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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6
标题: 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lwg1945 于 2011-1-10 14:14:4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至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本科六年时间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重角色的切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决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2以社会为课堂
3运动之激烈
三，教学改革
1实践教学
2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1）
大字报
（2）
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
郭影秋
（2）
大辩论
3红卫兵
（1）
风云突变
（2）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
恐怖的“红八月”
（4）
“联动”的结局
4大串联
（1）倾巢而出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简要分析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6反帝反修
（1）
苏联大使馆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日共代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攻打红楼
(2)
武装对峙
(3)
血染操场
(4)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艰苦生活
3沉重压力
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3以史为鉴
4面向未来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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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
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家属楼盖了起来，前面的部分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6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了。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所以知道了这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技巧上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决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才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黄河时，已是半夜，虽是一夜未眠，也没看见。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认为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6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陶醉、忘了自我。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统计系，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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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也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
我的哥哥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时，低年级各自回家，高年级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又体检。一位男同学留到下一级，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
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往往是步行走回学校吃点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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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铁道学院的，是位女同学，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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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7
3．校园生活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住在同一楼舍内的，全国高校独此一家。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在中间两个，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也很少有谈恋爱的，而且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有网友想叫我谈谈那时大学生的恋情，我想了想，真是没有更多的好说。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那么地熟悉，熟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其他想法。熟悉到，有次，一位女同学还喊我：“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去洗澡吧。”于是，两人回宿舍（也就是隔了两个门）拿着脸盆，放上毛巾肥皂，就一起往澡堂走去了。这事放到今天，一定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常，无论是自己、是对方、还是别人，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那时的环境，就没有这个气氛。讲句笑话，那时可还没有如今的“把妹达人”那些玩艺。或许还有个原因，可能是我的年龄在班里最小，没想过这些。
1965年，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男女同学在一个楼。法律系男生在一楼，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男生在三、四楼，两个系的女生在二楼。我们楼层里的最西侧，还有几个空房间。
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昼伏夜行、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就和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而且还是隔壁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这些越南女孩比中国女孩更能闹，满楼道里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不多时间，我们有的同学还跟她们学了几句越南话。1966年夏，由于国内文革的开展，她们只能撤回本国。听到这个决定，刚才还在学着斗走资派的模样、装鬼脸、嘻笑着的她们，刹时就变了脸色。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
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人大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可能是与以前招收的都是三十往上的调干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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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8
那时,食堂的打饭是这样的:每顿就一个菜。饭票上，没有金额，只标明日期和早中晚。上午没课的班级，轮流去食堂帮橱，干些捡菜、洗菜之类的活，而且提前吃饭。开饭时，还要给来就餐的同学们打菜。为了显示公平，打菜时不能抬头看人，以防别人说你打得有多有少。队伍又长得很，所以就只管低头接碗，飞快地往里舀上等量的一碗，再接下一个碗，都练出这本领了。
菜是等量的，可饭量有大小。不过，只听说不够吃的，几乎没听说吃不了的。
