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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传播学案例集锦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6-26 12:15
标题: 传播学案例集锦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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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0-2 18:36
【案例】
传播效果研究基本概念百题
1．传播
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传递和交换信息的过程。理解这个概念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播播是一个信息共享过程，即把一个或少数人独有的信息化为两个人或更多人共有的过程。第二、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文化条件下进行的，传播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又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得以实现的另一前提条件是双方要有共同的语义空间，即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对符号含义的共同理解。第三、传播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但受传者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可以通过信息反馈来影响传播者。传播，即“通过讯息而进行的社会互动”。第四、传播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一个信息或态度、感情的流动过程。
2．内向传播
也称人内传播或内在传播，即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系统；既有接收装置（感官系统），又有传递装置（神经系统）；既有处理装置（记忆、思维系统），又有输出系统（语言、动作、表情）。内向传播是个人的知觉、思维和思维活动，它的特点是在同一人体内进行，是一个主我和客我的交流活动；从不受外部势力干涉而言，它是一种最自由的传播活动。
3．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意见、感情的交流与沟通行为。人际传播，特别是面对面人际传播有两个特点：1）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传受双方不仅可以使用语言，而且能用动作、表情、眼神等多种手段传递信息，方法灵活；2）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强，反馈及时，它以一来一往的形式进行，双方可随时根据双方的反应来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对传播内容进行修正、补充或改换传播方法。因而，人际传播是一种高质量的传播，尤其在说服或沟通感情方面，其效果要好于其他形式的传播活动。人际传播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互动形态，对个人的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大众传播的效果也起着中介和过滤作用。
4．组织传播
组织指的是具有明确目标、成员之间有着严格的分工合作关系的有机整体。组织传播指的是组织内的信息传播活动，包括纵向和横向的联系与沟通，组织传播的功能在于维持组织的秩序，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形成组织内共识，收集、处理外部信息以适应环境变化。组织传播的最大目的是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5．群体传播
群体指的是由共同的利益、观念、目标、关心等因素相互联结，存在着相互影响作用关系的个人的社会集合体。群体传播即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群体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1）群体是个人的信息来源；2）群体是个人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场所与手段；3）群体归属和群体规范对个人的态度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4）群体传播是大众传播效果形成的重要中介和制约因素之一。
6．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由专业化的传播机构运用复杂的技术手段面向不定量多数的受众进行的大面积传播活动。同其他传播活动相比，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是由专业化的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这些机构包括报社、电台、电视台等；2）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受众；3）采用现代化的机器大量复制信息；4）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和内部的传播活动；5）传播过程的单向强，反馈迟延
大众传播的上述特点，使得它拥有其他形态的传播活动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部信息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上个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
7．传播过程
传播者选择加工信息，通过某种渠道传递给受传者并引起反应的过程。船舶是一个多因素、多环节的过程。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提出过著名的“5W”过程模式，即认为传播过程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5个要素和环节组成。此外还有数学家香农和韦弗提出过的电子信号传输过程的直线模式，传播学家施拉姆和奥斯古德提出了社会传播过程的循环模式等。
8．单向传播
指缺乏反馈或互动机制的传播，即信源发出的信息，经过传播渠道而抵达信宿的单向过程。在单项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传者只是单方面的“给予”和“接受”关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纯粹的单向传播是少见的。一般来说，人类给中传播活动都是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但这种双向性和互动性有强弱之分，大众传播由于缺乏反馈的及时性和灵活性，属于一种单项性较强的传播活动。
9．双向传播
指存在着反馈和互动机制的传播活动。在双向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相互交流和共享信息，保持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般来说，人类的传播活动均具有双向性，但这种双向性有强弱之分。对话、打电话或计算机通信等属于双向性较强的传播活动，而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活动的双向性较弱。
10．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或手段，如电话、计算机及其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与传播技术有关的媒体；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或机构，如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等。这两个方面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作为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的发达程度如何决定着社会传播的速度、范围和效率；另一方面，作为组织机构的传播媒介的制度，所有制关系，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如何，决定着社会传播的内容和倾向性。
11．受众
指大众传播的信息接受者，包括报刊、书籍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受众的特点是：1）规模的巨大性，在人数上超过大部分社会群体；2）分散性，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3）异质性，即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受众既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对象，对传播过程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受众的需求，受众对媒介信息内容的选择性接触活动等，都对大众传播的效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12，传播效果
效果是人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传播效果具有下述两种含义1) 在狭义上,它指具有宣传或说服目的的传播行为在传播对象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动的变化，通常意指传播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传播者的意图；2）在广义上，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众和社会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不管这些影响和结果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现在的还是潜在的。上述两种含义又构成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对个人效果产生的微观过程分析；其二是对社会效果产生的宏观过程分析。
13．传播技法
传播技法指的是唤起传播对象的注目、引起他们特定的心理和行动反应，从而实现说服或宣传之预期目的策略方法。传播技法包括内容提示法（如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说理法（如“明示结论”与“不明示结论”），诉求法（如“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等等，传播技法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14．前馈
受传者事前对传播媒介的希望与要求，如要求报纸刊登某些方面的内容，希望电视台看板某类节目等。近年听众点歌，预约电视等等，也都是在获得受众前馈的基础上开办的节目。获得受众前馈，可以提高传播活动的计划性和针对性，对改进传播效果，提高媒介企业的效益有重要意义。
15．反馈
传播学中的反馈指的是受传者对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的反应。受传者回传给传播者的信息成为反馈，获得反馈信息，是传播者改进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在人际传播中，反馈是直接，及时，灵活的；而大众传播的反馈则是具有间接性，迟延性和制度性等特点。因此，改进反馈渠道，对大众传播媒介来说尤为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16．信源
指信息的提供者或新闻发布者和报道者，传播过程第一个环节。由于人们一般是根据信源的可信性来判断信息价值的，所以心愿的可行性如何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信源的可信性包括两个条件：一是信誉条件，即是否城市、客观和公正；二是资格条件，即是否了解详情，是否具备合理、合法的发言权等。
17．噪音
原为无线电通信领域的用语，指电波载传输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物理干扰。噪音的存在会使传播的信息发生衰减或失真现象，如电视节目信号播出后发生图像扭曲、声音段续等现象。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也有噪音干扰现象，如虚假、捏造、歪曲的信息等，社会传播中消除噪音干扰的主要做法有加大正面信息的传播量和传播次数、揭露虚假信息等等。
18．信宿
信息抵达的终端、目的地或对象。在大众传播学中，信宿和受众是同义语。
19．说服
又称劝服，指的是传播者试图通过传递某种信息，来影响和改变受传者态度、观念、价值和行为的传播活动。个人之间的劝说、企业的广告公关、大众传播俄宣传等，都属于典型的说服性传播活动。说服性传播活动具有意图性和目的性。说服效果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信源的可信性、传播内容、传播方法和技巧，受传者的个人和社会属性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
20．两极传播
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等在40年代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理论假说。两级传播理论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和影响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意见领袖指的是那些对大众媒介保持较多接触，在特定领域能够对他人发挥个人影响的人。两级传播理论的母鸡在于揭示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强调大众传播的效果受到人际传播的制约。
21．N级传播
对两级传播观点的修改和补充，也称多级传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两级传播假说之际只注意到了一层意见领袖的存在，后来拉氏和卡兹在“人际影响”中对此做了补充，提出意见领袖事多层次的。社会学家罗杰斯在考察农村革新事物的普及过程时，把大众传播区分委“信息流”和“影响流”，认为信息的传播可以是“一级”的，即媒介信息可以直接抵达一般受众；而影响的传播则是“N级”（多级）的，其间经过大大小小的意见领袖的中介。这样，两级传播假说便发展成“N级传播”假说。
２２．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意见领袖不同于舆论领袖，意见领袖的一般特点是：１）与被影响者处于平等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２）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３）影响领域分为＂单一型＂和＂综合型＂；４）社交范围广，信息渠道多，对大众传播信息接触量大．意见领袖在大众传播效果性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过滤作用，传播媒介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必须重视意见领袖的存在．
２３．社会雷达
对传播的环境监控功能的一种形象比喻，由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提出．在４０年代，政治传播学家施拉姆最早概括了传播的三种基本社会功能，即环境监控，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传播的环境监控功能，指的是传播在帮助人类察知内外环境变化并及时调节环境适应行为方面所起的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雷达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活动具有类似性，因而是施拉姆将之称为＂社会雷达＂，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执行着重要的社会雷达功能．
２４．编码和释码
信息内容是通过一定的符码（文字，图像，音声等）表现出来的．传播者将特定的内容以一定的符码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即编码活动，亦即信息的采集，筛选，加工和制作活动．另一方面，受传者在接收到传来的符码以后，必须经过对符码的阐释和理解才能从中得到意义；因此，受传者对符码的理解和阐释过程，即释码活动，英国批判学派中＂文化研究＂流派的代表学者S.霍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信息采集，加工，筛选和制作活动是一种最普遍的编码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本质是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利益服务的；而释码活动则是更体现了社会的多样性，因为受众有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他们的释码活动必然受到其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受众对大众传媒信息的释码活动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同向性释码，二是妥协性释码，三是对抗性释码．这种状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各种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２５．选择性接触
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之际，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媒介和内容，而是更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的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内容加以接触，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与自己既有倾向相左的媒介或内容．这种倾向，成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接触行为更容易在强化受众既有立场和态度的方向上起作用，而不是导致它们的改变．这个概念，是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
２６．选择性认知
受众在处理信息之际的一种选择性倾向，它的含义是，在大众传播的大量信息中，受众所感知到得往往是那些与自己的既有兴趣，习惯，需求等一致或接近的部分，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等人的实验研究证明了这种选择性认知倾向，选择性认知一样，都是制约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２７．选择性记忆
受众在处理信息之际的选择性倾向之一，即受众在接触信息后，保留在记忆中的往往是那些与自己的既有兴趣，需求，立场，态度或观点一致或接近的内容，选择性记忆的倾向，在实验心理学中也得到了证明．它与选择性接触，选择性认知一样，都是制约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２８．大众报纸
也称廉价报纸．近代报刊出现后经历了政党报刊和＂黄色报刊＂时代．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出现了＂人人都看的报纸＂――大众报纸，大众报纸的特点是：１）内容以报道新闻，社会事件和提供娱乐为主；２）发行量大，一般为几万，几十万份；３）读者不限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是面向分散的，异质的，不定量多数的受众；４）广告收入成为报纸经营的主要财源．大众报纸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２９．社会共识
也称社会合意，即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看法．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下去，需要该社会成员对社会有一种＂共识＂，即对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正确与错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事物等等要有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判断和行动才会有共通的基础，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提供这种共识是社会传播的一项重要功能，在传统社会，这一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选择，记录和传播向社会成员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以作为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传统社会中的教育和宗教传播活动是在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的，而现代大众传播则把同样的信息内容和价值信念传达到社会的任何阶层和任何角落．因此，大众传播形成的社会共识更具有普遍性．
３０．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大众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内容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大众传播内容的定量定性研究，来分析某一时期传播活动的重点，传播媒介对特定问题的态度，立场或倾向，或者传播内容在某个时期的变化等等．内容分析既是一个领域，也是一个研究方法．按照贝雷尔森的观点，＂内容分析即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方法＂．它包括三个原则，一是客观性，要求分析人员坚持科学态度，排除个人的主观随意性，严格执行一定的调查分析程序；二是系统性，即把相关因素尽可能多地考虑进来，进行全面分析；三是定量性，使用数理统计方法，尽可能用数据说明问题．
３１．地球村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其代表性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得概念，麦克卢汉把媒介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志．他认为，在原始社会，口语是主要的传播媒介，由于听力的物理限制，人们必须生活在近距离的部落群体中，互相保持密切联系．文字印刷媒介产生之后，人类由＂耳朵的社会＂进入了＂眼睛的社会＂；由于交往和传播能够不以物理空间的接近性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部落社会便发生了解体．现代大众传播尤其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和普及，把遥远的世界拉得很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感觉上大大缩短，人类在更大范围内重新＂部落化＂，于是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跨过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飞速发展的今天，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地球村＂已经成了形容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的概念．
３２．传播流
传播流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发出的信息和影响，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传播流＂可以区分为＂信息流＂和＂影响流＂，前者可以是一级的，即媒介信息可以直接抵达一般受众；后者是多级的，即媒介的影响需要经过各种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对一般受众发生作用．＂传播流＂研究强调人际产播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的众多制约因素环节，对否定早期＂魔弹论＂的传播观起了重要作用，其代表学者是拉扎斯菲尔德，卡兹和罗杰斯等．
３３．＂假寐＂效果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等人提出的概念，霍夫兰等人在进行信源与说服效果的实验之际发现，信源的可信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信源的可信度越高，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但是，由可信性带来的说服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会出现衰减，而低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则有上升的趋势．霍夫兰根据艾宾斯的＂忘却曲线原理＂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在大脑忘却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对信息的记忆量随时间推移呈减少趋势，而忘却总是从信息的次要属性开始．不同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或不信，其说服效果最初可能大于或小于内容本身的说服力；而随着人们记忆的淡漠，信源可信性的影响趋于减弱或消失，内容本身的说服力才能客观真实地表现出来．
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信源可信性的负影响其说服力不能马上得以发挥，处于＂休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可信性的负影响趋于减弱或消失后，其说服效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种现象称为＂假寐效果＂．假寐效果的存在表明，信源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短期效果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从长期效果来说，最终起作用的依然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
３４．先有倾向
先有倾向指人们在接触媒介信息或宣传之前已有的立场和态度倾向，这个概念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１９４８）中提出的，他们在对１９４０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中发现，在人们就选举或其他政治问题作出决定之际，这种决定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是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迄今为止所持的政治态度．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先有倾向的作用不仅仅止于政治问题领域，在时尚，生活方式以及娱乐等领域，人们对大众传播信息的态度都受到既有的关心，兴趣，信念，价值等先有倾向的制约．先有倾向作用的发现，对大众传播万能论是一种否定．
３５．IPP指数
政治先有倾向指数，在对１９９９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以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居住区域为变量，设计了一个显示调查对象的先有倾向的综和指标，即IPP指数．这个指数是根据当时美国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以给具有支持共和党倾向者较低得分，给具有支持民主党倾向者较高得分的方法计算的．IPP指数分析的结果证明，人们的选举投票行动并不取决于大众传播和竞选宣传，而是基本上，取决于迄今为止所持的政治态度．IPP指数分别还导致了＂选择性接触＂＂补强效果＂等一系列理论假说的诞生．
３６．传播和社会化
传播的影响与效果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社会化指的是人出生后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个人角度而言，它指的是个人学习语言，技能，行为准则以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从社会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社会规范，从而使社会秩序和社会连续性得到维持的过程．传播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基本群体中的传播（与父母，伙伴，老师，同学等的接触与交流），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等等，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对青少年成长过程的影响问题尤其受到重视．
３７．＂镜中我＂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从他人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的自我形象．库利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际传播与个人的社会化问题，并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是＂基本群体＂，认为基本群体中的传播是社会化的基础；二是＂镜中我＂，这个概念说明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在库利看来，传播是＂镜中我＂形成的主要机制，它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手段，而且是将社会连结在一起的纽带．
３８．刻版印象
李普曼在他的代表作＂舆论＂中提出的概念，又称刻版成见．所谓刻版印象，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这种观念或印象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版印象可以为人们判断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版印象，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通行的刻版印象，因此，它也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３９．拟态环境
李普曼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与效果俄一个重要概念，拟态环境，即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李普曼认为，人必须根据对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来调节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环境比较狭小，人们与周围事物保持着的经验性接触，所以这种认识和判断大多是根据第一手材料作出的．但在现代，由于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现代人困于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的有限性，不可能对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的物理视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大众媒介去了解．因此，人的认识和判断（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象）已不再是对客观环境的反映，而成了对传媒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活动来形成的，而传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因而＂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拟态环境＂概念不仅指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社会影响，而且揭示了现代环境的双重性．
４０．信息格差与知识格差
关于大众传播活动带来的社会分化后果的一种理论假说，其代表学者是美国的传播学家蒂奇诺等．该假说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信息社会里，＂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低者更快更有效地获得和利用信息，因而，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信息格差和知识格差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存的贫富分化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信息社会中必然存在两种人，一种是信息富有阶层，一种是信息贫困阶层．由于经济贫困者在已有知识的存储量上，在获得最新传播技术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与富有者之间的信息格差必然越来越大，而信息格差必然会变成知识格差．知识格差最初表现为学龄前教育程度的差异，进而表现在校学习成绩的差异和高等教育升学率上的差异，最终会表现为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信息格差和经济格差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更有利于经济富有阶层，而不利于贫困阶层．因而大众传播越普及，传达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信息，知识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也就越大，而不是缩小这些差距．
４１．上限效果
信息格差与知识格差假说的反命题，美国学者艾蒂玛和克莱因认为，个人对特定知识的最求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饱和点＂（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慢乃至停止下来．经济富有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也会早。经济贫困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最终能够在“上限”上赶上经济富有者。他们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的多是普及性知识，无论富有者还是贫困者从大众媒介那里得到的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大众传播带来的结果不是社会知识格差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
应该承认，艾蒂玛等人指出的＂上限＂在个人追求特定知识的过程中是存在的，但在人的一生追求知识的总过程中是否存在则是个疑问．因为，尽管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在一定阶段上会出现＂饱和＂现象或知识量增加的停顿,但在此同时他们也就会开始另一种新知识的追求过程．此外，考虑到知识的老化和更新等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低者即使后来在某个＂上限＂上赶上了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那么此时这种知识的价值也早已大大打了折扣。因此，“上限效果”假说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知识格差”的观点是很幼稚的。
４２．议程设置
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７０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德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对报纸，广播电视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43．培养分析
研究大众传播潜移默化的社会效果的一个领域，以美国批判学者格布纳为代表。“培养分析”最初研究的焦点是电视的暴力内容的社会影响问题，后来扩展为考察大众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与人们的现实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培养”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对人们认识现实世界发挥着重大影响，由于传播媒介意识形态和价值的倾向性，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信念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乖离，它们更接近于媒介的“象征性现实”而非客观现实。传播媒介对人们现实观的影响是一个“培养”过程，即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记录和传播活动，潜移默化地提供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共识。“培养”理论特别强调“描述日常生活的电视剧”所产生的“培养效果”。
44．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即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的构成环境。形成信息环境的传播渠道是多样的，包括人际的、组织的、群体的等等，但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信息环境的主要营造者。信息环境一词，一是人们周围的客观环境，二是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提示的“拟态环境”。1968年，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认为大众传播提示的虽然是“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差异，但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大众媒介的信息来判断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的结果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大众环境营造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市一个明显的趋势。例如时尚领域中的“流行色”，本是国际流行协会指定的，但由于这种信息是通过传播媒介广泛报道出来的，许多人便认为这是现实的“时代潮流”而纷纷效仿，于是预言的“流行色”也就变成了现实的流行色。“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倾向在社会生活（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４５．预言的自我实现
传播心理学用语，用来描述信息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试举一例：某考生准备考大学，如果他处于一种积极的信息环境中（如周围的人热心支持鼓励），本人是亦能抛弃顾虑集中精力备考，其考上的概率也会较高；相反，如果处于消极的信息环境中（周围的人冷嘲热讽或贬低其能力），则会使该考生分散精力，用于担忧的时间比用于备考的时间还多，其结果考上的概率也就会低。这时，周围人考前的“预言”也就变成了现实。“预言的自我实现”原理说明信息环境对一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也是阐述“信息环境的环境化”问题的一个依据。
４６．地位赋予功能
指的是大众传播具有使个人、群体和事物合法化，提高其社会声誉和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的作用。最早由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例如，传播媒介的广泛报道可以使一个普通人成为社会名人，一种小规模的活动可以成为全社会的活动；一种特定的意见经传媒的提示和强调可以获得公开性、显著性和权威性，最终成为社会舆论等等。
４７．“主流化”效果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某种事物、观念或价值体系的经常、大量和反复的报道，使其成为社会主流的效果。“培养分析”的代表学者格布纳提出的概念。培养分析认为，美国大众传媒的活动对人们的现实观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培养效果”，其作用主要是提供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共识，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形成当代现实观和社会意识的“主流”，这一“主流化”过程有使现存的社会结构以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固定化的倾向。
48．“把关人”
“把关人”是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一卢因在研究群体中信息流通渠道时提出的一个概念。50年代，怀特将这个概念应用于新闻研究，提出了新闻传播的“把关”过程模式，怀特认为，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闭录”，而是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传达给受众的新闻或信息只是少数。“把关人”既可以指个人，如信源、记者、编辑等，也可以指媒介组织。
４９．“把关”过程的本质
关于“把关”过程的一个争论问题，即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在本质上属于个人的把关活动还是组织的把关活动。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个人（记者、编辑、作者等）的作用，将“把关”看作是按照个人的信念、价值和或者是受众兴趣来对新闻进行取舍选择的过程，这种观点掩盖了把关过程的本质。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来把握“把关”过程的本质：第一、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传达活动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根据媒介的立场，报道方针和价值标准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第二、信息和新闻的筛选受到社会文化和受众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与媒介的利益和方针一致或相符的内容更容易有优先入选，优先得到传播；第三，媒介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活动，其间虽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把关”过程及其结果在总体上依然是媒介组织的立场与方针的体现。
５０．传播学四位奠基人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有四位学者的研究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们是：
１）Ｈ拉斯韦尔。拉斯韦尔在１９２７年写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对一次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成为研究宣传研究的权威。他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最早概括了传播的三项基本社会功能，并提出了传播过程的“5W”模式，对形成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主要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K卢因。卢因在主要研究领域是群体传播的渠道，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把关人”概念，卢因本人对传播系统中的“把关”问题进行过理论化尝试，后来他的学生将“把关”理论广泛应用于新闻的筛选加工过程研究。
３）C.I.霍夫兰。霍夫兰最早把心理实验法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他主要关心传播的说服效果，即传播引起的态度改变问题。从二次大战期间到60年代初，霍夫兰从信源的可信性，传播技法和受众属性等方面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大量实验考察，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复杂性和条件性。
４）P.F.拉扎斯菲尔德。他最早将社会调查法系统地应用于受众研究，他和卡兹以“人民的选择”（1948）为题发表的伊里研究调查报告时传播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书提出了“先有倾向”假说，“选择性接触假说”，“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等著名的理论观点。拉扎斯菲尔德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创始人。
51．传播的基本形态
人类传播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根据传播学家大体一致的看法，传播的基本形态有以下5种：1）人内传播，2）人际传播，3）群体传播，4）组织传播，5）大众传播。人类的社会传播活动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各种不同形态的传播活动相互交织，相互连接和相互影响。因此，上述各种形态都不是孤立的活动，不能完全分割开来。例如，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其余4种形态的传播活动的影响。
52．人类传播的发展阶段
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根据各时期使用的主要媒介不同，人类传播的发展史可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１）记号和信号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传播与动物社会并无多大区别，主要靠动作、表情或简单的音节来传递信息，协调狩猎活动。
２）口语时代。语言的产生是人类摆脱动物社会状态的决定性一步。语言最初是将声音与周围事物联系起来的符号，后来逐渐提高了抽象能力，成为能够表达复杂意义的音声体系。语言的产生不仅提高了人类传播的效率，而且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达。
３）文字时代。口语的传播受到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记录性较差；为了使转瞬即逝的音声语言及其含义能够传达到更远的时间和空间，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又发明了文字。文字是从早期的图形记号中产生的，经过世世代代的整理，成了规范化的文字符号体系。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历代的知识和智慧得到积累和传承，扩大了人类的相互交流。
４）印刷时代。文字产生后人类经历了手抄传播阶段。手抄传播规模小，成本高，效率低，印刷术史中国的一大发明，后传到欧洲。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在中国活字印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创造了金属活字和印刷机，此后，报纸和印刷品开始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５）大众传播时代。报纸诞生后经历了“政党报刊”和“黄色报刊”时代，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大众报纸。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大众报刊的普及和电影、广播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人类开始进入大众传播时代。40年代，家用电视机问世，经过二次大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高度普及，卫星通信，多媒体，互联网络等新的电子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53．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
传播对人类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48年，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概括了人类传播的三项基本社会功能：1）环境监控功能。自然和社会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人类必须及时了解和把握环境的变化，以便调节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些变化。传播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帮助人类及时收集和提供关于环境变化的信息。2）社会协调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部分的沟通、协调与统一，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传播是社会的“神经系统”，有了这个系统，社会才能实现正常运转。3）文化传承功能。有了高度发达的传播系统，前人的文化遗产、经验、智慧、知识才能被记录、积累、流传下来，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传播对维持人类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存续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拉斯韦尔概括的三种功能的基础上，传播学家赖特在1959年又补充了第四项功能，即“提供娱乐”，并称为“传播的四项基本社会功能”。施拉姆又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大众传播能够开创经济行为。
５４．语义空间
即语言意义的世界，一般来说，信息是意义和符号的统一体，内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动作、表情、文字、音声、图画、影像等符号）才能表达出来。因此，每一种符号体系在广义上都是传达意义的语言，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构成了特定的语义空间。传播既是在社会空间进行的，也是在语义空间中进行的；传播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语义空间，即对符号含义的共同理解或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否则传播过程本身便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招来误解。因此，语义空间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５５．人际影响
即群体内个人对个人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卡兹在四、五十年代的研究表明，在人们就公共事务、购物、时尚等领域的具体问题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策之际，这些选择和决策与其说是接受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群体内其他成员的个人影响。这些对其他成员施加个人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据此，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曾作出结论，认为大众传播在说服人么改变态度方面还不如人际传播更为有效。强调人际影响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制约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大众传播本身的长期、累积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56．“媒介即讯息”
这是加拿大传播学这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其含义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的讯息。也就是说，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或其他社会活动。因此，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带来的可能性和造成的社会结果。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创造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
57．“热媒介”与“凉媒介”
麦克卢汉就媒介分类提出的两个概念。“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收者不需动员更多的感官和思维活动就能理解，它本身是“热”的，接收者在处理信息之际不必再进行“热身运动”。“凉媒介”则相反，传递的信息少而模糊，在理解之际需要动员较多的感官和思维活动。如一幅照片是清晰的，一目了然；而一幅漫画则比较模糊，需要联想和思考。前者属于“热媒介”，后者属于“凉媒介”。这种分类本身并没有实用价值，但也给人以重要启示：各种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行为反应也各具特点；对媒介的研究应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５８．“媒介－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作用的重要观点之一。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感官能力的延伸和扩展。印刷媒介是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是视听觉能力的综合延伸。每种媒介的使用都会改变人的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和社会行为方式。这个观点说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效果和社会影响。
５９．媒介技术决定论
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一种批评。麦克卢汉认为，传播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志。例如，原始社会的主要媒介是口语，由于听力的物理限制，人们只能生活在近距离的部落群体中；文字媒介的出现使得人类交往和传播不再以物理空间的接近性为前提，于是部落社会发生解体，人与人关系变得疏远起来；现代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和发展，把遥远的外部世界拉得很近，人与人距离大大缩短，于是人类在更大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小小的“宇宙村”。麦克卢汉强调了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把媒介技术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使得他的理论带上了极端性和片面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传播工具和技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是人创造和使用的，人如何利用和控制媒介，媒介的社会占有结构，所用制关系如何，反过来也规定着媒介活动的特点和作用性质。麦克卢汉仅强调媒介巨大能动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对它制约的一面，因此其观点是片面。
６０．从众行为
指个人对群体规范或群体中多数意见的遵从行为。从众是个人的社会认知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机制之一，其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１）自发性遵从－遵从的规范或多数意见符合行为者的价值或目的；２）手段性遵从－遵从规范或多数意见会带来某些实际利益；３）满足性遵从－服从多数意见可以解脱因孤立而带来的心理不安感；４）回避性遵从－为回避群体制裁而对规范和多数意见采取遵从行为。遵从行为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大众传播的观点和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权威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也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遵从行为。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正确发挥认知导向、价值导向和社会行为导向作用。
６１．子弹论
也称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２０世纪初至３０年代关于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的一种流行观点。这个时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初期阶段，也是大众报刊、电影、广播迅速发展，人们对它们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力既寄予高度期待，又感到深深担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媒介的宣传与报道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威力，它们所传播的信息在受众那里就象子弹击中人体，针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大众传播能够直接改变人们的信念，甚至支配他们的行动。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子弹论”。
“子弹论”是错误的，其错误不仅在于它的唯意志论观点，而且在于它对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作了过于简单的理解：“一方是全能的媒介在发送信息，另一方面是分散的大众在等待着接受它，其间别无他物。”随着传播效果研究的深入和许多中介因素的发现，“子弹论”观点在进入40年代后逐渐被人们抛弃。
62．有限效果论
20世纪40至60年代关于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的主流观点。“有限效果”理论是对早期“魔弹论”的否定，其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没有力量直接改变受传者对事物的态度，在人们作出某种决定之际，许多其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既有倾向受传者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性接触机制，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等等，提出的理论假设主要有“先有倾向”假说，“选择性接触”假说，“补强效果”、“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等等。
“有限效果”论的代表学者是拉扎斯菲尔德、卡兹和克拉帕。他们通过实证调查揭示了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制约因素，对理解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的结论过于强调大众传播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这就脱离了现代信息社会的实情。在70年代以后，“有限效果”论受到了人们的批评。
63．宏观效果理论
指70年代以来关于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新效果理论是在一些学者对“有限效果”论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认为，“有限效果”论的传播效果和理论框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1）在认知、态度和行动这三个效果层面上，“有限效果”论充其量只探讨了后两者而忽视了更早的阶段—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2）它只考察了具体传播活动的短期效果，而忽略了整个传播事业日常的、综合的报道活动所产生的宏观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两个缺陷使“有限效果”论者不恰当地得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力有限的结论。
在对“有限效果”论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成为“新效果理论”的模式或假说。其中包括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功能”假说，德国学者诺埃尔－诺伊曼的“沉默的螺旋”假说，美国学者格博纳的“培养分析”，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的“知识格差”假说，英国学者霍尔的“编码与译码”研究等等。这些模式或假说的主题、内容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点：１）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的综合的、长期的、宏观的社会效果；２）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大众传播影响的有力性；３）它们探讨的问题都与社会高度信息化的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７０年代后期以来，新效果理论在各国传播学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６４．“革新－扩散”过程研究
对革新事物的普及和传播过程的研究，也译为“创新-普及”。1962年，美国农村舍回削价罗杰斯对农村中新事物（如新农药、新良种、新的农业机械等）的采用和普及过程进行了深入调查，出版了他的研究报告“革新事物的普及”一书。该书对新事物普及过程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对“两级传播”理论作了重要补充。罗杰斯认为，作为新事物普及过程的“传播流”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流”二是“影响流”，前者可以是“一级”的，即大众传播的信息可以直接抵达一般受众；而后者是多级地，中间经过大大小小的意见领袖的中介。罗杰斯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新事物的采纳和扩散，都经过一个革新者—〉早期采编者—〉早期追随者—〉后期追随者—〉拒不采纳者的社会过程，据此，他把“两级传播”理论发展成了N级（多级）传播理论，“革新-扩散”理论现在也广泛应用于发展传播学的研究。
65．伊里研究
拉扎斯费菲尔德等人在1940年美国大选期间就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所作的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是在伊里县进行的，所以又称“伊里研究”，调查结果在１９４８年“人民的选择”为题正式出版。这次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重要理论观点，如“先有倾向”的作用，“选择性接触”机制，“补强效果”、“中介因素”、“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等等。伊里研究的结果证明，单一的大众传播并不能直接改变人的态度，大众传播的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观点对否定早期的“魔弹论”的效果观起了重要作用。伊里研究是最早采用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的一次研究，在传播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６６．传播学经验学派
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学派，也称传统学派。主要代表学者有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克拉帕，施拉姆等。这个学派主要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出发，采用经验性实证方法研究传播现象，因而成为经验学派。主要研究领域和理论有：传播过程模式研究、说服与态度改变研究、“传播流”研究、先有倾向理论、选择性接触理论，补强理论、意义领袖与两级传播理论等。由于该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强调大众传播效果和影响得有限性，又被称为“有限效果理论”。７０年代以后该学派受到了批判学派的激烈批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等较为强调传媒影响力的理论。
６７．传播学批判学派
６０年代以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形成的传播学研究学派。批判学派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传播制度持批判立场。批判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其内部又分为各种流派。主要流派有：１）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学者霍尔为代表，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编码和释码”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各种亚文化的对立、矛盾与冲突关系；２） 政治经济学派，以英国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主要是从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入手，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３）“意识形态霸权”研究，以普兰扎斯等人为代表，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所起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反对美国主流学派的经验主义和行为科学的方法，重视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语义学的分析方法。
６８．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派
批判学派中的一个流派，以英国雷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政治经济学派主要依据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论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所有制关系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６０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派对媒介集中垄断状况的考察，对“人民资本主义”和“所有权分散论”的批判，在传播学研究中产生了较大反响。
６９．“文化研究”学派
批判学派中的一个流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尔为代表。“文化研究”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媒介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得工具，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研究”的学者用“编码”和“释码”的概念分析大众传播过程，认为媒介的新闻或信息的筛选、加工、制作、报道属于“编码”活动，这种活动在总体上体现了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受众的“释码”可分为三种一般形态：一是“同向释码”，即按照大众媒介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信息；二是“逆向释码”，即对大众传媒赋予的意义作出的相反的理解；三是“妥协式释码”，即部分接受没接赋予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理解信息。“文化研究”学者认为“编码”和“释码”过程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居从属地位的各种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文本内容分析。
70．报刊四种理论
即报刊的极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型共产主义理论。1956年，美国伊利诺依大学的席伯特、施拉姆等人撰写了“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对此做了概括。作者从资产阶级新文学观点出发，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报刊理论，一种是专制的极权主义理论，一种是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而苏联型共产主义理论则是极权主义理论的现代版。该书作者对社会在美化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的同时，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制度和理论进行了攻击。
71．报刊的极权主义理论
15、16世纪在欧洲中世纪专制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报刊理论。其主要观点是：1）报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维护国王和专制国家的利益；2）报刊不得批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政治价值；3）新闻检查是正当、合法的；4）对当权者和政府的批判被视为犯罪行为，接受法律制裁。极权主义理论完全否认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经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伴随其制度一起破了产。
72．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
也称为自由报刊理论。17、18世纪伴随资产阶级革命而出现。其核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即报刊应该是“意见和思想的自由市场”，是实行自律的“自由企业”。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原理原则包括：１）任何个人都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经过政府的特别许可；２）新闻出版不应接受事先检查，出版内容不应受到强制；３）除人身攻击外，报刊有权批评政府和官吏；４）在涉及意见或信念的问题上，“真理”和“谬误”的传播必须同样得到保证；５）新闻采访只要手段合法，不应受到任何限制；６）在跨国界传播信息方面，不应受到各国政府的干预。自由主义理论是在对极权主义理论的否定，早期有其巨大的进步意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它成了保障垄断资本控制报刊的理论，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它进一步成了个别传播大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７３．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于１９４７年提出的一种媒介理论，席伯特等人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１９５６）一书对此作了系统阐述。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一种修正。自由主义理论受到修正的背景是：１）进入２０世纪后资本主义国家媒介垄断程度越来越高，“言论的自由市场”的理念与少数大资本垄断言论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2）自由主义理论维护的是传播者的权利，而没有涉及受众的权利；3）这种理论谈论得对象是言论或思想传播的问题，而没有更多地考虑信息传播的问题。
作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社会责任理论要求大众媒介必须对社会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其主要观点包括：1）媒介在提供新闻或信息之际，必须符合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2）媒介必须在现存法律制度和道德的范围内进行自我约束；3）媒介不得煽动社会暴乱或犯罪，不得传播人种歧视或宗教歧视内容；4）社会和公众有权要求媒介从事高品位的传播活动，这种干预是起到了缓解矛盾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矛盾。
74．民主参与的媒介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传播事业集中垄断的加剧，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媒介理论。它要求大众传媒应向一般市民开放，允许市民个人或团体的自主参与。其主要观点有：1） 每个市民或弱小群体都拥有知晓权，对媒介的使用权以及接受没媒介服务的权利；2）媒介应主要为受众而存在，而不应为垄断组织、职业宣传或赞助人存在；3）社会各群体、组织、社区都应拥有自己的媒介；4）与大规模的、单向的、垄断的大媒介相比，小规模的、双向的、参与的媒介更合乎社会理想。民主参与理论的核心价值是媒介的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性、社区性、传播关系的横向性和平等性。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对社会责任理论的失望心理，因为社会责任理论并没有改变言论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状况。
75．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规范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发展中国家新闻传播理论，其主要内容有：1）媒介活动要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2）新闻媒介的自由要以经济优先和促进社会发展为前提；3）新闻传播的内容要优先使用本民族语言，优先传播本民族文化；4）媒介活动应重视发展同地理、文化、政治比较接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新闻学反对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南北不平等关系，主张建立均衡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76．信息主权
随着卫星电视和跨国传播的发展，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主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些学者认为，与一个国家拥有领土、领空、领海和其他物质资源的主权一样，一个国家对信息传播以及传播资源同样应该拥有主权。目前，西方传播大国的信息产品象洪水一样涌入发展中国家，并引起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应该对无节制的跨国传播进行控制和管理。信息主权的主张，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少数传播大部哦的文化侵略的担忧。
77．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南北问题
