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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量子人性》电子书发送 [打印本页]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48
标题: [原创]《量子人性》电子书发送
《量子人性》于2006年11月，由香港的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不知是因为作者笔头太拙缺乏吸引力，还是因为“量子”二字让人望而生畏，读者一直寥寥。或“量子人性”比较中性，不如“潜规则”、“血酬”之类的名词吸人眼球，更能契合广大愤懑者的心理需求（至少我看了有种解气的感觉，呵呵）。内地一直无法寻到出版社，大家看看我的书，原因或不难明白。几年网络熏陶，回头看有许多不当甚至错漏之处，如鲠在喉，今天发在猫眼，做了不少修补。不敢说什么思想巅峰、精神盛宴、烛照千古之类妄言，但三年前的书，即使现在看作者自信新东西还是有不少的。相信大家读过后，多少会有些新鲜感甚或猎奇感。
    评判一种学说“好”与“坏”,当下比较公认的标准或在以下几方面：一、根基是否牢靠；二、论证是否严密；三、解释力是否强大。《量子人性》因所涉过多，视角转换较快，论证基于常识的多，一定程度上缺乏严密性（执泥于细节难免“坐井”，而通观全局又难免错失细节），大家勿怪，但从根基上和解释力上来讲，大家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力。是好是孬，或无法自我妄断，但若定位为一幅风景画，自信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稍作自我介绍：听说真正的哲学家IQ多在160以上，但以生活中的进取程度来考量，我的智商或不上国人平均IQ，所以肯定也戴不上“哲学家”的名头，所以自我命名为普通哲学爱好者。
    作为一名普通人，错漏自是难免，望大家多包容。

    阅读思路：奠立根基——提出假说——进行论证——学说拓展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49
人性本的善恶之争绵延千年，未有定论，而东西方对人性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心理以及治政模式，教化与控制的管理思路是传统儒家社会对人性的理解必然能推演出来的，而限制与平衡的管理思路则是西人对人性的理解必然能推演出来的，各成就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本书试图借量子力学中的现象，“附会”对人性的新理解，试图摈弃简单的对人性的单视角审视，冀望启发更多的思考。

     新语境、新道德、新文明、新哲学，这也许是通过对人性新理解——量子人性，比较容易推论出来的“千年”思考。

     当下问题的复杂性，使故纸堆和西洋景都无法精确契入，没有办法的办法也许就是怀疑基础上的创新，也许只有大规模的怀疑和创新方能引领我们进入真正的智力大开发的伟大时代。本书正是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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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0

目 录

前 言

引 子

第一章   科学的真确性

第二章   量子假说

第三章   人性之善

第四章   人性之恶

第五章     量子人性（总说）

一、波粒二像性

二、不连续性

三、测不准原理

四、“分身术”

五、概率可测性

六、纠缠态

七、结语

第六章    教化与控制

第七章     限制与平衡

第八章     道德与伦理

第九章     语境的改造

第十章     文明的创新

第十一章  哲学的思考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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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0
引 子


笛卡儿在怀疑了一切之后，把“我思，故我在”作为无可怀疑的前提，演绎出笛卡儿哲学的巍峨大厦。任何理论穷根追底，都免不了有一些假设的前提，“我思，故我在”就是笛卡儿理论体系假设的前提。儒家社会有一个无可怀疑的“天”，以证“天子”之合法地位，“天”、“天命”、“天数”等或是儒学理论假设的前提。“道”是道家无可怀疑的前提——任何地方都有“道”。马恩哲学把“人首先要吃穿住行”作为所有理论的无可怀疑的前提。《量子人性》试图摈弃一切假设，但这是不可能的。著者在这里试图在怀疑笛卡儿自认为无可怀疑的“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假设的前提：我感，我共物在——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理由有以下几个：

一、感觉主体在有视、听、触、嗅、味各种感觉中的某种感觉的时候就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不必一定要等到思考的时候才得到证明——我看到了什么或听到了什么或触到了什么等等，产生了相应的感觉，就无法怀疑有个“我”（可能是人，可能是其它动物甚至可能是有感觉的植物）和“什么”（可能是实体，可能是信息）的存在；猪在挨宰时的痛苦号啕也能证明猪的存在，而动物的存在常常可以通过它们的感觉传导出去的信息辗转被我们感知。有思考固然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有感觉同样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感觉更直接，不必会思考的哲学家或准哲学家才能证明自己存在——感觉痛苦的猪也能证明它的存在，而猪的叫声被我们听到，就应该能证明猪（或可能是某种类似猪叫的声音）——感觉对象的存在。

二、“思”是大脑的活动，需要对感觉事物或提炼过的事物进行提炼，“感”不需要提炼，而是直接把外界信息送到神经中枢，直接激发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就能证明存在，而不必提炼。（笛卡儿把感觉也归入思维作用，著者的看法是：“感”不适合入“思”的范畴）

三、人很多时候都是情感冲动的动物，即使思考也常常带着某种冲动在，此时“思”更确切的可能不如用“感”。

四、笛卡尔为了证明外于“我”的“物”的存在，牵出一个“神”，以联接“我”和“物”——如果没有“神”，虽然仍然可以有“我”，但可能就可以没有“物”了。没有“神”，竟然就证明不了“物”的存在了。神，本身是一种“物”（就像“老天爷”一样，一种心理需求方面的信息），在“我”和“物”之间多了重“神”，好似画蛇添足。

我感，我共物在，详细表述成：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我——感觉主体，物——感觉对象：实体、信息、刺激等等，梦、幻觉等等是某种信息、某种刺激的存在）。这就是著者的理论体系假设的前提。

著者的理论有了这个前提，还有一些推论的方法。

一、从我心演绎，从他心、他物归纳。设身处地想像，我在某一特定情境下的感觉、心理状态，从而从我心演绎出可能的结果。根据身边的、历史的事实，在特定的情境下，人们会产生怎么样的心理特征，从而归纳出一些普遍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的情境下又产生了哪些的特定的结果。演绎法和归纳法综合运用，归纳中渗透演绎，演绎中渗透归纳。

    二、动态观察法。不执泥于某一个或几个视角，要做到既全面又细致，就无法避免视角转换，同时应观察视角转换过程中的种种动态现象。而这种动态观察法还应该是空间动态和时间动态相结合的方法。

三、摈弃玄想。到底有无“第六感觉”？ 对未发生的事情是否会有感觉？多说地震等灾难的预报或说明动物有优越于人的“第六感觉”，我们不妨简单分析一下：实际只是对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动物敏感度比人高，真实的灾难信息被动物感觉到了，并刺激了它们的感官——感觉主体的动物之“我”存在，同时物理化学条件变化的信息之“物”存在，并不违反“我共物在”的基础——不是“我”在“物”先的预感了，而是“物”在“我”先的真实感觉。而在普通人身上，现在更没有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确切证明其存在，视、听、触、嗅、味和第六感，人只能用前五感，尤重视、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好像只有在视、听方面有点优势，尤其在借助科技手段之后。不妨说，生活中的所谓“预感”，“第六感觉”等，无非是在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对未来的合理推测或七拼八凑的胡思乱想，其中的感觉对象不是未来的“物”，而是以往的“物”（各种经验信息的或合理分析处理，或杂糅一团）。在“第六感觉”被开发之前，摈弃玄想，不借用“第六感觉”，唯一的目的，就是不糊弄自己、不糊弄读者。

本书是在著者自己寻找和确定下来的这个基础之上（著者浅陋自大，实在不知是否与哪位先哲暗合），借物理学的重要基础量子力学的现象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探讨人性的一些根本特征，且称之为人性的量子特征，简称量子人性，以试图摈弃一切简单的对人性的粗陋解释。      

哲学在面对科学现象的时候常常感到理解力的贫乏，我们与其徒劳地试图以哲学去解释甚至“指导”科学，不如用科学启示哲学，让哲学仅仅完成发掘问题、提出问题的任务，似乎更好一些。这是《量子人性》的又一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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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1
第一章 科学的真确性



一个大致公认的原理，宗教是先验的，科学是可以以事实反复验证的，而哲学则是介乎二者之间的。

宗教正因为是先于经验的，许多教条不需要也无法用经验的事实来证实或证伪，所以，从理论上说，世界上有多少人就可以有多少宗教，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基于生活的各种玄想。实际上，在权力、利益、情感等等各种“磁场”的影响下，百川归海，各种玄想常常统一于几种固定的宗教之中。宗教其实是人们心理渴求的一种反映，闲时渴求理解世界、困苦磨难时渴求心理慰籍的一种反映。自然、社会现象纷纭复杂，人们渴求理解；而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充满了困苦磨难，所以几乎没有人不需要心理慰籍，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人没有宗教情结。人的身体结构是脆弱的——人活一世，草活一秋，导致人的心理也是脆弱的，寻求超乎这种脆弱的更坚强或最坚强的东西，正如病人渴求身体尽快康复一样无可非议。一切的宗教现象，都是基于这种渴求发展演化而来的。

哲学似乎想做实一些，它试图摈弃不着边际的玄想，排除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但总还是要找一个理论的基石，无法避免寻找一些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就是哲学需要的出发点；万丈高楼平地起，“平地”就是哲学需要的基础（不管这个平地是沙子还是坚硬的岩石）。和宗教一样，哲学是基于对自然、社会理解的渴望的，但不像宗教那般不着边际，或基于心、或基于物、或基于理、或基于人、或基于美、或基于天、或基于道。唯心、唯物、唯人、唯理、唯美、唯天、唯道，或各种折中，或按某比例“打折”（有些哲学也许可以叫做折学吧），都有其坚固的或自认为坚固的基础。

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正因为有了“神”的干预（神让你出错，你就得错——导出人的错觉、幻觉的虚妄性），使他的基础有了很大的问题，因为“神”本身就是一种假设，他没有也不敢怀疑（笛卡儿时代，没有人胆敢怀疑神的存在），所以他的基础很难说是不跛脚的——“物”需要“神”来做中介才存在，着实多余。怀疑主义大师笛卡儿况且如此，其它纷纷纭纭的学说更不用多说了。有些学说千百年传承下来，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教条，人们至始至终不敢怀疑自己的蹩脚的祖师，所以更奢谈有什么好的基础了。传统中国人几乎没有人敢于怀疑“天”和“道”的真确性，也就没有可能重建另外的基础，地理的、政治的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中国人的怀疑精神早就烟消云散或飘到银河系之外去了。

“我感，我共物在”，详细的表述是：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不光是主体的“我”在，还有对象的“物”在。直接的视、听、触、嗅、味，间接的喜、怒、哀、乐各种感觉，必定会有个“我”，同时也有作用于“我”的人、事、物或信息、刺激等等（总括为“物”）；梦、幻觉、错觉等，虽然无法指认确定的客体，但梦、幻觉、错觉等必定是某种信息或某种刺激的反映，这种信息或刺激是真的，反映了某种存在，就像镜子中的人是虚的，但虚像所反映的人却是实的一样。神是先验的，但神所反映的人们的心理渴求却是真的，神就是一种镜像的存在。（人的喜怒哀乐的感觉是在外界信息刺激下产生某种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刺激人体的神经末梢，从而产生各种情绪感觉，是一种间接的触觉——信息刺激产生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刺激产生喜怒哀乐感。如在好消息的刺激下，人体产生内啡肽致人快乐，在坏消息的刺激下，人体产生毒素致人郁闷憋气等等——阿Q内啡肽高产的原因，大概在于能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吧。）

笛卡儿说，再疯狂的怀疑论者也不能怀疑“我思，故我在”的真确性，那是因为那时再疯狂的怀疑论者也不能怀疑“神”的存在。如果没有先验的神、天、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像笛卡儿一样断言“我感，我共物在”的真确性？！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摆脱“第六感觉”的骚扰。

什么是“第六感觉”？简单的说就是一种预感，能确切感觉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假使没有发生的事情，能够让感觉主体真实地感觉到，那么本书的基础——有感觉，就有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同时存在——是不成立的（因为还没有感觉对象存在）。在前面分析中，我们知道了灾难中动物的反应，其实并不需要归入“第六感觉”就可以很好地得到解释，而同时日常生活中的所谓“预感”无非也是对经验信息的某种处理。

另外，人如果普遍具备了“第六感觉”，世界将会如何？基本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总统不用选了；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明天就崩掉了；做人的意义大打折扣——做人就那么回事情；时间或会错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纠结在一起），你可以杀死你的祖先，阻止你自己的出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杀死了另一个人……

看来，“第六感觉”也就只有宗教和文学的意义了。

既然没有发生的事情，感觉主体无法真确地感觉到，那么“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就是基本确定不移的前提。

如果说感觉对象尚可理解的话，对感觉主体具体分析下去，我们不禁感到一丝迷茫。接下去我们就探究一下感觉主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

唯心论者常常视外界的感觉对象——外于一己之心的物为虚幻，而唯物论者常常视人灵魂、精神等等为虚幻。传统中国人重现世，近现代又深受唯物论熏陶，多数国人认灵魂、精神为虚幻。唯物论演化之结果，导致今天官方意识形态总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份额为重要原则，这种对生产资料的非正常态的迷恋常常导致一些无意义的束缚（如：对所谓的主导行业高度控股、纵容垄断、扼杀活力；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困境重重、无法获取与国企、外企平等地位，极易受宏观调控伤害，等等）。人要吃穿住行——人要生产——人要占据生产资料，这其实是很自然的逻辑——有了前提，就容易推导出结论。科学虽然因为确实拥有感觉材料所以有一个螺旋式的不间断的线索，可以穷根问底，但当人们把感觉主体当作感觉材料进行研究的时候，科学感到有些孱弱，灵魂和精神的东西真的很难进行系统化、量化研究，唯心论的玄想就难以避免，以所有外物为虚幻，唯精神或灵魂为真。

如著者所言，只要有感觉，感觉材料（对象）就真确地存在着的，所以唯心论可以认为是虚幻的。同时，虽然科学对精神的研究感到孱弱，但如也著者所言，只要有感觉，那么感觉主体是真确的存在着的，它不是身体的哪个部分，不是四肢，不是器官，不是血液，不是骨骼，不是神经原，甚至不是身体的全部！所以唯物论也是需要质疑的。那么“心物二元论”有道理吗？也不见得，如果“感觉”本身是“心”，又如何感觉“感觉”本身呢的？如果“感觉”本身是可以感觉到的，那么如何区分心与物？区分的基础又在哪里呢？只有“心”和“物”二元，就没有其它元？三元、四元乃至N元？如果谁发明了“心物混杂论”，就更加荒谬了，一块石头何曾生“心”（孙悟空从里面蹦出来的那块石头不算）？

对感觉主体的研究确实很容易陷入迷雾之中，唯物论者是回避了的——至少是淡化了的。但既然感觉主体是真实地存在着的，我们也不如回避它是什么的问题（一切相关研究都只能是先假设的，不能确定），描述一下他（姑且用“他”，不用物性的“它”）的特征则未尝不可。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等等就是他的特征，所以这些特征是真确的，就是因为他能感觉并能提炼感觉对象。（不要把思维、精神活动全归于人，从而得出动物与人有本质区别的结论，能思维的、能说话的动物大家都知道在这世界上是存在的——只是人进化得好一些而已。）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肯定感觉主体是什么，但众多感觉主体的共性，可以让我们大致归纳出一些普遍性的特征，如思维与精神活动的普遍特征。毕竟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是存在着的。

所以我们且避开感觉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只要承认有这样一种主体存在就可以阐明很多东西，包括科学的真确性。

在量子力学兴起之前，科学的确定性一直被人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爱因斯坦直到去世时仍对量子理论所展示世界不敢相信，确信科学应该是确定性的。在量子力学以外的经典物理世界，确定性是无可置疑的，但量子物理兴起并被公认为重要的物理学领域之后，大多科学家断言确定性已告终结。但无论如何，科学的可重复验证性是无可置疑的。

但科学的可验证性，在某些哲学的视野下仍旧不是无可置疑的，也就是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像主观唯心观点看，看到、观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假的心像，是流变的和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出，观测事件本身和观测的事物、现象都是虚妄的，既然可能是虚妄的，谈何可验证呢？！

如果有了“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这个假设的前提，科学的可重复验证性，就不言自明了。

科学最基础的素材，就是观察（感知）材料，这种材料的存在以及各种特征是通过人的感觉来感知的，一般通过视、听、触、味、嗅而主要是通过是视——观察来感知的，通过“第六感觉”感知的事物是不作为科学观测的素材的。

一切的现象，人的、物的，心理的、生理的，实物的、镜像的，一般都是可以进行观察的（以后直接把有意识的去感觉简化地描述成“观察”，观察在感觉主体看来，用得更频繁，这里就作为其它感觉的代表吧）的材料。同时感觉因感觉的主体的存在，所以一切的材料，是可以被思考的、部分被提炼、乃至被发展演化的。

科学普遍的定义是：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发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观察并演绎，积累，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从共性中归纳出普遍性，知识就是这些归纳和演绎的结果。这种知识所以是可重复验证的，是因为，它是以“五感”（视听触嗅味）为确切的基础的（不是“第六感”），其真确性的基础是寓于“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这个确切的基础之中的。

哈勃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反物质探测仪、火星车等等，都是观察主体观察能力的延伸，照片和影像未必是真的（不是真实的观察对象），但照片和影像所反映的是真的，有真实的对象存在着或反映着某种真实的信息的存在。

同时 ，因为有观察过程的感觉：色彩、形状、动作等等，所以观察的主体——一般指人，就确实的存在着，有了这种存在，才可能对感觉材料进行分析、提炼，演绎、归纳，改变、改造，传承、变革，等等。通过分析、提炼，演绎、归纳，改变、改造，传承、变革等，又产生新的感觉材料，进入对新的感觉材料的进行分析、提炼，演绎、归纳，改变、改造，传承、变革，等等的过程。这个过程循环往复，螺旋提升，使感觉材料越来越复杂，对感觉主体智力要求、工具使用的要求越来越高。

发现星系的红移，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一定的螺旋提升式的积累，是无法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的，但通过对地球上的一些现象的观察、推演，我们得出这种现象意味着重大的事实：当下的宇宙是在膨胀着的。有了哈勃之类的天文望远镜，才能发现红移现象，有了一定知识积累的观察者，才能得出宇宙膨胀着的这个重大结论。

猪所以能对主人走近有强烈反应，是因为它积累了一定的“知识”：主人走近，要喂我东西吃。它的“积累”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只用了一种“归纳”的方法，很难保证一定正确，说不定什么时候主人走近是来宰它的。但人类的积累（指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的积累），不局限于一种方法，归纳、演绎等等，将来也许还会发明其它种种方法，能大致保证“螺旋”的连续性，保证通过感觉材料极端为严密地推演出来的知识的真确性。猪能基本保证它在被宰杀之前，它的“知识”的真确性，同样我们也能基本保证在“第六感觉”被普通人拥有之前那条“螺旋”的连续性。

“螺旋”的连续性，或说科学的真确性，是建立在五种感觉（尤其是视与听）基础上的，既有感觉的对象，更有感觉的主体。

回到本文开头。一个大致公认的原理，宗教是先验的，科学是可以以事实反复验证的，而哲学则是介乎二者之间的。

在上面分析论证了科学的真确性之后，与其用别人的哲学理念（甚或宗教理念）指导我们的阐述，不如在“我感，我共物在”的基础上，直接用科学提供给我们的启发，进而设立一些假设更合理，更接近真实一些。

量子理论告诉我们，不管采用何种手法，何种仪器，我们无法同时测定一个电子的速度和位置，原因在于观测行为本身扰动了观察对象，或用于观测的光波波长超过确定电子位置所需要的精确度，这就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人观测一物体，必定有光线进入人的眼睛，让人感觉到才行，就算通过照片来间接反映，也要有光子留在底片上才行。在观察微观粒子过程中，光子在“看”到（碰了一下）被观察的对象时，因为对象太小（和光子同量级的），所以扰动了它。从光的波动性角度来理解，由于光波波长比被观察的粒子直径大，光就会绕过粒子，可能碰不到粒子，所以就我们会“看”不到它。

量子理论对传统物理学理论的颠覆性不仅于此，一个电子的可以“同时”通过两道门等等特征，就更是新奇和令人震撼的了。我们将在第二章《量子假说》中对这类特征进行一些描述。

人性，一般是这样解释的：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这种品性应该是寓于人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中的。如前面的分析，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是感觉主体的一些特征，正因为感觉主体无法确切地认识、精确地“测量”，正如量子世界中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无法同时精确测定一样，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假设感觉主体是以量子形态存在着的，或者可以说人性是量子态的。

假设感觉主体是量子态的、人性是量子态的，总比基于宗教的精灵之说和其它哲学理念进行推论，基础更好一些。因为在“第六感觉”普遍起作用之前，科学包括量子物理科学的真确性应该是无疑的。

对此假设，将在第二章《量子假说》中展开。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1
第二章 量子假说



量子力学在物理学中已经是确定不移的重要领域，而且是物理学重要的基础，量子已不是假说，而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这里所说“量子假说”，只是借用量子物理世界中微观粒子的一些重要特征来对人性进行类似的描述，是人性的“量子假说”。这种假说的依据，已经在第一章《科学的真确性》中做了一点说明。在对人性的量子特征进行某种描述或阐释之前，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些量子力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微观粒子在量子世界中的诸多奇特表现。

量子力学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现象纷纭复杂，就算一部百万字的专著想彻底厘清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著者在这里是没有可能把量子力学做较为清晰的整理的，而只做一般化的理解，对其中的现象进行一些描述，不作也无法、无能深入。

量子的一般解释是：极小的增量或部分之一，许多能量形式被支分为这种极小的增量或部分并且经常直接或间接地与频率相联系，而总量等于普朗克常数乘以频率。量子，最初是为了解决黑体（即某种热的物体）辐射的难题（传统理论——热力学和电磁学——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那个“紫外灾难”）而提出的一个假设，假设“能量是一份一份的”，问题才能到了解决。

在这个假设，既“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基础上，物理学得到了许多空前的突破，人们为量子力学所展示的世界震撼了。最后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之争消弭，大家同时确认了光的波粒二象性，所有的粒子都有波粒二象性：只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体现有所不同；当海森堡的“测不准”变成了“测不准原理”时，爱因斯坦这个曾经的先驱变成了保守派，变成年轻人的阻力，他坚决不让步：上帝不掷骰子。

在这里，我们大致归纳量子力学的一些特征以及它展示的一些结果，为方便理解，只描述，不对来龙去脉做复杂的阐释。

一、能量是一份一份的。不如此，不能解释黑体辐射中的“紫外灾难”。光的强度代表能量份数的多少，光的频率才能代表光的能量大小。每份能量等于普郎克常数乘以光的频率，是被确认无疑的。光子、电子以至其它的粒子都有波动性，所以就有相应的频率，所以“携带”相应的一份又一份的能量。

二、测不准原理。要同时测准一个微观粒子（比如电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可能的。对一个运动的物体如一辆汽车，你通过观察，如借助摄影机、照相机等，通过对其运动轨迹进行分析运算，可以精确的知道它在某时的速度以及某时的位置。但这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光线反射到摄影机和照相机中，而施加在汽车上从而反射到摄影机和照相机中的光线作用于汽车上不使汽车的位置、速度改变。因为光子太轻了，对汽车的影响可以忽略，所以测量是有效的。同时光波波长远比汽车车身小，所以不必担心看不到。但当我们观察如电子之类的微观粒子时，世界就面目全非了。我们用于观察的媒介，光子，或因为波长太长绕过了电子，让我们看不到，或因为频率太高、能量太大，观察电子时，把电子“撞”了一下，改变了它。如果我们用波长长的光去观察电子，我们对电子的扰动很小，我们测量到了它的速度，但因为波长的缘故，波长产生的误差超过了我们需要的精确度，位置就很不确定。如果我们用波长短的光去测量电子，我们确定了它的位置，但因为光子能量太大，扰动了电子，电子的速度就不是原来的速度了。

三、“分身术”——一个电子可以“同时”通过两道门。电子枪发射的电子通过前面的障碍物的一条夹缝时，在显示屏上出现的电子分布是弥散到固定的区域，呈均匀分布状态。正如市中心电影院的电影散场了，人们从电影院门口出去，像四面八方散去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没什么奇怪的。但当夹缝增加一道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电子的分布不再是弥散的均匀的，而是出现有规律的干涉条纹，有些地方集中了很多电子，而有些地方则一个电子都没有！也就是说，当电子通过一道门（夹缝）的时候，它肯定就不会去某些只有一道门的时候会去的地方，另外一道它好像没有通过的门对它产生了影响！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门对它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通过怎么产生影响？！我们只能假设它或描述它“同时”通过了两道门！电影院开一道门与开两道三道门，并不影响人们四处散去该去的地方的事实，但开一道门和开两道门对电子的影响就完全不同了，电子可以“分身”而过，去某些地方，或不去某些地方。

四、粒子的概率的可测性。当两道门同时开出来的时候，我们无法肯定单个的电子如何“同时”通过两道门，具体去往哪里。但当我们对大量的电子进行统计的时候，发现电子分布呈现一种干涉条纹状，也就是说，电子去往一个指定点和另一个指定点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双缝——两道门，对电子的总体影响，可以用波函数来陈述。通过波函数可以确定指定空间内，电子出现的概率。单个电子无法肯定其行为，只能肯定它出现在某一位置的概率，在给定的位置找到电子的概率是不会变化的。而一群电子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一定区域内的分布情况。

五、量子体系的叠加态（纠缠态）。量子体系有一种性质叫做纠缠态，简单说来，量子体系（如原子）不仅能处于一系列的定态，也可以处于它们的叠加态。测量处于叠加态原子的某种性质（如能量），一般说来，有时得到这一个值，有时得到另一个值。可以构造处于纠缠态的双原子体系，使得两个原子共有相同的性质。当这两个原子分开后，一个原子的信息被另一个共享（或者说是纠缠）。注意，两个原子分开后，仍能共享信息！也就是说不管两个原子相距多少光年，只要曾经处于纠缠态的，那么通过一个原子，可以明白另一个原子，因为它们的信息是共享的，一个原子的信息可以通过另一个原子获得。简单地说，让两个原子“纠缠”一下，分开后，通过此原子可以知道彼原子的一些信息。

至此，我们粗陋地、不精确甚至难免有些错误地描述了量子的一些特性（量子力学太复杂，不用说外行，就是专业科学家也难免有迷雾重生的时候）。但这对启发我们对感觉主体，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或者说人性的某些假设、描述和阐释，已经足够丰富了。

试图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去理解量子世界，或试图用先入的哲学观念去剖析量子世界，既是一种苦难又没有意义，至今鲜有成就。量子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是十分坚实地建立在“只要有感觉，就有感觉对象”的基础上的。就算奇特的“一个电子可以同时通过两道门”，也是有这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不想因为它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比是“希奇古怪”的而否认它真实地存在着，也不想因为它太“希奇古怪”而引入“第六感觉”或“神启”试图做懒汉式解释。它——量子世界是一种存在，就这么简单。我们认命它的存在，并接受它的启示，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基于对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基于对人性的不可精确测定的理解，我们在理解了量子世界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大胆地设立了一些人性的量子假说，试图另外开辟一条通往理解人性的道路。这些假设不建立在唯天、唯道、唯神、唯心、唯物、唯美、唯人、唯理、唯能量、唯实用、唯实证、唯存在、唯结构、唯解构之上的，是建立在量子世界之上的（当然也不是唯量子的，同时还领受混沌理论、相对论等等的启示）。虽然某些地方难免会让人有牵强附会的感觉，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唯一主义”者更多视野（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们的理论套上某个“主义”，那姑且叫做“非唯主义”吧——这应该是不把感觉对象和感觉主体简单化的比较谦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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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2
一、人性的“波粒二象性”。

人性是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等等的外在表现。一个电子或光子在一种情境之下，表现为粒子性，而在另外一种情境之下则表现为波动性，粒子性和波动性都是组成它们特性的重要方面。同样，人性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一种“稳定”的粒子状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常表现为一种“不稳定”的波动性。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等等所谓的“人性本”就是在一定的情境下的一种稳定性的标志，也就是说是一种粒子性状的标志。许多人常常武断认定，人性常常具有某种“本质”的东西，这类学说虽然能感动人或警醒人（“本善”说侧重教化与控制的作用，“本恶”说侧重惩罚、限制与平衡的功效），但绝不是真确的，因为这类学说的基础常常建立在“唯一主义”之上的。人心不古、道德堕落、大化乃成（伟大的“教化”成功了）等等，是一种人性不稳定的标志，说明人性是幻化的、可以改变的，此中就表现为一种波动性。对比唐朝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放囚徒回家过年，过完年仍回来继续坐牢），和明朝末年张献忠的征伐（把无数女人的脚砍下来，堆成一座小山，然后“不亦快哉”——这样做我很快乐啊！），可以说人性的流变或人性的波动特征是真实存在着的。也许有人会说张献忠之流的人性不是人性是兽性，但我们也可以说贞观之治时的人的人性不是人性是“神”性，不过大家都不要忘了，兽和“神”都是人的影像而已，是真实地寓于人性之中的。一定的条件下稳定的“神”性（这里的“神”不是指全能的那个“存在”，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最高程度的尊严上的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信任和互助）和稳定的兽性，以及“神”性和兽性之间的辗转幻化，证明人性的“波粒二像性”是真实存在着的。

二、人性的不连续性。

为解决黑体辐射问题，提出了“能量是一份一份的”的假说，量子世界从此开始展现在人们面前，经过反复地争论，人们最终承认这个假说的真实性。量子世界是真确地存在着的。能量确实是“一份一份的”而不是连续的。如果说人性像能量一样是一份一份的，好像有些虚妄，无法提供稍微可靠一点的依据，人性本身不会像能量子一样是可以计算的（能量等于频率乘以普郎克常数，什么时候可以像研究量子一样一份一份分开来研究人性，我们实在不知道）。但如果说人性并不是连续的，则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为人认可的假设。人性的迁善为恶或迁恶为善，此中的演化是如何进行的？这简直是一个十万分庞杂的课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为善特别是为恶，常常是一些偶发因素激发的，常常是一念动而已。平时的所谓“修养”固然能起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修养”学的常常只是知识（懂得某种程度的克制、忍耐，保持冷静和智力的正常），而不会深刻影响在关键时刻如危机时刻的抉择，影响关键时刻或危机时刻抉择的常常是所谓的“心性”，就是人性。从平和的环境一下变到危急存亡的境地，变到关乎自己生死的境地，此中人性的变化不会是稳定的渐变，而是不连续的激变，这应该是无疑的。

善和恶的标准很难界定，常常因时因地而异。布鲁诺时代教廷视布鲁诺挑战地球中心说为邪恶（也就是挑战人的万物中心的崇高尊严——如果说无辜剥夺他人的财产和伤害他人为邪恶，那么伤害他人的尊严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邪恶——士可杀不可辱，而伤害全体人的尊严则更是谁都不可以原谅、人人得而铢之的邪恶，布鲁诺在这里就是邪恶的代名词），而我们的时代则视教廷扼杀伟大的思想家、阻遏科学发展为邪恶。滔天的恶可以寓于伟大的善之中，伟大的善可以激发滔天的恶。教廷因为有“人类是万物中心”、“地球是宇宙中心”之类的崇高“善念”，而激发了杀害布鲁诺的邪恶。因救济天下的善念激发杀戮无数的邪恶，至今仍有，比如美国人“解放”伊拉克，在客观上使得宗教极端势力的能量释放，无辜被大量屠戮。这一切同样证明人性的不连续性。人性的幻化很难有一个连续的函数进行表达。

三、人性的测不准原理。

寻求食物、逃避天敌，是动物的天然本性，不如此不足以生存下来。同样人的存在也有这种动物性，不过经过适当的发展变成了“趋乐避苦”，安宁、饱暖、快乐、富足等等是人之所求，灾难、饥寒、痛苦、贫穷等等是人人都想避免的。这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可言，是一种动物性而已。这是一种确定不移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是可测量的（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分析、系统分析），只不过表现形式的多样而已。不可测量的是由此（趋乐避苦）而来的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或说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外化的形式——人性。因为其中蕴涵了量子世界中一般的测量手段和方法的终极性——到了量子世界，任何测量手段都不可能不受限制。量子世界不可测量性是因为测量媒介——光子本身在扰动观察对象，或光波波长的误差超过了需要的精确度（详见上文分析），那么测量人性的媒介，又是什么呢？飘忽的人性又通过什么来“测量”呢？打个比方，飘忽的电子的位置和速度只能用飘忽的光子去测量，测量人性恐怕没有好的手段，只能用同样飘忽的“人性”这个工具进行比对，或测量。

以工具的“人性”测量对象的人性，难免有些飘忽。但测不准原理不等于不可测，只形容这样一个现象：测准了人性的一面，就会扰动了人性的另一面；或者因为人性的模糊性（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等），使测量本身的误差很大，大到使测量结果没有意义。为“测量”方便，我们姑且把人性简单描述成“善”、“恶”两面。

在试图进行测量之前，我们在暂时还无法设定善和恶的界限的时候（在以后的阐释中再进行界定），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假设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为衡量的善与恶的标准，从而对人性进行比对或测量。衡量或测量一个在传统儒家社会的人是善，首要标准必然是“忠、孝”，如果一个人没有此善，其他方面再大的善也绝不能称其为善。但请注意，当用“忠、孝”去测量某人的时候，这过程已经扰动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需要趋利避害，必然顺应善的要求，同时善了这个方面，很大程度上可能恶了另一个方面——对来自领导和长辈的羞辱，在只有承受才是善的情况下，只有羞辱更弱的人来寻求心理平衡，而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难以避免儒家不以为然的恶行。在对领导“负责”的情况下，难免不对被领导者负责。所以，测量之后，此人性已非彼人性了！

“文化大革命”回溯一百年，有个故事，讲儿媳打了婆婆之后，儿媳及儿子被处以扒皮销骨的极其残酷的刑罚，在儿子、儿媳扒下来的皮中充以稻草以“警示”后人：不忠不孝的严重后果就是这样，臣子们不要效仿！虽然说儿媳打婆婆是一种恶，但儿子儿媳妇被处残酷的刑罚在儒家看来则是“罪有应得”。以儒家伦理之“人性”进行测量，精确度可想而知（测量了儿媳打婆婆之恶，同时模糊了对儿子儿媳处置过分之恶）。

宗教有普渡众生的大善在其中，但同样也蕴涵了宗教纷争、宗教战争的弃尸无数的滔天罪恶。不难想像，以宗教伦理所倡导的人性来“测量”人性，同样难以避免对测量对象的扰动性和测量本身的模糊性。

正因为人性本身的模糊性，善、恶标准的不确定性，所以要精确测量人性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性具有测不准性，应该是没有太多的疑问的。

四、人性的“分身术”（同时异地性）。

电子有“同时”通过两道缝隙的“分身术”，这是观察到的事实。我们无法也无须用日常经验到的东西来试图解释它，同时也无可能用先入的哲学理念头去剖析它。我们只需承认它的存在。以前我们不习惯相对论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比如光线可以弯曲的事实，但我们现在习惯了，迟早我们一样会习惯于电子的“分身术”。同样我们理解了人性的“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以及测不准的特性之后，也应该比较方便地理解人性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点（有时不止于两个的地点）发生作用。就象电子的“分身术”一样，人性具有“分身术”或称同时异地性。

为方便理解，我们不妨做以下描述。我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视为检视人性通过的一道道门，就像电子通过的路径中一条条夹缝。人性的粒子性保证了当只有一道门，或者说只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时候，人性在它的显示屏上呈一种一定范围内的弥散状态。但当有两种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占据相对平等的地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检视人性通过的道路上有两道门的时候，人性体现的是一种波动性，此时的人性同时会受两道门的影响，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显示出干涉条纹，说明人性在通过伦理之门的时候是“分身”而过的。人性此时的同时异地性，是由人性的“波粒二象性”等特性决定了的。

当只有儒家意识形态这一道检视人性的门的时候，人性的显示屏上弥散区域体现的人性表现为：自满、知足、温顺、保守、多礼、伪善、腐朽等等。当人们封闭了儒家之门，开启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门的时候，人性的显示屏上弥散区域体现的人性表现为：激情、激烈、奋进、冲动、盲目、忙碌、无礼等等。当两道门同时开启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干涉，有些特征消弭了，有些特征则加强了。如激烈和保守对冲掉了，“仇富”的革命心态和鄙视“小人”（种田的人）的儒家心态某种程度对冲掉了，而诸如否定“来世”、重视现实和物质利益等等的特征则被大大强化了。人性同时在通过革命之门的时候，同时又通过了儒家之门，使人性会去向某些区域的概率几乎为零，而去向某些区域的概率则大大增加。

人性的“分身术”，明确地说应该是：占主要地位的几种意识形态会同时对人性产生影响；形象地说是：人性在通过一种意识形态之门的检视的时候，会同时接受另一种或几种意识形态之门的检视（几种意识形态都是可见之门，也就是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的）。可以想见，两道门同时影响出现了干涉条纹，当第三道门开启的时候，也就是说第三种意识形态逐渐获得了相应的地位之后，它作用明显的常常是干涉条纹中的被前两种意识形态抵消的地方，作用不明显或很难起作用的是被前两种意识形态强化了的地方。

如果人性没有同时异地性，或说没有“分身术”，那么人性之屏上，出现干涉条纹或出其它复杂的条纹（不止于两道门），就无可解释。所以人性的这种特征应该是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的。

五、人性的概率具有一定的可测性。

在量子世界中，单个电子无法肯定其行为，只能肯定它出现在某一位置的概率，在给定的位置找到电子的概率是不会变化的。而一群电子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一定区域内的分布情况。同样抽象的人性，我们无法精确预测其在人性的显示屏上的各种表现。但对具体的统计的人性，我们可以根据各种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或传承或革命，大致估摸（模糊测定）出其出现在人性显示屏上各个位置的概率。

在这里我们进行某种论证。我们不妨描述一下一个深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视忠孝为立身之根本的儒生，面对这种情况体现出来的人性：自己不长进的儿子不小心冒犯了皇帝的妃子（或是因为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妃子）。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杀害自己的儿子以尽忠。我们无法肯定其一定会这么做，但概率是非常之大的。而为了自己的儿子的幸福，向皇帝争取这个妃子的可能性基本是零。同样如果面对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父亲领兵造反。那么这个儒生最大的可能性是死或逃亡：如果帮助父亲造反是不忠，是大逆不道，如果帮助皇帝杀害父亲是不孝，一样是大逆不道。古罗马僭主政治是一种平常现象，但在中国皇帝改姓常常是酷烈的轮回，同一朝代基本不存在僭主的说法（王莽之类很少的例外）。所以以忠孝为立身之本的上述那个儒生是不可能帮助父亲夺取政权，然后杀害父亲夺取皇位，成为僭主的。他这样做的概率基本是零。当然我们无法绝对肯定单个的儒生会怎么样，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在某种情境下，一群儒生中，绝大部分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也就是说，人性存在某种大致可测的概率性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六、人性的存在是一种纠缠态的存在。

量子体系（如原子）不仅能处于一系列的定态，也可以处于它们的叠加态，也叫纠缠态。分开两个处于纠缠态的原子，一个原子的信息可以被另外一个共享。人性的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像量子体系一样，不仅能处与一系列的定态，也处于这些定态的叠加态。类比于人性，在人性的纠缠之后（如文明的冲突与对撞之后），你中便有了我的信息，我中也有你的信息。这个对人性纠缠态的假定，在有了人性的上述（如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测不准确性、人性的“分身术”等等）特征之后，并不是难予确认的。

人性从“趋乐避苦”的动物特性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态，有以忠孝仁爱为善，有以平等博爱为善，有以崇古敬神为善，有以尊重弱者为善，更有这种种善引发的种种恶等等。人性既处于这一系列的定态，更处于这些定态的叠加态。

在基督教原教旨中，人是万物的中心，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这种中心的地位，不管是谁都是无论如何不可以亵渎的。这种亵渎不仅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更是对上帝的亵渎：上帝创造的世界，上帝创造了的人这种“万物之灵”，代表了上帝的高度，代表上帝是至善、至智、全知、全能的。对这种中心地位的任何挑衅是对上帝的莫大不敬，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邪恶。神爱世人，所以敬神就是最大的善。这时的人性的善就是敬神，敬神就是爱人，就是博爱，世界有了普遍的爱，就能太平，就能安享幸福。但当这种善“普济天下”的时候，就有了各种宗教纷争杀人无数的滔天罪恶；当这种能善面临“太阳中心说”挑衅“地球中心说”的时候，这种善凶恶地消灭了布鲁诺的肉体；当有人说，人是猴子变来的时候，这种善就断言发表那些言论的人是恶魔。此中人性就是博爱产生的善和这种善激发的恶的叠加态或称纠缠态。

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一句耳熟能详常被人引用的警句，道出了人们的无奈——不用说那些先天缺陷的价值观，甚至是当今最为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也无法避免纠缠了数不清的罪恶。

除了善本身和它自然产生的恶相纠缠外，当几种不同标准的善发生冲撞的时候，产生杀人无数的罪恶，也是很平常的现象。不同标准的善冲撞的结果，此善中便有了彼善，彼善中也有了此善，当然彼此的恶也一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出现明显的纠缠态。

当儒家“仁爱”社会和西方的“博爱”社会发生冲撞之后，儒家的仁爱——两人之爱，受到了挑战，取消女人的裹脚、取消男人阉割制度（太监），是对西方博爱理念的纠缠——不仅要爱自己人，更要普遍的施爱于与自己无关的人、施爱于弱者；而儒家的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宗教宽容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儒家的中庸之爱被某种程度地纠缠到了西方的宗教宽容中去了。当然，儒家腐朽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和西方物竞天择征服自然的思维模式也很容易为各家共享——美国人就把世界各个国家分成三六九等（如所谓的“邪恶轴心”、“无赖国家”），而卫星俯视神州大地，焦黄的面孔似是无声地控诉着人们对环境的无度掠夺，似是被主人无度性侵柔弱无助营养不良的小丫鬟。

