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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错失的国运：清末改革和民国宪政的失败(还原真相) [打印本页]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0:44
标题: 错失的国运：清末改革和民国宪政的失败(还原真相)
从1898年到1928年，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三十年。如果我们稍加留意观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到执政机构到反对派，都在致力于社会政治的革命，或者表面上如此。这包括1898年到1911年的清朝的改革运动，以及1911年到1928年的民国宪政运动。然而，这两段革命都失败了。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我们有个最教科书般的解读，但这种解读是否合乎历史实情就很难说了。

也许会有人说，清朝的改革运动根本算不得革命吧，那都是骗人的玩意。这是我们对革命理解的偏差。革命并不是推翻某个朝代，至少这不是最后的目的。革命是制度的革新，而不是简单的替换。清朝改革固然不会主张共和制，但如果君主立宪制能得以确立，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当时有许多因素会促进清末宪政改革的成功。至少也是革命道路的一种选项。

双方的博弈没有等来清朝的制度革命，而是推翻了前朝，成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推翻前朝的革命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受旧体制的羁绊来确立新的制度。确立共和制，其核心还是如何实施宪政，可是，那些推翻满清的势力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对宪政有兴趣？又有几个人懂得什么是宪政？所有参与组建新国家的势力都声称支持共和，但共和制却艰难地维持着，民国的宪政一直没能确立。民国宪政的阻力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哪些是维护宪政的力量，哪些是阻碍宪政的势力，我们能否分清？

目录：

序：火车站的爆炸：革命者追杀改革者
1、光绪和慈禧，改革的接力棒
2、新政与中国的现代化
3、会党和革命党的怪异组合
4、在改良与革命浪潮中彷徨的知识分子
5、走向激进的宪政运动与武昌起义
6、圆梦或梦断于辛亥年
7、民国初期的宪政框架
8、袁世凯和孙文：煮酒论英雄
9、为争人格而护国
10、护法与军阀
11、赵恒惕、陈炯明和联邦运动
12、改变历史的那些人儿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0:50
错失的国运：清末改革和民国宪政的失败

引言：火车站的爆炸：革命者追杀改革者

1．革命和改革：同盟还是宿怨？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异常热闹，一大批满清高官、随从、安保人员挤满了车站，清廷派出考察西方宪政的五大臣将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他们的西方诸国之行。在告辞与送别的喧嚣之中，一位叫吴樾的安徽籍革命党人已悄然换装为差役，混入了人群之中。他衣服里藏着炸药，趁人不备之际，登上了火车，引爆了炸药。一声巨响之后，吴樾当场身亡，而五大臣中也有载泽、绍英两人轻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刺杀五大臣事件。

革命党人刺杀满清大臣并不是奇怪，但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于革命党人刺杀的不是满清的顽固派，而是那些准备实行宪政改革的变革者。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革命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关系：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看，改革或者革命，都是国家走向现代之路可能的选项，而站在革命者和改革者的角度，两者是不相容的。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些已经踏上革命的志士们也许就会被人们冷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悲壮的殉葬者，而改革派所面对的除了顽固派抵制之外，也必须面对革命派所设置的障碍。

据清廷后来的调查，认定刺杀五大臣事件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但事实上，革命党人和改良派之间长期处于极度敌视的状态。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流亡海外，曾积极筹划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企图武力拥光绪皇帝复位。也仅仅在这段很短暂的时期，康梁党和海外革命党之间有过短暂的合作。然而没过多久，双方就爆发了矛盾。双方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从根源上来分析，是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部分海外华侨们或者支持革命、或者支持改良，当一方获得很多民众支持的时候，另一方也就会受到冷落。海外华侨就那么多，要想发展壮大，要想筹款募钱，就得把竞争对手压下去。于是，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和海外的改良派之间就爆发了异常激烈的口水战。到了1907年10月，当宪政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成立政闻社的时候，革命党人浩浩荡荡地闯入了会场，双方一顿老拳相加，将口水战升级为体育运动。

革命还是改革，对于希望国家能走向强盛的民众来说，只不过是不同的途径而已。至于哪条道路更可行，别说当时的老百姓，就是放在今天来评述，也未必有个一致的结论。这样的问题困扰的其实不仅仅是当时的中国，其实西方社会的演变也是如此。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革命的方式，因为革命不仅仅是人们所以为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也是复仇泄恨、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时机，后者甚至更为重要。而所谓的改革，通常不过是统治者对要求变革势力的妥协，虽然矛盾双方在长期的博弈后也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模式，但却缺少了革命最吸引人的一个机能，那就是让长期受压迫的人们发泄积累已久的愤怒。

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革命很容易成为人们的首选。但在这样的革命里，人们往往只能完成第一个环节，就是对原政权的摧毁，而下一步，也就是按照最初的革命目的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反而更难了。1640年，英国爆发了反对国王专权的革命，在国王的竭力反扑中，愤怒的人们建立了革命军，打败了国王，并将其送上了绞刑架。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在革命过程中获得了威望和权力，他建立了更为集权的统治。虽然这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共和国时期，可是克伦威尔的专制却超过了任何的国王。英国的的变革最终还是依靠妥协来解决。在几十年的动荡之后，各派的妥协终于确立了英国的宪政体制的雏形。

早期革命的结果大多如此，因为革命者并不打算妥协，即使推翻前朝的统治之后，革命者之间也是如此，于是革命又有了法国式的版本----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清算。法国革命也没有实现法国的宪政体制，而是又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直到议会体制稳定之后，保守派和激进派转为在议会里相互争吵而不断妥协。法国在不经意中，渐渐完成了向宪政体制的过渡。

2．在改革和革命中迷惘

(内容略)

3．历史，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

(内容略)

出访欧洲的五大臣、火车站爆炸案的革命党人彭樾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1:00
（2）

第一章光绪和慈禧，改革接力棒的传接

1．被甲午战争中断了的“同光繁荣”

清朝真正的改革要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算起。说到戊戌变法，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两组不同的脸谱，正面的是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智囊团队，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而反面的，是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团队，其中也包括了在这一事件中扮演出卖角色的袁世凯。但是，历史是不应该以脸谱的方式去解读的，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个性特质，而这些特质都无外乎人之常情，并非一溜的奸诈或正义、愚蠢或睿智。

戊戌变法中，第一个被脸谱化的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属于满族贵族出身。1835年出生，1861年，在咸丰皇帝死后，她通过宫廷政变，杀掉了与其争权的八大臣，开始了长达四十六年的掌控清王朝的历程。慈禧执政的时代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时代，但这样的衰落进程是因慈禧所致吗？当然不是。即使换了其他的男性皇帝，也难以改变不了帝国没落的命运。西方列强的进逼，或者说是西方文明的冲击，是所有东方专制集团所共同面对的厄运。无论是清帝国，或者是奥斯曼帝国、莫卧尔王朝，都逃不过它们的冲击。

平心而论，慈禧掌权时的中国并不太平。江南的太平天国还掌控着南京及周围广大地区；英法联军才在入侵中国的战争中挣得钵满体满；满州贵族中的主要敌人才被清算，而在镇压太平军崛起的汉族武装首领们又形成了帝国新的政治势力。而此时，慈禧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在一个女人掌权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社会环境里，在宫廷斗争残酷而血腥的斗争中，她却控制了整个局势。显然，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从1861年慈禧上台，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爆发的三十四年里，慈禧执政能力还是不容小觑。期间，慈禧掌控的王朝剿灭了太平天国、捻军的起义，在中法战争中也有过几次胜仗，左宗棠的部队收复了新疆。在甲午战争前夕，慈禧所掌控的国家，似乎被她上台时的情形要好多了。

能有这样的局面，当然并非慈禧的运气好，百姓服压，官员听话，列强善良了。这与她的政治手段，政策措施基本得当有着密切的关系。慈禧上台后，重用了一批汉族官员，使他们和满族贵族相互牵制，形成了政治上的平衡。与此同时，在国门已经被敲开的情形下，慈禧支持洋务运动，发展工商业的举措，也使得清帝国的军力、国力得以稳步提升。“同光中兴”算得上是慈禧这一时期执政的成果，这一阶段，政府网络了不少知识分子，多家现代兵工企业、煤铁企业得以兴建，一些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民间工商企业在出现了。在军事上，陆军换上了洋枪洋炮，而海军则成为东亚第一舰队。

慈禧的运气不好，在于同时也有个更锐意改革的东邻日本，在于没落的帝国还有一块海外藩属需要打理，那就是朝鲜。两个同样是东亚的专制国家，需要在一件事情上决出个高下。这场决斗中，只有一个赢家，结果清国输了，而日本赢了。

清国输了，输在它过去十几年的美好光景。这段时间里，清国的统治太顺了，中法战争竟然打了几次胜仗，虽然最后从越南收缩，但却没有太丢帝国的颜面。这时的帝国政治也相对稳当，草民的造反没有成气候的，忠于朝廷的满族人、汉族大臣们都在小心地为帝国服务着。慈禧不是短视的人，她支持的洋务运动，让清国有了一只强大的海军，虽然东邻日本也在强军，但日本的整体实力，岂能和清国相比？在没有太多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慈禧自然不会以最大的力度来发展军事。她六十岁了，她希望自己晚年的娱乐生活更丰富些，大清的实力已经足以对付内外潜在的对手。

但是，以一个老旧王朝的女人而言，慈禧即使驾驭权术的手段再高明，也不会明白还有一个叫软实力的名词。慈禧统治着庞大的帝国，群体关系异常复杂，她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持帝国的运转。一支具有现代装备的海军，那些武装了枪炮的陆军们，却要存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中。而这庞大的官僚体系，却独独匮乏支撑现代战争的相关系统。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将清国作为主要的假象敌人，在他们看来，与清国的战争是预料中的事情，他们一直都在为此做准备。同样，明治维新是几近全盘西化的改革运动，日本在教育、军事科学等方面也花了巨大的力气。为了未来与清国之间的战争，日本将60%的财力用在海军上，虽然总体实力上赶不上清国，但在海军方面，日本已经能够集中一支足以与清国抗衡的舰队。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因双方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而起。在这次战争中，清国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军事上也是逐步投入的。而日本已经等了这场战争很久了。中日甲午战争包括两个部分组成：海战和陆战。在海战中，清国水师应该说还是比较勇敢的，但糟糕的后勤、情报、指挥和落后的机动能力，水师官兵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未能挽回败局。

清国的水师至少还有当属世界先进的舰船厉炮，一些军官受训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习。更糟糕的是以乡勇编制却仅仅是装备了现代武器的陆军，清国除了对陆军是逐步投入，难以形成战场优势外，一样糟糕的军事指挥系统彻底地葬送了这场战争。陆军不但伤亡惨重，更重要的是丢掉了重要的旅顺、威海卫等海军港口的岸上守护，本应是保护舰队的炮台反而成为终结清国水师的利器。清国被彻底击败了，竟败于一个原本毫不起眼的东亚小国。

（同光中兴时期，清剿灭的太平军、捻军，收复了新疆，和法国战平。并组建了强大的海军。一些现代军工企业、基础企业的得以兴建。国家进入到相对繁荣稳定的阶段。更重要的是，一批洋务运动中得以锻炼的人将成为以后的改革力量。）

1880年的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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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1880年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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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试射克掳伯大炮（右边爬梯者为留德学生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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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1:19
(3)

2．变法在激进和持重之间分歧

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对当时虚浮盛世的清国一记当头棒醒。一向以□□自大的朝野，不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日本何以可以迅速崛起？答案很容易得到，原来日本进行了变法。