即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差距问题。70年代以来，世界的新闻和信息传播事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和支配的状况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和技术条件所限，不仅在国际传播中缺乏与西方国家抗衡的有效手段，而且还不得不依靠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硬件和软件以维持本国传播事业的生存。这样，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就形成了发达国家（北方）的信息发展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的不平衡格局。西方国家的新闻和文化产品象洪水一样涌入发展中国家，对后者的政治和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而后者却缺乏有缺乏有效的抵抗手段。同时，这种国际信息垄断体制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很难传达到国际社会，造成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单方面意见支配国际事务的现象。从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就对这种不合理的传播结构提出了批判。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报道的绝对控制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平等，均衡得国际新闻和传播新秩序”的呼声更强烈了。
７８．大众传播效果的“常识理论”、“现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
英国传播学家麦奎恩提出的观点，麦奎恩认为，关于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的问题，社会上有三种理论。第一种是“常识理论”，即公众通过日常接触和利用传播媒介的直接体验而形成的观点和看法，这种“理论”虽然是直观的和零碎的，但却以舆论的形式对传媒的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二种是“现场理论”，即媒介机构和媒介工作者所持的观点，包括他们对传媒活动的目的与性质的理解。信息选择和加工的标准，采编业务规程等等，这是直接控制传媒现场的日常活动的理论。第三种是以传播学的效果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从个人、社会与媒介的三者关系出发，通过对媒介的活动及其客观结果的定量定性研究而获得的系统知识，它既避免了“日常理论”的直观性和零碎性，又与“现场理论”的商业主义和业务主义保持了距离。社会科学的效果理论影响的对象包括三部分：它影响公众、推动社会对媒介活动的舆论监督；它影响传媒工作者，促使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它又影响传播的立法与行政，为有关传播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以对传媒活动进行社会制衡为目的的效果理论。
79．“大众”传播的“小众化”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播活动出现的一种变化趋势，其最明显的特点是信息的内容和传播对象的特定化。也就是说，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特点是将综合的内容同时传达给不同性质、不定量多数的受众，而新媒体的特点则是将特定的内容传达给人数相对较少的特定对象群体，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各种各样的小型专门出版物，电视台的专门节目，多频道有线电视系统的专门频道（如新闻、经济、教育、体育、音乐、电影、购入、交通、气象频道等）、互联网络上的专门网页的出现和发展，都说明了这个变化。在广播电视领域，这个变化趋势也称为“广播”的“窄播化”。“大众”传播的“小众化”的趋势意味着多数人在同一时间接触同一内容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受众定为将成为决定媒介经营效益得决定性因素。
80.“电视人”
日本传播学者林雄二郎在1973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强调了电视对现代人社会化过程的巨大影响。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在影像和音响的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行为方式是“跟着感觉走”，这与他们在印刷媒介环境中长大的父辈们重理论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同时，电视视听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封闭空间中进行的，这种环境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电视人”概念是对现代人行为方式特征的一种概括。
81.“容器人”
日本传播学者中野收在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中野收认为，在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类似于一种封闭的，孤立的“容器”。“容器人”为摆脱孤立状态也希望与他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容器”外壁的碰撞，而不能深入到相互的内部，因为彼此都不希望对方干预自己的内心世界；“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或权威都不采取认同态度，但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容器人”力图摆脱日常性的缠扰，注重富于变化的生活，他们的行动也象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和物理空间的跳跃。现代社会中忽起忽落、变幻不定的各种流行和大众现象便是“容器人”行为特征的写照。“容器人”概念强调的也是电视等大众媒介对个人的社会化和人格形成过程的影响。
82.“他律的欲望主义”
关于电视媒介对社会价值和消费文化的影响的一种批评性观点。1986年，日本学者佐藤毅在《人的自律》一书中考察了电视与日本人自私化的关系。他认为，电视既是人们的欲望追求的对象，又是唤起新的欲望的媒介。电视把充满诱惑力的商品世界以鲜明的色彩和影响展示在人们面前，直接刺激了他们的占有欲和享受欲。这样，尽管日本社会还存在着阶层差异，却出现了整齐划一的追求高级消费的倾向，“城市――美国式生活方式”占据了主流；与此同时，日本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由集体主义的“奉献价值”转向了个人主义“充欲价值”。佐藤毅把这种现象称为“他律的欲望主义”认为正是这种由大众媒介刺激的欲望主义导致了日本人的自私化过程。
83.象征性现实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所提示的现实。大众传媒负有向社会成员传达环境变化的使命，但这种传达活动并不是有闻必录，也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和提示来进行的。因而，大众传播所描绘的“现实”景象，并不是客观现实的完全再现，而是一种经过选择度、媒介的意识形态和报道方针决定的。“象征性现实”的概念既说明了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力，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现实”的双重性。
84.有关舆论的四种观点
舆论又称公众意见，舆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种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政治哲学的观点，即把舆论看作是“民意”，是“共同体的最高意志”，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观点以卢梭为代表。第二种是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舆论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不是100个人分别制造的100只船，而是100个人合作制造的一只船”，这种观点以美国社会学家库利为代表。第三种是行为主义科学的观点，它采用“一人一票”或“数人头”的方法来观察舆论现象，通过个人意见的简单相加而得出的多数意见便被看作是“舆论”，这种观点更多地体现在现代“舆论调查”或“民意测验”当中。第四种是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舆论看作是社会控制的机制，认为舆论未必是事实上的多数意见，但至少是表面上的“多数”意见或优势意见，它通过人们的从众心理制约个人的行为，因而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这种观点以德国学者诺埃尔－诺依曼为代表。
85.“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德国传播学家诺埃尔－诺依曼80年代初在《沉默的螺旋》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诺依曼认为，舆论在双重意义上起着“社会皮肤”的作用。第一，舆论是个人感知意见气候变化从而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正象肉体的皮肤可以使人感知自然气候变化从而增减衣服一样，舆论可以帮助人们判断社会上意见的分布状况及其变化，从而决定自己对特定事物的公开态度和行动；第二，舆论在社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正象肉体皮肤把骨肉血液包容其中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一样，作为“社会皮肤”的舆论通过强制少数或劣势意见服从的形式，防止着“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的社会解体”。舆论是“社会皮肤”这个观点，强调的是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
86.宣传
基于特定目的、为影响他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而进行的有组织的说服性传播活动。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维尔（1927）认为，“广义的宣传，即就是运用种种表态方式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术”，这个定义更为强调宣传的技巧性。美国学者乔伊特（Jowett）在《宣传与说服》（1992）一书中为宣传下了一个较完整的定义：“所谓宣传，即宣传家基于特定意图，通过形成知觉、影响认知和指引行动而试图唤起预期反应和的一种有组织的说服性传播活动。”这个定义强调了宣传的意图性，过程性和有组织性。宣传是通过大量传递说服性信息而进行的大众说服和大众动员活动，是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团休、企业及至社会活动家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
87.“使用与满足”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个领域。“使用与满足”研究主要是站在受众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这种研究最早出现于40年代，例如赫尔卓格对知识竞赛、广播剧、贝雷尔森对书箱和报纸等媒介的效用的考察等等。这些研究揭示了受众媒介接触动机和获得的满足的一些基本类型，如“实用动机”、“休息动机”、“夸示动机”、“环境监视效用”、“心绪转换效用”、“人际关系效用”等，说明了满足受众的基本需求是媒介取得传播效果的前提。60年代以后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更注重考察受众不同的媒介接触动机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强调媒介使用是一个“社会条件＋心里倾向――接触需求――接触行动――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
88.能动的受众
受从观的一种，与被动的受众观相对立，在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受众曾经被看作是孤立的、分散的、沙粒式的个人的集合体，在大众传媒的刺激面前是完全被动的存在。后来引进社会集团和社会群体的概念来分析受众，发现受众并非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具有一定社会背景的集团或群体成员；受众对媒介的接触虽然是个人活动，但这种活动通常受到群体归属关系、群体规范和群体利益的制约。受众在作为群体成员行动之际，对大众传媒表现出某种能动性，一是“能动的选择”，即选择那些与自己的群体利益、规范和文化背景相合的传播内容加以接触；二是“能动的解释”，即按照自己的利益、立场和意识形态来解释和理解在大众传播的信息。能动的受众观认为大众传媒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和支配受众。
89.“受众即市场”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大众传播媒介采取企业经营形态而出现的一种受众观。在这种观点看来，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是各媒介企业通过竞争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这些消费者通常被称为“市场”。把受众视为“市场”的观点反映了大众传播活动的某些属性，如商品性和竞争性等，但也有其局限性：1) 它容易把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固定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忽略了民众的传播权利；2) 它更多的着眼于受众作为商品购买者的属性，而不能反映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3) 这种观点更容易把商品的“销售量”――收视率或发行量作为判断媒介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把内容质量和社会效益放在次要的位置上；4) 这种观点只能使人从媒介立场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从受众和社会的立场出发看问题。我们只有把受众看作是传播的权利主体，才能够正确对待受众。
90.大众传播信息的特点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众传播的社会，大众传播的信息与其他类型的信息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1) 公开性，即它不同于人们的私下议论，可以公开登堂入室，在社会上流通；2) 权威性，即它不同于小道消息，具有明确的、合法的信源；3) 显著性，即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法突出某类信息的位置，使其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4) 直达性，即它不必经过群体或组织的中介而直接抵达受众个人。大众传播信息的这些特点，使得大众传媒在营造社会的信息环境，引导舆论方面拥有巨大优势。
91.媒介功能的融合
指单一功能媒体向综合功能媒体的发展趋势，即多媒体（multimedia）化趋势。传统的媒介大多是单一功能媒体，如书籍、报纸是视觉媒体，广播是听觉媒体等等。由媒介功能融合而产生的多媒体具有十分丰富的功能，如多媒体电脑集文字、影像、音声、数据储存、处理、双向通信、网络等功能于一体。多媒体的出现和普及大大提高了人类的传播效率，是媒介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件。
92.传播媒介的内部控制
传播学控制研究的领域之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传播媒介组织制度、报道方针等对新闻或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报道过程的控制，二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制定职业纪律或道德准则等来规范传播活动和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就前者而言，任何传播媒介都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都是为一定利益服务的，这种倾向性通常体现在媒介的报道方针上，按照报道方针而进行的层层“把关”活动，体现了媒介组织内部对新闻和信息传播过程的控制。就后者而言，由于媒介是提供新闻和信息服务的机构，只有自主规范传播活动和传播工作者的行为，才能维持媒介信誉，争取广大受众和提高传播效果。因此，传媒自律也是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93.受众对媒介的监督控制
社会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机制之一。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众传播的报道活动是否客观、公正、传达的信息、广告是否真实、提供的文化或娱乐内容是否健康，直接影响到受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受众拥有对传播媒介进行社会监督控制的权利，受众对媒介的监督控制可分为三种形式：1) 直接的信息反馈，即以来信、来电、来访等方法直接表达对传媒活动的意见、建议、批评或抗议；2) 影响媒介的销售市场，即通过影响报刊发行份数、电台、电视台收视率的方式来制约大众传媒的活动；3) 诉诸于法律手段，如果媒介的虚假报道直接损害了受众的利益，媒介内容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公民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对传媒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补偿自己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失。
94.信息
信息是事物状态和特征的反映。任何反映或“表述”事物存在及其互相作用关系的东西，都是信息。信息大致可分成三类：物理信息（如自然界的闪电雷鸣），生物信息（如植物界的扬花授粉）和社会信息（人类社会的交流和沟通）。社会信息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体，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任何社会信息都要传达一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通过一定的载体或符号（如文字、音声、图画、影像、表情、动作等）才能表达出来。信息是在一定的系统内运行的，这个系统包括信源、媒介、信宿、传递和反馈渠道等各种环节和因素。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是通过信息的授受而进行的社会互动行为。
95.信息革命
以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信息的社会化为特征的革命。20世纪后半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经济逐渐为智能密集型的信息经济所代替，信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开始占据核心地位。到目前为止，信息革命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计算机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发明和普及为代表，通常将此称为第一次信息革命；第二个阶段以多媒体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为代表，通常称为第二次信息革命。信息革命的进程正在极大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
96.信息社会
即信息与能源和物资成为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以运行的社会。与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D.托夫勒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概念同义。信息社会的到来是由信息革命引起的。按照托夫勒的观点，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两大浪潮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便是信息革命，信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便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中的核心价值是信息，人们通过信息授受而进行的社会互动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活跃。信息革命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但与此同时，信息泛滥和信息犯罪等问题也正在成为社会面临的新课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85e05010098xe.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0-3 23:29
【案例】
@新浪传媒[url=http://weibo.com/verify]
[/url]：美国皮尤新闻研究中心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多数读者对美国媒体为负面评价：只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组织说出了事实的真相；2/3的人认为，媒体传播出来的是并不准确的故事；大概3/4的美国人相信，记者们正致力于做的事情并不是承认他们的错误，而是尝试去掩盖。（斯年） 
转发(125)|评论(24)9月25日 10:36 来自新浪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0-9 12:24
【案例】
◆@胡泳[url=http://weibo.com/verify][/url]：#占领华尔街# @北大媒介观察 同学们的梳理表明，无论中外的主流媒体，如果自身不是社会性媒介的积极使用者，基本对新型社会运动一头雾水。从开罗到纽约，抗议者做出了一个有意选择，把移动媒介与社交网络作为优先考虑。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社会运动者放弃主流媒体，而利用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传播信息 转发(71)|评论(19)10月8日 09:48 来自新浪微博转发| 收藏| 评论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1-12-9 20:25
【案例】行业性符号
新闻晨报：【温馨提醒：成都警方公布17种盗贼暗号】
@平安江苏 ：这些暗号相当于“密码”，盗窃团伙会根据约定的“密码”的实施下一步盗窃行为。岁末年初之际是偷盗比较集中的时期，借此提醒居民提高警惕，如果发现不明的、突然出现的奇怪符号，要立即擦去。快过年了，大伙儿可要防范啊！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1-12-17 19:10
【案例】
陈承CC：
所以冲动型的良知并非记者的好基因。也正因此，「社运型记者」几无足观。 ◆◆@jlguo：媒体的一根筋有时候挺可怕的。比如这次共同努力把校车都打掉了，搞得所有家长都得骑摩托车自行车接孩子就好了？这样出车祸的几率比以前更大啊。只是化整为零之后，死得再多也没有人关注了。 转发(66)|评论(25)今天 17:02 来自新浪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1-24 21:04
【案例】
冯骥才:"春晚"的纠结与电视传播手段有关
2012-01-23 16:08:43 来源: 新华网 有206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0)
新华网天津1月23日电 今年恰逢中央电视台“春晚30年”，为了给全国观众端上一道独特的“年夜饭”，今年农历龙年“春晚”主打怀旧牌，一些春晚老面孔重现荧屏。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不少观众似乎并不买账。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电视传播的本质决定了“春晚”将永远无法满足人们的“年心理”。
冯骥才说，春节到来的时候，中国人的传统是要通过放鞭炮等“年载体”来表现对未来的憧憬、祈望以及对过去不满的发泄、抛弃。
随着社会发展，年载体也在发展变化，部分老的形式不合适了，新的形式不断补充进来。承载着无数家庭节日欢乐和文化情感的“春晚”就是作为新形式被吸纳进来的，以至于现在过年人们已经不能没有“春晚”了。它已经不单是央视的“春晚”，而是中国人的“春晚”。
“ 春晚 作为一种新民俗特别符合过年的习惯，之所以说它是民俗，是因为任何一种活动能够延续三代人，就能称为民俗，而 春晚 如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冯骥才解释说。
在冯骥才看来，“春晚”之所以被称为独特的年夜饭有三大理由。一是它符合了人们合家欢的心理需求。除夕晚上，讲求团圆的中国人可以一边看“春晚”，一边说笑、议论；二是它符合春节“笑”的主题。很多笑星都是借助“春晚”这个舞台走进公众视野，“笑”符合了公众对春节欢乐的需求；三是它符合公众熬夜守岁的习俗。人们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以通宵不眠的形式守候新年的到来，只有过了12点才觉得尽兴，而“春晚”恰恰符合了这一点。
“春晚”虽然是一种新民俗，但还不能进入年俗的序列。冯骥才认为，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春晚”不符合年俗的性质。中国所有的年俗都是个人主动参与的，不论是年夜饭、贴春联和燃放鞭炮，人都是主角。春联的内容、祝酒的话语和鞭炮的多少，都由人来定。每个人都发自内心，自由地选择、表达和宣泄，以达到满足。但面对电视时，人是被动的。人的一切愿望和心理都无法表达，也无法满足。电视上表演的只是导演的想法，它不能代替亿万国人在年俗中那种主动而自由的宣泄。
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春晚”，每年央视“春晚”结束后都能听到这样的话：要是我办“春晚”一定比这个好。但在冯骥才看来，电视的本质决定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他说，对“春晚”的不满，并不是老百姓对晚会本身有意见，而是电视这种现代传播方式的特点无法与年俗要求相符合。无论“春晚”如何创新，人们永远都不会满意，但又离不开它。这就需要我们从“年心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年文化”，构建当代的年俗系统，使我们的年味能浓郁、美满和充满魅力地延续。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周润健)
http://news.163.com/12/0123/16/7OFE4O6L00014JB5.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1-24 21:04
【案例】
冯骥才:"春晚"的纠结与电视传播手段有关
2012-01-23 16:08:43 来源: 新华网 有206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0)
新华网天津1月23日电 今年恰逢中央电视台“春晚30年”，为了给全国观众端上一道独特的“年夜饭”，今年农历龙年“春晚”主打怀旧牌，一些春晚老面孔重现荧屏。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不少观众似乎并不买账。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电视传播的本质决定了“春晚”将永远无法满足人们的“年心理”。
冯骥才说，春节到来的时候，中国人的传统是要通过放鞭炮等“年载体”来表现对未来的憧憬、祈望以及对过去不满的发泄、抛弃。
随着社会发展，年载体也在发展变化，部分老的形式不合适了，新的形式不断补充进来。承载着无数家庭节日欢乐和文化情感的“春晚”就是作为新形式被吸纳进来的，以至于现在过年人们已经不能没有“春晚”了。它已经不单是央视的“春晚”，而是中国人的“春晚”。
“ 春晚 作为一种新民俗特别符合过年的习惯，之所以说它是民俗，是因为任何一种活动能够延续三代人，就能称为民俗，而 春晚 如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冯骥才解释说。
在冯骥才看来，“春晚”之所以被称为独特的年夜饭有三大理由。一是它符合了人们合家欢的心理需求。除夕晚上，讲求团圆的中国人可以一边看“春晚”，一边说笑、议论；二是它符合春节“笑”的主题。很多笑星都是借助“春晚”这个舞台走进公众视野，“笑”符合了公众对春节欢乐的需求；三是它符合公众熬夜守岁的习俗。人们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以通宵不眠的形式守候新年的到来，只有过了12点才觉得尽兴，而“春晚”恰恰符合了这一点。
“春晚”虽然是一种新民俗，但还不能进入年俗的序列。冯骥才认为，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春晚”不符合年俗的性质。中国所有的年俗都是个人主动参与的，不论是年夜饭、贴春联和燃放鞭炮，人都是主角。春联的内容、祝酒的话语和鞭炮的多少，都由人来定。每个人都发自内心，自由地选择、表达和宣泄，以达到满足。但面对电视时，人是被动的。人的一切愿望和心理都无法表达，也无法满足。电视上表演的只是导演的想法，它不能代替亿万国人在年俗中那种主动而自由的宣泄。
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春晚”，每年央视“春晚”结束后都能听到这样的话：要是我办“春晚”一定比这个好。但在冯骥才看来，电视的本质决定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他说，对“春晚”的不满，并不是老百姓对晚会本身有意见，而是电视这种现代传播方式的特点无法与年俗要求相符合。无论“春晚”如何创新，人们永远都不会满意，但又离不开它。这就需要我们从“年心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年文化”，构建当代的年俗系统，使我们的年味能浓郁、美满和充满魅力地延续。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周润健)
http://news.163.com/12/0123/16/7OFE4O6L00014JB5.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2-11 23:16
【案例】
◆◆@全球震惊排行榜：【伦敦最牛垃圾桶：刀枪不入播报新闻还带Wi-Fi 】伦敦为了奥运会的召开下了大本了，这不伦敦开始对垃圾桶下手了，采用了新型垃圾桶，太高端了。详情：http://t.cn/zOwVvcL
转发(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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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68)今天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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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2-3-3 10:38
【案例】
政协常委赵启正:对外传播应具有感染性避免说教
2012年03月03日04:50 人民日报海外版
赵启正
改革开放30年多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使我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在国际舆论中，我们却往往还处于守势，常陷入“有理难争胜”的局面。加强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通过提升媒体对外传播能力来建设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我国面临的紧迫战略任务。
对于大多数外国公众而言，媒体是他们认识中国的最主要渠道。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使其在公共外交中责无旁贷地担当着重要角色和最活跃、最富资质的力量。
而且，媒体领导者和著名媒体人也是公共外交中最富观察力和话语影响力的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和其他精英一样有机会直接面对外国公众进行公共外交活动，而且国际交流中的所得还将助益于他们的职业决策，使之所领导或服务的媒体的对外传播策略得到适时的、富有智慧的调整。此外，当国内外新闻信息发生冲突时，他们还可以借助有效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便捷地进行非正式的磋商、交涉和解释，以达到相互谅解或合作。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到：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这对媒体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其目标更为精准——旨在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即：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从而改善中国的舆论环境，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使得传播者更有神圣、庄严的责任感，也要求传播内容更有战略性和针对性，形式要更加丰富。
其次，公共外交中的对外传播注重实际效果，这就对媒体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要获得与国际公众之间的“有限共识”。因为对外传播对象的国别、文化传统、政治理念不同，很难像本国人那样全面、透彻地理解我们所传播的信息，因而，只要外国受众能够由“不知”到“有知”，或者能够使其认可我们表达的部分事实或观点，那传播就算有成果了。
对外传播中“有限共识”的实现绝非易事，它要求公共外交的交流方式应具有感染性，要尽量避免我们曾习以为常的灌输式说教。
感染，是极为细致的工作，对于不同文化心理、不同信息需求的传播对象，要有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唯有深谙其中差异，“量身定做”出有针对性的传播内容，才能获得与受众文化背景相匹配的“连接面”；唯有满足受众需求的对外传播，才能被受众关注，传播内容才能被“读得下去”，才能不在瞬间被“转换频道”，也才可能产生公共外交的效果；唯有依据公共外交效果的时间要求和媒介的传播属性来制定科学的传播计划，才能有效地实现“感染”受众的传播目的。
具体说来，有感染力的做法莫过于“讲好中国的故事”。由于绝大多数外国公众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因而对于我们有特色的国家修辞，往往理解起来十分困难，甚至还可能产生歧义。如果将同样的道理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中国故事讲出来，就如同给他们新鲜的苹果，其中的维生素就是中国特色的道理，让他们在品味过程中自己去消化吸收，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http://news.sina.com.cn/c/2012-03-03/045024051197.s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3-21 18:50
【案例】
北大新媒体：
#研究分享#【Kony2012研究报告】1.传播触及方面：18-29岁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听说过这个视频。58%的美国年轻人都听说了这个视频，其中有27%是从 Facebook、Twitter这些社交媒体上获知该视频的。2.劝服效果方面：从3月5日至12日，Twitter上支持该活动的比例为66%，反对的仅为17%。http://t.cn/zOJspsm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5-24 10:01
【案例】受众
埃及将诞生女性电视台 职员只露眼睛
2012-05-24 04:41:00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有12人参与
核心提示：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埃及将诞生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性电视台，从节目主持人到制片人、节目策划，都将由戴着面纱的女性担任，收视对象也锁定在阿拉伯女性群体，并预计于本月底开播。据称，为了方便工作，该电视台职员可以露出两只眼睛。
阿拉伯国家将诞生第一个“面纱电视台”，这家简称“玛利亚”的卫星频道，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性电视台，从节目主持人到制片人、节目策划，都将由戴着面纱的女性担任，收视对象也锁定在阿拉伯女性群体。
据阿拉伯电视台23日报道，“玛利亚”卫视全称是“伊斯兰玛利亚卫星频道”，即将落户埃及。目前，电视台的各项资金均已到位，大量筹备工作也进入最后收尾阶段，预计将于本月底正式开播。
该电视台的女台长谢哈•萨法说，“玛利亚”电视台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旨在为虔诚的女性穆斯林提供时讯、生活方面的信息服务，帮助她们增长见识，开阔胸怀，更好地面对人生和社会。
据介绍，“玛利亚”电视台的全体职员都是被称作“穆哈贾巴特”的阿拉伯妇女。“穆哈贾巴特”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指“蒙得严严实实的女人”，通常甚至连眼睛都不露出。但为了方便工作，该电视台职员可以露出两只眼睛。
在阿拉伯国家，卫星电视多如牛毛，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电视台，但主播一般不戴面纱，且走的都是“美女主持”路线。报道称，这家“面纱电视台”的真正主人是埃及一名萨拉菲派穆斯林。萨拉菲派自称是伊斯兰教中的“正宗派”，他们认为，许多阿拉伯卫星频道里的美女主持人“卖弄风骚”，“亵渎伊斯兰教”，必须予以匡正。这也是这名萨拉菲派穆斯林出资开办“面纱电视台”的主要目的。
http://news.163.com/12/0524/05/828CK2F300014JB6.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5-24 21:10
【案例】
华夏时报：
#慢生活#市场调研公司美国尼尔森发布的亚太各国网民用户习惯报告称，约有62％中国网民表示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这种症状被称为“坏消息综合征”。太喜欢听坏消息、乐于传播谣言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当前，各种谣言频现如毒瘤一样破坏网络诚信，甚至触犯法律底线。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5-26 10:04
【案例】
碎片化时代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回归
2012年05月25日10:07 《新闻爱好者》
张慧子
摘要：议程设置是指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针对报纸、广播、电视这类传统媒体而言。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微博平台信息社会化参与程度的提高，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逐渐被微博的群集效应取代。本文主要依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学，通过对微博平台中议程设置盲区、微博中群体及意见领袖的分析，指出信息碎片化时代传统媒体要积极回应社会化媒介的个体式信息传播，加强自身的议程设置功能建设。
关键词：碎片化 议程设置 微博场域 群集效应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这对拍档在1972年《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214学者李彬曾套用“你拍一，我拍一”的儿歌句式，指出议程安排实际上说的就是“媒介拍一，公众拍一；媒介拍二，公众拍二……”[2]194意思就是公众不仅通过媒介这双眼睛来看世界，而且通过媒介的内容安排来讨论问题。
一、微博议程设置的“盲区”
微博的繁荣说明受众对碎片化信息的生产和接受。表面上看每一个人的视野都在不断扩大，再也不被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所操纵，仿佛每个人都安装了“蜻蜓的复眼”，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获取新近发生的事实，但实际上微博的议程设置存在“盲区”，也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郭美美”、“小悦悦”、“动车事故”、“宝贝回家计划”等新闻的报道，无不受益于微博的碎片化信息，受益于每一个网友求真求善的本质，但由于微博信息平台缺乏有效的信息管控机制，网民无从判断信息的真实性，此时“图片”便更具说服力。然而“周老虎”事件的弄虚作假向世人提出警示：技术时代一切肉眼能看到的现象未必是真实的。微博140字的篇幅限制很难将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下面从关键词屏蔽、隐私设置制约和网络信息的线性流动三个方面分析微博在议程设置方面的“盲区”：
关键词屏蔽。微博平台是一个看似可以畅所欲言，但实则有语言禁区的领域。我们在转发微博或浏览他人转发微博时会经常遇到“原微博已被作者删除”的灰色字体。这些微博内容或触犯了微博平台中的禁语，或者含有黄赌毒等不健康的社会信息。这一技术屏蔽功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我们需要防范虚假信息，需要有技术或网络把关人替网民剔除不良信息，“关键词屏蔽”在网络时代可以说是信息的最后一道屏障。布尔迪厄在《文化与权力》中告诉我们：个人在作出一个行为之前其实是有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单纯由我们的意志或是社会的规则所控制，而是被一种内化了的早期社会经验和预期所左右，这种经验和预期往往跟我们所处的阶层认为的“合理”、“有效”等判断有关。从这一点理解，每个人对关键词屏蔽的动因、过程、后果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管理微博平台的后方与参与微博信息评论的网民对“关键词”的界定也各有不同。这就会造成很多微博发布者认为无关大碍的信息却进入了管理者需要剔除的词语范畴。
隐私设置制约。以新浪微博为例，其隐私设置管理包括“评论、私信、推荐、邀请、地理位置信息、勋章”这六个方面。公民隐私信息的保障在当今社会越来越被常人所接受，尤其在网络中曾经遭遇过人肉搜索、恶意人身攻击的网民，这些隐私设置无疑保障了我们在发布信息的同时对自身言论进行保护。我们有权利要求自己的言论只被自己认可的好友来评价或转发，于此相对应的就是微博平台的后台管理方就有义务提供限制部分人评论的技术设置。这些隐私信息的保护措施无疑限制了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来，在减少冲突的同时也削弱了支持者的共鸣。
时空的线性流动。与报纸和杂志的信息传播形式不同，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的信息传播都具有时空的线性流动特征；与广播和电视不同，网络信息在互动的过程中得以聚焦，尤其是微博信息。郭美美之所以顷刻间成为“话题女王”，是因为其炫富行为引起了数万网友的关注及转发，但是按照新浪微博目前的隐私设置条例来看，只要郭美美用评论功能设置屏蔽掉出言不逊的网友，再多的愤怒也不足以让郭美美成名。而线性流动一方面让受众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即时信息，另一方面也使每一条信息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转瞬即逝，其生命价值可能仅仅是书写者的情绪表达和生活记录。由于每一个微博用户的粉丝数量不存在上限，所以当你一天哪怕一个小时没有登录微博，再次光临这个平台时就会发现信息多得让人目不暇接。现代人一方面乐于在各种新奇事物中穿梭，另一方面也为垃圾信息、广告促销以及对自身无价值的新闻而感到烦恼不堪。我们原本寄希望于媒体替我们挑选出有价值的新闻来了解社会，但微博社交平台的体验结果是：有用信息的挑选如大海捞针般困难，而这种难度与自身的受关注度以及关注数量呈正比。也就是说你关注的人越少，挑选信息的难度越小，但同时信息的丰富程度也受到限制；但是随着你关注人数的增加，你的页面容量会呈几何比例递增，信息丰富的潜台词是你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挑选信息这道工序上。
二、碎片化信息中的群体与意见领袖
大众媒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在向世人昭示：我们所接受的信息越来越接近于社会本真，但最终仍无法逃离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从对媒介信息的渴求到大众媒介对信息的垄断，再到社会化媒体参与性的不断提高；从媒介即讯息到人即讯息，从信息流通匮乏到信息爆炸，从新闻从业者有组织地充当“把关人”到技术语言的“关键词”筛选、屏蔽，现代人面对大量无序的有针对性的信息轰炸感到惶恐，每一次信息的接收都需要一次智力思考和判断真假。言论自由指导人们专注于对信息垄断的批判，但把关人与议程设置又是宣传手段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针对微博时代的社会化参与信息传播，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群体行为是突然的和极端的，智力过程可能是初步的和机械的；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3]这便是群集效应的表现。
群体的力量专注于解构。从微博的内容分析来看，其中不乏个人对时代元素的解构和理解，有发泄情绪，有时事评论，有身边的新闻现场，也有各种恶搞经典的娱乐元素。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由于对语言结构主义的反感，进而攻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如果把微博平台看做一个舆论场，其中每一个微博博主便是利用自身言语资本进行行为交换的元素，其习惯遵循的不是社会交往的固有规则，而是基于陌生人世界与熟人社会相融合，言语线性流动的单向度传播。虽然微博可以评论和互动，但从每一个博主浏览信息的角度和时空的流转相结合来看，发表评论的时间永远赶不上微博内容的原创时间节点。这便构成了微博舆论场互动的主体“不在场”。
在对现有信息解构评论完之后，群体并没有能力建构出理性的观点。因为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是经过职业培训和平台限制，而微博信息发布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根与外界相连通的网线。零门槛的信息发布不仅会带来信息视角的空前繁荣，更会使辨别信息真假的成本提高，舆论的离散效应让接收者在感到恐慌的同时，易产生对信息的厌倦和漠然。
信息倦态和筛选的成本。信息爆炸，是对信息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一种描述。人们每天生活的环境中都会出现大量的信息，其增长速度犹如爆炸一般让人恐慌和来不及应对。信息爆炸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个人接收严重超载，二是娱乐信息急剧攀升，三是广告信息铺天盖地。
由于关注与被关注的技术设置，一个拥有大量粉丝的博主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发布平台来赚取广告商的商品信息投放费用，这一新媒介广告早在博客时代已经不是新闻；而微博所拥有的条件更加便利——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以及接受的无障碍。只要你关注了一个名人的微博，他的信息平台所出现的任何一条广告都会“弹无虚发”，铺天盖地的信息，让你来不及取消对此人的关注，下一条信息已经使其翻页。迅速的浏览带来的问题便是，每一条信息在头脑中都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能留下印记、产生传播效果，唯一带来的是大脑的疲乏和心灵的空虚。
伴随着个体对这种信息接受模式的适应，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微博只是一个娱乐自我的场所，说一些无厘头的话，发一些吸引眼球的照片，真正能利用好微博与外界交往并上升到媒介学习高度的人寥寥无几。
意见领袖的瞬时记忆。在微博内容层面，最让人感到欣慰的莫过于公益事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一些随手拍公益捐助，冬日里给流浪乞讨人员送棉衣棉被，给贫困地区的儿童捐赠学习用品，解救被拐卖儿童的信息转发……但是耶鲁学派的宿将威廉·麦奎尔曾提出的“接种免疫理论”指出，在宣传正面观点的时候要适当地向受众灌输一些反面的信息，使他们的思想先对这类反面信息产生抵抗性，这样一旦当他们真正面临反面信息的大规模侵袭时，便不会轻易产生动摇。[2]257
“郭美美事件”之后，就在慈善事业处于低迷的阶段，由一些社会文化界的名人牵头，身体力行关注普通人的善行，每一次活动和捐赠都有照片为证，每一笔捐款都会在微博中及时公开，这是否会增强人们对慈善的信心，安抚每一个怀疑自己善款去向的捐赠者呢？在此，每一个微博内容的原创者，都是一个微博场域中的被关注对象，也是传统意义中的意见领袖，但是这种意见领袖并没有强大的政治、文化、经济资本做后盾，在微博平台中，唯一的资本便是自身的关注粉丝数量；随着微博实名制的推行以及官方认证的日渐推广，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及头衔称谓可以转化为微博空间的关注粉丝数量，毕竟个体对陌生个体的关注首先是去判断此人是否有值得关注的价值，而价值的体现，也会由微博的官方认证头衔来评估。从这层意义上说，微博平台中的意见领袖具有转瞬即逝的特性。
三、传统媒体在碎片化时代的“议程设置”
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由于大众报刊、电影和广播的迅速发展，人们认为大众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支配人们的行为。[1]193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受到技术控制力量迅速膨胀的影响，没有来得及反思受众心理对信息的接受程度。
通过对“小悦悦事件”、“校车事件”、“郭美美事件”等舆论焦点的关注转移，我们可以发现从微博空间到传统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事件的报道有一系列的连续性和序列性。首先是微博的大量转发，进而是电视媒体的公开报道，最后是报纸杂志的系列专题反思。传统媒体通过微博场域来筛选话题，对微博平台中的碎片化信息进行聚焦，通过自身把关人的角色以及社会公器的视角或批判或思考，能够让受众在面对大量网络信息感到迷茫之后，在传统媒体的字里行间解除疑惑。传统媒体虽然不能比拟网络信息的及时性和新鲜感，但在理论水平和信息真实两个层面都远远超出了网络信息的评价指标。传统媒体如果要在信息碎片化时代重新占据“议程设置”的高地，就需要增强自身的话题把关能力，一方面主动聚焦网络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针对难点问题从理论水平高度进行深入解惑，才不至于“网”云亦云。
(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科研平台——商业营业环境建设与品牌传播研究”支持)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陈天群，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http://news.sina.com.cn/m/2012-05-25/100724477946.s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6-20 08:18
【案例】
IQ伤不起：出国要注意！手势真是不能乱來！！
轉發(112)| 收藏| 評論(19)17分鐘前 來自皮皮时光机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6-24 11:26
【案例】
日本尝试以电视观看记录来确认老人安全
2012-06-23 20:23:06 来源: 央视 有85人参与
CNTV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6月23日报道，夏普公司6月22日宣布，将与埼玉县北本市合作于7月1日启动“关爱电视”服务的实证研究。这项服务将通过电视机记录下老年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段等信息，从而确认老人们是否无恙。北本市将依据实验结果，讨论是否正式引进该服务。
此次实证研究的对象为居住在北本市的20户老人，每家将配备夏普液晶电视“AQUOS”，实证实施至9月30日。具体实施方法是：通过网络记录下老人们打开电视、切换频道等信息，并把数据发送到北本市或居委会的电脑中，由此确认老人们的情况。
据悉，该电视机还有填写“身体状况问卷”的功能，并可浏览居委会的告示板。
(本文来源：央视 作者：江易易)
http://news.163.com/12/0623/20/84N93OGH0001121M.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6-29 11:40
【案例】
70%消费者使用非电视设备观看电视
2012年06月28日11:37 新浪传媒
北京时间6月28日早间消息，市场研究公司NPD周三发布报告称，在该公司进行调查的全球14个市场上，过去一年时间里在非电视设备上消费的电视内容增长了一倍以上，接受调查的消费者中有70%称其在非电视设备上观看视频。
报告显示，PC这种改变的趋势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而平板电脑在电视内容消费中所占比例仍为不到15%，电视机则仍是最常被用来收看电视节目的单类设备，所占份额为30%。
这份共有1.4万名电视机用户参与的调查的结果显示，就用来收看电视节目的新平台而言，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美国、英国和德国，使用平板电脑和笔记本收看电视内容的用户远多于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用户，在后三个市场上智
能手机更有可能是最流行的设备，主要由于许多平板电脑未配备蜂窝连接功能，且这些国家中的用户更有可能拥有无线数据计划而非固线宽带。
但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这种情况看起来也正在发生变化。NPD指出，在接受调查的市场中，土耳其平板电脑使用量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在20111年，土耳其市场上仅有3.1%消费者拥有平板电脑，而现在已经上升至16.5%。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在周三早些时候发布报告称，全球手机市场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而平板电脑仍旧处在采用周期的早期阶段，因此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NPD报告也指出，即使是在更加成熟的市场上，法国和美国的平板电脑渗透率在过去一年时间里
也增长了三倍，德国则增长了四倍。这意味着，谷歌(微博)增强自身在平板电脑和电视市场上的存在是及时之举。
但即使是在移动设备使用量增长的形势下，更加传统的电视机市场也并不那么糟糕。NPD指出，过去一年时间里电视机的替换周期有所加快，消费者正寻求购买高清电视机和显示屏更大的电视机(其中LCD是纯平显示器中人气度最高的选择)。(唐风)
http://news.sina.com.cn/m/2012-06-28/113724674429.s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7-5 13:17
【案例】
杨伯溆：
新闻属于应用型学科，成不成接受的是业界实践考验，不行散伙或重组即可。真正尴尬的大约是传播学，面对新媒体，这个过去主要靠大众传播学研究支撑的学科，突然发现过去的主要学术资源不但失去了价值，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成了负担。 ◆◆@清华史安斌：昨天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教授Linda Steiner讲座，她谈到SMCR、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等传统理论不能解读当今传媒领域的变局，美国新闻传播学界目前正在讨论”未来新闻学共识“（FON consesus)，包括“创业新闻”(Jarvis)、“公民新闻”(Rosen)、 自媒体（Gilmore）等，详见http://t.cn/z0kzMyj 轉發(12) | 評論 20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8-3 11:52
【案例】
@京城疯子秋：让我们面对面传播吧!
轉發(6) | 評論(2) 今天10:24 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8-8 09:30
【案例】
14岁少年模仿电视情节指挥团伙多次入小区盗窃
核心提示：14岁少年王某指挥手下10余人，先后多次盗抢了小区1000多个分水器，致楼盘损失高达100多万元。团伙成员作案时还曾持砍刀捆绑小区保安，并威胁称，要是敢报警就砍死对方。王某说，他会仔细研究警匪片和书籍以对付警方的打击。目前王某及其团伙成员都已被捕。
14岁的“老大”王力
让人意外的是，这名14岁的“老大”在该团伙中很有威望，为成功作案，他还多次模仿电视剧《插翅难逃》的情节，以逃脱罪责。
抢劫出租车被抓牵出“案中案”
今年5月25日凌晨3时左右，在徐州云龙区黄山新村附近，4名青年强行上了牛师傅驾驶的出租车，并对牛师傅实施了抢劫。在搏斗中，牛师傅以一敌四，打退了4名歹徒。他本人在受伤的同时，勇夺利刃，将其中2名歹徒捅伤。当牛师傅被送到附近医院时，恰巧发现了歹徒也来此治伤，于是立即报警，徐州狮子山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击，将4名歹徒一网打尽。（本报6月1日封9版对此事曾有报道）
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狮子山派出所副所长李宪辉了解到，此四人在今年5月21日至5月25日凌晨案发前，还连续持刀和仿真枪抢劫了三辆出租车。除这些犯罪事实外，嫌犯还交代称，从2011年7月份开始到案发，他们曾多次到徐州泉山区天山绿洲小区工地盗窃建筑器材、暖气分水器等。
在此次落网的4人中，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个团伙的“老大”王力。据办案民警介绍，“王力虽然只有14岁，但是却显得很成熟。审讯时另外的嫌疑人各自交代情况不尽相同，有人说作案3起，有人说作案4起。当民警问王力时，他说，我是他们的老大，有什么事情，你们来问我，以我说的为准，俨然一副老大的派头。”
疯狂盗抢分水器，气焰嚣张
狮子山派出所的民警走访天山绿洲小区的开发商时了解到，“整个小区暖气分水器被盗的楼房有20多幢，1000多个分水器不见了。分水器被盗的这些幢楼房都还未交付，损失高达100多万元。此外，还有已经交付楼房的一些业主家也存在失窃情况。”民警调阅监控录像发现，作案的全部是一伙年轻人，作案时间都是在凌晨。
该小区的保安告诉民警，因为小区屡次被盗，他们加强了巡查力度。有一天午夜，这伙人又出动了。正在往楼下搬东西的时候，被一名60多岁的保安发现了。“你们这些小孩子，晚上在这里干什么？”这名保安询问了一句，结果这五六个作案人持着砍刀，将其用绳子捆绑了起来，并威胁说，“你要是敢报警，就砍死你！”此时，另外一名保安发现追了过来，同样，这保安也被这伙人捆绑了。
就这样，在保安的眼皮底下，他们卸走了多个房间的暖气分水器。根据种种迹象，民警分析，除已经归案的王力等4人外，该团伙还有另外的人。
据警方审查发现，该团伙一共有11人，去年下半年在徐州一旱冰场滑旱冰的时候认识。年龄最小的14岁，年龄最大的23岁。14岁的王力正是这个团伙的老大。“市场价600多元一个的暖气分水器，被这伙人按照每个100元的价格出手了。”民警介绍，“他们基本上都是当晚作案，作案后立即进行销赃。至案发，所有赃款已经被他们挥霍一空。”
根据线索，民警继续对案子展开深挖。截至7月3日，另外7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此外，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吴某也被狮子山派出所抓获。
模仿电视剧《插翅难逃》情节
据王力交代，电视剧《插翅难逃》（一部以香港世纪大盗张子强为原型的电视剧）他已经看过多遍。还有另外一些警匪片和书籍，他都仔细观看研读过，看完之后就进行总结，以对付警方的打击。“作案的时候分工要明确，谁干什么，谁做什么，谁在哪个位置，都要统筹安排。”
“一起作案，一起潇洒。为了管理好这个团队，王力在每次销赃后，都会留一部分钱款作为活动经费。剩余的部分会按照各自贡献的大小，分给成员。”李宪辉副所长介绍，“他们这个团伙的成员并不固定。比如一起作案几次后，王力如果看到某个人胆小怕事，便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人踢出去，并迅速吸纳新的人员加入”
据了解，王力的父亲远在郑州打工。他声称，“儿子从小就爱滋事，他们管不了。”而王力的母亲，民警曾多次上门寻找，但均避而不见。
据介绍，此案中加上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犯罪嫌疑人一共有12人。其中王力等11人目前已经被批准逮捕，1人被取保候审。案件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http://news.163.com/12/0808/03/88BS09RB00014J34.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9-12 17:10
【案例】
王君超：
同悼，至今犹记老版本上的序言。 ◆◆@社科院姜飞：刚从华南师范大学信息教育学院黄慕雄院长处惊悉余也鲁先生于9月8日逝世，享年91岁，沉痛悼念！余先生30年前将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引入中国，并开创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为大中华范围内传播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愿余先生安息！
轉發(3) | 評論(1) 56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9-13 23:25
【案例】
芮必峰：
作为入门性＂导读＂未尝不可。但总体感觉：过于简约，挂一漏万，概括失当。因此阅读仅限于此极易被误导。这类书我读到的比较好的是马杰伟的「媒体现代」（复旦大学出版社） ◆◆@北大新媒体：【传播学中的社会学理论】你知道吗？很多传播学理论其实来自于社会学，而它们又有很多和互联网相关，它们解释了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改变。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最近比较常见的3种社会学理论。请点击查看@北大新媒体
原创栏目#微图大义#第26期：《传播学中的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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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44)今天21:27
來自专业版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9-22 01:15
【案例】
@北大新媒体：【收藏！传播学入门：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你对传播学是否感兴趣呢？你想知道大众传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吗？请点击查看#微图大义#第二十二期：传播学入门——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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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200)8月16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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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2-9-25 13:19
本帖最后由 admin 于 2012-9-25 13:22 编辑
【案例】牛顿的小橘子：//@郭庆光_天声人语: 一门学问的兴衰只能从内部寻找原因，传播学有朝一日失去对现实和社会的阐释力，也只能说传播学研究自身跑偏。核心领域的坚守和创新十分必要：）//@一缕11: 转发微博
◆◆@媒体小喇叭：【传播学VS新闻学】近日，@韩阿润 称“新闻再真造的也是拟态环境，专题再多也是为了议程设置，角度再好也是把关人筛选，转发再多也是沉默螺旋，评论再精也是第三人效果，民众再齐心也是刻意“培养”的共识，认为#传播学毁灭新闻学# 。@郭庆光_天声人语 教授认为：二者有很大差异，不存在谁毁灭谁。
轉發(113) | 評論(17)今天11:24 來自新浪微博轉發| 收藏| 評論2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tracy609：郭老师说，传播学从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考察信息和新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新闻学则研究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和新闻从业者的理念、技能和伦理等//@郭庆光_天声人语: 一门学问的兴衰只能从内部寻找原因，传播学有朝一日失去对现实和社会的阐释力，也只能说传播学研究自身跑偏。核心领域的坚守和创新十分必要 (6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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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609：回复@郭庆光_天声人语:写错了，刚看出来了，删了重新，嘿嘿...不好意思哈老师。 (7分鐘前) 查看對話| 回覆
Chris唐欢：表示还是很精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就是新闻和传播的综合学科。@东南叶@璇子威wu @打倒小小罗 @Andy-卟茼滴穿箹 @萧离o_o//@郭庆光_天声人语:一门学问的兴衰只能从内部寻找原因，传播学有朝一日失去对现实和社会的阐释力，也只能说传播学研究自身跑偏。核心领域的坚守和创新十分必要：） (7分鐘前) 回覆
郭庆光_天声人语：回复@tracy609:呵呵，我说的是相反的。：） (9分鐘前) 查看對話| 回覆
tracy609：郭老师说，新闻学从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考察信息和新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传播学则研究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和新闻从业者的理念、技能和伦理等//@郭庆光_天声人语: 一门学问的兴衰应从内部寻找原因，传播学有朝一日失去对现实和社会的阐释力，也只能说传播学研究自身跑偏。核心领域的坚守和创新十分必要 (15分鐘前) 回覆
Ethereal_singer：
//@郭庆光_天声人语:一门学问的兴衰只能从内部寻找原因，传播学有朝一日失去对现实和社会的阐释力，也只能说传播学研究自身跑偏。核心领域的坚守和创新十分必要：）//@一缕11: 转发微博 (19分鐘前) 回覆
穿棉衣的小星星：从某种程度上讲，传播学与新闻学更像是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它们之间有交叉、融合，却没有明显的竞争性。 (27分鐘前) 回覆
咖七条：回复@白日放歌子琴张:
(27分鐘前) 查看對話| 回覆
破幽梦：
(32分鐘前) 回覆
呂岸LuiNgon：所以我們要批判的研究傳播學，從社會宏觀角度考察對社會之影響。 //@郭庆光_天声人语:一门学问的兴衰只能从内部寻找原因，传播学有朝一日失去对现实和社会的阐释力，也只能说传播学研究自身跑偏。核心领域的坚守和创新十分必要：）//@一缕11: 转发微博 (35分鐘前)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9-27 09:25
【案例】张毓强cuc：//@王贺新://@传播小王子: 三和六比较难识别，其余还好。通俗讲就是看二级传播和多级传播者的分布。//@沫燃:看不太懂 @传播小王子能否讲解一下 ，//@中国网络传播学会: #6种微博的传播数据样式#
◆◆@网站分析公会：【6种微博的传播数据样式】让水军显露原形！（点击看大图）
轉發(696) | 評論(77)9月26日10:22 來自新浪微博轉發| 收藏| 評論7分鐘前 來自iPhone客户端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9-28 21:57
【案例】传播小王子：【超级牛逼的传播学理论背诵口诀】@传播小王子 历时两个小时的经典原创！！版权保留，欢迎转发！新闻传播学知识点，一网打尽，有木有？缺了什么，大家来提意见，我来补充。抄送@郭庆光_天声人语 @魏武挥 @邵培仁 @何镇飚 @传媒大讲堂 @中国网络传播学会 @北大程曼丽
轉發(8)| 收藏| 評論(1)6分鐘前 來自360安全浏览器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9-28 22:08
【案例】传播小王子：【超级牛逼的传播学理论背诵口诀】@传播小王子 历时两个小时的经典原创！！版权保留，欢迎转发！新闻传播学知识点，一网打尽，有木有？缺了什么，大家来提意见，我来补充。抄送@郭庆光_天声人语 @魏武挥@邵培仁 @何镇飚 @传媒大讲堂 @中国网络传播学会 @北大程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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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行PJ：转发微博 (30秒前) 回覆
danbazi：在俺看来，传播学给俺最大的启发就是“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两个理论。另外，对麦什么那句“媒介即信息”比较有印象。//@魏武挥: 给跪了 (3分鐘前) 回覆
来沏杯茶：含泪收藏 (4分鐘前) 回覆
华仔评论：转发微博 (6分鐘前) 回覆
日小暮：同跪···很是专业、全面啊~~~//@魏武挥: 给跪了 (7分鐘前) 回覆
厄土：传播界装逼速成口诀！！//@魏武挥: 给跪了 (7分鐘前) 回覆
Echo在路上--：可是有点看不清。。。 (8分鐘前) 回覆
贾乙真人：石化了，小王子威武 (9分鐘前) 回覆
Echo在路上--：不能再赞了！！！
(11分鐘前)
http://weibo.com/fav?leftnav=1&wvr=4#1348841226143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10-12 20:53
【案例】@北大新媒体：【收藏！传播学入门：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你对传播学是否感兴趣呢？你想知道大众传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吗？请点击查看#微图大义#第二十二期：传播学入门——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
轉發(1872) | 評論(202) 8月16日20:04 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10-13 09:43
【案例】◆◆@北大新媒体：【传播学中的社会学理论】你知道吗？很多传播学理论其实来自于社会学，而它们又有很多和互联网相关，它们解释了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改变。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最近比较常见的3种社会学理论。请点击查看@北大新媒体 原创栏目#微图大义#第26期：《传播学中的社会学理论》。
轉發(863) | 評論(94) 9月13日21:27 來自专业版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10-13 15:36
【案例】@王于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总结到位，绝对经典！（广州日报） 
轉發(33) | 評論(10) 19分鐘前 來自360安全浏览器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10-27 09:58
【案例】议程设置王以超(設置備註)
http://weibo.com/wangyi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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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媒驻京老记坦言，外媒的报道早已经成为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棋子。邓去世之前，就曾通过外媒六七次释放病危、死亡消息，以便逐步化解可能带来的内部震动。有关当局操纵外媒的手段，也日渐娴熟，不是通过强行监管，而是通过有选择性、主动地释放真假混杂的信息。外媒在华信息主渠道，有关部门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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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彦亲要减肚子：外媒采写过程中一般会引用微博来平衡官方消息源吗？//@张志安: #说句话吧# 外媒报道已成为操纵政局的棋子。。这里的「外媒」应该有所特指，哪几家呢、哪些题材的报道？ (50秒前)
言者无最：推荐WSJ BBC CNN NYT。 (2分鐘前)
草履虫的自言自语：难道这次是要中国公民理解影帝丞相的家材万贯?//@钟蓓: (2分鐘前)
11月的萧邦：昨天看见扭腰报道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时间拿捏的太好了，老外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 //@谢文://@西门不暗: BBC,WSJ,NYT躺着中枪，FT表示不知情 (4分鐘前)
Genephiroth：都是用谋用计用兵的高手啊！ (6分鐘前)
挥斥方遒1990：哈哈，怪不得NYT最近被黑了。。。 (6分鐘前)
曹国星的马甲：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没必要想太多。 (6分鐘前)
复活的愤怒小马：有点儿无间道的赶脚。 BBC,WSJ,NYT躺着中枪，FT表示不知情。(7分鐘前)
東阝karei：这就是"agenda setting"媒体发布的信息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不要觉得那个好像是中国的黑暗面，我觉得是每个国家每种意识形态都存在的setting。如果货币战争里面描述的banker都是不过分的话，世界上10%甚至1%的人控制信息的传播渠道那也是不可厚非的。面对事实他们是选择性甚至歪曲然后创造所谓的真相。 (8分鐘前)
孙潨膺：港媒关系近好控制，路透、bbc、美国的主要用于化疗 (8分鐘前)
liehui：结果把自己玩残了。 //@西门不暗:BBC,WSJ,NYT躺着中枪，FT表示不知情 (11分鐘前)
来点儿健康点滴：通过玩外媒，玩对手，最终玩老百姓。//@北京厨子: //@杨大正:转发微博 (11分鐘前)
D义W言：无间道 (13分鐘前)
alexxx木易：mark (14分鐘前)
星云追随者：山高水深呀！ (15分鐘前)
二郎神V5：20到200，跨度很大。//@吴小渤: //@吴瑶Rita:＂高层领导中，没有哪家没有这样的问题，＂与When相识20多年的一位前同事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表示，"他的政敌正在有意泄露这些消息给他抹黑。＂
//@彭每://@西门不暗:BBC,WSJ,NYT躺着中枪，FT表示不知情 (15分鐘前)
心之神舞：权力上级授予下级的，因此上级的一举一动都是牵动着下级的神经，更何况是站在权力顶峰的那一个呢的状况呢 (18分鐘前)
Empty1968：#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家# (19分鐘前)
禁默jinmo：BBC、WSJ、NYT里这两天发布了一条文章，看到此微博感觉有很大遮黑嫌疑//@西门不暗: BBC,WSJ,NYT躺着中枪，FT表示不知情 (20分鐘前)
律师常在线：说谎成性的人都这样。 (21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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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2-10-28 10:39
【案例】
@天文绿蛇
【近年来被符号化的一些词】这两天“PX项目”又成为公众视野中的高频词语，但也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目前“PX项目”在中国已经符号化，人们“谈PX色变”。延伸一想，发觉近年来，已有好多词都被符号化，这些词在媒体上呈现时往往连带伴随着某类偏向或评价。我按照自己的感觉，分领域和程度做了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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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0-31 11:53
【案例】
张磊-cyu
//@kouzhen: 杀虫剂师弟来讲讲什么叫拟态环境什么叫沉默的螺旋~ //@杀虫剂pye: //@世华陈: 所有的认识都有基模，所有的解释都摆脱不了阐述循环，所有的批判都是阴谋论，所有的经验都是为虎作伥，所有的解读都是建构，虚无才是终点。。。
◆◆
@韩阿润
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上网，新闻再真造的也是拟态环境，专题再多也是为了议程设置，角度再好也是把关人筛选，转发再多也是沉默螺旋，评论再精也是第三人效果，民众再齐心也是刻意“培养”的共识，想想这些，漫不经心也成了蓄谋已久，这一切还有什么意思。#传播学毁灭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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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1-10 17:56
【案例】
传播小王子
人为删帖=议程设置吗？把关控制=议程设置吗？议程设置或沉默螺旋都是反映的相对稳定的舆论传播态势，人为以权力为支撑进行的信息干预只能算作是信息控制或把关行为。
◆◆
@不二张冉冉
在郭老新版书和谢新洲老师的论文中，网络虚拟环境下沉默螺旋的效用依然存在。但是，网络总是把不符合大众的异端言论人为快速删掉，直接屏蔽了大众对不不同意见的选择和思考的机会，最终呈现了主流媒体的观点，这显然是议程设置效果大于了沉默的螺旋啊？傻傻搞不懂!