可以这样说，人性的叠加态或者说纠缠态，就是各种不同标准的善和它们激发的恶的种种复杂的叠加或纠缠产生的人性的真实状态。不管从身边的、历史的事实进行归纳，还是从我心（设身处地的我）进行演绎，人性的纠缠态都似乎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存在。

至此，我们难免有些牵强地附会出了许多人性与量子世界的某些共性。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些假说，是试图理解人性真相的一种努力。

要了解纷纭幻化的历史和现实，要试图探询未来，甚或野心一点地试图创造未来，离不开对人性的深层探询。寻求更好地理解、改造感觉对象，无法离开对感觉主体的深层探询，对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探询，对人性的探询。

感觉主体的出发点（包括人和动物）无疑应该是“趋乐避苦”，这既是生存的前提，也是生存的动力。为追求“趋乐避苦”，人们创造发明了种种的“善”，常常认为“善”行天下时，就一定能获得普遍的幸福。可我们归纳的历史事实却无情地告诉我们，有太多的“普济天下”常常演化成恶贯满盈，人性的复杂让人们最终无法断言人性可以通过教化恢复“本善”的，或人性必须用惩戒来遏止“本恶”。

最终，也许只有量子世界的一些特征可以较为明晰的代言人性的特征。就像非量子假说无以解释黑体辐射一样，非量子假说无以解释纷纭的人性、幻化的人性。虽然我们的阐释是粗陋的，难免是牵强附会的，也难免有很多的错误，但这毕竟不失为一种假说，我们深信这样的假说一定是可以逐步系统和完善的，并最终为人们理解人性提供一条很好的路径。

正如本书前言所说的，哲学的任务也许不应该是试图先入地解释世界甚至“指导”科学，在科学的真确性无法质疑的情况下，哲学重要的任务也许在于提出问题或假说（如果说能对科学有所启示，那已经是无量功德了），而不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所谓“本质”问题。量子假说的“野心”也仅限于此。

接下去的一章，我们将探询在量子视野下，人性之善所展示的世界。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2
第三章 人性之善



许多学说包括孟子的学说以人性为本善，但通过对人性量子特性的分析，我们知道人性的善中纠缠着恶的因子，人性的本然状态不会是善也不会是恶，而是一种叠加的、纠缠的状态，是一种粒子性和波动性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等等。目前理解人性的最佳的方法也许只能是借用量子世界的一些特征进行描述，这是上一章《量子假说》做了一定的阐释的。

虽然如此，但既然诸多学说视人性为善，这类学说多少是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的，则不管人性本来的存在状态是什么样的，至少说明善是存在于人性之中的一个方面。有关善的学说汗牛充栋，但多因视角的单一、观察工具的简陋，而难免于得之一失之万。关于人性之善，我们大致可以提出下面的一些问题：人性之善又从何而来的？善存在的理由是什么？真正的善如何界定？人性之善会引导人们做什么？人性之善又会误导人们做一些什么？什么样标准的善会导致假善、伪善？善的“终极”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我们用时空动态和归纳演绎相综合的方法，在量子视野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某种意义上形而上的描述。我想这或是比较适时的工具和比较适时的视野。

在对比：人是由女娲用烂泥捏出来的，人是全能的上帝创造出来的，人是猿猴变来的，这三种人的来源的说法，我们还是倾向于相信“人是猿猴变来的”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在第一章就已经基本确认了在“第六感觉”被普通人拥有之前科学的真确性，进化论基本是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的，基本是用经验事实较为严密地推演出来的。

在正常状态下，任何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一只老虎喜欢到草木茂盛的地方去，不是因为它喜欢吃草木，是因为吃草的动物多它更容易觅食；一只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是因为窝边的草不好吃，而是为了避开天敌的窥视。任何一种现在还好好地生存着的动物，一定是很好地对待自己的后代的（主要指哺乳动物），因为如果动物们把自己的后代统统灭掉了，这种动物就早不存在了。善，其实就是寓于这种动物性之中了。趋利避害和养育后代（以哺乳动物为主），是动物存在的重要原因，应该是动物性的善的根源。

母爱是伟大的，是世间一切善的最重大的根源，为后代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事实屡见不鲜，这个人性之善的根源，不必例举大家就可以从身边的、历史的事实中归纳出来，或从在对待自己的后代的感受中（在正常状态下——没有其它的心理牵拌的状态下）演绎出来。这种动物性的、人性的善不必太多的阐释，就完全可以理解过来。有点难解的是趋利避害何以能够生人性的善（当然也生人性的恶，这在以后再阐释）。

在原始人寻求生存的过程中，只有团结在一起，靠集体的力量防御野兽与敌人的侵害，才能寻得安全，靠集体的力量才能通过分工合作获取生存物资从而生存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都不善待他人，这个集体就非常容易散伙，这个集体就无法生存下去，个人也就难以生存下去，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样，帮助他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如果说源于母爱的人性之善是感觉主体的自然特性的话，那么或可说源于趋利避害的人性之善是感觉主体的社会特性。源于母爱的善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但源于趋利避害的善性，却主要是人之善性，动物从中孕育出不很显见的善性（只存在与部分群居的社会性动物中，凭直觉互助）。原因在于，人的进化比动物好，尽管有极小的一部分动物有简单思维能力（如猴子、海豚等），但还是无法与人有一比的。与动物相比人有高级的思维活动，所以思考如何趋利避害，必然会生出善待他人的意念。

当然，自然的善性和社会的善性不一定相互补济的，两种善性有时则是相互损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两种善性的相互补济。而为一己之私，为自家的利益和幸福损害社会公义，如贪贿、战争掠夺等，就是以人的自然善性损害了人的社会善性；同样，诸如大义灭亲、革命等则是以人的社会善性损害人的自然善性（恶正是寓于这种相互损害之中的，将在下一章中阐释）。

理解了人性之善的由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人性之善存在的理由。那就是“幼吾幼”的天性和由趋利避害发展而来的社会性。没有“幼吾幼”就没有人存在的可能，没有趋利避害发展而来的社会性就没有人组织成社会的可能性，就没有从刀耕火种到登陆火星这个神奇的发展旅程。

在回答：真正的善如何界定？人性之善会引导人们做什么？人性之善又会误导人们做一些什么？什么样标准的善会导致假善、伪善？善的“终极”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时，我们粗略考察一下中国人对“善”的观念的演化（略插一些对世界其它国家有重大影响的神启之善，民主、自由之善），在这个过程中来努力探寻某些答案。

从人的自然善要求出发，人人都会寻求安定，没有征战、杀戮和混乱是最起码的社会善。秩序，是社会善的根本所在。但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在漫长的相处过程中，却难得有几天是平和的，而冲突却是这个世界的常态，直到人们被核武器的阴影笼罩，在恐怖气氛的威吓下，冲突才渐渐趋向平静。从人性之善的视角来观察，这是人们的社会善被自然善驱使的缘故。

夏、商、周时代某一诸侯的百姓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他们的大王的统治之下，保持着相对安居乐业的态势，大王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保持着社会的安定。大部分时候，只要大王不是太过暴戾，百姓愿意保持这种安定。秩序——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持。但以整个“天下”的形势看，人们看到的是混乱，各国之间征战不休，百姓的正常生活经常被破坏，整个大社会并没有体现一种人性之善。

毕竟寻求人性的社会善，寻求安定和追求幸福是人热切渴望的。在中国这块“斜坡”上，地理上的特征决定了政治上的割裂必然导致秩序的混乱，所以一统的中国在商鞅严酷的法律的基础上，必然出现。除了类似商鞅的政策无以克服整个天下的无秩序状态，从出发点来说，统一全国，克服无秩序状态，是一种社会善，不管这种善对人性的自然善破坏如何疯狂。

但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的秩序却很短暂，秦统一中国，建立层层控制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带来人们渴求的安定，原因在于过强的控制疯狂地破坏了人性的自然善，人们在动辄获咎、无法保护自己、无法保护家人的时候，只有起而破坏这种违背人性自然之善的秩序，冀望于建立新的秩序。

中国人将近两千年的秩序最终由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纷争，人们最终选择了儒术为治理国家的方术。所以这样选择自然是人们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到处寻找安定秩序的努力的结果，是人性之善的必然渴求。

儒家中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后来成为传统中国大部分人的共识），人生来是善良的，只是因为环境熏染的缘故，染上某些恶习而变成不善人，要保持或变回人的善良的本性，有两个方法：一是隔绝与外界不良环境的关系，使人心不受熏染；二是通过教化，恢复人们本来就有的善良天性。在孟子看来，善是天生的，而恶是后天环境给予的。通过演绎，人们认为人只有通常保持修炼状态如“日三醒吾身”，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天性，剔除不良影响。

儒家还认为，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必须上下有序、长幼有序，不越位、不僭位，安分守己，持“本善”说的人们认为，有很大不部分人被“环境”的不良习气熏染了，要防止这些人影响人性的本善，必须加以控制，控制最好的办法就是善者贵，不肖者贱，等级秩序默认了在上位的人本性应该是不被恶习熏染的，许多不肖者通过森严的等级体系是无可能到上面来熏染别人的。平民要想成为贵族阶层，必须通过儒家学说的检视，通过全国的科举考试才行，不通儒术或善的本性被恶习熏染的人是不可能上升到贵族阶层的。

儒家主流的人性本善说以及由此而来各种推理，契合了绝大部分传统中国人的心理渴求。

一、没有人愿意和身边有各种各样复杂人性的人相处（人们常常把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恶相提并论）；人多愿意视别人为善良的人，也渴望被别人视为善良的人。这其实就是渴求一种内心的安宁。

二、人们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渴望得到人们的谅解，而不是武断地被人视为“此乃恶人”，而希望视为被某种不良的习气影响了，不是故意做错的，是应该被原谅的。

三、出于以往的历史（儒家获得独尊以前）事实的归纳，出于对无秩序状态的恐惧，出于对“暴秦”治国方式的否定（秦统一中国仅仅四十余年就崩溃，陷入无秩序状态）等等，人们渴求出现真正的社会善，秩序善。儒家主流的人性本善，儒学的教化和修行，以及由此必然推演而来的等级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寻求最终安定的不二法门。

四、统治者自然更喜欢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了，为了表明统治的合理性，统治者自然用儒家的学说来证明自己是代表上天来管理天下的，在所有的等级中自然是最高的一等了。对最高统治者天子的不敬（更不用说颠覆了），就是对上天的不尊。

因为儒家学说太“有用”了，所以主流的人性本善说，就为无数代中国人领受。

那么，儒家的善到底是什么样的善？会产生什么样的善呢？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比起当时世界上其它的国家，“超级大国”的称谓恰如其分）内，在信息通讯还依靠驿道、靠口口相传的时代，要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除了使用等级制度体系以外，好像再也找不到其它更合适的方法了。教化+控制，是必然的逻辑。因为混乱常常意味着死亡和毁灭，所以秩序之善就是最高的社会之善，是超乎个体的自然之善之上的。正因为这种需求，就是对秩序的要求，必然损害人天然的许多善。比如：儒家学说中有“御”的理论，是儒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孔子从驾御马的经验得到的启发。要使得百姓（或自己的下属）驯服，必须要懂得驾御马的方法，从中领会控制之术。大家注意，这里孔子把百姓（或下属）比喻成马——一种畜生了！！

仁爱，只是爱人而已，是不会爱畜生的。一般人第一次看到猪被宰杀的时候，难免心惊，但不会为这头猪说情，希望屠夫手下留情，因为我们都要吃猪肉。当人群被儒家分成三六九等之后，越上面的阶层越高入云端，越下面的阶层越贱如猪狗！这是必然的趋势！当上面的阶层看到底层百姓的艰难的时候，难免也会心惊，但儒家等级意识已经把他们熏得麻木了，他们绝对不会拿自己和底层百姓相比——我们和这些人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反而以为：没有底层百姓的艰辛，哪里来我们的享乐？或者：不杀猪，哪里来猪肉吃？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底层百姓和猪一样的，是应该为他们牺牲的。在等级意识的熏染下，他们会变得很坦然！三国时代，让中国人敬服至今的并深明“春秋大义”的关羽，在看到刘备为了韬光养晦计而种菜时，就责怪刘备不应做“小人之事”——这是低贱的人做的事情，想必在关羽看来，只有为刘家多多地砍人头，才是“伟大人物”应该做的事情。关羽的这种意识在传统中国随处可见。而以儒家视角看佛家的“众生平等”，简直就是在看笑话：一只狗怎么可以和皇帝相提并论呢？！

当一些人被当成畜生或比喻成畜生之后，仁爱是不可能及于这些人身上的。

所以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所体现的善，是含了一个大大的“伪”字的。这是等级体系下，漠视弱者的必然结果。

儒家的人性之善，因为含了一个大大的“伪”字，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弱者的正常欲求被压抑，“御”的艺术被演化得无比高超，百姓和下属被弄得晕头转向，智力空前低落，怀疑精神彻底丧失，创造精神烟消云散。中国人的智力结构中，只有揣摩人心、估摸形势和耍弄手腕，不可能有对未知世界进行探寻的任何可能。现在流行世界的“中国人的那一套”已成为中国智能的代名词，不过它只是令全世界厌恶的小聪明而已，牛顿、爱因斯坦之类的名词是不可能在传统中国出现的。中国人的智力结构空前扭曲。这样就有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儒家社会无法依靠自发的力量产生现代文明。

儒家的人性之善，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腐败如影随形地相伴着儒术的光大。儒术越畅行，社会常常越腐败（只有对功臣肆意杀戮的开朝时，才能保有一时的廉洁和盛世的气象）。秩序的安定，一方面用愚弄百姓的方法来寻求，一方面在追求官员们自己的自然善（贪贿多是为自己及家人谋幸福）的同时被破坏着。社会善最终被人的自然善彻底淹没。说到底儒家的两人之爱（仁），只有一己的自然善，必然破坏别人的自然善，从总体上破坏了社会善。当社会善消散或被淹没的时候，就是社会无法维持一个整体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开始崩溃的时候。不管从系统论的角度、从社会结构的角度、从政治学的角度（详解可以看看拙著《鬼谷斋》），还是从人性之善的角度，都无可避免的导出儒家社会不断轮回的必然性。

如果说儒家的人性之善是一种伪善，那么神启的人性之善，博爱，是否真是一种集人性社会善与自然善于一体的真善呢？自然善和社会善是否真的可以和谐相处没有冲突呢？无数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告诉我们，博爱，可以施与社会最低层的残弱孤寡，但无论如何却不会施与异端——与自己的宗教信仰相冲突的人。当自己的神被别人的神或无神论者“亵渎”的时候，神启的人性之善常常变成彻头彻尾的伪善。

一定意义上说，儒家的伪善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要过渡到现代文明，革命成了中国人的必然选择。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带着浓重的血腥味的革命是一种善。革命意味着改变以往的社会结构，而这种改变必然受到传统势力的重重阻挠，削除这种阻挠，非流血无以改变一二。而流血，是对人性自然善的最彻底的毁灭。无论如何，革命，和战争一样，最终体现在底层百姓的相互屠杀中（兵，多是底层百姓的子弟们），人们是很难从中体会出人性之善的。

但，革命只是过渡阶段，只有扫灭了伪善的教条、腐败的根源，才有可能保持长久的社会善，有长久的社会善，才能保护人性的自然善。缘革命的初衷，就是要创建人人平等的社会，保证伤害人的人受到惩罚，削除伪善导致的种种恶果，变百姓为公民，给予人们彻底自由，激发最大的创造活力，最终取消领导与被领导的说法，改为代表与被代表，也就是每个人最终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人与人之间没有控制与被控制的说法，只有合作与竞争的说法。所以，从根本上说，革命寻求的是一种“终极”的人性的社会善，尽管他无法避免一时的对人性的自然善的大规模破坏。

可是，这个目标实在离开我们太遥远，这个过渡阶段太长，也实在太难熬了！面对动不动就会浮现出来的特权阶级，“革命导师”甚至提议每十年二十年“扫”它一次、进行一次革命之外，好象没有其它切实可行的办法保证人人平等的理念能够维持下去。当士子精英阶层受到了革命的剧烈冲击之后，当普通百姓为寻求平等的感觉而付出了饿肚子的代价之后，人们开始厌烦革命，人们开始“认识”到理想不能当饭吃，革命也该休养生息一下了，人们宁愿忍受一时的不公正、不公平，也要先满足一下温饱的要求和富裕的感觉。寻求伟大的社会善遭到了挫折，人们必然回归了人性的自然善，革命的血腥被人们反复“反省”，否定革命，宣扬传统儒家之善也难免时时泛起。

美国国内有非常完善的民主和自由的保障，保证国内的社会性的善得到畅行，但再伟大的社会性的善，如果没有基于克制、自律的人的自然善性，这种社会善性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伪善。以国家作为单元来看，美国的国家行为是目前最腐败的国家行为，用一个“炸弹之母”就杀死N多人的方法，来推行“终极”的所谓自由、民主，就是最大的伪善——如果把这些被杀死的人的脚砍下来堆成“山”，这座“山”肯定比张献忠看到的用女人的脚堆起来的“山”高得多——在“炸弹之母”下作死亡哀号的无数血肉之躯，人们当他们为蝼蚁，军事专家津津乐道的是“炸弹制母”的威力和科技的发达，政治家们关心的是消灭了敌人多少有生力量。没有克制和耐性的民主、自由，是一种伪善。腐败的美国国家行为：肆意践踏国际法，随意灭掉自己的眼中钉，随意损毁他国的尊严，不愿承担保护地球环境的责任（不愿签定《京都议定书》）等，都是强有力的证明。

革命在形式上看是不善，儒家的善是真正的伪善，神启的善难免伪善之嫌，伟大的民主、自由在某些情境下甚至也难免伪善之嫌，我们难免有些迷惑，真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到这里，或许要分析下去，我们就难免对善做一些较为真实的描述（定义太困难）。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3
一、善，首先是应该一种爱。不光爱自己的人，也爱和自己无关的人，决不损伤他人的尊严。

因为有母爱，所以才有了人类的繁衍，作为哺乳动物的人类的存在反过来证明了有母爱，有爱是人性之善存在的重要证据。当这种爱局限于自家人，这种爱伤害了别人的时候，这种爱就不是真善，如儒家的二人之爱，如神启之爱对异端的不宽容等等。只有当爱普遍地施与一般人，全体的人，异端的人，没有偏颇的时候，此时体现的才是一种溶自然善性与社会善性于一体的人性的真善。体现人性真善的这种爱是一种普遍的爱，当然，这种爱不等同于寻求身体与精神愉悦的男欢女爱，这种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这种爱是对所有人的尊严的不打折扣的尊重，这种爱就象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获得幸福一样，希望所有的人得到幸福。这是人性之善的极至。

二、善，还是一种宽容。宽容别人的错误，对基于人本欲望的社会现象宽容（如同性恋等，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社会是算不上宽容的社会的，当然也很难说是一种善的标志），对历史宽容，对自己“对立面”的宽容。

没有宽容的善，绝对称不上是真善。当有学说确立了某种道德标准，就会对人的行为进行衡量，符合此标准的就是善或善人，不符合此标准的就是恶或恶人。如果以儒家的二人之爱和对领导、长辈、男人的忠、孝、贞为善的标准，那么很容易地不会宽容小孩和长辈开一些不雅的玩笑，不会宽容臣子对皇帝瞪眼之类的“大不敬”，更不会宽容三妻四妾中的某妻某妾去找其他男人（尽管这个男人有三妻四妾，还经常到外面去沾花惹草），小孩、臣子和妻妾也许会为此倒霉甚至送命，所以儒家善的标准中少了对弱者的宽容，就没有可能不是伪善了。同样，神启的人性之善，只把本家的神奉为真神，敬神是爱人的前提，其他的神都是魔鬼，那么不相信真神的人或相信魔鬼的人，就差不多都是小鬼，当把别人当成小魔鬼的时候，自然不会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他们。当然，当今许多词汇如“社会风气”之类飘渺的东西，常常也是我们不宽容的重要原因，对影响“社会风气”的人我们常常视为低人一等的，甚至视为与动物齐名，贬之抑之甚至辱之，这与儒家不宽容弱者，神启之善不宽容异端，没有本质的区别，会极大地损伤我们的人性之善。中国人不乏中庸之爱——宽容异端（儒释道共存），但极端缺乏对弱者的宽容，更不用说爱护了。这种不宽容至今在某些领域还根深蒂固，某些领域领导“狼”性不改，属下“羊”性难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意识，经年累月造就了君父们的“狼”性和臣子们的“羊”性——被宰杀时不仅不像猪那样号啕大哭，而且还要“感谢天恩”赐我一死！）

三、善，还是一种耐性和克制。改变需要智慧更需要时间，强行改变常常只会导致扭曲，克制冲动方能免于扭曲。

除宽容外，克制与自我控制是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的气宇不够，无法做到非常坦然地包容别人，那么你也许只有求诸克制、耐性以及自我控制才能保护人性之善不因一时之冲动而受到损害。如果真的有一个终极的社会性的善的标准，这种标准推行之后，确实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性社会善得到畅行，那么当这种标准（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善的真标准）逐渐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并在逐步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与传统的标准（我们姑且把这种标准叫做善的伪标准）有出入而受到习惯性的思维、习惯性势力的阻挠，两种标准的相容性越差，真标准推行的困难也就越大。当推行者失去耐性的时候，常常就是引发革命的时候。革命确实来得痛快、直接而且彻底，但惨烈的流血和剧烈的运动虽然直接清扫着陈腐的伪善，但却无可避免地伤害了大批的无辜，极大地破坏人性的自然善。算不上最惨烈的“文化大革命”尚且被现在的人们无穷无尽的“反省”甚至诅咒，那么一次死亡几十万的革命战争呢？此中人们承受的痛苦比“文革”不知要大多少倍！只是革命战争伤害的多是没有发言权的普通百姓，而“文革”伤害的许多是现在占据话语霸权的曾经的“右派”们。为彻底破坏和清扫儒家的伪善，激发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创造活力，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的尊严，革命确实是中国人不得已的历史选择。虽然离开真正的现在基本为世人公认的社会善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面对现实，面对传统的陈腐现象泛滥，人们心情格外焦躁，无数的“愤青”、“新左”常常会非常怀念毛主席的革命理念，无数的“自由”派急于摆脱无谓的约束希望求诸猛烈的政治变革，但冲动地试图用革命的方式来寻求进步，在当下几乎没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和可行的方法。尽管从长远看，有些现象不遏止（如某些领域：足球界、医疗界、学术界、血煤等，社会善被自然善基本杀灭），就难免于社会崩溃、人性自然善最终被蹂躏这个大恶的出现，但当下人民在生活安定、大致小康的情况下，一般宁愿承受一定屈辱，也不愿因为革命，寻求“成为自己的真正的主人”而失去安宁，所以革命是失去现实的根基的。一定意义上说，用牺牲暂时的安宁寻求真正的长治久安，用革命的方法寻求最终的社会善，当下既不是可行的也不是适当表达方式，在克制革命的冲动、控制愤世嫉俗情绪的蔓延的同时，与一切偏激的“主义”保持距离，对一切的伪善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让真善，尤其是真正的社会善的理念逐渐进入人们的心灵，最终影响社会结构的修缮甚或重塑，影响政治的文明，也许才是学人们真正的人性之善所在。

四、善，还是一种感染力，感染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感染罪人自愿受罚。

区别人性的伪善和真善，除了普遍的爱、宽容、克制与自律外也许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强烈的感染性（伪善有时也有感染性，但不如真善强烈，而伪善很多时候会刺激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相互之间感染的缘故。贞观之治，杀戮无数的唐太宗李世民，或许是受魏征《谏太宗十思书》影响，深刻体会“载舟覆舟”（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凭借其杀伐的威势，为老百姓创造了一个清廉的环境。官污则民邪，官廉则民正。千日言教，不如一日身教，在大批公正的官员的感染下（没有贪贿，对事物的判断当然都是基于人的公平的自然善性了），人民的素质自然提高，相互感染，而最终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现象，对比当下防盗门越做越结实，防盗锁越做越复杂的现实，真正的令人万千感慨。

爱，是人性自然善的根源。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绝大部分心理正常或心理没有太多挂碍的人都有极端自然的爱，这种爱可以表现为对孩子宽容甚至纵容、表现为有可能对孩子产生伤害的念头和行动的克制等等。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在自己有了孩子后，“虎毒不食子”，再有问题的人都难免于对自己孩子的爱护。常常一两个父母为孩子奉献一切甚至生命的故事，就能轻易地感染无数的人。人性的自然善因为其本然地存在着，所以非常容易地相互感染。这种善性，不必太多的说教，一两个故事就可以轻易激发出来。

五、善，更是一种结构之美，制度之善。这种结构、这种制度能时时自动清扫各种腐朽（特别是起“身教”作用的官员——过往不咎、零容忍、轻刑罚也许是目前除腐的最佳选择，过往不咎——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零容忍——是起码的社会善，轻刑罚——是从制度中体现一种人性的自然善），自动而不是“运动”地净化环境，始终保证人之善性受到呵护。

与人的自然善相比，人的社会性的善却有着无法数说的复杂性，原因在于人性的自然善和人性的社会善不经常是相容的，有时是相互破坏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两种善性的相容，贪贿、革命、用武力推行民主、自由等等则是两种善之间的相互破坏。那么社会善的可能的标准应该上什么样的呢？起码的社会善应能最大程度的保证人们各自的自然善得到公正保护，侵犯、侮辱和伤害他人（包括最弱者）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这些行为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遏止，施害于人的人都无法逃脱惩罚，以保证那些潜在的施害者不敢也无法存侥幸之心，等等。不管哪种标准的社会善把自己如何形容成“终极”的善，如果没有把所有人的幸福作为最终的目标——包括最弱者、政见对立者、异端、还有罪犯（他们尽管犯罪，可以控制他们的人身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但应尊重他们的尊严，让他们明白而坦然承受自己的罪过，这就是施幸福于罪犯的含义），就不是真正的善，就是伪善。

要保证所有人自然的善性都能得到保护，所有人都得到应有的幸福，体现出社会的真善而不是伪善，最关键的也许在于社会结构的精巧和社会制度的善性。

历来社会各阶级（现在经常婉转地叫做阶层）的产生，不是哪个人人为可以制造出来的，是人们在寻求生存或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自然分化而来的。没有哪个阶级天生应该被漠视、蔑视或消灭的。刻意维持某个阶级的特权或发动革命推翻某阶级的统治，都是对外于本阶级的人的一种蔑视或仇视。维持自认为的社会善或改变以往的伪社会善，通过压制别人或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都难免对人性之善的莫大破坏。保持人性的社会善的重要方面制度的善，本质上要体现任何阶级都没有特权——富有显赫的人不拥有比贫穷落寞的人更多的权利，身份虽有显与晦之分，但人身绝无贵贱之说，基于个人的法律赋予的权利应该彻底的平等，人格尊严没有高下之说等等。宪法如果要体现真正的社会善，就在于此。制度的善，首先要体现的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平民在人格尊严上和法律意义上的完全的平等。

如果儒家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基础，不难想象，宪法精神必然首先强调的是君权天授，特权神授等等，这种伪善导致人们只关爱自己一家，“社会”这个词对传统中国人来讲一直是一个非常渺茫的名词。为求一家之幸福而破坏“飘渺”的社会之善，当然是必然的趋势。出于人性的自然之善，可以做到真诚对待自己人或可以当作自己人的人，而出于对社会善或不是自己人的人的藐视甚至蔑视，就难免揣摩人心、估摸形势和耍弄手腕等等的智力的发展，“中国人的那一套”最终导致社会的善性烟消云散。基于儒家的社会制度，只有一家之善（天下只有皇帝他们的一姓之家，并以是否忠于他们的姓为善恶的标准），没有总体之善，就必然充斥了各种阴谋的因子，总体上肯定是脆弱的，必然是腐朽和容易崩溃的。基于儒家理念的制度之善，是以维护特权或所谓的“权威”为标志的，是一种根本上的伪善。

除了需要社会真善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写入宪法外，要使得宪法所体现的真正的社会善得到保护，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可完全执行、而且保证能被执行的法律体系，用这个法律体系来建构一个精巧坚固、各种力量巧妙平衡的社会结构。

结构之美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时时清扫不时冒出来的腐朽因子，不必积累到一定的时候“运动”式地清扫（往往对结构有一种潜在的破坏——破坏其它法律，对人性的自然善也是一种破坏，所以代价非常高昂）。没有精巧的结构，想扫除腐朽是不可能的，握权者只求一家甚至一人之幸福的腐朽导致的不公正必然导致人性的社会善遭到破坏，这种不公正的积累必然导致民众心态的失衡，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不断熏染，最终导致人性本然的善范围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只有对自己一个人的善了，社会此时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堕落，或者不公正作用于不认命的人，积累到一定时候导致革命。所以一个算得上好的社会结构，必然首先有一种自动除腐功能。零容忍，是除腐的必然前提。什么叫“把握分寸”，无非是法律规定不明显的情况下，或者法律成为空文的时候，需要人们去揣摩领导的心意和估摸身边的形势，然后做出判断，应该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当除腐需要“把握分寸”的时候，要就说明法律条文不完全需要补充完整，要就说明法律失却了其尊严成为一纸空文，既然法律不起作用，那么在官员们寻求一家或一人的幸福的过程中，在估摸清楚了身边的形势之后，腐败度常常会从被“容忍”的小烂逐步发展到大烂最后发展到全烂，最后一不小心错误地估摸了形势（或“跟不上”形势），就到了所有人（而不是法律）都不能容忍的地步。零容忍，必须从对任何人任何的腐败行为的零容忍开始（最高国家领导机关必须和村官一样，必须有完整的监督与平衡体系），不如此不足以让所有的腐败行为慑服。任何对待腐败行为查处的折扣从长远看，都是对人性的社会善的莫大破坏。

同时，为体现制度的善性，对腐败行为的轻刑罚是必须的，用死亡相威胁毕竟不是一种善的表示。从过程来说，不能在腐败很轻微的时候，就发出预警信号，是制度之过、结构的缺陷；从手段上来说是希望不逼迫腐败者走向人性自然善的对立面，因害怕惩罚而走向极端。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描述接近真实的某种意义上可能称得上是“终极”的人性之善。

人性之善的自然特性是寓于伟大母爱之中的，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必教化自然就有的。当这种善被某些东西蒙蔽后模糊的时候，也许一两个感动人们的故事就会使绝大部分人在比对过程中找到这种天然善性，减少或除去这种模糊人或蒙蔽人的东西。在感动之余，人们很容易找回可能已经失落的爱、宽容、克制等等。

但人性之善的最大善应该是他的社会善性。以人性的坐标审视，制度之善为最大的善，社会结构之美是最高境界的美。当宪法中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精神：最“高”的人与最“低”的人用一样的眼光看待，最强与最弱的人当作一类人来看待（“终极”性的标准：在巴格达的爆炸事件和在伦敦的爆炸事件一样引起很大的震动；或牺牲十个矿工和牺牲十个省长能在社会上产生一样的轰动等等），所有的诉求都有通畅的表达渠道，所有的纷争（包括不同阶级之间的纷争）都引入一个完全公正的解决渠道的时候，世间最大的人性之善也就被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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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8
第四章 人性之恶



以量子世界的眼光看，人性的善与恶正如电子的位置和速度一样，无法同时测准，人性的这种量子特性决定了，测量了人性的善的方面就会扰动人性恶的方面，而测量人性的恶的方面，就难免模糊了人性善的方面，这种波动性、这种纠缠态在《量子假说》中做了一些阐释。在较为全面地阐释和较为系统描述量子人性的各种现象之前，不如先分而阐释和描述人性单纯的两个方面，既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恶。在上一章描述了人性之善后，这一章再转而描述人性之恶。

天性本然纯正的亚当、夏娃，因为受了魔鬼的煽惑，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流落尘世，所以人是生而有罪的，人的本然天性因为亚当、夏娃这两个不争气的祖宗偷吃禁果变恶了。在深受《圣经》熏染的西方人意识深处，人天生是罪人，是始终有恶念缠身的，中国人去大小神庙是拿着香火果品贿赂各种小仙大神以交换幸福的，而西方人到教堂是去赎罪的，以求得神的谅解的。人性本恶，是西方绝大部分的哲学理念默认的。在一群平等的人中间（每个人都应侍奉真神，人与人的关系是一起侍奉真神的伙伴关系，“平等”意识或因“伙伴”关系而来），西方人必然讲求用一整套可靠的方法，去限制和遏止人的本然的恶性去危害别人，在赋公共权力予人时，尤其显得谨小慎微，于是最终发展出一套与中国人的教化与控制迥然有别的权力的限制和平衡体系。但正如现在美国的国家行为，因为美国人不会把巴格达的生灵和华盛顿或伦敦的生灵同等看待，对美国力量没有了足够限制和平衡，所以此中便体现出了一种人性本然的恶，在人们看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对在“炸弹之母”下做死亡哀号的无数生灵的漠视，也必然是人的本性。西方人敬神，但不敬祖宗，也少无条件顺从父母，或是因为亚当、夏娃这两个人类的始祖害得他们要不停赎罪、不停地防范别人的缘故吧。

中国古人自然也有人性本恶之说（荀子的人性学说），本善说与本恶说之争一直持续着，但在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政治要求——天下一统的要求下，人性本善说必然占据主导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人性本恶说必然不被主流认可，因为如果人本然是恶的，那么人就是无法教化的（荀子某种意义上承认教化不过是伪饰而已。但因为这种伪饰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人性的恶不为害他人，所以人们不喜欢这样的学说），寻求安定也是不可能的——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在信息传递技术非常落后的时代（山高皇帝远），要非常好地限制和平衡所有人，根本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人们认为，既然统一已经成为可能（汉武帝时代），那么人心就一定有一种善待他人的渴求，本质上人性就是善的。但人性的恶毕竟像人性的善一样本然地存在着的，所以，摈弃显见的人具有恶性的观念，必然导致无法避免的伪善。

那么，恶如何定义？人性之恶到底从何而来？人性之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人性之恶引导人们做些什么？有标准测量人性之恶吗？如何限制人性之恶，最大程度地防止人性之恶为害他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减少乃至消弭人性之恶？

恶，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不善。这也许是一种简单化的解释，但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解释，因为它的一切特性都是与善相反的。下面我们就描述与人性之善相反的人性之恶的种种特征。

如果说善是一种爱，那么恶就是一种仇恨和伤害。心中埋藏着的仇恨，会不时的爆发出来伤人甚至伤己，这种仇恨常常因为没有很好的消解或宣泄的途径，堆积成为恶劣的心理块垒，成为恶行的根源，有时甚至用核武器毁灭整个地球也不足以消解胸中的块垒沉疴。张献忠胸中不知道有什么无法消解的刻骨仇恨，只有把无数女人的脚砍下来堆成一座小山，心中才能感觉到爽快：“不亦快哉？！”病态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以我们的眼光看，张献忠自然是病态。但如果以勇敢杀人为衡量是否为正常人的标准，那么看到一具尸首就想呕吐，就是病态的懦弱。病态也是人性的一面。

如果善是一种宽容，那么恶就是一种忌刻。心情经常处于非常恶劣的状态，或稍微一点扰动就引发情绪大波动的，与人相处时常常表现为一种忌刻。是宽容还是忌刻常常有某种遗传的基因结构在起作用（由许多代的人积累而成），当然还包括后天赋予人的是受呵护的环境还是让人感觉到不公正的环境。先天的基因结构和后天的环境因素，常常可以区分人以宽容和忌刻，但这常常不是个体可求的。人性中的宽容和忌刻这种两种因素同时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大部分情况下，人性的忌刻常常是环境激发的缘故。当社会结构的除腐功能失效时，腐败产生的不公正现象，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导致人性中的忌刻因子越来越多地被激发出来，社会常常体现为一种普遍的恶性。

如果说善是耐性和克制，那么恶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冲动。当人们受到了伤害，或自认为受到了伤害的时候，当人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当人们的尊严或自认为的尊严遭到了冒犯的时候，总有一种寻求平衡的冲动，如果不善于寻找合适的路径或找不到合适的路径达到一定的平衡，那么为寻求心理平衡的这种冲动就会演化为一种伤害别人的行动，此时的人性就会表现为一种恶。不伤害别人不足以寻求平衡。不克制冲动，不通过巧妙的方法自行消解乃至抹平胸中不平，就会演化为对他人、对社会的破坏，许多的革命形式上的不善，某种程度是对不平进行重新平衡，就像通过伤害他人来平衡自己受到的伤害一样。

如果说善的重要特征是相互感染，那么恶的重要特征是相互刺激。在人们通过伤害他人来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伤害（许多情况下会连累无辜）刺激出了越来越多的不平衡心理，这些不平衡心理常常也会通过伤害更多的人来寻求平衡，从而刺激出越来越多的恶，这是乱世和末世的（如儒家社会轮回的时候）最普遍的现象。恶的相互刺激并不比善的相互感染更难，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更容易。

如果说善是一种结构之美，是一种制度之善，那么恶就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缺陷，是一种制度常常有的伪善。如果一种结构无法实时清扫腐朽现象，一种制度反而要维护一些腐朽的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样的结构是烂结构，这样的制度是一种伪善的制度。因为官员腐败常常意味着某种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因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问题非但不清扫反而日积月累，就会积累起无数的不平衡心理，而恰恰是这种不平衡心理指向的就是人性的恶，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的崩溃。一定意义上说，制度的伪善（只维护一人一家的特权和所谓的权威，与民主思想格格不入）是最大的恶，社会结构的缺陷是最大的缺陷。

在对人性之恶进行简单定义和对其特征的一些大致描述之后，我们思量人性之恶的根源在哪里，感到还是有不少的困难。恶大致由人的心理失衡刺激出来的，但人心为什么会失去平衡呢？这其中基于人的自然特性的根据又在什么地方呢？

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有感觉对象和感觉主体的存在。这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和必要前提。作为个体的感觉主体来讲，感觉主体只有自己的存在，其他的任何东西，包括他人，都是被感知的对象，而不是寓于自己的感觉主体之中的。这也许就是人性之恶的根本由来。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自己的，自己是一定有别于别人的。正因为这种区别真切地存在着的，所以人们一定会区别对待我和他人，不管多么伟大的人，多么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都必定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和别人的是有区别的。同时，正因为有这种区别于人的感受，决定了人本质上必定是自私的。正因为有这种区别，所以必然会有所比较，在遭到不同于别人的对待的时候，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某种情境下的心理失衡也是其中的一种心理反应。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那些善于奉献、善于舍己为人的基因，常常因为奉献和舍己为人而逐渐减少（有俗语称“好人命不长”，多少有些缘故在其中），大部分人则基于自己的利益，基于自己的感受，通过维护自己，保护自己，得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那些自私的基因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所以从总体上说，人性也是自私的（大家可以看看R.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

说到底，每个人的身体是自己的，感受也是自己的，说明人必然有重大的自私的一面，这种从根本上来说无法克服的自私，是一切恶的根源，是无法破除的根源（一时一地的错觉不能证明自私这个人性之根的消亡）。

所有的心理不平衡从根本上说，都是由这种重大的自私因子在起作用。虽然在心中无我的时候，自然就不存在心理平衡不平衡的问题，但无我状态绝不是经常出现的，虽然有时有某种高境界的大爱能使人全然忘我，但当这种大爱被人误解或遭到侮辱，到了无法承受的时候，这个我就会突然跳出来，直面这种误解和侮辱，恼羞成怒时，会做出不那么“伟大”甚至是恶劣的事情。这说明伟大是有底线的，就是人本然存在着的我和他的区别，也就是本然地存在着的自私。

在试图基于上述理解的人性之恶产生的各种现象进行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与孟子的人性本善学说相对立的荀子的人性本恶学说，以及不同背景下西方人的本恶说，我们从里面能理解到一点什么，也许就能看出人性本恶学说要适应各种特定的地理条件，以及由此而推论而来的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治政方式，会成为什么样的。这样，也许能更方便地理解人性之恶引发的其它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做更好的推论。

.关于人性的说法，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所以为善，是因为教化的缘故。在理解教化的含义上，孟子认为要通过教化来发现和恢复人的本来善性，荀子则认为通过教化转化人的本来恶性，使人们学得一切的礼仪和善性。荀子把人的恶性归结于人的正当欲望，“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另外，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和孟子认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同出一义，把教化的作用无限放大。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都是儒家弟子，所以都无可避免地传承了孔子的教义。

荀子所以这样理解人性之恶并从人性本恶演化出这些结果，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中国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相关的。因为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大多数人的欲求，因物资匮乏而产生凶恶的争夺自然难免，人们无法通过扩大物资供应来满足人们的欲求，而很多时候只能通过你争我夺来满足自己，所以这种欲求自然成了恶的根源。荀子是教化+控制的祖师，在自然形成各种阶级的情况下，人们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不可能寻找到除了教化和控制以外其它更好的办法来试图为这个纷乱的天下寻找出路。西方小城邦式的民主是无法在古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生根的，地理割裂较少导致政治割裂的纷争非常频繁，在诸侯内部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和快速反应能力，是无法在这个混乱的“天下”生存下去的，且不说有无可能出现民主思想，在客观上，寻求民主是自找死路。把自然形成的权力必然视为是神授的，那么要教化的自然是广大的百姓了。从这里开始，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对特权和权威产生的恶视而不见，只有对弱者的恶进行的无穷无尽的教化了，永远不会有削除特权的“限制与平衡”思想的萌芽了。荀子在对待人性的恶的方法上用的教化只是把人性的恶遮盖起来，而不是进行限制和平衡，人性真实存在的自私的特性，决定了教化尤其是伪善的教化总是非常之孱弱无力的。