1895年4月，在得知清国将要和日本签订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的时候，以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1300多名举人签名请愿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公车上书改变不了战败带来的耻辱和伤痛，但却首次以民间运动的方式提出了变法的诉求。光绪皇帝并没有接到举人们精心准备的上书，但闹得这么大的动静，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公车上书戳了他的伤疤，他本是站在主战的立场，这样的惨败让他大受伤痛。他想要变法，但他变得了法吗？

光绪出生于1871年，四岁的时候，被抱进了皇宫，当上了皇帝。慈禧选择他来继位，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她要掌控天下，一个小皇帝是最适合她垂帘听政的。慈禧有效地控制着帝国，而光绪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即将遇到的是权力需要再分配的问题。

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不是与生俱来的。打小光绪不爱读书，慈禧屡次劝导他认真学习，苦口婆心可见一斑。但是，慈禧是一个热爱权力的人，习惯于权力的人。虽然她要遵循祖制，还政于光绪，但是十几岁的光绪接得了这个班吗，自己的亲儿子同治亲政了，不还是逛妓院，最后染病身亡吗？一个强势的家长是永远不相信自己的小孩会长大的，更何况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家长。权力欲的使然和对小光绪的不放心，慈禧自然不会轻易地让光绪独自亲政。

1886年，慈禧提出让光绪亲政的事情，其实，她不过是观察大家的反应。果然，光绪的亲爸，醇贤亲王奕譞等人就提出来：“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意思是光绪还很稚嫩呢，请太后多操劳几年，就是光绪亲政了，也要请太后训政。1887年，十六岁的光绪终于开始亲政了，而慈禧则按照《训政细则》，进行训政。1889年，慈禧宣布归政于光绪，但军机处又制订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确定：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

光绪亲政事件微妙地分配了最高权力。严格地说，这根本算不上权力的分割，但这让光绪有了更多的参政机会。也许，对于慈禧而言，只要光绪将权力的终决权保留在她的手中，她未必要和光绪事事相对。有的时候，她甚至会采纳光绪的意见，即使她有些不太情愿，比如决定和日本作战一事。

光绪要变法，慈禧的态度如何呢？为此，光绪曾到慈禧面前请示过，慈禧的意见是：“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这个意见，被很多人理解为慈禧是反对变法的。因为不“违背祖宗大法”“不消除权势”，变法何从谈起？。但是，事实上，这只是表达出慈禧对变法极其复杂的心态。什么是“祖宗大法”，这是很模糊的概念，从后来慈禧保留京师大学堂来看，教育改革并不在违背“祖宗大法”之列。关键问题是“维护满洲权势”，慈禧作为这部分势力的代言人，其实质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势。换而言之，你光绪在妥善处理这些老臣问题的前提下，给了慈禧必要的面子，你还是可以有番作为的。对于毫无势力的光绪来说，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颁发《定国是诏》开始，第一道诏书除了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外，有个两个核心内容，兴办京师大学堂，和推荐人才。在变维新变法期间，光绪一共下达有关诏谕一百多件，改革措施频出，但这些措施是否可行，是否会引起官场地震，年仅27岁、并无多少势力班底的光绪又能否驾驭这样的局势？

改革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班子，这个班子未必会有多少权力，但至少要有清晰可行的改革思路，足够的斗争谋略。戊戌变法前，朝廷中支持光绪的官员并不多，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不属于光绪阵营中的人物，但他们对改革持有保留的支持态度，如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除了这些人外，主要还游离在体制外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光绪又是怎样对待这些力量的呢？显然，他对风头正劲的康有为最感兴趣，在他看来康有为是改革的百科全书。维新第五天，光绪一次地召见了康有为，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康有为踌躇满志，光绪对他也充满了兴趣。虽然康有为慷慨陈词了一番，但最终给予他的只是六品小官，康大失所望。此时的光绪，似乎还是有些清醒的，他只是给予康一个发挥作用的位置，而不是奖赏他的时候，这也不是给康封高官的时候。

光绪阵营很快发生了变化。他的老师翁同龢，虽然是康有为的推荐人，但渐渐开始对康有为产生了戒心。他觉得康过于激进，而且个人野心也大，他也无法接受康有为通过重新解释孔子的思想，来支撑他的改革理论。他提醒光绪要小心康有为这个人。光绪此时对康有为的兴趣正浓呢，一怒之下，在给康有为授官的同一天，反而把翁同龢赶走了。此外，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然支持稳健的改革，但也并不支持康有为等人，也许在他们看来，他们多年的洋务经验，比康有为更懂得改革的阻力在哪里，该如何改革。他们和康有为等保持了距离。

支持光绪进行改革的老臣或被赶走，或保持距离，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并未如愿进入皇帝的身边，作为其改革参谋。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样一个企图大规模变革的运动，竟然是以光绪这样一个一直呆在深宫的人来决策的，而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身边有一个较强的智囊团。

(谁是光绪团队？
翁同龢究竟是被谁解职的？
只见过一次光绪的康有为？
对维新派保持距离的李鸿章？
看不惯要杀一两个一品大员的康有为，使得稳健改革派荣禄对维新派非常不感冒)

光绪

翁同龢

康有为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1:19
（4）

支持光绪进行改革的老臣或被赶走，或保持距离，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并未如愿进入皇帝的身边，作为其改革参谋。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样一个企图大规模变革的运动，竟然是以光绪这样一个一直呆在深宫的人来决策的，而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身边有一个较强的智囊团。

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变成了一项运动，这对于毫无权力基础的光绪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康有为认为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就不会有太大的阻碍，他对荣禄说，推行改革不妨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革新派跃跃欲试，保守派消极抵制，而慈禧则冷眼旁观，她在变法开始不久，就下了三道谕旨，内容分别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员要到慈禧那里谢恩、荣禄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秋天在天津阅兵。这是慈禧对光绪及其变法运动的一个警示，意思是要光绪别忘了还有个看着他变革的老娘呢。

变革期间，大多数时间都是改革派和老臣之间的相互弹劾。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一些资历很浅的改革派人士不断弹劾所谓保守派，而保守派也反过来弹劾这些改革派。也许是光绪太急于求成了，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了改革派这一边，即使有些事情并不是对方的责任。光绪的态度鼓舞了更多的改革派低级官员，更多的小臣们上书。终于，有一个问题最终触怒了慈禧。礼部主事王照上了个奏折，建议皇帝、太后可以到国外去考察一下。这个建议遭到了礼部尚书怀塔布扣押，没有呈上去。怀塔布是慈禧信任的人，他之所以没有递上去，或者是对这类建议的反感，但也有自己的顾虑，建议皇帝出国考察，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中的风险也不可低估。如果他代递上去，一旦建议不妥，自己也免不了连带责任。

但王照认为这是抵制改革，于是弹劾怀塔布。而光绪也借此大做文章，以怀塔布等人阻拦言路，一下子将怀塔布等六位部级官员予以革职，而王照及其他几位维新派官员予以提拔。光绪如此大的动作没有向慈禧请示，这超越了慈禧的底限。当一帮旧臣向慈禧哭诉的时候，慈禧对光绪变法运动的态度开始了大逆转。

慈禧起初是支持光绪变法的，甚至还觉得那些变法的奏章很有道理。慈禧对变法中兴办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等事项都是赞同的。但她不需要官场地震，这些老臣们哪个不是慈禧原来提拔的啊。她也不喜欢康有为等人，她问过包括荣禄、李鸿章等很多人对康有为的印象，康有为和其他大臣相互弹劾的事件，汇总起来的结果是康是一个激进、夸夸其谈的人。但慈禧还不愿意介入进来。她答应让光绪自己支持新政，就让光绪去处理吧，犯不着为一个六品官而再度出山。但光绪一下子撤了六部堂的事情，让她开始呆不住了。

1898年9月14日，光绪又一次带着开设懋勤殿以议新政的想法向慈禧汇报时，却遭到了慈禧的反对。这是自变法以来，十二次请示中第一次被慈禧反对，慈禧还对他一下子革了六位大臣的职表示极度的不满。光绪回宫后，一下子变得惶恐不安了，这个咋办呢？自己连个像样的智囊都没有，看来还得找康有为。于是光绪写了个密诏，给杨锐带出去，要大家想出个放缓改革的办法来。

这个密诏出宫后，内容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康有为说密诏是给他的，是要他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根据这个密诏的精神，找到了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带兵杀掉慈禧最亲信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谭嗣同的计划是让袁世凯包围颐和园，自己再找一些江湖上的人士将慈禧杀掉。袁世凯被这样的计划吓了一大跳，他的实力远不能和荣禄的兵力相比，更何况袁世凯是光绪才召见和提拔的人，荣禄岂能对他不防？
正在光绪及维新派在想着对策的同时，反对维新的人也开始集结了。在荣禄、奕劻、怀塔布等人的策划下，御史杨崇伊于18日向慈禧上奏，指责光绪用逆臣，逐老臣，请求慈禧训政。此时，光绪几次召见袁世凯，也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让慈禧最终下定决心，要来终止这场可能危及到她的“社稷”的变革运动。据说，伊藤博文是改革派邀请来的，康有为希望光绪能聘用伊藤为顾问，委以重任。一旦有了伊藤的介入，日本人就可以成为光绪最有力的后盾。这对于慈禧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她决定于次日、也就是19日回宫，重新训政。

袁世凯听了谭嗣同的计划，觉得太过冒险。他并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更何况从光绪的密诏里，也看不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内容。对于袁世凯而言，他充其量是同情改革的人，但绝不想造反。在离京之前，袁世凯再次得到光绪的召见，他向这位即将末路的皇帝说道，改革还是应该要老成的大臣主持，比如李鸿章、张之洞，而不是这些资历阅历太浅的人。

袁世凯不再相信光绪能扭转局面，而自己却已经深陷于其中的漩涡。他非常犹豫，想向荣禄告发，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直到他在荣禄那里见到杨崇伊，得知慈禧准备重新训政之后，担心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向荣禄告发了一切。袁世凯并非导致慈禧政变的原因，但慈禧确实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决定严惩改革派。对于慈禧而言，把刀子对准了自己，这已经是敌我矛盾了。

9月21日，慈禧宣布临朝，京师戒严。从慈禧回宫那一刻，光绪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自由。剩下的事情就是该怎么处置维新派人士了。如果说没有袁世凯说出“围园杀后”计划，也许慈禧只是收回权力，暂停或放缓改革。但现在的性质不同了，慈禧要严惩改革派。

光绪在发现情形不对之前，已经下诏让康有为去上海了。梁启超躲在日本使馆，而谭嗣同等几十名维新派人士被捕。28日，慈禧罕见地不按照通常的程序，以最快时间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杀害于菜市口，戊戌变法上演了最悲壮的一幕。光绪则完全失去了自由，此后的日子里虽然想到了韬光养晦，但已为时太晚，慈禧已经无法解开对他的心结了。尽管光绪最后时刻还救了康有为的命，但康有为流亡后一直声称奉光绪密诏勤王，这简直是光绪的催命符。康有为拿着伪造的诏书，声称要杀慈禧救光绪，在海外到处募捐筹款，过着比较富庶的流亡生活，而慈禧对光绪的猜忌则越来越大了。最终，在自己临时前，慈禧也将光绪毒死了。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1:23
(5)

3．撞得头破血流的老年愤青慈禧

历史上对于慈禧的评价有两种倾向。要不就是把她看着极其保守顽固的人，要不就是走另一个极端，把她当做能以一介女流却支撑清国末期几十年的非常人物。事实上，慈禧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掌控力的人，但也是一个因为狭隘而愚蠢的人。这也难怪，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女人，在一个极其封闭国家的权力巅峰叱咤了这么多年，突然遭遇到这样一个由自己一手培养大的人反对自己的严重事件，她的狭隘心被完全放纵了。维新变法的失败，继续改变这清国的命运。清国更大的灾难不是来自于变法失败，而是来自于后变法时代。慈禧在试图泄愤中，几乎让国家走向崩溃。