请教小王子@传播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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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1-24 16:39
【案例】
算术本
【如何沟通】沟通，70％是情绪，30％是内容；80%是倾听，20%是表达；90%是尊重，10%是方法。无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企业，80%以上的事与沟通有关，80%以上的障碍由于沟通不畅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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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2-11-28 13:14
【案例】（收受效果）
印度男子因跨种姓通婚上节目后被“荣誉处决”
【环球网报道】据台湾“中央社”11月27日报道，印度一名男子日前在电视节目中畅谈了自己恋爱结婚，但不被祝福的甘苦之后便遭到枪击毙命，印度媒体27日大幅报道了这起被称为“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的命案。
报道说，印度宝莱坞一哥阿迦汗（Aamir Khan）电视处女秀“唯真理必胜”（Satyamev Jayate）节目5月6日开播，专门探讨长期存在印度社会却被视若无睹的议题。29岁的哈基姆（Abdul Hakim）与24岁妻子梅葳希（Mehwish）被安排上6月3日的节目现身说法，畅谈恋爱结婚甘苦。哈基姆当时批评老家北方邦（Uttar Pradesh）基层地方自治组织“村里代表会议”（Panchayat）让情侣恐慌，还说自己生命曾因此受威胁。
本为邻居的两人2009年6月私定终身，因两个家庭社会地位差异太大而不被女方家人祝福。过去一年半来，两人甚至寄居德里一个非政府组织以确保生命安全，该组织后来安排两人上节目。
两人日前回北方邦村老家探望哈基姆生病的母亲，但他22日却在被5人挟持后，遭枪击毙命。梅葳希表示，哈基姆是遭她的兄弟杀害，印度媒体大幅报道了这起“荣誉处决”案件。
《印度时报》说，北方邦警方刻意声称，哈基姆是寄居德里时与人结仇才成为枪下亡魂的。阿迦汗说，哈基姆夫妇上节目时就表示接到威胁电话，担心遭遇不测，“很不幸有人动用私刑，还用‘荣誉处决’合法化这种行为”。他要求北方省警方确保梅葳希的安全，也计划安排时间走访他们所在的村子。有报道称，在阿迦汗公开喊话压力下，已有两名嫌疑人被逮捕。
据悉，“荣誉处决”又称“荣誉谋杀”，是印度宗教社会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家人不允许子女跨种姓通婚，若子女违背，家人可以依据教规对他们处以死刑。
http://news.163.com/12/1128/08/8HCR6O3D00014JB6.html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1-28 16:59
【案例】
唐建光
//@聪明的笨狐狸:引用北岛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酒中本无鬼，喊捉鬼者，才是大鬼! 媒体的操守，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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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Plus
【塑化剂传播背后的数据】自酒鬼被爆出含塑化剂后，整个白酒行业上空乌云笼罩，多家企业股价下跌惨重。对此次事件互联网新闻传播分析后发现：5成以上报道来自财经媒体；报道最集中的Top10中8家是财经媒体；报道内容4成以上谈论股票其中近7成看跌。有人曾揣测事件背后有资本黑手操作，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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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22:43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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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1-29 20:06
【案例】
北大新媒体
【传播学入门第二弹：传播模式论】在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上，不少学者都习惯于用模式来表达他对传播现象的认识。我们将模式看做是对某一现象的一种有意简化的图形描述。想了解传播的基本特征，以及传播学的发展进程吗？想请点击查看#微图大义#第三十一期：传播学入门第二弹——传播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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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2-4 22:33
【案例】
真老顽童
//@何镇飚: 谣言也可以很科学，科学造谣必读。而验证后再传播，也许会成为微博的传播素养之一。//@杨戬DVD: 转发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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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
【「谣言」也可以很「科学」！】如何把严谨的科学研究成果变成耸人听闻的谣言？看知友 Ruki 手把手教你「科学造谣」：http://t.cn/zjf53kb 知己知彼，下次遇到「《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表 Dr. Lenny R 的一项研究，证实不论每天吃多少东西，只要喝可乐就会导致肥胖」这种传言，你就知道如何判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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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18:58來自知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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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2-4 23:02
【案例】
传播小王子
【超级牛逼的传播学理论背诵口诀】@传播小王子
历时两个小时的经典原创！！版权保留，欢迎转发！新闻传播学知识点，一网打尽，有木有？缺了什么，大家来提意见，我来补充。抄送@郭庆光_天声人语
@魏武挥
@邵培仁
@何镇飚@传媒大讲堂
@中国网络传播学会
@北大程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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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琛：油菜！//@章静怡: 我靠，服了！传播学精髓基本都在此了~~//@xuying2256: 记不住。。。。。@真老顽童
@章静怡
//@博闻咖啡馆:
人才//@王栋晗:
@EVA梅萍//@王栋晗: 考研秘籍// (11月17日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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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梅萍：谢谢老师。我一定好好记背的。。//@王栋晗:
@EVA梅萍//@王栋晗: 考研秘籍// (11月16日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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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静怡：我靠，服了！传播学精髓基本都在此了~~//@xuying2256: 记不住。。。。。@真老顽童
@章静怡
//@博闻咖啡馆:
人才//@王栋晗:
@EVA梅萍//@王栋晗: 考研秘籍// (11月16日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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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咖啡馆：人才//@王栋晗:
@EVA梅萍//@王栋晗: 考研秘籍// (11月16日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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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先生：推荐给要考研的朋友们。//@王栋晗:
@EVA梅萍//@王栋晗: 考研秘籍// (11月16日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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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脸蛋挣口气：太棒了
(11月16日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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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吴老师2001：新闻传播学知识点，一网打尽，有木有？ (11月6日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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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颜先生：回复@许晓晓xxx:爱你！ (10月24日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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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写向远方：元芳你怎么看 (10月24日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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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网刘晓晶：mark.小王子有才。 (10月21日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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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2-6 20:49
【案例】
聂晓阳-雨窗楼主
【传媒900条】尽管最基本的传播是事实传播，但在情绪对立对方先有偏见的情况下，最有效的传播是态度传播，即最重要的是把你恰当得体的态度首先传递出去，否则就很容易形成各说各话、各执一词的局面，失去了第一时间争取对方谅解和理解的机会，也不利于为下一步更好事实传播而准备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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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2-13 21:18
【案例】
天铮
//@后知后觉儿2011:@CUC10媒调
//@小雍子:层层抽象的过程还是比较需要想象力的。。@后知后觉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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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文化的章伯
非常有趣，扎根理论与传播学研究素有渊源，但影响甚微。扎根理论创始人之一Glasser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拿到哥伦比业大学博士。六年后，他与Strauss合作推出扎根理论横扫社会科学界，至今影响不绝，但由于传播学一直是量化研究居主流地位，在这个领域几乎见不到什么使用扎根理论的重要研究，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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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09:54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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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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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2-18 12:32
【案例】
@尚道微营销
【微博上哪些内容比较容易传播？】1.爆炸性新闻；2.出其不意；3. 整合；4.接龙传播；5.约战；6.感人故事；7.自嘲体；8.心灵物语；9.星座。欢迎探讨！#尚道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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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16:34來自专业版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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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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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2-19 13:05
【案例】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符号 · 传媒# 符号意义结构的建构是由不同符码以不同方式进行组织的。电视新闻话语总是试图通过将事件置于规约性主题类别符码和规约性叙述符码中来处理现实的含混，新闻节目通常将新闻报道分为诸如“国际新闻”或“商业新闻”等类别，反映了对记者进行的新闻部门专业人员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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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分鐘前來自皮皮时光机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2-12-25 12:00
【案例】五种媒介展现“公众意见趋势”
陆晔 刘欣 发表于2012-12-25 01:45
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未来中国依靠改革实现发展的最大潜力。
■ 构建“可沟通城市”
■ 复旦发布“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调查报告
郁斐 制图
注：以上数据来自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调查。此次调查第一次以分层随机抽样涵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最终完成近四万份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受众对5种媒介的使用频率是电视>网络>杂志>报纸>广播。
从第三张图表可见，每天读报的读者，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县或县级市受众中分别占36.2%、14.1%和4.0%。
201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50%以上，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未来中国依靠改革实现发展的最大潜力。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12月14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一年一度的“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以“可沟通城市：理论建构与中国实践”为主题，面对中国城市化的现实诉求和全球化时代“明日的城市”这个人类共同问题，在传播研究的维度上作出回应，同时发布了“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大型全国受众调查的部分研究结论，涵盖媒介使用和家庭视听设备拥有情况、日常生活与新媒介、媒介认知与评价、认同与态度等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邱林川教授评价这项调查无论对于中国传播研究，还是对于丰富社会理论，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可沟通城市”的基础设施：弥合媒介接入和使用的地域差异
自1970年代末传播学受众研究引入中国，本土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但多数调研要么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某一类型受众（如视听率、互联网用户调查），要么样本集中在某一地域或研究目标聚焦受众的某类行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调查，第一次以分层随机抽样涵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最终完成近四万份问卷。其中直辖市/省会市辖区占样本总量44.4%；地级市市辖区占22.0%；县或县级市占33.6%。如此大样本量不仅能对全国总体受众进行统计估计，也能同时满足对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单独的统计估计和比较研究。尤其第一次获得全国31个行政区划下辖县或县级市足够样本的受众数据，十分难得。
调查发现，中国受众对5种媒介的使用频率是电视>网络>杂志>报纸>广播。尽管平均每星期使用互联网一天以上的活跃网民只占总样本量的27%，但他们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为2.92小时，接近电视观众每天看电视时间3.2小时，远多于报纸读者每天53分钟的读报时间。从这个意义上看，互联网已经超过报纸成为电视之后的第二大媒介。
然而，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包括传统媒介和互联网在内的媒介接入和使用上的地域差异。城市不仅是工业、金融、贸易主体，也是传播和可沟通环境的重要角色。“可沟通城市”将传播视为城市的存在方式，因此传播基础设施接入和媒介服务的均衡性，便是考量一个“好”的城市的标准之一。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地域的公众能否享有普遍、均等的媒介服务，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均衡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显示，在互联网使用上，有17%的人每周7天都会使用互联网，而73%的人几乎不上网；全国平均使用互联网年份最早的是北京（2002年），最晚的是河北（2006年），相差四年。从纵向看，省会城市、地级市、县或县级市受众，每周使用互联网的天数分别约为3天、2天和1天，每周平均花费的上网时间分别为24.6小时、21.5小时、17.7小时；他们最早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平均相差一年，省会城市受众最早（2003年）、地级市其次（2004年）、县或县级市最晚（2005年）。不仅“数码鸿沟”依然存在，而且针对电视这一高度普及的媒介，全国不同地域受众家庭电视机的拥有量也存在较大差异，经济较发达的浙江，家庭平均电视机拥有量为1.96台，紧随其后的是上海、江苏、福建，都在1.5台以上；江西、陕西和山东则平均不足1台。全国不同省份电视机顶盒花费的差异就更大了，其中以广东为最高，平均每月28.25元，上海最低，只有10.82元。由于读报直接与受众的知识水平相关，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受众每周平均读报1.45天，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0.80天和中部地区的0.77天。省会城市受众每周平均读报3.22天，地级市受众每周平均读报1.50天，而县或县级市受众每周仅读报0.51天。每天读报的读者，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县或县级市受众中分别占36.2%、14.1%和4.0%。因此，弥合媒介接入和使用的地域差异，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构建“可沟通城市”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可沟通城市”的协商治理：媒介评价和公众参与
城市可沟通性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充分、深入、高效的协商治理机制，大众媒介社会功能的发挥和公众的社会参与，都是城市协商治理的重要因素。该调查第一次超越了以往研究仅仅关注媒介可信度，而是在测量公众对媒介可信度和媒介表现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预测其对公众社会参与的影响。调查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受众认为可信度最高的媒介是电视，在十级量表的评分上获得7.50的平均分；接着是报纸和广播，平均得分为6.62和6.37，然后是互联网和杂志，平均得分为5.4和5.39。媒介表现评价用五级量表测量，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基础功能表现评价和舆论监督表现评价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95和3.67；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基础功能表现评价和舆论监督表现评价分别为3.76和3.62。也就是说，受众认为传统媒体的表现优于互联网，而它们各自的信息传播基础功能又优于舆论监督。
调查还发现，综合起来看对媒介的正面评价在个体层面的积极作用，是鼓励参与意识与行为，激发公众对所接受的新闻信息进行深度反思，但同时又容易强化公众的犬儒主义情绪，即个人对改变社会和国家的无力感。但在社会参与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对传统媒介评价越高的受众，越觉得当今社会问题没那么严重，他们也越不愿意参与社会；对互联网评价越高的受众，越觉得社会问题严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越喜欢表达个人意见和参与社会。
“可沟通城市”与共同体：大众媒介对阶层认同和意见趋势的影响
城市动态、多样、充满活力。城市不断再造新的社会关系和型塑新的共同体。传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如何？调查发现，新传播技术正与其他媒体一道，共同构成型塑中国公众阶层意识与想象的重要力量，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同一、均衡的过程，而是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个体掌握新媒介资源的不均等，会与不同地区新媒介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影响公众的社会感知与身份认同。具体而言，身处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普遍对自身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主观感知呈现向下偏移的倾向。在七级量表上中国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总体均值为2.53，如果以量表中数“4”作为标杆，这种“自我贬低”的程度是很明显的。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也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分省来看，31个省级单位的阶层认同均值范围在2.14（贵州）到2.87（浙江）之间。分县级（第二层单元）来看，624个县级单位的阶层认同均值在1.02（广西某县）到4.03（甘肃某县）之间。分经济区域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地区的主观阶层认同均值分别为2.60、2.54、2.46和2.56。就城乡来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均值分别为2.65和2.22，两者差异显著。
调查还显示，平均收入水平越高以及网络越普及的地区，该地区的平均主观阶层认同也越高。在个人层面，新媒介采纳对个人主观阶层认同具有独立正向影响。也就是说，网民和手机用户对自己的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比非网民、非手机用户要高；其中受众所在地区若网络普及率较低，那么他由于能够上网所带来的“相对优越感”会更强，主观阶层认同也因此更高。具体到新媒介的使用方式，那些更多使用移动和户外上网的受众以及网络参与和创造水平较高的受众，主观阶层认同会更高。在手机用户群体中，那些使用手机多种功能的社会成员相较单一功能使用者，对自己的阶层地位评价也更高。
公众如何生成不同社会思潮的意见趋势，是城市型塑共同体和文化认同的路径之一。该调查首次探索了用实证方法检验大众媒介与公众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看法之间的互动关系。调查问卷设置了一组主观题项，用五度量表询问受访者对这些说法的态度，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结果显示，老百姓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持很高的正面评价，五个与此相关的题项：“总的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很成功” 、“经济发展需要更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力量”、“中国经济要进一步跟世界经济接轨”、“政治改革需要扩大老百姓的民主参与”、“媒体和老百姓需要更有力地监督政府”，被访者对这些判断都非常赞同，平均分值在4.13到4.24之间。通过因子分析的统计运算，这五个题项构成一个因子，代表公众当中倾向于认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意见趋势。另外还生成了两个因子，一个代表那些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不赞同开放经济和文化市场的意见趋势，另一个代表那种认为开放市场让中国社会变得更糟的意见趋势。这后两个因子共包含六个题项，单从分值上看，受访者的赞同程度都不如第一个因子的五个题项高，都不超过4，最低的一项只有2.23。从理论上看这三个因子代表的公众意见趋势，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社会思潮，有一定的同构关系。
调查发现，电视作为最普及、受众广泛的媒介，对公众的意见趋势影响是很大的，无论偏向哪一种意见趋势都会积极关注电视内容。越偏向认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一意见趋势，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就越高，这类人群对中央级媒介的可信度评价也越高；越偏向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不赞同开放经济和文化市场这一意见趋势，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收入越低，但对地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越高；越偏向认为市场开放让中国社会变得更糟的意见趋势，对本地媒介和中央级媒介的可信度评价就都越低。
在互联网使用上，偏向认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一意见趋势的人群，与其他两类的上网行为恰恰相反：前者更偏爱网络的浏览、社交、娱乐功能，也喜欢在论坛、博客上看帖、发帖；后两者并不经常上网浏览、社交、娱乐，也不经常使用论坛博客。针对社交、表达、寻求传统媒介和其他渠道看不到的信息这三类上网动机，那些对开放市场持较负面意见趋势的人群，比其他两种都更加强烈和明确；偏向认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一意见趋势的人群，只与寻求传统媒介和其他渠道看不到的信息这一上网动机正向相关，同时这一动机的重要性越高，也就越不会偏向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不赞同开放经济和文化市场的意见趋势。
这一调查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主持的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和大众传媒》的子课题，抽样、入户访问、数据录入由CSM（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执行。这项调查第一次较为完整全面地呈现了中国媒介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为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在基础设施、协商治理、城市共同体三个不同层面构建“可沟通城市”， 积累了十分必需的基础性数据库，具有长远的意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3-1-22 10:39
【案例】魏武挥
【微博覆盖的核心要素】 http://t.cn/zYvu2LA 一条微博发出后，就等于是把一句话扔到了一个浩瀚无边的数字世界，任何一条微博理论上都存在n层级转发的可能乃至于可以覆盖到上亿微博用户，但同时也存在这个可能，没有任何人关心。影响一条微博被转发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员唐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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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鐘前 來自无觅相关文章插件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3-1-25 20:03
【案例】
五道口的徐主任
唯有“呵呵”二字。//@杨伯溆: 我国对传播学的引进，基本上类似我们穿在身上的那身西装，内核是本土的，并且本土的非常彻底。别的现代学科建设的历史，或是山寨前苏联，或是山寨西方，唯有我们这个学科是本土的创举。我们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教育的鄙视，在我们这个学科展示的特别突出
◆◆
@社科院姜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经历第三次浪潮，http://t.cn/zYz1dgBhttp://t.cn/zYz31Qv；http://t.cn/zYz1d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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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研究正经历第三次浪潮
记者 马献忠 2013年01月24日08: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传播学诞生至今不过80年，在中国，传播学研究更是只有30多年的历史。在并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传播学研究成绩可喜，但与西方相比仍有差距，有待深入探索。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整体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正走向何方？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国传播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
第三次浪潮下传播学走上历史前台
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传播学专业文章《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同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我国第一家开设传播学课程的高等院校。1982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应邀到中国讲学，被称为开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破冰”之旅；在施拉姆来访的影响下，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辑的中国大陆首部介绍传播学的著作《传播学（简介）》出版。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学成为其下的两个二级学科，并开始招收传播学研究生。
回顾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国内和国际两大语境和政治、经济与传媒技术三大因素的助推下，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呈现出三次浪潮，当前正处于第三次浪潮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姜飞告诉记者，第一次浪潮是从1950年左右到1982年，传播学通过早期留学国外的中国学者引进国内，但规模较小，处于“暗潮涌动”阶段。第二次是1982年到1997年。1982年施拉姆的来访掀起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第二次浪潮，同时经由译介，西方的传播学思想开始深入我国。从20世纪末到现在，我们正经历传播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当前的国内和国际语境下，新闻学和传播学被推上历史前台，同时，传播学从其西方文化诞生地也弥漫出一种“向东看”、“向南看”的气质。此外，国内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也成为传播学研究再次潮起中国的契机。
建构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生态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番蜕变。
“西方传播学进入我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我国学界对西方传播学也不是生吞活剥，而是经历了引进、消化、借鉴、创新的过程。30多年来，我国学界不畏艰难，努力探索，初步有了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上海大学教授戴元光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水平与中国社会前进的总体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传播学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传播学还处于探索的初期。中国传播学必须呼唤本土化，呼唤理论大师和思想大师，呼唤自己的研究命题与成果，以建构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生态。
“中国传播学研究下一步发展面临两个‘瓶颈’。”清华大学教授李彬说，在继续引进、吸收、消化西学之际，首先要突破学科壁垒与知识藩篱，以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为导向，探究中国社会与传播的演化状况，揭示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自身规律，由此确立、形成并完善中国本色的传播理论。其次，在重视研究方法包括计量统计方法之际，要突破方法论“拜物教”的思想桎梏。一方面破解“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教条，一方面打通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和各路方法。
“人的发展”是学科的灵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告诉记者，目前，全国有600多个新闻传播学教学点，博士教学点有十几个，很多新闻学院改名为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在教育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新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传播已跨出学科界限。从传播出发，重新打量和透视各个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复旦大学教授黄旦认为，如果各个学科联手，共同从传播视野来研究中国现实，不仅可以大大推动传播学研究，而且对于丰富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但有学者提出，30多年的传播理论引进和研究、实践，基本上是围绕施拉姆学派的基本方向——传播与国家、社会发展的主题展开，没有或者较少涉足传播与人的发展这样的人文命题，这使得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缺乏灵魂所在。
当代中国传播学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与其说由外部因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不如说内在的反省和自觉呼唤新的突破。”黄旦认为，取得新的突破需做到四点：第一，要有更宽的视野和更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国的传播问题。第二，在新的传播革命背景下，重新思考传播的概念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第三，要在使原有的一些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对接或者创造性转化上下功夫。第四，学者要有独立的判断力，以自己的学术眼光来发现学术问题。
“从学科发展的深层来看，中国传播学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姜飞提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现在的青年群体，包括在西方接受了系统传播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很多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的“粉丝”。作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接班人，青年学者要深刻认识西方的学术传统，认识中国传播学30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到一个实践和理论的平衡点。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124/c219470-20308604.html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3-1-28 11:11
【案例】上海新闻记者杂志
//@东师传媒张海: //@今日: 转发微博
◆◆
@尼尔森在线研究
尼尔森研究发现，如果把中国网民每天上网时间浓缩为一小时，其在社会化媒体上使用的时间为8分6秒，已经超过了视频类网站和门户类网站的浏览时间，成为网民获取“新鲜事”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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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3-2-28 16:06
【案例】@引力传媒
#行业博览#【《2013年1月度电视广告效果排行榜》发布】据浩顿英菲推出的《2013年1月电视广告效果排行榜》显示，从广告效果来看，奥利奥扭一扭泡一泡广告得分最高，位居榜首。本次监测共收录159条电视广告，广告数量整体环比下...http://t.cn/zYlIrUT @梅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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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鐘前來自梅花网meihua.info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3-4-10 22:22
【案例】
中经李学宾
传播大师! //@司马南:关于习之施政纲领，用马利廉梦路（玛丽莲梦露）来作概括， 真是太有才了。我要拜师。
◆◆
@刘纪鹏
求作者【五个字了解习李新政 马利廉梦路】 ①马：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实践。 ②利：释放改革红利，造福国家人民。 ③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党员干部队伍。 ④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⑤路：坚持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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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3-4-23 12:34
【案例】
于建嵘
北斗是定位系统。应给救灾部队配上卫星电话。
◆◆
@浩正刘臻
转发：【鸡毛信】央视连线进入五龙乡的解放军某旅，该旅政委说由于通信不畅，采取了“鸡毛信”的方法：由１个军官２个士兵为单位从震区向外徒步送信！咱们牛逼哄哄的北斗那玩意到底有用没用啊？如果面对美帝强大电磁干扰和空袭情况下该咋办啊？欢迎愤愤们来喷！@于建嵘
@纪许光
http://t.cn/zT652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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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钓鱼防欺诈#是时候和虚假中奖说再见了。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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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留香_保利城：那么多年过去，装备还是那么落后。 (20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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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北斗终端，有短报文功能，可发100多个汉字，老于不知道吧?@于建嵘
(30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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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专家666：//@于建嵘: 北斗是定位系统。应给救灾部队配上卫星电话。 (40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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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Don的一些事一些情：艰苦奋斗精神//@于建嵘:北斗是定位系统。应给救灾部队配上卫星电话。 (40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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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小平律师：//@于建嵘:北斗是定位系统。应给救灾部队配上卫星电话。 (40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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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夜游神：//@于建嵘: 北斗是定位系统。应给救灾部队配上卫星电话。 (50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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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X：于老师，北斗是可以发短信的，虽然不能实时通话，但是短信也可以传递信息！ (50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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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life十二日尧：北斗不是说带短信功能吗？！ (2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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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圈2011：难道抗日战争时缴获的无线电台都不能用了吗？ (2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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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阳夏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怎么还用原始社会的通信方式呢，国家应该考虑考虑吧。 (2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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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3-5-25 16:38
【案例】
陈永东
A（Acknowledging，感谢），B（Brief，信念），C（Confidence，信心）……Y（Yes，赞同），Z（Zest，极大的生活乐趣）！对了，各位公司或个人名字缩写的联想可以参考这个！
◆◆
@新浪江苏
#午后正能量#【26个字母的正能量】积极的想法是成功的一半，26个字母也能给你带来正能量！你记下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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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3-6-13 23:44
【案例】
@芮必峰
【传播学的视野】传播学的视野——读E·M·罗杰斯《传播学史》札记 20多年前接触传播学至今，心里始终有个疑问：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一方面，老师和教科书告诉我们，传播学是一(详见长微博) ... http://t.cn/zHRswv8 （分享自 @长微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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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22:38來自分享按钮
作者: admin 时间: 2013-7-4 13:05
【案例】
广电小当家
【干货分享】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战略差异//@君兮无言://@小博amigo: //@彭侃THU: 学习。
◆◆
@清华史安斌
美国晚间电视新闻受众的平均年龄为53岁，三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台共同寻找21世纪电视新闻新模式，吸引不同层面的受众：CNN引入明星主播，强化访谈和评论；NBC主打新闻杂志； PBS继续强化其”精英“的定位。”目标受众导向“的模式成为电视新闻变革的方向，以受众决定新闻形式和品类http://t.cn/zQhLU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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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21 : 39來自360浏览器超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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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3-7-13 11:34
【案例】
一张图告诉你，现代人的社交注定灭亡
发布：2013-06-28 15:32:48作者：经济之声
【一张图告诉你，现代人的社交注定灭亡】许多年后，你还会记得，家人团聚的温馨晚餐吗？ 还会记得，和老友约会相见的乐趣吗？ 还会记得，陪孩子玩时他最天真可爱的笑颜吗？美国一家网站用23照片证明，移动互联网将会毁掉这一切，到那时，记忆碎片不再，万事皆为虚无。你，在图中吗？
http://society.kankanews.com/radio/2013-06-28/1971035.s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3-7-13 19:05
【案例】
石河子大学熊建军
//@刘海龙: 在学术机构不能独立的情况下，大致只能为政府服务，这是制度设计使然。不独传播研究如此，多数社会科学都是这样，也不能把板子全打在传播研究上。相比之下，中国的新闻研究做得更糟。这种制度下，只能依赖非常脆弱的研究者个体的道德操守。
◆◆
@传媒大狼孩
在美国，传播效果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用来分析选民的态度以及选票的走向。他们的总统是需要努力拉票的，也是需要公关的，所以需要这些研究。而中国了，在政治上，传播学有多少研究是致力于民主或者说出于民主需要？@传播小王子 @范以锦@郭庆光_人语天声 @传媒老王 @刘海龙 @张志安 @谭天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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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条对原微博的转发
刘海龙：
在学术机构不能独立的情况下，大致只能为政府服务，这是制度设计使然。不独传播研究如此，多数社会科学都是这样，也不能把板子全打在传播研究上。相比之下，中国的新闻研究做得更糟。这种制度下，只能依赖非常脆弱的研究者个体的道德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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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3-7-30 09:45
【案例】
@武大沈阳
【微博意见领袖行为分析】在《两岸传媒》发的一篇小文章，我们团队新闻院的硕士研究生 杨郡媚所作。分析了200多位意见领袖近两年半的情况，近期我们扩大了研究范围，准备对更多的账号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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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3条对原微博的转发
翟华微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3-8-19 23:03
【案例】
新闻界杂志社
//@清华史安斌: 对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术共识展开争论，本身就是避免其不断被边缘化的重要举措！这篇回应文章主要从学科规范和学术共识来阐述传播学的重要地位，有理有据，
但缺少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强力回应南加大院长的疑虑，这可能是纯学者与像南加大院长这样的跨界人士之间
◆◆
@贾文山CM
这是美国国家传播学会对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对传播领域批评文章的回应。http://t.cn/zQrno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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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淑娟 时间: 2013-8-19 23:08
【案例】Another View on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August 13, 2013
ByNancy Kidd and Trevor Parry-Giles
As the scholarly society dedicated to serving the nation’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ea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 took a special interest in Ernest Wilson's essay,
"Communication Scholars Need to Communicate,"
as well as the comments elicited by Wilson’s piece. Wilson’s lament has sparked interesting debate and discussion not only among those in our discipline, but also among administrators, faculty, and students throughout higher education. Wilson’s central claims, while provocative, are decidedly at odds with what we know to be the nature, relevance and rigor of the wide range of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A corrective vision of the discipline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he Coherent Core of Communication
What Wilson believes about the discipline’s core is, quite frankly, unclear from his piece.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the early part of his commentary, he issues a call for a carefully defined distinctive disciplinary core, only to later enumerate what he says is indeed a core of the discipline. In any case, it seems a cogent summary may be useful.
Rooted firmly in the classical impera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speech to sway public audiences, and in the contemporary impera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mediated messages to move million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re engaged in rigorous, sustained research that appreciate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ommunication across all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Free of a stultifying adherence to methodological or theoretical orthodoxie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teachers embrace the ubiqu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work to explain, understand, and analyze it.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re also mindful of the pedagogical core of the discipline — the inherent civic value of speech to meaningful citizenship — which emerged from the democratic impulse embodied in 19th- and 20th-century progressivism. As we pursue our research and teaching, we remember the words of the ancient Athenian orator and rhetorician, Isocrates: "Because there has been implanted in us the power to persuade each other and to make clear to each other whatever we desire, not only have we escaped the life of wild beasts, but we have come together and founded cities and made laws and invented arts."
Publicly Engage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eyond the confines of the academy, and contrary to Wilson’s assertions about the lack of relevance of much research,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ring their discipline to life with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cross the nation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se interactions span a multitude of contexts, from the corporate realm to public policy-making to movements for social justice. Such engagement is not confined, as Wilson suggests, to only the scholar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 Annenberg School. While Wilson’s colleagues are indeed doing good, engaged work, they are not alone. In the next few paragraphs, just a few of the countless, diverse, and illustrative examples of rigorous, engaged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are articulated. Communication is ubiquitous, so our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re far more varied than those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law, medicine), and our colleagues around the country actively embrace this breadth of opportunity.
Professor Rebecca Townsend of Manchester Community College was named a 2012 "White House Champion of Change" for her work o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With funding from the 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Townsend developed an initiative that brings community members from typically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into culturally sensitive, deliberative discussions about transportation needs in the interest of ensuring that planners hear more from transit-dependent residents. Townsend has been asked to discuss this work with many parties involved in transportation policy including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and legislators at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Her strategies are being adopted across the country.
Professor Stephen John Hartnett,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Denver, has a commitment to community-based civic engagement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Prison Justice Project. Through this initiative, students br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people in prisons and jails to improve their likelihood of succeeding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upon release. Among the activities in this program is a prison workshop focusing on presentational speaking and the publication of
Captured Words/Free Thoughts,
a magazine of writings and images created by inmates. Several people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gram have productively engaged in post-release activities that incorporate communication skills.
Patrice M. Buzzanell, professor at the Brian Lamb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t Purdue University and a past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has for many years taught and conducted research in her university’s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 She has led or co-led four service-learning design teams focused on several goals, including encouraging girls’ voices in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field as a career possibility; engaging middle-school students in nanotechnology; promoting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nd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global partnerships for water-energy-education systems in rural Ghana.
A past president of our association, H. Dan O’Hair, who is the interim senior vice provost and dean of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eads a large team of engaged scholars by example. Hi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upported work focuses on hurricane warnings and involves close partnerships with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the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local emergency managers, and broadcasters in Miami and Houston. O’Hair has been asked to present his findings to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key staffers from most of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involved in risk management, and his work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policy decisions.
Applied research of this kind is not new to the discipline. Nearly 30 years ago,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ofessor Lewis Donohew pioneered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by applying behavior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drug prevention messages that targeted thrill-seekers.
Relevance and Rigor
Wilson argues that much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s not sufficiently relevant to society, coherent or rigorous. We contend, based on the examples above and many others, that there is, in fact, a large body of existing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that refutes this claim. Research that lacks rigor or relevance is simply not supported by major funders like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and NSF, nor is it engaged by policy makers in Congress and beyond. All of the examples cited above are meaningful instances of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teachers pursuing relevant, effective, coherent programs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ir students, their communities, and society at large.
Another unsubstantiated assertion in Wilson's piece is that there is a failure of communication as a discipline to communicate well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that this leads to a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recognition.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s indeed widely recognized by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ir scholarly effort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for example, recently released its congressionally commissioned repor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a Vibrant, Competitive, and Secure Nation," which prominently recognizes the value and relevance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both central to a liberal education and desirable for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the expanding global marketplace. The commission also "calls for a national commitment to building critical intercultural skills at every stage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skills that undeniably are rooted in an enhanced appreci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recently announced its second Arthur M. Sackler Colloquium on "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which will feature sever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including Dietram Scheufel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nd Edward Maibach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nd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has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recipients of its highly competitive Public Fellows Program is Margaret H. Kunde, a newly minted Ph.D.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adly, Wilson was not more rigorous in developing his commentary on the state of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He states that he has tried to be a good student of communication, but he clearly still has more to learn. While we appreciate the fine work at USC that Wilson touts, we encourage him to expand his focus beyond the walls of his own institution.
Can our discipline do even better? Of course we can —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cholars of communication have evolved and adapted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needs. Despite Wilson’s dismal prognostication about the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frequently work with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cross an array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boldly bringing with them insights, knowledge, and rigorous engagement that ar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intellectual life and purposeful action.