相比之下，一般西方人性恶的理论依据从根子上说，是因为人类的祖宗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的缘故。在人生而有罪的情况下（原罪），为不停地扫除时不时冒出来的恶念，只有用赎罪的方法寻求神的谅解，从而寻求心理的安慰和平和。为了在死后还存在的世界里寻找幸福，在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注视下，人们的恶念，人们欺瞒别人的念头（即使别人不知道，神却一定是知道的），被最大程度的打消了。这一点在中国却始终无法做到，虽然传统中国也有“举头三尺有神灵”的说法，但这里的神灵是可以进行贿赂的，所谓“钱可通神”，不能得到菩萨的保佑是因为“平时不烧香”，“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你给我佛烧了足够的香，你就是我佛的人，不管如何罪孽，只要“钱”足够，一定能买得通！我佛是再是普渡众生，如果你不给我烧香，我是不会灵验的。“气”是人之所争，“香”是佛之所争。只要我把握了佛的这个弱点，佛就可以为我所用。到了无神论时代，举头三尺便在监督或护佑的神灵消失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惟独不可以让他人知道，天地无言，天地无神灵，是不会把我们的秘密透露给别人的。传统中国人可以通过贿赂神灵寻求心理安慰，当今中国人只能把安慰寄托于“唯物”之中，在与别人进行物质比较的时候或找到了安慰，或失去了平衡。

西方的原罪理论必然导致对人性的修饰，对人本身行为的各种限制和平衡。中国的最高领导总是代表上天来进行统治的，既然天的权威需要维护，那么“天子”的权威一样要维护，基于“天子”的尊严和威信，人们绝对不可以说“天子”的人性是恶的（“天子”是“圣上”、“天子”之意是“圣旨”）。但从近代开始，西方的领导人从“天子”的位置下来，变成了普通人，变成一个和平常人一样的有原罪的人。既然最高领导人也是有原罪的，也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人性本质上也是恶的，那么自然要防止这种人性之恶为害大家。

西方人的传道，就是要把原罪的理念传播给每一个人，只要虔诚的相信上帝，承认自己是罪人，诚心赎罪，就能得到上帝的谅解，但不管是谁都必须承认自己是带有原罪的。中国人的教化，用史官们自己制定的一套标准（不管这套标准是多么的伪善），来套用于百姓头上，符合标准就是善，不符合标准就需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引导。西方的最高领导人也是人性本恶的，中国的庶民百姓再是“低贱”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被教化成“尧舜”的，西方的理念和荀子理解的需要用教化的方式来转化（其实是伪饰）的人性之恶，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

在荀子看来，要保持人性的本恶不危害社会，只有先行控制。这样必然承认自然形成的权威，在这个权威下保持必要的社会秩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转化人性的本恶，才有了现实的可行性，通过一系列的教育与引导，人性会被感化，出现普遍的善，终极的社会形态就是人人都有“尧舜”一般的境界，当伟大的教化最终形成时，社会治理便达到了最高境界。这其实与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导出的社会模型几乎一模一样。

从人的“原罪”视角来看，要保持人性的本恶不危害社会，必然首先就要限制和平衡各种各样的权力，严格限定权力范围，保证握有权力的人不危害他人，对各种有可能使权力滥用的因素保持高度警惕，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的监督和限制更应该细致、周到，最好天衣无缝。因为人是本恶的，所以一有不受任何限制与平衡的权力，就非常容易引发人性之恶，为所欲为（就像不牢笼饿虎会危及人的安全一样）。终极的社会治理模型应该是这样的：一旦有权力越界的行为，立刻能发出警报，并采取措施制止，绝对不让越界行为继续下去。人民生活在看得到的“法”之下，所有人都可以安然获得自己应得的，所有人都不受法之外的任何东西的束缚，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必估摸飘忽不定的形势，更不必揣摩辗转幻化的人心。

同是人性本恶说，导出的社会模型却如此地不同，荀子受到孔子礼教说影响，配之以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因素，才会如此。基督教盛行西方，再加上与中国相比欧洲相对隔阂的地理环境，国家数目众多，相互影响绝不如中国各地域之间迅速和深入，所以发展相对独立，相互可参照性较强（儒家一统的中国无处参照），西方人在审视文化迥然有别的其它国家时理解“权力导致腐败”之类的理念，比中国人更容易。西方人在不停地相互参照过程中，对政治本质的理解自然比无处参照的中国人深刻了。

我们知道人性的恶既不是人的欲望的缘故（人的欲望有时会是善的原因，欲望未必导致争议，有时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内需”这两个字就包含了太多的欲望），也不是亚当夏娃的缘故（先验的和神启的，我们不认为是真确的），而是源于感觉主体与感觉对象的区别，也就是人的自私性。所以，其它各种从先入的理念，神启的理念引发的各种推论都不会是完全的，真确的。

如果心中没有自我的存在，自然能摈弃一切自私的行为，但感觉主体如果没有自我与他人的区别，那么在面对客观环境时，感觉主体的存在常常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更是谈不上了的。在保护自己以求得生存，在向外寻求资源发展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必然与他人有一种联系，这样的联系必然是先以自我为中心的。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难免产生一定的比对，在比对过程中，如果感觉有某种不公正在其中（如受到不同于人的不平等、利益侵犯、人身伤害、人格侮辱等等），就非常容易地激发感觉主体的颓败感和不平感，这种情绪的积累就是恶形成的原因，当然消化和消解颓败感和不平感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有人会因很小的一点扰动而产生心理波动，产生不平、颓败等各种心理状态，有些人则非常善于化解这种感觉，这种或扰动或积累或化解体现的是一个人（大而言之，可以指一个民族）的心理能量，心理能量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遗传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民族心理能量的不同（文化导致的器宇狭小还是宽容和自我感觉所处的地理环境狭促还是广大的不同）造成的。不过，再是伟大的人，都不能永远无我，再是宽宏大度、善于化解胸中不平的人，都不可能无限承受、无条件化解加给他的各种不快不平事。基于我们对人性之恶的原因的这些理解，在这里我们也不妨进行一系列的推论。

既然人性的恶是由心理的不平激发出来的，那么首先寻找这种不平显得非常必要。如上述分析，不平是寓于人与人的交往之中的，不管怎么样，人与人毕竟是有着差别的，或遗传的因素，或环境的因素，导致人即使生来也难得有真正的平等。当感觉主体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是遗传因素的自然表达，寓于遗传因子中的人性之恶也是自然表达的），对与自己相似或相近的人有一种亲合感，有交往的渴望，在交往过程中常常彼此都很在意的得失（利益的、尊严的等等），这种得失的不公常常会因为人与人的各种不同（如家境等）而被放大，导致人的心理必然有一种得到快乐或失去的不服、愤懑和不平，这种不平就是我们要找的。大致地说，不同导致得失的不公，得失的不公导致心理的不平。在本质上，小孩不服别的小孩靠武力抢去了他的玩具产生报复心理，和政治家因不服在不公正的竞选中失败而雇凶杀政敌，本质上一样反映了人性之恶。

在等级制度体系下，人心的不平因为三六九等而形成和积累并最终加剧起来。人心也会因为削平了三六九等，人人都得到至少是公平的机会而变得逐渐平复。清除产生不公的各种因素，是减少不平衡心理，一定程度地保证恶因不被刺激出来的必要前提。

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等级体系下，人的心理是如何失衡的，又是如何寻找平衡的，与此相伴的人性之恶又是如何激发和演化的。

当统一成了中国人的习惯，儒家教义成了维护统一的无可选择的圣典之后，人们为维护秩序保持统一，必然要维护中央的权威，为保证造反的人越来越少，只能通过灌输给人们一个“天子”理念，既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管理天下的，既然代表了天，所以自然是不可有任何违逆的。既然代表了天，那么皇帝或皇家就是上天在人世间的最高代言人，皇帝理应高于人世间的任何一个人，皇家阶层理应高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阶层。然而仅仅如此，要保持中央权威，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庶民百姓没有一种忠心的念头，动辄就起造反的念头，还是很危险的事情，维持皇家权威，必然还要从根本上教化国民，让他们变得温顺服从，这样造反的意念就会逐步消弭掉。看来，下属对领导的绝对服从是应该的，孩子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更是天经地义了，所谓“忠臣出于孝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对臣民、对女人必要的约束，不如此不足以教化人们变温顺，不足以从根本上保证国民对皇家权威的认可，不足以保持中央的威信，不足以保证天下的统一和秩序。层层控制的等级秩序由此形成。

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时候，问如来：他玉皇老儿可以做皇帝，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如来解释：玉皇可是经历过了万千劫难方修得皇帝资格的。这是佛教的理论，在天上要解释玉皇大帝皇位的合法性，好像也找不到其它更好的理论依据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玉皇大帝皇位的合法性，只分析一下孙悟空的这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和绝对部分小孩一样，看到做皇帝有如此多的尊严和方便，必定会表达做皇帝的意愿：我也要做皇帝。

成人之后，当绝大部人分认识到自己做皇帝是不可能之后，必然默认皇帝在社会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必然承认社会是由以皇帝为最高等级的各层等级构成的。为寻求高一点的社会等级，人们自愿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通过各种途径往上爬。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办法，爬吧，爬吧。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

家有诤子不败，国有诤臣不亡。这样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君、父有足够的宽宏大量的时候，但在等级意识的深刻熏染下，绝大部分君、父的器宇非常之狭小，以驳自己的面子为“大不敬”，我们看到的历史，君、父从谏如流的寥若晨星，而动辄认为自己没有“面子”的君、父则浩如烟海。世上不是少有诤子、诤臣，而是因为君父们的“面子”问题，这些诤子、诤臣不是被“父要子亡、君要臣死”了，就是被压得万马齐喑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算当今的布什总统，也是一个面子情结非常深厚的人，怎么也不肯承认打伊拉克有什么错，百般为自己的伊拉克政策辩护，只是因为权力所限，不然对那些没完没了的反对者也许早就枪弹相向了。（从第一夫人在对待龙卷风下的灾民时的态度可以看出，布什也许和其夫人一样心中的等级意识也是非常之深厚的）。

既然君父是高高在上，不可惹动的，那么除了用我刻苦修炼而成的“忍术”（修身养性，其实是修炼自己克服冲动的能力，保持头脑清爽的能力，也许并不真实地关乎真正的道德品质——曾国藩算是一个“修炼”的高手了，但在得到打破太平天国的南京城的消息时候激动得昏倒在地，不见得有多少定力；在面君的时候，战战兢兢汗流浃背头不敢抬，这时看来“修炼”好像又过了头了），打消和君父进行比较的任何冲动之外，必然承受来自君父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如责任、羞辱、甚至要你的性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当来自一方的压力只有承受不能抵制，但又不失去平衡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有把这种压力传递到其它的地方。瞻顾上下左右，只有把这种压力传递给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威胁的弱者，才是最安全的。在承认了“臣要君死，臣不得不死”的情况下，臣回到家，可以通过创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从而得到一定的心理平衡。当君要臣死和父要子亡成为全天下普遍承认的理念之后，人们就完全地被分化为三种人：一种人变成了狼，以欺侮、屠杀弱者为理所当然；一种人变成了羊，乖乖的认被宰杀的命运；更多地则变成集狼和羊于一身的变态怪物：在领导或长辈面前是羊，在下属或子女面前是狼。

狼和羊的群分，是传统中国人的最大的心理定势。只要寻找不到除教化与控制之外的其它办法来寻求统一和安定，中央的权威（皇家的权威）就必定要维护，等级意识就必定要维持下去，狼和羊的群分理念就不可能清除，在中国人治政方式根本没有其它参照的情况下，中国乃至周边受中国影响的国家把人分为狼和养就无法避免。（日本人一直以来蔑视弱者、敬畏强者本质上就是这种意识）。

在皇帝之下的百官，多是通过了儒家学说的检视的，能坦然承受来自皇帝的各种压迫，转化这种压迫的方式也较隐晦（修饰得比较好），看起来“修养”较好，但在皇帝身边的太监多没有太多的“修养”，会非常直接地转化压迫，直接表露出人性的本来的恶的一面，所以看起来的“变态”与百官相比直观一些。百官隐晦的人性之恶（虽然总体上讲，心理能量要比太监大，但这种寻求平衡的冲动基于自私的特征而存在着）和太监较为外露的人性之恶完全是因为需要转化来自皇家的感觉主体天然可感的“不平”。

.既然弱者不是被保护的对象，而是转移不平的对象，那么各种腐败，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为获得更高的等级——这是最关键的，天地良心可以得罪，上级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上级对下级恩威并用（就是威逼利诱）来进行控制，同级相互之间“帮助”，相互提供“方便”，捞点实惠，最好能发财致富等等。最终不能转移“不平”的自然是最底层的普通百姓，这种“不平”在民间胡乱窜动，人性之恶被普遍激发出来，社会便普遍表现为道德的堕落（靠皇家的威慑保持官员的廉洁，从而保持社会安详的，只能是昙花一现式的，只能出现在杀伐无度的皇帝身上）。当这种不平民间普遍承受不起的时候，就是乱世的开宗，崩溃的开始，轮回的一个转折点。

等级意识因为对人性寻求平等的基本要求的违背，本身就蕴涵了失衡和崩溃的因子，人性之恶一开始就生根于百官和太监们的意识之中了。以人性之恶的视角我们同样得出了等级社会最终会崩溃的结论。崩溃是人心不平不断积累和演化的结果。

乱世和末世，人性的恶被彻底地激发出来，相互欺诈，相互屠戮，没完没了，直到人死得差不多了（十室九空），直到屠戮水平最高的势力消灭和压制住了其他所有的势力之后，才渐渐趋向平静，新生的朝代开始难免沉迷于用杀戮来维持秩序，这是乱世习气的沿袭，在恐怖气氛之下，人性之恶被渐渐遏止。但当皇帝们逐渐变得怠惰和“宽容”之后，腐败便又开始抬头，不平又开始积累……

在等级制度体系下，人性之恶的上述演化是必然的现象，是植根于人的自私性之中的，根源于无处不在的天然等级造成的心理不平。所以，削除好像是天然的无法改变的三六九等，是保证整体的社会心理健康，从整体上保持不平心理不被积累起来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免于腐败，免于崩溃的重要条件。

从历史习惯看，一个民族或群落，受等级意识的影响越深入，越持久，那么这个民族外在表现常常比受等级意识影响小的民族更苛刻小气、更容易冲动、贫穷的人更仇富、富有的人更鄙视贫穷的人，或者因为习惯强权、没有怀疑精神而普遍表现更无能。台湾政坛相比西欧政坛，实行民主、自由之后的诸多拙劣表演，也许就是我们的文明长久熏染的缘故。

革命携带着毁灭一切陈旧事物的巨大威力，充满着对旧事物的刻骨仇恨，是以扫除等级意识为最终目的，但这毕竟是一种仇恨，可以这样说，它是希望通过削平腐朽的统治阶级来宣泄平民的种种不平心理，不能不承认，革命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人性之恶的标志。但如果这种革命目的是保证将来的某一天，人们心中的等级意识能被清理，社会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得到公正保护，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争取自己的幸福，那么这种革命在本质上来说是对人性之恶的最终遏制，比起传统的用等级意识武装的势力，用真正革命的势力扫除其它势力，从长远来说，是一种进步，而不是轮回。

在乱世，我们用革命削平各种势力的纷争，我们无可争议，建立秩序本身就是一种人性之善。可是如果在百姓生活虽然安定，但尊严经常受到侮辱，没有当家作主的迹象，这样的情况下强行流血革命，那么这是一种缺乏克制和耐性的表现，是一种真正的人性之恶。我们有太多的方法和途径，从改变民族的文化心理开始，逐渐地扩展影响，使真正的“皇帝和平民处于同一等级”的意识浸入人们心理，在学人们的影响下改变思想文化，从而影响治政方式，最终保证人心的不平非常容易平复，保证人性之恶不被普遍地激发出来。

人性之恶的外在表现，是仇恨、忌刻、冲动（心理上的冲动，不是生理上的冲动）等等。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些因素作用于别人身上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对别人的侵犯、伤害、侮辱等等，这会激发更多的仇恨、忌刻、冲动，从而导致普遍的道德堕落，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个体要克制自己的人性中恶的因素膨胀（恶的因素被刺激出来多为环境和先天文化、遗传等因素造成，作为个体很难消弭掉），只能求诸适当的方式来化解，比如正当的发泄，合适的转移（这种发泄和转移不应作用于其他人身上），最大程度地缓解和消解仇恨、忌刻等等情绪。

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想要彻底改变身边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几代革命先行者、导师，想要彻底扫除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也非得发动N次革命N次运动不可，但当时动不动就会出现的特权意识，说明这种运动对改变我们的等级意识非常之有限。经过剧烈的革命和一系列的运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积淀，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些与旧中国不同的人们的意识的重大改变（比如与台韩相比，以前的小媳妇、现在的老婆大人们的家庭地位），但毕竟经历了“五四”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要改变人们心中的各种有千年积淀的动辄就冒出来的等级意识，更不是几人的力量一两年之内就能迅速改变的。我们必须认命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但我们不能认命的是我们无法改变十年二十年之后人们的思想！

既然社会结构的缺陷和制度的不善是导致社会性的人性之恶的根源，那么我们只有从修缮或重塑社会结构开始，让人人都完全平等地受制约受平衡，不管你是“刁民”也好，还是可能深藏刻骨仇恨的国家领导人也好（甚或欲核平地球），都平等受制。而制度必须削除任何的特权，没有任何人可以有特权，没有任何人可以“领导”其他人，而只能让人服气地代表其他人，服务其他人。如果我们的学人们不努力，也许十年二十年后，这样的意识不能进入大众人心，人们的意识反而回到了君权神授年代，那真的是学人们莫大的羞辱。

只有人与人有了彻底的平等（不等同于均等）、公正（绝不能用效率两个字来伤害——别忘了草菅人命是效率最高的），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可能的不平心理的积累，才能最大程度上使人性之恶不被激发出来。当这种意识广为为普及时，就是人心开始从忌刻转向宽和，从冲动转向克制的时候，东方民族的“小气”也许就开始改观，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再也不是“狼”与“羊”的分别，而一体成为公家的人——公民。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我们看得到了，就是学人们的无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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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8:58
第五章 量子人性



—— 总 说

  

经过前面两章的阐释，我们明白人性善与人性恶都是人性中无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善是人这种动物能代代相传的必要条件，而恶是人这种动物本身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着不同背景、不同侧重点的某种意义上必然是偏执的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学说，必然也是偏颇的，各自导出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最终导出了不同的治政方式，人性学说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远的，我们前后左右上下里外不停地瞻顾，发现真正算得上完美的文化心理、治政方式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却寥若晨星。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对人性的理解的偏颇，所以人们的文化心理、治政方式必然也会是偏颇的。

导正因为理解人性的角度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的偏颇，离不开对人性真义的全面理解，把人性分割成善与恶，分而理解，再把两种理解简单叠加起来，我们是否就可以全面理解人性的本来面目呢？然而我们归纳的历史的现实的各种人性现象，我们演绎自己内心的各种想法（设身处地地设想自己在某个场景中），发现简单的叠加远远还够不着对人性真义的理解。基于人性的测不准特性，我们在引子中，做了人性的量子猜想，在第一章中做了这种猜想的延伸，提出了人性的量子假说。

为使我们的假说比一些先入的哲学理念和先验的神启观念更具说服力，我们在这里重新理顺一下我们所以得出这种假说的来龙去脉。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各种有影响力的理念的基础是否可靠。

神启的各种哲学理念，既然是神启的，那么自然不可以用经验去验证它，也就说是先验的。上帝如果说一个针尖上可以容纳六个天使跳舞，那么别人说一个针尖上可以容纳七个天使喝茶就是错误的，既然如此有什么好说的——与神启相冲突的地方就是错误的——当我们观察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时候，是我们的观察错了，而不是神启错了；当我们考察推论出人是猴子变来的时候，我们的考察推论又错了，不是神启错了。当我们所有的观察都有问题之后，一切的知识积累都没有了意义。然而身边的众多事实——3G手机、互联网、神舟六号，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积累是没有错的。除非这些都是梦幻——一不小心神舟六号变成了航天飞机。看来神启与我们的3G手机、互联网、神舟六号是有冲突的。

儒家学说的终极的理论依据应该是“天”，现在我们知道“天”并不是“青天”，“青天”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洋葱皮”，“青天”之外的“天”是无穷无尽的黑天，“青天”也不是那么不可得罪的，我们现在就把它捅了一个窟窿（臭氧层大洞），比孙悟空厉害多了，所以儒家理论的依据是靠不牢的——“青天”自身都难保，还能保谁？！

道家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道”作为无可怀疑的理论依据，但这种“道”常常存在于“恍兮惚兮” 中，其实也就是常常存在于神智不那么清晰的时候的“顿悟”，我们知道神智不清的时候，常常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这种幻觉其实是经验到各种事物后产生的各种想法的杂糅，“道”如果存在于这样的杂糅之中，那么此“道”就非彼“道”，彼“道”非天“道”，天“道”非地“道”，地“道”非人“道”，人“道”非你“道”，你“道”非 我“道”，“我”道非他“道”了。“道”既然有N种解释，那就和胡思乱想差不离了，这样的“道”，有没有、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马恩哲学的一切演绎出于“人首先要吃穿住行”，这自然没有错，人如果没有吃的东西早就饿死了（可能除了个别气功大师外），如果身上不穿衣服，要不就冻死了，要不就重新长出毛来变回畜生了（人就剩下热带地区可以不穿衣服的黑人了），如果没有住的地方，老是在树上爬上爬下的，也算不上人了，当然如果老呆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不“行”，那不是人，甚至也不是动物了，而是植物或什么无机物。然而如果以此为仅有的出发点，难免陷入“唯一主义”的泥潭，见其一不见其二其三其N。拜物、崇物是其必然的结果。人首先要吃穿住行，必然要吃穿住行的物质资料，要拥有这种物质资料最重要的必然是拥有生产这种物质资料的资料——生产资料，有了生产资料就有权，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权，这是必然的推论。但对照我们的身边情况，看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不是真的全民所有，而是几个有权者所有。这要倒过来了：有生产资料的人——全民，没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同样有太多拥有厂房机器设备——生产资料的民营企业家，可以不让他们拥有话语权，甚至一有小小调控就可以让其生产资料灰飞烟灭。有权者可以买进也可以卖光生产资料仍不失去权力，有较高份额的生产资料的人也可以没有权。现在极少打工者——正宗的工人阶级——会认为，自己和老板的矛盾是不可调和、你死我活争夺生产资料的敌我矛盾。看来仅仅根据“人首先要吃穿住行”来推演，也是很有问题的。当今中国人常常为此自缚手脚，令人感叹中国人崇古情节的深厚、怀疑精神的淡薄以及创造精神的萎靡。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有了神、恶魔存在所以把外于的感觉主体的感觉对象弱化了，导致了唯心主义。偏颇了“心”，必然弱化乃至虚化了“物”，发展到了极至会导致世界的存在只有“我”这一个感觉主体，而其它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这与我们感觉到的，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真实地相互作用着，是有出入的。

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唯理主义、唯人主义、唯美主义…..，虽然我们没有可能对所有这些哲学理念都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按他们的理论的立足点一直发展推理下去，结果和我们对历史的、现实的观察有出入，而这种出入该理论承继者必须要用牵强的方式、诡辩的方法来弥合的话，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样的理念的基础、立足点是有问题的。

经过了全盘的怀疑，我们最终发现有一点似乎是不可怀疑的，这就是在引子中我们已经阐明的“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是很难怀疑的。这个理念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在前言中、第一章《科学的真确性》中做了一定的论证。在“第六感觉”起作用前，我们就姑且当这样的理念是真的（如果有一天这导致了某些与观测的出入，我们将坦然领受这个理念的终结，不会试图做无聊的诡辩，将努力寻找另外的真正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我们推论出了科学的真确性，否定了认为科学是虚幻的理念。

量子力学是当今物理科学的重要基础，不管量子世界如何的幻化，如何的无法用平常经验去理解，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可以通过实验反复观察到的，这是无法否认的真实的存在。我们的观察和经验还告诉我们，大体上我们理解客观世界的水平越高，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越高，我们理解宇宙越深入，我们的思路就越开阔，越容易激发新思想的诞生。而没有很好的科学启示，一味沉迷于各种先入的哲学理念或神启的各种理念，则会极大的束缚思维空间的拓展，甚至使些微的新思想都无法萌芽。我们不想用任何先入的哲学理念去“束缚”任何人，只是为了阐释方便不得已引入一个不同于其它哲学的理念。对科学，我们以此论证它的真确性（我想科学的真确性即使不用我们假设的前提，只要稍微现实的一点其它的前提都是可以推论出来的），而对科学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既然是“真确”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我们自然可以领受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同样，我们领受量子力学展示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启示。

当初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相对论展示的世界给了我们很多的震撼，如光线竟然可以弯曲、时间竟然是不统一的（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等等，我们领受了许多的启发，相对论启发出来的哲学理念有哪些我们不知道，但通过时间隧道可以往复来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这样的想法被激发出来后，引发了无数的科学幻想，却是真的。光线速度的限制，使得我们看到的天空都是“假”的（我们看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后的太阳——光线到达地球要八分钟，我们看到的离开我们一亿光年的星系，是一亿年前的星系——我们只看到了历史），如果有某颗智能星球距离我们三四十光年，而且这颗星球上的人们能观察到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且现在正在观察，那么他们这段时间看到不是神舟六号，他们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三巨头的陨落、唐山大地震等等，要看到神舟六号，等到光线走三四十年之后吧。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他们也一样，因为观察用的媒介，光，速度是被限制了的。感觉好像很奇特，但在光速被突破之前，这都是真的。

现在我们逐渐习惯了相对论世界光线的弯曲、光速的限制、时间的不统一等等带给我们的感觉上、观念上的不适。但当科学把量子世界展示给人们的时候，连相对论的宗师爱因斯坦都感觉适应不了。

我们在《量子假说》中展示了量子世界的一些特征：波粒二像性、能量是一份一份的、测不准原理、概率可测性、电子可以“同时”通过两道门、叠加态等等，并做了一定的解释。习惯了日常经验的人们实在无法适应电子“同时”通过两道门这样的念头，电子怎么可以分身呢？怎么分的呀？习惯了确定性的人们怎么也无法适应“测不准”竟然成了“原理”！它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太大了，根本无法用身边的经验去理解，更无法用任何的先入的哲学理念去剖解。虽然有人试图创造一些理念去解释，但常常解释得面目全非，不知所云。

既然太多的解释都只流于苍白，那么我们不如转换态度，体认这个世界的存在，接受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启示，迟早我们对“分身术”、“测不准原理”会像“时间停滞”、“光线弯曲”、“看天空就是看历史一样”等一样习惯而自然。

这一章《量子人性》是《量子假说》中各种人性的量子现象的展开，是在领受量子世界带给我们的启示的基础上的展开。有了《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恶》两章的阐释，我们明白人性无可回避的两个方面，不过，单独的阐释常常顾及其一而舍弃另一方面，无法真正展示人性的真实状态，量子世界的一些特征启发我们，人性的这两个方面，有着重大的特点是：善恶跃迁性（不连续性）、善恶纠缠态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人性的善与恶作为两个方面，是有些简单化的，但为了描述方便，我们姑且把假、丑之类贬义的人性归入恶，把真、美之类褒义的人性归入善。总体的人性现象，就是各种假、恶、丑和各种真、善、美相互作用体现出来的。

人性之善，经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看到，是植根于伟大母爱的，而人性之恶则是根源于感觉主体与感觉对象有着无法消除的分别的，善与恶都天然地存在于感觉主体之中的。《量子人性》侧重于分析、阐释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个作用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对量子假说的进一步厘清和细化。虽然难免会让人有一种附会的感觉，但根据量子世界真实存在的现象进行附会，总比抓住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或偏颇狭隘的生活经验进行附会更切实一些。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19
一、波粒二像性



光到底是一种波还是一种粒子，在光的波粒二像性被广泛认可之前，人们一直陷于非此既彼的迷雾之中：要不是就是粒子，要不就是波，几乎没有人认为光既是一种波，又是一种粒子，以人们日常经验到的东西，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波动性和粒子性同时揉合到自己的理解中去的，直到人们既无法否定光有波动性，也无法否认光是一种粒子，直到有了量子力学，人们才把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揉合到一起，认可了光的波粒二像性。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人们还发现了微观粒子如原子、电子等都像光一样存在衍射、干涉现象，以此人们推论出并最终证实所有的粒子都有波动性（宏观的大物体，其波动性也存在，但波动性因为质量大，可以忽略不计）。

人性，是感觉主体在与外界产生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感觉主体既非身体的哪个部分，亦非身体的哪个系统，但又真实地寓于身体之中的。如果我们把身体某种意义上（虽然不是感觉主体本身，但我们可以约略认为是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比喻做粒子状态的存在，我们或可把思维活动、精神活动比喻成波一般的存在状态。感觉主体的波粒二像性，我们或可描述成：身体可以说是一种粒子存在（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可以说是一种波的存在；那么感觉主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人性的波粒二像性我们或可描述成：单纯的善与恶是人性较稳定的粒子存在状态，而善与恶之间的辗转幻化则是人性的一种波的存在状态。

在理解人性的波粒二像性前我们先看看感觉主体的波粒二像性，也许对理解波动中的波动——感觉主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波动性，有一些帮助。

人身体的粒子状态（物质状态）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感觉主体能感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的不适，如某处发炎能感觉到痛，某处皮肤有霉菌作用能感觉到痒，某种情况下能感觉到生理的冲动需要宣泄等等，证明这个身体是真实地存在着的感觉对象（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感觉对象——身体，应该是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但不是感觉主体的核心，是感觉主体与感觉对象之间的必需的媒介）。同时，痛、痒、生理冲动等等信息，能够被感觉到，证明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说信息被接受到了，既然是一种信息的接收，或可玄点地理解成是一种波的被激发态（类似频率相近可产生共振），也就是说感觉主体的核心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

感觉主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种实体的状态，感觉主体的核心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这就是感觉主体的波粒二像性。我们的研究对象人性，是感觉主体的核心，既波一般的存在状态，这种波动性应该是人性的主要特征。但这种波动性何以又存在一种粒子性呢？感觉主体的核心是一种波的状态，但也具有稳定的地方（单纯的善与恶相对稳定），就是可理解性，我们姑且把这种可理解性（因为善恶相对稳定）比喻成粒子性。

无疑善与恶是一种信息的存在状态，是对人性的状态的一种描述。

人性的粒子性表现为善与恶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相对稳定的存在着。当一个人长期以来受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教条影响（这几种教条是可以相融的），没有其它可以影响他的思想，或一个群落、一个民族深受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也应该经过了熔融的）的熏染而没有其它可以有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作用的时候，其表现就是一种人性的稳定的状态。一些地方表现为固定的善，而另外一些地方则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恶，而在没有固定教条、固定意识形态影响的地方则处于一种自发状态，表现为基于母爱的善和基于自私的恶综合作用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自然的也是相对固定的状态。只要环境相对稳定，没有新的思想对旧思想相冲击，人性的状态就是一种安稳的状态，没有对刻入灵魂的意识形态重大而深刻的刺激，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的表现形式不会有大的改变，人性就处于相对固定的状态，既表现为粒子性。

不难理解一个人生活环境如果是这样的：父母、祖父祖母、哥哥姐姐，总之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虔诚的子民，那么他一生出来，就决定了他最可能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神的存在，所有人都会告诉我是不可怀疑的，怀疑是一种莫大的罪过，当然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其他的偶像都是魔鬼，崇拜魔鬼是莫大的罪恶，是对神的莫大不敬。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孱弱无助的人，我们应该像上帝爱人一样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身边所有人都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心中于是就有了许多的理念：我要培养我的爱心，爱身边所有的人，甚至爱我们的敌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羔羊，有罪待赎的羔羊，我们要宽容，要容许别人悔过。但我们绝不可以容忍任何对全能、仁慈的上帝的不敬，不可以容忍人们崇拜偶像，对无神论者对上帝进行否定和亵渎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不可容忍的，不如此不足以维护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

这样在这个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人，就基本有以神为基轴的固定的理念了。在这样的理念的作用下，人性的善基本表现为一种平等、博爱的情怀，有耶酥为全人类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感化的博大胸怀，同时人性之恶则表现为一种对异端、对无神论者的仇恨、“布道”精神的病态传承（就像美国用武力推行其意识形态）等等。这种相对固定的善和相对固定的恶在基督教世界广泛、深刻而长远。这是在基督教世界的人性的粒子特征。

同样，在儒家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人性之善相对固定于对国家、对君王的忠孝上，体现在晚辈对长辈的孝顺上，体现在一种包容“异端”（如对佛、道的包容）上，体现在一种中庸而不偏执上。而人性之恶则固定在三六九等激发出来的各种不平、不公上，体现在对弱者的蔑视、轻侮上，体现在欺软怕硬的阿Q精神上。这是在儒家社会的人性的粒子特征。

在宏观上如此，在微观上，如果一个人出生、并始终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无我状态比有我状态多，这个人的性格基本固定于大部分的善中。而如果出生、并始终成长于爱心缺乏，充满暴力和欺凌的环境中，有我状态总是比无我状态多，那么，这个人的被天然激发的恶容易固定在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当然大部分人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但只要环境相对固定，或环境变化对人影响小，这种恶的成分和善的成分基本就是固定的（用固定的意识形态进行教育是言教，善与恶是价值观的善与恶，而生活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是身教，善与恶是直观的善与恶）。这种大致的固定就是人性的粒子特征。通过对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的辗转阐释，我们知道人性是基于母爱的善和基于自私的恶的综合体现，不能简单地说人性本是什么，人性的粒子特征不是指人性本如何，而是指人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相对固定性或相对稳定性。

人性的波动性体现在各种各样人性的幻化演变之中，如迁善为恶，迁恶为善。浪子回头，人心不古，道德堕落等等，都证明人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幻的，或说是处于波动状态的，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

人性的这种波动，基本由两种因素激发，一种因素是现实生活环境的改变，与自己曾经的生活环境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在需要重新适应才能生存的情况下，常常引发人性的波动。而另一种因素是外界的东西对感觉主体产生了刺激，这种刺激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如外来的思想，外来的意识形态，甚至只是一个故事等等，在这种刺激的作用下产生了波动。

不难理解，当一个一直生活在受呵护的环境中的人，突然来到了一个充满欺诈的环境中，人们不是在爱护他，而是在利用他欺侮他，一般人很快就会失去平衡，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激发出种种为恶的心态来。而那些大度能容的人，在不适应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无力改变环境，只有适应环境的时候，为了不再“不谙世事”， 不再受到伤害，必然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行，就算自己有智慧把握自己不变，也不一定有力量把握自己，改变有时连自己都没有感觉，无意中做出来的事情已经不像以前的自己了。这是恶的相互刺激的效果。

同样，一个从备受欺凌的环境中走出来、心中充满仇恨的人，到了一个受呵护的环境，一开始总有一种怀疑和警惕的心，怀疑周遭环境人们的目的，但在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发现人们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体认了他是这个环境中的公平的一份子的时候，就慢慢地转化了他愤世嫉俗的心态。这是善相互感染的效果。

人性的波动性重要的根源在于本然存在着人性之善的相互感染性和人性之恶的相互刺激性。一个感人的故事常常可以让人迁恶为善，而一个领导一次不小心的“身教”，也可以让崇拜他下属从此迁善为恶（一个形象非常清廉，并且经常教育下属向他学习，下属因此非常敬佩的领导，不小心让下属看到了他贪污索贿的恶行，下属在受骗、受辱的感觉的作用下，自然也会效仿）。这是人性波动性再好不过的证明了。

社会性的善和社会性的恶的相互幻化也许比较复杂。

不同意识形态的撞击其实就是不同意识形态所指向的善、恶的标准的撞击，这种撞击常常引发社会性的善、恶标准的变迁，在整体上使人性产生剧烈的波动。当儒家社会的仁爱的理念受到了西方社会平等、博爱的理念冲击的时候，中国人善的标准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比对过程人们在看到了儒家的伪善，当扫除这种伪善的意图遭到了传统势力的极大阻挠的时候，便激发了剧烈的革命，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剧烈的变迁。由温顺而变为激烈，有保守而变为激进，由三六九等意识变为普遍平等意识，由不能容忍不忠不孝变为不能容忍长辈限制我们自由。观近现代历史，社会性的人性波动最剧烈的莫过于中国。

在儒家的、革命的以及当代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综合作用下，中国人的人性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有儒家伪善的复萌，有再次进行革命的冲动，更有急于推进民主、自由的巨大冲动，当然这种不善（儒家的伪善以及任何急迫的冲动都不能算是善），并没有成为主流，只是不同时期波动幅度各有不同，不管怎么样，这种波动是对社会的一种危害，减小这种振动幅度，是安定的一种保证，其中具有真正减振作用的是学人们永不停息的努力，这也许才是真善的潜行：努力改变民族的文化心理，从而最终影响结构的调整甚或重塑，最大程度地把人性的“终极”的善从制度之善中充分体现出来。

波粒二像性告诉我们，人性的波动性和人性的粒子性一样，我们无法消弭，只能承认它的存在，我们最大的善也许就在于营造一个环境，让迁善越来越多可能，让迁恶越来越受遏止，人性都正向波动，通过巧妙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消弭负向波动。这是庞大的工程，也许首先要学人们克制盲目的冲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逐步改观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必先让普遍平等观念深入大众人心，才能逐步减小社会性的不平心理产生的波动的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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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20
二、不连续性



在传统的物理学理论“无颜面对”“紫外灾难”的时候，普郎克提出了“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假说，很好地解释了“紫外灾难”，量子力学从此登堂入室，最后煌煌然成为物理学世界最重要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没有中国的作用，当今世界或会失衡，同样，没有量子力学，当今的物理学世界或会残缺不全。能量不是连续的，现在这是被确认无疑的。

按前面一节的假设，如果说人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是一种波一般的存在状态，那么这种波或可说对应着一定的频率，这种波对应的能量就是普郎克常数乘以这个频率（E=hv，E是能量，h是普郎克常数，v是波的频率）。也就说这种波蕴涵着能量的，按量子假说“能量是一份一份的”，说明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就是一份一份的，也可以这么说，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人性，某种意义上对应着一种能量，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人性具有“不连续性”特征。这里我们大胆附会出“人性是不连续的”，但还没有大胆到附会“人性是一份一份的”，因为，尽管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某种意义上是波指向的一种能量，能量是“一份一份的”，但人性是一份一份的，很难找到由事实的归纳和自我的演绎而来的合适的证明，也许将来能找到一些合适的证据，但还不是本书人性的“量子假说”有能耐找到的，我们不想以形而上的方式糊弄自己、糊弄读者。

人性的不连续性，可以解释为：善与恶相互幻化的不连续性，就是说无法用连续的确定的函数来表达人性的变化过程。概率性的变化应该有规律可循（将在后面“概率的可测性”中详细解读），或许可以用某种波函数来表达，但因为衡量具体某个行为，或善或恶是基本确定的（处决杀人犯，虽然是某种社会性的善，但本质上是一种恶，不过是以恶制恶而已，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仇恨的宣泄，而不是以善制恶），所以人性的善与恶之间没有界限模糊的中间状态（儒家单纯的忠、孝是真善，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要求是伪善，是真恶，两者之间应该没有中间状态——对待领导、长辈是善，对待弱者是恶，或善或恶界限分明），那么善与恶的变迁幻化，应该不是连续的。

在基督教世界，人性的善是一种平等、博爱，是对所有人的爱，自己人，与自己无关的人，鳏寡孤独，甚至包括敌人。按道理，在这样的一个神启的世界中，应该没有恶行，有一种普遍的同情、友爱和宽容，但事实上，这种善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突然跃迁到滔天的大恶（为维护神的尊严，必然要维护各种神启的先验的观念，这种维护虽然看似为维护天然的平等、博爱的理论的根基，但在事实上正因为这种根基非常不牢靠，所以必然引发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剧烈的矛盾，当神的“面子”下不来的时候，就是基督教原教旨的恶被激发的时候），这种恶和同情、友爱、宽容如此格格不入，根本没有中间状态可以言说。这种恶就是几百年的宗教战争（有时仅仅为是否是“三位一体”之类今天看来非常搞笑的意识形态）导致无数的流血、死亡和毁灭；这种恶就是为维护原教旨而对科学进行肆意的打压，就是对“侮辱”神的行为的“深恶痛绝”——受不了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受不了亚当、夏娃是猴子变的；就是对布鲁诺的火刑；就是对进化论的全力抵制；当今还是美国宗教界想要消灭委内瑞拉总统查威斯的冲动。平等、博爱等令遭受集权压迫的族群向往不已，无疑是人们普遍向往的有“终极”意味的善，异端、魔鬼、偶像、圣战、十字军东征等无数罪恶的名词，则把基督教原教旨的恶演化得淋漓尽致。此中体现的人性的善与恶是如此的天差地别，而由善而恶的变迁、幻化又是如此地自然而然，中间看不到什么过渡阶段，我们不难由此推论出人性变化的不连续性是真确地存在着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同样的推论，我们可以从儒家社会的善恶跃迁中进行。传统中国为寻求秩序这一最高的社会善，在中国这样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必然要通过寻求统一和中央集权来寻求最终的秩序，当地方权力越来越大中央无法控制的时候，常常会引发地方势力之间频繁的征战，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很难控制全局。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人们必然认可对权威的服从为善的根本。没有这种植根于秩序稳定的忠、孝观念，要根本保证社会不被四分五裂几乎是不可能的。忠、孝从形式上看，是对领导、长辈的尊重，因为谁都需要尊重，领导和长辈也一样，所以这是一种善，从实质上看，则是保证中央权威的文化基础。对中央权威的最终认定，必然无形中激发了等级意识的膨胀，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等级秩序最终被建构起来。当最终发展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时候，忠、孝的这种善常常突变成现代人无法容忍的种种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意识，是儒家文明之恶的集大成者。一个儒官，对皇帝的忠诚无可挑剔，对皇帝赋予他的地位感激涕淋，有万死不能报皇帝之恩的思想，在发现自己的儿子与皇帝的某个被冷落的妃子有私时，必然杀自己的儿子以体现忠心（主观上完全有可能对儿子充满了仇恨），他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为儿子向皇帝争取这个妃子（即使有这种念头，对他来说也是莫大的“恶”），对皇帝的忠心可以说是一种善，而杀儿子这种举动在我们看则是一种恶（消灭人的肉体如果不是恶，就没有东西不是恶了）。此中善与恶的迁化，也不是连续的，对儿子有天然的爱，是一种人性的自然善，对皇帝的忠心是一种社会性的善，从这种善直接到恨儿子乃至杀儿子这种恶（儒家意识越深厚，这种对儿子的恨常常越深）的变化，不是一种连续的变化，而是一种突然的跃迁，这里我们也看不到善与恶之间有什么中间状态。