慈禧对光绪出离的愤怒，她想要废掉光绪。产生这样的情绪，大概是要归因于那个“围园杀后”计划。虽然光绪不会承认这样的计划，但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拿着自制的光绪“密诏”，到处泪雨俱下地述说着光绪的悲惨故事，让慈禧无法对光绪再有基本的信任了。慈禧对光绪的憎恨，也来源于对光绪的害怕。毕竟自己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而光绪才不到三十岁，如果自己死了，光绪必然会翻案的。除非，光绪不再是皇帝，或者比自己早死。

(因为不能废掉光绪而愤慨的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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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废掉一个正式的皇帝，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一个被软禁，毫无势力毫无自由的皇帝。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和国外的。尽管当时主要的权臣都乖乖地听从慈禧的指令，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底限：皇帝是不能随便废立。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最卖力的是两部分人，一类是各地的权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另一部分人的代表，却是在戊戌政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慈禧亲信荣禄。

荣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他既是慈禧最亲信的人，但其个人也非常反对废掉光绪。他希望自己支持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基于政见不同的解读，而不愿意被当做臣子参与推翻君主的逆谋。好在他是慈禧亲信的人，他劝慈禧还是要小心为好，最好征询下大家的意见，尤其是各地封疆大吏的看法。慈禧觉得也对，就让荣禄去秘密联络各地总督。至于荣禄怎么说的就不知道了，但刘坤一、张之洞都决定上书慈禧，反对废帝。后来张之洞由于害怕，于是在奏折中删除了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坚决反对，而其他的封疆大臣都默不作声，没有支持的声音，慈禧自然也就知道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了。

（坚决反对废掉光绪的刘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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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阻力就是来自国外。戊戌政变后，各国都对光绪及改革派的命运表示出极度的关切。受到外国人关注的主要是一些有过涉外经历的人，比如张荫桓原本已经列入了被杀的名单，但是这个人经常和外国领事谈判打交道，因此英国公使窦纳乐想救他，于是联络了日本公使，一起找到李鸿章，要求别杀张荫桓，最后又通过荣禄向慈禧求情，最终保住了张荫桓的命。此外，在上海的日本人、英国人也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朝廷放黄遵宪一马，慈禧也只得将黄遵宪放了，遣送原籍。

如果说只是这些干预，慈禧还能忍受。但慈禧最不能容忍的是，日本人竟然保护了维新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传说光绪被害，日本等国还明确表示，想要知道光绪的近况，希望慈禧温和处理有关事件。此后，又由英国公使提出，要求派出医生为光绪看病，慈禧无法拒绝，只得于10月18日，让法国医生入宫为光绪看病。此后，日本又提出来，日本天皇要给光绪授勋，希望予以同意。慈禧无奈，于11月5日，和光绪一道会见日本公使，互赠礼物，并接受天皇授勋。

外国各国之所以对光绪的命运表示如此关切，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列强各国大多已是宪政国家，且主要都是君主国家，他们一样也不愿意接受清国的法定君主被非法废黜。尤其是日本，光绪的地位和天皇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有着本能的相互同情感。此外，维新变法可以促进清国走向现代化，这也有利于各国和清国之间的各种交往。但这些都并非慈禧所愿意的，因此慈禧将愤怒转移到了外国人的身上。

废黜光绪的计划遭到搁浅，但慈禧并未打算停止这样的策划，她再去想别的方法。旧历1899年12月，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宣布，因其没有子嗣，同意立溥儁为同治的大阿哥，也就是过继给同治的子嗣。这样一来，将来慈禧再找个机会废掉光绪，他就可以合法地继任皇帝了。这就是“已亥建储”事件。这么做的目的太明显了，此举立刻招致了国内外一片反对声。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对列强的愤怒之情到达了极点。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1:33
(6)

除了慈禧憎恨列强外，民间对外国人也开始敌视起来了。民间敌视外国人最早源于西方宗教的传入，加之西方文化的进入，这与以儒教为思想体系的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天主教的传入，与本土宗教产生摩擦，而西方医学的进入，更和传统中医理念格格不入，于是各种言论四起。比如西医的外科手术是西方人戕害中国人的证据。民间反外运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儒生的支持。19世纪末期，各地爆发多次教案，愤怒的民众开始烧教堂、杀洋人，进而开始大规模捕杀国内信教民众、甚至使用洋货的人。1899年，在山东巡抚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等地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为了配合官方的需求，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得到了保守派支持的义和团)

对于这些义和团，清国的态度是复杂的。一些官员是支持他们的，但另一部分是反对的，主张剿灭义和团，这实际上是慈禧团队的一次大分裂。支持义和团的，是慈禧团队中最保守的势力。为首的是新立的大阿哥的亲爸端郡王载漪。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洋人干涉内政，他的儿子就当上了皇帝了。此外，北京城的一些满族旗人也纷纷加入义和团，或支持义和团。在他们看来，维新就是要废掉旗人的利益，而洋人就是光绪进行维新的罪魁祸首。支持义和团的人，把和洋人打交道的，或者稍有新思想的人，都称之为“二毛子”，光绪就是最大的“二毛子”。

反对义和团的，则是慈禧团队的稳健改革派，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将会把清国拖进巨大的灾难之中，要求严厉镇压义和团运动。这些人包括袁昶、许景澄等人，甚至连慈禧亲信荣禄也是反对义和团的，只是他不敢公开表态。在慈禧明显排外的情绪下，这些人几乎都被当做了投降派、汉奸，最终悲剧收场。

(坚决反对进攻使馆而被杀的袁昶、许景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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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0 21:34
由于列强拒绝庆贺慈禧新立的大阿哥，她内心中的太平实际上已经偏向了义和团这一边，但她一直都在摇摆，无法下定最后的决心。她当然知道，义和团们杀洋人会引起的后果，也知道义和团一旦壮大了，也是无法控制的。在没有确定把握的情况下，她不能表态支持义和团。但这并不重要，在载漪、刚毅等一大帮王公大臣们的支持下，义和团很快地就发展进了北京，许多贵族甚至参加了义和团。一些清军部队，如董福祥部、神机营等，都和义和团形成了联盟。为了让慈禧早点下定决心，载漪、刚毅等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些团民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当然不是无神论者，或多或少地相信了这些。

义和团运动引起了列强的担心，他们决定自己派兵保护使馆。1900年6月10日，北京使馆区已被包围，列强决定组建联军，准备进军北京。此后，北京的外国人和团民、保守派清军冲突不断。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被杀，各地天主教民也遭到大规模杀戮，至13日，部分清军和义和团开始进攻使馆区。16日，天津租界区联系中断，八国联军次日占领大沽口炮台。战争其实已经爆发了。

当得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天津，慈禧召开多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开战的问题。此时，爱国派占有了绝对的优势，而坚决反对宣战的只有袁昶、许景澄等人。许景澄是负责主办京师大学堂的主办大臣，也曾长期从事外交事务，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但他们的声音微乎其微。最终，在有争议的《假照会》事件的影响下（即保守派伪造了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照会），慈禧于21日决定向“彼等”宣战，清军及义和团开始正式进攻使馆区。25日，载漪带着他的几位兄弟和几十名义和团民，冲向瀛台，准备杀掉光绪，遭到了慈禧的阻止而未果。不久，反宣战的袁昶、许景澄被保守派杀害，兵部尚书徐用仪因为安葬他们而全家被义和团杀害。立山、联元被保守派借机处死。

（约数百外国人及几万中国人（主要是教民、甚至包括因为戴眼镜者）被极端分子所杀。此后，被杀害义和团民也不计其数。）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0:39
（7）

宣战后的清军战绩极为不佳。数万人马围攻数百人守卫的使馆区，但却一直都未能攻下。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作为慈禧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之一，因为她不愿意全力进攻，而是想要剿灭义和团。其实这和反对宣战的荣禄有关，他是主攻使馆区的主帅，而进攻的主力则是他的手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董福祥。

使馆没能攻下，八国联军却在天津集结。此时，全国的局势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情形。当慈禧向全国下达“勤王”的通电的时候，时任电报督办的盛宣怀立即开始和各地的封疆大吏们联系，商讨如何对应。盛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李鸿章最终回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国也不想让战争全面化，在盛宣怀的牵线之下，李鸿章等各地总督巡抚和各国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奇特局面。战争仅仅只是在河北、东北一带展开，而其他地区却相安无事。

（攻到北京城下的八国联军部队）

联军中的华人雇佣兵

当天津的联军规模达到近三万人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北京进发。15万左右的清军未能挡住联军的进攻，8月14日，联军到达了北京城下。16日，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只得带着光绪仓促逃跑。从山西辗转一番后，最终抵达陕西西安。联军则占领了华北大片地区，甚至一度进到了山西。俄军还乘机单独占领了东北。

慈禧逃亡的时候情形非常落魄，一路上没有衣服换洗，吃得非常简陋，谁土炕。直到跑到了河北怀来县，才稍稍改善。这是这位权倾天下几十年的老太婆前所未有的遭遇。一个□□大国最有权势的人，竟然被几万番兵追杀得如此狼狈。慈禧不得不再去仔细思考。其实从甲午战败的时候起，慈禧就知道清国之弱，是因为体制的落后，所以当光绪提出改革的时候，她是支持的。可是，从戊戌政变从此时，老太婆满心想到的，就是如何复仇、如何对付光绪，而变法维新的迫切性，早就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了。此刻，她终于明白，唯有变法，才可以雪耻洗辱。她要改革，她要亲自主持改革大业。

但是，当务之急是停止这样的战乱，这需要有人来收拾残局。有过外事经验的人如袁昶、许景澄都已被害，而前一段时间掌控局势的极端分子，是不可能作为谈判代表的。慈禧再次启用了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奕劻与李鸿章，任命他们为全权代表，负责和联军进行谈判。

庚子之乱是清国末期的一次浩劫，当义和团运动最盛的时候，在华北地区，约两万教民和上百外籍人被杀，当联军部队打进来的时候，又有不计其数的义和团及清国官员及士兵被杀。列强各国提出的议和的代价极高，除了惩办相关人员、提出其他多项特权之外，最后确定的赔偿额是白银4亿5千万两。这给清国未来的财政增加了巨额的负担。此外，还搭上了李鸿章的一条命，年老力迈的李鸿章在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中耗尽了所有气力，在签订议和条约不久，也力竭死去。

（在谈判中累死的李鸿章）

庚子之变使得慈禧痛切地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她得到这样的感受晚了两年。她本应该在戊戌事变后继续维新的措施，但她却没有，而是以她特有的小心眼去思量这如何去掉光绪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此时，虽然慈禧确定要重新开始改革事业，但是，此时的清国要多背上数亿白银的负担，这让未来的改革有了更不利的环境。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0:55
(8)

第二章新政让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

1．在新政中崛起的改革团队

新的历史是从1901年1月29日掀开。这一天，已经流亡到西安的慈禧光绪发布了著名的新政上谕，其中有这样的语句：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上谕还要求，各高级官员、外交人员、地方督抚等要在两个月内为改革事业出谋划策，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慈禧要求改革的迫切心情了。列强已经占据京畿之地，不和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轨，她将无法无法运行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