饭碗由各人自备。吃完饭，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前就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如果有熟悉的女同学，你就可以把碗递给她，说声：“帮我洗一下吧。”甚至连“不好意思”都不一定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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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园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了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她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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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9
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至今有印象的，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有掏粪工人时传祥，有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等。
李瑞环同志那时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型。虽然是个工人，但报告非常风趣精彩。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一段：有次在公交车上，因为急刹车，他不小心碰到前面的一位妇女，那妇女用北京话生气地说：“德性！”他幽默地说：“同志，这不是德性，这是惯性。”讲得全场大笑。
时传祥是位淘粪工人，因为勤勤恳恳几十年而树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受到刘少奇接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接见的照片，以显示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和国家主席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文革期间，当然也就跟着国家主席倒霉，横遭迫害，致病致残，被赶回原籍。好在还留了条命，真是不易。
张秉贵是糖果柜台的售货员，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典型，尤以“一抓准、一口清”称著。你要几斤几两，他一把就能抓出来，一口就能说得多少钱。那是多年苦练基本功的结果。
我们班在这方面也很积极，但是却没讨好。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也是人大的学生，来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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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9
在大学里,有一些外事活动。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
还有好几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百万人群众大会。印象中有：1964年的支持巴拿马人民、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总之，忙得很，事儿多得很。这时，置身于天安门广场，真是人如海，歌如潮，红旗翻卷，吼声震天，很有那种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的感受，真的就像置身于世界革命的中心。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就小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小看了它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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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秋，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跟我们班还开过一次座谈会。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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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49
4．课堂教学
人大的老师和员工都很认真勤勉。如果说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去过的单位和学校难免都有些不够满意的人，但人大是例外，那种人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在我离校十多年之后，也进了学校当老师，但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我当年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给我寄来香港版的统计学，救了我的急。而他自己也是颠沛在外，刚回人大不久。即使是在系办公室里搞行政的任主任、王秘书、翟秘书，那样地关心学生、尽职尽力，我至今印象很深。母校的老师，是种无形的巨大的召唤，使我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努力去做一个让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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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教学很严谨。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老师整堂地讲，学生整堂地记。我是几乎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课后再加以归纳整理，用横杠、黑点这些划出要点。学校一方面，很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去啃那些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同时，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多，涉及面广。比如我们统计专业，不但要学各个部门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商业统计等），在学这些之前还要先学各个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等），同时还要学工业技术（从金属冶炼到机械制造）、农业技术（各种作物的种植栽培）、商品学（使我知道了各种商品知识，如纺织品的分类与鉴别、不同护肤化妆品的成份与功能等）。尽管大部分课程，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没学成。但这样的安排，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是很有用处。现在有句话叫宽口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0
考试形式比较多，除了通常的闭卷笔试，还有口试、讨论式、作文式等。尤其是口试这种方式还挺新鲜。定下考试时间后，要抱上一大堆书去。而后在老师那儿抽签，签上有两道题，可仍选一题。自己翻书翻资料，准备一到两个小时，列出答题提纲。轮到自己后，到老师面前讲15分钟左右，而后老师根据答题情况进行追问。这种办法，抄袭和死背都用不上，也用不着。学生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度，都表露无遗。对于社会学科来说，这确实是种很好的考核办法。
我当老师后也曾试用过口试，学生们很欢迎，反应很热烈。试下来之后，才知道对于教师的工作量太大，批阅个书面卷子可以一目十行地过去，而口试要一句一句地听，还要互相讨论，当场给出结论，怪不得现在都不用了。记分方式除了百分制，还有五分制、二级记分制等，后面这些，现在也都不用了。对于文科学习的考核，很多情况下，确实很难精确到1%、2%，那样反而不科学。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0