基督教的平等、博爱之善，儒家寻求秩序和安定之善，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伟大的善，但这种善常常因为遭到刺激而跃迁成滔天的恶。唯一的神对“异端”的极其残暴的罪行，权威对弱者的苛刻暴戾、对“不敬”者的疯狂屠戮，都是由伟大的善跃迁而来的。

每个社会都在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或为寻求安定，或为寻求幸福，或为寻求尊严，或三者兼而有之。所以寻求某种“真理”一般的意识形态，从出发点来说是一种善。但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因为其特定的环境的缘故，都直接的有向恶跃迁的因子。“面子”越薄（“面子”薄指掩盖矛盾的能力小）的意识形态越容易跃迁到罪恶。且不说基督原教旨在面对日心说，面对“人是猴子变来”的时候“面子”挂不住，儒家社会皇帝三千宠爱中的某一个被臣子“侮辱”时，“面子”挂不住，等等的时候，会跃迁到恶，就导致新中国得以成立的传统意识形态来说（视阶级斗争为必需手段），因为曾经依靠这种意识形态，我们统一了中国（完成了千年传统意义上的“伟大事业”），因为曾经依靠这种意识形态，我们拒敌对势力于远离国门的地方，扫除百年屈辱，树立了大国的尊严，所以我们对这种意识形态情感深厚，必然千方百计维护她的尊严。在维护尊严的过程中，苏联人挑战了它（在核武器阴影下，对武装斗争产生了怀疑），侮辱意识形态的纯度，一定意义上也损毁了我们的“面子”，于是恶化了和他的关系；因为太多的“右派”在怀疑，又必然刺激我们千方百计打压可能损伤意识形态尊严的任何思想和个人。于是就有了现在不停地在被反省、指责、愤恨不已的，在各种各样运动中的恶行。同样，美国人把他们制定的民主、自由制度作为终极的善（在比对过程中，我们确实无法否认其先进性），但这种善在面对朝鲜、伊朗、萨达姆的伊拉克等国家的“羞辱”的时候（与他们的标准出入很大），便把这些国家列入“邪恶轴心国”，试图以武力推行民主、自由制度，于是就有了无数在“炸弹之母”下作死亡哀号的生灵，就有了宗教极端势力被释放后惨遭屠戮的大量无辜。一般一种意识形态的“面子”越薄（先天的缺陷越大），就越容易“丢脸”（意识形态的理论被怀疑、指责乃至否定），用这种意识形态武装的社会越容易跃迁到恶中去。民主自由制度所生之善，虽然是经过了大规模的汰选之后，留下的精华中的精华，先天条件最好，但如果推行方法有问题，一样会突然跃迁到大规模的恶中去，历史和现实事件不胜枚举。

另外社会性的恶向社会性的善的跃迁也一样，当一种恶行人们普遍厌恶时，在寻求普遍的内心安宁的时候，激发人性中善性的复盟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不必太多的推论了。

社会性的善与恶是一种不连续的跃迁，同样从基于母爱的天然善跃迁到基于自私的天然恶，或基于自私的天然恶向基于母爱的天然善的跃迁，也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虽然因为遗传的、文化环境的等等因素导致人的心理能量的不同（可描述为面对不同事物的容纳性、波动性、承受力等等）有所不同，显示为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扰动下，变化的不同（有容易跃迁，也有很难跃迁的）。可以说，正如电子在不同轨道的之间跃迁是吸收或释放了一定的能量的缘故，人性的跃迁也许也可以理解成是接受到了一定的能量，或释放了一定能量才产生的。不同的人，“频率”不同，产生跃迁所需的扰动（外界的感染或刺激的信息的能量大小）不一样。除了天生的一些遗传因素，一定的修身养性对心理能量的贡献也许是真实的，人们在学到了克制冲动、保持冷静的各种知识的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练习，会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尽量减少外界因素对自己的扰动，不会轻易发生跃迁。

但再怎么伟大的人，从飞机上摔下来基本都会死的，这说明了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身体，不是能无限承受的，正如计算机的CPU不可无限负重一样，感觉主体的信息载荷能力、波动承受能力必定也是有限的。面对原子弹的时候，像毛主席那样气魄的人，地球上从此往后不会有第二个。在有足够的感染或刺激的条件下，无论是谁都会向善或向恶突然跃迁，就像水温降到零度的某一时刻会忽然结冰一样，要就是水、要就是冰、要就冰水混合物，不可能出现又是水又是冰东西。中国人费了太多的精力在修身养性上，这太浪费了，就算就修养成“圣人”一般的胸怀，感染了周围大批的人，但如果不小心什么事情激发了你的恶行，同样会刺激身边的人。再者，“圣人”修养到的东西，很难像科学知识那样能严格地代代相传，人死之后，大部分的“修炼”都烟消云散，影响所及非常寥寥，古人富尚且不过三代，“修炼”能传两代也许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否定提升心理能量的重要性，而只是说人性的各种特性决定了片面的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性是一种误导，是一种需要修正的文化心理。不必说自己或某人“伟大”，大家都是平常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善、恶跃迁、幻化，这也许至少是目前需要树立的新的文化心理。

水和冰之间没有中间状态，特定的善与恶之间也没有中间状态，人性的迁善为恶或迁恶为善，都是一种不连续的跃迁。所以对善与恶的直接考察，不如间接地考察激发善与恶的因素更容易理清来龙去脉。我们不必叹人心不古、道德堕落，因为这都是某些因素激发之下的跃迁，不考察这些因素而徒然长叹，于事无补。

不使社会性的善跃迁为社会性的恶，也许只有淡化任何意识形态的痕迹，不试图寻找任何的“终极”理论，广泛地领受各种启示，激发更多的创新，在大规模的比对过程中逐渐沉淀精华。而要使个体的自然善不跃迁为恶，除了增加心理能量，遏止自己迁恶的冲动外，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大家共同努力，刷新文化心理，把“公民”意识更多地普及到尽可能多的领域（营造平等、宽容的文化氛围，可增加善感染的概率、减少恶刺激的概率——参见“概率可测性”），当然也包括思想界：在思想的世界，包括孔丘和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和洛克，你和我，都是普通公民，不管是谁，都没有在思想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20
三、测不准原理

  

对传统物理学绝对具有颠覆性的概念就是量子世界的“测不准原理”。当初提出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人们一时无法适应，甚至相对论的创立者，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爱因斯坦，也适应不了，他至死也不愿在与玻尔（当时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的争论中妥协，“上帝不掷骰子”——“测不准”怎么可以成为“原理”？！爱因斯坦认为，人们总可以找到合意的（也许为合上帝之意，也许为合传统物理理论必须的确定性之意）方式方法打破这种“测不准”。事实上，只是因为奇特，与我们日常经验出入太大，所以在人们意识深处感觉不“适意”才有这种否认的冲动。但不管曾经对牛顿的传统理论大破特破的爱因斯坦此中表现如何保守，“测不准”的事实却是无法质疑的，因为重复的可验证性是明摆着的，“测不准原理”最终为科学家们普遍领受。

    这里的测不准，不是指测量手段受到了限制而测不准，而是对微观世界的测量行为到了测量的极限，已经无法突破了，所以成为了原理。在《量子假设》中，我们做了一定的解释，因为我们不是科学的专业人士，难免与专业的科学解释有出入，但大概的意思应该不会错。一般的解释是，微观粒子（如电子）的位置和速度不能同时测准。为了更好的进行阐释，我们也不怕读者厌烦，对这个原理再做一些简要的解释：我们测量任何一个物体，必然要有光线从这个物体上反射出来，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被照相机、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在我们测量电子之类与光子处在同一“级别”的微观粒子的时候，情形就会很“诡异”——当我们想精确测量位置的时候，必然有波长短频率高的光子去碰撞，我们测准了电子的位置，但因为频率高，光子过大的能量已经扰动了电子的速度；当我们要测量精确测量电子的速度的时候，为不扰动电子，我们必须用波长长频率低的光线去探测电子的时候，我们测量电子的位置常常因为光线波长太长，测出来的精确度低于允许的误差，甚至会而“绕”过电子，看不到电子。   

测不准原理，带给了传统物理世界以颠覆性的感觉，是对物理世界确定性的颠覆，同时，这个原理也给哲学世界也带来了一种“前途未卜”的不确定性，上帝竟然也掷骰子！哲学世界的决定论遭到了重大的冲击，决定论的许多辩护都开始变得孱弱无力，面对测不准原理垂头丧气。

如果我们对测不准原理感到理解的困难，不如用日常生活来打比方，我们或可描述成：一个小孩给它调皮的小猫穿衣服，因为小孩太小，而小猫太灵活了，所以当小孩用两只手好不容易抓住小猫的时候，他腾不出手来拿衣服，而当小孩腾出手来拿衣服的时候，小猫又挣脱了他的控制溜走了，或抓住小猫或拿衣服但不能两全，根源在于小孩的小和小猫的灵活。把小孩比作光子，在把小猫比做电子，也许可以对测不准原理做一些大致的理解吧。

测不准原理，其实是根源于两个因素的：一是被测对象和测量工具光处于微观的同一“级别”，二是测量工具和测量对象有波动性特性。在《量子假说》中我们提到，测量人性的工具，也许只有人性本身（常常反映特定时代的特定的善恶标准），同时通过前面章节的阐释，我们理解了人性的波粒二像性，因而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测不准原理对人性的适用性。“测不准”是量子人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人性自然的善与恶的分野应该是明晰的，人性中的爱、宽容、克制、耐性、尊重等等都是善的标志，而仇恨、忌刻、冲动、伤害、侮辱等等都是恶的标志（任何人为制定的各种善的标准如果从根本上损害了这种自然善或激发了这种自然恶，就必然是一种伪善的标准）。但善与恶的明显分野，不等于人性是可测的，因为一方面，善与恶是同时寓于人性之中的，同时，测量具体的人性，非得有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同样是“人性”，社会善与自然善常有的不相容性，善的相互感染和恶的相互刺激等等，导致测量过程必然是一种胡乱的扰动的过程。

战国时代，天下分崩离析，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限制和约束各种势力的各色各样的冲动，频繁的征战导致百姓无法安生，各种恶性普遍被激发出来。但因为人性的母爱因子，学人们的悲天悯人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善，希望寻求各种可靠的方法免于混乱和灾难，当用人性最基本的善——安定的生存，去测量此时普遍的人性时，发现人间尽是野兽，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性善的迹象；反过来，当人们用人性恶的标准去测量人性的时候，常常发现人们有渴求安定，渴求家人平安的自然善，而不尽然是恶。普遍的恶，掩盖不了寻求安定的渴望，零星的善，是苦海中的人们的一线希望。

原来的商、周形式的中央加上分封的诸侯这种治理方式导致无穷无尽的纷争和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借用商鞅一系列严酷的律法，用中央集权的方式统治天下是没有其它选项的选择，因为其它的意识形态都似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再是美妙都没有任何的现实可行性。如果在中国的地理政治条件下，在没有中央集权就没有安定的情况下，那么统一就是最大的社会性的善，没有统一和中央集权就根本没有任何保证秩序的条件，也就没有百姓安生的时候，在这样的意识下，那么“统一”这个中国最大的社会善，常常容易成为衡量人性之善之恶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秦始皇以及各朝开国皇帝们扫平了各种势力，进入统一时代时，历史就常常给予重大的肯定，因为在中国，衡量或测量重大的社会善的标志就是统一和统一带来的秩序。那么这种测量确乎正确吗？恰恰相反，这种测量彻底扰动了人性的自然善，把人性的善与恶搅成了一锅粥。统一对人性自然善的破坏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以杀制杀，以更高水平的屠戮压制其它的屠戮，这种习性到了开国的时候也常常有强烈的承继，以杀取威，在传统中国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人的不尊重况且是一种恶，当然这种屠戮更是毫不含糊的恶。如果测量到了统一是传统中国一种带着“终极”意味的社会善，那么就会模糊统一过程中充斥着的无穷无尽的杀戮这种完全的恶。

身体是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而感觉主体的核心或可描述成波、能量、信息等等，感觉主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人性，一定意义上说，是波的扰动，是能量吸收或释放，是信息的集散。测量身体的各种物理指标并不难，但对各种波、能量或信息很难进行精确测量，用波对波进行影响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干涉现象，用能量探测能量就会产生能量的消解或叠加（正能量和负能量相消解，正能量之间或负能量之间相叠加），而信息被人共享之后，难免产生一定的整合。感觉主体的核心的微观存在状态（波粒二像性），或许已经决定了当思维活动、精神活动被人探测的时候，必然受到扰动而失去精确度。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这种解释也许难免有些形而上的附会，不过说到底我们的学说只是一种假说而已，是对量子世界和人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进行某种挖掘而已，读者只当看风景就可以了，不必当做万世不变的“真理”来看待。

在《量子假说》中我们说过：人性不可测不是指人性是无法理解的，而是说当你用一定标准的善去衡量别人的时候，常常或模糊了善恶界限，或扰动了被观测对象。不用太多的推论，我们或许还可以知道，测不准原理所指的以下一些事实。

当我们用儒家的权威主义之善（寻求统一和秩序），去衡量人性，自然难免扰动人性中本来存在着的对弱者的怜悯之心（自己的孩子无助的时候引发的一种感觉），会产生漠视弱者的恶，如“不杀猪，哪来猪肉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

当我们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之善，去测量人性的时候，自然难免激发对“异端”、无神论者的仇恨等等不善。

当我们用新中国得以创立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既人人平等的社会善去测量人性的时候，会激发人们的仇富情结，试图扫灭一切“压迫”现象，不仅仇恨等级意识，也仇恨“资本”两个字，这种仇恨是一种本然的恶，它指向的常常是冲动的革命和残酷的阶级斗争。

同样当人们用比较公认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善去衡量某个社会的时候，常常会抛弃对环境认真的分析，激发某种急迫的冲动，甚至革命。或用杀戮生灵的方式来推进民主、自由，这是一种耐性的缺乏，这种善的测定常常搅扰出滔天的恶。

如果以自然善的标准：普遍的爱、宽容、耐性和克制等等进行测量，也会因为一定程度上善的善感特性而荫庇和遮盖了一些恶的本来面目。一个胸中充满仇恨的人，因为受善行的感染而“翻然悔悟”，但这种“悔悟”的可靠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由于习惯性心理无法一时改变，完全可能在一点小的扰动下故态复盟，此时人虽然表现为一种善，但完全可能是假象，所以这种测量是非常不精确的。

同样如果用恶的标准：仇恨、忌刻、冲动、伤害、侮辱等等去测量，去作用于人身上，常常因为人性恶容易相互刺激的特性，而模糊了人的善性，虽然各人可能会因心理能量不同而表现各不相同，但要“精确”测量，必然要加大仇恨、侮辱等的力度，只要是人总会激发出恶性来的。这时越要求“精确”，对人性的扰动就越厉害。当人们从被“测量”的陷阱中出来的时候，忽然会有一种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自己那时为什么会这样？！

“圣人”、“伟人”们有一定程度的透视人心的能力，能在最大程度上控制自己不被扰动，以保证智力的正常。但再“伟大”的人都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所以当你对他的尊严，对他的学说，对他的为人，尤其是对他赖以保持内心安宁的原则进行肆意侮辱的时候，他一样会受到扰动，他的智力就像平常人一样会不正常。这解释了很多“大师”在平时表现为一副宽能容人的大度形象，但在遭到自己量极相当（也是“大师”级人物）的对立面攻击的时候，常常会失去“宽能容人”的形象。“圣人”们和“伟人”们一样也是人，他们人性一样具有测不准性，测量只要深入精确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会受到扰动，不复有“伟大”的形象，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迷信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人造的思想（只有人造的思想，没有神造的思想，任何神造的思想事实上都是人附会上去的）。

由上面的这些推论和描述，我们或许可以说：试图一劳永逸的测定人性是本善的，或人性是本恶的，或人性的善和恶是按某种比例存在着的，都是不可能的。人性之善的相互感染性和人性之恶的相互刺激性，指向的必然是：人性的本既非善也非恶，当然也不会是善与恶按比例“分成”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相对固定的环境中人性是是相对稳定的，但在外部因素的激发下是一种流变的状态。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流变状态是也许才是人性存在的真实一面，这种人性的特征或许真的只有量子世界的现象可以描述。在描述了人性的量子世界的测不准原理之后，我们将对人性的另一个量子特性“分身术”进行论证，确切一点或谦虚一点说，是对量子人性的另一景像进行描述。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20
四、“分身术”



如果说“测不准原理”是对传统物理学确定性的颠覆的话，那么量子世界的“分身术”则是对日常感官的巨大挑战，一定意义上说是对日常经验的颠覆。在《量子假说》中我们对电子的“分身术”做了一定的描述，在这里我们不妨再细品一下。

在电子经过的路径上，我们总共开启两道缝隙（缝隙大小尺度应和电子同一量级，我们简称为“门”），我们进行两次试验：第一次我们分先后开启两道门，在显示屏上，电子的分布是开第一道门时打在显示屏上的电子和开第二道门打在显示屏上的电子的简单叠加；第二次，我们同时开启两道门，按日常经验，我们看到的应该和按先后开启门时的电子分布一模一样，同时开启门和有先后开启门应该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我们错了，反复试验的结果告诉我们，两道门同时开启的时候，电子的分布情况完全不同于有先有后开启门时的情况，有些地方电子去了多了，而有些地方竟然没有电子去了（而按先后开启的时候有电子去）。电子，这种粒子竟然会产生干涉条纹。也就是说，在两道门同时开启的时候，电子在通过其中一道门时，另一道门对它产生了影响！直白一点说，也就是电子竟然是“分身”而过了，电子竟然有“分身术”。

如果大家还是感觉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电影院有两道出口，当电影散场的时候，我们先开一个门，大家都通过这到门回自己家或到自己想去的另外地方，过了一会我们关了这道门，开另一道门，剩下的人们自然还是各回各家或到自己想去另外地方。但，当我们同时开这两道门的时候，有些人本来想回家的，竟然不想回家了，有些人本来不想去酒吧的竟然去酒吧了，也就是说按先后开一道出口，和同时开两道出口，许多人的去向就不同了。当然，这在我们身边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管按先后开一道门，还是同时开两道门，该回家的还是回家，想去酒吧的自然还是去酒吧，但如果人变成了电子，而门变成了电子通过道路上的缝隙，这就是千真万确地存在着的。

电子的“分身术”让数不清的哲学家大喊头痛，只是因为它与我们日常经验格格不入。我们又如何应对这样一种与日常经验格格不入的现象？相对论世界在人们头脑中从拒斥到领受这个过程给了我们启发。当初相对论出来的时候，有太多的人指摘其荒谬：光线竟然会弯曲？！质量和能量竟然能互相转变？！时间竟然不统一？！说不定能进行时空旅行？！我们看到的天空竟然都是“历史”？！太荒谬了！但看看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已经坦然领受了相对论给我们带来各种好处以及各种启示。同样，对量子世界的这种“分身术”，我们不必以日常经验去穷究它是什么或它究竟怎么样发生（日常经验太偏隘，日常经验是无法承受看天空就是看历史这样的感觉的——三四十光年之外的外星人如果在观察我们，他们现在看到的竟然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神舟六号？！这你受得了吗？我也受不了，但这是真的），正确的态度也许就是承认它的真实的存在，并领受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启示。

把感觉主体的物质外延——身体劈开来，恐怕不行，一旦身体被劈成两半了，感觉主体的核心——各种信息、能量或波动等等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我们的研究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如果研究身体被劈开情况下的“人性”，恐怕非得引入“第六感觉”不可了），所以身体基本是分不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分身术”自然是感觉主体的思维活动、精神活动及其表现形式——人性的“分身术”，而不是崂山道士“修炼”出来的“分身术”。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论述了人性的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以及测不准原理，在理解了这些现象的基础上，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人性具有的“分身术”。人性的“分身术”或可理解为不同的“地点”或“门”可以同时对人性产生作用——这里的“地点”或“门”可以理解为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各种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不同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善的感染和恶的刺激作用各不相同。当两种或两种以上体现着不同的善的标准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或伦理道德同时洞开时（应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等），由于人性中本然存在着的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必然同时对人性产生影响，此时的人性自然是“同时”通过了各种意识形态等之“门”了。

正如我们在《量子假设》中描述的，当或只有儒家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或只有革命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或只有其它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如宗教的，流行于世的民主、自由）等一道门打开的时候，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显示出出现在固定区域的一些特征。

在传统中国，占意识形态绝对老大地位的是儒学，真正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深刻影响的是儒家的意识形态，虽然佛、道对人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们对儒家起的常常是一种补济作用，而没有任何威胁儒家意识形态根基的东西（外来的佛教教条中对儒家形成挑战的东西或被同化于儒家中，或被抛弃：众生平等之类理念对儒生来说只能是笑话——皇帝是不可能和一只青蛙相提并论的），在检视人性的路径中只有儒家这一道门。

除了短暂的乱世和每朝开国时候短暂的廉洁之外，儒家真正起作用之后，人们体现出来的性情普遍表现为：自满、知足、温顺、保守、多礼、腐朽、畏惧强权等等，当然这主要指大部分的“小民”，因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作用，使处于高层的皇族成了“狼”，中间的大批官员成了集“狼”性与“羊”性于一体的变态怪物，广大“小民”成了理所当然应该为高层人士牺牲的“羊”了。因为“小民”毕竟占据大多数，所以这种种特征，尤其是“羊”性很容易刻入民族的灵魂之中代代相传、千年不衰（这种“羊”性当今仍然有所体现，如面对“洋大人”的时候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们）。

这是只有儒家一道门的时候，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我们看到的人性的上述分布状况。那么当历史封闭了儒家之门，当另一道门，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门开启之后，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显示的人们性情的分布状况又是如何的呢？

近现代历史是中国人充满羞辱的历史，恰恰只有这种彻底的羞辱，人们才会反省传统意识形态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才会彻底激发对传统的剧烈革命，半吊子的革命无法改变羞辱的局面，只有彻底扫清传统意识形态的革命才会给我们带来尊严和自信。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彻底封闭了儒家的意识形态之门，开启了全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门。在历史的羞辱感和赶超先进的焦躁感的支配下，除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外没有第二种意识形态可以占据独大的地位。此时显示在人性的显示屏上的人们普遍的性情是：平等、激情、激烈、奋进、冲动、盲目、忙碌、无礼等等。从国家领导人到知识分子到人民大众，都怀着一种激烈的情绪，如：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对特权阶级的仇恨，对传统等级秩序的仇恨，对未来的盲目憧憬等等。

虽然这样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短暂的自信和尊严，但并未给我们带来长久的自信，在“十年、二十年之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弄得我们狼狈不堪之后，我们多少有点自卑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被我们自己的激情以及无止境的运动和斗争弄得精筋疲力尽后，我们毅然放弃了“阶级斗争”，淡出所有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务实为最终归依。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淡出”，发展至今，“第三世界”的自卑感逐渐远离我们（虽然在国际政治上我们仍需要这个称呼，但国人心底已经不会把自己纳入非洲贫弱小国的行列，相反是想要恢复“中央帝国”的“威严”），“中央帝国”形象时隐时现，已经让不少国人醉心不已。

在这样的形势下，难免有人会去发掘中国不同于别的国家的特别之处，试图发现中国发展的文明的根基，标识与人的不同之处，好像非如此不足以“保护”传统文明，好像不“保护”传统要“亡国灭种”一样。当这种意识的市场占有率扩大到一定的程度后，儒家的意识形态复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文明差异需要“标识”，为了国家统一而需要“认同”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儒家之门又开始洞开。仁爱意识（二人之爱，一家之爱）、中庸思想、权威主义、一些领域（如官场）的等级秩序开始慢慢为一些人领受。但当新儒家提出类似“要像控制马一样去控制百姓”之类的理念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八面围攻，当有人提出“腐败是润滑剂”（在传统儒家社会，当官致富是被默许的）的时候，遭到的则是剧烈的讨伐。这是怎么回事？

原因在于，我们在开启儒家之门的时候，革命之门没有关闭，同时当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其在当今世界上的重大成就，在比对过程中，深深地刻进了无数知识精英甚至普通民众的意识中，成为第三道绝不可忽略的门。普遍的人性在通过儒家的意识形态检视的时候，同时又通过了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当今世界主流的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的检视，在人性的显示屏上显现复杂的干涉条纹就很自然了。上述儒家遭遇的攻击正是这种干涉在起作用。

比如，儒家视百姓为“马”（需要进行控制）的意识被存留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意识抵消了，同时出现了新的“公民”的思想形态——你不能鄙视种田人，他们手中有选票；你也不必仇富，社会可以给你公平的机会。因为干涉的原因，第三种意识常常在另外两种意识抵消处起作用。

真正的民主、自由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的渴求，这是在不担心吃穿住行之后，人必然会生出来的需求，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尊重的必然结果。所以这道门的洞开是必然的。既然这道门在起作用，我们关闭了儒家的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门，单单开此一门，人性的显示屏上又会体现出哪些特征呢？

因为选民是最大的，所以政治家不必像传统中国人一样去伺候领导，只要讨好选民就可以了。这样，普通人得到的是像国家领导人一样的尊严，谁教选民是老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权力被选民们极端小心谨慎地赋予了他们的代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决不允许别人侵扰自己的安宁。但同时，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无数这样的事实，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推行过程中，常常因为不顾及别人的历史政治地理等条件，导致很多的罪恶，当初中国和美国在朝鲜的冲突（朝鲜由共产主义统一，最差或像今天的越南逐渐走向开放，朝鲜或不会像现在因三八线的存在而神经兮兮——马恩意识形态不过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工具性意识形态，充其量是历史长河中的“惊鸿一瞥”，消解淡化是个自然过程，恐怕不会因朝鲜是否统一而改变），今天美国用“炸弹之母”强行推动“中东民主进程”等等，都是这种罪恶的体现。当今世界对伦敦、马德里的爆炸感到震惊，而对巴格达无休止的爆炸却非常平静，民主、自由之下的人民是“贵族”，而专制之下的人民的生命好像就不怎么高贵了——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这么认为！这是民主、自由下的罪恶。

当今的中国，应该说上述三种相对平行的意识形态都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检视人性通过之门有三道，当普遍的人性通过这三道门的检视之后，因为人性的波粒二像性，也可以说因为人性的“分身术”，就必然出现复杂的干涉条纹，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对此干涉条纹进行分析甚至只是描述，都会感到困难重重。当今世界对中国问题理解的困难，根源也许就在于此，在于各种意识形态综合作用的过程太复杂，“干涉条纹”难以很好的剖解。

不过，剖解再怎么困难，有一些“条纹”还是比较显见的。比如，把百姓当作低等动物来看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的意识形态干涉而消解，仇富的革命心态被“资本”的贡献干涉而大量消解，而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的意识在儒家的现世观、革命的唯物论和资本的逐利性共同作用下推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崇物、拜物、完全利益观盛行全国，等等。

人性所以在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之门时候，会“分身”而过，正如前面的分析，是因为各种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社会善性，更有此中自然蕴涵的恶性或推行过程引发的恶性，人们既受各种善的感染，也无法避免受各种恶的刺激，在各种善与恶的综合作用下，受人性的波动性影响，必然表现出干涉条纹。干涉条纹（有些地方加强，有些地方消弭），大致能证明了人性的“分身术”的存在，非“分身”无以解释干涉现象（不是简单叠加），正如电子如果不是有“分身术”，就无以解释通过两道门时的干涉现象一样。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21
五、概率可测性



测不准原理颠覆了传统物理的确定性，而“分身术”则对我们的日常感官形成了重大的挑战，面对如此飘忽不定的量子世界，难免会让人产生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畏惧感，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决定性”的，某种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人类理解力的贫乏，更感受到了人类在类似量子领域的诸多领域中的困顿。同样，如果说人性的一些现象是和量子世界的一些现象是相通的，如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测不准原理、“分身术”等等，那么我们一样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把握也会感受到很多的困顿。

但，不管如何困顿，我们如果引入了神启的概念进行解释，或用“第六感觉”进行解释，那么我们和几千年前的人们用直觉去理解、去感受这个世界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要绝对摈弃神启或引入“第六感觉”这种懒惰的做法的。现在还有许多自命的哲学家，置科学提供的具有严密的计算和推理基础的重大成就于不顾，另辟“捷径”，发明了一套又一套玄惑人心的宇宙生成论，这与盘古用斧子劈开天地的说法又有多少区别呢？这只会搞晕不懂科学常识的人的大脑，而徒让稍有科学常识的人笑话罢了，想要获得盘古一般的名声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量子世界虽然有玄惑人感官的一面，如单个电子的飘忽不定的“分身术”等等，但我们仍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去理解它，那就是找到了不同于个体不确定性的概率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虽然单个电子飘忽不定，但它出现在某位置的概率却是确定无疑的，或者说大量的电子它们的分布情况是确定的，据此，我们得出结论：量子世界中还有一个重大的“确定性”的原理，就是概率的可测性。人类的理解力因此被充实了，不仅可以轻松排除神启和“第六感觉”的骚扰，也开始从困顿的感受中走出来。当理解人性我们感到困顿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引入概率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论证人性的变幻其概率是可测的。

在电子“分身”而过，“同时”通过两道缝隙的后，具体去往部位是无法精确测定的，但通过对大量的电子进行统计，我们发现，电子分布呈现一种干涉条纹状，据此可以肯定，有些地方电子去得多，有些地方电子去得少，而有些地方竟然没有电子去！也就是说有些地方电子去的概率是零，这启发了人们对电子出现在某一位置的概率的思考。在量子力学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终于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用波函数可以精确地测定电子出现在具体位置的概率，测定某些部位电子出现的可能性的大小；而一群电子我们可以确定它们在一定区域内的分布情况。或者某种意义上说，电子的行为开始被“确定”下来。

这在哲学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扫除了许多形而上的迷雾，重新回归了某种“确定性”（精确一点说也许应该是可理解性，不是真正的单个电子的确定性）。彩票获得头奖不是神在起作用，而是运气好，因为总有一个人会摸到，有人会摸到头奖的概率是100%，但具体某一个人买一张彩票摸到头奖的概率只会是百万分之一（假设彩票有一百万张，而头奖只有一个）。只要彩票全部售完，就有人会摸到头奖，这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

而人性的某种概率，论证起来并不困难。比如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人人自私、忌刻、欺诈或伪善的环境中，因为恶的相互刺激，其被激发出来的恶自然占据主导他心灵的地位，心中可能充满因不平产生的仇恨、忌刻、冲动等等，表现出恶性的概率自然要比善性高出很多。反之，如果一个人长久生活在一个被关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坦诚相待，相互宽容等等，其被感染的善自然占主导地位，无我状态自然要比有我状态多，表现出来善性的概率自然要比表现出恶性的概率高。

影响善意或恶意的心理趋向的，既有后天环境的作用，自然也有上代人的心理趋向一定程度上的遗传（比如一个人经常保持一定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就会刻画在他的脸上，以至把这种代表一定心理定势的相貌特征遗传给后代）。不同的心理趋向在相同的刺激下（一般性的刺激），会表现出不同的人性之善或恶，这种概率是心理趋向决定了的——面对相同的挫折，有人善于化解，从中汲取教训，以为后来鉴，而有人则可能会怨天尤人，甚至充满仇恨，此中人性向恶的概率的大小就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熏染综合作用造成的，预测此中概率必然要联系其心理趋向；同样，同一个事件可以感化一个人，却影响不了另一个人，此中向善的概率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对遗传的和后天的各种因素综合分析或可大致测出其向善的概率。但如果刺激的作用力非常强大（如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故事，或非常大的侮辱力度），则即使不同心理趋向的人，也会同时表现出同一种善或恶，此中的概率也是可以估摸的——比如，如果有人要抢夺你心爱的人，那么你生气的概率基本在99%以上；再比如，国家如果给了民众渴望已久的东西如秩序、民主、自由等等，那么民众感激而不是仇恨的概率或在80%以上。（这是著者的猜测，不甚严密，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调查问卷的形式或可获得比较精确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测定人性坐标系里善与恶的分布状况，也就是善与恶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概率，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先天的遗传因素、后天的环境熏染、外部刺激（或感染力）的强度三个因素，只要这三个因素基本确定，那么我们就大致可以测出人性向善或向恶的概率。具体到人是这样，具体到某个群落、民族也可适用。一个民族的性格在特定的情况下所体现的是善多还是恶多，就和该民族的生存环境、文明传承、外部环境的刺激有着直接的关系。

古来马背民族自然就有种嗜好杀戮的“本性”，是其习惯于游牧的环境决定了的。当与游牧民族相邻的定居民族靠其农业文明创造出无数的物质资料时，贫乏的游牧民族（习惯悠闲的游牧，不习惯生产）自然难免有垂涎之意，各种因素决定了他们最终总只有通过掠夺而不是商品交换（他们可交换的东西太少）来满足自己各方面的欲望，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攻城掠地的习惯，习惯于杀戮的生活。杀戮的习性就浸染了游牧民族的灵魂，成为“文化”而代代相传。这种天然的恶性，在现代文明普及以前无法更改。在成吉思汗的队伍中随便抽取一些士兵，他们的习性90%都爱好杀戮，屠戮别的国家的人民，夺取他们的财物，就象杀羊吃羊肉一样的自然而然。（在我们的教育中，对成吉思汗武功的赞赏甚至崇拜多，但对不断屠城的滔天罪恶却几乎没有什么指摘，这不能说是教育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善”。）

不管是谁，只要生活在古代的游牧民族中，那么拥有人性的这种嗜杀的恶的概率，不敢说有十成，但至少会有八九成吧。

同样，我们也可以推论，在儒家文明的完全影响的社会中（其它的意识形态没有重大影响），随便抽取一些官员，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官员伪善（集“狼”性和“羊”性于一身）的可能性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或者说十个官员中有至少九个是伪善的。在儒家文明下，官员伪善的概率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同样，我们也不妨推论在特定的环境下，在一个结构精巧、制度至善的社会中，因为腐朽时时被清理，官员在制度的全方位提醒、监督和限制之下，腐败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没有腐败的机会而不是没有腐败的胆量（用严酷的刑罚来恐吓官员，一方面不是用制度来体现人性善的一种标志，另外一方面，也是效果不太明显的一种做法——看今天某些岗位的官员的“前腐后继”，虽抓之杀之而吓不住，就可以知道），官员能基于人性的自然善和法律体系体现的社会善公正办事，司法体系能独立而公正（而不是高效率——为维护“终极”的善，公正永远是最重要的）地处理纠纷。这样的社会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性，因为长期没有社会性的不平的累积，是一种普遍的平和和宽容。在这样的社会中随便抽一个人，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个人和古老游牧民族中的人的性格是不同的，嗜杀的概率极小，爱和宽容的概率应该比较大。

我们论证了在特定环境、特定的文明的影响下，人性的概率基本上可以说是可测的。但，当人们从小环境中走出，到了大环境（如中国人从“斜坡”上走出来，到了地球这个“球”上），习惯的文明、习惯的意识形态遭受了外部的强烈冲击之后，又如何测定此时人性善、恶的分布情况，或者说人性的概率呢？

在上一节中我们阐释了人性的“分身术”，我们理解了在不同的占有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人性的显示屏上会发生干涉现象。要测准人性在两种尤其是两种以上意识形态作用下，善恶的分布壮态会变得非常困难，要比较精确地测定这种分布状态，首先必然要对独立意识形态分开进行分析，在没有外在影响下的善恶分布状况，同时更要理解各种意识形态所蕴涵的善和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作用的结果又是什么样的，等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较好地测定人性善、恶的分布状态，测定人性的概率。

电子的干涉条纹证明了电子去往不同地点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统计的方法精确测定电子在不同地方出现的概率，这并不困难。那么，人性在两道或两道以上意识形态之门的影响下又会如何？是否也可精确测定？我们不知道人性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门的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已经影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等等，所以测定起来比较困难，显示在人性的显示屏的条纹也模糊难辨。但一旦各种门相对固定的时候，这种条纹会渐渐趋向明晰，通过观察显示的图像，可以逐渐趋向于精确测定概率。

比如，影响当今中国人性概率分布的三道意识形态之门是，儒家的意识形态，革命的意识形态，当代主流的并为大部分地球人基本认可的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最初因为儒家的伪善和腐朽导致了革命，后来因为革命的许多误区（如对资本的曲解）人们淡出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今天因为杰出的经济成就使人们需要标识“文明差异”而导致儒家复萌，更因为中国问题空前的复杂，从传统的理念中（不管儒家的还是革命的）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而使民主、自由理念逐渐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一。这三道门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有着各不相同的市场占有率，所以从总体上把握这个社会人性善恶的分布状况还很困难。但同时，因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达，所以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还是无法避免，各种干涉一直在进行过程中。要测定电子显示屏上电子分布的概率，必须要有稳定的“门”和足够多的电子进行试验，同样要测定我们这个社会的善恶分布图景，或说测定当下人性的概率，一方面我们基本要明晰各种意识形态之门的开放度，同时也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干涉试验以采纳足够的数据，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进一步统计分析的可能。

虽然，打在显示屏上的人性因子还不是很多，我们无法很好地测定其中的概率，但有些地方出现的概率我们已然比较清晰。在上一节中，我们说到，革命意识形态中仇富的意识不能成为主流，是因为“资本”的重大贡献，抵消了它的作用；漠视底层百姓的儒家权威主义思想，当然也被革命的意识形态以及民主思想而抵消不可能成为主流。这种地方出现恶的概率已大大减小。同时，因为儒家现实主义、革命的唯物论以及资本的逐利性，使的崇物、拜物的意识膨胀，这种地方非常容易引发藐视人们的心理需求、藐视环境保护等等恶的因子，在这些地方恶出现的概率增加了。

革命的平民意识和当代的民主意识作用，必然使儒家的权威主义很难复盟，同时，革命纪律意识和儒家的控制意识共同作用，必然使自由意识一时很难深入，此中产生一定的干涉条纹，此中的善与恶的分布也可测定一二。

只要关照环境因素、先天的文化因素（对个体来讲是遗传因素），同时考察各种刺激的综合作用，我们就可以测定人性善与恶的大致分布状况。或者说，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人性的概率可测，这个量子人性的假说，应该是有其可验证性的。

量子世界是令人眩目的，只是因为测不准原理、“分身术”等奇怪的特征，但我们因为知道了量子世界里面还有概率的可精确测定性，使我们免除了许多形而上的迷雾；同样，人性的幻化虽然让我们感到理解的困难，但当我们知道了人性善恶分布的某种图景，也就是某种概率的可测性时，也就不会再有太多玄虚的感觉了——当我们的脚重回大地的时候，不再感到不塌实，我们不必引入神启的观念或“第六感觉”，照样能寻找到理解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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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23
六、纠缠态

   

除了众多奇特的现象如波粒二像性、“分身术”、测不准原理等等之外，量子世界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量子体系的纠缠态。简单说来，量子体系（如原子）不仅能处于一系列的定态，也可以处于它们的叠加态，测量处于叠加态原子的某种性质（如能量），一般说来，有时得到这一个值，有时得到另一个值。可以构造处于纠缠态的双原子体系，使得两个原子共有相同的性质。当这两个原子分开后，一个原子的信息被另一个共享（或者说是纠缠）。

要直观地理解这段专业话语，对没有较好的科学常识基础的人来说，难免有些困难，我们也只了解其现象，对其根源也不甚了了。为方便理解，我们不妨对这个现象对照日常生活打个比方：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因偶然的因素碰到了一起，从相遇到相知，最后到相爱，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纠缠到了一起。纠缠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分开了，即使两个人中一个上了月球或到银河星系之外，地球上的这个人和在月球上或“天外”的那个人的信息还是共享的，也就是说通过曾经的纠缠，你中有了我的信息，我中有了你的信息，通过了解一个人，可以捕捉另一个人的一些信息。

玄乎一点，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挨打了，另一个人可能有痛的感觉，一个人感受到了快乐，另一个人也会感到心情舒畅。再玄乎一点，我们可以进行超光速电视直播：比如，我们把甲和乙两个人（或某种机器、有机或无机物等）最大程度地“纠缠”一下，然后把甲送到距地球三四十光年外与地球有“外交关系”的智能星球上，那么我们和这颗星球的信息传播不需经过一个来回七八十年那么漫长，我们和那个星球看到的就不会总是对方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因为甲和乙信息是共享的，所以甲在那个星球上看到的，通过乙我们可以实时看到，而乙在地球上看到的，那颗星球上的人也可以通过甲实时看到，通过甲和乙的纠缠作用，那颗星球上的人们看到的就不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可以看到神舟六号了。自然要看电视直播也就不难了。我们和地外文明可以实时信息共享，却可以永远相安无事——我们要影响他们或他们要影响我们很难，比如：打个炮弹就算像光那么快，也要三四十年后到达！这种影响——三四十年后不知影响到什么样的情况中去了，智力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知道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中国足球队要引进“外援”（外星球员）来对付欧洲球队也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看中的地外球员，就算他愿意到地球来，愿意帮助中国队，他到达地球，至少也是三十年后的事情——因为相对论的缘故，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变老，但三十年后用不用他，怎么用他都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人的那一套”使我们已经失信于地球人了，我们不能再失信于地外人那！

我们扯得有点远了，上面的这段话大家只当作科学幻想来看吧，不要当真。不过，微观世界（如原子）的纠缠态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性格的相互影响也必然是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当两个相爱的人分开后，你的性格因子在我的性格中有些体现，我的性格因子在你的性格中有些体现。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并不是虚幻的。某种信息，比如性格方面的信息，在相互纠缠之后，某种程度地被纠缠的双方共享了。

人性的存在所以还是一种纠缠态的存在，不仅在于在各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之下，特定标准的善与这种标准蕴藏的恶或引发的恶是相互纠缠的，更在于不同标准的善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相互的纠缠，不同标准的善引发的各种恶相互纠缠，所有不同标准的善与其蕴涵或激发的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会纠缠到一起等等。因为信息传播的迅捷，使地球整体文明呈现出一种各类人性信息共享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展现一种空前复杂的状态，此种复杂状态尤其以我们国家为甚，这是因为纠缠到我们国民人性中的不同标准的意识形态过于丰富。

