014年9月先后在北京针对编辑记者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云南、山东等地做了两次深入媒体、企业实地调研，举行过若干次座谈会和深度访谈。本文主要是基于以上三次的调研数据撰写而成。

                                                                     “自我认同”的贬斥：
                                                            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记者长久以来被视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社会公义的承担者、社会的良心，甚至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呼。
但当下中国，由于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记者的职业光芒越来越暗淡，社会对于记者的评价也越发多元化，从业者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认同危机，部分记者们也自我贬斥为“新闻民工”。
“新闻民工”是传媒业市场化的产物，最早是相对于在编记者而言的，没有户口、职称甚至记者证的媒体从业人员，又被称之为“体制外新闻记者”。
   “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超时工作与低廉的报酬在媒体行业中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旦出现闪失，马上会被所服务的单位开除。他们不仅客观指标上处于新闻单位的最底层，而且具有强烈的‘底层感’，因而被称为‘新闻民工’”（周翼虎，2009：229)。
然而这一称谓随着记者们工作环境恶化，待遇降低，工作强度加大，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自我贬斥的称谓。
记者们感受到作为知识份子的光环正在逝去，逐渐变成了为养家糊口而劳碌奔波的低级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地陷进工作和生活的窘境，从业者普遍感到工作满意度不高，价值感不强，所以以“新闻民工”的称谓来戏谑自己的职业。

记者们的职业焦虑
为了解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况和职业认知，课题组在2013年10月到12月间通过分层抽样，向在北京市的报社、广播电视、杂志社编辑记者做了问卷调查，共发放1300份问卷，有效回收1245份问卷。调查显示，编辑记者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1）超负荷工作压力导致从业者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job burnout），指个体在工作压力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个体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时的一种极端反应。职业倦怠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普遍问题。
调查显示该群体整体上工作强度较大。54.6%的人每天工作8-10小时，33.3%的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下。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数据，中国职场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8.66小时，而我们调查的青年新闻出版从业者的日均工作时长约为8.94小时，高于平均时间。
多数人认为当前新闻工作的竞争程度较大。74.4%（N=709）的人认为当前新闻业竞争程度“很高”或“非常高”，认为“较低”或“非常低”的不到10%。
调查显示，很多新闻记者处于“亚健康”状态，记者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奔波的工作性质使很多人无法拥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无法按时就餐。
新闻工作者中最常见的职业病是颈椎病和胃病。

（2）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生活压力大

本次调查发现，媒体从业青年总体承受着很大的压力，48.9%的人感到自己目前“压力较大”或“压力非常大”，认为“没有压力”或“压力很小”的仅占11.9%。且压力的主要来源依次为工作（37.7%）和经济收入（33.8%）。
“住”和“食”两方面花费了该群体的大部分日常支出。41.6%的受访者目前住在自购楼房，26.9%的受访者住在合租楼房。在被问及自己“日常开支中花费最大的三个方面有哪些”时，61.7%的人将“房租或房贷”排在第一位。排名第二位花销中最多人（35.9%）选择“吃饭”。
受访者中对经济收入“很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共仅占17.7%（N=167）。目前，大多数记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低底薪+稿费”，只有按工作年限才有底薪的区别，记者的主要收入源于稿费，所以想要提高收入就要想法设法地多发稿，无形中加大了工作压力。
由于经济较低，新闻记者的自我认知虽然在职业声望方面仍然认同“无冕之王”的社会责任，但现实生活却又使他们逐渐滑向“新闻民工”。
相当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已放弃对专业地位的追求，转而进入一种以生存为主的工作模式，即以完成媒介组织的工作任务为主。由此，本应脚踏实地、深入基层调研的鲜活到新闻采访工作，变得越来越机械。

（3）职业归属感下降

媒体行业的流动性被调侃为“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经过多年的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传媒业“铁饭饭”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打破。对于“您估计自己会在新闻业工作多久”的问题，近半数（48.8%）的人还在今后的职业选择中徘徊不定没拿好主意。
34.5%的人表示将会再干很多年，只有8.5%的人希望能在新闻业一直干到退休。这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多数人期望干到退休的想法是显著不一样的。
对未来职业规划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而言源于媒体行业巨大的生存压力。很多记者在过了能够四处奔波的年纪后选择转入稍微稳定轻松的行业。
另一方面，媒体从业者对未来的规划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进入媒体行业的动机。我们分析发现，“是否新闻理想而进入新闻出版业”同“是否想在新闻出版业干到退休”存在显著相关（r＝3.58，p<0.001）。
那些最初怀有新闻理想进入媒体或出版单位的人，其留在这一行业的可能性越大。理想成为支撑记者们继续奋斗的唯一源泉，但是如果机制保障不健全，传媒业的人才流失将在所难免。