经过从1898到1900年的两年政局的剧烈震荡，帝国的精英团队发生了几次重新洗牌。戊戌政变中，清洗了激进的改革者，而在庚子之乱中，袁昶、许景澄等五位稳健改革派被杀害，剩下的极端保守派，如载漪、刚毅等人，也在战败后或者被流放，或者已死。此时，支撑帝国的改革事业，将依赖怎样的团队呢？慈禧想到了李鸿章，这位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历史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其没有涉及到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最终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这其实是对洋务运动不正确的评价。中国不同于日本，几千年的固步自封使得这个国家具有极强的自大情结。即使是列强多次打败这个老迈的帝国，人们未必愿意接受西方的任何东西，并对其抱有极强的抵触情绪。义和团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而得以发展的。洋务运动，使得中国有一批重要的官员得以接触西方的技术、思想和文化。虽然洋务运动并未直接产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但却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没有洋务运动作为改革的前奏，改革必将无从做起。

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不仅仅是李鸿章，还包括几位重要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这些人在推行洋务运动中，更知道中国改革的瓶颈在哪里。在维新运动中，这些人被激进的改革派所排斥，他们也不赞同维新派激进的改革运动。他们甚至看不起那些毫无政治、经济经验的维新派。在随后的戊戌政变中，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大的牵连。在庚子之乱中，这些人都是地方大员，因此没有被受保守控制的朝政所清洗，甚至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搞了个“东南互保”，将战争控制在江南等大部国土之外。

对乱局的善后，对改革的推动，慈禧还得依靠这些老臣们。而这些老臣们，在经历这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在战战兢兢之后，也有了一份期待，他们太希望帝国实现全方位的改革了。为了推行新政，慈禧设立了负责新政的“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为首，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张之洞成为新政中重要的人物）

李鸿章本是推行新政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人，但他却在议和的事情中累死了。不过，没有关系，洋务大员中还有张之洞、刘坤一将担当这样的作用。在改革上谕颁布不久，早就按捺不住的张之洞、刘坤一就联名上奏，提出了他们的改革设想，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折》。清末的改革基本上遵循这样的思路而进行的。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其立场是值得玩味的。针对维新派的激进、保守派的顽固，他撰写的《劝学篇》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变法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应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观点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认同。显而易见，他是稳健改革派。刘坤一是两江总督，是湘军的代表人物，原本也是极端保守的。但后来因为主持洋务运动，逐步改变了观点，也对改革开始持积极的态度。

（李鸿章虽然很快累死了，但其1872-1875派出留美幼童，很多成为新政的核心人员）

《江楚会奏变法折》是分三次呈交的，涵盖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是主张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办现代学堂，鼓励留学。第二是政治改革，包括吏治改革、司法改革改革方面。第三是军事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等。清廷对其所奏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其“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和张之洞、刘坤一一样，袁世凯也是积极主张改革的封疆大吏。与前者二位相比，袁世凯的资历要浅一些，因此他的主张没有《江楚三奏》那样有影响力。但是，袁世凯也在他所统治的山东、直隶等地推行着他的改革事业。袁世凯起步虽晚，但其作为荣禄、李鸿章衣钵的继承人，却拥有不小的平台。他先是任山东巡抚，并创建了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的山东大学，后继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负责京畿事务和练军事务。他成为地方大员中极具势力的一员。袁世凯对新政的推动，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主张兴新学、废科举，军事方面负责编练新军，经济上发展工商业、兴办铁路，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推动地方自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又是随后的宪政运动的始动力，并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袁世凯是新政的积极分子，除了军事外，他创办学校、建铁路、推动地方自治发挥了作用）

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是推动新政的地方主力团队。他们的崛起，也代表了汉族官员在清末新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这是满清王朝，慈禧不可能仅仅依靠这些汉族官员，满洲贵族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相对而言，满洲贵族大多都倾于保守，他们支持极端的义和团运动，而反对任何的改革行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主要保守派被惩治，一些主张改革的贵族逐步形成了另一个改革团队。

新政负责机构的主管人是庆亲王奕劻，这位过去一直和李鸿章主持外交等事务，虽然他有些贪婪庸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改革的支持，对于他而已，这是一桩有利的事业。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载沣，光绪的弟弟。1901年，他被派到德国，就德国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害一事向德皇亲自赔礼道歉。这是中国第一位亲王远赴欧洲，也让这位王爷增长了不少知识。他利用此行考察了欧洲的军校、博物馆、现代工厂等，“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他成为了满清皇族中最有见识的人。此外，他还被慈禧寄予厚望，他被赐婚娶了荣禄的女儿，他的儿子将成为光绪的继承人。他没有让慈禧失望，他的儿子叫溥仪。

此外，满族贵族中著名的改革派还有载泽、端方、善耆等人。他们将和地方汉族官员一同推动这次希翼能挽救大清的改革。至此，一个有力的改革团队在慈禧身边逐步形成。

（武昌起义被砍掉脑袋的端方，也是新政积极的推动者）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1:02
(9)

2．从废除科举到现代教育的确立

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最为关键的内容。对于中国确立现代教育体制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这种在中国运行了一年多年的教育、官制体制，牵涉了众多人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官员、读书人都是在这种体制下生存的，一旦这种体制被否定，那么社会几乎所有的精英阶层都将被否定。

清末新政不是像戊戌维新一样，将改革当做一项运动来进行。对于教育改革，改革派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荐，一是废除科举，二是兴办新学。改革伊始，这两项工作都在开展中。一方面，逐步减少科举的人数，科举考试中增设经济特科。另一方面，各地都开始兴办新的学堂。

当各类新的学堂开始大规模、大范围兴办的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作为国民基础的新教育体制应该是怎样的？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开始主持拟定了6个有关学制的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官方现代学制系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等内容。但是，这首个学制存在太多问题，未能付诸实施。

在张之洞等人的协助下，1904年又出台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为“癸卯学制”）。依据该学制，国民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其中初等13年，包括幼儿教育4年，初小5年，高小4年。初小设计为强制教育，其认为儿童7岁进入学龄期后，理应一律进入，“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

癸卯学制自1904年生效。当新的教育体制确定了之后，原有的科举制度便成为了多余。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六名地方督抚联名上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要求立即停止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广泛发展。同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以新教育体制全面取代科举制。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但却没有兴起大的风浪。原因在于这些老练的改革者们为科举体制下的举人、秀才们设计了别的出路。清廷尽力开拓门路来消化这些过去的科举文人，如将原来的学堂改为西式学堂，或是鼓励他们出国游学，或鼓励经商、从军等等。于是，在一个开放、改革的大气氛之下，原有的秀才、举人、贡生员们不仅没有抵制这样的改革，更多的是积极投身于这样的新生事物中去了。这些人很多留学日本，或者成为宪政运动的领头人，或者成为海外革命党的领袖，如汤化龙、黄兴等。

1905年，清廷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教育的学部。不久，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收贫寒子弟，不收学费，不拘年岁。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要求女子入学接受教育，分女子小学教育为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为四年。

(清末小学生上体育课)

在现代教育改革中，张之洞为主要的推行者，因此在其主政的湖北也是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地方。湖北以“兴学育才“为中心，全面推行新教育，广建新式学堂，包括方言学堂、军事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初步形成了一个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相应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毕业出路等规定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到1906年全省已有小学堂1219所，中学堂16所。

此外，江浙一带的教育发展也很快。由官、商、绅集团联手推进，是各地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至1909年，浙江全省官办学堂仅209所，而私人创办的学堂有225所，众人集资创办的学堂达1506所。

但是，以西式教育体制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国家的建设，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体制的现代化，对人才的需要非常迫切。在这样的情形下，各地又掀起了派送留学生的热潮。鼓励游学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另一重大内容。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拟定的对留日学生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及《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清末形成了一个留学高潮，特别是留日潮。1901年留日学生仅为274人，以后1902—1909年分别达到608人、1300人、2400人、8000人、12000人、10000人、3000人，1906年为其顶点。

清末的教育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无疑是非常惊人的。从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短短的6年时间，中国的现代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至民国元年，国学校达到87，272所，学生达到293．3387万人。而留学生包括留日、留欧、留美等，人数也多达数万人。应该来说，清末新政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教育。

教育改革的成功，当然并不意味着清廷之幸运。如此的改革力度，需要大量的金钱。而当时清廷除了维持其庞大的各项行政支出之外，还必须偿付几次战败所必须承担的巨额赔款。几乎大部分的教育改革支出，只能通过一种途径解决，那就是再向民众征收捐税。加捐抽税让这个古老而脆弱的帝国矛盾更加激化，而那些受到西式教育的人们，也并未成为朝廷想象中的维系统治的栋梁之才，反而更多的站在了反对者一面，或者加入革命党，或者成为宪政派和政府博弈。

（晚清的女子学校，可能是教会学校）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1:09
（10）

3. 现代化军队的组建

晚清时期的几次战事，让王朝在军事上的各种弊端暴露无遗。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清军的海军、陆军即使有较好的装备，也根本无法和人数也不占优的列强军队相抗衡。一些了解西方军事的官员清楚，仅仅是配备现代的武器，但没有按照军事组织来编练、拥有现代军事思想的军队，依旧是不堪一击的。其实，就新政各项内容而言，军事上的改革更为迫切。

军事上的改革，首先是废除武科科举，设立现代武备学堂。1901年9月，清廷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同时，要求各省裁撤旧式军队，编练以“新军”为主的常备军。在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逐渐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的出道得益于李鸿章、荣禄两个人。袁世凯年青时科举失利后投奔淮军，后在驻朝鲜期间建立了功劳，并成为一位比较突出的青年军官。袁世凯后在李鸿章、荣禄的推荐下，得以在小站练兵，成为国内最早按照西式方式操练军队的人。后袁世凯继李鸿章、荣禄之后，任北洋大臣，于是北洋就成了袁世凯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

（外国媒体中的清国新军）

什么是北洋大臣呢？其实它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专门处理北洋通商口岸的外交、通商、关税、军事防卫的事务。由此可见，北洋系是清国各部中和外界打交道最多的部门之一，因此，他们即使改革的支持者，也是改革开放最先开展的部门。军事只是北洋事务一个附着的事务，但谁也没有想到，北洋因为军事上的原因而成为长期左右中国发展的强大势力。

北洋本是以清国京畿附近为基地，因此它所承担的海防等军事防卫作用原本就很重要。因袁世凯练兵的特色表现，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北洋大臣，后又兼任练兵大臣。于是，袁世凯得以大规模地编练新军。1904年，袁世凯所部编练成为北洋三镇（师）常备军，这是中国第一支成规模的新式军队，是中国现代军队的雏形。

1904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这成为了新军军制的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按《陆军营制饷章》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12512人）、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4038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名）、马队一标（官兵1117名）、1个辎重营（官兵754人）、1个工程营（官兵667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

1907年，清廷正式批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计划到1912年完成。到辛亥革命时，全国已经编成新军15镇及18协（旅），约16万人。其中，属于北洋系的新军有六镇，是战斗力最强的部分。当然，北洋系不仅仅只是产生了这些军人，它主管大量的涉外事务也需要大量的各种人才，这就是为什么北洋系在统治中国期间，能较有效地发挥中央政府作用。
（陆军小学学童）

当然，编练新军并非只是北洋的事情。此外，张之洞也较早就在湖北编练新军，聘请德国军事教官，招募有文化的人入伍。1906年，张之洞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一镇一协（旅），是除北洋新军外最突出的一部。不过，张之洞万万没有想到，这支部队中的第八镇官兵竟然发动了武昌起义，而二十一协的协统黎元洪成为了民国的总统。

其他各地督抚也各自编练新军，如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南京第九镇等。新军编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文化素质要高，大多懂得文化，部分官兵还是过去的读书人，或者留洋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张之洞部更是如此。1905 年，其部在黄陂募兵 96 人，藉中竟有禀生 12 人，秀才 24 人。如此高文化的人，自然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湖北新军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也就不奇怪了。在后来的革命中，除了北洋之外的各部新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军训练）