革命的意识形态，缘其初衷，必然是为寻求创造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最终使每个人都得到幸福，而寻求每一个人的最终幸福，无疑是一种“终极”性的善，无疑也是极具感染力的，不然无以解释革命的旗帜之下，有那么多的传统“小民”和知识精英被吸引到一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因传统中国“小民”地位极端的低下（对没有品尝过平等的感觉的中国“小民”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平等的感觉，消受起来多少有些受宠若惊），再加上中国曾有过的辉煌历史（对知识精英而言，恢复中国的“本来面目”，恢复“超级大国”的尊严，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渴望），而具有了广泛的基础。

虽然革命的初衷是一种至善，但历史上无数的事实让我们看到，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并非主动地但真实地纠缠着数不清的恶的因子。以我们的传统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来讲，因为理论有着某些先天的缺陷（目前许许多多的拆补都难免给人一种诡辩的感觉），如对资本的曲解，对“阶级斗争”作用的迷信等等，所以，当我们极力维护意识形态的纯度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破坏人性自然善的时候，从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本身纠缠着的恶。这种恶的体现不必太多的赘述，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反省”之作了。

同时，我们也不必讳言，如“中央帝国”之类的理念，虽然有恢复中国人尊严的某种善在其中，但无疑更纠缠着数不清的罪恶。历史上“中央帝国”对周边小国时不时的冲动，新中国历史上，我们对邻国“不尊”的敏感，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中的某种恶。革命者若怀有过度的“中央帝国”情结，就是一种恶的纠缠。只有我们把地球上的国家分成三六九等的时候，才会体现出“中央”或“领导”的感觉，美国人一直有的领袖欲，就是美国国家行为在世界上作恶的心理根源，当中国人在寻求或在将来需要维护“中央”的“威信”的时候，就是开始做恶的时候。不始终保持一种国家之间平等的理念（只要想要“中央”的感觉，就会区分三六九等，只要区分三六九等，就会激发别人的心理不平，这种不平的爆发反过来会刺激“中央”的恶，如此恶性循环，指向的是地球治理结构的腐败和崩溃），不摈弃“中央帝国”情结，要扫除“中国威胁论”很少可能——你要做“中央帝国”，一定要让别人敬服你，谁不怕？！“中央帝国”的理念一开始就是纠缠着恶的。

同样，儒家意识形态寻求秩序与统一的善，因为对等级秩序超常的渴求，纠缠了一系列的恶，比如对权威的逆来顺受，比如对弱者的藐视，比如对智力发展空间的封杀，再比如腐败的必然性、对社会公正的必然破坏等等。儒家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善与恶的叠加和纠缠，就既不会有稳定的王朝的存在，也不会出现王朝的覆灭、更迭，既不会有中华文化如此连续、完整的传承，也不会导致现代文明进入儒家社会如此困难重重，既不会有当今如此多的新儒家崇奉着这种两千年前造的意识形态，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又如此多地受诟病。这种种看似矛盾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存在着的善与恶的纠缠。

在满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生活要求之后，人并不是无所追求的，人们会寻求一种平等的感觉，寻求一种做人的尊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民主、自由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一定意义上“普适”的意识形态，成为大部分地球人基本的“共识”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不仅尊重人的生存、发展权，更尊重人的“面子”问题，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善，但这种善，仍然纠缠着种种罪恶，但这种罪恶与其它先天不足的意识形态还是有区别的，这种罪恶并不是理念本身先天有太大问题，而是纠缠在了推行过程中。比如美国人，当发现别的国家不怎么“自由”、“民主”的时候，不管不顾别人的历史条件、文化传承等等，常常污蔑别的国家为“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等等，常常斥之武力，用“炸弹之母”毁灭一部分人生命权的方式来推行。这种污蔑别国国格甚至消灭别国“有生力量”的做法，本身是对国际间民主、自由理念的莫大破坏，常常激发被侮辱国家的仇恨，结果相互刺激，恶性循环。

这种意识在中国的推行过程中，如果我们漠视了儒家意识形态的传承，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传承的深刻存在，完全可能会激发重大的社会变故。儒家的权威主义的存在，是对民主意识的重大妨碍，儒家的“御”的理论和革命意识形态中的“纪律”意识是自由意识深入的重大障碍。如果我们不创造不同于西方的（服中国水土的）、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不同于革命传统的全新的意识形态或文明形态，徒留恋于过去的或别人的东西，那么我们很难形成强大社会共识，没有这种强大社会共识想要推进真正的社会进步几乎没有可能。不形成共识的任何强行推进，都难免纠缠了巨大的罪恶，甚至包括消灭人的肉体。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需要文化乃至文明的重大创新，而不是总流连于对古墓的无谓挖掘和对西洋景的简单效颦。惟其如此，方能在全新的文明形态的熏染下，拓展广泛的共识。

当各种意识形态开始相互作用时，人性的纠缠态，不仅体现在各种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善和恶两面的自相纠缠，更体现在各种标准不同的善以及其中蕴涵的恶或产生的恶之间的复杂的纠缠。比如如果有两种意识形态：儒家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意识形态起重大作用，列举一下，可以有：儒家善与革命善纠缠，儒家善与革命恶纠缠，儒家恶与革命善纠缠，儒家恶与革命恶纠缠，比较明显的总共有4种，如果再加上现在有相当影响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那么可以有明显的2×2×2=8种纠缠态，如果各种衍生出来的善与恶进行再纠缠，其种类就很难计算了。

具体是如何纠缠的，我们也可以打几个比方：比如儒家有一种统一和秩序的善，而我们国家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也有寻求秩序（把平等意识普施于每一个中国人，以寻求最好的秩序）和统一的善，两种善相纠缠，统一意识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有这种观念可以防止地方势力之间的纷争演化为战争，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种大善；比如儒家寻求“御”（对“小民”和下属进行控制）和革命的超强的“纪律”意识（“纪律”与“规则”或“规矩”不太一样——简单地说就是：这件事我们这帮人知道，但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不可以告诉别人——说的难听一点也就是“不可告人”——这个词应该只有在对敌斗争的时候用用）纠缠到了一起，一度使人们畏自由如畏野虎，谈自由而色变——让人民对正当的表达感到恐惧，终归算不上一种善。

再比如当儒家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唯物论纠缠到一起，形成了人们对现实物质世界的最重大的关注，而对人的心灵的需求则更加漠视，当又有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影响到中国人时，使资本意识也纠缠到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这自然激发了人们对用GDP或RMB来代表的物质的疯狂追求，因为重现世自然轻未来，因为重生产资料，自然轻生产过程，因为重产量，自然轻质量，这样人们的心理需求必然被漠视、环境必然被漠视、未来必然被漠视，这也是种种意识纠缠后的发扬光大。

这是此善与彼善，或此恶与彼恶的纠缠，当然还有此善与彼恶或此恶与彼善的纠缠。如民主、自由的理念本身是一种善，而革命的血腥则是一种恶，这里的善与恶常常会纠缠到对推行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失去耐性的“愤青”们的意识中去。

各种意识形态造就的或善或恶的意识在当今中国空前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我们要理解这种状态也只能概率性的进行理解，在前面的一节中，我们讲了量子世界的概率的可测性，为我们理清这种复杂的纠缠提供了方法。

另外，不仅当今中国受到了各种意识形态或善或恶意识的纠缠，因为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各种意识形态或善或恶意识相互之间的纠缠也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种文明形态之间展开，我们虽然难免被外来的意识形态纠缠，但同样别的国家也难免被我们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纠缠，如，当一些西方人在面对竞争压力的时候，发现两千年前中国的老庄很能解忧；当然中国人传统的三六九等意识也很容易为美国人制定外交政策提供“思路”：民主国家高居“领导地位”，这些国家公民的生命非常值钱，而“流氓国家”则应该打之压之，“邪恶轴心”的老百姓的命就不怎么值钱了。

在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往过程中，难免相互影响，各种各样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共享，你中有了我的影子，我中有了你的影子。因为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人性的善和恶自然也会共享，文明之间的交往当然也一样，这种人性的纠缠态的存在并不难用事实来验证。

一般意识形态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越大，那么这种意识形态越容易纠缠恶；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虽然看起来完美，找不到明显的缺陷，但如果推行的方法有问题，不从改变人们的意识、社会的文化形态入手，而在没有形成共识（人们还没有消化、还不能承受）的时候强行推广，便会激发恶，此恶激发彼恶，彼恶反过来又激发此恶，再伟大的善也会与恶纠缠到一起。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25
结 语

  

当初孔子从如何驾御马匹中得到了重大的启示，发明了关于“御”的理论：要控制局面，就要控制下属以及百姓，要控制下属和百姓，就要学习驾御马的艺术，“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从而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一些道理。因为孔子在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之父的地位，他的学说自然为两千年来的儒生们领受。三国时代称统领一方的首领为“某某牧”，此中的“牧”实际就是从“御”中演化而来——当百姓的性情由奔腾不息的“马”变成温顺柔和的“羊”的时候，就不需要“御”，而只需要“牧”就可以了。孔子一不小心受到的“启示”，把大部分中国人变成了畜生，最后变成了没有任何脾气的畜生——绵羊。根据生活点点滴滴经验附会出的某些理论，常常因为生活经验的局限性，导致反映事物真相的巨大偏颇性，以这种理论作为“终极”性东西必然产生巨大的不适乃至祸患。孔子的“御”的理论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启示”，说得难听一点是偏颇的生活经验太过牵强的附会（严格来讲每一种通过“启示”得来的理论都是一种附会，只是牵强度不一），当代中国人中还有许多尊奉这种理论的思潮，潜意识中常常把人民当作畜生看待：为防止底层百姓的革命，应该抽空他们中的智者，弱化他们的反抗意识等等，而不是给予百姓更多的尊严，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同样，在理解人性的过程中，大部分学说难免根据生活的经验进行了一些并不全面的归纳和偏颇的演绎，得出的或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结论，因为各有基于生活经验的根据，各有一定的支撑点而一直争执不下。然而，生活的经验总是偏颇的，两千年前的人们也只能根据他们的生活的经验来附会各种理论，但今天的人们如果还只以生活的经验来附会各种理论，那与两千年之前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一方面，两千年前的人们无法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他们要理解我们登陆月球，除了靠“神启”帮助外，还能靠什么？！），同样我们也完全可能无法理解两千年后人们的生活经验，生活经验总是在变化的；而另外一方面，科学的基础是非常牢靠的，我们的许多新生的生活经验都是在科学的作用下产生的，与其用科学给我们创造的生活经验来附会各种理论，不如我们直接进入科学的内核领受启发更好！再者，许多的真实存在着的科学现象根本无法用日常生活体验到的东西去“剖解”，更证明了生活经验的贫乏性和偏颇性。

虽然领受科学的启示和领受生活经验的启示创建的任何理论都可以说是一种“附会”，但毕竟贫乏而偏颇的生活经验是无法和真确而丰富的科学现象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把“御”之类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生活经验的理论当作“真理”看待，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贬抑从科学现象中启示出来的理论呢？！

古墓里的东西固然值钱，但只有鉴赏的价值，没有实用的价值。但从科学得来启示则完全可以随着科学的进展而拓宽，我们可以不停地修正我们的“附会”，决不执泥于固定的条框。量子人性的假说，正是抱着这样一种精神，在认可科学真确性的前提下，直接领受科学的启示，不拘泥于日常的生活的经验；同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终极真理”，我们为大家展现的只是一幅人性的图景，一道风景而已。如果真有某种“真理”的意味，不过也是百家之言中的一家之言而已，每种理论领受启示的途径不一样，自然就有了不同的倾向，量子人性只是其中倾向之一而已。

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量子世界的一些现象“附会”出了一套人性的量子特征：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测不准原理、“分身术”、概率可测性、纠缠态，并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和描述。虽然看似纷繁扰攘，有一些地方甚至游离于生活经验之外，但从总体上归纳我们历史的、身边的事实，从我心设身处地的演绎，在不停转换视角过程中，我们看到量子力学现象和人性现象，是有着很高的契合度的。相比在有了驾御马匹的经验，或看到人首先要吃穿住行（而不管其次如何、然后如何、最后如何），然后进行附会和演绎，似乎更接近真实一些。

通过两个途径，我们排除了如“分身术”一般对我们感官、对我们的日常经验进行挑战的形而上的迷雾。首先，我们的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有问题的，对相对论展示的世界的诸多错觉就可以证明：时间不统一、光线弯曲、看天空等于看历史等等，同样对电子的“分身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感官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感觉在某些时候是虚幻的，这种感觉一样能证明感觉对象和感觉主体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镜像反应，需要用科学去发现其中的“镜子”）。再者，从整体上看，电子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是可以测定的，一群电子的分布规律是可以肯定的，这样我们在“不管”个别电子会如何的情况下，我们的脚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上，都变成了可测而不是“虚幻”的了。在扫除了形而上的迷雾之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打通了量子世界与感觉世界的通道，对理解量子现象所对应的人性现象更容易一些。

人类历史的纷繁变换，当今世界的纷纭复杂，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性的幻化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因为任何简单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学说都无法说明在人性的影响下，展示的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我们引入量子人性的假说，是试图剖解这种复杂性的一种努力。如果能为人们理解这个世界开一条路径，就感到非常万幸了。

为了对人性的量子特性有一个整体的感觉，以更方便理解我们后面对量子人性理论的延伸阐释，我们不妨再在总体上观察一下，对这一章做个总结：

一、波粒二像性。人性因为有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不仅存在在外部感染或刺激微弱的情况下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也存在在特定的感染或刺激下的波动性。在意识形态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存在社会性的人性的稳定性，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感染或刺激下，又会产生波动性。

二、不连续性。善与恶之间的变化，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在一定的感染或刺激下的一种跃迁。

三、测不准原理。用某种善恶标准去测定某人、某团体或某族群的人性特征，或因为测量工具的波动性而“绕过”被测对象而测不准，或在测定过程中一定程度地改变被测对象的善恶状态，导致结果的偏差。

四、“分身术”。当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时作用于人的时候，人性会同时受到影响，通过一道意识形态之门的时候，会同时通过另一道意识形态之门，在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干涉现象，而不是简单叠加现象。只因为是“分身”而过的，所以是干涉的（某些意识抵消，某些意识增强，而不是简单地加在一起）。干涉现象证明人性的“分身术”的存在。

五、概率可测性。对个体来说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下，配之以先天遗传因素的考察，其某种感染或刺激下体现的人性虽然无法100%肯定，但大致的概率是基本确定的。对社会性的人性来说，在意识形态、文明传承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一定条件下体现出来的人性的概率也是大致可测的。当不同的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的时候，虽然呈现出一种纷纭复杂的情形，但因为人性的“分身术”的缘故，通过干涉条纹仍然可以测出人性善恶分布的情况。虽然作为个体行为的人性是飘忽不定的，但总体的人性的善恶分布图景还是可以描绘出来的。

六、纠缠态。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因为善的善感性和恶的刺激性，导致相互之间信息的共享，性格相互影响、纠缠。在意识形态上，人性的纠缠态是指这几种情况：固定意识形态体现的善与这种意识形态自身蕴涵的或激发的恶相纠缠；不同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善之间的纠缠；不同意识形态蕴涵的或激发的恶之间的纠缠；不同意识形态体现的善与恶之间的交相纠缠等等。纠缠的结果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信息的共享，相互的影响、渗透。

正如本章总说中说的，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无疑会导出不同的文化心理。而不同的文化心理必然导出不同的制度建构，而这种制度的建构反过来又会对人性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制度之善是最大的善，而最大的社会性的恶则是制度的缺陷。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人性的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理解，要导正我们的文化心理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普遍健康的文化心理，要形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的共识，要推进社会结构的调整或重塑，最大程度地把善从制度中体现出来也是不可能的。

人性本善与荀子理解的人性本恶，最终导出了教化与控制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方式。而西方人理解的人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过来的本恶说，最终导出了限制与平衡的社会治理方式。那么我们要通过对量子人性的理解，要导出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它最终导出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模型呢？

我们的野心没有大到在短时间内改变我们社会的文化心理的程度。但我们知道的是儒家的权威主义一直是中国的千年痼疾，阻遏着我们的怀疑精神和创新活力，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另外，一种完全的、均等的民粹主义，又时时在惹动着我们的革命神经；而西洋景虽然美妙，但我们彷徨顾盼上下索求，仍难觅其在我们身边的精确的契入点。此情此境中，我们如果没有一种超然的、甚至也是“野性”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企图，那么，要挣脱这种种困扰真的很难很难。创造新的文明形态，这个庞大的工程恐非几个人力所能及的，但总得有一些人先做一些尝试性工作。

在量子力学的启示下，我们附会了许多人性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无野心地试图推演新文化心理乃至新文明形态的雏形（既然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可以演化出一定的文化心理、文明形态，那么量子人性又为何不可？！），虽然这难免要遭人诟病，甚至讥我们为“狂人”，但这不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

在接下去的章节中，我们将从阐释“教化与控制”以及“限制与平衡”思路的起因、发展、逻辑后果等等开始，理顺量子人性下的种种“乱像”，试图探询新的社会重大共识的雏形，为新文化形态、道德形态、文明形态的出现，或为推进文明的创新探寻思路。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28 19:26
第六章 教化与控制



人类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其中常常经过大规模的冲突与磨合。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人群之间多数处于相对独立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原始的团结合作状态。当生存能力增强，生存空间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必然因人性的恶的因素（自私的因子）而引发冲突，一般冲突越激烈，磨合就越迅速，因为人们总是渴求尽快摆脱冲突带来的死亡和流血。为最终防止和减少大规模的死亡和流血，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原始的思考者，创造出种种不同的理论，并从中衍生出形态各异的道德体系，这些体系的最终希求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不同的地理、历史条件，产生不同的道德伦理体系（在对各种理论进行汰选后，最终会选择合适自己特定环境条件的体系——如东亚最终选择了儒家道德体系而不是墨家或其他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了不同于靠直觉和情感冲动支配行动的野蛮部落的“文明”形态。“文明”是相对于动不动就厮杀的野蛮状态而言的，是一种相对情况，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保证秩序，就要保证“文明”的传习，在很多地方“教化”成了大多数文明赖以传承的重要手段，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一般教化越深入，文明传承往往就越完整，比如儒家文明形态、基督教文明形态、伊斯兰教文明形态等等。教化起因于为使后代变“文明”，使人们远离动不动就厮杀的野蛮状态。

但仅仅依靠教化的作用，是很难做到真正全面的安定的，教化虽然是为了使得人性向善，但因为教化的作用仅仅限于善的相互感染，对时不时冒出来的恶，人们还需要加以控制。没有对恶因或“恶人”的很好的控制和惩罚，要保持社会稳定是很难的。控制，意味着对局势的把握，对动乱因子的敏锐捕捉，控制人性中恶因的大规模爆发等等。在古老的环境中，没有控制，教化就失去了必需的环境。因为人性中有恶的因子，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控制，在那样的环境中，也是必然的一种现象。

不管处于什么样意识形态的古老的年代，要看到一个能保持暂时安定、秩序良好的社会，都有教化和控制的作用的鲜明的痕迹。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教化和控制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因为人性中有善的因子，是能够通过言教特别是正向的身教感染出善的因子，使人变得“美好”变得“文明”，但这样的状态因为人性中存在的善与恶的演化，而不可能是固定的永恒的存在状态，“美好”、“文明”只是人性中存在的一个方面，不是所谓“本来面目”；人性中的恶因常常因为受到有意无意的侵害、侮辱等等而被激发出来，控制这种恶的爆发、传染就是必然的，不然就怎么也解释不了世界上永远也取消不了警察这个行业这样的现象了（军队也许迟早要取消——只需保持核威慑部队、灾难应急部队和维护统一需要的少量部队就足够了——现在迹象好像越来越明显，国家之间在核武器的阴影下，相互牵扯越来越深入、彻底的年代，也许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了）！

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传统中国社会采用的治理社会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教化加控制的模式，其来源是儒家的学说，特别是孟子的人性本善的学说和荀子的人性本恶的学说。

当人们认识到秦始皇用苛暴的律法、用暴力来进行控制的方式，是一种残暴的行为之后，认为单单依靠简单的控制是无法保持王朝长久的气数的，是无法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暴秦”成了传统中国人的反面教材。人们领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要使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畅行于世，方能使老百姓变温和柔顺，而不能像暴秦一样靠武力进行简单地控制。

在传统中国，提出教化的是孔子的一整套礼教模式，提出控制的就是关于“御”的理论——如何像控制马匹一样去控制下属和百姓（系统化提出的应该是荀子）。

不同于剧烈变化的当代生活，传统社会简单重复的特点，一般使年纪大的人的经验丰富于年轻人的经验（这在当代并不适用——年轻人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往往比年长的人强，对正在变化中的事物的理解和把握，年轻人的经验更丰富），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自然对年长的人有一种敬重之情，为保持社会稳定，那么年长的人应该有比年轻的人高的地位才行，才能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去“指导”年轻人。在这样的一种意识的支配下（当然更有特定的中国历史地理条件产生的“一统”的要求导致的对中央“威信”的认定），孔子的礼教说，很容易能为人们接受。儒家学说把人人为分成了：父与子、君与臣、男与女、君子与小人（地位高贵的人常常称君子，地位卑贱的人常常称为小人）等等，然后创立了一整套繁缛的礼仪礼节，使得长幼有序、君臣有序、男女有别，不得僭越，不得破坏。为上的人温厚仁德，为下的人温顺忠孝、安分守己——这就是“文明”的征像，是不同于没有等级秩序的混沌一片的蛮邦的。教化的功效在儒家看来就是使人们懂得礼仪礼节，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文明的景像，这种教化方式（礼教方式）盛行于儒家社会系统之中，至今在一些领域仍存着重大的痕迹（如上下级无穷无尽的“联络感情”等等——礼者，礼节、礼仪、礼貌、礼物也！）。

在认可人人都可以被教化成“尧舜”一般的修养的同时，对下属和百姓还要有一种控制的意识，要像孔子领会驾御马的经验中体验到控制之术一样，领会控制下属和百姓的技巧。原因在于，人性在没有教化的状态下，荀子认为是本恶的，孟子认为是容易被恶劣的环境熏染而抹杀本善的，教化总有不及的时候，所以控制自然是不能避免的。控制不及的时候（山高皇帝远）需要教化，教化的影响所及可以入于无穷遥远之处、无穷细微之地，而教化不及的时候就要利用强权、耍弄手腕来辗转控制，就像控制马匹一样控制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教化加控制模式是历史的选择，这种模式为中国的统一和文明传承的连续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历尽轮回而命脉不断，我们民族无疑避免了文明的断层，这里面儒家的这种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作用。虽因天然的腐败性而导致崩溃，但也因为这种“文明”的巨大活力、传承的连续性而容易恢复。在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意识形态起作用之前，任何的改变都很少可能，因为这种模式已成为惯性，甚至成为人们的情感归依。

但是，教化加控制模式虽然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无疑以今天的眼光看却蕴涵了重大的无法弥补的缺陷，原因在于这样的模式本质上是对人性的复杂性，既人性的量子特征的特大误解。这种模式在今天的顽固沿用而不图革命式的改变，将会像以往一样造成轮回的惨祸。所以具体分析其中的弊端，回顾分析其后果，对转变人们对老祖宗的东西的迷恋有一定好处，对建立一整套“预警机制”，消解社会性、制度性的不平，真正消祸于平时，有重要的意义。

人性的量子特性，人心的辗转迁化，导致对人的简单处理，都难免失之偏颇，导致严重的后果。教化和控制这种处理人的方法自然也难免蕴涵着巨大的偏颇，难免失之于简单和武断。我们先来看看教化作用的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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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47
一、教化通常需要施教者，那么施教者必然需要一套理论体系，作为教化的依据，也就是教化的标准。那么这种标准是由谁来确定的？为了防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各执己见，在大家相互之间无法形成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常常只能在权力的帮助下，从古人那里寻求统一，中国的儒学成为传统中国的“准国教”、古代西方和当代中东许多国家的把宗教教义作为教化的标准等等，某种意义上都是为行教化寻求统一认识的结果。以儒学为例，在汉武帝时代，各家都师从自己的学术宗师，对如何应世处事，治理国家，人们纷纷乱乱，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当只有儒家学说很好地契合了统治者的实际的乃至心理的需要之后，董仲舒这个当时最大的儒家学者，才借汉武帝之力罢黜百家，独独尊奉儒家学说。事实上，恰恰因为人们无法靠自发的力量形成统一的意见，证明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各种学说各有其不同的视角，各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所以舍弃其它学说，独尊一种学说的做法，无疑是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了一个视角——只可以从左边看，不可以从右边看，不可以从上面看，不可以从下面看，不可以从前面看，不可以从后面看，当然更不可以剖开来看——甚或规定只能斜着眼看。因为某些人的自我而不是全体人的自我，摈弃别人的视角，专门采用自己的视角自然难免。但专门的视角自然也难免专门的偏颇，以偏颇的视角确定下来的意识来选择的教化用的学说，自然常常只对这个视角的人来讲是正确的。当人们把一种偏颇的意识形态作为教化的依据的时候，这种教化自然难以避免本身导致的各种偏颇，得一却难免失万。

儒学的教化让人们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尊重长者，不会“吃亏”；克制自己不尊重长者和领导的冲动，否则是要“吃亏”的，不要去苛求长者、领导 “仁”“不仁”；要懂得“精忠报国”，尽量不要去思考这个国家是否邪恶皇帝是否荒淫；要领会领导、首长们的“精神”，不要自搞一套，自作聪明；要安分守己，摆正位置；“打死人要抵命，骗死人不偿命”——最恶心的领导你也要笑脸相迎——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当人们被儒学彻底教化之后，因为其学说本身必然的偏颇性，导致人心的重大扭曲。要不变成了傻里傻气只懂顺从的绵羊，要不就成了一批笑里藏刀，善在表面，毒在心理的怪物。这种重大的扭曲无疑就是这种标准下的教化的必然结果。除了被宰时认命的“羊”之外，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或“披着狼皮的羊”的“怪物”们的人性无疑一直处于跃迁、波动的激发状态，一有小的因子刺激就很容易迁化到人性之恶。

二、如前面所说，既然是教化，当然需要有教化者，除了“自学成材”得到了教化的极小部分人之外，大部分人都必然有“恩师”（在基督教世界是先知、传教士等）进行“指导”。“恩师”们的教化就不仅仅是书面的理论的“指导”，更具有强大的“身教”的作用，正因为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性的变幻就更为复杂了，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人性因教化而产生的各种波动、跃迁、纠缠等等必然与“恩师”们的作用直接相关的。言教自然不必多说，在传授各种儒家理论体系的同时，配之以历史上各种感动人的“忠君爱国”的故事、家奴为主人献身的故事等等，用选择性的证据证明了儒家学说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感染了大批儒家学子，有万死不足以报皇恩的冲动。另外，千日言教，不如一日身教，这些“恩师”们又如何身教的呢？我们先看看，这些“恩师”们是如何被环境“教化”了的。我们知道腐败是儒家社会无法克服的痼疾，在腐败的社会氛围下，“恩师”们自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其实，即使中国的神仙也是容易被贿赂的——钱可通神，更何况人！），不对领导或长辈报恩，就不足以体现知恩图报的善性，但这种报恩，百分之九十九都要用钱来体现，在收罗钱财的过程中，自然难免利用手中的权力，也就难免权力运用的偏颇和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引发的罪恶必然反过来刺激“恩师”们的恶性——对反抗者他们会说：你们怎么可以不认命呢？！当学子们有一天看到“恩师”的这种面目的时候，当然引发对这个社会的反思，当他们理顺思路之后，常常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谁不知道啊？对弱者人们要求他们安分守己、在权威面前吃再大的亏都要认命等等，学子们最终也会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学子们在“恩师”们的“指导”下，是如何认识清楚现实的形势的，在“恩师”们身教的作用下，到底被教化成什么样了。

“恩师”们的教化作用不仅限于用“忠孝”的善感染了学子们，更用腐败的身教，刺激了学子们在权衡中偏向强者藐视弱者而不顾公正的恶的性情，这种性情非常容易刺激起不认命的人的罪恶（如起义、革命等等），导致恶与恶之间的循环刺激，不停累积，最终导致整体的社会性善的破坏。我们看看宋江此人就可以明白一些：以儒家的视野看，宋江的造反而后归顺朝廷是值得称颂的。在宋江的眼中看，他可以宽容下面的人如李逵拿板斧把老百姓的头一排一排砍掉，但不会宽容手下对皇帝的任何不敬。即使宋江不是好的儒生，但他父亲却可以说是一个正宗的儒生，宋江正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的一个准儒生。

宋江之类对老百姓的态度和对待皇帝态度的不同（砍落万千老百姓的头的罪过肯定不如给皇帝一个“大不敬”的罪过大），正是传统中国在儒学教化下，产生滔天罪恶的根源。可以说罪恶的根源就是儒家学说的偏激性和儒家社会腐败现象整体上的“身教”作用。

三、教化使人们变成绵羊或狼羊混合的变态怪物之后，对长辈、领导和权威的怀疑就成了最大的罪恶，当然没有了对领导的怀疑肯定就没有对领导的监督，谁敢监督领导？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不想活了！我们知道人性中的对自家人的善和自私性综合作用，必然导致只要有权力，就很难避免为自己、自家谋取利益，至少有这样的冲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政治学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的人性根源。小的如：“指示”公家配给自己的秘书，偶尔为自己的办点私事；大的如：利用权力杀人放火，宣泄情绪等等。不管大小，都可以定义为腐败。这种对长辈、领导、权威的无条件服从这样的教化，就是腐败的教育上最重要的根源。儒家学说的教化作用让大部分人教而化为绵羊，怀疑精神彻底消亡，创造活力彻底枯竭，最终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彻底停滞，而在侵略者面前如果没有类似共产主义的革命理念的武装，传统中国人会变成真正的挨宰而不敢呻吟（更不用说反抗了）的绵羊。

既然儒家对人道德的教化，传统中国的教育思想，其理论基础有问题，其“恩师”们有问题，导致其教化的有目共睹的严重后果，那么其它方式的教化呢？只要某些理论的视角是有问题的，只执泥于一两个视角的，就难以避免它的偏激的特点，一样也就有其相应的后果。基督教世界对神的敬奉作为所有教化工作的根本点，用万能、慈爱的神，用耶酥的献身赎罪精神来感化万千民众，但正因为这种教化是神启的，是先验的，所以当经验与先验发生剧烈的冲撞的时候，那种教化，既不容对神怀疑的教化，必然导致人们智力的大混乱。少数相信经验，摈弃先验的人，自然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成为科学发展的重大阻碍（与儒家社会不同，基督教世界最终破了神的约束，激发了科学革命；而儒家社会始终无法突破儒学，只能靠别人的坚船厉炮和自己的惨烈革命来突破）。

所以，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各种理论有必然的先天的不足，所以，以某种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的教化方式，自然也有其重大的缺陷。真正的教化也许必须承认了人的普遍平等的原则（不光国内人与人之间，更有不同国家之间——民主国与专制国之间人与人的平等），不人为把本来应该平等的人分成君臣父子男女三六九等，也不引入任何先验的东西在这个宇宙中区分出天堂、人间和地狱，而只需要挖掘人性中本来就含有的善良部分就足够了。没有任何理论杂质的人间故事，也许就足够教化天下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以量子人性的眼光来看，老师是没有资格把自己当作学生道德的楷模的，传道，传的到底是神道还是魔道？是人道还是鬼道？我们实在无法逆料。当今许多高等学府因制度性的缺陷而惟利是图，凭这样的学府何以教化大学生从善如流？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谁来担当？谁又有资格担当？除了科学知识，可以“授业、解惑”外，我看“传道”就不必了，道德教育就暂缓吧，先教化教化者自己再说。同样，青少年道德水准普遍低下的根源在于父母们道德感的缺失，也就是整个社会道德感的缺失，这种缺失的根源恰恰是腐败的身教作用，要从根子上解决青少年道德水准问题，必须从解决腐败的社会性入手，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千日言教，不如一日身教”，再多的道德说教，都抵不上身边某个自己敬重或崇拜的人的一次不小心的身教！！教化作用（主要是言教）的贫乏，是植根于人性的各种量子特性之中的。

中国传统社会总时不时有短暂的“礼崩乐坏”，教化不行的年代，这其实不是教化本身无法通行，而是对偏颇的伪善的教化作用的一种平衡，是人心的社会性不平、人性之恶被伪善（比一般的恶更容易刺激恶）刺激出来后的一种大幅度宣泄。在传统中国人看来，首先是有控制然后才有教化，虽然简单的控制无法“长治久安”，必然要配置教化的作用，但潜在的把普通百姓看作动物的意识，使人们必然用尽量高超的控制手段进行控制，虎狼需要牢笼，牛马需要绳御，即使是羊也要管牧阿，所以不同的对象必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手段，总之只要是动物就要进行控制，不管是蚯蚓还是猛虎。牢笼猛虎，驾御马匹，管牧群羊，都是重要的控制手段，是防止“礼崩乐坏”的重要手段，没有这样的控制，教化就失去了必需的环境，要驯猛虎为绵羊，驯化马匹的浮躁，必然首先需要控制。

在等级制度体系中，必然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为求得控制权，必然要获得更高的等级，没有高位就没有控制权，所以所有的政治斗争围绕的总是获取更高的等级，获得更多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的斗争演化出无数的权术，辗转幻化的都是以获取主动权，最后获取控制权为目的。谁都希望自己做人，最好做神，没有人希望自己做动物（除了生命权无法得到保障的百姓，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但这不是常态，是恐惧状态下的病态，这种病学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孔子在控制术中虽然只有关于驾御马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在被儒生们领受后，通过兵家、法家、纵横家（鬼谷子）的学说发扬光大，并演化得出神入化，中国人在对付人（或像动物一般的人）方面的智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其他国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有中国人（尤其是官场的人）这样高超的对形势估摸能力和对人心揣摩能力。在估摸清楚了形势、揣摩清楚了人心之后，主要的控制手段包括：说服、慑服、骗服、诱服、“敬”服（表示虚假的敬意，以收服人心）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不服不行，不被控制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控制术的演化还在于，局势得到了控制时，教化的畅行也有了条件，但因为教化总有不及的时候，难免有失去控制的可能，所以为了所谓的防微杜渐，消灭祸患于未然，必然进一步提高控制的范围和深度。最杰出的地体现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就是说要从源头进行控制。这是教化与控制的相互渗透，控制中有教化，教化中有控制，从呀呀学语时开始教化，从蹒跚学步时开始控制。

但为什么从呀呀学语时就开始教化，从蹒跚学步就开始控制，还是无法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轮回呢？而在当下各式“凶兆”时隐时现（如局部的革命冲动、诸多领域的“众怒”等）？因为这种控制本身和教化一样误解了人性本然存在着的波动性、跃迁性（不连续性）、纠缠态等等量子特性，超强的控制常常不是使人畏服，恰恰相反，在特定的情形下，会激发恶的大规模爆发。

一、控制意味着对人自由意志的剥夺，在渴望能有自己的空间的人来看，这是无法容忍的，且不说恶意的控制，即使是善意的，也是对人平等地位的一种不尊重，这种不尊重作用于不认命的人身上，自然激起反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我要受你控制？就因为你喂我口饭吃？那么这与畜生又有什么区别？你把我当畜生了？！无疑这样的心理演化必然导致恶的激发。控制常常包含着愚弄的意味（当控制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不择手段），被愚弄的感觉必然会激发恶性。

二、握有控制权的人，必然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种腐败经常导向为所欲为，在为所欲为的过程中，必然激发种种不平衡心理，这种心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寻找宣泄的途径，这个途径不是当下的心理治疗，而常常是对他人、对社会的大规模的破坏。

三、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可以被愚弄一辈子而不知道怎么回事情，那时控制之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起作用，控制人的人总抱一种侥幸不让人得知真相的心态。但在当今普通人智力逐渐发达起来，任何的手段的使用都可以完整解剖在通畅的网络上（甚至连制造原子弹的技术都难以保密）时，任何愚弄人民的控制手段都非常容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试图像一些新儒家一般（对儒学只要深入钻研，必然导致权威主义）用抽空民间智者的方式，来使老百姓变笨，根本没有可能。只要无法让老百姓变笨，那么任何的控制之术、愚弄之术，都只能被人晾起来观赏，控制者、愚弄者必然颜面丧尽。所以当下即使是一时一地的控制和愚弄之术，也会激发民众异常的愤怒，积累起不平的因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会发生群体性的宣泄事件。

控制与教化一直是传统中国治理社会的不二法门，至今仍与我们的治理社会的思维模式、思想方法藕断丝连。我们不否认这种模式对文明连续性、优秀的语言（汉语虽然不是最美的，但或是目前世界上表达方式最简洁、平均单位音节信息含量最丰富、最能刺激智力发展的语言）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看到，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需要从中挖掘点什么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在这段时间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教化最重要的是普及普遍平等的理念，排除各种体现任何特权的制度体系，从教化出平等的文化氛围，从文化氛围出平等制度建构，最终善行天下，不需言教，到处都是身教，何患真正伟大的教化不成？！如果说控制，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去控制别人，而是控制腐败因子对社会性善的剧烈腐蚀作用，控制各种情绪的冲动等等。

无论如何，因为教化作用的偏颇和控制作用的重大局限性，教化与控制的模式，不应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则，更不应该成为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既已老去，理应让它成为典故，而绝不应让它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照。

不管在等级秩序下还是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下，量子人性的特征是一样存在着的。量子人性使在等级秩序下用教化加控制的模式进行治理，能得一时的安宁，却难免一段时间之后的崩溃。那么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下，如何能保持真正的长治久安，舒解社会性的不平的积累，并免于最后的崩溃呢？我们在下一章中将对完全不同于控制加教化模式的另外一种模式：限制与平衡，进行阐释，梳理在这样的制度模式下人性幻化可能的方向以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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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47
第七章 限制与平衡



教化加控制模式的巨大的不适，使我们不得不寻找更加符合人性量子特性的新的模式。在比对和衡量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限制与平衡的模式。这个模式所以成为现今最有生命力的模式，成为真正的宪政国家的体现，自然有其重大的存在理由，是经过无数代人反复试验的结果。

与中国的地理特征相比，欧洲更难于统一，各文明发展相对中国而言比较独立，无法形成国家形式和文明形式的大统一，在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形成相互之间的比对（中国只有历史的比对，没有周边大小相当的国家之间的比对），在一个国家形成的进步很容易影响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暴戾专制导致的后果很容易被另一个国家看到并作为鉴戒，这种相互的促动，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政治学上的落后，中国人自然难以避免。中国政治学中只有驾御马的技术、讨好领导的技术，而没有了其他技术。西方人在相互比对过程中，发现专制很容易导致停滞与落后，在哲学上用神启证明了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之后，最终发展出限制与平衡的政治模式（当然，应该还有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影响）。

那么，限制与平衡的模式，究竟何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呢？我们从根源上来进行一些阐释。限制与平衡的根基或是在基督教教义之中的。当初，本性天然纯正的亚当夏娃因受魔鬼的煽惑而变恶，被逐出伊甸园，于是人类的始祖背负了罪恶，自然人一出生就是一个罪人，也就是说人生而是恶的，人性因为人的始祖的缘故是本恶的。因此人生而就有侵犯他人的冲动，就有贪婪、暴戾的特性。我们后人在感激耶酥舍弃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全人类赎罪的同时，也应该时刻反省自己的罪过，乞求神的谅解。人性的这种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让人们对身边的人充满了畏惧之心，如果没有神灵的慰籍，精神很容易崩溃，同时，人们渴望一种限制别人为恶的外部力量，让那些无神论者、异端受到限制，当然要让那些赎罪不彻底的人受到限制。

在用神启证明了人人生而平等之后，进而推论出人应该获得自己的自由，也很自然，因为既然是平等的，那么我的空间我做主、别人不可干涉，自然是很正当的要求。在赋予人平等、自由的时候，必然要配套一整套保证平等、自由能实现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体现的最重大的精神就是对公众赋予的权力的监督、限制与平衡等等，确保这些权力不对个人的隐私、个人的自由进行干涉和侵犯，不对公共利益进行侵犯等等。从哲学根基上说，限制与平衡模式起因于人性本恶、平等、自由等等的理念，从实践上说是为保证恶受到限制以及平等、自由得到保障等等。而所以这种模式为当今大多数国家领受，是因为它能保证越权行为、腐败因子不被累积起来，导致社会的崩溃，是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此中优势是控制加教化模式无法比及的。

历史经验以及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证明了限制与平衡的模式是一种目前看起来相对可靠的模式，其所以能够立足必定有其足够充分的根据，但这些根据又在什么地方呢？前面说过，是人性本恶、民主、自由等等。这些根据（除人性本恶——只能说人性中包含了恶的因子）应该没有错。我们知道神启的东西是先验的，所以通过神启来证明人人生而平等，从而推论出民主、自由之类的理念，不管结果是否扎实可靠（碰巧做到了扎实可靠），其论证的大前提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必通过神启，就应该能证明普世人人平等（不同于仅仅同一政体下的人的平等，也不同于佛家的蚂蚁和人平等的众生平等）。我们从人性的量子特性出发，同样可以论证人应该是普世平等的，同样可以论证民主、自由的必要性，同样也必然得出限制与平衡模式的重大现实适用性。

人性的善的根源是伟大的母爱，每个母亲虽然多少可能会偏爱某个或某几个儿女，但整体上说，都希望所有的儿女都得到幸福，希望每个子女之间都能平等、和谐相处，不希望有欺凌侮辱现象等等，如果因为相互之间的刺激导致相互的伤害乃至杀戮，肯定是这位母亲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现在知道目前地球上所有人在十五万年前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通过DNA往前推算），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位母亲和所有母亲一样，希望所有的“子女”能平等、和谐地相处（这里的母亲已是一个有着鲜明自我感觉的感觉主体，不同与人类的始祖无知觉的单细胞生物，也不同于思维活动贫乏的猿猴）。从母爱之善，我们必然地推论出每个人都必然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命运的不同而分出三六九等高贵低贱。（我们在这里不论证和可能的外星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实行平等）。

