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给该校刘书记的一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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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晓明 |
在网上，我读到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女教师卢雪松给学校书记的一封信，她因为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学生探讨独立电影作者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积极分子告发，随即被学校予以停课处罚。 这封信被其他网站转载时标题都是《一位大学女教师在被停课处罚后写给校书记的信》，这是一个相当消极的表述，它把作者置于一个被动的、无权者的、情非得已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作者确实陷入相当不利的局势，被停课的后果是什么？处罚会不会从此记入档案？她会不会从此失去教职？失去教职后对她会有什么影响？这对一个 1996 年才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又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在她的信中看到还远远不仅是这些，我看到饱满的内心力量，舒展的价值观和对领导长辈的信任。这是自由的姿态、积极的姿态，因此我摘录她的话作为标题，将此文转发在我们网站上。这句话的原文如此："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 一个自在站立的姿态，一个自由灵魂的姿态，面对这样的年轻人，我迫切地期待看到，作者所尊敬的刘书记，将如何欢迎和拥抱如此健康和美好的姿态，该校那些修习美术、戏剧和电影的年轻学生，该如何庆祝与这样的灵魂的幸运相遇。 时值21世纪，林昭不幸遇害将近四十周年。她的灵魂如今正在我们浸透苦难的国土发芽，它势必要在年轻的心灵中绽放花朵。正是她的不屈不挠、她的遗世独立，构成了她的灵魂那种难以抗拒的美感，这种精神的魅力，当年的囚牢都没有能够锁闭，今天难道还有什么人可以阻止它的成长和壮大呢？ 这就是我在卢雪松老师的信中看到的第一点。 我同时也还想到—— 假如在1957年，一封学生的告发信，足以让卢雪松和林昭一样被打成右派、像热爱林昭的甘粹或者张春元一样被放逐、被监禁，不知在什么穷乡僻壤度过"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假如在1966年，这封信、再加上这封信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连打右派的过程都不必要，学生挥动皮带、板凳，可以像北师大女附中的那些优秀女学生一样，把她们曾经敬爱的女校长活活打死。 但是今天这个因果链断了，它遇到了灵魂的屏障： 这个三十出头的女教师，她堪称林昭的同行，都是学中文、教传媒的嘛；这个叫做卢雪松的女教师欣然告诉领导说：我的良知如此召唤，我的灵魂选择站立。 在站着的灵魂面前，我好奇的是，让卢老师停课反省的领导，难道真的愿意看到卢老师从此泯灭良知、唯唯诺诺、变成甘粹养的那只笼中八哥吗？那位告发卢老师的学生积极分子，难道你期待的艺术殿堂就是这样的一只鸟笼，由豢养你的人提到公园里，重复那些年华老去者不知所云的"电冰箱……"车轱辘歌吗？我的天啊，你的艺术生涯如此开始，真是歪打正着的尤奈斯库之《犀牛》版。 《寻找林昭的灵魂》，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片子，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家学者，对这部片子都可以有、并且实际上也的确是有各种不同意见。它也许不适合在卢老师的课堂上放映，假如它和卢老师讲授的中国电影课程内容没有关联，或者卢老师能够找到更深刻地呈现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纪录作品，或者比这部作品更具代表性的独立影人的社会历史题材纪录作品。但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讲授，这样的争议不应该由行政处罚的方式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学术争鸣、通过专家意见。即使是专家争鸣，也不能由哪一个专家说了算，而应该推动持续的争鸣和讨论。即使这部片子必须批判，我们也要先看了再说；并且，最恶劣的教学莫过于老师在哪里批判，根本不让学生看是个什么东西。就算文革时我们批判《天鹅湖》，一些上级领导不也常常应群众要求反复放映，让大家再批判一遍吗？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我所任教的中山大学，曾经反复播放过《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片子。2004年三八节前后，我们曾在广州校区和珠海校区连续举行"妇女和其他边缘人群——胡杰纪录片影展"， 两个校区超过五百师生观看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影片，并激发了热烈的讨论。《南方都市报》有关文化教育栏目的记者对这次影展作了相关报导，此后，在广东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佛山图书馆先后有一千多观众观看了这部影片。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中的北大校友、林昭生前好友，知名的学者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接受了纪录片作者胡杰的采访，这些采访后来被补充到这部片子的修改版里。纪录片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放映，有陈方正、龙应台等著名教授学者出席，影片播放后，全场静默，散场后观众依然与作者久久讨论。 在我任教的中文系，这部片子也是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课程、本科比较文学课程和全校性公选课"妇女、性别与文化再现"的影像观摩资料。我们连续两年专门用上课的时间播放这部片子，并邀请胡杰先生亲自前来，与学生共同切磋讨论。2005 年 4月，在中山大学的小礼堂，由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袁伟时教授主持，大约五百多人在这里再次观看了林昭纪录片并且与作者交流。正是这个地方，孙中山先生曾在此演讲，并发表名言："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 在我们"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的网页上，有"林昭纪念专辑"。一位研究生高泓在文章中写道："林昭在前，我们怎能不无数次无数次地反思，反思我们自己。或许我还没有活到可以体会深刻的年龄，但在偶尔之时，我也会摊 开自己的双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一位本科同学 杨昊鸥辑录了林昭生平资料，他写道："我在整理这个资料之前抱着侥幸心理在网上又进行了一次查找，终于找到了一个林昭纪念网页，制作很粗糙，访者却是极多（ http://linzhao.netor.com）。