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像(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徐之《瀛寰志略》,后成为同文馆教材。 | |
王韬(1828-1897)。其关于议会政治是一种“君民共主”政治的论点在晚清影响极大。凡赞成议会政治者,无不欲以此论点说服清廷。 | |
何启(1858-1914) ,字迪之,号沃生。其与胡礼垣合著的《新政真诠》一书,第一次将议会政治与近代民权论结合了起来。 | |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著有《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极力在中国提倡英国式议会政治。李氏认为英国式代议政治需要品质崇高的精英分子,否则或不免成为误国误民的决策,故而建议清廷采行“教、养、安、新”四策,以改革教育,开启民智为先。 | |
郑观应。其著作《盛世危言》在晚清知识界影响深远。郑力言中国应该设议院,认为中国官场种种弊病,非开设议院不能解决。但郑观应有一个顾虑:国人教育尚未普及,新闻传播亦甚落后,处此情境,“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 | |
[url=]转型中国(1864-1949)往期[/url] | |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由此悄然发生转向——从“朝廷不可与民争利”进化到了“国家不惜害民以取利”。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国家富强”日趋上升成为最顶端的政治正确,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大帽子下面,民生一再被“合法蹂躏”,晚清鸦片财政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 [详情] | |
[url=]共和国辞典往期[/url] | |
这也或许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幕。在这个有着极其古老的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拔白旗、插红旗”、“中小学课程革命”、“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教育革命”之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居然成了这样。意义何在?目的何在?[详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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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度事件: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 ||||||||||||||
本年,中法马尾之战,福建水师损失殆尽。与此同时,洋务自强运动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自强运动领袖恭亲王遭遇贬斥,朝廷核心决策层大换血,慈禧太后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马尾的惨败,与恭亲王的下台,伴随着对自强改革既定路线方针的质疑——本年年末,淮军二号人物,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之际,留下了一道《遗折》,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张树声说:议会制度是西方强盛的根源,唯引入议会制,才能完成自强改革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这是帝国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 回溯议会政治在晚清中国的流传和认识过程,可以清晰地窥见一条近代化转型的歧路。 | ||||||||||||||
五年后,徐继畲写了一本名为《瀛寰志略》的著作。 这本书给徐继畲的仕途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却赢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使他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成为一个传奇。因为他在书中如此描述了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并不将西方视为蛮夷。《瀛寰志略》里详细描述了英国的议会体制,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并强调这种体制在欧美世界早已普及——“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徐还告诉国人,在西方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理想国——瑞士国依靠民众推举的“乡官”治理国家,“不立王侯”,“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乃是“西土之桃花源”。 然而,与其说徐是在赞美西方,倒不如说是在缅怀儒家三代时期的政治理想。正如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把清朝的皇帝们幻想成品德最为高尚的哲人王一样,徐继畲同样在按照自己的需要美化西方——譬如赞美西方“关有税而田无赋”。轻徭薄赋恰恰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盛世的重要标准,华盛顿的禅让更是“三代之遗意”——尽管欧洲的田地其实是有赋,华盛顿不做总统与禅让也完全是两码事。徐不过是在借西方开化之酒,浇自己胸中东方帝国迷失的块垒。至于学习借鉴,则是远远是谈不上的。在1850年因洋人租住福州神光寺而引发的那场严重的驱逐洋人出城的“神光寺事件”中,罢官回乡闲居的林则徐因为主张强硬驱逐而被朝廷重新启用,徐继畲则成为林的反面,丢了乌纱——然而,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同样力图驱逐洋人,只不过希望缓办,不想硬来罢了。徐继畲并无意拥抱西方。 《瀛寰志略》说到底是只一部世界地理常识普及读本,并无深究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本末的意图。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们也都曾提及议会,和徐继畲一样,其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了解敌人,并无丝毫移植或者借鉴的意向。所以,在徐继畲之后,随着自强改革的启动,西方的议会制被国人遗忘了整整三十年。