虽然从母爱中推出人性之善从而推论出人人平等多少有些搞笑，但总比神启先验的方式少搞笑一些。也许我们从效果方面来论证更合理一些：如果不是人人平等，就必然有三六九等，有三六九等必然导致权威主义，有权威主义必然导致绝对权力，有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的积累必然导致社会崩溃，社会崩溃就必然导致对人这种动物存在的必要性的怀疑，人存在如果没有必要了，我们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了，无聊的废话了，所有的文明都是无聊的东西了。显然文明的存在、我们的话不全是废话、无数思想的在传承着等等这些现实，证明了人这种动物存在是现实的和必要的（将来有没有必要不知道，不过，将来如果人存在没有必要了，我想我们的这套理论也肯定过时了），证明了社会崩溃是不应该被容忍的，腐败是不可容忍的，权威主义是应该摈弃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可恶的，人人应该普遍平等的。从不平等到三六九等，到权威主义，到绝对权力，到绝对腐败，到社会崩溃，到人这种动物的死灭等等都是量子人性视野下的自然而然的逻辑演化，这里就不作太多的烦琐论证了。

从根源上来说，从逻辑结果上来说，都必然要求人人平等。当然，平等不必然是均等，应该是一种在人格尊严上的平等，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人人都不必然有均等的先天条件，但至少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参与与自己天赋、能力、努力相应的各种事务的机会，有改善自己先天不足的机会等等。这是我们对平等这个概念的界定。只有这种平等盛行，才能保证不平心理的最大程度的消化，免于社会崩溃因子的积累，所以平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平等中推演出自由的必然性，自由是相对于被控制而言的，在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被别人无端控制，在不损害他人，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如果还有其他额外的东西限制人们，就是一种不平等。没有正当的自由，就是一种被控状态，就是一种隐含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所以只要是人人平等，就有相应的自由；反之，没有正当的自由的社会，也可以说明，这个社会必然是不平等的社会，这个道理不必太多论证。自由和平等之间不应该有什么论战，如果果真有论战，那肯定是搞错对象、误解对方了。（如今资本界的自由是权贵资本的自由，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是伤害公正的假自由，对此类资本，自然要宏观调控了——但不能证明真正的自由有问题，而宏观调控在后果上常常伤害民间资本恰恰也证明了一种制度性的不平等导致的不自由）。最多平等和自由之争论是在相同价值体系之内的争论，而绝非像民主和专制之间水火不容非此既彼的争论。

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人是动物，当然也就没有人是神了。没有人是上天安排来统治天下的，也没有人可以像动物一样应该被牢笼、被驯化、被管牧了。但公共事物还要管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还要规范，平等要得到保证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处理？既然不可以采用体现不平等的可能会导致人这种动物死灭的教化加控制模式，那么也许只有用大家一起做主——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一切事物，摈弃专制与集中（集中就等于专制，集中与民主水火不相容），把公共权力赋予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的人，为防止权力越位，必须严格限定使用范围，用另一种或几种权力的力量进行平衡，防止权力使用失去平衡导致危害。这就是平等的理念必然会演化出来的限制与平衡的社会治理模式。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对赋予公共权力的人或机构（或者直接说对权力）进行限制与平衡根源不是西方世界认为的“人性本恶”，而是人性善与恶的各种辗转幻化，也就是各种人性的各种量子特性：波粒二像性、不连续性、测不准原理、概率性、“分身术”、 纠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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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48
一、正常状态下，人都有趋乐避苦为自己寻求幸福的要求，也有基于母性的为自己人寻求幸福的天然要求，但这种为自家人寻求幸福的善不是总和社会性的善比如公正、公益相容的，因为爱自己的孩子，而杀人无数的事实并不罕见。可见一样要防止人性善的方面，而不仅仅要防止恶的方面。要限制与平衡的当然也常常包括一家之善（比如小的贪贿并不形成大的影响，并不算社会大恶，但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贪在家人看来则是善）。所以，不仅仅坏人（坏的或恶的状态下的人）要限制与平衡，对没头没脑的“好人”一样也要限制与平衡。在基督教训诫中，把贪婪作为最大的罪恶之一。我们看来，这有些夸大其辞了，如果人人平等，那么在有人得到了高档次的物质享受的时候，其他人也都有寻求更高档次物质享受的权利。我有了房子还想要小汽车，不知道算不算贪婪？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贪婪？标准谁来定？如果说我的这种想法是贪婪，是一种罪恶，那么如果当初比尔盖茨有一种富盖全球的想法，他的罪恶岂不是滔天到枪毙一百次都不够了？！不要忘了，人人平等的意思是，我和比尔盖茨是平等的，他有权追求财富，我也应该有权追求财富，我要为我的小“贪”背负罪责，比尔盖茨一样要为他的 “贪”背负罪责。贪字，蕴涵了人性之恶，也蕴涵了人性之善，在贬义的时候用“贪”字，在褒义的时候，也许应该叫“上进”。这种“上进”私人需要鼓励，公家的人则需要限制与平衡——贪正当的钱可以，贪“污”不可以。自然性的善常常会对社会性的善造成伤害，所以，这种自然性的善理应在限制与平衡的范围之内。

二、人性之恶是存在于感觉主体与感觉对象的区别的，而不是从亚当夏娃那里带过来的。当人表现为无我或少我状态时，在身边人看起来的是一种善，当人表现为有我或多我状态是，常常是一种自私状态，看起来更接近一种恶的状态。再伟大高尚的人，都不可能彻底无我，当羞辱加大到一定的剂量的时候，“我”就会突然跳出来，表现为一种恶（人性的量子跃迁）。限制与平衡的作用不是限制、平衡人本然的恶，而是限制、平衡突然会跳出来的恶。所以要更有效地限制与平衡，应该了解这种恶的状态产生的因子，不仅限制与平衡恶产生时的各种冲动，同时也限制与平衡刺激各种恶产生的因子。比如当美国人遭9.11之难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战争本然是一种恶，这种恶是被拉登刺激出来的，而拉登之类的恶，或是两大宗教之间的暗中相互诋毁刺激出来的（不甚恰当的比喻：十字军、圣战之类的“封建残余”在起作用）。所以对地球人来说，限制与平衡美国的国策因子应该和限制与平衡美国的国家行为是同等重要的。如果说美国国家行为应该有强有力的国际力量进行限制与平衡，是因为美国人的人性是“本恶”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要限制与平衡美国国家行为，重要的还要用强有力的国际力量限制与平衡产生这种恶的因子：美国国家政策。因为我们认为美国人的人性也应该是有量子特性的，国家之恶是各种因子相互刺激导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美国人侵略南斯拉夫、伊拉克、伊朗的时候应该“大喊大叫”（在革命年代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更要在他们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在他们指认“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的时候“大喊大叫”。就像英国皇储查尔斯在穿上有纳粹标志的服装的时候，引起了整个欧洲和犹太人世界的“大喊大叫”一样。

三、人性的量子态的存在，本身必然要求使用限制与平衡的方法，最好能保证恶的因子不被激发出来，在无法限制恶的心理的产生的时候，能保证恶的行为能得到限制与平衡。在特定文明传承下，人性存在一种盖然性（概率可测性），不同文明下表现出来的人性状态必然有所不同，因为文明的因子是最容易激发人性跃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像人的遗传因素常常导致不同的人承受侮辱的能力的不同，激发的恶的不同一样），所以不仅各政治实体之间相互之间应有一种限制与平衡的作用，各文明体之间也应该有必要的限制与平衡的作用。免于文明的冲突的最重要方法，也许在于容纳地球文明的多样性，克制“普世”冲动，同时限制与平衡各文明中恶的因子为害别的文明。虽然在特定视野中，文明确实有某种优劣在，但毕竟各文明形成有着其重大的地理历史等等的根源，用武力寻求“统一”无疑就像要求习惯讲汉语的老太太，在一天时间内学会讲英语一样荒唐。在文明的相互的交往过程中，人们自然会逐渐摈弃自家文明中荒唐的东西，逐渐领受可靠、普适的东西。在文明内部没有形成强大的共识之前，强行寻求统一，只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尊重，激发人的恶，因逆反心理导致该文明中陈腐的东西的反弹。在这个世界上，要保持国家之间的安宁需要各力量之间的限制与平衡（现在靠的是恐怖——核武器的威慑），保持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不仅要道德上的宽容，更要需要文明之间的相互限制与平衡，尤其那些自认为的“先进文明”需要限制与平衡——不是限制与平衡文明本身，而是限制藐视其它文明的因子。从意识形态的冷战，到国家利益之间的斗争，到现在文明冲突的雏形的出现（如美国人对待民主国家伊朗的态度），都证明不管是意识形态、国家利益还是文明形态，没有必要的限制与平衡，都必然导致某些具有优势的势力的权力的膨胀和腐败，导致地球治理结构的混乱和地球村村民的不安。所以，恰恰就是人性的量子特性决定了各意识形态之间、各国家之间、各文明之间要和谐相处必须要有充分的限制与平衡，而不仅仅依靠道德自律。（要平衡自以为最“先进”的文明，只有创造全新的更普适的文明形态，不然力量不对等，就谈不上平衡——中华民族应该有创新文明的智力的和语言的基础，这些将在以后章节中详细阐释）。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不仅恶行应该受到限制与平衡，即使是人的善性也应该受到限制与平衡；同时，限制与平衡恶因一定意义上比限制与平衡恶行更有效；还有，为了地球村的安宁，各意识形态之间、各国家之间、个文明形态之间必然也要限制与平衡。一定意义上说，限制与平衡具有在人的“第六感觉”起作用之前（如果“第六感觉”起作用，一切没有发生的事情都已经是确定了的，那么任何手段的应用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在“第六感觉”普世之前，我们不考虑这个因素），在地球被太阳吞噬或宇宙完全冷寂之前（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宇宙好像要一直膨胀下去，直到一切冷寂），应该具有某种普适意义。

既然限制与平衡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那么在需要保证中国人这个人种的存在的情况下，限制与平衡对中国人也应该是适用的。但观照我们的文明传承、观照我们宪法精神，无处不深刻地体现着一种不平等因子，正因为有这种不平等因子，所以限制与平衡不可能真正地成为我们的模式。诟病我们的宪法也许是一种莫大的罪过，但我们诟病的不是制定宪法的人，而是诟病传统文明对制定宪法者思维模式潜移默化、不自觉的影响。不扫除不平等因子，不扫除人们意识深处的三六九等，不剔除文明中的这些阻碍因子，要建立真正的限制与平衡模式本身就会极端缺乏广泛共识这个重要基础。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剖析的是不平等因子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的形态，否则无法找到这种模式在我们生活中的精确的契入点。

一、导致不平等意识的最大的心理根源，是我们的文明传承。历史的、地理的条件导致中国人对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超常渴望，这导致了儒家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等级意识也就深入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这种意识长期积累，导致人们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天子”高入云端，百姓贱如猪狗。在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定势，必然无法使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意识有任何形成的可能。当初，曾国藩看到了太平天国宣言中称呼世界上的人都是兄弟姐妹的时候，差一点笑掉大牙：父母就是父母，儿女就是儿女，相互之间怎么可能成兄弟姐妹呢？我们现在把孩子当作朋友甚至兄弟看，已经是很平常了。自家人之间尚且没有平等的可能，何况别人家呢？因为传承的顽固，这种三六九等意识即使在革命的冲击下，也无法很快消弭，只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三六九等意识，就不可能普世平等，就有权威主义，就有特权现象，就没有限制与平衡模式可行的基础。所有的可见不可见的不平等的形态，都可以从三六九等的意识中找到根源。

二、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民族在革命的剧烈作用下，在很大的范围内普及了平等的意识。新中国的形态被许多人称为是一种“全盘西化”，表面上看，我们好像破除了等级观念，让普通大众获得了平等的感觉和尊严，但事实上，我们传统文明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意识深处的等级意识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包括宪法制定者。革命是“翻天覆地慷而慨”，既然是又是翻天又是覆地，就不是真正铲平不平，而是颠覆，是把原来在上面的阶级压到下面去，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革命（也许只有类似等级意味浓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契合中国人的心理需要——昨天你压我，今天轮到我压你了）不是磨平了等级，而是重新安排了上下等级。当我们获得了革命的胜利之后，同样区分了人的三六九等，“成分”两个字让无数贫下中农抬起了头，同时又让无数地主富农低下了头。贫下中农、地主、富农，工人、资本家，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无数的名词反映了深刻的等级意识。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为体现某些等级（阶级）的优越性，必然也会在宪法中反映出特定的不平等。如果连宪法精神都无法体现一种平等，那么要真正形成一种人人平等的全面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妨来解析一下宪法中的诸多名词。领导，意味着一种优越感，是高于他人的一种标志，有这种标志就不是平等，只有“代表”两个字才能保证平等，真正平等意味着代表和被代表，领导和被领导就是一种不平等。民主和专政，这两个词水火不容，民主意味着大家讨论，多数人决策；专政意味着把人分成敌我两个阶级，一个没有广泛阶级基础（所有阶级都参与）的决策，自然不会是民主。民主与集中，这两个词同样水火不容，民主意味着所有人参与讨论，最后决策听从大多数人的；而集中虽然在表面是广泛讨论，但最后决策是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只要是少数人或一个人决策就绝对不能称为民主——人民大众做主。如此宪法，要寻求人人平等，徒缘木求鱼而已。

我们说过，我们无意诟病宪法制定者，我们诟病的是病态的文明的传承，正因为这种文明导致的等级意识的强烈，使没有人能够脱离影响，包括革命者，包括宪法制定者，这样的宪法在当时能有广泛的认同，也不足为怪了，因为有广泛的“共识”——不是你老大，就是我老大，总归要有老大，没有不行。专制的习惯，政治智慧的低下（不同于政治斗争的权术的低下——我们的政治斗争的权术是出神入化、高妙无比的），令我们的宪法在今天看来有点好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抵只能如此，不可能有太多别的选择。（民国宪政虽有框架，简单效仿美国，但因为不适人们的心理习惯而不停地被破坏，最后被抛弃，选择马恩民粹或是过渡需要，矫枉或需过正？）

只要有老大，就会有特权，有老大、有特权就等于不平等，没有平等自然无法使限制与平衡模式有真正进入的可能，没有限制与平衡的引入，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当然更奢谈有完全的自由了。这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哪个组织的错，是传统文明中的病灶的错。文明形态影响广泛的共识，有决定性的广泛的共识影响制度建构，就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也不是诟病文明的历史贡献，我们诟病的是在遇到难题时，现在的人们常常向老祖宗寻求“终极”答案的懒惰做法——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世界和当今世界到底有几多相似啊？！

当今中国应该走出“天无二日”的时代，应该学会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满天繁星。如果说真的要太阳，那不应该是人，而是法律。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成为第二个太阳。而满天繁星当一视同仁。只有没有了领导、专政、集中之类搞笑的说法，真正的人人平等才可能畅行。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或可比较容易的引入限制与平衡的模式，许多看似迷雾重重的困局刹那间便云开雾散。比如：腐败问题，比如权力分配问题，比如社会结构问题等等。

一、腐败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那就是零容忍。既然人人平等，那么你的权力必然是通过大家认可的（具有合法性），这种大家认可并赋予了你的权力就是公权力，不是为哪个私人而是为大家服务的。既然这样，你的任何的与权力有涉的活动，为防止你有意无意地滥用权力，必须在完全可监督的状态下，权力范围必然要受到限制，权力使用必须有进行平衡的力量。只要有一点小的权力越界行为就应该能马上发出警报，进行提示和警告，而绝不会等到越过了很大的范围才发出警报。没有对公权力全方位的限制和监督，没有对权力这股力量进行有效平衡，要使权力不越界是不可能的，这是人性的各种量子特性决定了的，而不只是“人性本恶”的缘故。零容忍是必须的。没有真正的零容忍，腐败问题就没有真正解决的可能。我们不妨在来看一下如果不是零容忍会有什么样的逻辑结果。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标明可以接受礼物、参加活动的尺度，或有一系列的规定但谁都可破，或虽然有标准但没有适当力量进行监督，那么，在官员们看来，虽然过分的多拿，处理不小心是要坐牢甚至杀头的，但在杀头和可拿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的情况下，或在没有人发现的侥幸心理下，腐败度必然从不起眼的百分子一、二发展到百分之三四十，最后可能全烂光了。在腐败度百分之一二的时候身边没有警报，在百分之三四十的时候仍然没有警报，到百分之一百的时候，突然“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彻底腐败的深渊。 “认清形势”的意思，不是不折不扣，而是“把握分寸”，许多官员们往往不是认不清形势，而是把握分寸不够精确倒霉的。

零容忍的意思就是，尺度非常之明确，不用你去“估摸形势”，更不用你去“把握分寸”，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越过这个尺度的时候，因监督体系的发达，立刻就会发出警报。这样官员们就根本不必因为看到别人大把大把捞而心中痒痒（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为如何“把握分寸”而战战兢兢。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之善，而不是和官员们“作对”，是在腐败还很微弱的情况下立即纠正，而不是腐败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才发现，然后枪毙了事。

当然为体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必须在法律上，真正地从限制与平衡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开始，否则，还是无法体现一种真正的平等。反过来，没有平等，真正的监督就无现实的可能——敢监督我？不想想谁老大？！

二、当人人真正的平等之后，权力如何分配也就不成太大的问题。就是各种权力应该巧妙地作用，很好地平衡，同时流程顺畅。权力的分配和切割也许应该符合几个原则：权力拆解科学合理，严格界定权力范围，权力分配清晰稳定，绝不可重叠；所有的权力的使用必然要有一个完整的监督的权力体系相配，对任何越权行为都能及时发出警报，包括公车私用、让公家配的秘书为自己做私事等等“小事”；“分内”的权力运用顺畅，不受干涉。（如：阿扁腐败却怎么样也赶不下台，搅乱了台湾社会，是权力切割不科学，分配不合理——如司法不独立之故；再如：泰国民选政府竟然屡屡被军队赶下台，恰是行政权和王权分配不合理之故。这些皆可为我们鉴戒。）

三、既然人人平等，那么社会结构的设计，必然要考虑所有阶级的利益，把所有人放在相同的标准中进行衡量。结构的合理性体现在任何阶级都没有权力傲视其他阶级，底层民众有公平的机会升到高层的阶级，高层阶级也应该有下行的通道，国家领导也应该为自己可能的错误负责，应该可以“流落”到底层阶级去——国家领导人是人，不是神，底层民众也是人，不是牲畜——体现的正是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可以很容易舒解社会性不平的积累。

美国国家意识的三六九等，不停地刺激着“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的冲天怒火，不对美国国家行为和国家意识的有力的限制与平衡，无疑还会引发更多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愤慨。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自信自满，导致对其它国家、其它文明的不自觉的藐视，根源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形成对彼国国家行为、文明形态的限制与平衡。

在真正实现平衡的国际力量中，目前最有力的国际力量，前景最看好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以及正在进行伟大创新的中华文明。但要使我们民族的崛起不戛然而止，必须首先要平衡我们的意识——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否则不用说文明的创新可能会失去安定的基础，表面的实力的持续增长也未必可期。因为没有人人平等的意识的真正落实，就不会有限制与平衡模式的契入处，而没有限制与平衡，要始终保持社会不失去平衡和安定也是不可期的。彼时，不用说用国家实力和文明创新去平衡美国有无可能，就算安定的生活我们可能也无法保证。

没有中国内部的限制与平衡，从长远看也许就没有整个地球的限制与平衡，这是应该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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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48
第八章 道德与伦理

   

千万年来，人们总在寻求着安宁的生活，在获得安宁之后寻求健康富裕的生活，这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每一个人心态平常的人的自然要求。如果绝大部分人寻求的是混乱和不幸，那么，这个星球上的智能生物——人类也许早就不存在了。仅仅现在有六十多亿人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并都努力寻求着发展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人类天然是需要寻求幸福的。但在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更多的尊严的过程中，经常因为利益的、情感的因子相互不协调乃至直接对立，激发人性的量子跃迁，导致相互的摩擦、冲突乃至大规模的屠杀，因人与人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而常常导致了幸福感的缺失乃至消亡。在人们最终无法怀疑人存在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在末世和乱世人们必定怀疑过，但只要还有人存在下去，不想死绝，必然不能再怀疑人存在的必要性），必然要重点考虑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无法求得幸福的感觉。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社会学理论、学说的重大目标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配置。道德和伦理，就是不同于控制、平衡和限制的较少强制力的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配置。

道德，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伦理，就是关于道德价值的体系或学说（本章标题“道德与伦理”，等同于“伦理道德”的称谓）。不管是控制还是限制与平衡，都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如果没有一种共识，控制就会失去人心的基础，同样，限制与平衡也会处于不断被破坏的状态。要形成共识，如果没有一套很好的伦理标准，不形成共同的道德价值标准，并最终得到很好的推广和传承，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伦理道德标准至少是形成共识的必要条件。

简单地说，人生活在一个群体中，要适应这个群体的生活，必然要适应大家认可的东西，你的行为适合大家认可的东西，人们就会说“好”或“是”，如果你的行为经常违反大家认可的东西，人们就说“不好”或“非”，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就可以理解为一种道德的标准。经过长期的积淀，此种道德意识逐渐刻入了人们的基因之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一般情况下，顺着这种意识不会感到痛苦，违背了这种意识往往会感到痛苦。当然，在人的恶被激发的时候，也就常常是破坏道德标准的时候，只有破坏才能领受一种宣泄的快感。

伦理道德的作用，不管标准如何千变万化，最终为形成共识提供重要的基础，在共识的作用下，形成整套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或控制或限制与平衡等等。伦理道德的提出，规范了人们的所思所想，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在整体上协调整个社会，使社会免于堕落和崩溃，这是一种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来配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法。要使某些人提出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灌输到本然无太多意识的人心中（当然遗传的作用，可能会使某些标准更容易进入人们的意识中），大部分情况下要借教化的作用（传统中国通过科举制度把人吸引进来，从而影响不“知书达礼”的人；基督教世界通过神甫、传教士影响大众的意识）。

然而我们分析过，我们知道教化的作用是孱弱的，道德在量子人性面前往往没有太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各种社会都有各自的伦理体系，却总难免于腐朽、混乱乃至崩溃。道德的作用在形成共识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对社会长治久安的作用却未见得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只要是人为提出来的伦理体系，都有相应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以不变的伦理体系套用变化了的现实世界，常常违背量子人性的重大作用，或因伪善无法感染真善，甚或因伪善激发出大恶来。不适的伦理道德标准在整体上会将人性搅扰幻化到什么样的状态，通过人性的概率可测性，我们或可判断一二。

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传统中国人因为对乱世的恐惧，所以宁愿缺失尊严，也要求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全是人几大需求中最基本的需求，这是在心理学中被广泛接受的原理（马洛斯的需求理论）。我们分析过，因为古代信息技术落后，信息的传递靠口口相传，后来稍微发达一点，皇家利用驿道上传下达各种信息，但对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危机反应仍然非常迟钝，就算勉强有某些“危机应对机制”的苗头，也很难起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灾害是老天所赐，我们只能领受，在对待社会危机方面，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也许是防患于未然，防社会之祸其实就是防人心的激变，防人心激变最关键的也许就是规范人心，规范人心就要教化，从小时侯就开始教化。教化人心必然要有一套标准，传统中国人的标准就是儒家提倡的伦理体系。

儒学把“人人可以为尧舜”这块诱人的大蛋糕放在人们的面前。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从个人修养到治平天下逻辑。儒学的逻辑是这样的：“尧舜”们的重大任务就是治平天下，而要平定天下，必然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国家有了实力才可能去平定天下；而如果你连自己一家都摆不平，你就没有能力去谈治国；而如果没有必要的自身的修养，你要摆平自己一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你要成就尧舜般的大业，必然从修养自身开始，修养自身首先要规范自己的行为，然后才逐步影响到自己的心性。儒学规范人的心性，是从规范人的行为开始的，就是所谓的“修身”，比如一整套的礼仪、礼节，比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等等，通过礼仪以及音乐的作用来使人心受到熏陶，从而改变人的性情。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关于礼的一系列规范，就是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伦理道德体系。

虽然有仁、义、理、智、信的说法，但很明显这种说法所指向的是一种非常之偏颇的道德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必然要求人们培养成的心性是：对领导和长辈服从和孝顺——有孝而无顺不是真孝，不管领导和长辈如何不仁，对他们只要带个“逆”字就是不道德；安分守己——不明白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也是一种不道德；讲求义气——只要是自己的兄弟，如果受到了伤害，必须挺身而出，承担义务，不管自己的兄弟是否罪恶滔天——对兄弟是小义，如刘备为关羽报仇；对国家是大义，如法西斯国家的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效忠。

其它的如仁、理、智、信都是义的附加，在义（对君父的忠孝就是对国家的“大义”）面前，仁、理、智、信都缺乏分量。在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邪恶的还是正直）之义的面前，人们可以牺牲一人一群一方的仁，可以牺牲朋友的信，可以牺牲自己的独立判断，不动脑筋盲目服从国家、民族的需要（不管代表国家、民族的是谁，国家、民族的需要是否合理）。在这样的伦理道德标准下，在自家人看来的一个道德高尚、行为规范的人，在别人家看来却常常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战犯。一个不抽烟、不酗酒、不玩女人的人，对属下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人，应该是一个行为操守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人了吧？可惜的是希特勒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据说日本战犯中行为规范、“品德高尚”、“清心寡欲”、下属敬服的也为数不少（也许，不如此“表率”，日军就不会有战斗力）。

我们可以说，儒学从修身养性到治平天下的逻辑是非常之混乱的。按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修身养性”，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必定是恭敬、温顺的，但历来的开国皇帝们，都有扫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绝对没有一个具有恭敬、顺从的性情，而是以残酷的屠杀，血腥的暴力对别人进行压制的。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我们可以轻易地明白，修身不必然能导致性情的修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过度的克制与忍耐，有时不是增加自身的修养，而是增加自己的仇恨，仇恨埋藏在胸中，哪里来修养？！能养性也未必能齐家，一个温柔恭顺的人，未必能为自己家族、家人求得幸福，常常是具有进取心、有棱角的人，而不是温柔恭顺能获得社会认同，能收获地位和利益。能齐家同样未必能治国，因为家国之间不经常是相容的，有时利益常常相背，要治国常常不能齐家，要齐家有时也会损害公益、损害国家利益。同样治理国家头头是道，打仗却一塌糊涂的大有人在，在必定需要用武力平天下的时代，平天下与治国家常常是两套全然不同的思路。唐高宗在领受儒家仁德教育的同时，必然失却唐太宗的英武，这是儒家道德教育的必然结果。先有平天下，再有仁德教育是可能的，先学仁德，再平天下，是非常荒谬的逻辑。修治平天下的理论，中国人竟然相信了几千年，真的很好笑。在侵略者面前，绝大部分中国人温顺地领受屠杀，不能不说是儒家道德教育的重大成就。同样，对自己的“面子”的极度敏感，如对下属、子女或“地位卑微”的人对自己的权威、“智力成果”的不尊重的愤怒，要求自己的女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等，也都是这种道德教育刻入了遗传基因一直遗传着的结果。

在孔子的学说不可怀疑的氛围下，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只会病态的发展，发展到最后，就是规范臣子女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道德标准彻底地固定了下来，鲁迅在比对了西方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后，总结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标准就是两个字“吃人”。吃人，我们的理解是，把弱者全部吃光了，或者把弱者送给强盗们吃。

以人人平等的眼光看，中国传统道德标准中尊敬长者、领导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对弱者的不尊重，对弱者和强者的区别对待，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最不道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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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48
与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标准相比，由基于神启的人人平等思想演化而来的一套伦理道德标准似乎要“道德”一些。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教化模式，对鳏寡孤独的怜爱等等都体现出一种与儒家社会截然不同的伦理道德体系。

以平等、博爱作为标志的伦理道德，客观上要求人们看待在神之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在神的慈爱的影响下，基督教世界总有一种普世精神，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明白神的全能和慈爱，在敬神的前提下，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在神无处不在的关注中，人们有着很强的自律性，耍弄与自己一样的平等的人常常就意味着藐视神的尊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神的存在，基督教世界的人体现的道德常常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诚信。

这样的道德体系的优势是明显的，不会导致“估摸形势”、“揣摩人心”之类的智力的发达，因为这些手段的应用，在全能的神的眼里，都是雕虫小技，就算能耍弄一时，也迟早会被人看穿，所以没有太大的意义，尤其在强大的实力面前，任何的手段的使用都等于花拳绣腿（就像面对美国人的“炸弹之母”，萨达姆就算把孙武、诸葛亮请去也没有用）。人们把过多的精力从相互之间的耍弄中脱离出来，转而探究神为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中国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权力斗争（传统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常常只看谁糊弄人的功夫好——尤其是如何糊弄领导），对大部分西方人来看，没有什么吸引力。西方人通过竞选方式进行的政治斗争，在民众看来更像看电影，是一种娱乐（比看阴谋诡计有趣多了），而不认为是你死我活争老大的斗争，谁如果耍弄手段必然会导致舆论的全力讨伐。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一直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事情，可能还要再过一百年才能成为大众的娱乐。当今西方世界非常反感的“中国人的那一套”，一定意义上是东西方道德标准差异的一种体现，“中国人的那一套”也许是我们无意识的反应，是刻入我们思维的一种道德习惯。

在平等、博爱方面，西方的道德标准比起传统中国重视等级的礼教更容易净化人的心灵，因为它更容易普遍地感染人性中善的一面，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神启的。平等、博爱是很难施与不敬神的无神论者和敬奉他神的异端的。当无神论者或异端亵渎了全能的和无比仁慈的神的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这种羞辱感必定会激发恶，在这种恶的支配下，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宗教纷争和宗教战争。在对待异端，在对待无神论者的时候，西方提倡的一套平等、博爱是非常之局促的，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国似乎宽容多了（儒家讲求中庸，不走极端，深入日常生活，很少先验的东西，很少与经验发生冲突，所以不太担心“丢脸”，所以能包容佛、道两家——而基督教原教旨在日心说面前、在进化论面前颜面失尽，自然愤怒异常了）。西方平等、博爱的意识所以很难深入大部分中国人的意识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不宽容（比如视祖宗之灵、万千神灵为魔鬼），拒斥了无数喜欢中庸的中国人。西方的道德标准因为其根基有问题（到了中国一推就倒），很难熔进中国的普遍的道德标准中。

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很难有伦理道德可以言说，因为革命只有充满仇恨，充分激发、鼓动起人们心中恶的因子，才能激发足够的勇气去牺牲自己，和敌对的势力进行斗争，革命是充满着血腥的。总体上说，新中国得以创立与巩固的革命要始终保持必要的活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必然要维持人们胸中的一股仇恨之气，只有树立一些敌对的阶级和敌对的势力，仇恨才能保持，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保证人们的战斗意志不衰竭。就这种以无产者利益为最终归依的革命来讲，只要认为等级意识还存在，特权阶级还时不时地冒出来，人们就会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和充沛的战斗力，不然，稍有懈怠，敌对阶级的复辟就是转眼之间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说，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有其道德标准，我们或可描述成：平等、勇敢、坚韧、勤奋等等精神就是一种道德，不平等、怯懦、慵懒等等就是一种不道德。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残暴，这应该是在革命状态下，最自然的道德宣言。如果用本然的真正的平等通过革命的手段来理顺我们这个传统文明传承异常顽固的民族，从目标的终极性看，应该是一种道德和善的标志（道德的现实的合适的标准我们将在下面的篇幅中探究一二）。但正因为传统文明传承的顽固性，“老大”意识的根深蒂固，就算革命者在得到了政权以后，也无法保持真正的平等，宪法中体现的阶级之间的三六九等，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传统文明的重大影子。“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中国人偏激狭隘的政治智慧，使革命者都受到了影响，“领导”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就算心中没有做“领导”的想法，但身边会有无数的人要你做“领导”——国不可一日无君），三六九等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因为有个革命的重大目标，同时又有中国本土的传统的潜在的影响，而呈现一种模糊不清的形态，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基督教世界的伦理道德标准一样无法为我们提供现实的可借鉴的道德标准的模型。基督教世界的伦理道德因为基础的不牢固，无法为中国人领受，儒家伦理道德已经被革命冲击的七零八落，想恢复“本来面目”困难重重（除新儒家外，没有人愿意回到君臣父子的意识形态中去），革命也无法提供适用的道德标准，在如此众多的困扰之下，当今中国便呈现出一种不知道德为何物的社会整体现象。对错如何区别，是非如何界定，一片模糊难辩。道德标准到底在什么地方？如何寻找时代的伦理准则？人们多少有些茫然无措。

不过，人们对一些现象的愤慨，多少体现出人们的一些是非观和道德理念。只要不在局中，没有人会认为下面的现象是“道德”的。

血煤，带血的煤。无数小煤矿的矿主和入股煤矿的官员也许会有这样的认识：每一个在挖煤的国家都有百万吨死亡率这个说法，说明煤矿死人这些国家都有，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死几个人是无法避免的事，挖煤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死人呢？做什么事情都有代价嘛！幸运的是，除了这些利益直接相关者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局外人会认为矿工的遇难是一种可以原谅的事情，因人为的原因导致矿工遇难必然就是不道德的。在起码的生存权上，绝大部分人应该还有是非、对错的道德观念。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无条件尊重人的生命权，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应该是大部分人的重要的道德标准。

足球界的一些现象：假球、黑哨、球霸等等。充斥了足球界的这些乌烟瘴气，令中国足球陷入了炼狱般的折磨。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少年，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只见脾气大有长进，难见球技有什么长进；堂堂13亿人口大国的球队竟然想从世界杯小小组赛中都胜出都困难重重；只见球员们对裁判有脾气，不见对球门有脾气；也许只有引进外星球员，13亿人口的大国的球队才可能战胜只有千把万人口的欧洲国家的某个俱乐部队。如果说在足球界内部，你假我假大家假，你黑我黑大家黑，你霸我霸看谁霸，这种现象因为太普遍了，导致了感觉的迟钝，感觉不到有什么不道德，是因为在局中的缘故的话，那么，局外人如果再觉得这不是不道德的话，中国人就是对自己球技的认可了——中国人就是劣等，不如日本、不如韩国、也不如西亚球队——不要忘了，这些国家的国家队也好，赴欧外援也好，都有或曾经有中国无法相比的成就。问题是中国人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所以中国人，至少足球界之外的中国人必然认为假球、黑哨、球霸是不道德的。

学术腐败。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成了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某个“共识”后，界内的是非观已经一片狼藉，“复制”、“粘贴”已经成为取得学术成果的捷径，剽窃可以用“引注不规范”来推脱，为争取项目资金可以不择手段。如此氛围要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恐怕会越教越会剽了（当年，孔乙己说：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是“偷”呢？应该说是“窃”。今天孔乙己的理论又有了新发展，不能叫“窃”，应该叫“剽”，“窃”不如“剽”文雅）。学界如此不堪，如何能成为国家的智库，不祸国殃民也许已经不错了。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东西被人偷了是件愉快的事情；也很少人会认为，靠偷窃会使国家创新能力提高。学术腐败和偷窃抢劫一样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应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共识。

医疗腐败、教育不公。当医疗制度进行全盘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决策者无意中选择了一个非人化的方向。救死扶伤和利益挂钩之后，医疗机构常常通过别人的“死伤”来赚钱，制度对腐败的非零容忍，最终导致住院两个月五百万元帐单这样的奇闻出现（一个病人一天竟然可以输进几桶血浆！在医疗方看来，不“杀”国家的钱——病人公费医疗，是无法体现利益实体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的）。当救死扶伤不是目的的时候，就成了手段，是赚钱的手段。而教育改革的市场化倾向，导致寒门学子虽然成绩上可以大大超过“朱门”学子，但实际受教育的机会却大大低于“朱门”学子。在最不应市场化的地方如教育、医疗进行市场化，市场规律就在百年树人和救死扶伤上起作用，虽然局中人因钞票在手和“大家如此”而很大程度上泯灭了是非感、歉疚感，但需要供养儿女上大学、需要经常看病的无数底层“小民”感到痛苦，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医疗腐败和教育不公是不道德的。（在资本等诸多领域只有市场化才能激发活力，并不能说明需要在教育和医疗上市场化才能激发活力，迟早教育和医疗必然要国家买单——教育和医疗国家买单，这应该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人物最能攫取“选票”的承诺。）

十晕会（十运会）。十运会看得人们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所就叫它“十晕会”。充斥无数角落的私下交易，使比赛变成了一种对观众的耍弄。在内部人看来，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不为？！但当比赛变成一种预定的表演之后，就像足球界一样，观众最终只有通过冷淡你来提出抗议。观众买票看比赛，这本质上和买样东西吃一样，都是一种消费行为，如果你吃了东西拉肚子，你肯定对卖东西的人愤怒异常；同样，看了比赛虽然不会拉肚子，但看了伪劣假冒的比赛，呕吐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恐怕也是观众受不了的地方。除了便秘患者治疗需要，没有人喜欢上吐下泻的，所以，我们可以基本肯定观众是不喜欢看假冒伪劣的比赛的，所以除了与比赛有涉的人除外，没有人会认为比赛中让人“晕”成分是道德的。

绝大部分人都是某“界”内的人物，不可能完全不受界内风气的影响，父母受身边环境的影响，孩子受父母、老师、身边的孩子的影响，大学生受学府各种风气的影响，任何的教育都无法脱离环境的重大的“身教”作用，理论上的说教，不仅因为存在道德基础理论的局限性问题，更常常因为与周遭环境的巨大出入而流于无用。

环境的改观非朝夕可以成就，但伦理道德的标准必须是可见的，不然大家都默认了环境的“合理性”，就失去了改变的方向和动力。我们尝试做些描述，这样的描述难免会挂一漏万，只及其一不及其二其三其N，但通过对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的分析，人们对道德的标准应该有可能是暂时的但很重要的共识。

一、首先人的生命权必然要得到无条件尊重，这应该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不应以任何的所谓“市场规律”、“代价”说，藐视人生命存在的根本重要性。任何对人生命的不重视，都是最大的道德缺失。在这个问题上，任何草菅人命式的所谓的“效率”都应该踢到九霄云外，也许九霄云外还不够，应该踢到银河系之外。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个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那么长期下去，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指向的必然是乱世和末世，在人的存在都要怀疑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包括所谓的文明存在的意义了。

二、平等是一种道德，三六九等是一种不道德。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三六九等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的崩溃和最终对人这种动物存在必要性的怀疑。只要人们认为人是不平等的，就必然有一种优劣的感觉，优势者常常通过比对劣势者获得快感，有比对难免就会有藐视，在有藐视的情况下，不用说人的尊严会不平等，甚至人的生命权也常常会不平等。在血煤事件的矿主、涉案官员们看来，矿工的生命是不能和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算几十上百个矿工的生命加起来，也没有自己的生命“宝贵”，在潜意识中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不平等意识，导致安全措施的贫乏是必然的，如果矿工们都是自己的亲兄弟或亲生儿子，恐怕倾其所有也要把安全措施搞好。如果真正的有了平等的意识，当今官场级别高的就不必老是摆出一幅正襟危坐的样子（儒家认为的“君颜”——保持威慑力，也就是要用表情和姿势体现出自己的权势，以吓唬下面的人），级别低也不必胆战心惊老是要观颜察色，大家都既然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的不同，相互之间就不必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令外人笑话了。搞得大家都紧张兮兮的，失却做人的乐趣，不见得是一种道德的体现。如果打通了人们上进和下行的通道，从政的乐趣也许不必通过争夺建立在别人“低”之上的“高”的感觉来获得，上进下行心无挂碍，此时为官，也许会少很多命运被人控制的忧虑感，有命运操之在我的踏实感。同时，平等如果能畅行，寒门学子在面对朱门酒肉的时候就不必总是黯然神伤，贫家病体也不会总积病成患、因患弥贫。

三、对人尊重是一种道德，耍弄人的智慧、对人的羞辱是一种不道德。尊重，这种道德，是从人人平等中必然推演出来的。人人平等的最高体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各阶级之间的尊重、贫富之间的尊重、强弱之间的尊重、老幼之间的尊重、男女之间的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尊重等等。与一般动物不同的是，人在满足了安全的需要，满足了温饱的要求之后，必然还需要做人的感觉（不是做动物的感觉——我说的是猪狗类，不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大熊猫的面子比一般人多多了，唉！）。当做人的感觉被刺激之后，必然会生出巨大的愤怒，刺激出无数的恶的心理，常常指向恶的行为。假球、黑哨、球霸、十晕会是对球迷、对观众的巨大羞辱，是对观众做人的感觉的刺激——你们把球迷、把观众当人看了吗？！是当猴子耍吧？！中国古人对长辈对领导的尊重，这确实是一种道德的体现，但对弱者的藐视羞辱甚至随意处置，我们应该理解为一种道德的败坏。对长辈需要尊重，对孩子一样需要尊重（不是居高临下的所谓“爱护”，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道德）。尊重更体现在对人智力的尊重，不因为自己的位置比较高，就教人一些做人的“道理”，这本身就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我比你更懂做人。凭什么说，某人比某人更懂得“做人”？在等级秩序严明的官场的竞进之道？在学府学习如何“复制”“粘贴”？是这些做人的方法吗？嗨！不学也罢！如果以尊重作为重要的道德标准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学得越多，道德无疑就越败坏。

四、道德还是一种制度的建构。且不说如果从制度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等级是一种不道德，不完善的制度建构，限制和平衡非常无力，这样的制度建构也是一种不道德。从足球界到学术界到再到十晕会，都体现了一种制度性对腐败的非零容忍的社会性不善，正因为有这种不善，导致这些许多领域的道德缺失。一种制度维护特权肯定是一种不道德，一种制度没有自动除腐功能，同样也是一种不道德。一个腐败无法解除的社会，如何能身教出平等、尊重等等真正的道德。任何的言教要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廉洁的社会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制度之不善，常常会指向社会的崩溃，从这个角度看，制度所隐含的或正或负的道德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