人大的教学，强调自学，对于自觉性比较强的同学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上大课，与老师接触较少，只有到考试时与老师见面，这全得靠自己自觉。上小课，老师们都挺随和，师生关系不错。我的语文老师是张小水（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他深入浅出，语言丰富多彩，使我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延续。现在还能记得他讲的文章写作要领：凤头、猪肚、豹尾这些。联想到后来，尽管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拿过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次，我作为一个经济类的老师，居然还客串讲了遍“大学语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有的。到了退休后，忽然又想起写小说。恐怕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起作用。高中的贾老师、大学的张老师，无疑都是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地理老师知道我对地理很有兴趣，而且基础也较好（地理是我各门课中最强的一项，并且从地理延伸出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今天对《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这个知识体系有关），还曾为我转到经济地理专业作过努力。但我们那届没有这个专业，要转就得跳级，这尚无先例，只好作罢。但我还是挺感谢老师。
人大的学习也是很严格、很严肃的。我们的上届有个湖南籍的谢姓同学，或许是因为家庭困难、年龄偏大、身体欠佳等原因，一门主课不及格就留到了我们班上。上了一年，还是这门课，考了58分，因为同一级不能留两次级而被退学。现在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当时，我们很为他惋惜。他回去后，来了音信，说进了个挺不错的事业单位。我们又为他庆幸。其实，以后想起来，从城市来的学生，还真不如退学能回到原来的城市。当然，话再说回来，再以后的几十年的利弊、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出来。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1
这段时间，主要收获是：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能发展一些个人特点，“独立思考，自我判断”，有了些萌芽，尤其是知识积累明显加快。进了人大，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中学时只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图书室，而且不对学生开放，那个管理员因为知道我真的喜欢看书才让我能常进去翻阅。而今，面对这几百万册书的图书，真的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说“如饥似渴”，恐怕不够谦虚，那几年真的是看了不少。可以说，我从图书馆里获取的知识要超过从课堂上获取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大的知识积累，决定了有多大的思维空间。头一、二年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地理、历史（近现代史）和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按照国别，有计划地排着看。比如我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了个遍。我觉得咱们国内，几乎没有科幻，有的只是魔幻。这里面的区别大了，这儿先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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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负面感觉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僵化。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但是在程度上比现在要好一些。那时的老师不划重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不像现在，不划重点，学生有意见；划了，就成了考试范围，学生就背那一点点。思维的活跃程度仍然不够，已经不是严谨的问题，而是感觉出是拘谨和沉闷。后来了解到，这也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不能怪老师。1957年的反右（出了个勇敢者林希翎）、1959年的反右倾（邹鲁风副校长的殉难），人民大学都是重灾区，1960年还有个对教学内容“反修防修”的检查，直到我们入学前的1962年5月还在对1959年反右倾进行平反，其间对教师的打击和压抑可想而知。
而且，个人特点的发展、思维的扩展，更多地还是靠体制外的那点空隙。只是相对来说，这点空隙，人大可能要大一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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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1
那时的有些弊端，如今不但仍在，而且更加厉害。当今的高等教育更有着种种功利和浮燥的色彩。社会上“权力过度”导致“管理过度”的现象，在高校也比比皆是。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很有限。浓重的行政化，使学校成了官场的翻版。真才实学或追求真才实学，却被视为另类、黯然失色。对比起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相去甚远。当然，就这点来说，现在要比那时好一些，但还远远不够。（温总理是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以至于很多学生在“糊”，有的老师也在“糊”，这能去怪学生和老师么？难怪钱学森老前辈要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话请见2009.11.9央视《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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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并不十分理想但还算是比较平静的学习生活，由于政治运动的来临，很快就离我们渐行渐远，最终变成了一种不可求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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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2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左倾狂热的1958年、59年大跃进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党内高层在怎样认识这场灾难的程度、原因、责任以及应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社会上的干部群众也出现了一些疑惑和思想混乱，有的地方还自行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措施，比如开放集市、重划自留地、分田单干等等，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衰退、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的现象。但是，当政者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整肃纪律、统一思想、消除权力隐患，故意夸大了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原话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书中讲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为此，先后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后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大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而且还是参加了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整个运动的全过程。1964年2月29日，我随所在班级去了北京郊区的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参加前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那时还没叫社教。为时一个半月，4月15日返校。鱼儿沟，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是个很干净的小村庄，离西山山脉已经很近了。我们在时，地头路旁的桃花已经绽放，而天边那一排高耸的山顶却还是白雪皑皑。同村的，还有铁道学院来的老师。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2
1964年秋，全国的社教运动进入高潮。那年的9月到10月，人大的高年级学生全部出动，分别去了湖南省湘潭县、陕西省长安县、山西省襄垣县。这三个地方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的试点单位。国庆前，北京市委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个参加社教工作的动员大会，彭真作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2
