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深度报道部频频被裁？ - 传媒教育网

昨天，一则关于《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被撤掉的消息在业界传开，引发了不少同行的愁绪和伤感。在这之前，据说《北京青年报》也撤掉了深度报道部，更早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部也散伙了。

与此同时，有些报社虽然依旧还保留深度报道部的建制，但是业务范围发生了变化。

大概是2005年10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刚刚负责我报的深度新闻操作，当时还带领了我们的团队去过京华时报和北京青年报的深度报道部学习。突然之间，这两个曾经的学习对象都不在了。

粗浅地解释，深度报道部之所以被撤掉，原因很简单，就是“活少了”甚至是“没活干了”。

比如，就在5月25日，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城一老人院发生火灾，已致38人遇难、6人受伤。火灾伤亡人数在近年已经算很多，加之发生火灾的场所是一个老人院，在老龄化社会迅速到来的情况下，这件事的新闻价值肯定是很高的。

搁在以往，全国的深度记者肯定昨天就买机票去河南采访了。但是这一次，又有几个深度记者去了河南采访？我是没有具体统计，但看各大新闻门户所发的稿子，去的人肯定不多。

解释一句，在大多数报社内部，全国性突发新闻的采访一般都放在深度报道部，这是因为突发新闻与深度报道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突发新闻为深度报道提供新闻由头，深度报道是突发新闻的一种自然延伸。

当然，在不同的报社，承担深度报道职能的部门叫法不同，有的叫深度报道部，有的叫机动部，有的干脆叫国内新闻部。

不只是这一次的河南养老院火灾去采访的记者不多，前段时间闹得火热的黑龙江庆安枪击案，再前一点的福建漳州PX爆炸事件，再再前一点的广州区伯湖南嫖娼案。

这些都是关注度很高的热点新闻，又有多少深度记者赶去现场采访了呢？

客气点说，有些同行是去了；不客气地说，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和2012年以前，重大突发新闻发生后，各家深度记者争分夺秒前赴后继往新闻现场赶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不做重大突发新闻了，并不意味着深度记者就完全没有活干了，这批人还可以做其他选题，比如“策划性选题”、“周年性报道”等等。

但是，毕竟新闻性最强最吸引人眼球的那部分选题不能做了，深度报道部存在的价值也就打了折扣，时不时听到这个部门被“关停并转”的消息也就不出意外了。

深度新闻的力量来自于它选题的“硬度”，硬的不能碰了，只能转向软的题材，比如“西湖的第一朵花开了”、“白云山的树开始落叶了”，这样一来，深度新闻的力量立即就小了很多。“西湖的花开”也是一条好新闻，很有“温度”，很贴心，也值得大做，但显然这样的选题要做出深度是很困难的。

另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报社都弱化深度报道部，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比如南都今年就恢复了“深度版”。

为此，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还曾经在公号上写过一篇叫做《南都恢复“深度”版，黄金十年过后，中国的深度报道何处去？》的文章，当时被比较大面积地阅读和转载。

写作该文的由头是今年3月31日南方都市报宣布又一次改版，这次改版恢复了“深度”版，因为南都历史上的“深度”版发布了多篇独家调查报道，代表了南都的最高原创水平。

比如，2003年4月25日刊发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 0 04年11月5日刊发的《深圳妞妞案调查》，2 0 0 6年10月19日刊发的《重庆彭水诗案》， 2 0 0 8年2月2 6日刊发的《南街真相》，2 0 10年5月2 1日刊发的《山木王朝》，2 0 10年9月2 4日刊发的《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等等。

深度报道的历史如此辉煌，但要想重振雄风何其困难。南都今年3月宣布改版后，已经推出了很多期的“深度版”，平均每周都会出版两次，每次一到两个版，力度一如2009年以前，但效果只能算是一般，能够留给读者深刻印象的深度报道还不多。

从2005年6月到2011年11月长达六年半的时间里，我曾经担任我报机动记者部的主要负责人，专门操作深度新闻，对深度报道这个领域应该说有一定的感受和认知。

在此基础上，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市场化党报的深度新闻生产》（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广州学而优书店有售）里有比较具体的分析。

在这本书中，我写到，2002至2012前后的10年间，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大灾难，也有激动人心的大事件。

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潜藏暗行的社会转型；而网络媒体的空前发展，则推动全民缓慢进入一个新的话语时代。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对作为社会触觉感知者的媒体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和冲击，也造就了一个深度新闻生产的“小黄金年代”。

在这个“小黄金年代”，中国社会初入网络时代，网络空间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消息来源，而且也成为深度报道补充背景、寻找调查突破口的一个重要入口。

无限量的网络空间就是一个无限的资料库、数据库，为深度调查提供了很多可能性，也是纸媒记者施展空间的核心新闻区域。

在这个年代，即使如广州日报这样的党报和市委机关报，舆论“天花板”比都市报要矮很多，但是配以专业化的操作队伍和版面，也生产出了大量优秀深度报道，比如2007年做的“香港回归10周年系列报道”。

同城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在那个时间段也成立了机动记者部专门操作深度新闻生产，外地的新京报、新闻晨报、大河报也都在差不多的时间段成立了专门的深度报道操作队伍。

但是好景不长，时间推进到2010年、2011年前后，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微博和微信两大社交平台的发展壮大，中国进入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整个深度新闻的操作环境又一次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度报道也遇到了新的困境。

这些困境并非哪一家媒体机构所独有，全国所有深度记者同行都可以很轻易地感受得到。

一方面，伴随“双微”时代的到来，新闻的获取方式和原来不一样了，信息的生产量和流转速度骤然提高，人们获取信息更多更容易了，什么事打开手机都知道了，当然对报纸的阅读需求也就猛烈下降了，报纸都不看了，报纸上刊发的任何东西包括深度新闻肯定也没有原来那么急需了。

另一方面，在重要新闻线索的获取上，深度记者和新闻管理部门同时得到，管理更快更准，留给深度记者的操作空间和时间变得异常狭窄，让这些深度记者“有劲没处使”。

就这样，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后，在“技术逻辑”和“宣传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深度新闻生产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

其实，深度报道的繁荣和困境和整个报业的兴衰是高度一致的。在2010年以前的“前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只是深度报道繁荣，整个报业市场也红火得很。2010年以后，报业的日子不好过了，深度报道也就难做了。

即使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深度报道依旧是传统媒体对抗网络的一个利器，如果连深度报道都不行了，那中国的报纸就真的危险了。最需要深度新闻硬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能软下去。

如今的环境下，日报的深度报道到底怎么搞？确实值得我们去琢磨。在我看来，大概是四个方向。

第一，时政类特别是监督类的，干脆放弃吧，这个领域大概只能靠胡舒立和她的《财新》去搞了。

第二，多挖经济类题材，和读者关注度大，又没有那么敏感，比如南方周末最早做的《百度和莆田医疗帮的对峙》就很好。

第三，多挖文化类题材，理由如经济类题材，再举南方周末的例子，南周时政类的稿子我现在基本不看了，但是文化副刊类的深度稿却经常看。

第四，向“人物”要生产力，同样的选题，从人物的角度切入，可读性要好很多，而且把握得好，也相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