五、真正的道德也许还是一种文明的创新。制度的改进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而社会的共识不应也无可能建立在从古墓里发掘出来的东西上，不应也无可能简单地建立在美丽幻化的西洋景上，因为古墓里的东西是时空错位的，而西洋景也常常水土不服。没有办法，只有重大创新才可能找到适时、适地、适事的共识。也就是说影响共识的文明需要重大的创新。试想，如果大家都认可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在儒家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必然导致权威主义，导致平等、尊重（以及由此演化的幸福、快乐等等）等基本道德离开我们越来越远，领导越来越“威严”，下属越来越会观颜察色，腐败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道德永远趋向堕落。如果大家都认可了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什么道德标准，产生了相应的共识，同样会有基于量子人性的各种后果，通过人性的演绎和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件的归纳，我们不难做逻辑推论，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里不再赘述。

根据上述的粗浅的描述，我们或可一定程度上总结我们需要的伦理道德标准的一些形态：道德的底线是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的尊重。道德的基本准则必须包括：人人平等和普遍尊重，以及由此可以推演出来的幸福、快乐等等。宏观层面的道德应该是保证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人人平等和普遍尊重得到最大程度畅行的制度建构（对腐败的零容忍是制度应有的起码的道德），以及能促进制度善化的共识的形成、促进共识形成的对文明的重大创新。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49
第九章 语境的改造

   

语境，简单地说，就是指语言环境，指话语或文句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语言文字是思想交流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工具和必不可少的媒介。语言文字正因为常常蕴涵了一定的思想内容，必然对对人们的意识产生重大影响。特定的语言文句（用“文句”代替“文字”也许更适合一些）常常指向着特定的思维方式，特定的思维方式塑造着特定的人的性情，特定的人的性情塑造着特定社会环境，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着普遍的共识，共识的形态一定意义上就是文明的形态。所以，反过来或可以说，要创新文明形态，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普遍的共识，要改变普遍的共识，就应改变社会环境，要改变社会环境，就必须重塑人的普遍性情，重塑人的性情，必须改变人们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改变思维方式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语言文句和语言文句必然会塑造的特征，或者应该说是改造语境。

这样的推论或许算不上逻辑很严密，但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是合理的，不然就无法解释现今不同语言圈中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汉语有汉语的文明形态，拉丁语有拉丁语的文明形态，阿拉伯语有阿拉伯语的文明形态等等。虽然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塑造的社会环境只是众多影响文明形态的因素中的一个，但无疑也是很重要一个。

语言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行外人士，对语言的理解，我们无能也无法在短短的篇幅中展开，通过语境这个视角进行观察，我们肯定不如语言学家看得清晰，但另一方面，我们配之时间动态空间动态的视角转换的方法进行观察，有着执泥于一个两个视角的专业人士无法比及的优势，也就是不会陷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语言学家们常常因为自己语言中的优势而推论出自己文明的优势是很常见的事情。自然每一种语言都有其优势，同时也可能蕴涵了致命的缺陷，尤其是语言文句所蕴涵的意境，对人意识的影响等等。

与某些独立的视角相比，量子人性的视角也许应该用量子人性的视野这个词组更适合一些，因为这个视野从不摈弃任何可以利用的观察方法：动态的、静态的、高远的、细致的，有时用哈勃望远镜，有时用电子显微镜，我们借光子、电子进行观察，同时也不摈弃证明有效的心理暗示法，等等。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语境无疑对人性的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们在围绕对我们有重大甚或是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汉语言，展开阐释，在不太深入地了解我们语言的由来的基础上，了解它的某些优势和缺陷，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如何形成了无数的既成语言——成语、俗语、名言、“警句”等等，这些固定的语言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在语言的作用下，如何又固定住了我们的文明形态的，这样的文明形态又如何与外来文明共熔的，有些不适的东西在语境的作用下，何以总是熔不了、化不开，为何改造语境必然是创新文明形态的重要方面，那么语境又如何改造。因为对语言的专业知识的贫乏，难免有胡扯的嫌疑，我们没有教化民众的野心，只想为大家展示一片风景而已，量子人性视野下的一片风景，风景毕竟只有美不美之说，没有对不对之说。

中国古人最初把文字刻在了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上，我们称作甲骨文，最初的文字就是一幅幅图画，比如用太阳的形状代表太阳，用月亮的形状代表月亮，不知什么原因到后来越变越方了，现在没有人会在写“日”字的时候画一个圆圈再在里面点上一点，在没有办法全用形状来表达意思的情况下，就创造出许多其它不是表达形状的字（象形字是画的演化，形声字等是创新）。

在比对中国的文字和拉丁文文字、阿拉伯文文字等等其它文字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虽然中国书法中有狂草，但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在给皇帝写折子时是用狂草的）。文字从圆到方，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资料推断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但这种文字形态，我们或可大致判断会对人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做人要清清爽爽、堂堂正正、各安其位，没有规矩绳墨，就像文字写得不规矩会使文章看起来一塌糊涂一样，人们不服从统一安排，不修饰自身，就会导致混乱，等等。

当然，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在绳墨规矩的过分的压力下，会激发破坏规矩的冲动，狂草，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种绳墨规矩的破坏，是对一本正经产生的压抑的一种宣泄。书法艺术和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一样，也应该是一种情感的标志，或是情感的寄托，或是情感的宣泄等等。

对方块字本身的了解就到此为止吧，知识实在浅薄，再深入下去，恐怕要露马脚了。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分析由这些方块字组成的各种语句，这些语句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等等。

在中国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习惯，没有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年代，常常就是混乱的、民生痛苦的年代，而只有中央有绝对的权威，控制严密，这样的社会或可获得太平的景象（如开朝时候的强控制导致的“盛世”）。这样的“共识”最终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共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惟有儒家的意识形态很好地契合了这种“共识”。所以，汉语语境其主流上，就是儒家创造的各种语句的语境。成语、俗语、名言、“警句”等等，基本是在儒家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其他的意识形态如道、佛的语句所指的语境，也有着不小的影响，但影响所及只限于不与儒家起冲突的地方，是对不得志者、对无助的百姓的精神抚慰，不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分析传统中国的语境，只需要分析儒家语句对应的语境就基本可以推演出会有什么样的主流文明形态。当人们只能无条件地承认孔子的“圣人”地位后，只要孔子曾经说过的话就是真理，不管孔子的话如何荒谬。荒谬的话，自然会对应荒谬的语境，在没有外部文明进行比对的情况下，看不出荒谬，但只要有比对就难免显示荒谬之处。但事实上，只要不敢怀疑，就只有病态的传承和发展，就无法改变荒谬的语境。

在我们找不到系统的方法，对儒家语句进行全面分析的时候，只能例举式地来分析儒家语句所衍生和反映的世界的特征。

理解孔子的某些性格特征，或许对我们理解他的语句，理解他的这样的性格会形成什么样的人际氛围，从而形成什么样的环境特征，有些帮助。我们或许可以从下面几句话中体会出孔子的某些性格特征一点来。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首先，我们来分析君子和小人两个词的所指，君子开始是对握有权力的人、贵族的称呼，后来更常用的是指品德高尚的人；小人开始是对地位低下的人的称呼，后来是对品德不那么高尚的人的称呼。孔子（也许孔子以前就有人这样区分人，但孔子用的特别多）频繁使用君子、小人的说法，贻害这个族群不浅，只要心态基本正常的人都希望别人称呼自己是君子，讨厌别人称呼自己小人。但以量子人性的视野来看，君子、小人只是人性存在的不同状态而已，与人“本质”的好坏（本质上有善有恶、善恶幻化）无关，把人人为区分成君子和小人，明显无端恶化了人际关系——你说我“小人”看看？！用小人和君子这两个词来区分人，是莫大的谬误（如果中国外交辞令中出现像美国人的“邪恶轴心”一样的“小人国家”，恐怕中国迟早也会遭9.11）。毫无疑问，孔子自认为是一个君子（如果自认为有某些“小人”的因子，反倒会显得他的大度），可以想像，如果有人说他小人，肯定会非常生气（虽然他说“吾少也贱”，但六七十岁的他，不可能还是个小人，如果是小人，他的修身养性的学说就彻底破产了）。君子的重要标准是之一是“讷于言而敏于行”，也就是“少说多做”，这也许可以说明孔子应该是一个不善于辩论的人，厌恶那些高谈阔论、花言巧语、口齿伶俐的人。但我们知道，“少说多做”这在一定的情境下是对的，也只是少量的情境下是对的，比如在这样的情境下：我适应我的做的事，而且不需要太好口才，没有委屈，不需辩白，那么“少说多做”应该没有错。但换一个情境就会面目全非，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当初在朝鲜的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时，我们的谈判代表如果学到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精华，嘴巴笨拙，三言两语不合，就必定会对美国谈判代表付诸行动，拳脚相加——君子动口不动手，好像不是孔子说的——果真像孔子说的那样，恐怕停战谈判到现在也不会结束。

孔子既然害怕与人辩论，对那些口吃伶俐的女人和“小人”，自然无可奈何了。可以想像，在嘴巴像机关枪一样厉害的女人面前，他只能像个傻瓜一样“讷于言”了——孔子最可能的表情是：目瞪口呆，面红耳赤。在嘴巴尖刻的“小人”和女子面前吃了亏，于是就果断的下了一个结论：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也许是某种宣泄吧，为平衡在“小人”和女子面前吃了亏的不平心理。对待“小人”和女子的正确态度，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或包容或反驳，再不然，就溜之大吉（辩不过就不要傻乎乎站那里受气），而不是“难养也”。

孔子应该是一个表情木讷，反应不快，容易生气，表面谦恭实际不那么大方的人。这也是后世许许多多正宗的儒生的形象。

自以为“正直”的中国人一直喜欢以君子来定位自己，以小人定位和与自己作对的人，许多地方今天还在沿用。同时，相信“女子难养”，就是要求女人不要太会说话，不然驳了男人的面子就不太好了，迷信孔子的这句鬼话，自然就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德者，得也，得小气、木讷之男人之心也。

孔子的性格无疑影响着他的学说，他的学说影响着无数代中国人，只要不能怀疑、不敢怀疑，后代儒生就只能是孔子的影子。孔子有什么样的性格，后代儒生差不多就有什么样的性格。通过儒家的语句我们还可以穿透传统中国的许多特征。

内圣外王。

这既是传统中国人面前的大蛋糕，也难免是新儒家面前的大蛋糕（目前最难安心学问，最具入世参政渴望的学派中，也许数新儒家最强烈——虽然他们要求别人安分守己）。但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中，这仍然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哲学精神。我们在前面一章《道德与伦理》中已经指出了修齐治平的逻辑混乱，在这里不再赘述。且不说内圣不必然外王，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圣人”，凭什么认为人们各自认定的“圣人”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如果说孔子是“圣人”，那么为什么从五四运动到“文革”批林批孔，孔子何以如此受诟病？如果说我们的开国领袖们（领袖这个词其实也指向不道德的语境，这里我们姑且沿用）是“圣人”，那为什么虽然他们心底有强烈的强国富民渴望，但辗转幻化利用各种手段总无法找到真正的强国富民的路径？如果说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孔子、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开国领袖们不是“圣人”，那么谁又是“圣人”呢？！

“圣人”或许可以理解为完美的人，但完美的标准又在什么地方呢？在永远无法解除这些困惑的情况下，只有否认“圣人”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都难免喜怒哀乐，只要测量用的善恶“剂量”够大，都能被感染被刺激，从飞机上摔下来基本上都要死，所以不相信“圣人”的存在，也许就是最合理的态度。而“外王”以我们的眼光看，明显就是强行把人分成王者和被王者（被控制），必然是一种不平等，也就是一种不道德。“内圣”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是无可能的（标准况且无法统一），而“外王”就是一种巨大的不道德。中国学子被“内圣外王”欺骗了几千年，乃至今天仍满目思想者“圣”情满怀指点宇内。我们不否认修养对个人性情的影响，学习理智处世，克制冲动等等都是与人相处的美德，但如果仅仅靠修养，靠道德自律是无法保证你在入世过程中不受到别人的伤害的，限制和平衡所有可能会引发伤害的因子才是社会大化的根本。

跳出“内圣外王”的强大的磁场，或许才可能平等的看待“圣人”和平常人，破“圣人言”的巨大旋涡而出，平等地看待比尔盖茨和乞丐，平等地看待马克思和你自己，有了这样一种高境界的平等，才能获得真正的没有任何掺杂的纯粹的道德力量。

“内圣外王”所指向的社会，就是一个层层控制的社会结构，它暗示的必然是等级秩序，与我们的现实需要格格不入的一种秩序，必然会是对我们提倡的新道德的一种莫大破坏。

儒学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能适应中国统一与中央集权的需要，还在于它不同于道家出世哲学和佛家的转世哲学，是入世的哲学，无数的教义自然地符合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在儒学中，无处不体现着一种等级秩序的要求，呈现一种把人人为分成各色功用、各种级别的状态。近代西方平等、自由的语境是在诸多国家之间相互比对、促动过程中产生的。而中国人只有历史的比对，在没有现实的地理的比对的情况下，发现只有等级秩序或可得一时之安宁，此情此境下，当然也只有儒家语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新儒家如果从根本上否认了等级秩序，不把人分门别类，也肯定就不是儒家了，所以儒家不管如何之新，几乎是不能和平等、自由的理念相容的。

正襟危坐。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是一个很搞笑的词，指向的也是一个多少有点滑稽的场景。这也是等级秩序下的一个奇观。在传统中国，要保持社会秩序，必定要良好的控制，只有下面的人无条件的忠顺，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好。控制的手段是从孔子的“御”的理论中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而来，比较好方法就是恩威并用，在施与恩惠的同时，必须要有“威信”，为君、为领导的，必然不能和下属嘻嘻哈哈的，必然要有威严的形象，不然下属不畏惧你，岂不是要爬到你头上来拉屎拉尿（因为不是上就是下，没有“平”）？“正襟危坐”的意思就是要保持形容整洁，威势十足，最好让人一看就感到害怕。命运受控的下属，只要聪明一点，就应该观颜察色，千万不可不能驳了领导的面子，损害领导的威信。

一个人“正襟危坐”，而一大批人观颜察色，在我们看来很辛苦，也很滑稽，但在古代中国，在政治场中、在大家族中却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情。它指向的仍然是三个字“不平等”，最终指向的当然也是不道德。

充斥着各个角落的儒家语句所指向的环境，着力刻画着中华文明的形态。穷百万字恐怕也无法理清儒家语境对我们的深刻影响，当然也不是区区万把字能理清的。我们也只能例举式的进行一些描述分析，仅仅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最终的解决。在剖析了一些语句的指向的环境之后，我们也许只有想办法从根子上以对应的语句进行颠覆，方能真正改造我们的语境。有些语句我们用的不多，可以踢掉，但有些语句影响根深蒂固，怎么也踢不掉，只有建立其对立面方能平衡，这就是制造对应的意境相反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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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49
在用对应的语句对传统语句进行颠覆前，我们先对汉语与其它语言如英语的一些特点进行比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无须借助外部语言，只借助自己的语言一样可以颠覆、改造传统语境。

对国外初学汉语的人来说，与自己的国家的语言相比，第一感觉是难学，这好像是汉语最大的缺陷，使推广起来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正因为汉语难学，所以一旦跨过了初学的门槛，进入门内之后，智力档次的提高就应该比门槛低的语言要多，就像经常需要面对复杂环境、经常处于忧患状态、经常需要解决繁难问题的民族一般要比经常处于太平无事状态的民族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发展水平高的道理一样，是因为繁难刺激了智力的发展。比如：年幼时，儿童在突破四声等的障碍时，虽然有些痛苦，但只要通过了这些关口，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激发出的思维活力很大，儿童简单接受能力强，比成年人更容易突破汉语最初的障碍，因此总体上来讲，中国儿童的总体智力水平应该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低，虽然汉语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有研究大致证实过这样的结论。

汉语的优势，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汉语的思维速度比其他语言快》，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优势。我们选摘如下：

证明语言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

汉语常用的字是3到4千，中国人基本通过这3到4千字，就可以排列组合出无数的语句，表达丰富的意思（汉语中的“望文生义”，在英语中基本是不可能的——汉语很多地方可以通过字面的意思来猜测文章语句的意思，英语无法通过字母来猜测其中的意思），而现在的英语单词公认需要记忆的常用的从几万到几十万（不同的学者认为的需要的常用的英语单词数量的标准不同），非常之庞杂，记忆量非常巨大。试想中国人在学到了三四年级就开始摆脱无穷无尽的记忆，这是对智力多大的解放阿！

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有1200个。而日语发音只有100多种，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20×20=400，也就是说只有400种发音，汉语发音的丰富度是日语的12倍，是英语的3倍。这样，我们可以推测声音表达越丰富，表达意思所用的时间肯定要少，一个汉字，中国人只需要发一次音，而日本人可能要发两次甚至三次音。有人做过的试验表明，相同的发音速度，用汉语背乘法口诀背到九九八十一的时候，用英语背大概只到七七四十九。也就是说汉语可以用区区三四千个字的记忆，用1200个发音，相对简短地表达丰富的意思。思维速度快，单位时间内掌握的知识就多，这是基本的共识。在这样的思维速度下，中国人三四十次核武器试验的结果竟然和美国人上千次试验的结果差不多，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接近美国人、日本人的时候，中国人一生学到知识自然会超过美国人和日本人一生学到的知识。

我们虽然不完全同意文章作者的观点，但也认为对智力开发、对正当表达，汉语言应不逊于其他语言的。网上人们最多诟病的汉语逻辑不严、表述模糊等问题，或不应归罪于语言本身，只是使用者受几千年混沌逻辑熏染之故（易经逻辑），是使用者而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无数用汉语清晰表达的科学学术论文，港台汉语法律条文的明确性，等等，都是一种证明 。

我们认为，汉语没有过去现在过去将来等等时态的说法（可用正、曾、将等字简练表达），虽然难免可能有某些欠缺，但无意间解除了许多智力的负担，而无数言简意赅的成语更使汉语的表达能力如虎添翼，飙升到其他语言无法比及的高度，一个使用汉语人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中国人理解起来只要一刹那，而美国人理解起来可能费半天的琢磨，这也许是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些表达力非常丰富的成语，而外国人非常恐惧汉语中的成语的根本原因吧。

当然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膨胀的“中央帝国”主义者，无意否认其它语言也有汉语无法相比的优势，但总体上来讲，汉语的思维速度无疑是比其他语言快的。尤其当许多成语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言简意丰，思维超拔，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同时，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语或可说文言文表达的意思当然更加言简意赅，成语基本渊源于古汉语，绝少或几乎没有是从现代汉语中引发出来的，汉语言的自我创新功能因为需要表达得浅白（与国际“接轨”）而失血，成语成了“陈语”，几乎与“新”字无关（今日有幸看到了“秋雨含泪”之类的新成语——感谢网络）。根据衡量语言优势的重要原则：单位音节表达的意思越丰富，语言应该越具优势（民国时期大师成群而现在汉语圈大师寥落——不管大陆还是海外，原因或在：那些大师们幼时受古文智力开发、年轻时受新思想熏染、成熟时诸侯割据大一统控制削弱能悠游于各势力间，三个因素或缺一不可）。极少的音节表达着丰富的含义，必然激发着大脑的活力。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尝试回归文言文写作，既有助于民族智力的大开发，同时通过大量新创作的文言文，又可以汰选沉淀出新成语。

既然汉语具有如此优势，智力开发也相当有效，那为何传统中国始终无法靠自发的力量向现代社会过渡，这个现象我们已经在许多地方，以各种角度进行过审视，这和汉语语言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与近代中国的落后有关系的是用汉语创造的儒家语言指向的环境，也就是儒家语境，文字本身应该无情感色彩（除了字的形状——方块状多少有些小的影响外），但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政治的、地理的、历史的等等），通过这几千个字的排列组合产生的语句，却无疑塑造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塑造了特定的文明形态，正是这样的文明形态阻遏了这个族群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汉语语言本身开发着中国人的智力，但汉语主要成了儒家的工具，塑造出了儒家语境之后，却阻遏了中国人的智力解放，中国人的智力是发达的，但却不是解放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人的智力只能寓于正襟危坐和观颜察色上，只能寓于估摸形势、揣摩人心和耍弄手腕上（中国人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揣度耍弄的那一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汉语仍然是一个具有极大优势的语种，这本质上与传统中国无法现代化无关。要改变导致落后的儒家语境，可以用汉语（乃至文言文）重塑语境，通过同样丰富的表达能力来改造、颠覆传统语境。当初用白话文改变语境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但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尝试好像有些不足之处：使儿童智力的开发落后于传统，否认了通过文言文一样可以改造乃至颠覆传统语境。

剔除一些与我们提倡的新道德标准（无条件尊重生命权、平等、普遍尊重等）不容的语句，改造一些与我们提倡的新道德标准相背的语句，也许是我们彻底改造语境的不二法门。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就一些对中国人思维方式有深刻负面影响的语句进行剖析，或剔除，或提出新的语句进行对冲（改造、平衡、颠覆）。

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刘备借荆州的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非常清楚。刘备当初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借火烧赤壁东吴无暇他顾之际巧计占据荆州，以作为三足鼎立的根基。在吴国看来，荆州合当归于孙权，在刘备力量还非常微薄之时，诸葛亮也只能默认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在鲁肃为孙权讨取荆州的时候，不敢太违东吴的意思，承认是向孙权暂“借”荆州。于是就有了刘备借荆州的故事。有借无还的意思是，为了不归还荆州，刘备用尽了各种手段，充分利用高超的“智慧”，“赖”出了最高境界，让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里我们不去探究荆州到底归属谁的问题，我们探究的这句话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某些影响。在传统中国人看来除了对帝王家“忠”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义”之外，其它地方有多少智慧就可以用多少智慧，对敌人，对盟友，对不是自己家的人等等，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人认为人的智慧的体现就在耍弄别人（揣度耍弄——是《三国演义》中无时、无处不体现的一种精神），当然也包括了“赖”，赖出水平，赖出境界自然也是一种智慧了。就是这句话必然指向的是一个奸诈四伏的环境（乱世的症状——三国的“智慧”指向的是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

看破《三国演义》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破解这样的语境。

借荆州、赖着不还的最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的就是：两个结义兄弟丧命，七十大军万遭受火烧覆灭的惨祸，蜀国承受了巨大损失和羞辱。因此我们或可改成：

刘备赖荆州——得不偿失。

原因在于，你可以处心积虑地赖，我自然也可以处心积虑地对付你。赖的过程，其实就是东吴积累起仇恨的过程（关公视孙权为“鼠辈”，更加深了东吴的仇恨），自然会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机会，千方百计对付你。你可以用计耍赖，我自然也可以用计让你败走麦城。孙权之恶，是刘备自己激发出来的，后果是两个弟弟的死和火烧的惨败。一个荆州，与两个结义兄弟和国家的元气相比，孰轻孰重，大家一目了然。

不必迷信诸葛亮的“智慧”，看看刘备借荆州的最终结果，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智慧”到底值价几多。当今还有许多人以耍、以赖为荣事，恐怕是没有看穿《三国演义》、看穿借荆州的最终结果的缘故。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这是等级意识发展到了极端的一种人际关系的体现。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去死，另一个人不得不去死，这样的社会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可以想像，在这样的语境下，少部分人变成了豺狼，可以随便吞吃别人，大部分人变成了绵羊，任人宰割还不能发出嚎叫，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集狼性与羊性于一身的怪物：在强者面前是羊，在弱者面前是狼——或者在凶恶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的百姓面前是狼。无疑在等级意味越浓的领域中，这样的意识越有可能出现，当下也是如此。

在生命权和平等作为重要道德基础的年代，如果别人要你死，你该怎么办？同样，也让他去死。这才能体现出一种平等，生命权的平等。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下面的话来对冲这句极端的等级话语。

君要臣死，臣就灭君；父要子亡，子就灭父。

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豺狼才不再敢为豺狼，绵羊不再为绵羊。生命权的尊重和平等这种新道德的出现才可期。人与人之间才能逐步达到充足的限制与平衡。打个不甚恰当比方，如果有好几个美国总统因为自己发动杀戮无数的不义战争而被刺杀，那么，以后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将会非常谨慎——毕竟关乎自己的性命，而不是与自己的性命无关！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为做“人上人”，孩子们不堪课业重负，大人们为寻求更“上”，不堪精神重负，全民焦躁，全民憔悴。如果“人”果真是“本”，那么，这个语句也许应该改为

人上无人，人上只有法；人下无人，人下只有奴。

其中的“法”应该由最广大的“人”的真正代表所定；

其中的“奴”只能是工具，现代意味的“人”绝非工具。

人只凭兴趣和钟爱进行追求，没有了“上”和“下”的感觉，人们就不会为求“上”的感觉而刻意委屈自己。

器宇轩昂。

其实就是“神气活现”的代名词。在等级社会，在别人的追捧下，“上面”的人，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良好的感觉；自信能获得较高的等级地位的人，也常常能联想出相应地位的感觉，自然也能“器宇轩昂”。“器宇轩昂”常常是在比对了“卑躬屈膝”才会有的感觉，这解释了皇帝们大多是“器宇轩昂”的。

此语境指向的仍然是等级意识，是通过神气活现来体现比别人“高”，与此类似的词应统统从我们的意识剔除。

统一口径。

这其实是“串供”的同义词。某些东西不能让外人知道，为防止内部人不小心透露出去，对外说话自然要保持一致，“统一口径”由此而来。统一口径一定意味着某种欺瞒，把人分成里外两种人。虽然现在各种矛盾斗争使得国与国之间，集团与集团等之间，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短时间内不可能坦诚相见、全然无内外之别，所以不建议在现阶段就自暴“隐私”。只建议以后不要“统一口径”这类说法，如果需要“统一口径”，建议改成：

我们串一下供吧。

这样看起来至少更直率一些，至少让人感觉到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公众应该知道的事情都大白于天下，让所有人都没有被愚弄的感觉。

领导、领袖。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可以说基本是一个真理了。因为只要是人至少希望自己与别人是平等的（如果无法凌驾他人之上），不希望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可是“好为人师”只是人之患而已，不是神之患（人们喜欢神多加指导），不是动物之患（动物们只求有吃的，管教别的动物干什么？！），当然也不是领导之患（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下属命运，下属怎么会对领导的“教导”有不敬呢？！），不是领袖之患（这里领子和袖子一般和衣服上最容易脏和最容易破的地方关系不大，和神有点关系，应该是后备神）。

领导、领袖应该代表着很强的不平等意识。某些地方比别人“高”才能称为领导、领袖，领导、领袖会必然意味着某种优越感，常常会有某些特权，必然是对平等的基本道德准则的破坏。领导，最终应该由代表、合作之类的字眼来取代。但瞻顾我们的现实，探究我们的文明中负面因素的顽固传承，不由得我们不感慨，领导、领袖之类的语境，要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其路茫茫又漫漫。

在外来文明、外来语言的冲击下，必然会湮灭一些与现实极端不适的语境，但同时有些语境却得到了强化。这是人性的量子特性决定了的，是人性的波动性、测不准原理等的必然结果。所以必然有一些语境熔不了、化不开，我们这里不再细说。

在这里我们只能潦草地例举一些传统和新传统中与我们的新道德标准不相容的语句，进行剖解和对冲，面对充斥每个人意识深处的各类成语、“警句”，恐怕只能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达我们的心情。焦虑、急进，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探索出这样的一条可行的路径：充分利用汉语（尤其是其中的成语、文言文、诗词等）的信息载荷量丰富、开发智力切实有效等等特点，以新道德理念为归依，创新成语，创新文言文，创新诗词，创立新的《三字经》，创立新的《千字文》，创立新《增广贤文》，创立新的经典（国学研究将不再只把玩老古董，更多的是研究新经典），一样朗朗上口、一样言约意远，一样可以刺激儿童智力的开发。读经而不泥于古经，读典而有新典做归依——这样，或许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境，我们就能根本上摆脱古老的语境对我们意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影响，创立新的普遍的共识，从而真正创新我们的文明形态。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50
第十章 文明的创新



文明，一般的理解，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还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我们这里讨论的文明，还是指相对于野蛮状态的一种状态。野蛮状态我们描述成：掠夺、侵占、伤害、杀戮、侮辱、不平等等，还包括可能会导致掠夺、侵占、伤害、杀戮、侮辱、不平等等现象的习俗、语境、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等等。文明是相对野蛮的这些状态而言的，是一种动态的进步，而不是静态的最终的某些模式。比如，原始社会部落相互之间的杀戮是一种野蛮状态，相对文明的是在较大范围的统一之下，部落之间的杀戮被遏止了。三六九等的儒家社会虽然对中国的统一和暂时的安定作出了贡献，相对于纷乱征战的割据社会来说，呈现一种文明状态，但相比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能刺激各种进步的社会来，无疑表现为一种野蛮状态。

这里文明的创新的意思，不是我们试图做什么重大的努力，去颠覆我们的传统文明形态，而只是说千万年来，文明的创新一直是人类社会变化的重要推动力，虽然时断时续，有时甚至会毁灭（局部的毁灭，除中华文明基本连续外，其它类型的文明差不多都重建过），但总体上来说，文明的创新是一直存在着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一定意义上，是以文明的创新为主流，偶尔出现文明的停滞和局部毁灭，这样的一个历史。文明的创新，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主流的存在的状态，而不是近现代的专利，当然也不是当下我们提出的口号。我们的努力，也许只是探寻当下文明创新的某些趋向性的东西，在不详实地理顺历来创新的某些成就的同时，冀望能发现某些导致文明可能会停滞和倒退甚至毁灭的因子，促动使社会进步的文明的创新。

人们经常喜欢用“文明进步”来形容人类文明的变化，我们以为，用“文明创新”似乎更合适一些。所谓的进步，必然是有一个评判进步的标准，进步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认为，是物质、精神财富的增长，是文化提升等等。但人类文明的变化不必然是指向增长和提升的，有时变化指向的是倒退乃至毁灭（至今地球文明仍笼罩在核武器的毁灭的阴影之下）。文明的变化中常常有不同文明的因子的相互影响，影响之前，影响之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创新（有受刺激而进步，也有被拖累而反动），以人性存在的量子特性进行分析，这应该是确实无疑的。从文明的变化规律来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新而不是单纯的进步更多地贯穿着整个文明史。（但为了防止理解混乱，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们把文明的创新主要定义为文明进步方面的创新。）

通观人类文明史，可以大致看到这样一个脉络：原始的文明形态为部落文明，其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工业文明，到今天，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又冠之以“信息文明”这个称谓。在现今这个地球上，各种文明形态一定程度地共存熔融在一起，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发达的信息文明，一些地方却还留存着原始的部落文明的深刻印记，更多的则是农业文明形态的大量存在、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因为有文明形态之间的比对，所以引发文明形态之间的幻化（主要是从古老的形态向新的形态的幻化，当然也难免有古老文明形态、古老生活方式的“回归”）。有体现文明形式的物质外像，更有体现不同文明内核的各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意识形态等等。   

人类始祖猿猴，因环境的变迁不得不从树上爬下来，不得已慢慢地学习直立行走，学习用火，靠集体的力量寻求生存，文明的形态从那时就开始萌芽。文字、语言的使用就是一种不同于野蛮状态的标志，人们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声，用语言进行交流，免除了许多肢体冲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标志——一定情境下，语言用多了，可以少用暴力。文字，这种重要的文明的标志，也逐渐被创造出来，并发展完善。中国的文字最初的形态是代表形状的画，是用画来表情达意，显然相比用其它许多方式表情达意更文明一些。

文明的萌芽——从无到有是一种创造，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创新——创造以前没有过的东西。可以说，人类从摆脱了四足落地状态的时代开始，就展示了伟大的文明的创造、时断时续的创新。

地理环境等的不同常常会滋生不同形态的文明，在一个环境恶劣、资源贫乏的环境中滋生的文明，和在一个环境友好、物产丰富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文明形态肯定会有所不同，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外向、更具侵略性，而后者常常比前者更臃懒等等。在环境的影响下，或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许多的文明停止了创新的步伐，不停地简单重复，许多文明湮灭了（只剩下考古意义上的形态），而只有少数的文明才在努力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激发出了创新的活力。

物竞天择的原理，不仅在动物之间适用，在文明之间也一样适用。我们知道已经湮灭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等等，数不胜数，在那些古文明所在地域的现代人看来，古文明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些文明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有了创新的活力，适应不了新环境而湮灭的。而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常常是我们的文明传承的连续性，古文明与我们的隔阂并不明显，我们非常容易地就可以理解我们的古人，与古人神交，但我们的文明在近代西方文明影响之前，虽然一直是传承着的，但一样也是停滞的，只是运气好没有湮灭而已。其中的原因我们将在接下去的篇幅中做一些不深入的分析。不必讳言，只有后起的近现代西方文明才是最近几百年来最具创新活力的文明，如果我们可以统计的话，或许可以这样说，这种文明是从将近百八十种风格炯异的文明形态中脱颖而出的。这是哪怕有最深刻的“中央帝国”主义思想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除了儒家中的极端者外，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种观点是“崇洋媚外”的。

通过诸文明之间的比对和文明发展史的鸟瞰，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一个会导致创新活力湮灭的文明，必然会是一个走向没落乃至自身消亡的文明，文明的创新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创新不必然导致进步，但不创新必然导致落后乃至湮灭。

先秦时代，诸侯一国内，可能能较长时间地保持内部的安定状态，人们大致能和谐相处，呈现出某些文明的状态，但因为没有统一的限制和平衡的力量，没有东西可以限制诸侯之王哪怕一时的冲动，社会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无休止的征伐杀戮的野蛮状态。在渴求安定的心理渴望的作用下，各种学说纷纷出笼，这些学说正因为没有一种统一的压力而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这个阶段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是中华文明的重大的创新阶段，直到现在像这样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还没有出现过第二次。几千年来，只有先秦思想的传承和病态发展，而没有全新的思想的形态出现，而一百多年前，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又开始了东施效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至今如此，难得见到创新的形式出现（当下最多的是古墓的挖掘和西洋景的效颦，以及二者的杂糅）。

先秦的活跃的思想，是人们以各自的视角，从各自的出发点开始寻求文明状态的一种标志。几百年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华文明的主流形态就固定了下来。

文明状态是一种比较的状态，是相对野蛮状态而言的。为了解真实的儒家文明形态，评判儒家的文明形态是否是真的“文明”，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比对分析，一、与比汉武帝时代更古老的年代相比；二、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比；三、与现代公认的文明的准则相比；四、与我们提倡的新道德的相容性进行分析。在综合分析后，我们也许就不会悬空妄断儒家文明形态到底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

一、在原始的野蛮的状态下，人们做事总是凭着一己的冲动，不会也不善换位思考，基本凭着勇武获得地位，大部分人呈现出一种动物本能的状态，不知克制为何物，摩擦和冲突自然非常频繁。与这样的一种没有任何修饰的人的本然状态相比，儒家强调等级秩序，要求人们清楚自己的位置，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顺天随命，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因此大幅度地减少，可以肯定，儒家的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儒家所倚重的是“礼教”，通过对人们各自的行为进行规范，通过烦琐的礼节，理顺君臣、父子、上下、内外等等各种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儒家社会呈现出一种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相互尊重的社会氛围。与动辄拳脚相加、刀戈相向的原始形态，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巨大进步。新中国得以创立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破除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同时难免也破掉了文质彬彬的气质，与周遭儒家意识形态破除不彻底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韩国）的人们相比，我们多少看起来有些不“文明”，不懂礼貌，有点“野”。

通过层层控制的结构，用强制力进行控制，同时教化百姓，迁恶从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社会混乱的趋势，不管人们的心情是否因这种压制而变的普遍压抑，但至少保证了短暂的安宁，使摩擦、冲突与杀戮事件得到了很大的抑制，社会呈现出以往没有的太平景像，特别是在“盛世”时更能体现儒家仁义道德的力量，体现出一种传统人们认为的较为接近完美的文明形态。所以，与原始状态相比，儒家文明是一种真实存在着的文明形态。与原始本然状态相比，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创新，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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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50
二、对中国人的“中央帝国”情结起着重大作用的外国人中有两个应该是比较显见的，一个是在元朝为官的马可波罗，一个写《中华大帝国史》的多萨。

“天朝”的形象很大程度是由这两个人展示到西方人面前的。面对煌煌“天朝”，西方人表现出了很多的惊讶、羡慕、赞叹，马可波罗把儒家文明下的种种景像描述得辉煌无比，仅仅四百多年前，一本《中华大帝国史》则把中国社会和中国的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中华大帝国史》哄动一时，令西方人看到了一个迥然有别的文明形态，在和他们自己的文明形态进行比对时，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常感慨自己的眼光的浅陋，感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欧洲人来看，中国人看上去更彬彬有礼、沉静智慧，非高度的文明无以熏陶出如此具文明气象的人。相对而言，比征伐无度，战乱不息（相对中国而言，欧洲难以形成统一，战乱因势力的分割更频繁）的欧洲，显得文明很多。

在近代西方文明诞生之前，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因为更容易形成统一，安定的时间要比欧洲多，相对容易沉淀下固定的意识形态，容易形成固定的文明形态，相形之下，自然要比无法形成统一，征战时间更多的地域要文明一些。战争不但是破坏意识形态沉淀的重要原因，更是刺激人性之恶广泛爆发的根本原因。在恶行天下的情况下，何来文明形态的长时间存在？！

所以，在近代西方文明产生之前，儒家的社会形态不仅与原始的社会形态比是文明的，与当时世界上其它地域的社会形态相比，也可以说是文明的。

在区分文明的先进与否的标准中，也许重要的一条，就是哪种文明形态更能对其它文明形态形成磁场作用，更能吸引学人们的眼球。传统中华文明对西方人眼球的吸引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证明彼时中华文明（主要是儒家文明）某种程度上的领先地位。

三、近代以来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屈辱，中国学人们常常只有通过回味历史上的“盛世”，在和古代西方进行比对中获得些须安慰，虽然经过了革命的洗礼，中国一定程度上找回了大国的感觉，但面对在许多领域的落后，洞察现今的文明现状，总还是底气不足，面对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常常黯然神伤。无疑吸引全世界眼球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而不是儒家的文明形态，这已经很能证明文明形态孰优孰劣。不管从什么角度，我们都不难证明，儒家的社会形态，和近代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形态相比，是野蛮的而不是文明的。

西方地理的割裂，导致文明形成发展的不统一。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像欧亚大陆西端这样的地理割裂导致的政治割裂，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征战一定程度上是在能容忍的限度之内（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地理割裂小导致政治割裂成了人们无法忍受的事情——征战特别容易形成，所以需要统一），所以没有特别强烈的统一的要求，没有形成人口空前庞大的统一体，相互之间的冲突、征伐产生的冲击相对中国更容易冲淡意识形态的、文明的沉淀（古代中国除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冲击以外，其它任何方向都没有大规模异种文明的冲击，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只会同化少数民族，中国的文明形态总不会改变）。如果说有某种统一，也只是在基督教教义下的松散的统一，政治的强权的统一难以成为长期趋势。在没有强大政治势力的统一的压制下（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得罪皇帝，就永远无处逃遁，而西方人如果发表某种见解或创立某种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能发表的，常常只要换一个国家就可以很轻易地发表）各种思想、各种意识形态更容易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尤其在《圣经》的许多教义被日心说、进化论等等颠覆后，人们心中更形成了一个重大的理念：可以怀疑一切（不等于否定一切），认为只有在怀疑的基础上的各种哲学理念才是真实可靠的，可以怀疑皇帝、可以怀疑先贤、甚至可以怀疑上帝，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怀疑（在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有“不容怀疑”之类词语的频繁出现）。

怀疑精神的大范围流播，使西方人不停地颠覆着任何可能会固定下来的意识形态，文明就始终处于创新和发展的状态。通过对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汰选，通过各个国家之间文明形态、治政方式的大规模地相互比对，一些有生命力的文明的形态最终固定了下来。这就是以科学、平等、民主、自由等等词语来代表的文明形态。

比对科学供给我们的知识，儒家对天的理解就是一种愚昧。天，在儒家看来是青天，看起来浩瀚无垠的天，给人感觉差不多代表了整个宇宙，但我们知道天所以是青的，是因为大气分子和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粒子对太阳光散射的结果，和干净的湖水呈现蓝色原理上没有区别。青天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洋葱皮”，青天之外，是无穷无尽的黑天。在我们来看，青天一定意义上是“实”的，但也只存在着空气，而黑天却是“空”的，是什么也没有的空洞（宇宙中的黑的部分占宇宙总体的绝大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天是没着没落的，祭无知无觉的天再诚心（贿赂力度再大）也没有用，崇祯皇帝屡屡向天请求原谅他的“过错”，请求天挽救大明皇朝，可是天却丝毫没有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明。与现代科学文明相比，儒家文明显然是十分愚昧和落后的。

比对儒家鲜明的三六九等意识和平等、民主、自由思想，其野蛮、其落后就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因为三六九等必然导致特权阶级，特权阶级必然导致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最终必然指向社会的崩溃。同时，因为三六九等，必然压制着人们的怀疑精神（皇帝是上天的安排，是天之子，领导的话是“不容怀疑”的，不然没你的好果子吃），压制着人们的创新活力，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而没有了三六九等的压制，平等意识普遍流播，人们必然会创立一套能保证平等的制度体系，必然会用平衡和限制的方式治理社会，从而从根本上防止社会崩溃这个大恶出现的可能。同时平等自然会衍生出的自由等理念，必然会刺激社会的发展，刺激文明的更多创新。

不否认儒家文明重大的历史优势和历史贡献，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儒家文明之于现代科学文明，是相当令人厌恶的。相对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现时我们的新文明形态是贫乏的，让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没“面子”，我们为了寻求的“面子”，难免常常通过马可波罗的传言、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郑和船队等来重温古文明的辉煌，通过祭天等等这种病态的方法来标识我们的文明和别人的文明的差异，可在事实上，这只会让我们丢掉更多的“面子”，徒惹人笑话而已。