（清军训练）

为什么北洋军参与革命的较少呢？这与北洋新军成军时间较早有关。北洋各军主要军官大多来自北洋武备学校，他们大多在新政前就已经从军，在政治上倾向于改良而非革命。比如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均是1885年即考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段祺瑞又被派往德国留学学习军事。由此可见，北洋各军的主要军官多北洋自建的各类专业军事学院，他们的职业化程度较高，但革命热情也就差了很多。

（留学德国的段祺瑞，右一爬梯者）

除此之外，清国原有大量的旧式军队，如旗兵、绿营兵等。1906年4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绿营军改编为巡防营的时候，是经过了一些裁撤删减的，但主要官兵一般都是当地人，军官是行伍出生。虽然使用新式武器，按照新的练兵方式操劳，但现代化程度有限。

新政期间，袁世凯建立中国的第一支巡警部队。庚子之乱，天津等地被八国联军部队占领，根据《辛丑条约》，清国不能在部分区域驻军，于是袁世凯等人派归国留美幼童曹嘉祥，带领受过警察训练的3000士兵，组建了第一支巡警部队，负责天津一带的治安事务。这一尝试的成功，使得现代巡警制度得以在全国推广。1907年1月张之洞将警察制度移入新军军营，在全国率先组建湖军第一支宪兵队(后扩编成宪兵营)，对士兵进行严密监视和纪律管理。

由于在甲午战争中遭到重创，清末海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1902年，海军帮办提出了复习海军计划，包括派遣海军士官留学，建立海军学校，建立舰艇维修基地。1908年陆军部提调姚锡光提出海军建设分“急就”和“分年”计划。先将各地分散的舰队组建成为巡洋和巡江两只舰队，再分年补充舰只。1910年设立海军部，海军成为清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逝世，其子乔治五世继承王位，定于1911年6月22日举行加冕庆典，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200余艘军舰参加庆祝仪式。1911年4月，在海军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的带领下，中国海军“海圻号”远航欧美。

（清国水师访美）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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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走向现代化的清末工商业和经济

清国想要走向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最核心的内容。清末的经济改革也基本遵循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三奏》的思路，慈禧倒是为改革开通一路绿灯。发展现代经济，需要体制上设立专门的经济管理部门，同时还需要制定适应现代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晚清有关部门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以上的工作。

1903年7月，清国正式设立商部，负责促进商务发展、制定商务法规等事务。商部下设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聘张謇等商业名流被为商部顾问官。1904年，清政府正式公布《商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以及涉及商标、矿业、银行等各行业的法律。这些法规政策除了给各类经济实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法律规范外，还包括了许多鼓励工商的措施。1906年，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清廷依据西方商会模式，鼓励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在某些经济管理领域里实行自治。 1907年，清国设立交通银行，1908年设立大清银行。

（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图中人像为载沣）

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工商业在当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洋务运动时期，许多工商行业并未得到完全开发，官营占有重要的份额。而清末时期，由于清廷财政极为匮乏，政府兴办实业更倚重两个来源，一是外资，而是民营资本。对于政府而言，外资的引进会带来权益的丧失，所以更青睐民营资本。政府有了好政策，民间资本家纷纷投身于工商企业，就连一些原本已经入仕的人也改行经商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实业教育的兴起。各地纷纷兴建农、工、商、矿等许多专科学校，为下一轮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多的人才储备。

但是，当时的当务之急还是基础工业的匮乏，铁路、邮传、矿山、冶炼等产业都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更高的管理水平。清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朝廷还任命了一批负责实业的大臣。如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督办铁路大臣，著名买办资本家盛宣怀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等，分别负责有关实力的兴办。

(清末邮政所门口)

清末的经济实际上分为三大块。一部分是民营资本，如上所说，在新政之后得以迅速的发展。第二部分是国有资本，主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其中铁路的建设尤为瞩目。要发展现代经济，就必须大规模的修建铁路。但是，当时中国由于巨额赔款等原因，财政负担极重，根本无力投入铁路建设，因此只能以官办为主动，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引进外资修铁路，自然条件苛刻，还会导致国权的丧失。但是，清末官员也学乖了，在引进外资的时候，首先考虑小国家的外资，比如在多项借款事务中，清国多次选择比利时作为贷款国。理由很简单，比利时国小力弱，对清国的权益没有太多野心。此外，有关部门还会考虑多国银行团，这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多国财团一般对领土等政治性权益兴趣不大，并且可以相互牵制，因此也是安全的选项。

（清末所建沪宁杭铁路）

1911年前，清国共兴建铁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为清末10年所建。这部分铁路中，虽然有些为外国独资兴建的铁路，但自建铁路多达4000多公里。相比之下，1911-1928年，关内仅兴建铁路2100公里，而南京国民党时期（1928-1948）20年间所建铁路也仅为13000多公里。

尽管清国改进了利用外资的能力，但是，人们对外资的排斥是很强烈的。为了满足人们对抵制外资的要求，1903年的《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呈请办铁路。在这样的政策下，各地官绅积极要求自办铁路，收回原本已经确定为外资兴建的铁路筑路权。这本是一场浩浩荡荡的爱国运动，但是，谁也没有去想，当时还根本不擅长于公众股份制经营管理的中国官商民，仅凭热情是无法经营这样的企业的。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商业行动。而最终买单的，是清王朝付出自身倒台的代价。

第三部分经济，是口岸租界经济。自清国口岸被迫开放以来，外国在中国设立了多个租界地。这本是清国主权丧失的显著表现，但这些租借也都发展成为清国经济最重要的开发口岸。大批外资企业，外商金融机构驻扎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个的重要工商中心，一些租界甚至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如上海。尽管清国对于这些租界没有多少管理权限，但这些租界被以后的政府回收后，大部分成为了中国的经济重心地区。

（清末天津租界威廉街）

（清末天津日租界）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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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守与激进共存的政治改革

清末新政的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客观地说是比较成功的。要推进这些原本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改革体系作为支撑的。这除了慈禧对各项改革措施鼎力支持外，政治改革的推进也必不可少。

首先在部门设置上，清廷是逐步设立练兵处、商部、学部、邮传部等符合现代行政体制的部门，而并非一下子进行全盘变革。这使得这些部门的改革能够实现平稳的衔接。这样一来，一些新的部门不断产生，一些旧的部门依旧存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保守体制和革新体制同时存在。但这些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改革的推进。

其次，废除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对原有吏治体系的完全变革。清政府采取了吸收部分原有科举官吏，同时对接受过新学的学子进行考核，并授予相应的职务和品级。在废除科举，兴新学过程中，许多原有的旧学学生不仅没有抵制这样的改革，反而更积极地投身到新政、新学等事项中去了。

晚清政治改革的中，值得关注的是司法体制的改革。新政前，清国的法律体制基本属于封建专权的司法模式，而为了适应新政的要求，就必须尽快制定符合现代司法要求的法律体系。好在清国总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专业人员，由英国留学的伍廷芳、以及国内的著名的法学专家沈家本便成为司法改革的核心智囊。为了适应新政的需要，有关部门制定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的规范经济行为的法规。但是，最为核心的变化，就是对过去中国实现官员集行政、司法权一体的模式改变。

（现代司法的创建者伍廷芳）

清末司法改革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要求。伍廷芳等人提出的司法改革思路，是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设立四级三审的框架，设立独立的检查机关。不久，最重要的司法成果《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相继制定完成。这些法律制定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也基本被继承下来。

清末法律中，还有规范民众结社和出版的相关法律，《结社集会律》与《大清报律》，给以了民众在这方面的一定权利。根据《结社集会律》民众结社可“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当然，秘密结社的属于禁止之列。这就是清末革命组织得以各种社团形式纷纷组建的缘故。

清末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的松动。根据《大清报律》，二十岁以上、无精神病、无刑案的本国人都可办报。因此，民众在办报资格上是比较自由的。但是，民间办报要向当地官署送交备查。民间办报当然不能主张革命的内容，但可以让“庶政公诸舆论”，实现有限的新闻监督。清末的言论自由当然是有限的，但批评官府是通常的事情，以至于到了民国成立之初，广州报人依旧批评执政的革命党时，结果惹了杀身之祸，公言报记者陈听香被逮捕枪毙。

（清末报纸）

清廷在许多方面实行大踏步改革的同时，却在一些方面采取了极为保守的姿态。如涉及到八旗制度、太监制度等方面，均不在改革的讨论之列。八旗制度关系到清国统治基础，但这种特权制度却是和现代国民概念是相悖的，因此也是广大汉族士民反对满清统治最重要的动力。

新政中的许多事务，如办学、发展工商业、公用事业、办报等都是地方人士负责筹资或主办，因此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发展也格外迅速。地方自治的核心是当地的士绅，包括有财力的人士和知名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弥补了官府的力量不足，在推动地方教育、工商业等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清廷在讨论宪政体制的时候，这些地方自治的的势力很快地演变成了地方议会机构。

（广州居民集会议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清末有效管理地方的，是以地方士绅为核心的团体。他们支持清廷的时候，地方的变乱则轻而易举地被扑灭。当他们成为清廷的对立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清廷的末日到来了。显而易见的例子是，1906年发生在湖南、江西的会党起义，以及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地方士绅们是不可能支持他们的，因此即使暴乱的规模很大，也很快被地方势力所平息。

就在朝廷和地方通力合作推进新政的时候，来自朝野要求宪政的呼声开始高涨。显而易见，慈禧并不知道宪政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实现宪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正如她对其他的改革措施都持支持的态度一样，她也支持进行宪政方面的探讨。宪政改革使得地方士绅可以有机会和朝廷在更多的领域里分配权力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国会运动展开了，这把清国统治者和地方士绅对立起来了，而这时清国的统治层发生了大的变化，强人慈禧皇帝光绪几乎同时死去，清国内部相互制约的力量失衡了。

清末新政依赖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包括如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伍廷芳、沈家本、盛宣怀、唐绍仪等在内的地方官员、教育家、军事家、司法专家、实业家等。即使是新的民国成立后，这些人也比那些致力于武装暴动的革命党人更擅长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革命者不愿意成果被窃取，矛盾于是爆发了。

（清末官员的对外交往）

（载涛访问法）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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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革命党与会党的奇异组合

1．革命党与会党的冲撞和磨合

社会为什么会进步？难道是靠当政者天然的责任感吗？当然不是，尤其是清国这样的朝廷。社会进步一定是有一个推力的，没有这个推力，慈禧又怎会在舒适安逸的享乐中来推动新政和改革呢？对于她而言，这个推力是咄咄逼人的列强。打又打不过，只有韬光养晦，奋发图强罢了。

除了外在的推力之外，还有内部的推力，但这个推力起初并不明显。清王朝统治的290多年里，曾遭遇过两次大的内部挑战，一次是吴三桂的叛乱，一次是天平天国的起事，但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了。晚清中国，虽然反对力量此起彼伏，但似乎都没有什么成气候的，辛亥前最大的一起暴动就是萍浏醴起义了，在各地的援军到来之前，数万起义军就被地方的治安部队给消灭了。大清朝是安全的，除非有三种可能同时发生，一是清国的强力统治者突然缺位，二是所有的暴乱同时发生，三是曾经是维护地方的汉族士绅又都同时反水。1907年，这三种可能性都非常的小，而1911年，这三种可能性却成为了必然。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清朝统治期间，一直都存在着以反清复明，或者是恢复汉族统治为目的的秘密团体，这些团体通称为会党。会党是革命党吗？不是，至少从推动宪政民主的角度来看不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宪政民主，也无法具备这样的精神。他们在骨子里具有最纯粹的专制精神，或者甘愿效力于某个实力强人，或者自己争当实力强人。他们支持革命绝非他们理解革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面联合他们的旗帜。当革命胜利了，无论是宪政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视他们是多余的人、危害社会的人，都反过来要剿灭他们。革命，对于这些脱胎于会党的组织来说，就如同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一样，是一个时髦的口号罢了。