BIONancy Kidd i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where Trevor Parry-Giles is associate director for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ffairs.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2-10 22:13
【案例】
青年参考王波
编码解码，当年为考试而读，如今多少人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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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CNPolitics
#政见学人#英国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于2月10日去世，享年82岁。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的编码/解码等理论被学界熟知。霍尔曾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在去年，传播与批判/文化研究杂志中刊登了对霍尔的访谈。http://t.cn/8FCqS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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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分鐘前來自脉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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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鐘前
來自三星Galaxy SIII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2-11 10:27
【案例】
@163comment
低调有内涵！@网易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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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分鐘前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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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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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4-2-13 16:58
【案例】
倩烨归来
同膜拜！//@龚克的功课: 膜拜神评。//@邝海炎: 央视是：小事卖萌，中事卖傻，大事卖逼。
◆◆
@清华史安斌
“玉兔”的危机传播策略有新意，从新华网“曝光”玉兔日记到通过微博卖萌苏醒，针对以互联网民为主的受众群，使用讲故事、人格化的策略，用网民熟悉的语言化解危机，面对外媒和网上的负面舆论保持淡定开放的心态，“去政治化”，以新的传播理念、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危机传播，与传统新闻发布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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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4-3-2 10:54
【案例】
@杨伯溆
#研究题目#
反映昆明血腥暴力恐怖事件的微博，有两条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我们通过对这两个微博的转发评论内容分析，或许能梳理归纳出经历了几年微博风风雨雨后普通博主们的相关政治底线。也就是说，通过相关分析，我们或许能找到微博真正的民意，或者说普通网民真正的政治态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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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08:14來自iPad客户端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3-7 13:22
【案例】@政见CNPolitics
#政见学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教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者Elihu Katz于3月7日正式退休。今年也恰逢该理论正式提出40周年，这一重要的传播学理论认为受众主动对传播内容作出选择，因为受众的社会及心理需要，引发出了对媒体的期望，从以作出选择及接触，最终得到满足。http://t.cn/8FFvwUx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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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3)[/url]| 轉發(13) | 評論(1)
今天 12:10來自皮皮时光机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4-6 16:04
【案例】
@互联网分析沙龙
【干货帖|传播学入门：传播模式论】➊演讲模式（亚里士多德）；➋5W模式（拉斯韦尔）；➌数学模式（香农—韦弗）；➍循环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➎丹斯模式（丹斯）；➏巴克模式（巴克）；➐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施拉姆）；➑系统模式（赖利夫妇）。
(20)| 轉發(82) | 評論(16)
4月5日22 : 28來自互联网分析沙龙
作者: 肖淑娟 时间: 2014-7-4 12:20
【案例】徐州男童模仿《熊出没》造“超级风扇”致左手骨折
看了动画片《熊出没》后，7岁的男孩浩浩(化名)突发奇想，想模仿电视里主人公光头强，想要制作一部“能将人都吹走的‘超级电扇’”。他模仿动画里的电扇形状，在家里一台正在通电运行的落地扇前捣鼓起来，悲剧发生了，他的左手掌、手指被高速旋转的扇片严重绞伤。 揪心的伤害！
电扇呼呼转，男孩去拆防护罩手被绞伤
伤口深达骨头，3个多小时手术保住了手掌
7月2日下午，徐州仁慈医院急诊科送来一名男童患者。孩子的左手掌血肉模糊，左手指的骨头清晰可见。孩子看起来只有六七岁，因为哭的时间较长，已发不出声音，医院赶紧给孩子安排手术。
记者采访了解到，男童浩浩的手是被家里正在运行的落地电风扇叶片绞伤的。浩浩家住徐州金山桥石桥社区，正值放暑假，因父母上班，平时他由爷爷看护。当日下午2时许，爷爷正在家里午休，浩浩就坐在沙发上看他最喜欢的动画片《熊出没》。
看到孩子安静地看电视，浩浩爷爷就到屋内午休，不一会他就听到了孩子凄厉的哭喊声，出来一看，浩浩的左手掌满是鲜血。客厅里的落地扇防护罩已经被拆卸下来。爷爷赶紧找到干净的毛巾，包住浩浩的左臂，随后骑车往徐州仁慈医院赶。
据仁慈医院手外科主任石荣剑介绍，孩子左手掌为旋切伤，掌侧有约5厘米的开放性伤口，伤口较深，肌腱、神经、血管损伤较重，左手食指骨折，伤口深达骨头，伤势较严重。他和助手主要为浩浩进行清创修复手术和再植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努力，手术宣告成功。石荣剑表示，接下来将会对孩子进行康复训练，估计大半个暑假都只能在病房里度过。乐观来看，孩子今后手掌功能不会受太大影响。
怎么会这样？
他要模仿“光头强”制造“超级电扇”
记者注意到，这集动画片没有出现任何“警示语”
浩浩之所以拆电风扇，是因为他想和《熊出没》主人公光头强一样，拥有一台“能将人吹走的‘超级电扇’”。
记者观看了浩浩当天观看的《熊出没》第77集“超级电扇”，主人公光头强获赠一台普通电风扇，他将电风扇改装成了“超级电扇”，节目里，这台电扇风力惊人，能将两头狗熊吹到半空中。记者看到，这台电扇造型普通，和平常家用的电风扇没有什么区别，经过光头强改装，电风扇的防护罩已被拆除(后段节目里画面显示防护罩又被装上了)。在电风扇遇到故障时，光头强直接用钳子剪开电线，裸手直接连接散发着火光的短线。
扬子晚报记者注意到，这一集节目中，并没有出现任何警示语设置。
浩浩爷爷表示，孩子看到“超级电扇”后，感觉跟自己家的落地扇没什么区别，就想学着电视里一样，也拆开风扇，将自己的风扇弄成“超级电扇”的模样。“孩子搬出了家里的工具箱，找来的螺丝刀、钳子等工具”，爷爷告诉记者，浩浩平时动手能力很强，经常将一些玩具自行拆卸下来，家人对他的行为通常都会鼓励。这一次，浩浩一边动手拆防护罩、一边反复通电观看电扇运行情况。防护罩拆了下来，浩浩又用工具接触正在高速旋转的扇叶，结果手掌一下子卷入叶片中。
一点提醒
遇断指伤 如何处置很关键
千万不能让断指碰酒精、消毒水
“这部动画片我也看过，遇到认为不好的情节，就会提醒他注意，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了。”事发后，浩浩爷爷非常自责。
不过据仁慈医院手外科主任石荣剑介绍，孩子受伤后，他爷爷的做法很正确，找了干净的毛巾包住了孩子受伤左手，迅速送到医院。今年暑假以来，医院已接诊了5起类似意外伤害病例，有的家长在孩子四肢受伤后，采取了错误的方式预处理或者耽误了手术最佳时机。
石荣剑提醒家长，孩子四肢、手指意外造成严重伤害后，不要随意丢弃断指，并且用正确的方式妥善保存断指。比如用无菌敷料包裹断指，外面再包塑料袋，再在袋外放一些冰块或冰糕。千万不可把断指侵入酒精、消毒水、盐水等中转运，这样就破坏了断指组织结构，影响再植的成活率。最重要的是要尽快送医，争取在6-8小时内进行再植手术，时间越晚，手术效果就越差，甚至医生也无能为力。
新闻加点料
第三方说法
心理专家：错误情节诱导儿童模仿
“现在很多动画片情节空洞，但是充斥着各种暴力和少儿不宜内容。由于这些节目深受孩子喜欢，而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判断能力有限，很容易出现‘学样’的情况。”江苏师范大学心理学相关专家表示，孩子模仿动画情节，对自己造成严重伤害，浩浩的事又是一个例子。
律师：制片方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刘茂通认为，包括《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国产动画片，虽然制作、发行经过了行政许可，但是如果因为播出内容存在暴力失度、语言粗俗等问题，在实际中造成了损害的客观后果，该后果与制作方、发行方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未尽应有的注意义务，对损害事实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国产动画片“警示语”效果令人怀疑
据了解，欧美国家在影视播出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分级制度，保证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能接触到适合自己的节目。但在我国，目前这种保护责任主要是交给家长。近几年媒体屡屡曝出孩子模仿动画情节，造成了身体伤害，使得不少国产动画片在播出时添加了警示语，但是这些内容设置更像是节目制作方的“免责声明”，实际效果令人怀疑。记者 马志亚 通讯员 王可
这两年因不当模仿引发的惨剧
2013年4月1日，广东深圳
一名5岁的小女孩模仿她看到的动画电影中的跳降落伞场景，撑开家里黄色的雨伞，从6楼的阳台跳下。孩子身上多处骨折，在昏迷了8天8夜之后，奇迹般苏醒了。
2013年4月6日，江苏连云港
不足10岁的孩子顺顺模仿卡通片里灰太狼“烤全羊”的剧情，将同村一对亲兄弟绑在树上，点燃树下的草堆。7岁的冉冉全身多处烧伤40%、4岁的浩浩全身多处烧伤80%。
2014年1月5日，重庆合川区
独自在家的6岁男孩小龙，从6楼高的窗台上翻落，跌到楼下一个大灯箱里。万幸的是，医生只发现小龙腰椎有两根骨头受损。小龙说，奥特曼能飞，他也跟着学。
原标题：男童模仿光头强制超级风扇 拆通电电扇手掌被绞烂
http://media.sohu.com/20140704/n401762182.shtml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8-31 17:49
【案例】
吴飞微议
如果更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那么，传播学研究可能会重生，学科地位必然会大大地提升，但原来在传播学圈子里混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传播学家”们）估计多半要失业了，哈哈。好事，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清华史安斌
经济学教授来抢传播学的饭碗，普林斯顿大学教授Uwe Reinhard声称，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对此无所作为，为此他感到没有脸面再继续讲授经济学课程，新开”韩剧研究“课程，用经济学的思路总结出了韩剧中常用的”公式“和”定律“，看来传播学成为21世纪的”第二哲学“并非虚言http://t.cn/8kXT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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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7 15:28來自360安全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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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16:37 來自微博 weibo.com | [url=]檢舉[/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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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評論給原文作者 清华史安斌
海明评说：传播学家不能以理论家自居，传播学研究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当然，实证研究的数据堆砌，也只是苦力活而已。 (10秒前) [url=]刪除[/url]| | [url=]回覆[/url]
吴飞微议：回复@黄传祥:哈哈，都是我的错。
(18分鐘前) [url=]檢舉[/url]| |
黄传祥：学习你的《编辑学》，结果混到今天这样子。亲戚朋友孩子填志愿前，我都主动当参谋，千万别选新闻传播类的专业。这个专业是万金油，找不到好工作。 (25分鐘前) [url=]檢舉[/url]| | [url=]回覆[/url]
珏璟公子：//@吴飞微议:如果更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那么，传播学研究可能会重生，学科地位必然会大大地提升，但原来在传播学圈子里混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传播学家”们）估计多半要失业了，哈哈。好事，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35分鐘前) [url=]檢舉[/url]| | [url=]回覆[/url]
谭天论道：不用一流学者，二流学者进来都够呛
//@吴飞微议: 如果更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那么，传播学研究可能会重生，学科地位必然会大大地提升，但原来在传播学圈子里混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传播学家”们）估计多半要失业了，哈哈。好事，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7分鐘前) [url=]檢舉[/url]| | [url=]回覆[/url]
苍狗白伊：
//@吴飞微议:如果更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那么，传播学研究可能会重生，学科地位必然会大大地提升，但原来在传播学圈子里混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传播学家”们）估计多半要失业了，哈哈。好事，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7分鐘前) [url=]檢舉[/url]| | [url=]回覆[/url]
光之物理：学术开放！会很难的！ 欢迎对物理和哲学感兴趣的朋友来微博坐坐看看！探讨一下光生万物！欣赏一下统一新物理学的美！刘涛同学：
西方媒介经济学的确好多专家是搞经济学的，至少是经济学起家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批判路径，跟经济学者搞得还不一样//@Aspirin_17:搞经济的看来要和搞传播的合体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是这么来的哈哈。。媒介研究是要开始转向了嘛。。@刘涛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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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安斌 经济学教授来抢传播学的饭碗，普林斯顿大学教授Uwe Reinhard声称，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对此无所作为，为此他感到没有脸面再继续讲授经济学课程，新开”韩剧研究“课程，用经济学的思路总结出了韩剧中常用的”公式“和”定律“，看来传播学成为21世纪的”第二哲学“并非虚言http://t.cn/8kXT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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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16:30 來自小米手机2 | [url=]檢舉[/url]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4-11-12 13:07
【案例】
/@Bigtree-FDU: 珍贵资料。//@公梅客: //@夏骏:西方的中国印象。
@高会民
【组图】百年来西方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演变。
今天 11:23 来自 360安全浏览器
作者: admin 时间: 2015-3-27 13:03
【案例】
曹增辉
太高深了。 //@来去之间:脑补了半天公约数和公倍数
//@TimYang: 贴切 //@Zodzod_张浩: 朋友圈里的东西反应的是你社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是你能看到的内容质量的下限；微博里的东西是你兴趣范围内的最小公倍数，是你能看到的内容质量的上限。
@刘江总编
微博上的内容还是比微信朋友圈好看，为啥？
今天 11:03 來自iPad客户端
25分鐘前 來自iPhone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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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静芝 时间: 2015-10-20 22:43
姜飞丨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
2015-10-19 姜飞 新闻传播学研究
1982年美国传播学的“鼻祖”W.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访华，有人称之为中国传播研究的“破冰之旅”，有人称之为“助燃剂”，……本文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历经三次大潮：第一次是施拉姆访华之前传播学已经由不同渠道进入中国，新闻学界可谓“暗潮汹涌”；第二次是施拉姆1982年访华之行，起到了破碎中国传播研究汹涌“暗潮”表层之“冰盖”的作用（此谓“破冰之旅”），之后，更多的国外学者来访及文献引入，使得中国传播学界的活动“波涛滚滚”；如今，第三次大潮的冲击已然临岸，即来自港台和海外华裔传播学者再次登陆，对30年来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多维度的“惊涛拍岸”。施拉姆访华距今整整30年，中国学界在回眸之时，是否可以借由对施拉姆的回忆，更清晰地呈现中国传播研究的脉络，更清楚地辨析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本文即作此尝试，补正史料，亦和同行商榷。
历史性地看，中国的传播研究历经三次浪潮。三次潮头“弄潮儿”不同。第一次是从1950左右到1982年，弄潮儿是早期留学国外或者访问美国后在国内定居的中国学者，是谓“三老”：郑北渭、张隆栋、陈韵昭。第二次是1982年到1997年，分为两个阶段：1982年—1989年因为施拉姆的来访掀起中国传播学研究第二波高潮，弄潮儿是以施拉姆及社科院新闻所为领军并汇合其他高校教师的学者群体；1989年—1997年，总体“潮头”平落，但伴随施拉姆之后到来的西方学者，同时经由译介，西方的传播思想开始深入中国大陆，进入教材，其间也伴有一批学者经由“本土化”议题掀起的“潮尾”小高峰。当前，我们正身处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末到现在，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成为传播研究再次潮起东方的契机，“弄潮儿”的代表人物是已经定居海外、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终身教职，现在将活动舞台集中在中国大陆的华裔学者（有些是第一代弄潮儿的学生）。
今天我们来纪念1982年施拉姆的访华，有人称之为中国传播研究的“破冰之旅”，有人称之为“助燃剂”……，皆是从不同角度定义施拉姆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及意义。本文认为，施拉姆是时代的施拉姆、世界的施拉姆，也是被中国化的施拉姆。客观来看，在中国传播研究历程中，施拉姆处于中国第二次传播研究大潮的潮头，在第一次“浪潮”——“暗潮”汹涌的前提下，其到访中国打破了暗潮上的“冰盖”，随后在来自社科院新闻所等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形成中国传播研究“波涛滚滚”，一直影响了中国将近三十年。目前，第三次浪潮已“惊涛拍岸”。本文探索如何看待受施拉姆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影响、第二次浪潮以来的中国传播研究，以期发现问题，稳住阵脚，并在第三次浪潮到来的时候，思考未来中国传播研究的方向。
1“暗潮涌动”：前施拉姆时代中国第一次传播研究浪潮
西方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认为，“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二者中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1]。在传播学引入中国之初，来自美国的传播观念和理论对解决中国新闻界一些问题的有效性，和中国内部对传播研究刺激所体现出的广泛呼应可谓一拍即合。现在来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在施拉姆1982年访华之前，有关传播（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等概念和文献已经经由中国学者和部分国外学者进入
中国，在当时不是很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表皮下，中国传播研究可谓“暗潮汹涌”。
传播学最早进入大中华区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10年，但最终境界却迥异。学者朱立在2000年总结，“传播学进入台湾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如今已有40年的历史……传播学在台湾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及的，前20年是奠基，接着的10年是发展，到了近10年才放光彩，这和台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在香港，传播学的起步与发展大概晚了台湾10年，在50年代，只有办报杂忆，系统论述是6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的事。” [3] “1949年应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分水岭。之前，军阀混战、对日抗战、内战，社会学、心理学都刚刚开始，更莫说传播研究了。其实传播学这个名词根本不存在，1949年以前，我们有的只是以报史为核心的办报之学。1949年后，新闻学仍然当道，编、采之道与宣传之方是钻研的主题。这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都是如此”[4]。
1949年之后到1982年，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主要经由“三老”：郑北渭[5]、张隆栋[6]、陈韵昭[7]。在传播学介绍入中国的历史早期文献中，1956、57年刘同舜和郑北渭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刊《新闻学译丛》上介绍了mass communication，彼时译为“群众思想交通”。自196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张隆栋在摘译威廉·爱琳的《大众传播研究》(1958)中的一篇文章时，又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公众通讯”。张隆栋后来一直坚持他的这种译法，1979年，当他再次翻译传播学论文时，仍然沿用了这个译名。1978年7月，郑北渭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编辑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上发表翻译文章《公众传播工具概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11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2期刊登陈韵昭先生译自美国传播学家埃德温·埃默里的文章《公众传播的研究》。1981年6月，国内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的硕士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撰写）通过答辩；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由陈崇山组织率先进行全国范围的受众调查和受众研究。诸多史实，有学者作了系统梳理[8]，足以呈现当时中国学者对传播学的兴趣和日趋活跃的状况，此不赘述。
1982年施拉姆访华以前，除了上述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研究的介绍和实践外，早年的中外记者和学者交流中也包含着传播研究信息的交流。比如1981年中国新闻学院研究员李启及夫人王裕禄接待由中国记协组织的澳大利亚来访记者时，也谈及传播学研究[9]。此外，部分外国传播学者访华，也促进了传播学研究。据明安香回忆，最早访华的传播学者应该是日本的内川芳美。1978年10月，中日友好条约签署两个月后，日本新闻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访华，在北京和上海讲授传播学。“最典型是78年那次，可以说在我的印象里面，她似乎是我们见的最早的（国外传播学者）。文革封闭了那么多年……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的印象当中，第一个来访的外国的新闻工作者就是内川芳美。而且印象很深刻，当时就是在（人民日报）报社院里面，她介绍日本新闻学的发展，……其中内川芳美就讲到，日本的新闻学研究已经从journalism发展到了mass communication，她就把英文mass communication写在黑板上，可是当时翻译就翻译不出来mass communication这个词，所以就只好用英文说。这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知道在西方，在发达国家，新闻研究已经进入到mass communication阶段，但是mass communication究竟是什么，应该怎么翻译，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就是在我们头脑里留下的疑问”[10]。
综上，1982年前在中国，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已经得到多渠道多角度的介绍，从新闻理论界到新闻业务单位，都觉得很新颖并希望从传播学这一“西方新闻理论”中获得某些启示与帮助。之所以将此阶段定义为“暗潮”，是因为彼时传播学并没有在学界和业界自由、公开、广泛地推广，只是在部分学界和业界人士中传播。但是，“文革”以来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潮进行批判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用早年翻译介绍《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人民大学林珊教授的话来说，“要批判，总得有个东西拿在手上批判，我们是打着批判的名义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一些论著”[11]。即使是到了1982年5月份施拉姆访华之后，6月15日，《美国新闻史》的主译者社科院新闻所张黎教授在《对外报道参考》刊登短文“美国传播学鼻祖——宣伟伯博士”，用的词还是要“鉴别”：“目前我国新闻界对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还了解得不多。要鉴别这种理论的科学科（性），我们就没有理由忽视它”[12]。
2“波涛滚滚”：施拉姆访华掀起中国第二次传播研究大潮
1982年4—5月份，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先生陪同，施拉姆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施拉姆的到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评价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种新闻刊物。据统计，“从1982年10月至1985年12月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传播学的182篇论文和文章来看, 属于介绍和评述的居多数, 占56.7%, 以分析研究为主的占43.3%。这些文章的译者和作者达105人之多”[13]。这说明，施拉姆的访华有效打破了覆盖在中国传播学界和业界水面上的“冰盖”，不仅把以前涌动的“暗潮”带到前台，而且推动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形成介绍和引进传播学的热潮，共同汇成中国传播学界的“波涛滚滚”。
总体上来说，第二次浪潮（1982-1997）因为1989年政治事件划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
第一、全国范围内公开、自由的传播研讨局面被打开。施拉姆的到访，促发社科院新闻所诸多学者的思考。在徐耀魁、张黎等学者的推动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倡，1982年11月23 日一25 日,于北京举行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即后来所谓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不仅肯定了传播学的价值, 而且决定翻译一批介绍传播学的书籍, 并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传播学课程。尤其是研讨会提出的对于传播学未来方向和研究态度的“16字方针”[14]——“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基本奠定了后来近30年中国传播研究发展的基调。当年12月23日，时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的埃默里（Edwin Emery）先生给张黎来信，欢迎其访问明尼苏达大学，并具体安排张黎的访问行程在1983年春天（4月3-5日），其中专门提到当时李金铨教授已从香港中文大学过来加盟他们系；并且，埃默里还提到王中教授正在联系邀请他去复旦大学访问，同时表达了希望访问社科院新闻所的意愿[15]。1983年张黎访问美国，在其赴美期间，对明尼苏达、华盛顿、迈阿密、北卡罗来州等四所大学的新闻系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美国报业的读者工作。施拉姆在访问新闻所时提及的有关报刊的四种理论的问题，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进一步印证。张黎访美心得发表在《新闻战线》1985年第12期，题为《传播学研究小议——从美国学者中对传播理论的不同看法想起的》[16]。1985年6月20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传播学国际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在中国大陆举行的第一次有外国学者参加的传播学讨论会，会议着重探讨了新科技的发展对传播媒介的影响, 以及对新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会议还提出了许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如传播学是不是一门科学？传播学研究的意义、领域和方法？中国要不要传播学？传播同其他学科的关系？怎样研究传播学等等[17]。1986 年8 月20 日—24 日, 在黄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研讨会。在讨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体系问题时，徐耀魁认为，“这次研讨会召开, 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是介绍和普及传播学知识的话, 那么, 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 则是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 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 取长补短, 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 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此外还有更多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其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可谓共襄盛举。
第二、系列传播学著作出版。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 这本小薄册当时所印的10000册迅速销售一空。随后，1988年，中国第一本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18]。同年，有关文化与传播的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出版。有三本重要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分别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20]、赛弗林、坦卡德的《传播学: 起源、方法与应用》[21]、麦奎尔和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22]，它们成为当时传播学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书籍。
第三、运用科学规范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的全国范围受众调查将中国受众研究带上高潮。1957年的时候，上海新闻学界批判的两个东西（一个是王中的《读者需要论》，一个是盖洛普的民意调查）[23]，1982年以后被运用到现实传播受众研究中。1982年4月9日，正是施拉姆访华前夕，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成立，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崇山任组长，中国青年报研究室主任张焕章任副组长。陈崇山参加了4-5月份施拉姆访华在京期间的讲座和学术活动。施拉姆走后，即于同年6月至8月在北京地区开展了我国首次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现在我国新闻传播界一般将受众调研的起始点即定在1982年的北京调查[24]。之后受众研究可谓“推波助澜不断形成高潮”（陈崇山），1986年10月，以甘惜分教授任所长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开创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的新篇章；1987年5月，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共同进行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这次开创性的调查，为以后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打下了基础。1987年，受众调研的视角还扩展到了我国的少数民族。5月，由新疆广播电视学会（会长高流）牵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疆新闻学会和新疆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合作，在乌鲁木齐地区组织了我国首次民族受众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8年2月组织建台以来首次全国听众调查，加强了新闻节目的改革力度。中国的受众研究，也有学者将中国的受众研究概括为三个阶段，其中，1982-1989年是“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阶段”，1990-1994是“趋向成熟深入发展阶段”，1995-现在是“进入市场趋向规范化阶段”。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概括为四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82-1985），“进步阶段”“1986-1989”，“成熟阶段”（1990-1994），“市场化和模式化阶段”（1995-现在）[25]。总之，1982年以后，作为传播研究重要分支领域的“受众研究”解放思想、积极创新，并在一系列大型调查活动的开展过程中高潮迭起，不断进步。
综上，1982年施拉姆的访华对中国传播研究的贡献可谓大焉：体现了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新闻与传播学界整体性地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开始。余也鲁先生称之为“破冰之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如前文所述，此“冰”非坚冰冻土，此前的中外学者已经在冰层之下开始疏通和融化；而施拉姆的到来，则是把最表层的那层寒冰——观望、游移和等待——撞破。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中国传播学界的“波涛滚滚”，为中国的传播研究破碎了冰盖，打开了局面，由此开始了中国传播研究的普遍介绍和自由、广泛大讨论的“黄金时期”，这样的黄金发展局面一直持续到1989年。
第二个阶段，历经政治事件之后，传播研究陷入了低谷。中国传播学界开始转向消化吸收的阶段，埋头教材写作和史论梳理，规避政治倾向和追索。中国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模仿、亦步亦趋、中规中矩的成果沉淀阶段。该阶段特点如下：
第一、“本土化”成为中国传播学界一个“创新”的“权宜之计”。传播学本土化的思潮，是学术、政治双重压力下的产物。中国大陆的初创者们对传播学引进本土可能存在的“橘逾淮而为枳”的问题，从开始就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早在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讨论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问题。对此，人们并非急不择路，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学”。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教授提出确立“中国式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问题”，他认为可以吸收传播学丰富的营养，以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并推动新闻改革[26]。但是我们看到，早年部分学者提出的本土化研究，是一种双重压力下的结果。一重压力来自施拉姆访华以后，对国际范围内新闻和传播研究快速发展的冲击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另外一重压力来自1989年政治事件以后，学术研究空气紧迫和压缩的压力。于是，历史地来看，本土化其实是当时中国传播学界的权宜之计，也颇有创新。孙旭培回忆说，“那个时间因为当时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改革开放的样子，这个是场面讲的。但是那时候实行的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93年搞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那个是安全的。绝对没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下，孙旭培认为，“传播学传到中国来，你中国人也要对这个传播学做出贡献。中国人怎么对传播学做出贡献呢？最重要的一个，最容易做的做法就是挖掘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现象，传播实践，传播智慧，来加以总结……你又会总结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本土化，再一个又来丰富世界传播学的宝库。”客观来看，其实这是客观表达孙旭培这一代人本土化理念背后的真实想法。虽然学术需要的是务实的考据和客观的呈现而非戏剧性，但在回顾传播史时，很多很严肃的争议事件却被戏剧性地制造和表达出来，包括“本土化”之被误解。孙旭培在访谈中坦承道，当初根本没有提出什么要建构一个“和西方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年轻人说话刺激性强一点没关系，但是当时搞的我不高兴是…批评我那个话，我讲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创立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我是这样来说的。……没看到前面那一句话，‘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怎么的，就恰恰不说，这句话没看么？我讲你批这个怎么批的？……就这个事情呢一直是搞的人家不清楚，一直到今天××那个地方，还在讲这个事：有的人就这十年还要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哎呀呀……”
第二，大量本土学者主编的传播学著作的出版体现低谷中的复苏。本文为免挂一漏万只概述20世纪90年代著作的特点和总体情况。（1）该阶段对现今依然活跃的传播学者意义重大（这批学者大多集中在50-60年代出生，部分出生于40年代）。他们对传播学或者传播研究早期的兴趣和代表性的著作基本在这段时期问世，并且后来进入21世纪以后的部分再版著作也滥觞于这个年代。（2）总体上来看，这批著作的标题一般冠以“原理”、“导论”、“××论”、“引论”、“概论”、“总论”、“××学”（包括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广告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宣传学、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和“教程”。仅1990年，就有三部著作出版，系统概述传播学原理。（3）这些著作都勇敢地从个人的传播理论素养出发，从特定的理解视角切入，对“传播学”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梳理和系统建构。据后来的评论，这些著作的影响力差异一般体现在理论视角的开阖与理论整理的系统性上。总体来看，正是通过该阶段的早期著述的学术训练，培养造就了目前依然活跃在中国传播学舞台上的主流传播学者，所谓中国传播研究的“班底”，因涉及人数较多，此不赘。
第三，低谷复苏还体现在“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续弦”重开。自1986年召开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一直到1993年召开第三次，期间历经漫长的近7年时间，个中滋味，只有身处其中的传播学者感受最深。几乎参加了自1982年第一届以来的所有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学者刘卫东教授回忆说，“从第三次会上……最大的成果就是每两年一次，纳入正规，这是个转折点”[27]。传播学界常把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戏称为“进京”，第二次黄山会议为“上山”，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则被称为“下海”。正是从“下海”研讨会开始具有了反思意识。用李彬的话来说，“……黄山会议算是我第一次接触传播学，厦门会议开始有自省意识，自觉自省，不是像原来那种毛头小子，懵懵懂懂”[28]。与会的35位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对大陆15年来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1995年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以“传播与社会发展为主题”，1997年在杭州举行的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则把“传播与经济发展”作为主题，包括7位台、港学者在内，两岸三地70位学者围绕市场经济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展开了讨论。
这段时期，以卜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注重传播研究方法论并关注传播与青少年、妇女、以及弱势群体等的关系，而这些国内的非主流研究正是当时国际传播研究的主流，也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大陆传播学者的国际意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郭良教授，他是国际范围内中国互联网研究的著名代表，以及致力于翻译引介麦克卢汉以及伊尼斯等“多伦多学派”的传媒、传播著述的何道宽，他们都是从新闻传播以外的领域进入并作出积极的贡献。一批学者转而进入传媒科技以及传媒经营管理研究领域，比如闵大洪、喻国明、唐绪军、黄升民等；还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和传播思想研究的陈力丹；此时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传媒研究博士后陆地；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刘京林和四川省社科院林之达等学者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学者黄煜评论这段时期时提到：“汪晖所提出来92年到98年，大家在关门做一些学术性的东西，而不关心真正的思想，国家的方向”。但也隐含着部分的反拨，“比如喻国明等用‘拐点’、‘语法再造’等隐晦的术语和表达来推动学界和政策层面的改变”[29]。新闻“商品性”和“人民性”的争论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表现出新闻传播学界在这段时间复杂、纠结、多元的情愫和学者努力推动改变社会的智慧。
3“惊涛拍岸”：后施拉姆时代第三次浪潮带来的问题与方向思考
即便施拉姆1982年打破了中国传播研究的“冰盖”，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传播研究者可以自由游泳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震荡，及1989年政治事件带来的研究低谷可窥一斑，此外还有诸多的“冰山”、“礁石”存在。比如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甚至一些新闻和传播领域“坚固”的话题等。从1993年研究复苏开始，中国大陆传播学者小心翼翼地行驶在海上。1997年教育部规定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为中国传播研究的扩张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以高校“长江学者计划”[30]为代表，由海外华裔传播学者组成的“域外军团”逐渐登陆，深入到大陆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开启了新一轮的具有个性化色彩的传播学的传播之旅。他们“身兼数职”：西方传播学理论、方法的传教士；中国传播研究和实践问题的诊疗师；中国传播研究群体的顾问团；中国传播研究方向和未来的预言师。他们以独特的角色和学术影响力消融着残冰、清理着暗礁，甚至还带来了一定规模的海啸，裹带来一些东西，形成的漩涡也卷走了一些东西。以这些登陆的学者为核心形成某种传播研究的新兴“学术共同体”[31]，大陆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传播学者，在这些残冰的消融中快速地成长和游泳，以这些“学术共同体”为核心形成一批外围的“向外军团”[32]，共同构建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可谓“惊涛拍岸”。
第一、“蝉蜕”和“化蝶”。中国的传播研究一直有两层皮。以“本土化”的外皮包裹着“西方皮”。无论是前施拉姆时代，还是1982年施拉姆的传讲以及之后，传播学的“皮”都是美国的。或者说传播学是完全西方式的理论，从美国学习搬用过来，是事实，并不过分。但是，施拉姆所概括的美国为首的西方传播研究总体状况又让人颇为“气馁”：早在 20 世纪80 年代施拉姆描述美国传播学界的发展状况时就已有表述：一方面传播学科空前繁荣，一举成为时代显学。无论是在专业教学点、学位授予点、学术组织方面，还是在学术成果、学术刊物、学术会议、研究人员和学生人数等方面，其规模和数量都在急剧扩张；另一方面，数量的急剧增长与学术质量的提升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传播研究的学术质量令人担忧，其中充斥着的是“大量鸡零狗碎的研究，而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则寥寥无几。”[33]当初我们用“本土化/在地化”的皮包裹着“美国皮”的时候，“美国皮”似乎是我们学习的内“核”；但是，当30多年的消化吸收之后，两张皮都面临被撕去，里面的内核却颇多让人感到“遗憾”的东西，“应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努力还过于零散，对西方的理论囿于搬用，没有太多挑战和发展”[34]。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面对中国的实际提出新的理论。所以说1982年16字方针（只）完成了12个字，后面四个字还不知道”[35]。台湾学术界也有此思考。认为，长久以来传播学界发展始终受到西方世界主导，研究及理论往往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与文化偏见色彩，影响甚至扭曲了东西方学者看待亚洲传播的方式。为此，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汪琪教授推动“华人传播研究”计划，更于2008年12月13-14日召开“传播研究去西方化：下一步是什么”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方面探讨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试图描绘亚洲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36]，也在推动着华人传播学者“蝉蜕”：蜕皮上树，和“化蝶”：化蛹为蝶的努力和潜流。
第二、泥土。30多年的成果积累，除了施拉姆所说很多“鸡零狗碎”之外，还多有“泥土”需要吐出来。有学者概括30年来中国的传播研究“在基本概念、范畴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框架的建构上下力量不够”，“学术水平上乘的标志性成果不多”[37]。具体的一些研究方向，比如媒介文化研究，“就总体而言，我国的媒介文化研究置身于学术后殖民的尴尬状态之中，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严重不足，即使就某些具体的媒介文化现象进行观察与思考，也往往只停留在对其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或是按照西方的理论话语进行一番按图索骥式的解释，缺乏对其特殊性又兼有一般性与普遍性的中国媒介文化现象与特点进行具有历史阐释力的概括与说明……在某类学术重地的中心以及其热闹景象的背后潜藏着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域”[38]。更让人感到尴尬和汗颜的是这样的追问：“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经过三十年的耕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我们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题？我们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39]
第三，翅膀。研究方法是中国传播研究腾飞的翅膀。中国很多学者的研究有很多洞见，但囿于研究方法，无法和国际学界对话，和学理学统接轨，其重要性和学术价值就大打了折扣。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研究规范的问题被提上日程。“中国传播学研究在三十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40]；“如何增强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内涵，……如何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成果的规范性，仍然是需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争取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41]一项基于四家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从1995年到2007年所发表文章研究方法的考察发现，“从研究方法结构上看，大量中国论文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定量研究方法很少”，即使有量化研究，“层次比较低”，对传播学研究“新方法、新技术应用不够重视”[42]。也有人将研究规范的问题上升到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层面上，认为，“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的缺失，严重阻碍着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43]。
30年前，以施拉姆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直接间接地进入中国，建立、奠定了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学术基础；按道理来说，这样的一个新兴领域从一开始就是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为什么30年过去了，连最基本的学术规范都要被学者提出来诟病，遑论学术知识的生产贡献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传播研究学界目前非常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沿这两条路子生产的‘学术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从两个方面衡量的学术贡献，一是对社会，包括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有开拓思路、增强人文和公共利益关怀的思想启蒙，二是为科学和人文知识增添储备，并因此而充实传播研究的专业课程。”[44]有学者将中国传播研究的处境概括为“三个困境一个滞后”：传播学教育、运用、方法的困境，传播学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45]。
早在1987年，祝建华发表“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46]，可能是中国传播学界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研判——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需要借鉴“科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要义：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其中深意可谓发人深省。
第四、领域。“吐尽泥土爬上树，翅膀经风自由飞”，这似乎是中国传播研究发展过程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但是，蝉飞的空域有多大，决定了它能飞多远。所以，传播研究学科领域的界定和空域的拓展，是当前国内传播学者都面临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现在的传播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找寻方向的阶段。即使在肇始者西方传播学界，也在不断地模糊学科的边界，并不断地和社会学科合流。“西方人他对自己这个学科，也越来越不自信，要么越来越偏窄，要么越来越肤浅，要么就干脆抛弃这些，重新回归社会理论，社会科学的主流。这也是西方正在发生的。”[47]传播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面临分崩离析危险[48]。究竟施拉姆所提出的传播学将成为所有学科的基础学科，还是消失并合流到社会学里面去？至少在中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已经俨然成型：尤其是从1997年上升为一级学科以后，博士点、硕士点的学科层级，专属的协会和学会，从上往下的资源流动模式，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独立意识（本土化）。不管西方怎么看，中国是将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做的，这似乎已经既成事实。我们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自主创造”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因为正如地上的路，地上原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国道路？
事实远非如此，也不应该如此，而且，果真如此，未来不堪设想。对当前传播领域现状和方向的判断勾勒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作用非同小可，它直接反映着研究者的理论素养的同时，也将决定第三次浪潮拍岸以后中国传播研究的走向。有学者认为，“我们这个学科确实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发育不良的。现在来看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论和概念能为这个领域奠基或起到整合这个领域的作用的？”有很多人试图想做这件事情，在国际范围内，“比如艾利休·凯茨（Elihu Katz），就是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还有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是在美国传播学界非常有影响而且很有原创思想的学者，他们都很想做这件事情。1998年国际传播学会在耶路撒冷开会时，他们组织几个专场讨论，从历史文献中确认一些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拿出来解读，为什么它是奠基文本？它当中提出了一些对整个传播学发展有什么深远的规划和影响意义的概念？大家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把这个讨论编成了一本书《传播学内的奠基文本》[49]。首先是哪些文本是奠基文本？其次是我们如何来解读这样的奠基文本？第三，这些奠基文本在整个传播学理论的研究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比较一致的答案。我们这个领域到目前仍然是奠基理论缺失的研究领域。……现在美国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开始有所反思，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思考，从83年开始在美国传播学界《传播学季刊》每十年要做一次综述、回顾和反思，现在已经做了三期了。每一期似乎都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在传播研究这个大的范畴里，我们有众多的研究领地，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把传播研究建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远，因为整个领域是四分五裂的、是缺乏中心的、是缺乏整合的”。
潘忠党认为，“我们一方面保持研究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另一方面又不把不同研究点变成孤立的岛屿，而是说相互之间发生对话。这是我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第三次浪潮的“域外军团”已经开始了他们有针对性的“行动”。
在如何发展下个阶段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方面，2008年，以香港学者为代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体现出一种呼唤灵感和想象力，进行概念创造的思路。2008年12月6-7日，“华人传播想象”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的20多位学者，就“华人传播想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以各种研究方式分析了华人传播学的发展与脉络。“想象”成了一个关键词，体现了大陆和海外华裔传播学者的共同诉求。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的想象”会议，最终成果汇集成册以《华人传播想象》于2012年出版[50]；“展开我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想象”[51]在“概念及概念阐释在未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意义”一文中，提出“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落’的境地”，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中，需要“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提炼新的理论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52]。
其他的行动还有新的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系统性规划建设。“我（潘忠党）当时跟陈韬文和其他老师建议，要推动国内传播学的发展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要办一些工作坊，培训班这样的。把国内的年轻学者有选择地集中起来，在香港那边，利用那边的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和老师的资源来培训。第二件事情是要编辑出版一套译丛[53]，不能再停留在教科书水平，而是要翻译出版一套真正反映出西方传播学研究实际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的著作，这个想法我们在那套译丛的总序里描述了。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得有一个期刊，这个期刊是我们必须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选择刊登研究论文的。”“第一件事情在各地都已经展开了，像复旦大学的暑期班，像祝建华老师办的研究方法班，我觉得卓有成效。第二件事情我和黄旦老师合作，最后由黄旦老师弄出来这个译丛也开始出来了，这个出来以后其他的书也开始出来了，而且都是跳出了仅仅介绍翻译教科书的范围。所以我们现在从翻译介绍角度来讲，已经非常系统了。第三件事情，期刊还没有做起来。没做起来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得国内的学者来做，因为刊号非常紧。现有的期刊不是我们能简单地‘夺权’、‘占领阵地’的方式来运作的，它们有它们的传统，有它们的机制。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也做起来就会很好，但是跟它比较接近的已经有了，就是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都有了一些以书代刊的论文集。我当时提出的这三个建议，整合起来就是一点，我们要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通过什么方式建立呢？有共同的学科知识基础，就是译丛；有自己的阵地，就是期刊；有一个训练、交流的渠道，就是工作坊和研讨班”。
4结语
施拉姆访华事件，已经毋庸置疑地进入中国传播研究的集体记忆。现在除了需要记取上文所说的前两次浪潮给中国传播研究的遗产，还要擦亮眼睛/镜研究当下传播“域外军团”对中国大陆“惊涛拍岸”的贡献。从施拉姆访华来看，推动传播研究近30年的繁荣。无论传播研究的未来朝向是否沿着施拉姆所说的方向发展，至少在中国，30多年的传播理论引进和研究、实践，基本上是围绕施拉姆学派的基本方向：传播与国家、社会发展主题展开，没有或者较少涉足传播与人的发展这样的人文命题，这使得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缺乏灵魂所在。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来看，当时“中国刚改革开放，有个大的，人文大需求。这种需求实际上就是释放人的感性的对象化的力量。” “那个时候是中国应该说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一个高潮，在学术这个层面上，有很多新思潮”。[54] 30年过去了，我们从思维上似乎又从终点回到那个曾经饱含人文思想解放的起点，真是让人惊叹。好在第三次浪潮已经拍岸、登陆，如学者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提高，建设一个学术领域，提高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思想深度，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几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代人的事，是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55]需要“真正意识到传播研究的根本意义不是对人类传播现象的反映和概括，而是对人类传播实践的设计和开拓”，“把自己当作‘创造者’”，从而“表现应有的智慧”，才能“拥有自己的未来”[56]。
从30年遗产角度来看，三十年的传播研究，对中国传播学者来说，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在于了解认识了一个领域，学习懂得了一些理论，最大的收获在于，通过这些理论的学习、这样领域的研习培养了一批能够从理论的视角思考中国问题的队伍，以及，对于理论所具有的，所应当具有的相当的品味——传播理论研究素养。比如，对于科学研究要义的解析和普及，让新一代的以及更多的人开始在“相当的品味（或品级）”基础上踏上理论建构的路。虽然幼稚，但却是真正的开始，也是方向。
从第三次浪潮“域外军团”来看。在拍岸惊涛的冲击下，中国的传播研究需要经历一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美国理论“皮”根植于中国传播研究的源头，曾经与中国现实和传播学的“肉”生长在一起。如今，当年的蝉吐尽泥土爬上树以后，只有蜕掉原皮，翅膀经历风雨才能自由飞翔。蝉蜕的过程是艰难的也似乎是必须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思维路经的自由与独立，一个是研究真问题：“缺乏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我们就很难抓住并研究真问题；不研究真问题，我们很难获得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这两方面的缺失，是我们与国际传播学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说“国际”传播学界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思维和话语路径的自主，但比我们强！）。”[57]
让我们再前瞻一下中国传播研究的未来。首先，政策层面上已经显示，中国的传播研究可能面临收获最大的关注群体，那就是政府，中国传播研究即将有机会走向前台。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决定》的词频统计显示，接近四分之一的相关词语，都在谈新闻、媒体、传播以及具体的媒介形式的发展。对次级概念，即更具体的相关词进行统计，显示《决定》中涉及到传播研究中的主要关键词包括：真实准确传播[58]、网络传播、新兴媒体传播制高点[59]、传播渠道[60]、传播秩序（传播有害）[61]、传播体系（2次）[62]、传播能力[63]、文化传播[64]、国际传播[65]、传播者[66]等。六中全会《决定》几乎可以理解为一个未来五年传媒业发展的规划，或者说是基于传媒产业强大、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蓝图[67]。这样的一幅图景让了解和熟悉美国新闻和传播研究史的人感觉似曾相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大众传媒和受众研究的经费支持引导了所谓四大奠基人研究朝向传播研究乃至创设了传播研究领域，“二战”后美国总统竞选需要推动下的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导向推动着传播实证和量化研究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流，进入高校以及蓬勃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如此，从学科发展的深层来看，其实中国传播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国政府自2000年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2004年提出中国传媒走出去战略，以及至今贯穿的对国家形象、软实力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的提法以及不同类型和层次课题经费的投入，甚至“政治传播”成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68]，已经在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研究群体的作用。
其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来自官方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力量导向已经强烈地反映在2011年中国传播学界话题分布上，积极地体现出从国家层面对传播研究群体的学术、战略和对策资政期待，一如当年美国传播学的崛起和进入大学领域与繁盛，中国传播学研究也似乎迎来了类似美国当年同行的“春天”[69]，进入了一个政府、市场、学术三强博弈的“高蹈”阶段；但是，由此带来新闻传播领域学科地图的重组、学院研究重点的重设、学者研究方向的更改，将有更多的学术新人在这新一轮的传播研究大潮中涌现，也将有更多的人在“高蹈”中“踏空”。施拉姆时代中国传播研究者提出的16字方针，从引进思想上是客观的，符合学术规律的。而且这样的批判性吸收的气氛是系统性的、社会性的，也才保有了后来提出“本土化”思想的人群的批判学术精神。但问题是，第三次浪潮冲击下，现在的青年群体，包括那些在西方接受了系统的传播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西方学者和港台学者的“粉丝”，全方位的拥趸者和实践者。即使尚未如此，当前的气氛也体现出一股浓厚的朝向这样方向的潜质。问题出来了，这样的一种潜质是福，是祸？这样的青年群体，物理上是中国传播学的未来接班人，但该如何认识西方的学术传统，认识中国传播学30年来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检讨教训，找到一个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 中国的传媒业被称为最后的阳光产业，也曾经被想象为西方传媒业的探险乐园。中国的传播研究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生态好的前提下，赶紧抢一块地播种、广种薄收、嫁接、精耕细作都可以，但是，还总是会有可能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收获的时候被平整土壤，也有浅薄的种籽要么被鸟吃了，要么风干，未来十年中国传播学者如何播种，不可不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谓登高方能望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在不同的高度风景各异，但登高方能望远，“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其中蕴涵的格局自是了然。