要超越西方文明，寻求真正的“面子”，必然要彻底放下“中央帝国”的架子，首先要潜心向别的文明的精髓学习，只有学了，才可能谈得上超越，通过祭天一般的方式，我们只会向彻底摈弃科学文明影响的方向发展，学都不愿学，谈何超越？！

当今许多“冲向世界”的中国电影怎么也找着北，只能经常把玩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希望能让西方人感到莫测高深、叹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文明的“伟大”，但在中国人自己看来感觉却像一堆垃圾。标识文明差异，竟然标识到了这样的地步，真的令人感到莫大的悲哀。（《无间道》或可标识真正中华文明的智慧——兵家智慧，但兵家智慧，在用原子弹说话的年代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对此类智慧，我们只作为古董把玩而不作为生活指南，或可得些益处少些害处）。

相对科学文明而言，愚昧而且野蛮的儒家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许多问题最重大的根源之一，尤其是对我们的怀疑精神的残酷打压和对我们的创新活力的无情压制，导致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常常自缚手脚，纠缠于太多无意义的东西中无法自拔，不破除愚昧野蛮的文明形态，就不足以解放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对纷至沓来、令人晕头转向的现实问题。

四、在比对儒家文明形态和近现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科学文明应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形态时，我们感到了他的愚昧和野蛮，同样比对我们提倡的新道德：对人的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平等、普遍尊重等等，就更显得愚昧和野蛮。

西方文明科在科学的启发下，领受“物竞天择”的道德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保持自己的政体内实现普遍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同时，却对那些专制国家，相对落后的文明形态采用了多重标准，别的文明形态，专制国家，不必然是和自己的国家平等的。自己的首都爆炸一次需要全球来默哀，别的专制的落后的国家爆炸千百次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比伦敦的爆炸事件和巴格达的爆炸事件），与我们的新道德标准相比，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尊重原则：理解并尊重别国、别种文明的形成的历史、地理条件，尊重他国、他国人民的生命权，用交流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暴力方式推行先进的文明形态。

科学文明是有力的，但不必然是道德的，“物竞天择”的原理的胡乱应用就是一个证明。

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有着一种时不时会冒出来的“中央帝国”情结，对周边国家的藐视也是儒家天地君师法的等级意识的必然结果——中央大国自然高居老大的位置，其他小国应该臣服于我堂堂天国，否则我们或许会说：对我天国的不敬就是对上天的不敬，这很容易与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意识结合在一起，催生与美国国家行为相似的不道德行为。

历史上“中央帝国”的某些表现乃至新中国的某些“过激”表现，是让周边国家警惕至今的根源。虽然现在的我们在国际政治中时常愿意表现出一种尊重的姿态，但好像缺乏文明的根基——儒家的文明形态是藐视而不是尊重小国的，而由无产阶级革命引发的平等理念因其根源的大混乱，摇摇欲坠。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等级意识发展的极至，与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相比，野蛮程度是非常彻底的，等级意识的分明，必然导致平等是不可期的，而对人的普遍尊重更比《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渺远。

儒家文明形态的野蛮和愚昧，在量子人性的视野下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儒家文明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也看到在与科学文明和我们的新道德标准进行比对时的深刻的野蛮性。既然我们看到了科学文明的某些地方，不必然引向道德，而儒家文明在当下必然又是野蛮的，那么新的文明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理解当下文明形态的塑造？如果不做创新，我们会如何？我们真的有能力进行文明的伟大创新吗？文明形态有“终极”性的标准吗？接下去我们将探寻一二，虽难免挂一漏万，得其一失其N，但无论如何，应该不失为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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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50
探索当下我们这颗星球总体文明的发展方向我们或可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我们这颗星球文明发展的历史，虽然可以让我们为当下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文明却不必然指向生存和进步的，文明可以指向不断地循环，就像地球不停地绕太阳旋转一样（如果儒家文明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形态，那么朝代的不断更迭就将是我们文明史的全部），也可以指向死亡和毁灭的（如诸多古老文明的断裂、消亡——古埃及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等等）。激发当代文明变迁的因素非常庞杂，我们的地球文明因为没有确定无疑的模式，简单重复不太可能（因为没有模式可以完全凭依），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但也完全有指向毁灭的可能（当相互之间的恶被普遍激发出来后，核武库有可能被引爆等等）。

二、地球文明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外向的文明形态，而不是内耗的文明形态，才可能获得长足的进步。我们或可这样说，只有向地外发展，向宇宙空间发展的地球文明（而不是总沉迷于内耗的文明），才可能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进步的活力（尤其我们面临资源、能源枯竭的危险的时候——只能用几百年，向外发展更是我们必然的选择：节约虽然必须的，但也只是权宜之计，向外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瞻顾我们当代的地球整体形势，民族主义的膨胀、文明地方保护主义的风起云涌，让我们感觉到，要在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发展出方向一致的外向型文明形态，离开我们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三、我们与地外文明的交流方式必然不是武力形式的，当下武器的破坏力之强，只会毁灭而不是建设文明，我们与地外文明的交往方式可能的形式是：实时信息共享，但永远相安无事（有点类似网上交流）。宇宙本然是一个“免费午餐”（霍金的《时间简史》），资源无穷丰富，与地外文明可能共享信息（我们在《纠缠态》中做了猜想）而很少可能争夺资源。新的地球文明的空间拓展，应不可能像西方当初占据殖民地一般的方式进行，是一种温和地发展，而不可能是野蛮的拓展。

在把地球看做仅仅是一个智能星球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能源尤其是无法再生的资源的日渐枯竭，明确地告诉我们，地球文明的发展方向在宇宙空间（如果认为地球文明缺乏存在的必要性，又另当别论），新的地球文明应该适应向宇宙空间拓展这样的目标。在这样的视野下，一切的民族主义和文明地方保护主义，都将是对这个目标的伤害。转换于地球文明整体发展的视野和量子人性这两个视野之间，我们或许可以清晰地观察并逐步理清我们需要的文明形态，清楚需要克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以及创新文明形态的一些路径。在尽量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之后，也许可以轻松地回答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绝大部分的文明形态不必然指向生存与进步的，我们的现时还不定型的文明形态（各种杂糅而不是有机组合），也同样可能会是指向湮灭的。如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中央帝国”心态，不正常的揣摩、估摸之类的“智慧”等等，都可能会激发人性的量子跃迁。

二、儒家文明中深刻的等级意识必然导致人性之恶的积累和最终爆发，所以应该摈弃，西方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应该基本肯定，但科学文明中“物竞天择”之类的理念虽然对我们理解世界有所帮助，可是因为人性的量子特性而必然要激发人性之恶的，对弱者尤其是文明形态落后的国家的藐视这样一种缺乏普遍尊重的态度，必然是西方文明中的重大缺陷，所以对西方文明应有一个从学习到拣选提炼的过程。

三、基于以上两点分析，我们或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创新我们的文明形态，结果不是使我们的民族陷于过去的生死轮回的泥沼，就是陷入“中央帝国”主义的自大心理而被世界仇视，这些都是非常可能成为我们固定的文化心理，成为阻碍我们开拓宇宙空间的文化和文明的根源。

四、那么我们有能力进行文明的创新吗？应该说，在革命的冲击和科学文明的重大影响下，传统的、陈旧的东西已越来越少社会心理的根基，我们的文化心理处于空前的混乱状态，也可以说处于某种混沌状态，而混沌状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创生阶段。在这样的一种混沌的、淳朴的状态下，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形态完全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只要新的文明形态契合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因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就会具有生命力，似星星之火的少量新文明的种子，便可燎原。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在于：我们的文字具有很强的信息载荷量，从古老语境中改造而来的新语境在不失智力开发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完全可以负载着新文明的种子快速传播。与当初的猿猴时代相比，我们的智力开发可以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文明创新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直立行走是一种创新，用火是一种创新。既然原始人可以进行文明的创新，具有无限智力开发可能的我们，又为何不能进行文明的伟大创新呢？！凤凰涅盘，浴火重生，我们或可用这样的佛家语境，描述沧桑变幻的中华文明的重生或者重大创新。

从当初在树上生活到今天把生存触角探向月球、火星，证明了人类的智力的重大突破和文明的创新是可能的，如今在比对中国人和所有外国的智力时，我们又确信了中国人的智力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低，只要中国人的智力能从揣摩人心、估摸形势和耍弄手腕的结构中调整些许出来，我们民族的任何创新都是可能的，包括能彻底调整智力结构的文明的创新。

五、经过我们的辗转阐释，我们或许可以比较轻松地探寻到未来的新文明的某些形态。

第一，我们的文明必须要有一种包容性。虽然各种理念，各种意识形态常常是不相容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但如果没有对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出入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尊重，常常会导致对对方尊严甚至身体的伤害，损害平等、尊重等等道德准则，导致人性的量子跃迁。在各种理念、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思维方式、各种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只要没有足够的强制性压力，因为人性量子特点，必然会回避并最终摈弃自己的教条中、生活方式中的不合理的地方，同时汲取别人意识形态中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在人们的智力还不足够理解各式各样的哲学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最终会对处于量子态的人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之前，只有容其共存，顺其发展，同时遏止其相互伤害，才能最终择优汰劣。强制性的统一，必然是对量子人性自然状态的粗暴干涉，极易激发量子跃迁。

第二，优秀的文明形态必然是外向型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苟安于一地，欲脱离全球化进程，结果不是使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明更安全，恰恰相反，是更危险。曾经的自满的文化心理，是中国落后的重大根源，自大就不谦虚，没有一种谦虚的态度，是无法在别人处学得东西的，“中央帝国”主义心态，导致自我封闭，不善借鉴别的文明，最终必然导致落后。

同样，今天我们如果总沉迷于与别的国家无聊的争执（如日本——如果我们和日本很“团结”，那么不仅俄罗斯这个对“黄祸”有根深蒂固历史性畏惧的国家会忧心忡忡，美国人甚至于整个地球恐怕都会忧心忡忡——从地球治理结构的角度看，我们和日本的某种争执或许是必要的，但我们如果沉进去，就难免量小与近视之嫌），而不把眼光放在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将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困惑和困境。我们会把力量放在扩张军事力量上，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防止军国主义的复萌上，而事实上，我们只要保持足够的威慑力，拥有毁灭性的力量，就足以遏止他人任何的领土野心！

任何基于战争的所谓的“国家战略”都似乎空中楼阁，在战争状态下，一旦恶性被广泛刺激出来，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谁都能想到这样的事实：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在常规战争中一定获取胜利，一旦一败再败，首都都要被敌军占领的时候，没有人能忍得住不用原子弹！在核仓库被引爆的情况下，地球变成一堆太空垃圾，什么样的战略都没有了意义。

在面对能源、资源终归有一天要枯竭的现实，地球上的人要存在下去，文明状态还要保持下去，除了向外太空索取能源、资源外，别无他途。沉迷于基于势力范围争夺的“国家战略”之类的窝里斗，是既无聊和无谓又危险的事情。人性的量子特性决定了，自己的“国家战略”必然会刺激别人的“国家战略”，循环刺激到一定的时候将引发人性的量子跃迁。

我们的新的文明形态的重大特征，就是外向型。不仅有对别的国家、别的文明开放的形态，更有向外太空开放的形态，也就是把智力投向拓展太空生存空间上的新的开放的形态。

第三、新文明形态既然必须是包容的和开放的，就必然要求对人性的量子特性有充分理解，在人与人关系的处置上应该符合我们提倡的新道德的标准：对人生命权的无条件尊重、平等与普遍尊重等等。没有这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不可能营造出包容和开放的社会氛围的。新道德的提倡与流播，应该是创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不难证明，没有基于人性全面理解的新道德，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不会有民主、自由，也就不会有创造的活力，新文明形态就无法成型。

第四、在形式上，我们的文明应该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的取包容的姿态，摈弃或改造抑制人创造活力的语境。对各种文化的艺术的形式应保护其处于无干扰状态，任其自发并相互比对，容许任何人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顺其自然地发展。在面对可能的社会秩序缺失的时候，应严格界定国家强制力介入的方式、方法。

第五、新文明既有一种分散、自主的活力，还要一种能凝聚起来的力量。应对自然灾害、寻求合力面向宇宙空间，如果没有足够的力的凝合，是很困难的事情。新文明不仅能表现一种分散、自主的活力，更表现为一种凝聚力量的气象。这种凝聚既不是哪个领袖、哪个组织的力量，也不是哪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是一种新文明的自发的力量，是在大家共同应对危机和寻求进步的过程中的自发的力量。比如我们预测到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地外某个星体（如小行星等）要撞击地球，可能会使得地球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无法凝聚力量、总纠缠于文明冲突的地球只能面对死亡，而一个能在最短时间内就凝聚所有政府力量和科学智慧的地球则完全有可能躲过劫难。

现在的我们常常只能靠政权的力量而很少靠自发的道德的力量来面对各种危机，中国人在现世观、唯物（现演化为唯GDP&RMB）思想等的影响下，相互之间的信任度相对缺乏，靠自发的道德来寻求力量非常困难。在和西方人握手的时候，中国人的眼神总是闪烁和回避的，而西方人的眼神总是直视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西方人要告诉你的是，我心理已经没有东西了，请相信我；而中国人潜藏的心理活动则是，我心理不能给别人看透，否则很麻烦。根深蒂固的古文明的熏染造就了中国人这种自然而然的习惯（由正襟危坐和观颜察色而来），也证明了中国人智力结构的扭曲。不改变语境、不改变文化心理，要使中国人自然而然地相信别人是很困难的，当然反过来，要别人相信中国人一样困难。一个不互信的地球，哪里来合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寻求合力的过程其实就是创新文明的过程。

第六、我们猜测，“终极”文明的社会形态也许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研究型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社会形态下，对未知领域、对地外拓展的知识和能力经常出现指数级增长，所有的负面因素都被很好的平衡和限制着，所有不伤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需求、欲望和尊严都能得到保护和满足。

通过对新文明形式的粗略描述，我们或可探得上述这样一个将来的文明形式的雏形，这种文明形式既不是故纸堆的无谓挖掘，也不是西洋景的简单效颦，是基于两个视野：未来、宇宙的视野和量子人性的视野的观察结果。这样的形式未必是完美的，也不会是“终极”的，但一定意义上至少是适时的，是让地球文明继续存在下去而不使地球人自我毁灭的有价值的形式，应该是可以凝聚地球人自发的力量以应付危机的有价值的形式。当然对我们民族来讲，也应该是有价值的文明形式，可以让我们从扭曲的智力结构中调整出来，增加别的国家、别的文明对我们的信任度，增加向地外发展的力度等等。

大致理顺了我们可能的新文明的形态后，我们应该不难理清我们的创新的路径。创新文明形态（也可以说是增进文明），最直接路径的也许是提升普遍的道德水准，提升道德水准必然首先要改变影响道德水准的各种各样的“身教”（主要是各种腐败现象——官员腐败、足球界腐败、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等），而改变这种“身教”的社会氛围，必然要求制度的零容忍，而制度的改进甚或根本上的重塑，必须要广泛的共识，要建立广泛的共识，以下途径可能是可行的：创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适时性的学说，彻底改造语境——创立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比对过程中自然汰选，沉淀新的共识。也就是说，通过新思想、新哲学、新学说改造语境，沉淀新的共识，在共识的作用下，改进乃至重塑根本性的制度，制度做到了对腐败的零容忍，总体上腐败就会自然消亡，腐败的基本消亡自然会使不公正基本消亡，社会道德水准（因人性本然的量子特性）在清廉的社会氛围下，自然被提升，全新的文明形态也许就不费力而自然出现。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51
第十一章 哲学的思考



儿童对周遭世界总充满着好奇心和理解的渴望，在无数的新事物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没有见过事物对他们来讲就是新事物），总充满着探询的欲望。这也许是哲学的最初的根基，哲学应该是根源于人们本然的好奇心的。当然，在成长过程中，大部分人或在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下，或在固定的教育模式的作用下，或在专业的牢笼下，常常被塑造成了大致固定的模式，很容易丧失儿童时期本然的好奇心。只有少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有幸没有失却儿童时代本然的好奇心。在面对自然的、社会的各种现象，尤其是面对如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意义，面对征伐不停、流血与死亡总无法遏止的历史的或现实的事件等等时，激发起了追根问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强烈渴望。各种开创性的哲学应该是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兴起的。

哲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在本书的开头对科学、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的描述：宗教是先验的，科学完全经验的（无法验证的东西人们不认可它的科学性），而哲学是界乎二者之间的，这里我们不再对这个问题做详细考察，只认为哲学中有经验的成分，但也有先验的假设的成分，就可以了。这一章我们对哲学的思考并不是思考其来龙去脉，而是思考其具体的某些哲学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理念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作用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新哲学可能的形态应该是如何的等等问题。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或多或少的有一些阐释，这里不过是做一些展开。视角太泛，难免失之精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书的基本理念的提出：人性的量子态，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假设人的“第六感觉”不是普遍作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假设正常状态下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没有感觉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在“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基础上，我们可以证明科学的真确性，科学不是在所有的哲学视野下都是真确的，但在我们的视野中却是真确无疑的，量子人性的猜想是在比对人性的种种现实的、历史的表现和科学的重要基础之一的量子力学的种种特征之后提出的。有了猜想，我们引出了种种假说，再对这些假说展开某种“证明”，证明人性的种种特征与量子力学的种种特征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与所有的哲学基础一样，我们的基础也未必是坚固无比无法摧毁的，在面对“神秘事件” 时常常是失效的。我们不惧也不拒人们对我们的基础的种种质疑，任何的哲学基础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假设，只要是假设，就有可能被证伪，不惧因为惧怕没有意义，如果有一天人们普遍拥有了“第六感觉”，有了精确测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的能力，我们坦然接受我们理论的终结，但我们的基础在当下，在一定范围内还是适用的，我们的假设不笼盖所有，我们提出也只是适时性的基础；而我们不拒被质疑，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永远“无可怀疑”的东西。

我们不惧也不拒人们对我们基础的怀疑，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勇气怀疑所有哲学理念，怀疑它们的根基，剖析它们的论证，否弃任何古怪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态度。

我们从中国传统哲学说起。

中国传统哲学用的是负的方法（冯友兰的哲学思想），这样的哲学在不管你理不理解、明不明白时，就直接把理念强加给你，充满了暗示同时也充满了诡谲，因为是暗示的方法，所以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道德经》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理解的方法）。这和算命先生算命很多相似的地方——什么样的事实都可以配上你的说法，所以看起来对事物的洞察力非常强，像是确定无疑的真理。中国的负方法的使用，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可以说到了极至，《道德经》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这样一种负方法，是一个强加的理念，这句话好像说明了宇宙间的所有问题，可是事实上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道德经》中充满了玄惑的言辞，这些词把人们引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意境，不同人对《道德经》的不同理解证明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特征。

道家的作用是弥补儒家意识形态起作用的社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缺失，当入世的人们，欲求闻达的人们在追求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遭遇了挫折的时候，道家的出世哲学是一种很好的精神抚慰剂，在熏熏然中暂时忘却挫折和痛苦。就像儒家的哲学能保留下来是因为契合了传统中国的各种需要，是有用的一样，道家哲学所以能保留下来，成为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大哲学根基，也是因为是“有用”的缘故。道家哲学是中国犬儒主义、汉奸哲学的根源，也是阿Q精神的根源之一。

从根本上来说，道家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一个“道”字，道，不可言说，只能意会，却又无处不在，同时常常是在“恍兮惚兮”中领会。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说明过，这样的“道”是很搞笑的。我们做一道需要一步步推下去的几何证明题，必须要保持大脑的清爽，在睡梦中在、在神智不太清爽的时候肯定无法解答任何的几何题的（除了个别人在梦游状态还能保持清醒的之外），在神智不清爽的恍惚状态，看到的常常是各种幻觉，是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的杂糅，在人们生活环境各异、生活经验不同的情况下，恍惚状态中“感悟”到的东西自然会不同，所以每个人领悟的“道”自然也会不同（当然也有共性的幻觉，人们自然会把它当作真理——大家领悟到的东西都一样，自然不会有错——比如宇宙生成状态：清轻之气上扬为天，重浊之物下凝为地——大家感觉差不多：灰尘总是会落下的，石头总是会沉到水底的等等），这样你的“道”就不是我的“道”，我的“道”也不是他的“道”，这样的“道”当然就“道可道，非常道”了。《道德经》的魅力，不仅在于语言的美感，一定意义上，还在于它契合了人们的某些幻想，在无法用科学理解世界的情况下，道家哲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比较便捷同时也是比较懒惰的方法。同样，像“强其骨，弱其智”之类愚民哲学，也是在想不出治理社会的其它比较好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懒惰的体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使中国几千都失却了任何民主形式形成的可能。道家的一部分传人后来转而帮人抓鬼，是道家哲学发展的有趣的后果。

从道家的理论基础“道”来看是很不扎实的，从理论的结果来看会有许多不良甚至荒谬的发展后果，如对知识的摈弃，对民主思想产生的遏制，崂山道士穿墙而过等等。

禅宗有个故事说：“俱胝和尚，凡有诘问，惟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号哭而去。胝复召子，童子回首， 胝却竖其指，童子忽然悟。”

     读这个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悟”，我“领悟”到的是：俱胝和尚是个该死的混蛋，这个童子是幸运的：如果俱胝和尚的哲学理论需要举十个指头来说明，那个小童子的手指不全部要被俱胝和尚砍掉了？！俱胝和尚为什么要砍掉童子的手指？不是和尚对这个手指有深仇大恨，而是对童子竟然敢模仿他这个代表高超智慧的动作感到愤怒，童子这种“恶劣”的做法是对他的智慧的莫大侮辱，无异于在他头上拉屎，恼羞成怒，恶从胆边生，所以用刀砍断童子的手指——在砍童子的手指的时候，和尚是绝不会注视童子恐惧悲哀的眼神的，而只有满腔的怒火！可怜这个弱小无依的童子！我相信童子后来领悟到的是：不要再伸手指了，小心被砍！除此之外，不会有其它东西可以领悟到的。童子自然流露的不会是恍然大悟的表情，而永远是恐惧的神色。如果和尚不砍断小孩的手指，和尚面子挂不住，也许胸中的怒火永远也泄不掉，只有砍了别人的手指才会感觉胸中爽快（就像张献忠为胸中爽快把女人的脚砍下来堆成“小山”一样）。

这个故事还让我“领悟”到，任何理论如果“面子”太薄了，很容易恼羞成怒，祸害人间。“手指理论”能说明什么？故弄玄虚而已，你可以说你的手指中蕴涵丰富的哲理禅味，我可以说我家的猫是孙悟空变的，你说你是对的，我为什么不可以说我也是对的呢？！

佛家语境中，因为人与动物是可以转世轮回的，所以应该要众生平等，一只蚂蚁上辈子可能是你某个去世的亲戚，所以要尊重爱护蚂蚁的生命，尊重爱护所有的生命。但反过来，那个童子上辈子可能是一只蚂蚁，我们可以不必在意一只前世的小蚂蚁的一个小小的手指。还算幸运，佛家没有说人可以轮回成植物，不然念佛的人就要绝食了——荤的（动物身上的东西）固然不能吃，素的（植物的身上的东西）不也不能吃了？！

道、佛哲学自有其 “面子”薄弱的地方，儒家哲学也一样。

前面不少地方我们都提到过，儒家哲学的理论根基是“天”。在古代，人们对天呈现的各种特点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来理解，凭借的只是直观的感觉和简单的联想。阴晴雨雪、风云雷电等等，令古人畏惧莫名，但也有一个事实，天虽然有不测之风云，但天的本然状态是清明的。天本然是青天。对天的敬畏就由此而来。正因为天很难有人会怀疑，所以基于天、天命、天数的学说乃至口号，很难使一般人产生怀疑。儒家背靠天助，深入日常人伦，创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

或是因为中国人不知天的本来面目，儒家一直安享着意识形态老大的荣耀，但当在以科学文明为重要特征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终于明白了天的本然面目：青天是一层“洋葱皮”，除此之外，是一片漆黑，青天是用来装点地球的门面而已，现在的天不仅越来越浑浊，而且被捅了一个窟窿（南极上空臭氧层大洞）。儒家认为无可怀疑的青天，开始被地球人羞辱。自然以青天作为后台老板的儒家理论也走到了尽头。我们的这番话难免会惹恼新儒家们，但我们确确实实知道，现在靠贿赂天（祭天）来寻求福佑是不可能了，今天天的尊严太不足道了，不足以成为老大，天都不能做老大，谁还敢做老大？没有老大，又怎么建立等级秩序？没有等级秩序的儒学还是儒学吗？

古代宗教哲学有类似这样的争议：有一个哲学家说，他发现针尖上可以容纳七个天使跳舞，并且利用各种方法予以证明，最终也许会肯定地说：这是他发现的真理。可是另一个哲学家说，他发现针尖上可以容纳十个魔鬼喝茶，他也证明了这是最后的真理。当这两个哲学家相互攻击的时候，就是相互撕毁面子的时候，有时甚至可以为此发动宗教战争。天使跳舞论与魔鬼喝茶论的支持者甚至可能会进行几百年的战争，这和俱胝和尚砍断童子的手指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护卫真理”的“义举”（通俗的说法就是“打了鸡血”）。

一般来说，一种哲学自认为的“终极”性越强，越容易丢失“面子”，特别是那些先验的哲学理念在面对用科学手段发现的事实时，常常会颜面丧尽。由此引发人性的量子跃迁，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圣经》认为宇宙的中心应该是地球，代表上帝的伟大杰作的人是万物之首，绝不能和其他生命形态相提并论。当这样的理念面对日心说，面对进化论的时候，必然会勃然大怒——对上帝的无情嘲弄，岂是可以容忍的事情？！

所以容易“丢脸”，是因为代表了“终极”，这常常是很多哲学难以避免的痼疾，一般基础越扎实的哲学理念越不容易“丢脸”。

本书所体现的理念，我们不敢说基础完全不可动摇，但能追索到“我感，我共物在”这个程度了，自感比起那些凭一闪而过的念头建立基础的哲学理念，“面子”多少要厚实些。虽然如此，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不愿做任何的终极结论，毕竟这也只是无数哲学理念中的一种而已，史上和现实中，惹人笑话的“终极”狂人实在太多了，著者无意与之为伍。除了有点怀疑精神和勇气自认为值得称道之外，自知一点说，真的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也请读者诸君见谅“一定意义上”“一定程度上”等等之类的含糊致辞，实在有太多的东西不敢妄断。

如果我们怀疑了老祖宗的哲学，而不去怀疑西方哲学，就难免被人指摘为崇洋媚外，其实西方人的最重大哲学精神之一就是怀疑精神，他们对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无不会抱有一种怀疑精神，既然他们自己都怀疑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怀疑他们的一切呢？！西方哲学，我们一样怀疑。

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用的是正的方法（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中国哲学跳来跳去，飘忽不定，需意会难言传，而主流的西方哲学都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过程，根据基本的公理或大量的事实推演出理论大厦，看起来有凭有据，模糊处不多，不必揣测。

不用讳言，西方科学文明的诞生，重视逻辑方法的西方哲学的有着重大的贡献，如数学、几何学中的严密没有任何掺杂的纯粹的推演，正是科学文明得以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哲学习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上，东方民族已先输一着。在无法统一的先秦时代中国有了一次真正的学术繁荣和创新，中国人的哲学习惯从那时开始形成并逐渐固定了下来，在之后的几千年时间，在西方文明影响以前，哲学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再也见不到新哲学方法的出现。在传统中国人看来也许很无聊的三段论，事实上蕴涵了重大哲学习惯。西方的哲学习惯是严密推演，而中国的哲学习惯是即兴发挥（多是一些语录）。第一次看到三段论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和我们有相似的想法，就是觉得无聊，西方哲学就这些东西？凡人都有死——废话！苏格拉底是人——又是废话！故苏格拉底有死——还是废话！在与《道德经》之类进行比对的时候，感觉这些无聊的东西无论如何没有中国哲学有味道，有深度！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无聊”的方法叫做哲学的正方法，而我们自认为优美、高深的哲学用的竟然是负方法，我们现在也知道了中国人的这种哲学方法看起来美丽，却是一大堆陷阱，只有用正方法推演出来的体系才是相对可靠的。

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怀疑，不是怀疑这种正方法相对与东方的负方法的是有优势的，而是希望从哲学的重要方法逻辑分析法里面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中探寻一些谬误，归纳法也好，演绎法也好，哲学家们各有偏好，是因为各有优劣，我们怀疑的是人们在理解演绎法和归纳法时，常常厚此薄彼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而不是有机相溶的做法（毕竟只是方法而已）。

当然，我们不仅仅质疑哲学方法的问题，也质疑各种学说自认为无可怀疑的各种假设的前提。和怀疑 “天”和“道”一样，我们会有拣选地怀疑“人首先要吃穿住行”、“我思，故我在”以及其它“唯一主义”哲学的前提。当然也会多少剖解和观察一下各种哲学可能的后果。

体现哲学的正方法的主要是逻辑方法中的演绎法和归纳法，演绎法和归纳法因各有优劣被不同的人们偏爱，是应该以演绎为中心还是应该以归纳为中心更合适一些，人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而事实上，以我们的分析看，除几何等极少的领域可以用纯粹演绎外，其它领域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几乎没有纯粹的演绎，演绎中融合着很多归纳出来的东西，同样，归纳法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枚举，在个体、部分事实的基础上常常要用演绎法来推演，否则常常就是事实的简单堆砌，一堆原材料而已。所以，在我们看来，两种方法应该是有机相溶的。

三段论就是演绎推理的一种形式，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比如：所有人都有死，这是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这是小前提；结论是，苏格拉底有死。这好像就是纯粹的演绎，这几个前提都好像没有问题，但很多人还是提出了质疑：所谓的大前提：所有人都有死，是假设的前提，是你根据身边、历史的事实归纳出的结果，是归纳的结果，也许一千年之后，会出现一个永远不死的人呢？！同样，你说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小前提也是有问题的，根据佛家经典我们知道人和佛可以是一体的，人可以是佛，佛也可以是人；而根据道教理论，人是可以修炼成仙的。这样，你说苏格拉底是人就大大的有问题了，看起来像人，其实可能上界仙人（说不定是又一个天篷元帅下凡——传说他的形象和猪八戒相仿——若猪八戒不贪吃好色，或许也能成哲学家，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点——猪八戒看到美女和苏格拉底思考问题时都是雕塑一般的存在状态），或者已经磨练质变成佛，现在化成哲学家的形象来糊弄大家而已。演绎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有问题，结论自然不会牢靠无疑了。因为绝大部分的演绎都难以避免一些假设的前提，所以这些演绎难免是不牢靠的。

绝对没有问题的三段论也许应该这样表述：人可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有可能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可能会死。

当然这样表述也没有问题：人可能是不会死的，苏格拉底有可能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有可能不会死。

严格来说，不是三段论的方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常常因为需要有假设的前提，而令结果变得不是不可怀疑了。

归纳法常常被演绎中心论者诟病，只因为归纳法的弊端是十分显见的。

归纳法就是从部分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从个别到普遍的推理的方法。归纳法的弊端就在于，从个别的、特殊的、部分的进行推理，其中的个别常常只代表个别，特殊常常只代表特殊，部分常常也只代表部分。正如我们前面章节中讲到过的猪的故事，猪根据以往的事实归纳出这样一个普遍的“真理”：听到主人的脚步，我知道主人要来喂我了——因为以往的事实全部如此。如果猪泉下有知，它会非常痛恨自己的归纳法：主人最后一次走近，竟然是来宰我的！归纳以前的事实，就武断结论，真的害我老猪不浅！

人类理解世界总是有一个过程的，观察世界、观察宇宙的能力总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为理解世界，在许多的领域我们只能根据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进行推理（神启的先验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运气好碰巧会猜到了某些“真理”，运气不好，与经验剧烈冲突，就会颜面扫地），即使像猪一样有一天被宰，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归纳法不如演绎法严密，但归纳法也常常是有效的，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大大提高归纳法的有效性和真确性。

一、尽量把新发现的事件元素并入原来的元素之中，合并新旧事件元素重新归纳，修正或重塑以前的结论。对新事物视而不见，顽固坚持成见（坚持自己的知识是归纳以往的事件元素得出的），不是对归纳法的遵循，而是破坏。

二、尽量拓宽视野，寻找更多的视角，找到更多新的事件元素，在拥有更多元素的情况下，归纳当更接近真实。

我深信我们的命运不会像猪那么悲惨，因为我们不仅是简单的归纳，我们还有严密的演绎，同时归纳法将包容着越来越多的事件元素。当看到别的猪被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被“轮回”成猪），我们会把这个事件纳入归纳的范畴之中：主人走近有可能来喂我们也有可能是来杀我们的——人逼猪反，我们当学习反抗！

苏格拉底的死活和猪的命运或可告诉们，归纳和演绎是人们寻求知识缺一不可的方法，以何为中心的争议没有太大的意义，把二者有机相溶于推理过程中，又有何不可？

逻辑分析的方法成为多数西方哲学的推理方法，比起东方哲学中玄而又玄的东西，显然要塌实很多。某一西方哲学，只要有一定的根基即使不全然牢固，就比基于“天”和“道”的中国哲学更扎实。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刺激着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在促进知识积累和社会进步方面，东方哲学难望西方哲学的项背，其根源也许就在这些逻辑方法。

当然在刺激着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的同时，各种哲学各有其基础的不牢靠带来的诸多窘迫，只有在比对了各式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我们或可有某些或优或劣的较为完整的印象。

新中国借以创立的意识形态，革命的唯物主义的根基在“人首先要吃穿住行”等，在这个基础进行推演：人首先要吃穿住行，所以人应该要有生活资料，要生活资料就应该从事生产活动，人应该有从事生产活动的资料既生产资料，有生产资料才能获得主动权，生产资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劳苦大众要获得生产资料常常要经过阶级斗争。

唯物主义常常刺激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在我们的计划年代，几乎所有的计划都是为增长物质资料或围绕着增长物质资料的，很少关乎其它。它在中国的作用是空前的，这样的思维模式为疗治藐视“小人”（种田人）的千年痼疾作出了重大贡献，物质资料前所未有地大幅增长，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历史贡献无可厚非。

但同时因为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中有“首先”，却没有了“然后”或漠视了“然后”，而变得不牢固，在此基础上必然有的不良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对人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缺乏尊重，对艺术等体现人情感的事物的粗暴干涉、强求一律，对多样性缺乏尊重，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如对生产资料国家分额的沉迷导致在市场条件下的各种角色混乱——很多地方的政企难分、官商一家、权贵资本垄断，如对股民——潜意识中常把他们和“投机倒把”这个词联系起来——利益的漠视，如宏观调控动辄伤害大批民企）等等。

.同样有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常常因为只有一己的我，而漠视外于自己的物甚至人，发展出主观唯心论，结果甚至会导致对科学的怀疑——既然外物是虚的，科学是建立在观察外物的基础上的，所以科学也可能是虚假的。笛卡儿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怀疑精神，但在当时的氛围之下，他无可能怀疑神的存在，所以我们认为他的怀疑是不彻底的，他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是不十分牢靠的。这些我们在本书开始做过一些分析，这里不再赘叙。

实用主义最简单的表达也许就是“有用就好”——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应该是有意义的或真确的。精确一点或绕一点说：概念或建议的意义存在于其可观察到的实际结果中。

我们现在知道了，地球和整个宇宙可观测的最终指向的结果是死亡，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死亡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状态（对部分人——比如生不如死的人来说是“好”的结果），如果概念或建议的意义是存在于“死亡”这样的结果上的，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概念或建议将成什么样了（建议引爆核仓库，早点到达死亡的结果，这样的建议，也许是最有意义了）？！人活一世，只是一种过程状态，最终结果（死亡）又有什么意义呢？！建立在这样的结果上的概念或建议又有什么意义呢？结果都是一种“没用”状态，谈何好不好。可观察（用严格的科学逻辑推算出来）的结果常常会是“没用”或无意义状态，概念或建议的意义存在于无意义状态的结果中，不很荒谬？！

实用主义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重点关注结果，自然会漠视过程。如对美国人来说，只要能用民主、自由福荫全球，最终达到地球人都享受民主、自由的这样的结果，就可以不要太考虑使用什么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犯点“错误”（事实上常常是滔天罪恶——如用一个“炸弹之母”杀死N多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为达到增进财富、增加的人民的物质福利这样的结果，不签《京都议定书》、破坏点环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的国家行为，常常可以从他们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根源。

古老的东方哲学的整体上的身后寂寞，是因为没有正的方法。而具体某种西方哲学的病灶，常常是因为推论的最初的基础是“偏”的，马恩哲学重视了“首先”却淡漠了“然后”，笛卡儿重了感觉主体却轻了感觉对象 ，实用主义重了结果却藐视了过程，等等。任何的“唯一主义”哲学，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爱，造成了必然会有的偏颇。

当然我们也有偏爱，但我们偏爱的是具有怀疑精神和容纳性的哲学理念，欣赏怀疑精神，偏爱多元世界，如果一定说要有什么新理念或什么新主义，那么我们或可描述成：可以摈弃任何偏隘的“非唯主义”。

我们的基础是“只要有感觉，就能证明感觉主体和感觉对象的存在”。这个理念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做了不少的阐释，这里不再罗唣。除了否定“第六感觉”外，我们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偏隘，我们相信至少在当下应该是一个适时的哲学理念。对科学真确性的肯定，以及领受科学世界的各种现象带来的启示，是我们的哲学理念的最大的特点。

中国哲学思想的贫乏，也许不仅在于负方法的长期影响，对正方法的效仿显得粗陋蹩脚，还在于怀疑精神还没有被广泛激发出来。不敢怀疑老祖宗的东西，生怕被人说成“崇洋媚外”，也不敢怀疑西方人的东西，生怕被人说成“妄自尊大”，总是怕这怕那。老祖宗的东西也好，别人的东西也好，常常越学越觉得自己“肤浅”，胆子也越来越小。老祖宗的东西，常因为充满玄惑的语句，让人感到云罩雾绕、莫测高深；同时，别人的东西因为环境的不同，理解起来常常感到困难，当然也会认为是自己的“贫乏”。在双重压力下，人们的精神被压扁了，经常在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中苦苦挣扎，痛苦无以言状。

我们的怀疑精神不全然等同于怀疑主义的那种怀疑精神。怀疑论认为，任何真知都不可能，为了达到大约或相对的确定性，追索必须是一个怀疑的过程。我们认为，真知应该是存在的，而且应该能经得起任何的怀疑的，我们在探询真知的过程中，必然首先要怀疑，对基础、对后果进行追索等等，在怀疑基础上的知识才是相对可靠的。任何怀疑都经得起的，我们认为就是真知。

乘法口诀表，是真知吗？是不容怀疑的吗？是不是真知我们暂时不知道，但可怀疑性是有的。首先，我们可以基本肯定乘法口诀表是地球人创造的，是个人为的东西。假如绝大部分地球人的手指是八个，而不是十个，也许现在的口诀表就不是这样子了，不是十进位的，而是八进位的。基础数字只有八个，而不是十个（在八进位制下的乘法口诀表见附表）。我们怀疑了口诀表的形式应该不止一种，但我们的怀疑好像也只能到这里。在十进位制的情况下，九乘以九确实是八十一。所以在大家公认十个数字的排序：0，1，2，3，4，5，6，7，8，9的情况下（大家公认：1比2小，1+1=2，而不是2+2=1）乘法口诀表是真知。

怀疑一切当然不等于否定一切，在怀疑中可以否定一些东西，当然也可以肯定一些东西。当初提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口号，应该是培养中国人革命精神、怀疑精神的一种努力，非过正的矫枉也许不足以达到矫枉的目的。现在看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口号，确实没有培养起中国人多少怀疑精神，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不容怀疑”的事情横行霸道，人们却受之坦然。

我们的哲学发展也许需要高强度地锻炼使用正方法的力量，需要科学理论尤其是科学基础理论的启示，我们的哲学发展还需要有充足的怀疑精神（从根基上和后果上进行追问），经得起怀疑的我们谨慎地肯定（有些理论的根基不清，后果不全，我们或许只可暂时肯定），而经不起怀疑的我们应摈弃情感的执泥，断然否弃，这就是我们对哲学的思考。

                                                        

附：八进位制乘法口诀表（或一般人只有八个手指的智能星球的乘法口诀表，注：7+1=10，没有8和9）

     

1×1=1   2×2=4   3×3=11   4×4=20   5×5=31   6×6=44   7×7=61
1×2=2   2×3=6   3×4=14   4×5=24   5×6=36   6×7=52  
1×3=3   2×4=10  3×5=17  4×6=30   5×7=43
1×4=4   2×5=12  3×6=22  4×7=34  
1×5=5   2×6=14  3×7=25   
1×6=6   2×7=16
1×7=7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3-1 09:52
后 记



在即将收起键盘上飞舞腾挪的手指时，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惶恐，目光扫过通过键盘击打出来的文字，冷汗不由得从后背沁出——几个字忽然从脑门冒出：狂妄！生而有幸，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年代。可能除了在某些特定的割据年代和当下的网络时代外，不管在秦始皇时代，在儒家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西方政教合一的时代，还是在外部形势严峻的革命年代，都无这样的学说生存的可能，而著者的命运也不难推测：或被秦始皇活埋，或被文字狱坑害，或被当作异端处决，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在观察各种各样的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理解力的贫乏。在套用了一些理论之后，我们或可解释一些现象，但当各种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绝大部分理论都不能提供给我们哪怕稍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常常感到困惑，感到迷茫，感到无措，不管是从故纸堆里寻找出来的还是从西洋景效颦而来的，都难免得之一失之万。

为试图寻找理解繁杂的社会现象的路径，我们不得不在可能大规模得罪各家传人的情况下，对各家的基础发起“攻击”，对各家已有和可能有的后果进行追问，发现这可能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契入点。但仅仅有破，却没有必要的立，也不足以发现解决纷繁芜杂的各式繁难的有效路径，所以，虽然我们感到战战兢兢、汗流浃背，但仍不避可能被众人诟病的后果，创立自己的体系，我们的学说不坚固、不完善、后果难料，都是可能的，虽然稚嫩而不堪攻击，但应不失为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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