最早的革命党组织出现在1892年（或1890年）。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在香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的组织辅仁文社，秘密筹划革命行动。这是最早的革命组织，革命者杨衢云被香港的电影《十月围城》搬上银幕，成为该片唯一比较真实的银幕形象。而谢缵泰则是大家熟悉的《时局图》的作者，也是中国第一艘飞艇设立者、《南华早报》的创办人。

(最早的革命先行者：杨衢云)

（谢缵泰和他的时局图）

杨衢云、谢缵泰等人都是初步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力量要推翻清王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联合其他反清势力就非常迫切了。一贯反清的会党自然是他们的首选，杨衢云本身就加入了洪门，也就是小说里经常见到的天地会。1894年，杨衢云组织的会员尤列向他介绍了另一个革命者，最近刚成立一个革命组织的孙文。孙文具有更多的会党背景，支持他的铁杆中的郑士良是三合会的首领。双方见面以后，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以孙文的组织名称为名，称之为“兴中会”。而杨衢云因其组织人员较多，活动时间较久，筹款能力强而当选为会长。

扩大了的兴中会再次成立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些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和一些骨子里充满了专制意识的会党分子们结合在一起了。让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目的就是推翻满清王朝，而在建立共和宪政方面，他们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即使这个革命组织主张建立“合众政府”，但他们的会党本质是注定他们不能做到的。就如同主张“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一样，最后还是建立了等级森严、拥有几千个王爷的政体。这都是素质所决定了的。

作为组织内的革命知识分子，其实或多或少也都受到会党思想的影响。在确立革命目标的时候，杨衢云等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合众政府，而具有会党思想的孙文则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经过一番磨合，大家的思想才统一起来。但是会党成员思想中的专权意识是普遍的，这也就为后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我们发现，就推翻满清的意志来说，革命党人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对于宪政的推进，这些革命党人都几乎没有太多的兴趣，在民国建立后，这些曾经的革命者往往更容易成为宪政体制的破坏者。

1895年，这个集革命党、会党为一体的革命组织准备第一武装起义。此时清国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是一个发动起义的好机会。起义的总指挥是杨衢云，因为他有财政资源，主要捐助者是杨的支持者，而拥有会党三合会资源的孙文则负责一线工作。起义最终因为协调不周以及泄密而失败，孙文的好友陆皓东、水师管带程奎光（也就是后来民国海军总长程璧光的弟弟）等被捕遇难。杨衢云、孙文等被清廷通缉，只得流亡。被通缉的杨衢云经过辗转去了南非，那里的华侨多，可以到那里发展组织。

孙文则流落到了英国伦敦。1896年，孙文曾被清廷驻伦敦使馆人员囚禁，一时间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外交事件。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被外界关注，甚至超过了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所引起的关注，特别是东邻的日本，知道了清国有了一个革命组织，有一个叫孙文的组织者。

在日本一些组织和个人的邀请下，孙文于1897年到了，在这些日本“友人”的支持下，孙文在日本建立了一个基地。前面所说，兴中会是以杨衢云为会长，由两个组织合并的。因此其内部人员实际分为两大类别，一些是支持杨衢云的知识分子和富商，另一些是支持孙文的知识分子和会党。支持孙文的，包括他的西医学院同学郑士良，他是三合会的首领，还有一些洪门的成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些支持维新的人士逃亡的日本，这些人中也有会党首领，比如准备在“围园杀后”计划中负责杀慈禧的会党骨干毕永年。这些会党成员可不是康梁的支持者，当他们跑到海外之后，很快就转而支持主张革命的兴中会，在杨衢云缺位的情况下，他成为了孙文的支持者。

（1898年，杨衢云到日本，前排左二为杨衢云，后排右三为孙文，其余为日本人）

1898年，杨衢云从南非来到了日本，但他遭到了孙文支持者的逼宫。原本在1895年广州起义的时候，兴中会曾计划选出一位总统，作为起义成功后的领导人，杨衢云当选为总统。孙文的支持者对此非常不满，郑士良准备杀掉杨衢云，但被陈少白所阻止，因为他担心暗杀杨衢云会引起香港的警察注意。当杨衢云逃亡三年后，回到香港时，孙文及其支持者对杨衢云进行了批评，指责杨衢云对广州起义失败负有主要责任。而郑士良和毕永年召集一些会党，宣布成立兴汉会，选举孙文当会长。之后，有人又向杨衢云提出来，现在一个组织内有两个会长不妥。杨衢云明白其中的意思，1900年1月，他主动辞去了会长的职务，推举孙文来接任，自己转而筹划惠州起义的事宜。至此，孙文就成为了最早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了。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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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是天涯沦落人：流亡的革命党和保皇党

清王朝统治的297年历史里从不缺反对者，有一拨又一拨的反叛，也有无数的秘密组织。具有政治目标的革命党人只是其中很微弱的团队，至少在1905年前是如此。革命党人对王朝的统治几乎构不成什么危险，因此，清末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为了应付革命而进行的。

早期的海外政治性流亡者有两拨人。一拨是1895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逃亡的杨衢云、孙文等人，另一拨是189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些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流亡日本，主张不太一样，但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有支持他们共同的日本“友人”，他们都是主张政治改变的人士，他们都是被清廷通缉的犯人。支持他们的日本人希望这两个组织能够联合起来。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一直热心于两派的联合。

（犬养毅，曾任日本首相。当时曾力促孙文和康梁的合作）

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清朝官府吗？不是，因为只要他们一直在海外流亡，是没有多少危险的。他们寄居地的日本政府、英国政府或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最潜在的危险是自己的同志、或者近似的政治人物。那些政治主张和自己一样的、或接近的人们或组织，如果不能形成同盟的话，那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了-----竞争对手。而且彼此越接近，相互的危险度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1905年革命党人要首先去炸主张改良的宪政考察团了，而1911年，同为革命党的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害陶成章了。这些不过是打击或除掉竞争对手的行动而已。当然，这不是清末革命党所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的革命档都热衷于内部清洗。

在海外的革命党和改良党都以海外的华侨为依靠，在他们中发展成员、募集捐款，同样也都会去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因此，他们倘若不联合，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对于日本人提出要求他们联合的建议，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但碍于日本人的面子，只好采取躲避策略，让梁启超去应付）。因为孙文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团队显然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像要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和一家小公司，这是一项极不合算的并购方案。戊戌变法是全国都被卷入的红轰轰烈烈的大事，引得许多外国的关注，更有借伪造的光绪“密诏”作为号召，康有为当然不愿意屈就和孙文等会党平起平坐。

对外海外大多数具有政治热情的华侨、留学生来说，改革的主张也更能接受一些。毕竟只有极少人愿意采取暴力的手段去推翻一个强大的王朝。而主张改良，他们有很大参与的可能。后来，当康有为、梁启超到各地、尤其是美洲发展组织的时候，很多人参加了他们的组织，甚至包括很多兴中会的成员。此外，康梁等人在国内也有很多同情他们的士绅们。也有一些原本支持康梁的人转而支持革命党，例如曾负责“围园杀后”行动中杀掉慈禧的毕永年，就脱离了康有为转为支持孙文，并帮助孙文取代了杨衢云在兴中会的位置。革命党与保皇党之后的论战，与其说是政治理念的辩论，倒不如说是争夺海外市场的大战。

1899年，在清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只得重金“驱逐”了康有为。康有为拿了日本人9000元的驱逐费，开始了自己周游世界的行程了。其间，在康有为逗留新加坡的时候，得知两党合作破裂的日本人宫崎滔天、青藤幸七郎赶了过去，企图再次劝说康有为，结果被康有为的弟子得知这两个人曾到过广州，见过清朝官员，怀疑他们俩是刺客，于是报了警。结果，警察一搜查，从两人身上找到两把日本刀和现金巨款，就以两人涉嫌谋刺康有为抓了起来。孙中山闻讯也跑去解救，最后三人被新加坡当局驱逐了事。刺康案后，康孙两人均不再谋求合作了。

康有为到加拿大后，和当地侨领一起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称为中国维新会、。康有为称，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革，而改革的希望在于救出光绪皇帝。由于海外华侨对戊戌变法的支持，对光绪被囚禁普遍持有同情态度，保皇组织发展一度很快。按照康有为的估计，海外华侨约500万人，约100万人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以公司的形式募集捐款，并投资经商，特别是在墨西哥城房地产投资中获取暴利，康有为及其保皇会在财政上远好于孙中山的革命党。

（维新会会旗）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对于革命党和改良党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发难好机会。梁启超派自己的学生唐才常等一批人回国组织会党起义。他一面联络维新派人士，一面组织会党，向会党发放“富有票”，设立自立会和自立军，也和革命党人士联合。他们秘密联络的人员多达10万人。但是散漫的会党行动很快就被唐才常的老师张之洞获悉。就在汉口机构的负责人林圭准备发动起义，邀请唐才常一同主持时，张之洞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漏了被唐才常临时派去长沙劝说其好友黄忠浩的蔡锷。黄忠浩把蔡锷软禁起来了，因此保住了蔡锷的一条命。

兴中会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依托广东三合会也发动了一次起义。1900年10月，在八国联军正在占据北京的时候（八国联军中以日军人数最多），孙文的得力助手郑士良集会会党及日本人600余人，带着从日本获得的精良武器，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队伍打了几次小胜仗，大批会党成员前来加入。当然，这支几乎都由会党组成的队伍得不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在日本人断了军事援助之后，很快也被清军剿灭了。

（山田良政等40几位日本人参加了惠州起义，山田良政等遇难）

在惠州起义的同时，已经辞去兴中会会长的杨衢云派遣史坚如到广州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结果功败垂成，史坚如被捕遇难。德寿自然害怕杨衢云再次派人来杀他，于是悬赏3万元买杨的头颅。有人劝杨衢云出去躲一躲，但杨拒绝了，说“男子汉死就死了，躲什么躲。我宁愿教些学生养家里人，也不愿白白浪费公款。”很快，清廷的杀手找到了杨衢云，在家中将杨衢云开枪击伤，杨在自己去医院途中倒下身亡。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康有为就致力于以保皇会名义筹款、经商、炒房地产，时不时也到处演讲讲学，会见外国政客等事务。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康梁不再谋求推翻慈禧的统治，而仅仅是主张君主立宪，并创办自己的报社。清末新政之后，由于清廷本身就已经开始改革，康梁的市场更加萎缩。1904年，清廷下诏开放党禁，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戊戌党人。康梁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流亡中的梁启超一直保持着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激情，尽管清廷已经开始改革、而自己仍被通缉，但依旧组织政闻社，主办报纸等方式，宣传和鼓吹宪政救国的主张。渐渐地，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各自的重心越来越远了。

(流亡在外的康有为)

（1902年，梁启超在温哥华）

杨衢云被赶下台和遇害，使得兴中会另一个主要领导人谢缵泰对孙文极为不满。在惠州起义失败后，谢缵泰和部分兴中会会员组织了第二次广州起义，但没有告诉孙文。1902年年底，谢缵泰等已经在广州建立了20几个分机构，联络起义者多达3000余人。起义最终还是因为事泄而失败，党人20多人被捕，粱慕义等7人死难。很多史料中都未曾提及这次起义。此后，谢缵泰心灰意冷，创办《南华早报》去了。