最终，传播学的研究，绝知此事要躬行。怎么行呢？以下这段饱含太极精神的话似乎更适合作为方向的导引而非道路：“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做中国研究，要放眼全世界；主体性还是中国，眼光包含全世界……见树又见林。要看到局部，又要看到全部，才能够曲尽其致。规律和意义在某个地方是可以结合的。见其大，又能见其小。主题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层次分明，因果严谨；但每个主题转折多致，柳暗花明，意义丰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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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静芝 时间: 2015-12-11 23:07
报道伊拉克的真相（1998年——2004年）
2015-05-19 约翰•皮尔格 批判传播学
报道伊拉克的真相（1998——2004年）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经写道：“我们中的很少人能轻易放弃一种信念，那就是这个社会从道理上必须讲得通。一个国家竟然发狂地惩罚如此之多的无辜民众，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无法忍受。因此即便再有凭有据，这些证据都会被人们在内心否定。”
1999年10月，我站在巴格达一个躺满病危儿童的病房里，和我在一起的是最近刚辞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职务的丹尼斯·哈利迪（Denis Halliday）。他说：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被放到了一边。我们正通过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孩子和百姓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战争中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结果的。我们的目标是平民。比这更糟，我们还把目标对准了儿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联合国来说是，对西方世界来说也是，对我们所有来自于民主制度之中的人来说就更是，因为事实上我们要为我们政府的政策和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负责。
哈利迪在联合国工作了34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工作领域是“帮助人们，而不是伤害他们”。正是作为在此领域备受尊敬的人之一，他被派到伊拉克负责所谓“石油换食品计划”下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这个计划随后被他斥责为一场骗局。“我要辞职，”哈利迪写道，“因为经济制裁的政策正在……摧毁整个社会。每个月都有5000个孩子死亡……我不想掌管一个无异于种族灭绝的计划。”
哈利迪在伊拉克工作的继任者，在联合国工作超过30年的另一位助理秘书长汉斯·冯·斯波内克（Hans von Sponeck），后来也辞职表示抗议。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伊拉克的负责人尤塔·布格哈特（Jutta Burghardt）也随他们而去，她说伊拉克人民的遭遇已经让她忍无可忍。他们的集体辞职行动从来没有过先例。
石油换食品计划由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管理，这个计划允许每个伊拉克人每年有稍多于100美元的生活费。这点钱要支付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必需的服务，比方说供电和供水。更何况，从1990年8月开始在美英政府推动下实行的经济和人道围困，会给伊拉克这个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冲击。这一点美国和英国的官员都很清楚。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要想生存就不能没有基础设施。根据官方文件显示，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已经被1991年美国率领的轰炸行动蓄意破坏，几近瘫痪。1991年1月22日，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说：“除了让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免除对水处理设备的禁运，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报告预计将会出现霍乱、肝炎、伤寒的蔓延疫情，报告还预告说，到伊拉克水处理系统的全面崩溃可能还要过6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只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就不行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访问伊拉克，他的报告指出，轰炸基础设施带来的结果“近乎于世界末日”。28座医院被炸，再加上主要的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还有伊拉克全国8座水电大坝、地下谷仓和灌溉系统，全部毁于一旦。阿赫蒂萨里写道，除非对伊拉克立即实行援助，否则“显而易见，伊拉克人民很快就会面临更加危急的巨大灾难……”
阿赫蒂萨里不幸言中。而且这场灾难的生命代价大得令人吃惊。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 1991年至1998年间，伊拉克有5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因为无法克服长期的营养不良、水质污染和医疗条件的匮乏。“如果再加上成年人，” 哈利迪说，“这个数字肯定超过了100万。”1999年， 70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克林顿总统解除对伊拉克的禁运，终止他们称为的这场“戴着政策面具的杀婴行动”。可是克林顿政府早在1996年就已经作出过他们的回答，在美国时事节目《60分钟》的一次访谈中，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被主持人问到： “我们听说伊拉克已有50万儿童死亡……这样大的代价值得吗？”奥尔布赖特回答说： “我们认为值得。”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此不允许再重播那次访谈，相关的记者也不愿意再谈这件事。美国和英国大多数媒体那里，哈利迪和冯·斯波内克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奥尔布赖特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在英国受到广泛的好评。自传里没有谈到伊拉克，而她当年对50万婴儿的死亡轻描淡写，书中也只字不提。
从2002年7月起，布什政府封锁了50亿美元联合国制裁委员会（UN SanctionsCommittee）批准由伊拉克支付的人道主义援助，布莱尔政府也在背后支持。这些援助包括食品、健康、饮水，以及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项目。在美国和英国的主流媒体上，对这件事的报道半个字都找不到。相反，萨达姆被不断谴责“挪用”和“囤积”联合国援助——布什和布莱尔经常以此指控萨达姆，就像他们诬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几乎没有记者质疑他们俩。毕竟，萨达姆是“巴格达的野兽”。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纪录没有证据能表明联合国的援助被萨达姆政权“挪用”，也没有任何不当的克扣，但是新闻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一点。哈利迪和冯·斯波内克曾经出面说明，伊拉克的救援在他们和100位联合国同事的监督之下得到了严格的监控，却被诬蔑为“萨达姆的辩护人”。
让人民挨饿，在其他各方面都抛弃人民，这么做会给一个暴君带来政治利益吗？当然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的话，他会这么做的，无庸置疑。事实上，萨达姆的确成了禁运的受益人，禁运实际上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确保了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直接控制，因为人们必须依靠政府机关才能生存。
同样的隐瞒手法也用在了1990年代美英对伊拉克的轰炸上。自1991年海湾战争停火以来，伊拉克平均每3天就被炸弹或者导弹袭击一次。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英美轰炸行动，尽管联合国文件表明伊拉克的农村、渔村和其他的平民目标都受到了打击，但这次轰炸得到的媒体关注远远不足。1999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真正的两难境地”，“在对伊拉克北部（和南部）推行禁飞区8年之后，继续存在的军事目标已经没有几个了”。一名美国官员曾经抗议说：“我们只剩最后一个屋外厕所能炸了！”
今天伊拉克的消息还继续占据着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在这里，我希望《别对我撒谎》一书的伊拉克特辑部分能够向一直封锁“我们”在伊拉克犯罪事实的新闻检查作出对抗。这些犯罪事实已经足以和我们的老主顾萨达姆相匹敌，对此加以隐瞒，和否定纳粹犯下的犹太人大屠杀已经相差不远。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曼（Edward Herman）在1988年出版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书中指出，在媒体对柬埔寨大屠杀的报道中，有些事实“消失”了，这和现在英美主流媒体对伊拉克情况的含蓄隐瞒何其相似！
我在下面推荐了5个人的作品。费莉西蒂·阿巴思诺特是一位百折不挠的记者，她常唤起我对玛莎·盖尔霍恩独行侠式精神的回忆。她多次从危险的陆路独闯伊拉克，在英国媒体里，关于伊拉克的常常只有她孤寂的声音。在她的两篇文章之后，是乔伊·戈登的《冷酷的战争：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的经济制裁》。这篇文章最早刊登于美国的《哈泼斯》（Harper’s）杂志。作者乔伊·戈登是一位学者而不是记者，这一点的意义非比寻常。在美国，关于对伊拉克制裁的后果，我找不到哪一篇记者所作的调查报道能有如此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她的作品也表明了媒体强大的反面力量。《卫报》的理查德·诺顿泰勒是媒体中一个可敬的异类，下面一篇《捏造的借口》选编自他关于伊拉克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充分表明了他与情报界的交情并没有削弱他的独立精神，也丝毫没有减弱他对政客欺骗行径的愤怒。专辑里还有罗伯特·菲斯克的调查报道《伊拉克血腥死亡中的又一天》，这篇报道2003年发表于《独立报》，和乔·怀尔丁的名篇《见证费卢杰》一样，它像一阵强风一般切开了美英占领时期伊拉克的“迷雾”。
2004年4月，美军对伊拉克费卢杰发起猛攻，动用了70吨量级的主战坦克、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费卢杰医院报告死亡600人，伤1700人，这些人里至少有一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媒体对于一个超级大国屠杀贫民窟居民的惨剧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义愤，远远不及对最近马德里的恐怖炸弹袭击的报道。乔·怀尔丁是英国一位年轻的人权观察员，她去了只有少数自由记者才敢去的费卢杰，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未经修饰的生猛快讯《见证费卢杰》。这是最勇敢、最棒的目击报道。
本文选自《别对我说谎：23篇震撼世界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5年1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X+OSX+10.10.5+build(14F1505)&version=11020201&pass_ticket=Nl%2BSojPT1clC00gXIxGpFES3py1N4%2FRSTfrop81PVLKJy7bmx%2B%2BCeot0nATq9r7m
作者: 乔笛宇 时间: 2017-1-22 23:06
【案例】Daya Thussu：传播学的问题是非常忽略历史
达雅·屠苏（Daya Thussu）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担任印度媒介联合中心联合主任和中国传媒中心研究顾问，同时也是《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创办者和执行编辑、英文期刊《Global Media and China》的总编辑。
达雅·屠苏深耕国际传播研究领域近30年，著作丰富，包括Communicating India’s Soft Power: Buddha to Bollywood，Mapping BRICS Media，Media and Terrorism: Global Perspectives等。其书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Continuity and Change被译成多种文字，中文版《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由200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目前，此书即将出版的第三版，增加了关于数字媒体的章节，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在在线平台和移动传递机制的发展，尤其关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金砖五国”的发展情况。

新闻实验室：你如何挖掘出自己对于国际传播的兴趣，并开始研究生涯？
达雅·屠苏：我有学界和业界的双重背景。我先拿了历史学的硕士学位，做过一些关于政治学的工作，后来又拿了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所以，我的学术根基在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没有太多关于传播学或媒体研究的学术训练。但是，我有业界的经历，在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都工作过。1980年代时，我还在印度，为一家国际新闻机构工作，是当时印度最大的新闻机构。那时，印度的私有媒体都很小，只有报纸是私有的，电视都是国家管制的，新闻机构也受到国家的影响。这工作很适合我，因为我当时还在读我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不过，在读博之余，我也在寻找做国际媒体方面的工作，所以我给各家跨国新闻机构写信，还联系了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
1984年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不结盟运动，有一个不结盟新闻机构的联营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会交换新闻，新华社当时就是联营制的一部分。印度报业托拉斯（PTI，Press Trust of India）是当时的一家节点代理（Nodal agencies）。当时是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发生了变革。印度报业托拉斯是个庞大组织，有几千位员工。它不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新闻机构。新闻机构联营很重要，所以，印度报业托拉斯是重要的不结盟新闻机构。这帮助我理解中国、伊拉克、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新闻机构是怎么报道国际事务的。所以，我当时在这么大的新闻机构做国际新闻，是非常好的训练。
新闻实验室：所以你的新闻训练是来自于业界的？
达雅·屠苏：是的。但同时，我还在读我的博士学位。所以我读博时，也与业界与时俱进。到了1988年，我申请到了英国开放大学的博士后奖学金，参与了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闻互换机制的研究项目，它是由Oliver Boyd-Barrett发起。Oliver现在很有名，但那时他还是开放大学的讲师。我们当时一起合作，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1992年出版的书Counter-flow in Global News上。
所以，我的兴趣点在于将学界与业界经验相结合。之后，我在伦敦的一家很小的机构工作，叫“Gemini News”。这是一家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观众的新闻机构，它不报道热门新闻，只做特稿。我在他们那里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因为我的很多教育和工作经历都是在印度，自然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观（India-centered view of the world）；但伦敦的这家小的新闻机构有更广阔的关注点，他们关注非洲、亚洲、非裔美国人，涉及到整个发展中国家等。这份工作形成了我更为复杂、多元的世界观，很有价值。
同时，我结束了博士生活，发表了一本书。1995年，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全职学术工作。尽管之前我在开放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人员，又做了讲师，但那毕竟是远程教育。那时开放大学请了不少临时讲师，他们的学生背景非常多元，这也是很有用的，因为开放大学是一个真正教人如何教学的地方。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教学，怎么设计教学策略。虽然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但还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在开放大学，我给学生上课，学校会安排专门人员来告诉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有所提升。他们会针对我的授课写很长的报告。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怎么教课。如果你想做一个讲师，你需要构建论据，吸引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愿意参与。1995年，我找到了全职学术工作，在伦敦金斯密斯学院。2004年，我成为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正教授。从第一份教职工作到成为教授，只花了9年，所以说，我是个幸运儿。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大学。
新闻实验室：这些学校评判您的标准是怎样的？
达雅·屠苏：是发表的作品。作品的分量很重，包括你的书和其他发表物。我很幸运。我刚提到，1992年，我在伦敦Gemini News工作时发表了一本书。那时我还在开放大学给学生上课，但我还没真正觉得我能在学界工作。所以，当我得到第一个学术工作时，我组织了一场会议，会后出版了一本书，叫Electronic Empires。那是1998年，书出版时，正好“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热门话题，大公司取代了媒体权力。我遇上了很好的时机，又正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给这本书撰稿，包括Herbert Schiller, Peter Golding, Annabelle Sreberny, Oliver Boyd-Barrett等，书中包罗万象。这本书让我在全球传播领域中建立起了名声：这个人是谁？他写的是什么书？我当时是个“门外汉”。第一，我是外国人，我是在伦敦工作的印度人，我还拿着印度护照。第二，我自己的学术背景跟他们不一样，我的背景是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并不是媒介研究或传播学研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以这么说，我有更充实的学术背景，因为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些背景让我比单纯的媒介研究和传播学更具有深度。所以说当时那本书让我成名了。
之后，我写了《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这本书，在2000年出版了第一版。这本书非常成功，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很多大学都在使用它，还被翻译成了中文、韩文等。所以，这本书帮助我提升了我的名气，在关心全球传播、全球媒体、国际媒体的人那里。这本书的第二版也很成功。现在，我在写第三版。它不是教材，但我是给学生写这本书的，所以它还是有教材的形式，有很丰富的细节，理念超前，但又通俗易懂，方便学生的理解和参与。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新闻实验室：聊聊您的其他研究兴趣？
达雅·屠苏：我还写关于宝莱坞的文章，但不是我的重心。我几年前发表了一本关于软实力的书，也是我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叫Communicating Indian Soft Power: Budha to Bollywood。我在书中讨论了电影如何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这本书今年刚在印度出版了。它的纽约版本很贵，但现在Sage India出版了它的东南亚版本。
还有，每年的6月21日是联合国的瑜伽日。一提到瑜伽，人们就知道它起源于印度，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瑜伽很健康，对身体有好处。我自己也做瑜伽。现在联合国庆祝瑜伽日。瑜伽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所以说，瑜伽不仅仅跟印度有关，不仅关乎健康，还是一种国家的软实力。
另外，我研究历史，所以我有个兴趣点，关于软实力在历史语境下是如何讨论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关于软实力的话语是仅仅局限在媒体传播中的，是缺乏历史视野的权力结构。所以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跟中国一样，被当作文明古国，对吧？印度历史既古老又复杂。如果说，在过去2000年里，印度产生的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美国就会说是佛教，因为印度佛教传遍了亚洲。中国今天有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多的佛教徒，但中国并没有正式将佛教视为国家宗教。日本、韩国、中亚、泰国、甚至西方国家，情况也都如此。所以我在写这本书时，我在想，这是软实力吗？印度佛教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是一种持久的力量。你看，你的学术背景是有用的。如果你学过历史，你就有历史观。传播学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非常忽略历史的，并且，它是根植于西方历史的。我刚去了西安，西安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和伊朗、中国和欧洲等地方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因为有丝绸之路。所以，当提到传播学时，我们忽略了最早的日子，我们从19世纪、20世纪开始谈论，我们从广播、电视开始谈论，却不会去思考更古老历史阶段的传播。我在书中思考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软实力时，我们需要往回看。但我也想让我的书更与时俱进一些，所以书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宝莱坞的。
新闻实验室：如何平衡理论学习与方法论学习，你能给年轻学子一些建议吗？
达雅·屠苏：我得说，两者都很重要。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你得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还得有一些实际的实证研究，所以，方法论很重要。一篇好的论文，要将好的理论框架与扎实的实证研究相结合。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实证研究，你需要合适的研究方法；用什么方法，取决于你做什么项目。你有时可能会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这就是调查研究，要努力寻找新鲜事物。你要有一个主题，提出假设，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想调查研究什么？一旦你弄清楚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下一步就是，什么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理论框架？什么是探索研究答案最合适的研究方法？
至于理论部分，你读得越多，就会有越好的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各种文化，你也知道，传播、媒体，都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解方式。人们如何消费事物？我们俩消费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对吧？所以，你读得越多，你就能连接起越多的点。你看我的演讲，我是从各个角度来形成自己的论点的，包括媒体、政治、网络、经济等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广泛地阅读、批判地阅读。为什么我要引用这个人？这个人的观点与我的项目有什么关系？一篇好的论文需要评论一切事物。你看我的书，这个人讲了这句话，但它可能与我的观点没太大关系，不过它还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对吧？你需要“再生产”一些东西，评论一切事物，然后形成你自己的论点。
来源：新闻实验室（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s3Mx0dZhVXsEoBqCIq6Kjw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10 11:32
【案例】
谷尼研究院发布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V1.0)
谷尼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V1.0具体说明如下：
一、传播影响力指标体系构成
谷尼网络传播影响力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国家、地区、组织、企业、品牌、名人等主体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影响力。本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考虑了媒体权重、情感权重和曝光度等因素，由3项一级指标构成，分别是媒体权重指数、情感指数和曝光度指数。媒体权重指数、情感指数和曝光度指数所占的权重分别为α、β、γ。α+β+γ=1。
媒体指数中，央媒按影响力大小分为央媒I、央媒II、央媒III三类，权重值分别为10、7、3，此外，其他媒体、微信公众号、微博博主、新闻App权重分别为2、4、2、2。
情感指数分为正面情感、中性情感和负面情感，对应的权重分别为1+正面情感值、1+中性情感值、1+负面情感值。其中，正面情感值为[0.41]，中性情感值为(-0.4 0.4)，负面情感值为[-1 -0.4]。
曝光度指数分为新闻曝光度、微博曝光度、微信曝光度、新闻App曝光度，所占权重分别为4+log(转发量)、3+log(微信阅读量)、1.5+log(微博转发量)、1+log(APP阅读量)。
二、传播影响力计算公式
公式用于计算任一评价对象的传播影响力，即评价时间范围内，评价对象相关信息的媒体权重、情感和曝光度所有相关指标的加权之和（权重具体取值范围可需要根据经验调整）。
三、评价体系指标说明
代表媒体权重指数。
代表情感指数。
代表曝光指数。
I(Influence)代表影响力。
O(object)代表评价对象。
I(O)代表评价对象传播影响力。
α为媒体权重加权系数。
β为情感加权系数。
γ为曝光加权系数。
F(frequency)出现的次数。
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反馈邮箱：[email protected]
谷尼大数据研究院
2018年6月8日
https://mp.weixin.qq.com/s/X-bAlr8sUL5rytAG2IHEzw
编辑：杨琦钜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8-19 18:09
【案例】
编辑：付莎莎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8-27 19:02
【案例】
编辑：尹芳芳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9-7 21:16
【案例】
编辑：冉玲琳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9-23 11:15
【案例】
怀念丹尼斯·麦奎尔[color=rgba(0, 0, 0, 0.298)]原创： [color=rgba(0, 0, 0, 0.298)]CE [url=]传媒学术网[/url] [color=rgba(0, 0, 0, 0.298)]2018-09-22
作为传播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的学术影响已经超越各种组织和制度边界，其专著的教材《大众传播理论》（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业已成为全球传播学子和学者必读的教材。在不同人看来，他是一位好老师，一位好导师，一位好同事。
2017年6月，82岁的丹尼斯·麦奎尔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个时代似乎就此终结。
2018年6月23日，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举办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年会上，一个以“怀念丹尼斯·麦奎尔”（Remembering Denis McQuail）为主题的专场吸引了全世界与会者的目光。参加者包括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的Helena Sousa、芬兰坦佩雷大学的Kaarle Nordenstreng、美国俄勒冈大学的Janet Wasko、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Johannes Bardoel，以及英国拉夫堡大学的Graham Murdock。
Helena Sousa：丹尼斯一生撰写了20本书，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传播研究的必读书。对我来说，丹尼斯曾经是书本中受人尊重的学者，帮助我理解了复杂的传播现象。后来，我们成为研究同事。丹尼斯也成为米尼奥大学首位传播研究的校长教授荣誉职位的获得者，标志着作为跨学科领域的传播研究的成熟度开始在我所在的高校甚至整个葡萄牙学界被认可。回顾丹尼斯的学术生涯，有两件事值得我们铭记：首先，1986年，他参与创办了《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并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其次，1982年，他参与创办了“欧洲媒介研究小组”（Euromedia Research Group），如今，这一学术网络仍然充满活力。
Kaarle Nordenstreng：二战结束时，丹尼斯正好10岁。他的童年充满了通过广播和报纸接受的外界信息，包括战争。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英国少年感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也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在这个背景下，新闻和新闻业成为丹尼斯理论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责任论。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后来他与同事一起写就的传媒的“规范理论”。严格来说，丹尼斯从未做过记者，他只在理论层面工作。1974年，在芬兰坦佩雷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期间，丹尼斯受邀参观了当地的报纸。返回校园，他坦诚而不无兴奋地说道，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一家报纸。1976年的IAMCR会议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召开，丹尼斯兴致勃勃地报名了媒体参观环节，这也是他第一次访问一家英国媒体的编辑部。综上所述，在我们的记忆里，丹尼斯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
Janet Wasko：遗憾的是，我未曾与丹尼斯相识，但对他的著作耳熟能详。我也是他创办的《欧洲传播学刊》的编委会成员。除了普及性的《大众传播理论》，丹尼斯对规范理论的贡献也对北美的媒介研究影响巨大。他同时也是IAMCR的活跃成员之一，并在学会的出版委员会兼职多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仿照Eileen Meehan和我当年回忆赫伯特·席勒时所用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丹尼斯身上学到十点：要严肃，但一定保持幽默，知道最近的酒吧，享受美食、美酒和好朋友，不伤害别人，认真和热爱工作，随时记笔记，不要害怕跨越英吉利海峡，和年轻的同事打成一片，以及最为重要的，谦虚。
Johannes Bardoel：对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荷兰的传播研究而言，丹尼斯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1977年，当他刚刚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时，传播研究在荷兰并未获得足够的学术认同。20年后，当他退休时，阿姆斯特丹大学已然成为荷兰乃至欧洲传播研究的重镇。又经过了20年，当丹尼斯逝世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大学已经坐上了世界大学传播学科排名（QS）的头把交椅。当然，我不想过于强调排名，但这位友善的学术巨匠，确实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值得我们永远尊敬。丹尼斯虽然生于报纸作为主要大众媒介的时代，成长于电子媒体兴起的时期，但他的理论对当今的数字时代仍然有巨大的相关性。
Graham Murdock：当我想到丹尼斯的时候，他的四种品质浮现在我的脑海。第一，爱玩的性格。有一次我们在弗洛伦萨开会，因为受邀参会人员很少，主办方提供给我们一所高档酒店的住宿，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小酒吧。我们在会间讨论的同时，就把小酒吧里的酒尽量喝光了。当我们退房离开的时候，酒店服务员在后面喊，“抓小偷”。我们环顾四周，以为是喊别人，后来意识到，是喊的我们俩。随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前台支付了昂贵的酒钱。第二，对不同学术传统的整合力。丹尼斯在牛津学的历史，后来在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随后搬至阿姆斯特丹大学从事传播研究。对他来说，研究传播就是研究人类生存的条件，我们如何联系，如何使用媒介化的空间进行自我展示、集体思考和论辩，以及塑造社会凝聚力。第三，世界主义的敏感。他的研究致力于对全面性的挖掘，避免偏见和激进。到阿姆斯特丹以后，他开创的是一个开放的欧洲传播研究传统，这一传统以包容和多样为特征。第四，对民主社会媒体的公共性的坚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不遗余力所倡导的媒体的社会责任论上获得证明。
让我们一起怀念，现在已经与我们永远分离的丹尼斯。一个卓越的人。
https://mp.weixin.qq.com/s/RFZsA1tozHVm77aDaQib_A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12-26 23:16
【案例】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剧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gVSY-k7Yy_kzxIm6Y1VyQ
编辑：臧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12-30 23:50
【案例】
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本刊特稿
继往开来 不辱使命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在“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谢伏瞻（7）
发扬成绩 守正出新 砥砺前行——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 柳斌杰（9）
立时代潮头 发思想先声 当好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领头羊——在“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培林（12）
四十年砥砺奋进 新时代守正创新——在“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唐绪军（15）
向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家队致敬 方汉奇（19）
我与早期新闻研究所的片断回忆 赵玉明（21）
知往鉴来 · 我与新闻所
新闻所早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方面的贡献 陈力丹（26）
新闻所在传媒法治研究的开创业绩 魏永征（30）
致敬光荣昨天 走向辉煌未来——在社科院新闻所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郑保卫（32）
改革开放40年新闻所的辉煌和我们的期待 童 兵（34）
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引领者 张 翼（36）
不忘初心 强化互动 共同推进新时代新闻学科创新 崔士鑫（39）
新闻所：我的学术启蒙高地 刘卫东（41）
致敬历史 继往开来 蒋晓丽（42）
恩情与友谊——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交往关系 白 贵（46）
感恩与致敬——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三件事 严三九（49）
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陈崇山（51）
乘九路车去九号楼 余清楚（53）
高山景行 薪火相传 沙 垚（56）
中国新闻学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丁柏铨（57）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央苏区的实践 陈信凌（59）
洞察中国国情，坚守与时俱进新闻观 范以锦（61）
预见性及其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对新闻教育的启示 韩立新（6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发展 支庭荣（65）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媒体融合发展 石 磊（67）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两点思考 宗益祥（69）
“三个统一”：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宝贵经验 田苏苏（71）
论苏联晚期媒介历史虚无主义对新闻事业的影响 张举玺（73）
改革开放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试论我国传播学研究迈向中国化的过程 张咏华（76）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 李本乾（78）
再谈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改革开放40年来新闻学学科地位与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樊亚平（80）
新闻传播教育的挑战与变革 苏宏元（83）
探索创新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范式 范东升（85）
小视角 大格局：见证中国新闻传播教育40年 孙瑞祥（87）
数字新闻业研究：生态、路径和范式 张志安（90）
多学科交融的新闻传播教育：过去、现在和将来 张明新（93）
在新媒体领域开展产学研的新实践 周荣庭（96）
以传播为花托，绽放幸福之花 吕新雨（98）
时空变化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杨思远（100）
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性 董天策（101）
流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应当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徐清泉（103）
“后真相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价值重构 漆亚林（105）
后媒介时代：新闻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新突破 彭 剑（108）
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新担当
下一个学术时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四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杜骏飞（110）
培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道义的传媒人才 吴信训（112）
新时代视觉传播研究的使命与担当——从“讲好中国故事”说起 罗自文（115）
“育人为本、能力导向、多元融合”——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使命与担当 孙 江（118）
当前舆情研究深入展开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王来华（120）
当前数字媒体发展新趋势 郭万超（122）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面临的新挑战 孟 建（124）
新时代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 杨萌芽（126）
省级媒体深度融合的现实问题与理论思考——基于河北省的调研 张 芸（128）
“舆情”话语传播及走向 于家琦（130）
边境国门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担当与实践 李刚存（132）
新闻传播：学科转型与时代担当 李 震（134）
增刊总结
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36）
出席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代表名录 （139）
编辑说明
2018年11月24日，以“继往开来”为主题的中国新闻学百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国内高校、新闻传播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等50余人就“我与新闻所”“致敬昨天”“中国新闻学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和“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新担当”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为此，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决定出版本期增刊，以记录大会盛况，为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做历史存证。
除个别篇什外，增刊内容系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由编辑部返给发言者本人审阅修订。文章大体根据现场发言先后顺序编排，个别文章顺序根据发言内容做了调整。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囿于时间、水平，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新闻与传播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是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权威学术期刊，主管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该刊创办于1994年，初为季刊，2008年改为双月刊，2013年改为月刊。其前身《新闻研究资料》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权威刊物。
《新闻与传播研究》创办以来，继承发扬重视学理研究的传统，以“代表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领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办刊追求，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并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刊发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编辑：臧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1-8 22:07
【案例】匆匆忙忙，将就一下，算了（符号传播）
编辑：冉玲琳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3-12 21:15
【案例】
编辑：何林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6-29 20:00
【传播学案例】中外文化差异之“鸡”
编辑：吴悠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6-30 21:14
【案例】《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与国家印象研究报告》（2017-2018）今日在汉发布
原文作者：国家传播战略研究
原文来源：国家传播战略协同创新中心
2019年6月30日，《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与国家印象研究报告》在武汉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和人民智库联合发布，旨在详细调查中美两国公众对双方国家形象以及当前国际形势与全球热点事务的认知面貌，加强我国对外传播的现实针对性，以更好地创新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引导国际公众舆论。
大国观念：中美两国公众彼此视对方国家为全球大国 国人认可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
据报告显示，中美两国受访者彼此视对方国家为全球大国。不过中国受访者自认为中国在政治大国的地位上略高于美国，而在经济、军事、科技诸方面则比美国稍逊一筹；美国受访者则认为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全面领先于中国。中美两国受访者都将美国视为头号大国，中国紧随其后。另外，日本也是两国受访者一致认同的科技大国。
总体来看，美国稳居受访者心目中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则排名第二。另外，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也是中美两国公众较为认可的世界大国。
国家印象：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报告显示，中美两国的受访者对彼此的好感度不相上下，在以满分10分计，中国受访者对美国的好感度为6.2，美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为6.1。在美国公众眼中，中国崛起对美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大多受访者表示中美应加强沟通以降低双边关系中的变数。
美国受访者给自己国家的好感度打分为8.1分（满分为10分）。美国公众的满意度也略低于中国。对国家领袖的评价，中国远高于美国。
文化交流：中国公众的心态更加开放 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比美国公众更高的认知兴趣
报告展示了两国公众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与接触程度。约六成的中国受访者表示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美国；而仅不足四成的美国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中国，且有近一成的受访者几乎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在接触对方国民的程度中，在线交友的情况则较为乐观，21.7%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在社交网络空间有来自中国的好友，中国受访者中报告自己在线好友当中有美国人的比例则达到32.9%。
在影视节目接触情况上，数据显示，美国影视节目对中国受众群体具有更大影响，中国受访者收看美国节目的机会显著高于美国受访者收看中国节目的机会。与此消极现象相反，报告中有60.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美两国在文化交流层面的发展会处于积极局面，同样也存在43.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未来会有积极表现，中美公众对于两国在文化交流层面的进展不乏期待。
国家认同：中国公众国家认同、自豪感、自信心远高于美国，美国政治两极化态势严重
报告显示，在对未来的预期方面，中国受访者的自信、乐观情绪远远超过美国。中国受访者给本国的好感度打分为9分（满分为10分），中国受访者普遍满意当前的生活；将近八成的中国受访者表达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57.7%的受访者有信心中国社会的发展总体水平将超越美国，5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将在未来超越美国。而有信心中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将超越美国的中国受访者也均超过六成。美国受访者也普遍肯定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赞誉尤其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同时，也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总体发展和军事水平也将赶超美国。
美国公众的社会认同方面呈现出严重的政治两极化态势，共和党受访者对特朗普评分为8.13分，而民主党受访者评分则低至3.70分。与此类似，不同种族的评分也差异较大，白人/高加索人受访者群体给出最高分，而最低分由黑人/非洲裔群体给出。不同收入群体对于特朗普评分也有明显的差异，收入越高好感度越大。
中美关系：中美贸易争端引发普遍忧虑 特朗普执政风格备受争议
特朗普执政时代中美公众对于中美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来看，两国受访者均强调，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反映出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过半数的中美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受到动摇。另外，两国均存在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增大美国与其他国家之家的贸易摩擦。有超四成的美国受访者和高达七成的中国受访者指出，特朗普施政期间美国的国际事务参与度将逐渐减弱。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风险，受访者也普遍表达出显著的忧虑情绪。43.5%的美国受访者和67%的国人认为，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负面效应。约六成左右的中国受访者和四成左右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社会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国际关系：对俄关系最受两国公众关注 中日关系有所改善
中俄关系一直是中国公众最受瞩目的双边关系，数据显示，2017年度和2018年度均有超过五成的中国受访者强调其重要性。与此相对应，美俄关系同样也是美国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调查指出，中日关系随着中日两国领导人2018年的互访后有所改善，中国受访者对于中日关系重要性判断也从29.2%上升至34.8%。另外，美国受访者眼中的美日关系与中国受访者眼中的中日关系几乎同等重要。
中国受访者对中欧关系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美国受访者对美欧关系的重视程度。另外，随着中非友好合作的深入开展，中非关系在中国受访者眼中重要性一年来跃升至37.3%，增加了近15个百分点。与此相反，美国受访者眼中的美非关系重要程度持续下滑。
此外，在关于大国外交实力和主权纷争问题上，“一带一路”和“南海问题”是国人2017至2018年持续关注的焦点。而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加大军事介入力度，提高武力威慑的可置信程度，致使美国受访者普遍表现出对本国与中东朝韩关系的密切关注，对此多边关系的重要性认知连续两年均高过中国受访者。
亚欧形势：两国公众对日本印象两极分化 欧盟与中国合作被看好
报告指出，中国受访者最感兴趣和自我评价最了解的邻国排名前三位为日本、俄罗斯和韩国。13.8%的受访者表示对俄罗斯的印象“非常好”，其次为巴基斯坦和新加坡；相比之下，日本是受访者印象评价较低的邻国，仅有4%的受访者表示对日本的印象“非常好”。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国也是美国受访者表示最为了解的亚洲国家，朝鲜相对而言是受访者评价印象最低的亚洲国家。
国人总体较为重视欧洲在中美两大国之中地位的重要性。且国人认为中欧关系的重要性要高于美欧关系。而美国受访者总体认同俄罗斯之于中美的重要性，相对而言，美国受访者认为美俄关系的重要性要高于中俄关系。
近期欧盟主要成员国纷纷出现政治动荡迹象，社会矛盾的激化、民族主义浪潮的盛行和分离主义势力的兴起，使得欧洲凝聚力受到极大的冲击。调查显示，近三成的美国受访者和约四成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欧盟未来的影响力将有所衰减。但在与中国合作方面，有29.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欧盟会持续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中国公众总体上对欧洲一体化发展和以及中欧合作依旧充满信心。
挑战与建议
中国国家领袖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报告通过观察中美两国公众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认知感受以及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态度与观点，在中美关系重要性与日俱增的情境下，充分了解到两国公众文化交流现状和对彼此国家的认知印象。
调查数据在展现现世观念图景的同时，也强调了我国公共外交政策和对外传播战略面临的形势和新挑战。报告建议，要推动建立国家传播战略的文化优势和内容优势，关注到普通公众国家认知和生活认知之间的落差，关注不同社会人群存在的差异，同时，谨慎处理对外关系各项矛盾，打造更为开放的国际话语空间。
据悉，本次报告内容源于“2017-2018年中美公众世界观念调查”数据。该调查是我国首个针对中美两国公众同步实施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大型民意调研，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独立进行。自2014年以来，该研究院已连续完成四轮中国及中美两国公众世界观念的系列调查。本次调查于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开展，采用线上问卷形式执行，被访对象为中美两国的成年公民。整个调查设计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完成，具体实施分别委托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部分）和美国Qualtrics International, Inc.（美国部分），遵循在线调查的标准化流程。按照两国各自人口统计学标准，设定了相关配额要求，以确保受访者基本符合两国总体人口结构特征。其中，中国公众调查有效问卷数为2500份，美国公众调查有效问卷数为2562份。
编辑：吴悠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21 22:55
【案例】
做好气候传播，国外媒体有啥招
分析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可以发现，国外媒体重视科学家声音，具有较强国际视野，注重运用版面元素，也存在议题报道受事件驱动难以形成常态、热衷放大有争议性话题等不足。
做好气候传播，国外媒体有啥招
杨 柳
近些年，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气候传播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消息来源、议题分布、联合国气候大会议题分布、文章篇幅等的梳理与解读，总结分析这两家媒体2009～2018年的气候变化报道，以期为我国的媒体气候传播研究带来些许启示。
特 点
重视科学家声音
《纽约时报》和《卫报》在气候传播中都很重视科学家声音，除官方消息来源，科学家及学者作为消息来源的稿件均占较大比重。《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中，科学家及学者所占比例为21%，《卫报》为30%。总体而言，《卫报》的消息来源更为均衡。
▲ 2009～2018年《卫报》消息来源分布
具有较强国际视野
《纽约时报》在议题的选择上更注重报道国际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现象与事件，表现其冲突性，分析其带来的影响，尤其注重对气候变化进行评估的报道。但在气候变化归因与解读、气候知识普及与阐释等知识性的信息传递上体现得较少。
《卫报》占比最多的是他国领导人讲话与活动、应对立场与贡献，二者均占25%。从议题分布可看出，《卫报》十分注重对本国和他国有关气候变化立场的报道，并且给予了同样篇幅。
在有关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议题分布中，《纽约时报》有关会议进展的报道占37%，会议前期占22%，观点讨论占12%，会议现场和游行示威均占7%，会议成果和领导人活动均占5%，国内政策占3%，总结展望占2%。《卫报》有关会议前期和会议成果的报道均占28%，会议现场和游行示威各占12%，国际政策、国内政策、宣传呼吁、观点讨论各占4%。可见，国外媒体都很注重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各国的讨论。
▲ 2009～2018年《纽约时报》气候变化议题分布
充分运用版面视觉元素
从篇幅看，《纽约时报》300～1000字的文章与1000～2000字的文章均占45%。《卫报》主要在300～1000字，占比76%，1000～2000字占20%。另外，两家报纸都非常注重图片作用，大部分报道都配以大幅彩色照片，使版面语言更为丰富、生动，也容易吸引读者阅读。
对于气候变化议题而言，图片及视频方式往往更容易吸引公众关注。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传播经验显示，视频等手段是直观反映气候变化及人们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努力的重要途径。
2018年《卫报》气候变化议题分布
2
不 足
议题具有周期性
数据显示，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两家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数量比较多，但相关事件一旦结束，报道数量会呈直线下降趋势。报道数量的变动表现出明显受事件驱动的影响。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卫报》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激增，数量为3555篇，但是峰会闭幕后，数量急剧下降，2017年相关报道数量仅为420篇，是2009年的11.8%。2015年有一个短暂的小幅上升，数量为932篇，因为该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卫报》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
▲2009～2018年《纽约时报》联合国气候大会议题分布
《纽约时报》近十年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状态。2009年《纽约时报》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为310篇，主要关注点也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此后几年，报道数量一直在每年200篇左右徘徊。到2017年报道总数达到312篇，因为这一年的6月1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舆论哗然，《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
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数量与政策的变动、重大会议的召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等因素密切相关。2008年以来，气候变化报道多数集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此外，雾霾、热浪、洪涝灾害、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因事关民生，也比较容易成为媒体感兴趣的报道对象。
▲2009～2018年《卫报》联合国气候大会议题分布
一般来讲，在气候变化新闻价值凸显的时候就扎堆报道，平时则是星星点点。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与议题生命周期有关，但这种“季风式”的报道模式对于提高民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效果有限。
气候传播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告知人们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包括科学事实、起因、潜在影响和可能的解决办法；第二个层次是达成某种形式和程度的社会参与，赋予公众力量，使他们能够将价值观和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第三个层次是能够在更广泛的层面带来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的改变，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一种自然的社会氛围。
▲2009～2018年《纽约时报》文章篇幅分布
热衷放大有争议性话题
国外媒体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往往试图放大社会各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争议。而且，有关气候变化的质疑性报道很容易演变成政治性讨论，进而导致科学议题的政治化。在西方社会中，因过于强调一方论调而挞伐另一方观点的现象，必然会加重气候变化报道的两极化。
有学者认为，国外媒体有关气候变化的不实报道，是其受到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操纵与控制的体现，报道悬而未决的争议，也有助于吸引受众，实现媒体及其拥有者的商业价值。
为凸显争议而放大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做法并不可取，追求轰动效应等也会使争议性话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应帮助公众正确理性评估气候变化风险，准确反映气候科学的现状，新闻媒体也应勇于质疑偏离科学事实的言论。
▲2009～2018年《卫报》文章篇幅分布
3
启 示
气候变化问题兼具重要性和复杂性，涉及科学、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多个方面，关系人类现实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气候变化将是媒体在较长时间内必须重视却又较难把握的报道领域。如何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好报道立场和原则，既准确及时向公众传达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最新研究进展和相关政策，让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给自身带来的影响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又不造成误导和混乱；如何基于传播环境和舆论动态，提高报道吸引力和感染力，推动国内外舆论对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给予更多理解与支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都是对我国气候报道提出的挑战。国外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可为我国媒体的气候传播带来一些启示。
关注气候科学，促进理解认知。《纽约时报》注重报道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现象与事件，分析其带来的影响；《卫报》则注重讨论气候变化是否真实存在以及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前者通过对气候事件的分析，后者通过观点讨论与展示，来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与认知。
我国新闻媒体可借鉴类似方法，密切跟踪前沿科学，确保气候变化报道的科学性，有效引导热点难点问题。要将气候变化报道做深、做细、做透，真实反映气候变化的影响，引导公众理解不确定性，促使公众了解气候变化，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拓展国际视野，让消息来源多元化。在有关气候变化错综复杂的国际谈判和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之中，各国会有不同的政治关切和基本立场。我国新闻媒体也可加大对各个国家观点、立场等的报道。同时，尽量深入基层和事件发生的现场，关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知识水平的人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关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地区居民的生活现状，聚焦各行各业为节能减排作出贡献的普通工作者。此外，善于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快速广泛了解一线情况和公众意见，及时总结归纳并体现在报道中。
创新方式方法，吸引公众参与。可借鉴国外媒体版式设计，配以精美的大幅照片，吸引读者阅读兴趣。同时，在进行气候变化报道时也应善于利用“他山之石”，注重给气候变化报道“加料”，发挥媒体传播的复合功能，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增强可读性，使之不致单调乏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xJ27eEAtfo0KI6mKvA4_A
编辑：陈茗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8-6 23:29
【案例】行动者网络理论
布鲁诺·拉图尔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及理论在人文社科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
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心理学家问拉图尔：“你相信现实的存在吗？”拉图尔哭笑不得：“我当然相信现实。”但的确有很多人以为，拉图尔的观点是：现实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拉图尔认为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被生产的——不是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中、被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而是科学家通过研究操作，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事实的存在。科学事实被揭露、被接受的过程中，科学家不是观察者，而是参与者，参与了科学事实的建构。以生物学家巴斯德为例，在拉图尔看来，并非巴斯德发现了病毒的存在，而是巴斯德在与医生、病人、寄生虫、牲畜等人和物的互动中，产生了人们对于病毒的理解。这一切要得益于他在实验室中数年的参与观察。拉图尔根据这些思想，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先来看一个可以直接用于答题的名词解释：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即ANT），也称为异质建构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该基本理论研究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的异质性网络，认为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在同一整个过程中产生，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建构、共同演进，并试图整合技术的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把技术的社会建构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建构扩展。基本思想是：科学技术实践是由多种异质成分彼此联系、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网络动态过程。基本方法论规则是：追随行动者，即从各种异质的行动者选择一个，通过追随行动者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以此行动者为中心的网络建构过程。
其实简单来说，以拉图尔、卡龙为代表的巴黎学派主张自然和社会的变迁与演进都是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行动者、互动所组成的网络决定的。该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actor）、转义者（mediator）和网络（network）。
行动者
既可以指人类（humans），也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组织、思想等非人的物体（non-humans，拉图尔称之为actant）。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去中心化的，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在网络中起到了changesomething的作用）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即便是存在于网络中却没有任何action、没有造成任何改变的元素，也不能称为“actor”。