一时间，泪流满面……但愿有一天，人人都能够知道：在这片古老而龌龊土地上，曾经有个叫林昭的英雄不屈地站立过；而她站立的姿势，将成为这个民族不朽的图腾。" 《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纪录片，打破了历史的禁区。在此之后，一些主流电视台也开始追踪有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故事。2004 年8 月1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对这部片子的完成和作者胡杰作了整版报导。有一个小道消息是这样，今年春天矿难频发，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为了解矿工生活状况，高层领导人找来胡杰拍摄青海矿工生存状况的纪录片《远山》观看。假如这是造谣的话，我希望有人能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核对事实。假如这不是造谣，怎能不说是民族之幸运、独立制片影像运动之幸运。因为，如果国家政策制定者能够有更多渠道了解民生疾苦，老百姓是不是就能少受罪？国家领导人都看此人之纪录片，艺术学校的学生却要闭目塞听，这就怪了。 我还有一些切身体会，想和卢老师和刘书记分享。我在高校任教也有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被学生告过，但此纪录被今年的一封信打破。这封信署名全体同学，后来被证明全体同学的绝大部分不知此事。站在全年级同学面前，我说过一番话：你们对老师有意见，何必不当面讨论。意见与意见的交流是平等的，你有批评的权力，自然，我也有反驳的权力。我们无需互相说服，可以任歧义相生、教学相长。但是你去对领导说些不实之词，这是对我尊严的冒犯。我不能容忍的是剥夺我的尊严，让我没有尊严地站在课堂上。想想如若别人这样对待你，你的感受是怎样。 当时，我很想对那位写匿名信的同学说几句话，但我怕说重了，伤害了他，所以忍了又忍，没有说出口。我当时想说的是：文革时你还没有出生，你从哪里学会了这种动用权力来制裁老师的做法？ 你可以拒绝我讲授的知识和观点，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和你想法不同、意见不一样？你将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处？难道你永远要投靠权力控制他人的思想吗？ 假如你成功地让所有人想法和你一样，你有什么必要到学校追求知识、探索真理？须知，世界上惟一之真理乃无穷之差异，古希腊以来激励无数哲人去思考的正是对这种不同、差异的求知热情，什么时候学术是由权力来裁断的？ 假如同学知道你有此恶习，你将失去朋友；假如同事知道，会对你另眼相看；假如领导明智，你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假如领导不明智，你的幼稚会受到鼓励，你心生邪念而不自知。 而你最大的损失可能是，再难有人生幸福之体验。你将没有机会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因为你的内心被自私、不负责任甚至是仇恨所驱动，你不懂得爱，以让他人被权力束缚为乐。 我没有陷入太多的麻烦是因为，在大师陈寅恪实践其"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校园，我有幸与这样的领导共事。他们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地接受了投诉，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从广州亲赴珠海调查，组织学生干部座谈会，听取种种意见，并鼓励大家继续批评讨论，且没有对我的教学做任何行政干预。 而卢老师的经验证明，不负责任的投诉确实是可以造成更大麻烦的，甚至可以剥夺一位教师的工作权利。 我愿意相信，卢雪松老师所在的学校，卢老师所敬重的刘书记与我们书记主任一样，是有独立头脑和独立判断的长者，是愿意以亲身努力让年轻而自由的灵魂生长的榜样。在下一位教师因放映《寻找林昭的灵魂》而引起争议时，不至于有人会援引此例说，吉林艺术学院曾因此对某位教师停课处罚，请你以此为鉴。现在国内各大院校都希望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以本人在美洲、欧洲、亚洲若干入流和不入流的大学游访的经验，没有那所大学会让一位学生的意见来左右教师的讲授甚至这位教师的职位。如果一位学生的告发就能让教师下岗，我不知道这个学校是理性治校还是无理性治校。 《寻找林昭的灵魂》引发公开论战意义深远，而卢老师今天的说理如同林昭当年的抗争一样，在书写我们民族高等教育的历史纪录。在主流的教育体制内，如何让独立的知识和艺术赢得合法性，如何让我们本土的历史和经验进入批判性思考的视野，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状。正如卢老师信中所说，没有法令禁止她所做的事情，但我们都知道，她的困难更是来自人们不明言的禁忌，没有那种力量的支持，学生的幼稚也不能成事。 那种力量是什么呢？是今天社会中流行的虚伪、麻木和冷漠，是当下无信仰、无价值、无承担的道德危机禁止她做有创意的教学；说禁止其实都轻了，实质是制裁和扼杀。由于过去思想专制的阴影，人们、尤其是领导者对独立而有创意的事物心怀恐惧，这也不难理解。但中国还有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难道因为自己怕，就宁愿后世所有人都委委曲曲了此一生吗？尤其危险的是，如果我们把裁判学术是非的权力交给根本没有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手上，任他们以无知狭隘的眼界评断学术、任其迎合权力的欲望发展，这会给在青年中鼓励什么样的道德风气，且把什么样的人才交给社会？难道要让他们在挥霍了家庭和社会的资源后，再去建造新的思想牢笼危害人类吗？难道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经历的浩劫还不足以让我们谨慎戒惕吗？ 我要向卢雪松老师表示我衷心的敬意，我希望她知道，今天有很多中国人像她一样有理想，知难而进。在中国广东的汕头，一片绿水青山处，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干>部、汕头市原市长彭启安十多年来跋山涉水、集资一千多万，把那里变成了墓碑林立、高塔向天、警钟长鸣的墓园，这就是中国大地上第一座大规模公开祭奠文革遇害者的"文革博物馆"。我记得在采访彭市长时他说的一句话：中国人太苦了。这种不希望中国太苦的人，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在书写今天中国的历史。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个人的话，卢雪松老师，假如你是一位学士，希望你来报考我们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假如你是一位硕士，希望你来报考我们的博士。假如你是>一位博士，希望你来申请我们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教职，我们需要你的加盟，并为有你这样的教师而自豪。尽管我的权力不足以决定这一切，但我愿意说出我的心里话，表示对你的支持。 2005 年7月 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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