在杨衢云、谢缵泰遇难、离开之后，孙文就成为了兴中会当然的领导人了。只是惠州起义的失败依旧使得孙文也气馁了。加之康梁保皇党在海外发展迅速，兴中会的市场更加狭小。为了能在会党中发展党员，1903年孙文离开日本，去了美国。在美国，孙文加入了洪门，成为洪门的洪棍。

1905年前的兴中会，本质上更接近为会党，这也限制了它的发展。新政之后清国留学生骤增，但这些来自内地的留学生很多是士绅家庭出身，他们大多不愿意加入有浓郁会党背景的组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04年被保送法国留学的举人汤芗铭，他开始认为孙文是革命党人，所以加入了兴中会。后来发现该组织更像一个会党，于是又退出了兴中会。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组织，应该属于1905年创立的同盟会。而同盟会的创建，得益于清廷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清国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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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6-21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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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革命的松散联盟—同盟会

革命就像演出一台戏一样，许许多多人长时间的辛苦努力，成就的是少数演员的精彩瞬间。清末革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海外革命者唱戏，既安全又拉风，而在内地进行革命宣传的人们却是辛辛苦苦的杂勤人员，随时承受被捕杀的风险。以至于有这样的一个怪相，当革命成功突然而至的时候，海外的这些革命者连自己几乎都来不及搞清状况，都得回来接受人们的欢呼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大批扎根于内地的、不断宣传、组建团体、密谋的革命者辛勤而危险的劳动是分不开的。内地革命者的崛起，应该首先从吴禄贞开始算起，他在引发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1898年，主政湖北的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30人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这其中就有吴禄贞。

(吴禄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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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被送到日本后，思想就十分活跃。1899年，他和留学的同学们组织励志社。他同时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当然，这是会党式的革命思想，他也因此加入了兴中会。1900年，正值康梁党的弟子唐才常回国发动自立军运动，康梁党、革命党都参与了这次运动，吴禄贞也是其中之一。

吴禄贞回国后，便和当地学生和青年军官经常聚会，逐渐地以武昌花园山为据点，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群体“花园山聚会”。这个革命组织虽然形态上比较松散，但却确立了清末最有效的革命党的工作方式。首先，他们是扎根于内地。武昌的本地的革命组织一直接连不断，即使遭到破坏，骨干分子流亡海外通常不久都会再回来组织新的团体。其次，他们虽然也联络会党，但都是以自己的骨干为主，核心成员都是学界或军界的知识分子，因此会党气息也较少。再次，他们部分人员和改良派保持较好的关系，一些人甚至即使革命派，又是改良派。

花园山聚会后来被张之洞发觉，通过调走骨干人员而将其实际拆散了。当然，张之洞的做法比较有意思。这代表了国内革命组织的普遍特点，既像是革命组织，又像是改良组织。而地方官员是虽然反对革命，但普遍支持改良，他们无法甄别革命党和改良分子。比如云南的李经羲、四川的赵尔丰都保护过看起来像改良派的革命党人。事实上，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派，这和水火不容的海外革命党与改良党之间的相互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加武昌花园山聚会的，还有一位来自湖南的武昌普通中学堂的学生，叫宋教仁，他也成为醉心于革命事业的积极者。1903年8月，两湖书院毕业的学生黄兴回到学校，组织反对俄国侵华的演讲，与宋教仁相互认识。后来两人相继回到湖南，经过一番组织之后，于当年11月在湖南长沙和陈天华、刘揆一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华兴会成立后，也立即开始组织起义，方式也是联络会党。他们找到了在长沙东部山区活动的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一番说服之后，会党首领就成为了革命者。起义最终还没来得及举行就失败了，马福益不久被捕遇难。华兴会筹划的第一起义失败，黄兴、宋教仁等人只得流亡日本。

（宋教仁和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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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898年到1900年时的小高潮后，这个时候的东京又开始热热闹起来了。此时，东京有大批的官府选送的、资费的留学生，他们很多人开始热心革命或者改良。而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的骨干，流亡日本。湖北成立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因被破坏，一些成员也流亡日本，于是，东京有了一大批有革命想法的人。黄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趁着这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建立一个革命组织，需要确立一个革命领袖。黄兴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革命领袖，虽然他为革命奔走了几年了，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他觉得最好有一个对革命很精通的人担当领袖。他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介绍了一个革命伟人《孙逸仙》。这本书是孙文的日本追随者宫崎寅藏于1902年写的，书中将孙文描述为支那革命的大豪杰，正式开始将孙文予以神话。这本书被中国留学生章士钊看到后，又进行进一步神话，于1903改编为《孙逸仙》进行出版。这两部书的先后出版，使得孙文成为了传说中的伟人，而兴中会的另两位领导相对而言就变得默默无闻了。

尽管这个筹备的革命组织主要是黄兴负责准备，但他有意推孙文为组织的领袖。不过，此时孙文并不在日本。在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联络下，1905年7月，孙文回到日本，即与黄兴见了面，双方确立成立新的革命组织。由于黄兴事先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即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黑龙会总部宣布成立。

最初的同盟会其实是华兴会、武昌科学补习所的一个扩展。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人数为79人（对于该人数有争议），其中来自湖南、湖北的约占半数。由此可见筹建同盟会的主要人员都是和黄兴熟悉的两湖人员，此外主要是日本的一些留学生，兴中会的孙文是以个人参加。江浙光复会也只蒋尊簋等少量人员参加，直到后来其成员纷纷逃亡日本后，才逐渐加入同盟会。筹备人员按照来源地如下：

湖南（20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曾继梧、余范傅、郭先本、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旸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
湖北（20人）：时功玖、耿觐文、涂宗武、余仲勉、曹亚伯、周斌、陶风集、叶佩薰、王家驹、蒋作宾、李仲奎、刘通、刘一清、李叶乾、范熙绩、许纬、陶德瑶、刘树湘、天桐、匡一
广东（16人）：孙文、李勇锡、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区金钧、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楠、何天炯
广西（7人）：马君武、邓家彦、谭鸾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得中、曾龙章
安徽（6人）：程家柽、吴春旸、王天培、孙棨、吴春生、王善达
江西：陈荣恪、张华飞
浙江：蒋尊簋
陕西：康保忠；
福建：王孝缜；
直隶：张继
日本籍：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

从这样的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同盟会虽然是以孙文为领袖，但以两湖为主的人士更倾向于认同黄兴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兴是维系这个团队、让其不致分离最关键的人物。此外，这些人员和孙文的原兴中会存在显著的不同，同盟会成员多是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甚至情绪张扬，他们不忌讳对领袖的批评和反对，甚至严厉要求领袖的行为。这不同于主要以商人会党为核心、更愿意服从首领的兴中会。

日本黑龙会对同盟会的支持，显而易见是有其政治诉求的。这对于未来同盟会的一些举措产生了影响，而同盟会内部对此的态度也是不统一的。所有的这一些，使得同盟会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图腾，在它艰难地维系了6年运行之后、直到内地突然而至的革命爆发，才给了它重新振奋的机会。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7-11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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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盟会的内部纷争和解体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同盟会当做推翻满清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同盟会只是清末无数革命组织中的一支。由于同盟会总部在海外，能够公开地活动、募集款项，因而形成的影响最大。相反，很多扎根国内的革命组织只能是秘密活动，比如在武昌起义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社、共进会等，人数发展到2000多人，但如果不是因为武昌起义的话，也只是众多国内默默无闻的革命组织之一。

1905年8月到1907年3月，同盟会在成立之后，经历一年多较迅速的发展阶段。到1906年，同盟会会在日本共发展会员863人，主要为留学生。但是，这个数字在近两万留日学生中的比例并不大。很多人则是支持清政府的改革举措，或者是在革命和改革中徘徊。比如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蔡锷、尹昌衡等，在其他人反复的劝说下，依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因此，同盟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主办报纸，和维新派开口水战，以争夺支持者。

（早期的同盟会，主要骨干多为华兴会成员：1905年日本东京华兴会主要领导）

同盟会的核心层在最初的阶段很快形成了三股主要力量。第一股力量是以华兴会为主的两湖革命者，他们是构成了同盟会的主力，他们的骨干因此也成为了同盟会主要事务的主持者，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成为了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三驾马车。第二股势力是以孙文为首的粤籍会员。孙文几乎是只身参加同盟会的，因为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自己的嫡系人员却很少。一些粤籍人员向孙文靠近，自然就成为了孙文所倚靠的对象，比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孙文在同盟会中充当团队的领袖，形象代言人，他以领袖的身份则负责出面筹集款项，这使得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三股势力是光复会的成员，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是1906年才相继参加同盟会的。光复会主张比较激进，而且要求革命后成员要功成身退，他们对同盟会内部不合理的事情尤其不能容忍。

同盟会的第一次冲突是发生在黄兴和孙文之间。孙文准备将原兴中会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定为同盟会的会旗，黄兴认为这种“以太阳为旗”模仿了日本国旗，觉得不妥，不赞同。孙文顿时大怒，说，“我在南洋，有几万人都将命交给了这面旗子，要灭掉它，先把我排除了。”黄兴被这一抢白，也很气恼，当时虽然没发作，但随后跟宋教仁说要退出同盟会。

黄兴之所以反对青天白日旗，有很多资料上称是觉得模仿日本旗不美观。但黄兴是知道这原本是兴中会的旗帜，而兴中会参加同盟会的人寥寥无几，孙文几乎是净身加入同盟会的。孙文以兴中会的会旗充当同盟会的旗帜，以至于后来又以其代替原本已经确定的中华民国五色共和旗，这其中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黄兴当然没有退出同盟会。毕竟他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一旦他退出，这个组织其实也就完蛋了，而他本人是组建同盟会最核心的人。正是由于这种考虑，后来同盟会内部几次倒孙风波，黄兴都站在支持孙的立场。因为确定孙为同盟会精神领袖，也是黄兴定的盘子。他维护孙的地位，也就是维护自己当初的决定。

黄兴希望孙文在另一个问题上妥协，那就是在哪里发动起义的问题。黄兴主张在两湖一带发动起义，而孙文则主张在两广等地的边界地区发动起义。这个分歧的背景在于他们各自所依靠的会党组织是不同的。黄兴和湖南、江西一带的洪江会等组织保持较好的关系，而孙文的依靠主要是两广一带的三合会和洪门。双方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首先依靠湖南、江西一带会党发动起义。1906年底，同盟会派刘道一到湖南联络各支会党组织，准备发动起义。12月，数万会党开始起义，他们挑着箩筐准备进攻湖南浏阳县城，路上却遭到几十名清军携带26支洋枪的阻击，结果一败涂地。

（领导萍浏醴起义的刘道一，后牺牲）

萍浏醴起义是革命党在辛亥前发动所有的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但也暴露了他们的致命缺点，依靠会党们的起义必然不会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他们反而会比清政府更加迫切地希望剿灭这些希望抢到浮财的农民武装们。

1906年的起义失败产生了一些结果。第一，同盟会高层被迫同意放弃以两湖为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的想法，转而以两广为主。第二，孙文被日本政府重金驱逐，而这笔资金引发了同盟会内部的第一次大风暴。第三，一批起义骨干逃亡来到了日本，这些人中有几位是促发辛亥革命的关键人物。

由于清政府发行萍浏醴起义有同盟会的背景，因此要求日本驱逐孙文处境。日本政府不得已，给了孙文5000元，让他开路，日本商人也给了他一万元，同盟会内部的第一次倒孙风波因此而起。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主办《民报》，经费非常紧张，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但为了革命，他们也能承受。听说有了日本商人捐赠的巨款，他们巴望孙中山多留一点给他们办报，结果孙中山只留了2000元，让他们大失所望。之后有传出孙中山收了日本政府5千元赠款，又有一批人不满了，认为这是没有气节的表现。