其中，由于缺乏主观能动性，非人行动者（non-humans）的意愿需要通过“代言人”（spokesman）或“代理者（agent）”来表达。拉图尔曾论述到，人和物之间原则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它们都需要有人替它们说话。从代言人/代理者的角度看，代表人和代表物没有什么两样，代言人在这两种场合都替不能说话的人或物如实说话。比如，瓦特的蒸汽机通过瓦特之口展现在大家面前，灯泡也是通过爱迪生的发明和推广才为大家所接受；而如果爱迪生并没有发明灯泡，爱迪生就没有资格成为灯泡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只有与研究对象进行“磋商”才能获得该对象的“代言人”资格。
拉图尔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性与广泛性。行动者必须是要有行动（action）的，要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由于行动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作用，整个系统网络的运转是呈现动态的，因此要评估行动者的地位和作用，每次都需要重新解释说明“行动者”是什么。
转义者
转义者的概念与行动者的概念一样，贯穿在整个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义者会改变（transformation）、转译（translation）、扭曲（distort）和修改（modify）他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即便是一种相当不起眼的信息或程序也足以能够成为复杂的转义者链条上的一个拐点，使情况在这个拐点上发生改变。这里可以把转义者比作一台复杂的机器，你能知道输入机器的信息、条件，但是却无法预测输出的是什么，因为转义者会“造成差异”。
拉图尔认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那么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为什么还要区分“行动者”和“转义者”呢？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行动者强调自身在网络上的节点意义，而转义者更突出地强调行动者能动的转译（translation）作用，也就是“造成差异”的作用，拉图尔引入“转义者”就是为了实现对行动者能动性的更深刻说明。
网络
网络是由行动者通过行动产生的联系（connection）形成的，网络的节点便是行动者。而且行动者越活越，行动越频繁，联系越密切，网络也就越复杂，密度也越大，延伸的、覆盖的范围也就越广。
网络暗示了资源集中于“节点”，它们彼此联接——链条和网眼，这些联结使分散的资源结成网络, 并扩展到所有角落。比如，电话线纤细脆弱，以至于在地图上不可见，但电话网络却覆盖全世界，将地球上所有分散的资源都覆盖在电话网络中。这种网络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拉图尔引用网络的主要目的就是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以同等的身份并入其中，每个行动者都是网络的节点，是平等的、去中心化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与其他节点的联系（connection）的多少，但重要程度和网络地位都是平等的。
转译
转译，是指行动者不断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这是行动者之间产生互动的主要方式。所有行动者都处在这种转换和被转换之中，它意味着某一行动者的角色是通过其他行动者而得到界定的。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起行动者网络；在网络之中，行动者之间被期望能建立起稳定的关系（connection）。
在《潘多拉的希望》一书中，拉图尔举了一个“枪”和“人”的例子。一个人拿一把枪杀了人，那么是“枪杀人”，还是“人杀人”呢？技术决定论者主张前者，社会建构论者支持后者，但枪只是中立的工具，拉图尔看来这两者都是偏面的。当一个人手上有一把枪，并用它来杀人时，人变成“凶手”，枪变成了“凶器”，受害者从人变成“尸体”，这便是角色的转译（translation），有被动也有主动。“杀人”行为，既不只是枪手意图的结果，也不只是枪开火的结果，而是两者联结成的行动网络的作用结果，人和枪都是行动者。这个例子既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非人物体也可以充当“行动者”，也可以用来解释什么是“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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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介绍完这些，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当前，网络新闻的分发可以分为“社交分发”（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和“机器算法分发”（如今日头条、天天快报等）。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网络中产生行动、引起变化的因素是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都是平等的行动者。据此，生产新闻产品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分发平台（背后的团队）、用户等都是新闻分发网络中的重要人类行动者，而分发过程中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机器算法技术、4G/5G通讯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VR/AR 技术等，也是非常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因此，想要搞好网络新闻分发，这二者都要兼顾。
所以，在回答强调技术、价值、思想等非人物体的作用/意义的题目（如上面这个新闻分发）时，就可以应用到这个理论。该理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通过强调非人行动者的重要性，以及与人类行动者的平等的地位，强调二者共同起作用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后真相”。前文提到，由于科学家参与了科学事实的建构，因此科学事实的生产中包含很多人为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存在不确定性，但只要得到整个学界的认可，这些不确定因素也会变成科学事实。根据拉图尔的理论，事实是行动者在网络中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事实的力量不在于事实本身有多么强大，而取决于生产它的网络。因此，学者方可成认为：“后真相时代，事实不受重视，并不是因为事实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缺乏体面的公共生活、缺乏具备公信力的媒体和公共机构、缺乏一种共享的文化。”因此，要想重建事实的权威，拉图尔认为，科学家应承认：科学研究就是一种社会行为，科学研究的过程充满了判断，就是出自一张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同样，要重塑媒体的公信力，就应该展示出生产新闻的“行动者网络”——媒体的资源、行业的规范、记者的操守等，重建媒体的权威和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
参考资料
吴莹等 -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
郭明哲 -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哲学研究
郭荣茂 - 从科学的社会建构到科学的建构——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转向
李宏杰 -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一种实践科学观
刘济亮 - 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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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晓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8-6 23:40
【案例】
“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建构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作者：徐天博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3(2):135-140
摘要
“后真相”时代放大了反转新闻、“信息茧房”和公众情绪传播的效应，加剧了专业新闻业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逻辑已不再是建构真相的唯一权威，受众对情感认同的需求超过了对事实的需求。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结合全球新闻业最新数据，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作为“行动者”的事实核查机构与社交媒体正同专业新闻媒体争夺真相“代理人”的地位。将新闻生产的准绳从强调“客观性”的价值层面下降到强调“透明性”的操作层面是主流媒体与其他行动者博弈的最后手段。公众的主体性在多元角力中得以彰显，新闻真相存在于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转译”中。
全文
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当年的年度词汇。2017年9月，两年一度的“未来新闻业大会”(Future of Journalism Conference)将“后真相时代”设置为会议主旨，后真相话语从媒体界蔓延到学术界。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等政治事件中的舆论现象，让人们开始相信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已步入后真相语境——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有效影响公众舆论的情形。反转新闻、“信息茧房”和公众舆论的情绪化在后真相时代被前所未有地放大，进一步加剧了专业新闻业的危机。诉诸情感的人们恣意选择他们愿意看到的事实，诉诸理性的人们则焦虑地发问什么才是真相。
所幸，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对立面，它崇尚的并不是假象和谎言。总的来说，后真相时代公众怀疑的不是真相存在的可能性，而是事实性信息的价值和提供者的动机。“思考一下唐纳德·特朗普与事实已经多么疏远。”——这是《经济学人》批判后真相的开场白。“特朗普先生正在引领一股对后真相政治的倡导——一种依赖于感觉真实而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断言。”——这是该篇评论对“后真相”一词的首次导入。可见，对后真相的诠释始终围绕“事实”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展开。人们更关心的不是作为某个事件结论的单一事实，而是建构真相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谁提供真相？又对谁言说？因此，要想透彻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建构，我们不妨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着手，先对何为真相和新闻真相加以辨析和讨论。
一、何为真相？何为新闻真相？
英语中的“真相”(即“Truth”)一词可以追溯到原始日耳曼语中的“Trewwj”，意为“拥有正确的信念”。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场经验赋予人们发现原本屏蔽在感官之外的现实要素的能力，即“解蔽”(unhidden)的能力。通过“解蔽”的做法，人们可以最大化地建立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性”(correspondence)。“真相的本质是一种共识，它根植于正确性，建立在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之间” 。因此，达到“真相”至少需要包含两个条件：一方面是真诚、信念等主观道德因素，另一方面是对事实因素的一致认可。这意味着对事实的认可和倚仗是构成真相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真相既不等同于单一事实，也不等同于任何事实性的存在。这正如维柯的名言所示，真相本身是被建构的(Truth itself is constructed)。
新闻记者无疑是“真相”最大的拥趸。但记者所宣称的真相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真相吗？从历史角度看，新闻界对于何为“真相”的认知是曲折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千差万别，不同时期记者所标榜的“真相”在内涵和外延上并非一致。确切地说，新闻界所谓的“真相”更应该被叫作“新闻真相”——一种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产物。人们对何为新闻真相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存在”(being)，一种绝对客观的文本。这导致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的一切实践都围绕事实性要素展开，以记者捕捉到的“事实”替换了“真相”。到了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席卷了西方新闻界的意识形态，记者们普遍认为新闻工作就是如监视器一般地观察事实，甚至连采访都不太重要。当时的新闻界普遍认为新闻话语应该且能够纯粹反映客观物质世界。他们甚至一度抛弃了中立性原则，仅仅形而上地强调在新闻采集和报道过程中采取了“科学的方法”。
在今天看来，19世纪这股“唯事实论”的新闻观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舒德森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这种思想是“幼稚的经验主义”(naïve empiricism)。在舒德森看来，真相不是“浑然天成”的、先在的客体，而是通过一定的建构过程“生产”出来的。新闻价值、工作惯例甚至刻板成见都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实际上，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界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李普曼就敏锐地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来反对这种思潮。在他看来，新闻媒介营造出的信息环境并非客观环境的完整镜像，而是媒体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向人们展示的一种被结构化了的话语。广泛运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以及战后公关行业的崛起都证实了李普曼的担忧：对某些事实的专注和操控恰恰是歪曲真相最好的手段。有鉴于此，李普曼在《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担任编辑时极力倡导“平衡性”原则，认为与其专注于有限的事实，不如关注新闻事件各方的态度和表现，为利益涉及各方提供表达的空间，给读者总结孰是孰非的权利。李普曼的倡导奠定了现代主流媒体对“新闻真相”的理解。通过对新闻事件中利益各方“平衡”的展示，新闻媒体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判断何为新闻真相的博弈场所。公众最终在报纸上看到的“真相”也不再是某个单一的事实，而是各方在记者主持下的“平衡”博弈的结果。建构主义的真相观取代科学实证主义的真相观成为新闻界的主流观点。
李普曼对何为新闻真相的思考推动了新闻专业理念的重塑。专业机构新闻常规的核心不是关于“新闻的选择性”(selectivity of news)，而是“新闻的创造性”(creation of news)，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但即便是“平衡性原则”也始终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即应由谁来主持“平衡”并裁判何为“真相”的问题。在“后真相时代”来临前，主流新闻媒体通过“客观性原则”建构了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将自己放在了既是真相提供者,也是真相判断者的位置。专业新闻业凭借自身优势，制定了新闻事件各利益方的博弈规则，并将“胜出”的真相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应地，社会大众接受专业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逻辑，相信主流媒体提供的新闻真相，与主流媒体就何为新闻真相达成共识。实际上，人们从未停止质疑主流媒体对真相裁判权的垄断。但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大众对专业新闻机构的信任远远超过政界和商界，人们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主流媒体只要固守“客观性原则”，就能让自己在质疑声中屹立不倒。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将原本被专业新闻业压制的信任危机集中暴露出来。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的介入，动摇了主流媒体真相垄断权的根基，将民粹谣言泛滥、虚假新闻盛行等弊病赤裸裸地展现给社会大众，破坏了关于新闻真相原已脆弱的共识。对任何力量的单一归因已不能诠释后真相时代真相建构的逻辑，我们必须把人和技术、专业新闻媒体和非专业新闻媒体统筹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去理解，而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解答这一难题的关键。
二、事实核查与社交媒体：挑战专业新闻业的“行动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社会学巴黎学派的核心理论。它由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英国学者约翰·劳(John Law)提出，旨在用一种新的纲领分析科学和知识的形成，是对传统社会学的一种颠覆。拉图尔认为社会学存在两种范式，即“社会的社会学”和“联结的社会学”。所谓社会的社会学，即是传统社会学观点的集合。在这个范式里，“社会”和“科学”意味着一种实在的物，是与建构相对立的。社会的社会学认为所有领域都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一旦某个领域中出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会求助于“社会因素”。拉图尔批判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是将社会作为解释的起点，以社会解释社会。因此，巴黎学派将目光转向联结的社会学。他们批判继承了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种强调平等探究社会上不同知识但放弃了“自然”因素的解释作用的学说，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拉图尔等人认为，“强纲领”赋予社会因素以优先地位，用社会来解释自然，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对称。他们呼吁在解释框架中还应坚持人与非人因素、自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对称性。在广义对称性原则下，社会因素不再具备某种解释的特权。换言之，就是要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与社会、宏观与微观、认知与存在等等二分的事物。有鉴于此，拉图尔等人认为社会可以用“网络”来解释：这个网络由“行动者”联结而成，行动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人和非人行动者被平等看待，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被平等看待，社会不再具有超然的地位。因而，行动者网络是一种动态网络，必须不断进行再定义和转型。
行动者网络理论包含三个核心概念，即行动者、转译和网络。所谓行动者，是指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它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植物、技术，甚至某种观念。同时，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而非中介者，即任何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被看作具有能动性。转译是指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的过程。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联结起来，形成行动者网络。这里的“网络”概念有别于类似互联网等技术意义上的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在巴黎学派看来，行动者网络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而非单纯描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理论。因此，人们完全可以在认识论层面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诠释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生产。
毫无疑问，在真相建构的行动者网络中，主流媒体不再具有超然的地位，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也不再“另类”和“边缘”。“任何信息在行动者这里都会发生转化。” 对于同样的新闻事件，主流媒体报道它们认定的真相，事实核查机构查验媒体与政客所宣称的事实，社交媒体就该选择相信哪些事实进行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和再创作。信息在事实核查与社交媒体这里发生了转化，这种转化随时间的推移而更新，因而是动态的。因此，在真相建构的网络中，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都是“行动者”，与主流媒体享有平等的“转译”权利。
事实核查原本是专业新闻机构的内部业务。新闻稿件正式发表之前，由记者本人或助理编辑对稿件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查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虚假新闻的出现。本世纪初，以美国网站“事实核查”(Fact-checking.org)的诞生为标志，通过NGO形式独立运作的事实核查机构开始出现，成为专业新闻业之外的一股新力量。美国新闻协会对“事实核查”的定义为：“针对政治家，以及可以用话语影响他人生活与生计的人物所发表或被记录的言论，事实核查从业者和核查机构重新报道和研究言论中包含的所谓‘事实’，旨在增进(公众对事实的)了解。事实核查从业者致力于调查可被证实的事实，他们的工作中不存在党派立场、观点主张和辩解。”严格来说，以“事实核查”为名的机构可分为三种类型：新闻报道型、社会活动型和专家智库型。第一种属于专业新闻媒体的内部业务部门，如BBC的“真实检验”栏目(Reality Check)。后两种则多以NGO组织的形式存在，以政治人物的言论为主要核查对象，如乌克兰的“停止造假”(StopFake.org)和澳大利亚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等网站。
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核查经历了从美国兴起到欧洲嬗变的发展历程。在美国，2016年Fact-checking.org的流量较2015年翻了一番。在欧洲，近十年来出现了至少34个长期从事新闻事实核查的机构，相关从业人员数量激增。从机构建立的初衷和网站内容来看，事实核查机构是后真相的批判者；从该类机构近两三年的迅速扩张来看，他们又是后真相的获利者。由于主流媒体陷入了既要防范政客说谎，又要依赖政客提供要闻消息的两难境地，事实核查机构不仅起到了外部监督的作用，而且提供了接近新闻真相的另一种路径。事实核查作为“行动者”的优势有三点：其一，事实核查逐渐偏离其作为抵抗政治经济势力和意识形态、维护新闻生产的策略性仪式的初衷，进化成一种组织结构相对独立、运作逻辑趋于完整的新闻报道机制。《欧洲事实核查网站报告》(The Rise of Fact-checking Sites inEurope)显示，73%的事实核查工作者视自己为记者。他们用职业记者的价值标准和工作规范构建自身的职业认知，将所从事的事实核查工作视为“数据新闻”或“调查性新闻”一类的工作。比如乌克兰网站StopFake.org就宣称其工作规范是“基于新闻职业标准，保持高度中立”。事实核查人员向记者职业认知靠拢，反映出专业新闻业边界的消融，意味着专业新闻业垄断优势的打破。其二，后真相时代，公众对政客和主流媒体的失望赋予了事实核查提供“新闻真相”的正当性。随着事实核查进入到行动者网络中，主流媒体自动失去了裁判何为真相的特权——它们已成为被审视的一方。因此，事实核查可以抛开专业新闻业“游戏规则”的束缚，充分享有对信息“转译”的权利。其三，借由“查验”之名，事实核查机构可以宣称自己向受众兜售的就是真相本身，而这是其他“行动者”不具备的便利条件。
与事实核查机构不同，社交媒体上的UGC内容从来就不是“专业”的。这种与互联网伴生的内容形式，在各类媒介平台上的地位甚至不亚于专业媒体。如果说后真相时代是“网络化事实”的时代，那么本就诞生于网络的UGC内容则必定是整个事实网络的一部分。随着后真相的愈演愈烈，社交媒体上的UGC内容至少已凸显出两种独特功能：第一，政治明星的社交媒体账号扮演了独立新闻机构的角色，并与主流新闻媒体展开竞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朗普的“推特治国”。作为后真相政治“风向标”的特朗普极其善于利用自己的推特账号干扰主流媒体，引领后真相中的公众舆论：一方面，他引领了以羞辱CNN、《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为乐的民粹主义浪潮；另一方面，他将白宫实时动态通过自己的推特账号直接发布，制造网络舆论焦点。特朗普与CNN的对抗，本质是社交媒体上UGC内容与主流媒体上专业报道之间的对抗。第二，算法的推广和科技公司对用户大数据的掌握，实际赋予了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消费渠道的功能。纵然Facebook等公司坚称自己是科技公司而非新闻机构，但越来越多的公众正在把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消费渠道的首选。在算法技术与公众情绪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对待新闻事件的态度越来越受到UGC内容的影响和操控。
社交媒体究竟对公众起到多大的作用？根据权威报告，2013年以来人们把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源的做法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2016年达到峰值：英国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已与纸媒用户持平，而美国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已超过纸媒用户，以46%的统计量居于电视和广义的互联网媒体之下。3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更加依赖社交媒体，51%的美国年轻人和41%的英国年轻人表示每周都要登录Facebook消费新闻资讯。2018年的国别数据出现波动，德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仍持续上升，英国和美国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但英国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已超过使用纸媒的人数(分别为39%和36%)。考虑到西方社会常年积累的读报和订阅传统，以及这些国家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上述数字所反映的“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对市场的占有更加深刻。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下，纸媒时代所建立起的新闻业规范和准则，有什么理由不因社交媒体的崛起而发生改变？
其实，社交媒体不仅仅作用于普通公众，更深刻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研究表明，即使在坚守专业新闻业边界和传统的欧美新闻界，记者的职业认知也正受到社交媒体的侵蚀。《新闻业世界报告2012—2016》(World of Journalism Report 2012—2016)显示，98%的英国记者和90.8%的美国记者承认社交媒体对新闻业的影响与日俱增，改变着他们对新闻职业理念的理解。新加坡记者受社交媒体的影响最小，但仍有50.8%的记者认为社交媒体是改变他们职业认知的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社交媒体似乎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混淆真相的恶名。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如此多的“事实”，导致人们几乎丧失了从中总结出“真相”的能力。正如胡泳所总结的：“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在后真相时代，“信息茧房”效应被放大，固化了公众原本持有的立场，使得他们对接受新的事实持有消极态度。“不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
我们更应该看到，与把主流媒体作为审视对象的事实核查不同，同样作为“行动者”的社交媒体无意暴露其对“新闻真相”裁判权的争夺。在技术赋权下，它似乎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真相建构者的身份，却潜移默化地督促着游戏规则的改变。Facebook一再宣称自己是科技企业而非新闻媒体，“今日头条”的总裁也发表相近言论规避人们对其新闻道义责任的监督。主流媒体一面陷入与特朗普的“假新闻”口水战，一面又不得不紧紧追踪那些让他们深恶痛绝的推特信息。实际上，当主流媒体已经陷入上述争论,特别是当他们以客观性原则作为斗争武器的时候，社交媒体已经通过“转译”散布理性和非理性的网络舆论，悄悄地侵蚀主流媒体原有的阵地。主流媒体记者不得不承认自己职业认知的变化，却又强调对客观、中立等原则的坚守，这种抵抗的态势恰恰证明了原有游戏规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重构。后真相语境下，被互联网技术赋权的公众就更没有理由继续单向度地接受主流媒体对“新闻真相”的“转译”，放弃自身对真相探索和判断的权利。何况，让那些连事实都不再看重的人们去相信他者鼓吹的“客观”无异于天方夜谭。“谁来继承客观性”的疑问笼罩在每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头顶，增加新闻生产的曝光度和透明度仿佛成为维护“客观性”最后的手段。这些实践细节上的变化正暗示着真相建构的行动者网络正在急剧重构，而重构的核心就是“行动者”对“代理人”身份的争夺。
三、“代理人”的争夺：重构新闻真相的行动者网络
事实核查和社交媒体怎样重构新闻生产的行动者网络？对于专业新闻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总的来说，重构的本质是行动者对“代理人”(agent)的争夺。“代理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过程的核心概念。与一般行动者相比，“代理人”能够使行动者达成这样的共识：“代理人”是最关键的行动者，能够代表网络中各主要行动者的利益，并对其他行动者行使权力。我们不妨回到卡龙对法国圣布鲁克湾的扇贝驯养这一经典案例，来看“代理人”的确立及其在行动者网络中发挥的作用：在科学家对扇贝驯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主持科研项目的三位科学家、当地渔民、扇贝以及项目外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等都是行动者。三名科学家在经历“问题呈现” “利益赋予” “摄入”和“动员”四个阶段后成为“关键行动者”，并进一步成为整个行动者网络的“代理人”，对该网络中赞同他们的联盟者(渔民、扇贝等)行使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科学家、渔民，还是扇贝等非人行动者，均承担转译的功能，从而使得整个网络联结而成。但是，其他行动者仍保留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动态网络中的代理人并非一成不变。当扇贝驯养实验濒临失败的时候，渔民与科学家之间的共识被打破，渔民不再认同科学家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寻找新的代理人过程中，扇贝养殖的行动者网络得以重构。卡龙因此总结：“社会与自然的真实是一种对代理人代表属性的概化协商结果。” (The social and natural ‘reality’ is a result of the generalized negotiation about the representativity of the spokesmen.)
新闻真相的建构同样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在进入后真相时代之前，主流媒体是这个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和代理人。虽然事实核查、政治人物、社会大众和各种媒介技术等行动者原本就处在该网络中，但主流媒体通过以客观性原则为核心的“专业主义”，与其他行动者达成共识——主流媒体可以为公众提供新闻真相且这种真相可以满足其他行动者的需求。因此，主流媒体被赋予了宣称何为“新闻真相”的权利，公众、技术和其余社会组织倾向于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揭示了真相,这就使得主流媒体某种意义上垄断了对何为真相的解释权。如同卡龙的扇贝驯养案例，由于围绕“新闻真相”的行动者们不断进行“转译”工作，对主流媒体不满的行动者也在寻找成为代理人的机会。特朗普等政客的言行、民众的情绪和主流媒体的反应被不同的行动者转译为不同的指向，导致行动者们面临新的“问题呈现”阶段。此时的主流媒体在“利益赋予”和“摄入”两个阶段中已不能说服其他行动者相信他们的利益一致。比如，同样作为行动者的特朗普不再像传统政客那样至少在表面上还尊重媒体；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媒介技术突破了在19、20世纪占主导的线性传播逻辑，并对公众和事实核查机构赋权。曾经作为关键行动者的主流媒体失去了对其他行动者行使代理人权力的基石。事实核查网站和社交媒体不仅拒绝被主流媒体代言，甚至希望自己成为新的“代理人”。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技术、公众的新闻阅读习惯、各类内容发布者等行动者均不断通过转译联结成有关新闻真相的新的行动者网络。而随着社会立场的分裂，新闻消费的碎片化和非人行动者(如算法等)越发具备“主观能动性”，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代理人愈发难以确立——这正是后真相时代人们难以依据“一家之言”来判定何为新闻真相的原因。
总之，后真相时代的专业新闻业权威性的消解，本质是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中作为“关键行动者”身份的丧失。介于行动者网络本就是动态的，这个结果几乎不可避免。后真相时代是造成新的“问题呈现”阶段的导火索，而非根源。这种重构挑战的是曾经作为真相提供者的地位，而非真相本身的可能性。“新闻真相”仍遵循着建构主义的基本逻辑，围绕新闻真相的新的行动者网络正在生成与沉淀。无论是谣言、新闻反转还是特朗普的“豪言壮语”，都只是行动者在争夺“代理人”位置时的副作用，它反映了行动者通过对信息地持续“转译”而动态联结，其结果仍指向一个能为更多受众所接纳的“新闻真相”。
四、结 语
后真相时代激发了新闻真相的行动者网络的重构。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事实核查、社交媒体、专业新闻机构乃至公众等行动者为争夺“代理人”地位的重新洗牌。“代理人”身份的不确定客观上鼓励了公众将兴趣从追求符合事实的真相转为探寻符合自身情感及本社群认知的真相。记者将世界对象化，以“反映—符合”思维偷换“事实”与“真相”概念的传统伴随着主流媒体真相“代理人”身份的丧失而消失。为了获取其他行动者的共识，新闻生产的准绳从强调“客观性”的价值层面下降到强调“透明性”的操作层面。后真相语境下，与其过分担忧“反转新闻” “假新闻”等等结果指向的现象，毋宁以整个真相建构的网络为观察对象，反思我们需要一个怎样产生的真相。
来源：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8-6 23:43
【案例】
“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
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860005）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为什么行动者网络理论
没有与媒介理论相关联？”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以下简称ANT）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下简称STS）传统，它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任何既定的社会“现实”（reality）都是一系列复杂关系（ANT称之为“网络”）互动的产物。在这些复杂关系网络中，既存在着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humans）行动者，也存在一切非人类（nonhumans）行动者（例如技术、人造物）。当一个网络中的诸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结成“联合”（associations）以后，ANT认为，一个既定的社会场域才得以构型（Latour，1987）。作为STS传统（STS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如何被引入社会）的分支，ANT尤其关注于作为物的“技术”是如何进入所谓的社会场域（“网络”），又是如何“稳定化”（stabilize）社会联结。以其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观点来看，ANT同时反对“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社会场域的变迁以及“技术反映论”——技术是社会变迁趋势的反映，他们的研究焦点在于“技术的社会形塑”（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Latour，1996a）。
从学理上看，以ANT为代表的STS传统独特的技术观正与当前媒介社会学研究对“媒介实践”的强调不谋而合，ANT的“行动者网络”恰恰是“媒介实践的网络”。当然，两者的关联也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想象。台湾学者江淑琳就曾试图概括两者相互整合的可能性：“STS不仅只研究科技物本身，也研究科技物的发展过程，摒弃科技决定论，也反省社会决定论，同时思考科技与社会之相互形塑（mutual shaping）、相互生产（coproduction）。传播学者则是借用STS领域的概念来分析传播科技与传播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江淑琳，2016：ii-iii）。同样，我们在近年来传播研究中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也可以发现，传播的落脚点在于考察特定媒介技术对于实践的形塑作用（Park & Wiley，2012）。这也正有意识/无意识地呼应着STS对于“技术介入社会构型”的关注。
特别是在晚近十年左右，STS领域的“传播转向”显著增多，已经有学者试图借由STS视角重构传播研究，从而“嫁接STS与传播研究的桥梁”（Boczkowski & Lievrouw，2008）。但是令人遗憾地是，在STS和媒介主体研究越来越相互交融的今天，STS的代表理论——ANT，仍然没有与媒介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理论联系。本文的出发点源于ANT对于技术及其社会效应的独特理解——拉图尔拒绝将技术化约为单纯的“物质性人造物”（material artifacts），也拒绝对其做“符号性文化”（symbolic culture）解读；相反，他推崇的是将技术的使用与其实践网络相关联的过程性考察框架（Latour，1992）。基于此，本文尝试勾勒出一条“另类的”（alternative）欧陆媒介社会学理论史框架：即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开创的关于电视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至20世纪90年代，由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所领衔的信息传播技术的“驯服”（domestication）研究，再到新千年以降以Stig Hjavard、Friedrich Krotz、Nick Couldry为代表的欧陆“媒介化”（mediatization）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这条媒介社会学“隐秘”脉络的钩沉，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在过往的传播理论史中，ANT是否曾与媒介研究有过相遇的可能性？（2）倘若两者曾有过短暂“关联”，这段历史又是因为什么而被遮蔽？（3）在欧陆传播学界由“媒介研究”（media study）转向“媒介化研究”（mediatization study）（Krotz，2009；Friesen & Hug，2009）的今天，ANT对传播学者又意味着什么？
一
技术及其实践轨迹：
雷蒙·威廉斯的“ANT视角”
在《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这部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中，威廉斯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电视既是一种具体化的“技术手段”，又是营造特殊情境的“文化形式”。这一路径显然与美国主流的“行政学派”不同，它区分了“媒介”与“媒介使用”两个层面的社会影响。具体说来，如何理解电视的“两重性”（技术与文化形式）关联到如何去定位“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威廉斯在这儿首先追问的是技术与社会的“因果关系”（cause-effect）：“如果技术是原因的话，我们最好寻求去控制它带来的（社会）影响；或者说如果技术是（社会）使用的结果，那么我们应当将其使用的经验与哪种原因、哪种行动关联起来？”（Williams，2003：2）这一疑问显然不是某种“形而上学式的”抽象，它关切媒介社会学研究者究竟是如何理解（媒介）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联。经验地看，一项具体的媒介技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社会属性，它既是（1）一种具象的物质性载体，是既定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工具性产物，蕴含了生产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技术性手段；又是（2）一种创造、传播和占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独特手段，它的使用可以再生产出新的意义情境与文化形式。诚如Boczkowski和Lievrouw两位学者所言：“媒介信息技术既是文化性的物质（cultural material）又是物质性的文化（material culture）”（Boczkowski & Lievrouw，2008：955）。
技术的两重性使媒介社会学研究面临着一道“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关口。威廉斯认为，既存的两条研究路径（1）“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有其强大的本质逻辑，新的技术的发明会引发社会变革，现代化的人与现代化的社会正是由现代化的技术所带来的，以及（2）“技术症候论”（symptomatic technology）（威廉斯语）——认为技术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偶然的“症候点”，是其变革过程中的副产品（by-products）；只有当技术被运用到既存的社会结构之中是它才会产生其应当具备的效果，都不免共享了同一条预设，即“将技术抽离于社会”（abstract technology from society）：
在“技术决定论”中，（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被假定为自我产生的（self- generating）。新的技术仿佛在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中被发明出来，然后创造了新的社会或者说新的人类生存场景。同样，“技术症候论”也假定（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是自我生产的，但却是以一种更为边缘化的（marginal）方式。我们在（社会变革的）边缘地带发现了它，然后去使用它（Williams，2003：6）。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两条路径都忽略了技术的自我变革与社会的变迁本身是系统性地关联在一起的：前者认为技术的发展独立于社会之外，但却最终成为了社会变化得以可能的驱动力；而后者则把技术化约为社会变迁的产物，它为新的生活方式得以展开提供必要的手段。与之相异的是，威廉斯选择了一条“折中的”研究道路：
技术应当被视为由某些已经在脑海中的、确定的意图和实践所发展起来的。但是同时，对于技术的理解又与“技术症候论”不同，这些意图和实践将会被视为“直接性的”（direct）：即确定的社会需求，意图以及实践。对于它们来说，技术并非边缘化的而是处在中心位置（Williams，2003：7）。
在这儿，威廉斯“第三条”道路事实上正是ANT所推崇的“技术的社会形塑”。对于拉图尔来说，技术性的人造物“同时是物质性的与社会性的”（both material and social），这意味着“物质性的技术物”本身也存在着“具体的能动性”（specific agency）（Latour，2005：83）。而将技术的物理性意义与符号性意义割裂本身是社会学研究者们人为确立的幻象，拉图尔反对的是两种极端的技术观：
避免“技术决定论”的威胁诱惑我们以“社会决定论”去反击它，后者反过来又成为另一种极端（例如，蒸汽机只是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映”）。即使最为包容的工程师们也可能变成一位凶恶的技术决定论者，跳上桌子大声宣布“物理性质料的重要意义”。这一姿态会让一位谦虚的社会学家更为激烈地拿出某些物的“话语维度”展开反击……两者（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都无法描绘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间的纠缠（Latour，2005：84）。
遗憾的是，威廉斯并没有如拉图尔一样，去尝试构建“媒介社会学的方法论”——拉图尔则通过对技术的实践网络的考察提出ANT作为社会理论的新方法论模型（Latour，2005）。用他的话来说，“为了改变这些极端的观点（指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症候论——引者注）需要的是长期的、相互协作的智识性努力”，而本书所要做的工作仅仅是聚焦于电视这一特殊的媒介，从而“使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它的使用（效应）”（Williams，2003：7）。但是威廉斯对于“技术实践轨迹”的考察路径却没有就此终结：二十年后，同属欧陆媒介社会学传统的西尔弗斯通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重新考察了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在这里，ANT与媒介研究有了第一次切实的相遇。
二
信息传播技术的“行动者网络”：
西尔弗斯通的“驯服”研究
2003年，威廉斯的《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在Routledge再版以后，西尔弗斯通为其撰写了一篇精炼的序言。西尔弗斯通盛赞威廉斯的书“提到的话题仍然是今天和未来媒介研究的议程之一”，因为他“拒绝将电视视为一种技术本身”，而是“对人类的能动性——即我们去干扰、打断、分散冷冰冰的历史和技术逻辑的能力——充满信念”（Silverstone，2003：viii、xi）。事实上，在西尔弗斯通本人对电视的考察中也处处充满了威廉斯的“影子”。以下是他在著作《电视与日常生活》（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对自己研究方法澄清：
我试图寻求一种更为可测量的研究方法，它依托于对于动态的、不平等的日常生活政治的理解……它包含将电视和电视受众定位于研究中心，从而确证两者是相互建构（mutually structuring）、相互塑造、相互再造以及相互改变的。这意味着两者既贡献又受制于社会和技术的变迁（Silverstone，1994：161）。
可以说，西尔弗斯通重现了威廉斯对于电视的“两重性”（技术与文化形式）的理解方式。但是与威廉斯经验性的描述相比，西尔弗斯通的研究框架则更为系统，他将研究的出发点定位于“公共技术的私人使用”之中，从而开展了著名的传播技术的“驯服”（domestication）研究。
为了进一步描述这种“驯服”过程，西尔弗斯通区分了信息技术进入家庭生活的四个阶段：
1.占有（appropriation）：个体消费购买信息传播技术的过程。例如在市场上将购买一台电视机并带回家中。
2.物化（objectification）：个体依据所占有的技术的功能、类型、审美等特点，对于其进行实际处理的过程。例如将电视机摆放在客厅正中间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生 活家居装饰的典型象征。
3.融入（incorporation）：技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尽管有时候，这种使用往往与之前购买的初衷不同。例如父母基于方便学习的目的为子女购买电脑，但在电脑实际“融入”子女日常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往往成为了一种娱乐工具（游戏、上网、音乐）。
4.转化（conversion）：技术脱离私人生活范畴，因个体对其使用和实践的过程重新“转化”进入公共空间。例如消费朋克音乐的群体往往因其兴趣相投，组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社群（Silverstone et al.，1992：20-26）。
我们可以看到，与威廉斯对技术“本质”之双重规定的强调相比，西尔弗斯通已经将对于技术的主体性考察（即考察技术发展的历史和技术使用的历史）转向“技术-使用者”这样一对模型之中，或者用ANT青睐的术语来说，西尔弗斯通在“驯服”研究中做的是“技术－使用者之‘行动者网络’的考察”。这意味着不仅仅存在着作为“行动者”的技术的一面——这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客观属性对个体使用的制约，也存在着对作为“行动者”的技术使用者的考察——这体现在使用者对技术的“融入”与“转化”，即使用者的“能动性”（agency）。更进一步来看，西尔弗斯通的辩证模型将我们带入到ANT对于“联结”的强调，诚如上节所做的分析，行动者“去本质化”意味着不存在着单个的行动者，而只存在着诸种行动者所构成的“联结”（网络）。ANT反对将行动者视为处于某个特定结构中特定位置的个体——正如功能主义社会学将行动者视为一个“占位符”（placeholder），承载特定的力量履行特定的功能；在拉图尔看来，“我们从来没有面对单个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而是整个强关联与弱关联的诸联结（associations）”（Latour，1986： 277）。同样，用西尔弗斯通的视角来看，技术的“驯服”意味着特定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与具体使用者包含实践意图的“能动性”相“联结”。
这一理论上的亲缘性也使得西尔弗斯通很快注意到同时期ANT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但是他却认为，推崇“网络”（network）的ANT学派，没有理解所谓“社会－技术系统”（social-technical system）分析的真正含义。在西尔弗斯通看来，电视就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作为“系统”的电视，意味着它“既是物质技术又是社会现象”，“该技术之系统性关系嵌入了一种长久的、易断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Silverstone，1994：84）。针对ANT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劳（John Law），西尔弗斯通发表了一段长长的批评，意在强调需要理解“技术系统”而非“技术网络”：
劳试图用“网络”来代替“系统”这一观点……针对系统的隐喻，劳认为它低估了正在浮现的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它本身嵌入到充满斗争性的环境与境况之中……劳反驳道“其他的因素——自然的、经济的或者技术的——可能比社会更为顽固，从而抵制系统的构建和重塑它们的行动”。然而，个人仍然可以承认社会的优先性：事实上，个人必须承认它。因为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因素无论如何顽固或者如何脆弱，必须要通过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才能获得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网络的观点并没有比关于系统的观点更为有意义 （Silverstone，1994：84-85）。
三
作为“行动者”的媒介：
“媒介化”研究崛起
传播“驯服”研究的传统并没有随着2006年西尔弗斯通的离世而彻底消失。他所开创的“技术－使用者”之“网络”的分析框架无疑奠定了后续媒介社会学传统的研究基础。Maren Hartmann在新千年对驯服研究的重访中发展了西尔弗斯通的“双重勾连”：媒介技术不仅是一种物品（object），也不仅是一种信息渠道（message），还是一种情境（context）；因此，存在着技术和使用者的“三重勾连”（Hartmann，2006）。情境这一术语暗示出个体在私人实践中的媒介使用可能建构出一个新的交往环境，从而使得这一实践行为能够跨越“家庭”的界限，形成一定程度的公共空间活动，尽管这种交往行为往往依托于媒介这一载体。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相较于真实的现实互动，它可能是“虚拟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情境”完全由媒介所建构，完全依托于媒介技术这一载体所呈现，也不得不受制于媒介所提供的“可能性”。
就本文讨论的主题来看，“媒介对社会的形塑”重现的无疑是“威廉斯——西尔弗斯通”媒介社会研究路径的经典命题：首先，媒介并不是“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中的“工具性”角色——仅仅是社会形态的一个反映，以其自身的技术逻辑满足既定的功能性需要；其次，媒介也并非“技术决定论”路径下的社会形态的塑造者——以其自身的“偏向”决定社会的变迁方向。在媒介化的视域中，媒介是界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症候论”（威廉斯语）之间的“社会形塑力量”（social moulding force）。正是在这里，Hepp建议媒介化研究引入ANT的技术社会学视野：
布鲁诺·拉图尔论述的核心在于诸如媒介这样的工具最终是人类行动者们“凝聚的行动”（congealed actions）。以一个非典型媒介为例子：一段楼梯扶手只是人类具体保护某人以免坠落的行动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这意味着物本身必须被视为与人类行动“联结”（association）的、行动着的物。正如拉图尔所言：“根据我们的定义，工具是行动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参与到等待被具体构型的行动序列之中”（Hepp，2013b：620）。
无疑，Hepp提倡的是对媒介的“去本质化”研究。这意味着媒介化研究不是去探寻媒介本身的技术逻辑如何作用于社会机制，产生了哪些既定的社会效果；而是要考察“媒介的形塑力量”（the moulding forces of the media）（Hepp，2013a：54-68）：即具体的媒介是以何种方式对社会的传播渠道实施“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探寻媒介的形塑力——或言考察具体的“媒介化情境”，意味着理解与媒介相联结的“行动者网络”。
更为重要的是，ANT方法论的创新带来的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拓展。Hepp认为，引入ANT意味着媒介化研究必须走向一种“共时性研究”（synchronous research）。换言之，ANT的共时性研究启发媒介化研究意识到“媒介带来的社会变革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运作——即正在兴起的新媒介和与之相伴随的媒介实践之勾连是相互交织（interweaving）在一起的”（Hepp & Hasebrink，2014：266）。
在欧陆崛起的“媒介化”研究中，ANT和媒介理论实现了再一次重逢。Hepp强调媒介之所以能够建构“媒介化”的情境是因为媒介本身是“诸行动的物化”（reification of actions），它凝聚着一系列行动者的现实行动，“通过这种物化形式来对人类的行动产生影响”（Hepp， 2013b：620）。
四
ANT与媒介（化）研究：
已有的成果和可能的未来
那么具体而言，ANT能为传播研究者们带来什么？笔者认为，ANT至少为 未来的媒介（化）研究提供了三个层面的启发：
在微观研究层面，摆脱功能主义传统中媒介作为一种“工具”（tool）的观点。主流的功能主义研究一直媒介视为一种“工具性角色”（Lazarsfeld & Melton，1957；Lasswell，1948）。ANT特别强调的是，人造物并非单纯客观的、中立的物质材料，而是凝聚了诸种缺席的、形塑我们社会互动的物质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媒介就应当被视为一种“建立网络的行动者”。媒介包含和再生产的是“凝聚的劳动”（congealed labour）：“我们遭遇到的是那些缺席的制造者，他们既在遥远的时空之外，同时又活跃于当下”（Latour，1994：40）。如果说在功能主义研究中媒介还仅仅只是某个具体的人类行动者（或者社会机制，例如政府）的“中介者”（intermediary），发挥“表征”（represent）代理人的意愿；那么在ANT中，媒介本身已经成为了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 with agency），有能力通过“转译”（translation，ANT术语）的方式实施社会行动。像 Emma Hemingway就曾利用ANT视角研究新闻生产中“诸如摄像机、卫星、现场直播工具等媒介是如何成为编辑室网络中的行动者”（Hemingway，2009）。与之类似的还有Ursula Plesner对记者工作中媒介行动者的考察（Plesner，2009）。
在社会中观研究层面，媒介机构（media institution）必须被“机制化”（institutionalized）——媒介机构成为了其他社会机制交融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ing point）。卡龙和拉图尔强调，一个“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定化的必要条件是存在着一个“必经之点”，与之相联结的其余行动者可以依据自身条件转化行动意愿（Callon & Latour，1981：287）。而在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机构就是这样一个必经之点。这一点事实上为我们理解“媒介权力”（media power）这一主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首先，媒介可以介入甚至影响其他社会机构的日常交往，例如，媒介作为一种独立性的要素渗透进家庭生活、政治活动、宗教组织、企业运营等等其余与之相对立的社会机制之中。其次，媒介作为普遍社会实践的“手段”，又可以掌握着一定程度的交往资源分配：社会整体仿佛一张依托媒介相互勾连的“网络”，各个独立的社会机制恰如网络中的各个“节点”，那么节点的“现身”或者“缺席”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媒介恰恰就是保障这些节点能够“在场”的“必经之点”。
在宏观理论层面，将“媒介的社会影响”这一研究主题转变为“媒介的社会形塑”。这意味着抛弃经典“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社会变迁）与“技术反映论”（技术反映社会变迁）的机械二分。ANT启示我们，存在着技术与技术使用者的“相互形塑”。媒介社会学研究应从单一的线性决定转向一种更为交互的“过程性”考察框架——即“媒介生产”与“媒介消费”联结的过程，正如威廉斯与西尔弗斯通在不同层面上考察了受众媒介消费的“能动性”。亦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入手，探讨ANT提供的中层理论可以以“网络”“联结”此类地方性概念代替以往传播媒介研究中诸如“结构”“整体”这样的宏观概念，从而将“媒介化”本身理解为一种聚焦实践过程“行动化”框架（方念萱，2016）。总的说来，ANT视域下的未来媒介研究应该更加关注于以下三个方面：（1）新媒介技术的“驯服”；（2）媒介使用者在技术使用中的“能动性”；（3）媒介使用者对新技术的抵制，及其开创的另类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也必须关注一些可能在中国语境中开启与欧陆媒介社会学传统以及 ANT对话的研究成果，例如由复旦大学信息传播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主持的“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团队的研究视角就似乎与前述传统有着相互关联之处。该团队强调新范式的媒介研究应当关注：（1）以媒介为研究主体，关注特定的媒介如何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2）着重考察“媒介实践”，去除功能主义中所包含的媒介之“工具性意指”；（3）推崇非本质论和非目的论的研究史观，关注媒介在不同文化地区的“地方性实践”；（4）避免任何本质论（例如媒介的本质，社会的本质）的先天判定（黄旦，2015）。
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来说，未来的课题应当着重关注于诸如（1）特定的（新）媒介（微信、微博）如何作为行动者形塑日常生活的互动方式；（2）使用者的“媒介实践”是如何溢出媒介本身的“旧知识”产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关系——例如诸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互动媒介与居民城市体验的“互构”；（3）媒介权力如何通过自身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必经之点”所施展——例如对“组织机构的媒介化”（互联网、公众号、公关关系）、“营销的媒介化”（淘宝、京东）、“时尚的媒介化”（时尚博主）等议题中媒介权力的考察。这些问题同时也敦促着我们审视过去，摆脱萦绕于身的固有偏见，转而以崭新的姿态拥抱可以预见的未来。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
来源：国际新闻界
编辑：晓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9-26 13:47
【案例】
第二届中国周边传播论坛在南宁举办
近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广联)、广西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南国边陲名城、对外传播重镇南宁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周边传播论坛。
周边传播理论是近年来中国本土原创的传播学前沿理论，主张中国有效影响周边国家，就能有效影响亚洲；有效影响亚洲，就能有效影响世界。因此，对外传播要从周边传播入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边疆省级媒体熟悉周边、就近传播的优势和作用，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民族传播、民间传播、民营传播的价值和作用，立体展开，循序渐进，由近及远，努力实现国家对外传播多维一体、分进合击、远近结合的战略新格局。
中广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电视文艺家协会主席胡占凡，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西广播电视台台长黄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甘毅，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祝燕南、中宣部对外推广局地方协调处处长李加曙和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山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海南广播电视台、深圳广播电视台等周边省级媒体的负责人以及来自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贸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快手集团从事周边传播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就中国周边传播的现状、中国周边传播的战略和策略、新媒体时代中国周边传播理念与理论的创新、周边传播模式的突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交流和探讨。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首席专家陆地教授、中广联副秘书长周然毅分别主持了本次论坛。
文章来源：环球网
原文链接：
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6530759?isview=1&homeshow=0&newstype=100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编辑：高杰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6 16:51
【案例】
胡翼青•大众传播学抑或大众心理学：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再书写
编者按：近日，《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文章，以“传播学史的书写与未来”为主题，约请四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反思美国/西方传播学史的演进历程及其时代背景，借此探究重写传播学史的可行性。为此，批传公号特地推送该四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阅读完整文章，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按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重思中国传播学史的回望与讨论，以飨读者。
大众传播学抑或大众心理学：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再书写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内容摘要】
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展现出当时不断涌现的心理学思潮对社会科学的全面影响。法国的群体心理学，德国的精神分析以及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尽管视角各异，但是都对传播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把大众社会的视角、关于群体心理非理性的认知以及个体心理的科学测量方法等元素通过美国传播学的主要奠基者如李普曼、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注入了当时刚刚起步的传播研究，形成了传播研究的大众心理学范式。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出于心理战的需要，传播学不断强化大众心理范式取向，后者剥夺了传播学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而将其塑造为对内社会控制，对外捍卫冷战思维的知识工具。所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大众传播学而只有真正的大众心理学。冷战结束后，面临政治经济框架的巨变，美国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播学主流范式失去了持续的资源支持，然而出于惯习，传播学家们仍然坚持用大众心理学去理解传播现象，美国传播学的想象力因之衰竭。
文章框架
一、心理学崛起时代的传播学奠基者
二、心理战与大众心理学范式的强化
三、大众心理学的惯习与美国传播学想象力的衰竭
内 容 摘 录
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典型的横断科学，因此其学科领域必然是各学科理论方法的角力场。传播学的知识树由此而蓬勃发展，传播学者则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身份焦虑。“什么是传播学，传播学的边界何在”似乎是传播学者代代相传的身份焦虑中最核心的内容。不断重新划定边界也因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传播学者的历史使命。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和容易完成的任务，它要求边界划定者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有系统的结构性认知。所以，对于什么是传播的极致注意并不见得就能为传播学划一个理想的边界，相反，由于边界划定者的一叶障目，被划出来的边界之内未必是传播学，而是另一个学科，并且学术共同体出于各种原因并未觉察。这样的悲剧，恰恰就发生在美国传播学的开端，其负面影响直到今天都拂之不去，而且，这本身也是当代传播学边界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
……
传播研究在大西洋两岸的崛起，大约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当时的社会科学，除了经济学以外，也都还起步不久。社会科学正急于从哲学形而上学中摆脱出来，寻找研究人与社会的科学方法。借助这一趋势，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研究的心理学（目前，它在美国的专业目录中确实也属于自然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
……
随着美国安全机构对心理战不断追加的投资，大众传播学迅速发展起来，而大众心理学则迅速成为这些研究项目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国防部、情报署、中央情报局以及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基金会向传播研究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资助。而多数获得这些资助并因此巩固了他们学界地位的学者便是那些运用大众心理学的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的所谓“传播学奠基人”。“如今被界定为美国主流大众传播的学科，其研究重镇得以存续的关键就是心理战项目的资助。心理战项目还是许多所谓传播学奠基人学术生涯的支柱。事实上，‘奠基人’被选择和指认的过程，就是心理战项目的科学资助源源不断供给特定应用型研究项目的过程。”（辛普森，1994/2017：9）无独有偶，笔者也曾经较为情绪化地指出：“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二战期间均曾经为美国军方服务，战争使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用特别不中听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美国政府的御用文人。”（胡翼青，2012：206）
……
……
所以不能无视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后美国传播学传入中国时，我们一度把这种高度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当作是科学来看待，而且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有市场。然而，我们必须直面这一事实，美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不仅不是科学，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而且它甚至不是关于传播的知识，而只是如何通过传播进行心理控制的知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要求我们重新评估美国传播学的价值。