“社会认同”的错位：
是舆论监督者还是社会建设的参与者？
记者的社会角色是按照其职业分工的社会属性来确定的，包含了记者“应该这样做”的观念，包含了记者“这样做”才是适当的、有效的、正确的观念（王静，2007：97）。
受我国“文人论政”传统和改革开放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再次传入的影响，中国的记者界普遍有着将自己视作社会中的“舆论监督者”的观念，尤其是伴随着媒介市场化进程的而快速传播。
但是当代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给这种观念一种很好的生存土壤，相反激起的却更多的是不理解、不认同、反感的情绪，“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一流行语是对这一现实的生动写照。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甚至一些民众对于舆论监督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益也并不能很好地接纳。

艰难的“舆论监督者”角色
当新闻院系的学生们学完新闻传播学的课程，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所期许的“舆论监督者”实际上并不好做，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远非他们想像地那么简单。
夏倩芳等学者于2010年对大陆地区的千余名新闻从业者展开问卷调查，根据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发现线索、确定选题、设定报道框架和报道风险担责的四个阶段，描绘媒体对社会冲突性议题的报道常规。
其调查显示，在确定选题环节，事件的敏感性和宣传口径压过新闻价值，成为最重要的选题衡量标准，媒体更倾向于选择有具体归因对象的经济性冲突，涉及贫富、阶层、地域间冲突的议题可被就事论事地作为个案报道；在设定报道框架上，正面报道和如实报道的方式最为常用，“就事论事”是避免选题“被政治化”的常用手法；最后，在报道风险追责上，由于媒体内部通常采用计件绩效制度，当事记者难免会受到经济或其他惩罚，其产生的寒蝉效应，使许多媒体人不敢冒险（夏倩芳、王艳，2012：43）。
可见，在“监督者”角色期待下，媒介及其从业者面临“不可承受之重”，批评报道成为一种技巧，甚至是话语策略。而且，“为监督而监督”的迎合心态，很可能是新闻媒介坠入“民粹主义”的深渊。
民粹主义直接诉诸受众，极易获得市场和道德的双重认可，且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但是，民粹主义话语或置专业主义于对立，或凌驾于其上，不仅可能分裂新闻专业社区，而且可能破坏新闻专业主义的公众基础，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缺乏长久动力和支持。
尤其是当商业主义与民粹主义合谋的伎俩被揭穿，失望、悲观的情绪便迅速蔓延，极大地影响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声望。”（谢静，2008：36）

“社会建设参与者”角色期待
新中国成立后, 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可以看到记者的身影，宣传者和参与者这两种职业角色往往同时出现在记者身上。
1997年，陈崇山和祝建华对5800名中国记者进行调查, 发现72%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应该分析和解释跟公众有关的社会问题（参与者），同时64%的人认为记者应该传播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宣传者）。（陈阳，2006：59）
“宣传者”主要是来自于官方对于媒介功能的期待，虽然这种功能不断地受到市场化环境的解构，但是它所担负的意识形态使命，仍然使它具备顽强的生命力。
而作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则是普通民众对于新闻记者的一种诉求。
我们在2014年8月间到山东的调研中发现。一些民众对于舆论监督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能充分地理解，相反他们对于这种监督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却很惋惜。尤其是由于由于记者们失误所导致的损失更是耿耿于怀。
这种社会认同也可以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的建立，避免有偿新闻或假新闻等有悖于新闻伦理的行为。
但是，这一角色期待也隐藏着缺陷。其一，从业者过度认同精英定位从而轻视、怠慢受众；其二，记者过于强调自己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时，可能面临违背伦理和媒介审判的危险。
在一次座谈中，一位法学教授做了这样的发言，或可称之为对新闻界的建议或者批评，“现在新闻界对于我们大学教师的批评太过了，纵然有个别教师有损师德，但是如果一概而论，未免有失偏颇。新闻界应该适度的匡正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在这样的表述中，虽然不切实际地把所有新闻媒体看做一个整体，可以统一指挥的宣传工具，但实际上仍是对媒介作为社会的宣传者、建设者的社会角色的期待。
当然，在不同的场合，记者也被期许为“弱势群体的救助者”、“社会冲突的调停者”、“主持公论的包青天”，等等。这显然同记者们自我认同的“舆论监督者”有着显著的不同。