1907年3月，孙文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一行人离开日本到南洋，并在那里组织三合会等发动两广起义。同年6月，孙中山采购了一批村田式快枪，章太炎、宋教仁知道了，他们非常不满，认为这种武器是落后武器，拿来搞革命会白白牺牲同志们的性命。孙中山也很生气，说他们泄露了机密，要处分他们。

于是东京总部的会员和远在南洋的孙中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倒孙风波越演越烈。这个时候，在东京主持同盟会工作的刘揆一只得要求孙中山向同盟会认错。孙中山当然不服气了，自己是同盟会的领袖，也是主要筹款人，怎么用钱当然应该是他决定。此时倒孙派都希望黄兴出任总理，但却没料到黄兴站在了坚决支持孙中山的立场。其实，从同盟会的组建和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都是黄兴大力推动的，他当然不会去否定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况且，黄兴和孙中山在合作中虽有一些分歧，但他也在分歧中认定了一条道理，就是“革命成功必须要倾心拥护自己的领袖”。

倒孙风波没有结果，但同盟会开始解体了。孙中山自此不愿意再过问东京总部的事情。1908年，孙中山带着自己比较信任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南洋另外组建同盟会总部。孙中山将其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发动两广的武装起义。黄兴等无奈只得配合孙中山发动两广的战略，由于广东驻军有许多湖南籍官兵，他们就去策反这些人发动反清起义。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发动了多次起义，但因为都是军事冒险，起义均告失败。

同盟会的另一次解体是陶成章所引发的。孙文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后，对于东京总部的运作实际是不闻不问，这导致在东京同盟会主要骨干生存异常艰难。黄兴在东京的寓所多次拖欠房租，只得经常躲债，这使得很多人无法找到黄兴。另外，主办《民报》的陶成章、章太炎也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甚至因为拖欠日本法庭的115元罚款，差点要被罚做苦役，幸亏光复会的弟子鲁迅等帮忙才得以避免。

（陶成章及光复会员）

陶成章决定自己去南洋筹款，但这触及到孙文的事务范围。对于孙文来说，南洋和筹款都是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拥有南洋侨民的支持和对筹款的掌握，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重要支撑。陶成章的南洋筹款之行遭遇到了冷遇，仅仅才凑到300多元，他发现这背后有孙文的阻力，因此，他产生愤懑也就不足为奇了。

陶成章决定自己行动，到缅甸、印尼等地宣传演讲，筹集捐款。陶成章的此举也引起了孙文的不满，不断阻止、指责陶成章的行为。陶成章的行为得到了李燮和的支持，也得到了受到胡汉民排挤许雪湫的支持。李燮和也是一位重要的革命活动家，除了组织过多次起义外，在海外也有很强的活动能力。而徐雪湫则是1907年黄冈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遭到了胡汉民的诘难。

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陶成章要求改组同盟会，另选领袖。他的提议遭到了黄兴的反对，失望之余，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许雪湫等于1910年2月重新组建光复会，并与同盟会完全独立。尽管之前的光复会员大多仍然保留同盟会的身份，重组的光复会也发展迅速，李燮和等人在南洋凑集到了大量资金，发展了大量会员，使之依然是辛亥革命重要的力量之一。

经过几次反孙风波，孙文依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他对这个组织也产生了不满。他希望革命组织能如帮会一样，大家绝对服从他。而在同盟会里，他总是无法确立绝对的权威。即使是一直支持他的黄兴，其背后也有一股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孙文曾计划取消同盟，一度将支持其的南洋、美洲同盟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不希望同盟会分裂，但也无法接受孙文不同意在长江一带发动起义的态度，于是，又另组中部同盟会，独立推动长江一带革命活动。

尽管同盟会遭遇到了几次大分裂，但主要派系都参与了对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支持。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最花血本的一次起义，但这次起义遭遇到了和其他起义一样的问题。同盟会的起义没有打算获得其他阶层的支持，完全是军事冒险。与原本计划的不同，他们没有等到新军的发动，组织的敢死队也只有120多人。这支百来人的队伍遭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起义军在伤亡惨重后很快失败。黄花岗起义是清末所以起义中规模很小的一次起义，但却是同盟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起义。其他的起义牺牲的都是被同盟会发动起来的会党、新军，而这次起义牺牲的85人（以后来核定的烈士数为准）是同盟会自己的骨干。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些主要领导人意志消沉，同盟会几乎停顿。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7-11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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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风亭的聚义会

同盟会没有推动掀翻清王朝的骨牌，而一帮原本毫不起眼的会党成员们却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对于辛亥革命来说，清风亭聚会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清风亭是位于日本东京赤城元町的一个地方。清末时期，经常有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讲学、开会。

1907年8月的一天，一帮不同寻常的革命党人聚集在那里，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为什么说不同寻常呢？因为他们大多有着江湖的身份和特性。会议的组织者是四川孝义会的龙头老大张百详。参加会议的90多人中，大多是是南方各省的会党首领、或者和会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湖南洪福会的骨干焦达峰、江西的邓文翚、湖北的刘公、孙武等。这些人和南方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百详酝酿组建新组织的想法源于这年的春天。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就开始了联络会党的工作。会党本来就是民间秘密的反清组织，所以很快就和同盟会合作起来了。1906年，湖南、江西的会党组织在两省交界之处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一些会党领袖被杀，还有一些骨干逃亡日本，加入了同盟会组织。

同盟会中的会党成员越来越多，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无论是在革命理念上、行事举止、还是组织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会党首领们大多个性豪爽、敢作敢为，喜欢江湖上的热热闹闹，这和侧重于海外宣传、大多怯于回国的同盟会其他成员有些显而易见的差别。他们冷眼同盟会内部越演越烈的纷争，难以忍受流亡在东京的单调生活，他们更想回到国内去，和自己的弟兄们在一起。
同盟会领导人对这些会党也不是很感冒，毕竟这些会党经常被人称之为“会匪”，一些会党分子也干过骚扰百姓的事情，口碑并不是很好。此外，同盟会领导人从能否控制的角度考虑，认为会党分子“容易发动，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控制”。虽然同盟会依然要依靠会党，但其领导层对于会党的工作安排并不热心。

(共进会最有名的两个人孙武、焦达峰，分别发动了湖北、湖南起义）

1907年是同盟会的多事之秋，东京总部因为内斗等原因已经形同虚设了。孙中山则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去了南洋，另行组织同盟会机构，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划广东地区的反清起义，而会党的组织、联络工作一拖再拖。也就是基于这种情况，张伯详等人决心组建以联络会党为核心目的的组织。正好，此时华中各省的会党组织都有人流落到东京，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湖南会党老大焦达峰非常喜欢这个提议，会党首领们本来就喜欢广交朋友，借大家都在东京的机会，建立一个各会党的联盟，是个不错的想法。积极支持这样想法的，还有湖北的刘公、孙武、四川的吴永珊等人。在这些人的积极筹划下，新组织的成立大会终于于8月份召开了。新组织的名字叫着共进会，意思是在帮会内兄弟们共同进退，在帮会外，不同的会党也要共同进退。

在共进会的成立大会上，大家选举张百详为会长，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八个部门，各部的部长分别是居正、彭汉遗、袁麟阁、焦达峰、孙武、陈兆民、潘鼎新、彭素民。总部先设在居正、罗杰住的公寓里，后来搬到青山麻布区出租屋里，挂了个牌子叫着华群舍。

共进会成立后，也发布了宣言书，作为组织的宗旨。宣言书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核心内容都是，推翻满清异族统治，做革命好汉。入会的誓词和同盟会的只有一句不同，就是将“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焦达峰在后来解释说，怕普通的会党成员不好懂，但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另一种潜藏在心的心态，那就是农民们到底是要土地权利，还是真正的政治权利？也许这些和农民打交道最多的会党分子们更清楚，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权不过是一块不由自己掌控的饵料而已。

共进会的会旗是九角十八星旗，也就是我们后来见过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内地汉人为主的十八个省份，这种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那么首当其冲的是号召汉人们团结起来。这种的局限性自然也限制了它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18星旗，成为中华民国陆军旗后中间增添一星，代表东北地区）

共进会究竟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或者实质是同盟会的一次大失血呢？起初大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一些人仍然将它当做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按照同盟会对待会党的原则去参与相关工作，把自己仍然当做同盟会员。另有一些人在领导共进会工作中，逐渐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会党中去了，不再和同盟会有实质的关系了。如焦达峰本身是会党堂主，他把共进会当做自己的洪福会和其他兄弟帮会协调行动的机构。湖北的孙武、刘公则干脆就以共进会的名义，按照江湖的规矩开堂、烧香、结盟、入伙，订立“山””、“水”、“堂”、“香”为暗号，直接收取会众。

共进会的成立，让闲居在东京的一帮江湖革命者终于有了事情可做。既然同盟会里除了吵架就无事可做，那么大家自行活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岂不快哉？不久，共进会的主要骨干如张伯详、孙武、焦达峰等纷纷回国，开始组织会党的工作去了。他们和同盟会的联系逐渐疏远了。

当黄兴赶回东京的时候，发现那帮闹哄哄的江湖弟兄不再围着他转的时候，他问还在东京的焦达峰：“你们为什么要另立门户？”
焦达峰说：“你们同盟会太拖沓了，我们这是救急，没想过要分道扬镳啊。”
黄兴又问：“要是这样，革命党就有两股势力，将来谁是正统？”
焦达峰说：“都还没有起兵，着什么急？要是以后你的功劳大，我听你的，我的功劳大，你该听我的。”

当然，同盟会没有把这当做多大的事情。孙武、焦达峰不过都是混迹于江湖之中的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孩，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共进会依然得和同盟会合作，而同盟会少了这些会党老大，组织就要纯正多了，好管理多了。并且，以历史的经验，会党是成不了气候的。但黄兴却忽略了一点，这些流亡日本的会党骨干还有个区别于他们国内同伴的显著特点，就是他们多是能武也能文，还受过较好的现代教育。

翁同龢究竟是谁驱逐的呢？《翁同龢日记》比较可靠。

所谓慈禧驱逐的，并无任何记载。而且，翁同龢是级别很高的官员，且在慈禧训政期间长期执重要岗位，所以即使是帝党，也是慈禧能接受的人。反倒是光绪，当时正是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对于长期训导他的翁有些不满。借机将其开掉不奇怪。翁长期为光绪师傅，且慈禧也算信任，因此为人比较张狂，得罪的人也较多。

1899年12月（老历，实际为1900年1月），“已亥建储”被过继为同治儿子的“大阿哥”溥儁。

溥儁的亲爸载漪，此人成为义和团运动在朝廷的最得力干将。杀五大臣，企图杀光绪，主张进攻使馆。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7-11 15:49
义和团成为极端保守派对付改良派的棋子，最后的命运也是最悲惨的

历史上对洋务运动的作用评价较低。但事实上，维新、新政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没有洋务运动，新政根本无法推行。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死了不算），后来都成为了新政核心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
本寄予厚望的李鸿章：

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

新政的核心人物张之洞：

晚清时期的中国

张之洞之汉阳

清末中国：

不用担心城管的小贩

晚清上海码头

晚清上海南京路

晚清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晚清烟台街道

袁世凯上街的照片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7-11 16:07
清末映像

北京街上

苏州河畔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7-14 18:32
清末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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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小贩

清末天津劝业场

清末广州码头

清末上海电车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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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7-14 18:46
清末烟台街道

清末时期天津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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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7-14 18:49
晚清时期的气象台

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1907年的开学典礼。

山西大学堂农学系教职员工（山西大学系退还庚子赔款创办）

山西大学堂农学系师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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