本文可在《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查看全文，敬请读者关注。
来源：批判传播学
编辑：晓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21 22:57
【案例】在乌镇谈全媒体传播，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提出三个关键判断
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致辞
10月21日，由人民日报社主办，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承办，中国传媒大学、腾讯公司协办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媒体融合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发表了题为“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致辞。以下为致辞全文：
众所周知，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传播格局深刻变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移动应用、社交媒体、问答社区、网络直播、聚合类平台、自媒体公号等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涌现，在更广范围推动着思想、文化、信息的传播和共享，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正在重塑。
在中国，媒体融合既是一场由技术革命带来的媒体转型，更是一场在国家层面谋划和推动的深刻变革。过去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发表重要讲话。今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人民日报社，走进媒体融合发展第一线，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集体学习，他强调要立足形势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媒体深度融合。
人民日报是媒体融合发展的积极探索者、践行者，也是受益者。近年来，我们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打造融合产品，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天的人民日报已经从一张报纸发展成为拥有报、刊、网、端、微、屏等10多种载体，综合覆盖用户超9亿的新型媒体集团。
但是，信息革命方兴未艾，传播技术日新月异，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紧紧抓住信息化机遇，用好信息革命成果，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第一，坚守媒体正道，发挥专业优长。近现代传媒业几百年来，传播主体始终是新闻机构、专业媒体。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潮席卷全球，极大改变了传播格局，可以说是传媒业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视频、客户端、社交媒体等具有跨时空、大容量、开放性、交互性、移动化传播特点，日益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主平台，对传统主流媒体形成冲击；传播门槛空前降低，带来了“万众皆媒”景观，过去由专业媒体人主导的大众传播，已经变为全民参与的传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内容提供者、传播者；海量信息、众声喧哗，也稀释着各类平台内容的专业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受众对专业性需求的降低。相反，对海量信息的筛选、判断与解读，更需要专业眼光，更考验主流媒体的专业能力。当网络媒体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主流媒体要告诉读者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应该怎么看，就是要揭示新闻事实发生发展的原因，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引导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主流媒体的这种专业能力、专业优势，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第二，坚持“内容为王”，赢得竞争优势。对新闻媒体来说，全媒体时代的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要，但内容创新是第一位的，无论传播方式怎样变化，内容生产始终是媒体生存发展的根本。主流媒体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竞争优势。问题在于，全媒体时代，内容生产本身必须创新，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需要以互联网思维，打破内容形态的界限，围绕互联网进行内容生产、分发和产品设计，真正形成依托于互联网的内容生产能力。这种能力，就像由七色光融合而成的阳光一样，不是单一颜色、单一形态的，而是一种融合了思想观点、话语方式、表现形态，易于理解、便于接受，具有较强吸引力、感染力的全新内容生产能力。全媒体传播处处有较量，谁定义新闻事件、谁影响价值判断、谁左右舆论走向、谁占据道义高地，这种话语权的争夺，最终都体现在思想、内容的交流和交锋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主流媒体的内容优势，都不能偏离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个方向。
第三，保持技术敏感，抢占技术高地。技术是媒体融合的发动机和加速器。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传播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传统媒体在技术研发上有短板，但必须保持对新技术的敏感，着力于对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实现内容传播与先进技术的融通共享。人民日报的经验是，加强与各类科技公司、研发机构和商业平台的多维度、多层次合作，可能是主流媒体应对未来技术挑战的恰当路径。以人工智能为例，媒体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过去是人找信息，现在传播变得更聪明，可以实现信息找人，未来可能进入“万物皆媒”时代，信息渠道空前扩展。我们要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各环节，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以优化传播生态，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我们既要建设好主流媒体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又要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QqkRUWo2iugA-VU4YAA1Q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22 20:55
【案例】
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与传播力
>> 主讲人 曼纽尔·卡斯特尔：南加州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 翻译① 曹书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吴璟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戴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卢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统稿 金兼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者按 3月12日，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的终结》）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应邀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了题为“网络社会与传播力”的专题演讲，并回答了与会师生提出的问题。《全球传媒学刊》得到卡斯特尔教授独家授权，对其演讲和问答内容进行了翻译整理，发表以飨读者。为了方便阅读，我们按照卡斯特尔教授的演讲顺序，把内容分为开场白、传播即权力、网络监控与政商权力、网络时代的媒体政治及其合法性危机、一种网络权力观等五部分。最后是问答部分。
【摘要】权力来源于影响力，而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说服，常常需要借助策略性的传播，传播的权力由此产生。传播力是一切权力运作的核心要件。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改变，无不有赖于有效的传播，因此传播本质上是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在特定技术、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利益和价值观争霸和博弈的过程。传播又是天然具有偏向的，具有政治、资本和技术权力优势的一方，总是在这样的博弈中居于有利位置，因此技术赋权并不总是均等的。网络时代的传播力，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和大企业对普通用户个人隐私和使用行为数据日益变本加厉的收集和滥用上，这种监视和用户数据滥权行为，常常以维护国家安全或改善用户使用体验之名行之；另一方面，这种传播力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技术平台和各种内容所构建的日常生活场域，尽管这样的平台具有各种偏向，而网络内容也常常真假难辨，体现了典型的后真相时代的交往实践之特点。在这样的时代，谁拥有作为一种影响力的传播力，谁就拥有这个时代真正的权力，从定义现象的性质，到推动变革的方向。
【关键词】 权力，传播力，网络社会，监控，媒体政治，网络权力观
一、开场白 我总是十分享受置身学术环境中的那份自在和快乐。我16岁进入巴塞罗那大学就读，从此再未离开过大学。学术界就是我的世界。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清华大学是我非常尊敬的一所高校，十五年前我就在这里做过讲座。
刚才在主持人对我的介绍中，提及了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这个词，请允许我就此多说两句。我不相信学科这种东西，我不相信学科之间是彼此割裂的。正如福柯所认为的，学科（discipline）就是规训：它是权威，是科层制，不是智识工作。所有真正的科学，例如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社会科学，都是跨学科的。我喜欢传播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因此在这里，来自任何一个学科的人都会有某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至少在我是这样的。
顺便说个小逸事。当我去加州大学时，起初是作为传播学院的讲席教授的。但因为所有的院系都希望我成为它们中的一员，所以我被大学当局任命为“大学教授”，即意味着我可以在任何院系和班级教书。我说好。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校长，说我现在决定要去医学院教外科手术了。对方大惊失色，说你不是认真的吧！我说，您不是说我可以在任何学院的任何学科任教吗？这当然只是一个玩笑。我明白，跨学科也是有其限度的。但在我们这个领域，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传播学，我觉得没有边界。我们可以公开讨论你的感觉或理解，在说话之前不必特别考虑这是建筑学领域还是计算机科学，抑或是社会学或传播学的角度。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于权力。我一生从事过很多研究，包括城市研究、规划、建筑、经济学、国际关系和社会传播，看起来是很多不同的主题，但其实我只研究一个东西——权力。权力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形式。我研究社会各个层面上所行使的权力，并最终在过去十年得出结论：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这就是我加入你们这个研究领域（即传播学）的深层次的学术原因。
二、传播即权力 传播即权力。唯有通过传播，权力方得以行使。为什么？因为权力在我们的头脑中以及头脑间的传播，就是其实践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我们如何思考和传播，乃是权力运作的核心。这是我的基本观察。
贵院希望我谈谈与传播有关的权力，特别是在赛博空间转型语境下的传播权力问题。关于赛博空间，我更习惯叫它因特网，或者网络（network），但都一样。权力关系在我们所思所为的每一件事中都是最基础性的：它是社会的基因，是所有社会的遗传密码。为什么？因为任何掌权者都会基于自己的利益来设计社会中的制度和法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些掌权之人，建构起制度和社会规范，权力由此得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行使。一直以来，事情都是这样。谁掌权谁就是社会的基模（matrix）。只有通过理解谁在掌权，谁的利益和价值观在主导，我们才能理解社会各个层面的逻辑。
然而，有关权力的有趣之处在于，同时存在着反权力。纵观历史，但凡有权力统治的地方，总有以反权力形式存在的对宰制的反抗。我非常喜欢福柯，对我来说他是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但是福柯只研究真正的权力，也即权力如何带来统治。但如果历史只有统治的话，那将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历史是由统治和反统治构成的。所有的社会、体制和我们的生活，都在统治和反统治、权力和反权力的互动中进化发展。问题是，谁在将权力制度化？谁在主导？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体制中有什么？
我的兴趣点在于理解社会秩序的产生，以及这些社会秩序如何被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所改变。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史以来，权力的实践一直在根本上建立在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之上。因为通过控制信息和传播，就有可能控制我们的思想。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理论上，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是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践的，两种方式以不同的比例组合在一起。经典的说法，一种是通过胁迫（coersion）或暴力的方式，另一种是通过说服和形塑大脑。简言之，权力的实施要么是通过折磨身体，要么是通过塑造思想。
我个人的观察和历史的明证都显示出，塑造思想比折磨肉体更有效。因为，不管系统看起来有多强大，对人们压迫太过，人们便会反弹。但如果人们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统治就能稳定继续。我过去十五年所做的，就是对胁迫和说服以及对两者的抵抗进行实证研究。
说服的过程，通过葛兰西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霸权（hegemony）达成。霸权的意思是，你能按照我的想法去思考，按我的利益去思考。如果我能让你相信这是自然的秩序，那么你将安然接受我所设定的现实结构。
文化霸权在人们心中的特殊构建方式是激活情绪（emotion）。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和脑神经科学家密切合作，其中有一位世界上最顶尖的脑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他的书全世界的人都在读，例如《自我意识的产生》（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他是非常严肃的科学家，从事核磁共振临床研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达马西奥的基本理论是，我们人类的行为从总体上说（而非仅仅在政治层面），并非基于理性（reason），而是基于情绪。他最伟大的书叫《笛卡尔的错误》。他说，事实上并非“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感觉故我在”，这正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基础。你很可能知道，最重要的智力形式是情绪智力或曰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现代智能恰恰是要理解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感觉到的是什么，因为那就是驱动你言行背后的东西。
你并不需要通过解出数学方程式来了解你的生活中应该做哪些合乎逻辑的事情；你只是对自己的感觉做出反应。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反应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跟你说别做这个别做那个，但你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
因此，说服最终基于如何将我们的神经网络和传播网络结合起来。我们是行走的神经网络。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神经网络是个体性的，每个人的神经网络都和别人的不一样。要和其他神经网络，也即其他人沟通，我们就需要使用传播网络。
所以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基于由情绪所驱动的自己的神经网络，通过传播网络，和他人的神经网络相结合。当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发生改变，一切都会改变。这并非是技术决定论，而是因为我们的传播方式对传播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这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要改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迄今为止的思维方式。多亏了神经科学家，我们开始了解我们作为人类是怎样的，也了解到赛博空间的转型，即互联网网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传播和数字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的行使方式和对权力的抵抗。
三、网络监控与政商权力 我将先解释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网络对胁迫的影响。然后我会多花一点时间分析互联网传播对说服的影响。最后我将说明我的权力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 of power）。这是一种新的权力理论，有点复杂。不过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之应该可以理解。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理论，但如果不同意，至少要想明白你为什么不同意。
首先，很快地说一下互联网领域的传播转型与问题间的关系。让我来区分一下，相互冲突的国家机器（apparatuses）的权力关系，也即国家的与非国家的因素，如恐怖分子网络或社会运动。从分析层面上来看，后两者尽管一个可怕，一个有意思，但都非国家因素。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网络的转型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权力斗争有什么关系？
第二，我将尝试考察互联网/网络如何转化成权力，国家权力如何在特定选区操纵（spin）人们的想法。此刻，我不是在谈论说服，而是谈论什么问题最终能呼应于对权力的传统定义，也即权力最终是由国家通过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得以实施的。最终，权力就是暴力，或使用暴力进行恐吓的可能性。这才是根本之所在。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不那么感兴趣，而对更微妙、更有效的权力形式感兴趣的原因。
首先，国家机器之间的权力，需要管理专家和政客们所说的网络战争（cyber war），即用黑客来破坏或用反黑客来保护关键的数字网络，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实践战争的一种方式，这也与破坏或保护一切网络有关。
数字网络组织了整个生活、整个经济、所有的一切。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战争形式，暴力和反暴力，都在那里。这是一场用电力才能破坏网络的战斗。举一个新近的小例子。委内瑞拉目前正处在一场大危机中，因为没有电。这很可能源于美国中情局通过黑客攻击来搞破坏。你想要切断这个国家的电力网，并不需要发射炸弹，而只需从内华达州的沙漠——美国黑客的中心所在地——发起“入侵”。
第二个是关系，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对选区的选民，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监控（surveillance）。监控一直是权力的核心。如何监控每个人，这是人类形成社会伊始就面临的问题。现在跟以前的区别在于，世界完全数字化了，监控就可以变得非常有效。所有政府都这样。在美国，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在被监控中。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可以监听我们的电话，或拦截我们的信息，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世界里。我们做的一切都数字化了。特别是数字注册和登记。最重要的数字化信息来源是什么？信用卡。因为你的信用卡是你做一切事情、进行支付的记录。如果你一直用现金支付，你会引起警察注意，因为这意味着你在隐瞒什么。有一个术语，我们称之为数字排放（digital exhaust）。数字排放意味着，一切都被数字化了。有人认真做过计算，发现地球上97%的信息是数字化的。如果信息被数字化了，那么通过任何数字网络都可以访问到它。因此，只要组织监控，控制数字排放，就可以了。再没有私密情感或隐私，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被监控起来。监控如此神速，如此有效，我们根本无法逃脱。
所以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一个“好人”，不是吗？如果我们是善良的好公民，就没有问题。有什么能保护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在想什么吗？没有。
从历史上来看，在“9·11”纽约恐怖袭击之后，大规模监控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是全世界最复杂、最重要的监控机构。因为我们必须了解恐怖分子或潜在的恐怖分子在准备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监控恐怖分子。但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恐怖分子呢？这就像大海捞针一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针在哪里。既然如此，那就给我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通过监控和计算系统，我自将计算出地球上每个人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在“9·11”之后，基于这样的逻辑的监控系统就在美国建立起来，并很快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监控机构建立起联系。在这个全球监控体系中，所有东西都联结在了一起。
隐私和监控有关的第三层是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所有的公司都参与其中，但最主要的是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拥有我们的所有数据。在座各位或许觉得谷歌并没有你的数据。你可以为之感到庆幸吗？别忘了，百度有你的数据。
这些互联网公司忠实实践了当年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创始人Scott McNealy的说法。他在1999年推出一个新的程序时说，互联网世界中还会有隐私？休想。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隐私了。我们住在互联网上。互联网公司开启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我最近深入研究的东西，我称之为数据资本主义。
在硅谷，你不用为使用各种网络服务付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支付”的是我们使用这些服务所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公司用于定向广告。销售数据是一桩全球性生意。大家都知道，谷歌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它90%的利润都来自他们称之为广告的收入。但这并不只是广告，他们实际上售卖的，是用户数据。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在互联网公司那里没有隐私可言。这种因为使用服务而产生的数据，和政府监控不一样。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监控，出于商业利益的监控，以不同方式行使权力——向消费者行使权力。但除此之外，经验表明，互联网公司也没什么不同，并非与政府毫无关联。
事实上，所有互联网公司都与政府有复杂的关系。它们当然不是情报机关，不为政府服务。但它们会在一定条件下交换可以交换的东西，例如数据、信息等。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的呢？我在这里说的所有事情都来自于经验，来自于观察。我不是在创造某种神秘研究。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斯诺登文件，你们记得吗？斯诺登主要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他很惊恐地发现，政府在监控美国公民甚至全世界公民。他拿走了所有信息，获取了所有显示国安局正在做什么的信息，准备找一种方式间接地公布出来。但在他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他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被发现。他本来的计划是飞去玻利维亚，一个政府会保护权利、谴责大国操控的美好国家。但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就跳上了能赶上的第一架飞机，去了中国香港。但中国不想和美国公开作对，于是就给了他一张去莫斯科的票。
这样一来，俄罗斯人拿走了一切信息。现在斯诺登和女朋友一起住在莫斯科，他很可能在为俄罗斯监控机构工作。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已经确知美国国安局对民众进行监控这件事。美国国安局也从来没有否认过监控这件事。他们只是决定，一定要抓住这个人。
听起来像是一部电影。的确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素材，不过是一个纪录片。
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同形式的经验研究。其中一种形式是把人们提供的信息记录下来，不然你就不会有这些信息。所以从分析的角度来说，通过大规模、系统的全面监视，网络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以及从事互联网破坏与保护的国家机器对于世界人口和各种进程的强制性权力控制。你们觉得在中国受到网络监视吗？坏消息是，你们的确受到监视；好消息是，你们并不比世界上的其他人受到更多监视。人人都在被监视着。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互联网公司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他们没有为监视机关服务，但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博弈和妥协。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不尊重各种消费者隐私保护法；另一方面，他们将消费者产生的信息拿来和政府进行博弈，就像斯诺登文件里记录的那样。
四、网络时代的媒体政治 及其合法性危机 我今天讲座的核心是劝服与劝服在今天互联网络背景下的发生机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主要基于我对所谓自由民主政权的观察。这个分析框架可以用于其他情景。首先，我将主要关注政治进程，然后再谈论其他进程。
在我们的世界里，政治归根结底是媒体政治。为什么？因为媒体不报道、人们不关注的东西就意味着不存在。不在媒体上的东西就是人们看不见的。所以只有通过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你才有可能知道它是不是好的，你会不会喜欢。我们正意识到，政治斗争就是媒体政治。没有脱离媒体的政治，但我可能需要谈一下大众传播空间。大众传播是能够接触大众的传播，也就是所有人。如果政治是媒体政治，那么进行政治斗争的根本途径就是将政治个人化，或者说对个体的利用。
为什么？
因为重要的是让一个简单有效的信息在大众媒体或通过大众传播网络进行传达。
而最简单的信息是一个人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是那种领导人戴什么颜色的领带这样的简单形象，而是向大众投射的一种尽可能形象化以至于成为肉身代表的理念、纲领、承诺。形象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信任。人们不会因为相信一项纲领或承诺而在政治上作出反映。从经验上讲，事实也不是如此。
实际上，我的一些研究中，即使是政治顾问和政治操作者，他们也告诉我，没有人会读政治纲领，也就是政治选举纲领，甚至这些写纲领的人也不读，因为他们只读自己写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被放在一边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纲领不只是纲领，纲领是形象，是民意调查反映的可能受欢迎的内容。因此，最重要的是人们是否信任，不是相信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去阅读的纲领，而是相信说着话的那个人的形象。不是对某一刻他所说内容的相信，而是对这整个人的信任。他可靠吗？是个我可以信赖的人吗？
因此，人与被投射的领袖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关联的根本形态，因此也是政治斗争的根本形态。媒介政治造成政治的个人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各国的政治斗争分别是什么形态？是摧毁个体、摧毁某个候选人或某种形象、不支持哪种形象、不支持哪个候选人，摧毁其他人。各国摧毁个人化的方式就是这本叫《政治丑闻》的书所分析、概念化的丑闻政治。这本书来自也许称得上是英国最好的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这本书里揭示了一种机制，当中的每个人都在尽力制造针对另一位领导人的丑闻。我不想对中国政治有太多评论。我只想说我们此处谈论的是选举政治。但在中国，这往往体现为政党内部斗争，例如谴责某市市长贪污，是另一种形态的丑闻政治。
丑闻政治非常有效，因为丑闻会摧毁信任。丑闻政治通过混合真实达到其目的。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不想让人知道。所以真实信息、半真半假的信息，操控信息或者展示其他一些信息——这些是技术。实际上，这已经是一门生意。世界充满成千上万的专业政治操作者，专门从事这种被叫作反对派研究的生意，为政党、意识形态、国家等所有付钱的顾客工作，通常跨国运作。实际上，叶利钦时期以及叶利钦下台后俄罗斯选举的一些关键节点，都是由从事反对派研究的美国跨国公司顾问操作的。
有许多赚够钱退休的人会写书，当中很多是很好的书。其中一本书提到我们称之为反对性研究（oppositional research）的含义：其核心内容是如何没有底线地摧毁一个人。
当然，光炮制信息是不够的，你必须要使其进入媒体。必须向媒体泄露，贿赂一些记者，买通一些舆论制造者，必须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整个过程非常昂贵。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政治，一种通过对所谓信息的建构、伪造和误传实现的政治。这种操作的代价很大，以至于任何政党都无法以合法方式资助这种政治。
那他们怎么做？他们非法资助所有政党。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所有重要政党都在非法资助政治，因此他们都容易受到丑闻政治的影响。这样你就能看到联系了：为了操纵丑闻政治，你必须非法资助；但你做的非法事情就会暴露在丑闻政治中。这种政治形态的积聚已经系统化地破坏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信誉。这一次是这个政党，下一次就是其他政党。但某位领导人、某个政党被摧毁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似乎每个人都卷入其中。每个人都准备了足够的黑料以防其他人的相同攻击。一切都是肮脏政治。因此，虽然实际倒下的是特定领导人或特定政党，但在公众心中倒下的是所有人。一轮又一轮选举，所有政党、所有领袖都同时倒下。一段时间后，所有人的政治信誉都被破坏。这正是导致我们称为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以数据举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公民都认为自己的政府不民主，这里指的是所有国家。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西欧等国，有75%的人持这种看法。坦白地说，在这些事情上，我没有关于中国的可靠数据。即便如此，我想说，一些的确存在的数据表明，中国比西方世界展现了更多的合法性。我对此持谨慎态度。但国际民意调查组织的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公民对自己的政府不那么挑剔。他们对此有三种解释：一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二是农村地区没有被纳入政治中来，这也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之所在；第三点就是民族主义。
出于对屈辱的抵抗，中国一直都有充分理由是一个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屈辱是关键的情绪。即使中国政府存在种种问题，许多中国人脑海中仍然认为中国是饱受日本等西方国家凌辱的国家。单纯用操纵的概念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民众不那么质疑政府。这很复杂。
但总体而言，根据盖洛普、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等所有可靠信源，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人不认为他们得到了民主治理，不相信他们的政府、政客，也不相信各种职业的名声。当你列出一份职业名单，比最差劲还要差劲的就是政客。政客位于最底端。实际上，十年前意大利曾做过一次信任度调研，结果发现黑手党和妓女比政客得分更高。为什么？人们说，至少黑手党和妓女说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全世界都没有合法性，一个国家都没有。即使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清廉著称的国家，它们清廉政治的名声也在迅速恶化。虽然仍有大约49%或50%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信他们的民主，但是这只是一半的人。曾经这个数字是75%或80%。所有这些分析和数据在我三个月前刚由政治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破裂》（Rupture）中都可以找到。本书采用了一种新的出版方式，和以前我通常在书里放几百张表的方式不同。这次我用互联网出版的方式。这本120页的书有一个联结到所有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和分析的网址链接。这样就不用看纸质书了。今后我都会以这种方式出版我的书。数据都在那里，当你找到政治出版社出版的《破裂》，就能看到这个网址链接，找到所有数据、索引、统计资料、文献记录等。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有关所有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这不仅仅只是观点，而是现实。我的观察表明，这场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政治形态，它与一种新的网络形态相联系。这是世界主要政治变革的根源。特朗普能当选就是这个原因。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在美国选民看来，所有一切都是腐败的。他们只相信一个总是指责他国、表达自己想法的人，而不在乎他是谁、有没有性别歧视或者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就这样成了他们的选择。
英国脱欧、欧盟危机，还有极权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崛起。在伟大的民主欧洲——匈牙利，新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是极右翼分子；在意大利，新组建的政府情况很复杂，它一半成员都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情绪，新政府与所有传统政党并无半点关联。这很关键。
各国的传统政党都倒下了。政治系统在十年内就已经因为我说的这些问题发生转变。意大利新政府中掌握权力最大的强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就是个极右翼分子，公开引用墨索里尼的言论。这里可是意大利，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体。
新纳粹党在（欧洲）各地崛起，从西班牙、瑞典到（欧陆）各地，占据12%到20%的选票区间。新纳粹党完全是按照我所描述的路线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一项服务，不仅是民调，而是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正在瓦解民主政治系统。
我们可以批评自由民主，但是这个具有一定逻辑和组织形式的体系正在死去，更不必说在拉丁美洲、亚洲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这就是制度化后的权力逻辑所引发的情况。信息就这样和政治产生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已经出现在制度化系统之外寻求新的秩序的新运动形态。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网络社会运动。网络社会运动是一种在互联网上组织并爆发的运动。当然，人们会走上街头，会和政治机构开战。我的一本在中国还未出版的书《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它基于不同国家案例的研究分析和理论建构表达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是，这些新形态的社会运动利用互联网打破了大众传播的垄断，突破了传统媒介对传播的控制。
这里出现的一个美好的主题是，传统政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大众媒体是这种统治的组织力量，现在它们失去了合法性，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它们。然而现在有了互联网自由，各种社会运动在更大程度上被中介化。这正是通向自由的工具。但是这听起来有点像技术乌托邦主义，因为显然互联网并不只是会产生好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主义、女性主义、社会变革运动。所有运动都可能产生。所有人都在网络社会里，国家和政府，包括肮脏的政府也在社会网络里传播虚假信息、假新闻或造谣。假新闻过去被称为错误新闻，现在叫假新闻，是新闻的误报。政府在这么做，但每个人也都在这么做。
互联网社会网络是自由交流空间，本质上是所有人的自由表达。但我们人类并不总是很善良的，历史经验上我倾向于认同霍布斯和罗素：作为人类或个体，我们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我们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坏的。这些都反映在互联网上。对我来说，互联网最好的功能就是它是一面镜子。作为人类，我们不能再继续欺骗自己。互联网准确地说出了我们是谁：我们不一定是好人。我们破坏自然的方式，我们虐待动物的方式，我们是在很多方面非常可怕的物种。但我们还是得为它辩护，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当然不会去自杀，但是如果我们不停手的话，这些事情就会继续发生。所有这些都在互联网上。因此，我对互联网作为民主自由空间的假设，已经被否定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当事实否定理论的时候，你不会拒绝事实，你拒绝理论。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努力做的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现在，这些问题导致了目前无处不在的演绎。所有这些民主、自由主义等的灾难都与假新闻有关。假新闻就是问题的中心。所有美国、欧洲媒体都在纠结如何控制假新闻。但你不可能控制假新闻，因为网络中的一切言论都可能是假新闻。
是的，这些信息中有很多都是完全虚假、捏造的或者事先准备好的，但你怎么打击假新闻？制造你自己的假新闻吗？那会对信誉和合法性造成更深的伤害。现在所有的政客都试图用假新闻来解释面临的这些危机。特朗普当选并不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那些问题，也不是因为美国猖獗的民族主义——反华、反墨西哥情绪。不是这些因素。原因是来自普京的假新闻破坏了希拉里的声誉。
在特朗普获胜这件事上最重要的变数就是种族主义。大多数白人妇女投票反对希拉里，58%的美国白人投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势头并不强是因为少数族裔投票给了希拉里，但也有很多年轻人没有投票给希拉里，因为她代表建制派。像希拉里这样的民主党传统政治人物，在投票给特朗普的时髦选民面前，并没有未来。
民主党中的左翼人士是那些在上一次选举中说要选举民主党人的人。我已经通过实证证明了假消息的存在。俄罗斯干涉了美国大选。这很明显，有很多证据证明特朗普得到了明确支持，而且他知道是普京派来的特工，这毫无疑问。但那不是选举的决定性部分。关键在于我说的这些情况，即人们只投票给他们认可的人。假新闻加速增长，的确造成了更多问题，但它不是原因而是起到激化作用。
英国脱欧也是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研究显示，英国脱欧的决定在公投前两年就已经作出了，但在当时没有在网络社会中讨论。再例如巴西所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拉丁美洲的重大变革。巴西之于拉美就像中国之于世界。新总统博索纳罗公开声称要重回军政府。他以60%的支持率取胜。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巴西政治系统所有党派的腐败有关，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腐败问题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一场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运动的工具。这一次，这场运动不是由俄罗斯人资助，而是美国人。美国亿万富翁、极端右翼科赫兄弟资助了巴西自由化运动。对社会网络的合法性而言非常关键，这些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同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促成了博索纳罗的胜利。但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而且与巴西国家腐败有关。
为什么我说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失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社交网络上发生的是，人们进入社会网络，阅读信息。人们对待社会网络的方式和传统大众媒体的方式一样——人们只会关注自己相信的事。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是，人们不是为了被告知而使用媒体或网络新媒体，而是进行自我确认。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社交媒体网络中的信息偏差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呢？人们去社交网络中看资讯，他们在社交网络里所做的，与他们在大众媒体上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们仅仅追随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根据Fraser最近的研究，看福克斯新闻的那些人从来不看国家公共电视。我们处在社会和传播的沉默中，这些精彩的概念解释了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可选择的信息获取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可能性，而人们选择使用特定的媒体，只是为了自我满足。人们具有感觉和情绪；正是这些情绪，决定着哪些信息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因此，当人们在社交网络中发布假新闻的时候，阅读这些新闻的人其实是在阅读他们一直所寻求的、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例如，假如媒体发布一条希拉里贪污丑闻，受众们惊呼，这正是我想看的！这里已经很清晰了：社交网络中视频的功能在于形塑人们的意见。传播在根本上形塑了意见，而不是复制具体的信息。大家都忘了其实信息从传者到受者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角色，那便是通讯员（correspondent）。所以，受者所接收到的信息可能并非传者所设想的。这并不复杂，但是这和媒体自己所宣扬的是完全不同的。
五、一种网络权力观 让我来稍作总结。这里所介绍的是一些和我的网络理论相关的内容。我所讲的关于网络社会的内容，听起来像是从国家政权角度来分析的。实则不然，我其实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权力是多元化的，权力关系组织起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方面讲，我非常支持福柯，我也支持权力—反权力的观点。权力是一种实践吗？从国家（state）角度讲，是的。在金融网络中的实践，通过市场和经济的逻辑，决定着人们作为消费者或劳动者的生活。同时，这也是文化的实践，主流文化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创造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目的。我想大家都熟悉谷歌的主席所说的，技术就是G—A—F—A，也就是Google，Apple，Facebook和Amazon。Amazon是互联网资本中排名世界第一的企业，目前已经超越Google了。Amazon的市场服务无所不在。这四家互联网企业正在实践着巨大的技术权力。Google打入欧洲市场后，欧盟试图对其垄断行为进行管治。但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里用的是百度。中国想要创造一个不同的互联网。但是在中国之外，谷歌统治了一切，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试图遏制这种垄断。上次我去柏林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讲如何创造一个欧洲自己的谷歌。不仅仅是遏制谷歌，而是为欧洲人创造更多可选择的网络平台。欧盟制裁了谷歌，罚了几百万美元。那又能怎样呢？这对谷歌来说不过是点零花钱罢了。所以上述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一种权力关系。权力是多元的。然而，国家政权还是政权，能够决定权力的标准，每个国家都是。例如，2008—2010年的经济危机中，金融系统彻底崩坍了。欧盟通过财政救助了瑞士的多家银行，才防止它们全部破产，政权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国家政权一直都在那里，例如各国政府合作共同签署协议来防止气候变化，也只有各国政府有这样的权力，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个人。国家政权一直都是权力的标准形式，特别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但是什么是多元层面的权力呢？权力关系自我扩张的关键是什么？权力关系又是如何实践（practice）的？首先，能力的分配取决于网络规模和行动（performance）的目标。例如，全球金融网络通过计算机连在一起，而金融市场的分配取决于行动的目标。所以金融权力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特别的规则（rules）。当地的银行被分配给全球市场并参与其中的竞争，这就是在网络中实践权力的一种过程。此外，技术标准的分配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场。目前5G是世界科技竞争中最大的战场，谁掌握了这个技术谁就将在未来占有更多优势。华为现在在欧洲市场投放5G，但是很多美国的公司也在竞争，背后有着巨大的技术权力关系。现在，内容生产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场。电影都通过社交媒体而不是传统媒体进行推广。著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对今年获得了奥斯卡大奖的《罗马》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在流媒体Netflix上推广的电影，不应该来奥斯卡参加评选。但《罗马》之所以能成功，仅仅因为导演是墨西哥人吗？不是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这是Netflix的成功，Netflix成为好莱坞的巨大威胁。社交媒体正在消解文化战场上的霸权力量。因此，这里的核心观点是，谁能够形塑网络中的意见，谁就拥有权力。但是，网络之间并不是平行存在的。而在网络中，运作权力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转换（switching）网络，去看金融网络如何与媒体网络联系在一起，媒体网络如何与政治网络联系在一起，技术网络又是如何与文化网络相联系的。因此，转换是不同网络之间的连接或者分离。在网络中实践权力的人是行动者（actors），所有网络中的权力分配都是由行动者，或者人来决定的。
但是，人们在其中扮演的并不是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的角色，资本也仅仅只是权力的一种。权力是执行者（programmers）所进行的一种实践，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转换者（switchers），他们连接着不同的网络。例如我几年前和学生一起写了篇论文来分析默多克就是一个转换政治网络与金融网络乃至媒体网络的行动者。这些人与特定的社会网络相关联，并与欧洲的极右翼势力以及天主教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教皇。这些右翼势力在罗马附近一百多公里处组织了一个大本营，一同来对抗方济各教皇和欧盟，他们还给几百名右翼分子以及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提供训练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是转换者，是存在于我们的权力实践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变迁也是同样的道理，即重新建构社会网络，重新执行社会程序（program）。例如，假如你像计算公司的金融价值那样来评估生态价值，那么你就在重新建构金融网络。如果我们从政治网络的角度来介绍女性主义，我们也在重新将一些新的细节引入政治网络中。因此，网络社会中的斗争是支配力量借助新的组织机构来进行的，在其中有多元语言的作用以及社会变迁和系统的力量，从而转换了不同社会网络中的权力。
问答部分 李强②：现在大家都在使用智能手机，微信在中国非常普及，所以大家现在都能使用手机沟通。这改变了传统权力的格局，而且这样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和互联网公司之间存在多少种不同的关系呢？
卡斯特尔：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首先，中国的例子很特别，但是所有国家都很特别。我们都生活在网络社会，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由于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工业社会，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基于工业能源的。但是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它们与不同的社会组织相勾连。在网络社会中，我们需要了解，在任何地区，我们都处在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逻辑中。所以确实存在中国特色。但是西班牙有没有西班牙特色呢？美国是否也有美国特色？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正是目前西方很多盛行的理论存在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被记者们广为接受。Thomas Friedman曾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系列文章，叫作《世界是平的》。世界并不是平的。尤其“冷战”之后，这个概念可能是错的。我们身处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美国人。中国是不是中央集权或中心化（centralized）的国家呢？是的！但是别忘了，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权力极度中心化的。西班牙也体现出这个特点，特别是在历史某段时间内，直到1978年才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之前的五个世纪，西班牙都是等级森严的，之后变成了独裁政权，这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中心的官僚体制的国家。所以在中心化的道路上，中国并不孤独。
但是我们进一步想，其实网络是去中心化的。人们对于数字网络的认知存在一些偏差，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和网络是同一回事吗？我认为不是。因为从社会的角度讲，我们所说的网络，是一种信息和传播的去中心化，其中有多种信息和意见。这正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你们有着中心化的信息，因为数字网络的发展，很多在数字网络里的东西都可以去中心化地连接在一起。但与此同时，传播变得去中心化了。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联系，这便是传播的去中心化。而且数字网络中还存在多元的文化和态度。目前有两个动向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涉及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传播的去中心化为公民社会中的人们在信息方面各取所需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个人的价值更加受到关注。而另外一方面，一场战役也开始打响了。其中不仅仅只依靠技术，我的假设是，主张权力关系应改变的一方有非常大的获胜可能。传播网络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很大空间。不过这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人们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或者不能，那也没关系。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是中国特有的吗？我认为不是！个中原因并不是中国文化，因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城市中并不存在这些现象。所以，信息变得中心化了，但传播变得去中心化了，因为各方需求的表达方式也更加多元。但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让社会具有能够满足这些人需求的能力。因此，谁都不能取代谁，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府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从来不讨论未来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尊重现在的人们，因为人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而且几乎每个对未来的预测都是错的。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我相信互联网能够改变未来。政府和互联网公司总是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现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发生的是，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受到政府的影响。这些跨国公司比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有的甚至就是政府所有的公司。那么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公司能够在法律和经济层面上会被政府所控制，或者不被控制？我想说中国的情况很不同，在这里政府对公司的影响更为重要。这是我的猜测，严格说来，我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公司，还是俄罗斯的公司，或者在新加坡的，都不能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运行。在其他地区，这些国有公司通常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能力来影响政府，而这正是欧盟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在技术的扩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弱小，而公司却有着巨大的技术权力。所以他们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控制这些社会运动。我看到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意图，因为法国政府试图去管制一些法国企业。但同时也存在其他问题，在欧盟国家也有很多美国企业。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很成熟，在建立科技联盟的同时建立相关的监管部门。意大利也开始采取了相关措施，现在欧盟也开始组建很多相关的机构，这也是用来管制美国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的一种办法。这是一个开放的联盟，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
毛其智③：在刚才的演讲中，您提到自己对未来不甚关注。作为城市规划学者，我们非常注重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在未来能够采取的行动。我希望结合一个例子来为我的问题做铺垫，去年12月份我曾造访巴塞罗那（Barcelona），发现150余年前的城市规划依然可以让今天的巴塞罗那葆有活力。反观北京，北京的城市规划面临着包括住房问题、污染问题、交通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可以部分归结为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尤其是希望流入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目前，北京市政府的战略规划是扩展城市区域，主要包括建设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期待这两块城市“侧翼”可以和中心城市保持协调发展，疏解部分压力。在中国，雄安新区往往被称为“千年大计”，与“中国梦”息息相关，蕴含着政府和整个社会对未来的向往。您认为如果不考虑未来的种种可能，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城市规划？未来数年的城市发展应该依循怎样的原则？
卡斯特尔：我认为我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未来学家执着探索的问题。城市规划学家与未来学家不同，他们希望决定未来“应该”发生什么，并且会尽力让愿景成真。城市规划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重要，我认同您所说，城市发展需要结合对于未来的想象。我首先要提出的是，城市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价值观念。原则应该是由城市居民来商定的，城市规划学家需要努力了解居民的想法，并且尽力促成居民之间的讨论，以探寻居民对于“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共识。目前的城市规划存在着一些欠妥之处，我希望给出一个亲身经历予以说明：若干年前，我在一位知名城市规划专家的陪同下游览北京，这位规划专家当时指出北京希望控制外来人口流入来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我认为这一控制人口流动的手段可能并不妥当，世界各地都存在人口流动现象，这绝非外在干预力量所能禁止。因此，对于城市人口过多的现象，我建议城市规划学家借用合理的疏导政策来引导人口流动，而非禁止人口流动。此外，对于城市化问题，我也想给出自己的判断，我认为理想的城市化并非实现所有区域的完全城市化，而更应该强调各个区域的功能连接和协同，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显示，互联网并没有使人们彼此疏离；相反，在很多公共议题的讨论上，个体可以借助互联网彼此连接，通过互联网技术，人们可以更好地进行沟通、了解彼此、表达观点。顺着这一思路，我认为城市规划学者所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即是依靠科技和想象来制定合乎价值理念的、遵循人本精神的、尊重不同文化的战略规划。最后，我还想强调，技术并不能用来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例如，自动驾驶技术目前发展得如火如荼，我们希望利用自动驾驶技术来规避人工驾驶造成的交通拥堵，不幸的是这一技术带来了新一轮的交通堵塞问题。这一事例意在说明技术发展所实现的结果可能并不与原先设定的目标完全契合。我的一位博士生在越南胡志明市利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城市交通规划展开探索，她发现越南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与西方社会存在诸多差异，一些交通规划模型和经验并不能直接从某些国家移植至另一些国家，也就是说城市规划的逻辑有其独特之处，一些规划问题绝非单纯地依赖技术模型或既有经验所能解决。只有通过对城市进行深入探索，实现真正了解，才能设计出最合理的规划方案。
崔保国④：25年前，我初读卡斯特尔教授的著作The Information City（《信息城市》），之后我阅读了您的另一本著作The Network Society（《网络社会》），这两本书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深有启发。我的问题关乎细节，即“network society”（网络社会）和“cyberspace”（网络空间）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卡斯特尔：以“cyber”为前缀的词在近年来非常流行，人们愿意把它加注在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您所提问的两个词汇都是对如今社会的形象描述。在网络社会之前，我撰写的《信息城市》强调了“信息”作为一项关键要素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信息在每个社会场景中都至关重要，信息与知识是各个社会和权力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与信息这一要素密切相关的新信息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诸多社会单元与信息科技进行着密切交互，包括商业组织、媒体组织等。因此，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连接并非一个新现象，我在相关研究中亦没有单纯使用“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而更加强调“网络社会的崛起”（rise of network society），其原因不难理解，譬如在场的听众都在使用微信，每个人都在微信平台上延展自己的交际网络，进行着信息的传播与接收，网络特质和连接现象在当下社会愈发明显。我当时提出的“网络社会”相当于一种预言式概括，而当下的种种现象证明我当时的预言基本成真。
党安荣⑤：我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研究者，密切关注新科技在城市规划中所发挥的作用。您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每个人都身处各式各样的网络之中，但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行动者是人类自身而非其他。可以明显看到，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甚为迅速，智能体在一些任务的表现上强于人类，您认为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吗？
卡斯特尔：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具备卓越能力，尤其是在信息存储和知识学习方面胜于人类，且很多人工智能产品能适应不同的作业场景。诸如神经网络等技术的飞跃式进步开辟了新的技术前景，促使人们对未来展开更加丰富的想象。以教育为例，互联网平台上的信息可谓浩瀚，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去互联网上检索信息，但是在组织信息、使用信息、赋予信息意义等任务上，只有人类方可胜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更加深入思考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比如自动驾驶汽车目前被诸多公司推广，万一自动驾驶汽车卷入交通事故，那么责任主体应该是谁？是研发公司、汽车购买者，还是汽车自身？这时候尤其需要意识到人工智能并不能脱离人类而存在，人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掌控人工智能技术，并且考虑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和现实效应，以及如何对后果进行稳妥的处理。换言之，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应对框架。再者，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无法脱离多元知识的支持，这些知识中同样包含来自社会科学的见解。人工智能技术需要依赖人类的知识驱动才能获得进步，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更好地维持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最后，以比特币为例，比特币网络囊括所有比特币交易者，但做出行为决策和进行实际操作的仍然是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也即人类自身，个体需要决定是否实施买卖行为，技术并不能为个体代言。以上的例子为我的观点提供了基础，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乃至所有技术，都无法脱离人类而存在，尽管技术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技术无法脱离人类而独自发展。从本质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并不会凌驾于人类之上。
黄骏⑥：智慧城市是如今的热门概念，您认为建设理想智慧城市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卡斯特尔：智慧城市首先是一个市场学的内容，它背后隐藏着诸多要素，围绕着市民、规划者、行政机构而展开。智慧城市旨在利用先进科技来促进市民生活改善，达成更优质的城市规划，最终目的是让市民在城市空间中更好地生活。智慧城市离不开智慧型政府的支持，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这项工程需要城市规划者不断吸收最新的信息科技知识，并运用多元技术工具来改善市民生活。以污染问题作为例证，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里，解决污染问题的措施是限制汽车牌照发放，并通过限号方式来限制既有私家车的出行。这是一项智慧的决定吗？放在北京，我认为这一决定较为合理，但是放在拉丁美洲，答案就不一定了。在拉丁美洲国家，私家车销售和出行属于市场行为，较少受到行政管控，许多家庭都拥有两辆汽车。当下的我们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城市并追求智慧城市建设，因为我们拥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技术和管理手段，但是智慧城市所倡导的运用新技术更好地管理城市需要落脚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与现实需求做出紧密结合。
注 释 ①这里译者按四位老师所担任翻译部分的先后顺序排列。 ②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③毛其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④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⑤党安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⑥黄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WSGkM9JhW8GA6AUxz36Kw 编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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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24 16:42
标题: Physics Reports 网络传播动力学前沿综述：共演化传播网络
导语
病毒的流行、创新产品的推广、观点的传递都是在不同网络上的形形色色的传播现象，既存在着现象后的不同起因和特征，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共通的演化机理。今年8月，Physics Reports 发表了长篇综述，全面介绍了对复杂网络上共演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本文将详细解读这篇综述的主要内容。
现实社会中的计算机病毒传播、流行病传播、信息扩散、创新产品推广和金融风险扩散都可以描述为“网络传播动力学”。科学家们致力于揭示它们的传播机制与规律，分析它们何时爆发、传播范围，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预警与防控措施。分析上述问题对我们的现实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政府而言，可以感知当前的舆情和疫情态势，从而采取措施来控制网络舆情和大规模流行病的爆发；对于网络电商而言，可以采取个性化推荐策略来营销产品；对于金融系统而言，可以预警早期金融风险，进而采取措施防止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
论文题目：Coevolution spreading in complex networks