艰难的“调和”和“失去的市场”
在媒介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为了媒介的生存，记者们试图做着各种“调和”，以满足各方面的角色期待。同时，中国受众越来越成熟和理性，他们需要深度报道而非肤浅信息，需要事实而非观点，需要自己形成判断而非接受被灌输的结论。
与这种需求相对应，一些记者学习西方的客观报道手法，扮演观察者角色，重视时效性，事实与评论严格分离，以提供事实为首要目标，文字冷静理性，标题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陈阳，2006：61）。
客观性备受新闻从业者的推崇，这其中既有职业理想的、行业规范的内在要求，亦有现实考量。首先，客观立场可以较好地平衡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在官方和民间两种立场中找到平衡，既与官方信源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能获得民众的认可，从而确保其商业利益不受损害。
另外，客观立场对于从业者而言也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记者陈述确切的事实，并且通过呈现不同立场者的观点，起码做到了形式上的平衡，能够很大程度避免媒介审判，或者遭受新闻官司及公众指责。
但是，历史并没有给这种调和的做法太多的时间，当专业记者把持的传统媒体的舆论场丧失了对于时事的评品，批判的武器正在变得没有力量，传统媒体实质上是将“议程设置”的“大权”拱手让于新媒体。

结论：
陨落的不仅仅是地位

职业神圣感的陨落
我们的调查显示新闻从业人员生存状态恶化，经济、工作压力大，健康状况堪忧，缺乏职业归属感，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高达43.5%的人觉的自己“疲惫”或“很疲惫”，仅有1.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充满活力”，其余人觉得“还可以承受”。
在这样的情形下，拥有高学历的部分的新闻从业者便开始倾向于另谋他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2010年在谈到工作压力时说道：我们有个年轻的记者，去年入职的，北大新闻系的硕士，到了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来找我，说他打算要走了，我说为什么年轻轻刚来就走，好不容易办进来解决了户口。
他说他实在是受不压力了，去年一年走遍了整个中国，宁肯去当公务员（商建辉，2013：71）。在我们的调查中，在被询问“是否考虑转行时”，仅有16.9%的新闻青年从业者表示“不愿转行”。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既渴望丰厚的物质利益，又怀抱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当他们认为“职业理想”无法实现时，易倾向于把谋利作为工作的最主要目的。
在问及”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时，有71.1%的青年新闻从业者表示是“薪酬”，仅有9.4%的表示是”能否自由采访、自由发表”，其趋利化可见一斑。但谋求利益并非这些青年新闻从业者选择从事新闻行业的最初动因。
在问及“从事新闻工作的主要动因”时，有49%的青年表示是为了“实现新闻理想，推动社会进步”，仅有17%单纯地表示是为了挣钱。
在自己的从业初衷难以实现时，大部分的青年开始将生活和经济的压力放到了眼前，开始谋求各种方法使自己的利益能够最大化。当理想遭遇现实的窘迫时，头顶的王冠便失去了光芒。

新闻真实性蒙尘
为争评“好稿”，记者面对新闻线索及确定报道框架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迎合受众、迎合编辑。记者获得一条新闻线索后，首先应衡量其新闻价值大小，并寻找合适的报道角度深度“挖掘”新闻。
但是，在争取发稿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动机下，报道策划成了从业者制造新闻的借口，轻则在写稿中断章取义、夸大事实，导致新闻报道娱乐化、媚俗化，更有甚者，捏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严重背离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记者在漏稿压力下抢新闻，一味追求时效性，对新闻来源不加考证，成为谣言、假新闻推手。
媒体内部对记者漏报新闻通常有一定的惩罚机制，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和新媒体崛起，媒体间的时效性竞争趋于白热化，从业者为不遗漏新闻线索，并以最快时间发布信息，只得放松对新闻来源的筛选和考证流程。
媒体由“事前把关”变为“事后把关”，导致谣言的广泛传播。谣言作为一种信息，一旦产生就很难完全消除，媒体的公信力被层出不穷的假新闻不断削减，媒体人的职业操守也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指责，更不用提记者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