对议会制的接受与对自强改革的失望是同步的。晚清知识分子曾热烈期盼在坚守既有的制度文明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技术文明,迅速实现帝国的中兴。现实带来的,则是一次次的失望。1882年,王韬将自己十年来在《循环日报》所发表的文字辑为《弢园文录外编》发表问世,已完全抛弃了当年“议会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看法。全书以西方议会为中心,大谈英国的政治特色为“君民共主”。 王韬说:英国之强盛,所倚仗的,不过是“上下情通”:“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可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可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王韬认为:君民共主则国家强盛,君主专制则国家腐败。并举普、法两国为例,称1870年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即因为前者为“议会君主制”,后者为“专制君主制”。所以,“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求他术也”,只需实行议会制度。 1884年引发朝野唏嘘的两江总督张树声的《遗折》,与王韬的观点相差无几。《遗折》如此说道: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臣以寒素,起自兵间,荷列圣拔于庸众之中,……如臣遭遇之隆,夫复何撼。然而眷眷愚诚尚有不能恝然者,则以外患日亟,寰海骚然。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而臣犬马余生,竟先填沟壑,报效无期也。 溯自五洲万国通市款关,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扩富强之图。由制器而通商,由通商而练兵,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略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忸状,日益难制。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福州马江之役,聚兵船与敌相持,彼此皆木壳船也。一旦炮发,我船尽毁,此亦已事之鉴矣。今台湾告急,援济无方,窃虑琼州将踵其后。若敌得志,台琼祸患之殷何可推测。此微臣所以终夜感愤,虽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1884年人生最后时刻的这番哀言,并不意味着张树声真的了解议会体制。许多年前,张曾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撰文称“为政之道在于养民”;1878年论及自强之策时,张又曾如此说道:“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 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原不必一一效法西人”。所以,说张树声主张采纳“西体”,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只是一种误解。在张看来,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坚持三点:一是坚守中国的固有政治文化;二是引入议会制度,三是采纳西方技术。 在张树声这里,议会制只是一种服务于自强改革的工具。 | ||||||||||||||
将“民权”与议会政治结合起来论述,是何、胡二人对晚清政治思想演进的巨大贡献。由此,议会政治不再仅仅作为“晚清自强改革的工具”而被提倡,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新政治思潮。 可想而知,何、胡二人关于议会政治的核心在于“发扬民权”的观点,必然遭遇体制内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抵制。恰也正是因为民权论流播甚广,所以,如张之洞这般的重臣也不得不站出来明确作一番抵制。张在19世纪90年代与康、梁一起以改革派的面目活跃于政坛,但张认为,议会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君民一体”,而不是“复民权”。在《劝学篇》中,张如此说道: “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庆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子不从父,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 也许正因为议会政治已与民权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原本对议会政治并无成见的张之洞,此时却明确表示:“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国会绝无必要”——不但拒绝“民权论”,连“君民一体论”也彻底否定了。。 作为回应,何、胡二人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说道: “夫议院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也。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一心者也。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苟复民权而设议院,则兴利除弊,雷厉风行,远至迩安,君民惬洽,诚中国之福也。” 话虽然说得委婉,没有张之洞那么杀气腾腾,但对民权的坚持,却毫不动摇。 张朋元教授曾如此评价何启与胡礼垣在中国近代议会政治理念演进中的地位:“何、胡以权利与议院相结合,有其划时代的意义,是议院论的又一次突破。此后之谈议院者,不能不强调权利;谈权利者,必要求开议院,中国之走向议会政治,就显得更有声势。”换言之,自此之后,近代中国之谈议会政治者,已无法无视议会政治背后的自由、民权理念。议会政治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工具,而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近代政治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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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相关言论:梁启超称民智未开不可骤兴议会政治 |
| 梁启超:民智未开不可骤然开设开议院 梁启超在1896年发表的《古议院考》,开篇即说:“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 “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 但梁启超似乎并不主张马上开设议院,因为中国民智尚未开化:“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 然而,梁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自述,专门谈及1898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所作所为: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盛倡革命……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 当时,梁曾极力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堂,而此前,谭嗣同等人已在湖南组织起了南学会。梁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如此说道:“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由此看来,梁启超实处于一种极纠结的境地,一方面担忧民智未开,议会民主会造成乱局;一方面却又亲自在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这种纠结,困扰了近代知识分子近百年。 资料来源: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沈云龙编著《张靖达公奏议》,文海出版社;《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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