网络传播动力学吸引了来自物理学、网络空间安全、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和数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利用自己所在领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上述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事实上，这些网络传播并非独立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是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形成了共演化传播动力学。例如，WNCRY勒索病毒在传播的同时，关于其解决方案和预防措施的信息也在快速扩散，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经济损失；由于HIV患者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损坏，他们更容易被其他传染病性疾病感染。科学家们对共演化传播现象、演化斑图和临界现象已经做出了一些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如系统会呈现出共存阈值、一级相变和磁滞回线等。
根据共演化传播研究的对象差异性，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共演化生物传播（Coevolution of biological contagions）、共演化社会传播（Coevolution of social contagions）、意识—流行病传播（Coevolution of awareness diffusion and epidemic spreading）和资源—流行病传播（Coevolution of resource diffusion and epidemic spreading）四大类。
1. 共演化生物传播
实证研究表明，计算机病毒、流行病和信息传播大多可以刻画为生物传播，即个体之间的单次接触可触发感染。其中，经典的SIS、SIR和CP模型都是生物传播的典型模型。对于复杂网络上的单个生物传播，系统总是呈现出连续的二级相变，且爆发阈值和临界现象与网络拓扑结构密切相关。为定量地刻画传播动力学过程，学者们提出了一些经典理论方法，如异质平均场、淬火平均场、动态信息传递、点对近似、边渗流理论等。总体来讲，动态信息传递方法总能很好地刻画传播，但对于无关联局部树形网络，异质平均场、边渗流、边划分方法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对于两个生物传播相继在复杂网络上传播，前者免疫后者时，系统会存在共存相，即两个流行病会同时爆发，且共存阈值高于第一个流行病的爆发阈值。当两个流行病同时传播且存在抑制作用时，学者们发现共存相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当两个流行病存同时传播且存在协同作用时，系统可能出现非连续相变或磁滞回线，且受到网络纬度和传播动力学的影响。
图1. ER网络上的协同传播
Cai等人提出了两个SIR在网络上的共演化协同传播模型，即节点没有并任何流行病感染时的概率为λ1，若已经感染了一个流行病后，再感染另一个流行病的概率为λ2>λ1。通过大量实验模拟，Cai等人发现系统存在一个混合非连续相变(如图1所示)。对于多个共演化生物传播，流行病簇可能会产生，其临界指数与渗流分形纬度很接近，爆发阈值可在均匀混合网络上解析得到。
2. 共演化社会传播
与生物传播不同的是，社会传播(如行为传播、创新产品等)往往具有社会加强效应，即个体之间的单次接触无法导致传播。这种社会加强效应源于采纳行为传播中具有很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多次确认才能够消除。当引入社会传播在单个社会传播中时，最终传播范围随传播概率呈现出连续或非连续增长，取决于社会加强效应的强度。
图2. 共演化社会传播相变类型判断
此外，系统相变和最终传播范围会受到网络拓扑结构和演化机制的影响。例如，集群系数会促进社会传播。对于两个社会传播相继或同时在网络上传播时，抑制或协同作用可以将系统相变从非连续改变为连续。Liu等人利用分叉理论对相变类型进行了论证，如图2所示。对于多个共演化协同社会传播过程，由于有限精力或记忆导致的竞争，导致不同社会传播流行度的多样性，其协同行为会促进另一个传播过程。
3. 意识—流行病传播
当流行病爆发时，与之相关的流行病意识或信息也会同时在各种社交网络上传播，使得未被感染的个体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防止被流行病感染，进而抑制大规矩流行病爆发的可能。为了定量刻画意识对流行病传播范围的影响，学者们相继研究了不同耦合机制、不同网络结构对其造成的影响。实证来讲，通过分析谷歌趋势和门诊流行病数据，发现意识和流行病传播存在一种非对称耦合作用，即流行病传播促进意识传播，但意识传播抑制流行病传播。
图3. 意识—流行病共演化传播
Funk等人首次分析了单个社交网络上的意识—流行病耦合传播，发现网络结构，如集群系数，会显著影响意识对流行病的抑制作用。对于UAU+SIS传播模型，学者们发现系统存在一个元临界点(metacritical point)，其值与意识传播和网络拓扑结构密切相关。对于SIR+SIR传播模型，系统存在一个最优的意识传播概率，使得流行病的最终传播范围被极大程度地抑制(见图3)。
4. 资源—流行病传播
为了治愈流行病，我们往往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如药品、财力等)。然而，这些资源往往是具有一定限制的，如何优化资源分配才能极大程度地抑制流行病爆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此外，不同的资源分配策略下，系统的相变和临界现象也会受到影响，这更是物理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限制系统总资源时，与经典的流行病传播模型截然不同，流行病会呈现一级相变。
这一临界现象表明，少量的资源匮乏可能导致大规模流行病突然爆发。对于资源和流行病共演化传播模型，即资源量和流行病都随时间而改变，与有限资源类似，若资源产生率较低时也可能会导致系统呈现出一级相变(如图4所示)。此外，个体的不同行为所引发的资源—流行病共演化传播，也将导致不同类型的相变。这些现象取决于资源和流行病传播的演化机制和资源分配策略。
图4. 有限资源控制流行病传播
5. 总结
最后，作者在展望中指出共演化传播仍然有大量有趣的科学问题尚待研究，如数据驱动的共演化传播建模、统一理论框架的提出、早期临界预警、影响力最大化，以及网络结构和人类行为动力学对其影响等问题。
作者： 王伟
来源：智俱乐部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bpqVR7iaLVi8Rq6j__VoQ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1-18 09:50
【案例】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6-8 10:37
曹辛：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是实事求是
在与资讯传播对象之间找到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同样需要抱有基本的实事求是态度和立场。即：首先承认差异，尊重彼此间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间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并在这一前提下，准确地寻找彼此在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进行资讯的国际传播。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目标。
在过去的一周里，中国领导人强调的提高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问题，成为国际舆论几乎持续一周的热点话题之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受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关注，倒是成了一次不错的外宣，甚至可以算是许久不见的“正面报道”。它们对于中方列出的改进方向都是肯定的。中国与西方媒体难得地出现了“一致”。中国领导人的主张获得西方媒体空前一致的肯定说明：至少就当前情况而言，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实现任何目标，都要有个基本前提。笔者曾长期在海内外媒体从事国际资讯传播工作，笔者认为：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前提首先是要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立场，并与被传播对象之间寻找到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非如此，则绝无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实事求是是一切的前提
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最基本前提是：必须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立场，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实事求是的立场意味着，传播出去的资讯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否则就会彻底破坏自己的信誉，“国际传播能力”也就无从谈起。这首先是因为当今世界是个资讯传播发达、资讯爆炸的世界，这造成资讯的来源渠道多，资讯的内容、角度多样，尤其是相互可印证性、可追寻性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实资讯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更不要说去实现“国际传播能力”了。
此外，信息传播规律还告诉我们，一旦传播了不实资讯，你还必须用另一个不实资讯去掩盖前一个不实资讯，否则难以自圆其说，这就是信息传播中常说的：你得不停地用一个谎言去圆前一个谎言，而且很难停下来，由此，你就为自己编织了一条谎言链。在国际资讯传播中，这样的谎言链一旦形成，信誉也就彻底破产，“国际传播能力”也就成了无法完成的目标，“国际话语权”也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可是另一方面，“国际传播能力”不可避免地要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目的，这和“实事求是”原则似乎有所矛盾，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实现平衡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就是中国新闻界曾经流传过的一句名言：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要说假话。
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出于某种原因，或者法律、规则、纪律的限制，有些事情不能说出来，这在全世界都很常见，尤其是笔者有过长期阅历的国外政要访谈，这种情况很常见;但尽管如此，也不要用假话来应对，原因就在于假话的后遗症太多、太大，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让自己陷入用一个谎言去圆前一个谎言、继而为自己编织一条谎言链的尴尬处境。这有时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除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外，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另一条法则是：必须在你与你的传播对象间寻找到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并据此传播你的资讯，尤其是言论式的资讯。在这个意义上讲，切不可鸡同鸭讲，甚至认为“你不听就是你落后”，那将是最大的失败，也是在浪费资源。
做到上述这点，你首先要了解你的传播对象的立场、世界观和认知水平。只有清楚了解到这一点，你才有可能找到你要传播的资讯与他们的差距、以及你们之间的共同点，如此，你们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就找到了，这是传播资讯的基础和前提。
做到上述这一点后，你还需要包装，即：用你的传播对象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和形式，对你的资讯加以包装，再予以传播。
举例来说，当你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时，你不能首先否定这种选举制度本身，因为这是迄今美国多数民众所认可的一种制度，一旦你否认了这一点，你和你的传播对象也就没有认知上的公约数了，必然就无法完成“国际传播能力”的使命。你可以从批评华尔街制度开始，指出华尔街的垄断阻塞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上升空间，但华尔街又在对美国大选施加着毋庸置疑的影响，这就是认识上可能的共同点和公约数，也是别人能接受的资讯传播方式，如此，才能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在与资讯传播对象之间找到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同样需要抱有基本的实事求是态度和立场。即：首先承认差异，尊重彼此间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间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并在这一前提下，准确地寻找彼此在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进行资讯的国际传播。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目标。
此外，资讯传播的平台也很重要，这个平台需要有基本的诚信和公众的接受度，否则断无可能实现“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实现目标的决心已定，可能另起炉灶将是不可回避的选择。
国际舆论战是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的表现形式
与上述话题不可分割的一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客观存在的舆论战和宣传战。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客观事实导致的爆炸性资讯波及其带来的舆论浪潮，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被人为操纵而发起的舆论攻势，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反攻。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被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并被引导和操纵。这构成了当前国际舞台上常见的舆论战和宣传战，它实际上也是“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表现形式，其操作方式，仍然要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特别要高度重视一线调查研究。
在这方面，倍受一些西方媒体舆论战困扰的俄罗斯可谓颇有心得，并有一套成功的应对方式。根据俄罗斯媒体从业人员和西方外交圈人士向笔者的介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首先是在宣传上戳穿一些媒体散布的谎言，起底谎言的背后力量。这个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俄罗斯国内，目的是避免这些谎言在俄罗斯国内引起混乱。
按照这种操作方式，一旦有人就某一话题向俄罗斯发起舆论战时，俄罗斯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如果对方发布的信息是谎言，或者说是假新闻，则立即拿出事实予以揭穿;同时通过调查，寻找谎言或假新闻幕后的操作力量，这当然是国外的政治力量或有政治背景的机构，然后告知俄罗斯国民真相。而俄罗斯国民在了解了背景或者谎言被揭穿之后，对方舆论战的冲击波就会小得多，乃至于化为乌有。
第二就是“开辟第二战场，把战火烧到对方内部”。重点是抓住对方的疼点和软肋，以事实资讯为基础，同时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方式，对对方进行离间式宣传报道。
据介绍，在这方面的具体操作手段是：利用俄罗斯的RT电视台等媒体在西方的读者圈，猛戳欧美国家的痛点和软肋，搞得美国和欧洲不胜其扰，总是说俄罗斯在他们内部煽动对抗和分裂乃至破坏美国大选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操作手段并非以发布虚假信息为主，因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这是不可持续的。它仍然是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以一线调查研究为前提之上的，并按照这一原则，经营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观众群、读者群和影响力，否则也必然无法操作。
总之，“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是做人心的工作，若离开了实事求是、尊重并承认认知上的差异和一线调查研究，则永远都无法实现目标。
来源：FT中文网
编辑：何晓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6-10 10:29
【案例】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用实际行动努力做好对外传播工作——在“辉煌百年与崭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研讨会上的致辞
6月8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辉煌百年与崭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副部长郭业洲，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中国侨联副主席程学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等出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主持开幕式。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致辞全文如下。
用实际行动努力做好对外传播工作
——在“辉煌百年与崭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研讨会上的致辞
（2021年6月8日，北京）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方江山
尊敬的宋涛部长、郭业洲副部长，
尊敬的邱水平书记、郝平校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党的对外工作走过了100年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共同举办的“辉煌百年与崭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研讨会隆重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人民日报社，向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回首辉煌百年，往昔已展千重锦；展望崭新征程，明朝更进百尺竿。今天，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学，共同研讨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恰逢其时，意义非凡。
党的对外工作，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外学来的科学真理。100多年前，北京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思想的火种点燃了革命的火炬，孕育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作为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大学，北京大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在北京大学工作或学习期间立志为之奋斗的理想，如今早已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光耀中国，不断进入新境界，持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自信地铺展于世界的东方，越走越宽阔，越走越辉煌。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首世纪岁月峥嵘，感悟百年初心如磐——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为党的诞生、发展与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系统总结党的对外工作理论与实践，更好把握世界政党交往、交流、交心的深层规律，通过党的对外工作更好展示党和国家形象、增进国家间战略互信与友谊、优化外部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非常必要，也极为重要。
党的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外传播工作是其中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通过向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讲述“延安故事”、“中国革命故事”，成功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呈现在世人面前，有效打破了国内外政治阻隔与新闻封锁造成的消极“刻板印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帮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广泛理解与支持，为革命获得最终胜利争取了重要的援助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新奋斗。做好新时代党的对外传播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坚持守正创新，自觉肩负起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自觉承担起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自觉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任务，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内容、平台、渠道，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不断积累经验、发挥优势，基本构建起了一体统筹、多主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
以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秘书处、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中英文版、环球人物为重要平台，以人民日报微博、微信、中英文客户端以及人民网、环球网、海外网、环球人物网等为融合创新渠道，以39个海外分社、15个人民网海外分公司或办事处、1200余家海外合作媒体等为全球支点，人民日报紧扣时代脉搏，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党的对外工作尤其是对外传播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们坚持把报道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宣传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最重要的政治责任。我们不断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充分鲜明地讲好党的故事，阐释好故事背后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我们自觉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对造谣抹黑敢于正本清源，旗帜鲜明有理有力有节开展舆论斗争。我们积极主动适应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发挥媒体深度融合优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渠道，推进党的故事、党的声音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我们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积极主动推动民心相通，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在实践中，人民日报积累了丰富的经典案例。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对外工作的报道者、传播者和参与者、实践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一主线，坚定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高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旗帜，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增强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加强顶层设计，有效合理布局，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形成系统合力，努力全面提升对外传播效能。加强传播理论研究，加强实践创新，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强化内容设置，精心设置议题，把握舆论主导权，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认知、认可、认同，努力为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对外传播工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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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研究事儿
编辑：何晓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6-17 16:22
Time过去几个月收了70万美元转了China Daily的75篇文章，然后被其他美国媒体揪出来说。Time辩解说那些就是文章大部分都是正常的中国故事，涉政的很少。目前与China Daily的合作已经终止。而其他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在去年就终止了合作。情何以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4-1 12:20
【案例】
传播学如何克服学科身份焦虑？｜专访刘海龙
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我们专访了陈映芳（社会学）、任剑涛（政治学）和刘海龙（传播学）等三位学者。本篇为对传播学者刘海龙的专访。
让我们首先从眼下的一个现象说起。
2021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近日公布，在考研越来越“卷”的今天，传播学因其几乎最高的分数线成为放榜当天考生们热议的焦点。作为当下中国最“火”的人文社科专业，传播学吸引着无数学子报考，但一派繁荣的背后，持续的学科焦虑却始终难以散去。依照传播学者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的说法，现代的传播学学科化始于20世纪的美国（尽管这一叙事遭受过很多质疑）。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总结的传播学科“四大奠基人”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卡尔·霍夫兰等大多来自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这使得即使时至今日，“传播学有何独创的理论？”依然是这一历史短暂的学科常常遭遇的质疑。
不过，这种学科的“主体性焦虑”却也意味着学科想象力的开放性，这给予了传播学更多可能的发展路径。美国主流传播学将学科的重心聚焦于研究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活动，这也是现在公众从字面上对这一学科的理解。不过，确立学科边界虽有助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建制化，但也严重窄化了学科的研究范围。在《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一书中，学者刘海龙较早地对其进行了批判。在如今的中国传播学界，“打破学科壁垒”的声音早已不陌生，媒介环境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个更富跨学科色彩的领域正蓬勃发展。
正如米尔斯所写，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不拘泥于“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只是，随着跨学科日渐成为趋势，新的焦虑也在浮现。可能很多传播学的学生都在自己的论文选题时遭遇一个常见的质疑：“你研究的话题是否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一方面努力强调自己跨学科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极度在意学科边界，传播学面临的这种悖论一定程度上可成为我们思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的典例。
刘海龙的观点是：传播学当然有其独特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完全无需过度担忧所谓的“学科主体性”问题。在一个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新既有的对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解，认识到传播问题远不仅仅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它还是“身体”、物流乃至“病毒”的问题。我们只有充分挖掘全新的看待“传播”与“媒介”的角度，才能赋予传播学持续前行的活力。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8日专题《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的B05。
采写｜刘亚光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重访灰色地带》《宣传》等。译有《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等。
1
米尔斯与早期传播学的分歧
新京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曾批评过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他们也曾经合作开展研究，不过在进行《人际影响》的调查时，二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我们如何理解米尔斯和传播学之间的联系？
刘海龙：米尔斯早期从事了很多传播学的研究，《社会学的想象力》里不止批评了拉扎斯菲尔德，还提到了斯托弗(Samuel Stouffer)、多德（Stuart Dobb）等，都是早期传播和宣传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拉扎斯菲尔德一起在迪凯特做意见领袖研究，后来的作品中，包括《权力精英》等，也非常关注媒体对社会的作用。
米尔斯（C. Wright Mills），美国20世纪社会学家，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1941年获博士学位。生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作品《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书之一。
他前后期的这些研究也有关联。做意见领袖研究的时候，一开始所有的数据都是米尔斯带着学生去收集，做得很辛苦，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问卷那种抽样调查，而是挨个去访谈，比如问一个家庭主妇，在哪些议题上受到了别人的影响或影响过别人，然后再滚雪球式地继续找到这个影响者或被影响者。这里面其实就能看出他研究上的追求，并不是想浮在表面上去简单搜集数据，而是想亲身接触具体的人，在人际网络中把握实在的关系。后来到了《权力精英》，他把人际影响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即精英借助媒体如何对大众进行操控，他也点出了这种操控对非理性舆论形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今天自媒体时代和民粹主义时代更明显。
米尔斯对权力的批判立场，和当时去政治化的主流传播学很不相同，执行项目的米尔斯和主持项目的拉扎斯菲尔德因为意见分歧反目成仇，终生不在同一个场合共同出现。《人际影响》后来在米尔斯退出后由拉扎斯菲尔德、卡茨重新分析他留下的数据，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1901-1976），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他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研究产生兴趣。著有《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社会研究的语言》等。
托德·吉特林后来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中对其提出了批判，其中特别提到了研究的资方背景。这个研究的赞助方是一个读者定位为中下阶层妇女的杂志。米尔斯通过研究试图说明：人际影响是一种从上到下流动的垂直控制，而非水平流动。这个结论不利于杂志及广告商。因为如果影响是垂直流动，那么广告只需要投放到精英杂志，而不用在各个阶层推广。此外，研究设计的问题也非常微妙,当时设计的4个研究领域中，前三个分别是日用品购买、时尚、电影，最后一个是公共事务（即政治）。结论是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人际影响的垂直流动是比较明显的，前三个都是水平流动，因此人际影响主要是水平流动的。但其实前三个按照分类都可以归结到“消费”这一类，而消费，其实归结下来还是很受大众媒体营销这类垂直流动意见的影响。
新京报：米尔斯提出的这种理论取向，和美国传播学初创时期的迥异。施拉姆所奠定的传播学创始人神话，虽然使得学科走向建制化，但也因此窄化了传播学的学术想象力。米尔斯所批评的“抽象经验主义”，很多都适用于对传播学的批评。
刘海龙：吉特林的文章里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调查混淆了两种影响，一是结构性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的影响，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影响，人际关系和权力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简单比较。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很多学者对权力、结构的忽视，误以为通过人际的影响就能完成很多大的改变。缺失了这种观照，其实像拉扎斯菲尔德这类实证研究，看似是经验性的，但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经验”，摸不到社会真实的脉络。
不过米尔斯更多时候还是一个理论上的“孤勇者”，因为当时拉扎斯菲尔德他们的研究是依托在一个产业化的模式上，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是一个很热门的产业。整个传播研究其实比较像是在办“企业”，用一种很标准化的、项目制的方式做研究。到了米尔斯之后，这基本上也成为了美国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咨询式研究的风格，并且近年来也被国内大力提倡，米尔斯也批判了这种“科层制”的研究趋势，这其实和强调个人关怀、具体经验的人文社科研究是相悖的。所以其实米尔斯还是可以往前走一步，这种弊病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结构因素，并非是靠个体“想象力”的提高能解决的。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刘海龙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2
传播学的身份问题
新京报：说回到传播学本身。前两年清华大学拟取消新闻传播专业时，社会又开始讨论“新闻是否无学”的问题，其实学科焦虑的问题，传播学也存在。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传播学经常面临的质疑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理论，研究的问题都是在借用别的学科的视角。在你看来，什么是属于“传播”和“媒介”的独特视角？
刘海龙：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媒介/传播研究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领域。其实传播/媒介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视角，本身确实一直有争议。我觉得如果从传播学的起源来看，“权力”或影响力可能是传播学的一个切入问题的重点，最开始传播研究处理的就是包括政府的宣传竞选、政治传播、说服中的修辞等问题。
此外就是这几年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理论，媒介也是传播学引入的重要观念。那么什么是“媒介”的独特视角，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个“第三性”。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更多强调的是“二元性”，比如主客二分、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之类的。海德格尔想突破物和人的二元对立，认为其实是一元的，人拿起锤子就知道怎么用，是一种“上手性”。但这里面依旧忽略了一个“中介”的问题：拿起工具之后开始用，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里面至少有“手”的中介作用。“手”或者说“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媒介。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媒介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种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二元对立中间有一个“中介”过渡。这是一种基础观念上的变革，将影响我们重新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现在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化或者中介化理论，就是把媒介重新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我近些年特别关注“身体”问题，其实也是受到这种视角的启发。看我们今天最新的技术，包括VR、元宇宙等等，其实都和身体这个媒介非常相关。过去我们经常认为自己可以“直接”认知世界，和与世界打交道，身体的作用一直隐而不显，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抽空身体的交流状态，突然一下，你和世界的关系、你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就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这在以往的传播研究很少被关注，但其实是传播研究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些媒介理论家提出的新观点能够给我们打开想象力的边界，比如约翰·彼得斯在《奇云》中提出新媒介，其实是让我们回到大众传播媒介之前媒介的基本功能，而不仅是关注传递信息和符号。
《奇云》，[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著，邓建国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新京报：传播学经常被称为“十字路口”，各路学科的思想资源都在此汇集。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式的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经常强调要注重跨学科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个学科似乎一直又都有“主体性”的焦虑，很希望证明自己的高度学科化。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海龙：就像刚刚我说的，我觉得传播学是有自己独特视角的，比如媒介的视角，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视角有多么独一无二。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物流系统的问题，做管理学的可能更多会把重点放在物流的效率上，但我们可能会关心其中的技术基础设施，关心其中对劳动者的控制问题。
其实我一直认为学科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我们只要面向真问题，用独特的视角去解决它，给出知识贡献就够了。而且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主体性”经常意味着“独立”，但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独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连接”，是他律的，我们不可能忽视连接两端的那个东西去纯粹地谈论媒介。所以我一直说传播学最严格的叫法应该是媒介社会学或者是传播社会学，它一定不仅仅是传播的问题。
《宣传》（第二版），刘海龙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1月。
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缺乏“身份”的学科对学科身份越在意，反倒是一些早就不存在所谓学科合法性的学科，不会频繁地提这个说法。而这导致的一个结果，让传播学成为了中国形式上最学科化的社会科学。我把它称作一种“深度学科化”，我们在用各种形式不断地“筑墙”让自己显得很像一个学科，每年开社会科学当中最多的会，各种学科建制化的措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然也包括报考传播学变得越来越“卷”。但这更多还是一种形式上的“繁荣”，内在地来看，现在国内的传播研究在学术上还比较初级，甚至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共识的判断研究“好坏”的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焦虑也来自于时代的变化。传播学一开始很热的那些方向，比如舆情研究、各类效果研究，在新媒体的到来，乃至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崛起之后，能做出的新发现几乎乏善可陈。很简单的道理，以往我们做效果研究是希望通过抽样的数据来“推测”消费者的行为，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可以直接让你看到乃至预测这些行为了。所以传播学还是需要打破传统，去思考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几年大家对“媒介”及其相关理论的关注也是做出的努力。
3
召唤传播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除了身体问题，你还在疫情期间写过“病毒传播学”，这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提法，但也难免让人有疑惑，觉得病毒更多是一个严格的免疫学问题，将其和传播联系会很牵强。你会怎么看传播学想象力的边界问题？
刘海龙：我那篇文章其实主要还是想从传播学的角度为我们看待病毒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它可能并不完备，但这对我们从多方面看问题肯定是有价值的。每一个学科，每一个理论家，讲出的都不是绝对真理，也不能定义看待问题的角度只能有一种。我们会发现传统的传播学谈起传播、交流，不论是希望提高传播效率，还是改善人们的观念，都会认为“达成理解”是最终目的。
但是病毒成为一个让我们反思传播本质的一个很好的参照，因为在病毒这里，免疫系统“无法识别”，传播“失败”，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这里面其实也扩展了我们对传播学可以谈论的对象的范围，比如“物”也可以被纳入进来。而且这个提法也并非天外飞仙，我们都熟知的传播学者罗杰斯在那本很有名的《创新的扩散》里也讲过病毒。它和新闻、杂交玉米种、政治观念、新产品的扩散都从属于更一般的传播概念。我有博士在写的“物流”，它们似乎并不是传播学的传统议题，但它们都很有价值。当我们的想象力打开，其实会发现传播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日常用语，使用的都是和传播学相关的词汇。
《创新的扩散》（第五版），[美] E.M.罗杰斯 著， 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月。
新京报：关于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从本土经验生发出具体的理论，这也是米尔斯在批判“抽象经验主义”后提出的建议。作为肇始于西方的学问，传播学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也都经历过“本土化”的争论。你最近几年也在强调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传播”“媒介”等观念的重要性，它们和其在西方的内涵有不小的差异。可否大体谈谈？
刘海龙：不止是传播学，其实任何一个学科的本土化都需要克服用自己的材料去套西方范式、理论的问题。目前这个工作可谓是任重道远，因为它对研究者的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积累都有很高的要求。我概要地谈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和西方传播观念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其实和宗教有关，在西方谈传播很难脱离宗教。而挖掘中国本土思想中的传播观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传播和“天”的联系。“天”一开始可能是自然化的，但后面会抽象发展成一个意识形态。其次就是传播的目的性，西方的传播（communication）观念一直非常强调“平等”、“独立”，但中国的传播更追求一种和谐、同一性。比如我们非常喜欢有关“水”的隐喻，因为水最终会汇集到一处。
用更有想象力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有趣的“媒介”，比如卜筮、礼乐、祭祀、庙宇、旅行（进京赶考）、书写。书写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我们能从中国人对书法的重视中看到，其实中国人关注媒介的意识比西方人还强一些，我们对做事的“中介”、“间接性”很在意，通过杨联陞所说的“媒介人物”与他人建立关系。就像书法的精髓并不在于你书写的内容，而在书写本身，那些线条与人的身体之间的节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法本身也是一种“录像”，你看着书法的笔迹，甚至能想象出书写者身体运动的姿态，并“体会”（“体会”的本义就是通过身体领会）其精神状态。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是一种对活的身体姿态的记录。
新京报：米尔斯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介入，包括他在书里提到过“小册子”，认为这种传播形式非常适合连接大众与高深的学术圈。在让知识扩散、走向大众这方面，传播学者可能会更有体会。知识分子介入知识传播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
刘海龙：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让知识走向大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实也是意识到“观念”的社会影响。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是人文社科思考出的那些东西，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用，但正在发生的现实说明并非如此。比较典型的就是像罗萨的加速社会、韩炳哲的倦怠社会，这些观念逐步的流行，确实对大众重新看待工作、消费等有了一定影响，大家对“996”等现象的反思，很难说没有这种观念解放的作用。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学术圈的“鄙视链”还是存在的，专业学者常常会觉得为大众写作是更低一等的事情。但其实大众写作做得好的学者其实也有不可替代的能力，比如知识转化能力。像哲学家韩炳哲，他可能也谈不上有多高的理论原创性，但是储备丰富，修辞精妙，并且能够指向现实问题，把知识整合得很漂亮。
正是因为大众写作非常指向现实问题——各种“痛点”，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这种写作有没有可能仅仅是为了迎合市场？米尔斯虽然谈研究应该解决个人的困惑，但是个人的困惑也非常有可能被商业等力量利用，现在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知识付费项目催生的知识焦虑。所以还是回到最开始我们讲到的“社会学想象力”，在知识传播这件事上，我们指向的不仅是个人的困惑，还应该连接到一定的结构性问题，要以一种对待结构性问题的“严肃”态度来传播知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认为区分好的和不好的大众写作的一个标准，就是写作者是在为读者呈现事物的复杂性，而并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
编辑：马源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5-18 15:57
【案例】
媒体内容越好，账号人气越高？新研究告诉你或许并非如此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专业新闻机构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可以收获到有价值的受众数据，包括粉丝、转发和点赞等，从这些数据能看出内容乃至账号本身的受欢迎程度。
实际上，这便是新闻媒体的注意力资源，对专业媒体扩大自身号召力和提升经济价值有很大帮助，进而影响媒体在行业生态中的位置。
比如说，随着传统广告收入下降，新闻媒体更加依赖原生广告（指一种让广告作为内容的一部分植入到实际消费场景中的广告形式）来获利。今年2月，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发文称，美国2021年的原生广告支出预计高达570亿美元。
近年来，专业媒体开始在自家渠道和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类似于新闻报道的原生广告。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新闻媒体的社交平台账号越受欢迎，如粉丝量越多，那么这个账号就越能吸引原生广告投放商。
由上可知，社交媒体流量对于专业新闻媒体的生存发展也至关重要。那么，什么样的新闻媒体能在社交媒体上如鱼得水呢？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通过编译Digital Journalism期刊于2022年3月发布的论文《数字平台注意力市场中的社交媒体指标：新闻资本对社交媒体资本重要吗？》，带大家了解在媒介场域中，新闻资本中的内容质量和媒体名誉能否高效转化为社交媒体资本。
（为方便阅读，本文并未编译论文全部内容，且增加了编者对于研究结论的延伸解读，原文链接请见文末）
研究有哪些新发现？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社交媒体资本”。
该论文研究中，社交媒体资本（social media capital）被定义为“新闻媒体通过运营其社交媒体账号所获取的资源”，主要表现为媒体在社交媒体的受众规模（如粉丝量）和受众参与度指标（如互动量）。
研究者选取了专业媒体在推特的社交媒体资本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研究者会选择推特，而不是Instagram或Facebook呢？
事实上，虽然推特不是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但很多新闻媒体会选择在推特发布新闻报道、进行品牌营销和寻找新闻资源，此外推特会评估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并收集受众的反馈。因此，跟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相比，推特的新闻属性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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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研究者把新闻媒体在推特上的粉丝数量和转发数量，作为衡量其社交媒体资本的两大重要指标。粉丝数量体现出其受众规模，即多少人认为这个媒体值得自己的注意力投资，这是社交媒体资本的一大重要前提；转发数量则是受众参与度指标，体现出积极的受众参与行为。在社交平台，转发行为可以影响新闻的可见性，扩大新闻的传播范围。
结果显示，名誉较好的新闻媒体在社交媒体能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内容质量却跟社交媒体资本的关系不是很显著，这与“内容为王”的固有印象存在冲突。而且研究还显示，有时质量较差的内容反而在社交媒体上更受追捧。
而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了解这篇论文的理论基础，即“场域理论”（field theory）。
场域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社会学理论，“场域”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具体可分为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媒介场域等。
场域内部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而且还是竞争手段。场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资本，布尔迪厄强调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重要性。
经济资本能直接转化成经济收益，而文化资本是非物质资源，如知识和技能。在媒介场域，经济资本以发行量、广告收入、收视率等形式呈现，而文化资本表现为深度报道、有见地的评论和其他典型的新闻实践。
每个媒体的资本构成大不相同，有的是文化资本丰厚但经济资本薄弱，有的恰好相反。而两种资本都充足的媒体，如《纽约时报》，就能够在媒介场域占领高地，获得很大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新闻媒体内部，经济资本可以转化成文化资本，表现为媒体有经济实力雇佣知名记者和调查性新闻团队，从而产出优质新闻报道；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即新闻媒体凭借优质内容获得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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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前面所说的“社交媒体资本”属于什么类型的资本呢？社交媒体资本是特殊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新闻媒体通过运营其社交媒体账号所获取的资源。
研究者指出，目前很少有经验式研究关注什么类型的新闻媒体最能获取社交媒体资本，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本是如何转化为社交媒体资本的。因此，在这篇论文，研究者重点关注了内容质量和媒体名誉这两种文化资本跟社交媒体资本的关系。
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根据AllSides网站的数据，共有312个新闻媒体被列入研究范畴名单。尽管这份名单不能涵盖所有媒体，但已经包括大大小小的新闻机构，涵盖纸质媒体、广播媒体和数字媒体。研究者于2019年7月在推特收集这些媒体账号的相关数据，如账号开通时间、发帖数量、粉丝数量等。
至于用户数据，研究者除了收集全球推特用户的总数据外，还专门研究了一小部分美国推特用户。研究者从调查中获取了558名推特用户的数据，请受访者提供了自己的推特用户名（以便于收集发帖数量、关注账号等社交媒体数据）。
内容质量跟账号人气关系不大？
研究者用专门评估新闻媒体内容质量的NewsGuard网站基于九个方面给内容打分，最低是0分，最高是100分。评分标准包括事实准确、信息来源可信、区分事实和意见、不使用诈骗性标题等。
他们发现，新闻媒体的内容质量跟其社交媒体资本的关系不大。具体来说，内容质量跟受众规模（如推特账号粉丝数量）没什么关系，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质量跟转发数量有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推特上，低质量的新闻内容有时候会比高质量内容获得更高的转发量。
例如，根据全球数据样本，研究者发现推特上拥有最多转发量的新闻媒体账号是“真相工程”（ProjectVeritas），研究者在论文中称其为“一个以多次发布虚假内容著称的极右翼活动组织”。研究者写道，这个账号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转发量，是因为它曾经发布过一些爆炸性帖子。自2021年2月以来，“真相工程”的账户因违反推特的服务条款而被暂停，原因是推特计划清除一些在平台上散布假消息的账号。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真相工程”介绍语。图片来源：“真相工程”官网
这表明，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内容质量要转化成社交媒体资本是不容易的。这也呼应了近来其他一些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关注了发布假新闻和政治偏见性强的新闻媒体，其中有一项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相对于真实新闻，假新闻能接触到更多受众和拥有更快的传播速度。不过这项研究在区分新闻质量时，仅仅依赖于“准确性”这一标准。
媒体名誉更受用户信赖？
为了方便评估媒体名誉，研究者以在2010-2019年间获得的普利策奖和皮博迪奖数量作为衡量媒体名誉的标准。普利策奖每年在新闻领域选出10至15名获奖作品，除了广播领域（普利策新闻奖从2020年起为广播新闻和播客开设了新的奖项）；皮博迪奖每年也是选出10至15名获奖者，不过仅局限于广播电视媒体界。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2010年-2019年，获得普利策奖和皮博迪奖最多的新闻媒体前五名。
研究结果显示，媒体名誉对新闻媒体积累社交媒体资本有积极的作用。名誉被视为媒体已经积累的文化资本，显示出媒体的卓越性。名誉跟媒体经济实力有关系，名誉好的媒体往往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内容创作和推广工作，这样会吸引更多的受众注意力。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名誉好的媒体在社交媒体上有更多的粉丝数量和转发数量，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交媒体资本。
如何理解研究结论？
这篇研究其实留给我们一些疑问，例如，为什么媒体名誉对其社交媒体资本的重要性会比内容质量显著？媒体名誉难道不是由内容质量决定的吗？
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新闻媒体名誉好，会在大环境中更加亮眼，进而获得更多的注意力。
前面提到，本研究判断名誉好坏的量化标准是新闻媒体所拥有的新闻奖项数量，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这两个大奖每年只有少数媒体能够获得。
相比之下，新闻内容质量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取门槛会稍微低一些（尽管创作优质内容并不容易），更均匀地分布在广大新闻媒体中。例如，在这次研究涉及到的312个新闻媒体中，NewsGuard网站给其中84个媒体都打了100分，这意味着这些媒体的内容质量都很高。
对于一部分社交媒体用户而言，一方面他们可能会认为优质内容的存在是一种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一些严肃客观的深度内容，在与一些标题夸张、选题猎奇的网络资讯竞争时往往落入下风。
综合来看，媒体名誉和社交媒体资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名誉好的新闻媒体更受社交媒体用户的青睐。但考虑到媒体名誉与内容质量的不可分割性，或许可以理解为，媒体的名誉会直接影响其社交媒体资本，而媒体的内容质量更多是作为一种间接力量在发挥作用。
图片来源：Pixabay
而造成这些结论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研究者设定的社交媒体资本的直接指标，一个是粉丝数、一个是转发数。
这就意味着，内容质量的正面影响较弱，并不说明发布优质内容的媒体不受欢迎，而是说明发布优质内容这一行为，并不会显著帮助媒体在社交平台上获得粉丝关注和转发等流量资源。
与之相比，推特等社交媒体的用户往往更愿意因为一家媒体拥有足够大的名气、荣誉而去追随它。
结合我们的社交媒体使用来看，这一切似乎能够自洽。例如，情绪向内容、娱乐八卦等往往更容易获得转发，知名度高的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开设的账号也往往更容易收获粉丝，这是网友业已形成的媒介选择习惯。
但这其实也提示了一个隐忧：如果媒体的文章质量和其社媒账号的粉丝增长、互动这些指标并不呈正相关，且有部分用户反而更愿意分享那些劣质文章，那么就可能导致一些专业媒体选择带着流量思维进入社交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迎合那些负面需求以获取更多的社交媒体资本，最终则可能导致专业主义的偶尔失范、短期弱化乃至长期离场。
而事实上，一些专业媒体在网络上的翻车现象也印证了这一点。
回到研究本身，考虑到评估新闻内容质量本身的不易，研究者认为应向受众强调新闻内容质量的评估标准。毕竟根据此前研究显示，当客观质量评估标准缺失时，质量评估会变得更加困难，内容质量和媒体地位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小。
此外是否有别的改善方法，仍需学界、业界与受众的共同实践探索。
【今日互动】
你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哪些新闻媒体的账号？在关注这些账号时，有没有自己的筛选标准？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
参考链接：
1.Shin, J., & Ognyanova, K. (2022). Social Media Metrics in the Digital Marketplace of Attention: Does Journalistic Capital Matter for Social Media Capital? Digital Journalism, 1–20.
来源：全媒派（公众号）
编辑：邓秋雨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8-14 22:01
【案例】
编辑：吴漫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8-21 21:43
【案例】
在社交媒体上，记者们的自我呈现是怎样的？
“记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记者在郑州街头询问人们对记者的看法，得到的答案是：记者就是一群体力超强，随时准备抢C位，抗风抗雪抗晒抗风沙，并且随时随地能搭讪，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写文案的一个物种。从“C位”“文案”等表述可见，这其实是一种很“互联网”的回答。相比来看，20年前的人们如果被问及这个问题，可能首要考虑的是自治权、即时性、新闻伦理、客观性和公共服务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研究表明，记者这样的专业性职业受情境、历史的约束，并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在传统媒体的背景下，新闻记者的自我呈现由特定新闻编辑室决策、新闻报道风格、所处的媒体体制，及人们对记者专业性认知等因素共同决定，因而相关研究也主要聚焦于记者在新闻机构范围内的行动之上。而在社交媒体空间中，新闻记者不再完全从属于某一特定机构。记者的个人兴趣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级，其社交媒体形象可能与在传统媒体中扮演的形象有所冲突。换言之，在新的技术背景下，新闻实践的结构和逻辑发生了较大变化，记者们也在无形之中改换上了新的面孔。
举个例子，在传统媒体中，报道“国家颁布三胎政策”事件的记者应该扮演一名公正的观察者角色，给予不偏不倚的事实性报道。但在社交媒体上，他们可以表达观点，甚至可以通过连珠妙语把自身打造成一个热门话题。
根据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人们无时不刻不在前台、后台穿梭，致力于把“最好的表演”传达给“最对的人”。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可以轻易地区隔刻板的前台表演和后台情境；但在社交媒体时代，记者的自我呈现呈现出更复杂的层次。记者们一面策划要与观众分享的内容，一面通过前台和后台的表演来为自己搏取地位、资历、声誉和文化资本。
那么，我们该如何分析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形象？这篇文章做得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化的工作，通过整合相关研究、分析量化数据，作者提出了组成“社交媒体新闻自我（ego）”的三个职业角色维度：推广者、名人和小丑（见下图）。同时，作者还提供了具体的衡量指标，以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做更具可比性的跨文化研究。
下面让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三个角色和相关指标：
1推广者
研究表明，由于数字世界的开放，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知名度，大批自我品牌涌现出来。从直播平台上崛起的薇娅、李佳琦，甚至近些年颇受追捧的化妆大师毛戈平都是自我品牌的典型案例。许多学者认为，推广文化和自我商品化话语是数字媒体文化发展的重要产品。
在数字新闻领域，学者们发现，社交媒体上的树立品牌行为亦不可避免。推广行为能够提高记者工作、新闻机构及其个人的知名度和声誉，并最终转化为市场价值。
五项指标可以被用于评估记者和其所属的新闻机构的关系。首先是树立专业品牌（professional branding），即记者宣传自己的新闻工作。记者可以通过在博客、个人网站、其它社交媒体账户上转发自己或别人的链接、标记新闻片段来支持所属机构的工作，此时他们作为专业的第三方出场。第二个指标是个人品牌（personal branding），即记者通过展示自己在传统新闻领域之外所参与的活动来宣传自己。例如，他们可能会强调自己是企业家、父亲、志愿者或运动员。记者通常会使用诸如转发他人的正面评论等策略来强化自己的形象。第三个指标是媒体推广（media promotion），即记者可以从事专业的推广活动，以吸引人们关注其所属媒体机构。第四个指标是产品/服务植入（product/service placement），这是一种隐性的推广形式，即记者以隐晦的方式向受众展示某产品或服务。例如，当记者谈论某话题时，他们可能会把产品放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或者穿着特定的时装品牌。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五个指标，即显性的推广/背书（promotion/endorsement）。例如，有名望的记者可能会将通过赞扬某保温杯的质量，以吸引粉丝购买同款商品。
2名人
“名人”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将名誉和文化资本依附于人的话语活动。在过去，名声是获得成就的结果；而在现代社会，Gamson认为，炒作、购买声望和操纵风向等元素是名人话语的核心元素，它反映出等级制度与平等民主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变得“出名”成为更关键的问题。
在新闻业中，记者可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某些行为获得社会和经济资本而成为名人，也可以在无名气的状态下，表现出名人的话语特征，以获得象征权力。我们通过如下指标来衡量记者如何“做名人”：
首先是映射知名度（reflected fame），通俗的说就是“通过证明我认识周杰伦（或者周杰伦在采访时提到我）来证明我也有名气”，记者们一般通过转发、分享相关的物料来完成“自证”。第二个指标是关联知名度（fame by association）。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关联知名度：记者可以在帖子中提及或标记名人，也可以发布一张与名人互动的照片（如摆拍或集体自拍）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指标是不对称沟通（asymmetrical communication）。为了凸显地位，记者们不会回复普通观众的评论，而只会与其中一些人互动。第四个指标是活动曝光（event exposure）。比如，记者可能作为一个晚宴的客人在高档酒吧享受饮料。通过让观众一窥他们精心策划的私人生活，记者们营造出一种“名人感”。第五个指标是名望标志（trappings of fame）。例如，他们可能会分享自己穿着最新的设计师服装、在高级餐厅吃饭、开昂贵汽车、去异国他乡旅行的照片。第六个指标是日常生活场景（everyday life settings）。记者可以发布自己去超市或健身房、穿着休闲运动服、通勤、送孩子上学的照片，以此拉近和粉丝之间的距离，不至于让后者觉得他们难以企及。第七个指标是个人品牌标签（personal branded hashtag）。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名字、昵称或其他特征创建自己的标签，这有助于打造个性，强化粉丝和名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和共同利益，虽然这只是一种错觉。
3小丑
幽默有许多功能。除了娱乐功能之外，它还可能促进对话、增加好感、抵御潜在伤害、促进信息披露。幽默还可以作为一种挑战权力的工具和触碰禁忌话题的方式。学者们认为，现代的“小丑”扮演的角色与中世纪传统宫廷弄臣扮演的角色相似。虽然有些人认为小丑愚蠢，但他们是作为专业表演者在游戏。小丑们取笑权威、模仿他人、陈述真相、挑战社会道德，而却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研究表明，记者们也使用社交媒体空间来表演幽默。作者提出了四个指标来衡量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小丑角色：其一，努力搞笑（trying to be funny），这是指记者通过发布一些不严肃的内容表现幽默感，比如使用表情包、动图，或通过面部表情、手势、夸张的姿势或声音元素来搞笑。其二，故意开玩笑（deliberate joke）。研究表明，大约五分之一的由记者发出的推特将笑话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关键不在于笑话好笑到什么程度，而在于有意开个玩笑。第三，嘲讽（rhetoric of ridicule）。嘲讽是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常见做法，他们讽刺别人、时不时冒出俏皮话，以此获得笑声。第四，自嘲（self-deprecation）。自嘲可以被用来表达优越感和嘲笑他人或自己（laughat），也可以被用来表达积极和友好的态度（laugh with）。谁能够在合适的情境开出合适的玩笑，谁就是赢家。
综上可见，社交媒体上新闻记者的自我与传统新闻记者扮演的角色存在显著差异，破坏了传统新闻的职业规范和实践。然而，正如Tucker等人所指出的，社交媒体既不是天生的民主，也不是天生的不民主。在这一有争议的媒体空间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记者乃至更多职业。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编辑：陶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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