职业道德遭遇滑坡
记者们在进行报道时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恪守职业道德。但是媒体从业者在如何面对“车马费”这个具有“中国特色”问题上却没有交上一份成功的答卷。
课题组的调查显示仅有5.9%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可以接受”，有20.6%的受访者表示“偶尔拿无所谓的”，还有22.9%的受访者表示“应该拿的”。
记者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新闻民工”，一些调查记者在外力的冲击下，渐渐丧失了新闻专业的信念，进入一种以生存为主的工作状态，新闻寻租与媚俗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表现。
“新闻寻租”是指新闻界或新闻从业人员利用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的权力，转移财富分配，为团体或个人谋求不正当利益，获得、索取好处的一种行业腐败行为，同时也是对其他社会利益造成损失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王博，2008：167）。
新闻记者编辑在从业之初通常怀有改造社会的公义之心，或对于“无冕之王”身份的强烈认同，但在新闻从业实践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媒体既有常规的限制，在群里压力之下做出相对保守的从众之举，不敢轻易逾越框架，另一方面，从业者个人常常在职业焦虑和生存压力之下屈从与商业利益的诱惑，被广告商或北采访对象提供的各种好处收买，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
媚俗，即在新闻报道活动中，忽视社会价值，追求低级、庸俗趣味，对一些格调不高、具有较少社会价值、具有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进行夸张和炒作，甚至在重大新闻事件上避重就轻，忽略甚至抛弃对事件背后深刻社会原因的寻找，对细枝末节和表面现象过度关注，对刺激感官和神经的内容进行放大处理，过分追求报道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以制造轰动效应，吸引“眼球”（程江南，2005：29）。
同时，新闻公正并维护社会公正的正义感正在减退。由于新闻媒体大面积实行聘用制，少数聘用记者因人事关系松散而怀有强烈的短期寻租目的，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替亲朋好友出力、出气的行为也开始抬头（李希光，2006：40）。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断裂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新闻专业领域有价值的理念随着中国新闻改革的需要被介绍进来，逐渐转变成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行为。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与国情不同，专业主义并非简单移植的过程，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意识也参差不齐。
目前，我国传媒领域较为普遍存在的违反职业规范的现象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15种：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广告版与新闻版混淆（包括所谓“有偿新闻”）；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受贿无闻；假新闻；制造“媒介事件”；免费接受被采访方的各种好处；歇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侵犯当事者的著作权；“媒介审判”；介入式隐性采访和偷拍偷录；拒绝更正与答辩；恶炒明星排闻和犯罪新闻；无人性的冷漠新闻；虚假广告和庸俗广告（陈力丹，2004：23）。
课题组的调查中在问及对于“媒体是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这一观点的认可度时（各项指数1为“最低”，10 为“最高”），青年群体的给分为6.66，非青年群体则高于青年群体，为7.05。而对于“西方专业主义的认可程度”，青年群体和非青年群体的给分几乎没有差别，分别为7.18和7.2。但在单位中不同级别岗位的人群对于这两个观点的看法却有显著的差别。
在对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认可程度”上，认可度最高的是一线工作人员，即记者、编辑，为7.35，认可度最低的是单位负责人，即社长、台长、主编等，为6.33。对于“媒体是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这一观点的认可度上，认可最高的则为单位负责人，为7.33，最低的是办事人员，为6.48。
主流机关报（台）工作人员特别是拥有事业编的中层以上领导干部，高度认同主流宣传理念；而市场化、商业化的媒体则与主流价值观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或偏离，客观上加剧了“两个舆论场”现象。
“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既成为‘显题’，又呈碎片和局域状态。”由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具有深层变革的意义。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威胁新闻从业者尚未厘清的专业主义理念，新闻与娱乐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电视与网络媒体的凸显，会将新闻进一步拖向媚俗和消费主义的通俗文化领域，使之日益失去符合专业主义原则的新闻话语所应当具有的理性和批判精神。”（陆晔、潘忠党，2002）
记者职业地位的下降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对记者职业的贬斥，以及记者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更重要的是使得记者的“自我认同”发生了深刻危机。
职业神圣感的丧失，使得记者们更多表现出短期趋利行为，甚至开始厌弃这个职业；而这又继续导致记者社会地位的下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新闻业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守望”功能，新闻事业出现问题必然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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