国庆一过，我们就离开北京出发了。先在湘潭市里的专员公署招待所住了三天。进行战前的最后集训，当地领导介绍情况，分组编队。那个招待所就在湘江边上，风景还不错。三天后，我们大部队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一路南下。一时间，湘衡公路上，尘土飞扬。不断有卡车停下，他们到了，我们继续往前。一会儿，我们也到了。爬下车后，又背着行李走了好长的路。走一段路，留下几个；走一段路，留下几个。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冲里，我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儿，只有孤立的一个泥土屋，一个孤儿住在那。那儿，就是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那时，运动已经开始一个月了。当地派来的干部，是工作队的主体。我们是分散插到各个队的。
四个月后，随着党内斗争的焦点逐渐转向高层和“二十三条”的颁发，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压态势和政策力度有所减缓，工作队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次年2月春节后，人大师生相对集中。我调到了湘江南岸的湖田大队。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6月回校。湘潭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社教试点单位，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总领队。
参加社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尤其是在湖南的八个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离开校园，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偏僻的老乡家里，第一次被投入到农村、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政治运动里。工作队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要和群众实现三同，不但住在老乡家，吃也在老乡家，而且只能吃素，不能吃荤，甚至连鸡蛋、豆腐这些也不准吃。以便于接近贫苦农民，进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当时又搞了很多神秘主义的做法，个人的单位、姓名还都保密，另外胡编了一套，没多久，连自己也搞糊涂了。
到了湖南,在下发的省委文件里，就常能见到湖南省委领导的名字。文件里都称呼为平化同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延春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锋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亲切得很呢。华国锋早年是湘潭县委书记。那时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他会是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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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8:53
2．以社会为课堂
城市孩子到农村，有很多新鲜事。在北京郊区，进农舍，第一次见到了炕，见到了炕前的灶台和风箱，见到了水瓢和水缸，见到了贴在窗框上的纸张。这之前，还从没想到过原来窗户是可以用纸糊。难道这很重要么？值得这么大惊小怪，还要特地说一下么？是的，就是这些细微的体验，使我渐渐地体察到国情和民情，渐渐地积累起认识，开启了思维。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了电视，可以大大加快这一过程。但电视毕竟不能替代亲身的体会。
讲到农舍，湖南的又和京郊的不一样。我在湖南的两处，相互间也不一样。在中路铺，农舍很分散。沿着小山沟往里散落，每处仅一二户、二三户，像毛泽东故居那种样式。房子是用很厚的泥坯垒成，只是它的屋檐很宽，檐下可以堆放杂物，所以也不怕雨淋。而在湖田大队，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则是十几户人家集居。房舍前后左右连在一起，像是把好多个四合院并拢。不过，朝向是东南西都有，而且院院相通。通道也都是上有屋檐的走廊。七拐八拐，生人进来，是很难找到哪家的。真有点庭院深深、曲径通人家的味道了。
这儿的自然风光还是蛮不错的。屋前是一片片的水田、一湾湾的荷塘。屋后是一层层的山丘，平缓起伏，树木葱浓。满眼望去青山绿水、高低错落，就像大公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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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0
但是吃饭很不爽。可能是老乡自身生活条件的艰苦，也可能是对工作组的不欢迎，或是吝啬，总之给的饭很少。那是装在陶制的钵子里蒸的，，也就二两米的样子，吃不饱。可他们也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别的。再者，就是没有菜，连青菜、茄子这些都很少，顿顿就是红辣椒，辣得不得了。我又不吃辣，真是没办法。对于那些不习惯吃米饭的北方同学来说，更是苦不堪言。饿得不行，自己想了个办法，到镇上买了点熟猪油，放在饭盒里，每天悄悄地舔上小半匙。那时，都盼着哪天能上公社集中开会，中午能改善一下。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有过的盼着想开会的日子。大干部们都在公社吃住，是不用愁这些的。有个地委领导还说，为了注意影响，开会时不要吃得太好。好什么呀？有个五花肉就不错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等我们走了，他们开小灶就可以吃好的了。
语言的不通也带来一些麻烦。头几天，是一句也听不懂；一个月后，大体能听出来；临走时，已能简单说几句了。记得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老乡喊我吃饭：“陆同志啊，吃饭啦。”用湖南话就念成“lou-deng-zhi-ai,qia-fan-da”。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0
湖南的气候也并不好：冬天的阴冷，春天的多雨，夏天的炎热。春天的雨季里，乡间的土路泥泞得难以想象。去公社开会，走在湘江大堤上，堤外是滔滔的洪水，堤内也是很大范围的积水。近处的稻田都已淹没，往日的山丘，簇立在波涛之中，像沿海岛屿似的，但却毫无心思去欣赏。因为脚下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寸土难行，当然最后也还是能走到公社。大概有多年的经验，老乡的房屋都在水平线之上，水稻也并不怕淹，这大水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没有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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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生在农村，对一些小事，也挺好奇。就说鸭子吧，因为水田多，这儿几乎家家都养鸭子，白天不用人管，自己上田里去觅食。傍晚也不用喊，自己就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是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起回来的。而且是一列纵队，一只跟着一只，好长的队伍，摇摇摆摆，大大方方，嘎嘎地叫着，一起走回来，真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到了谁家门口，这家养的几只，也是排成一个小队伍，从大队伍里出来去自己的家。没人管，也不会乱。这情景，把我新奇了好几天。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1
也有应当惊奇而不惊奇的。山上草丛挺密，常有蛇出没。我很少有几点是不像城里学生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怕蛇，而且还喜欢抓蛇。看见蛇区分开有毒无毒后，不但不跑，还穷追不舍。抓到后，还能把整张蛇皮活生生地就撕下来。这时，就是马上折下一段小树枝，最前头留几片叶子，从斜前方去撩拔引逗它。注意人、蛇、树枝不可在一条直线上。蛇，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最注意的就是前面晃动得最厉害的枝叶，它会猛窜过去死咬。几次以后，它发觉对方咬不死，便泄气了，萎缩了。这时再直接打在它身上 ，它便精神崩溃、毫无斗志，只想逃跑。在它往外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伸手去抓。关键就是要准，手指一下就要捏住它的后颈，这时就生擒活捉了。这一手是我高中时在松江农村干活时学的。（提示：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但有些常识不懂，也是要出事的。我就差点出个事。来湖南不久的一天，早晨上工前，有人牵了头水牛到了场屋上（就是屋前的空地），一些大人孩子围着看。我也是难得这么近距离接触到牛，站在墙边去摸牛的额头，突然看见对面的一位妇女脸色大惊，感到不好，连忙跳了出来。后来，生产队长跟我说，背靠着墙去摸牛头很危险。牛，越是在前面推它或是在后面拉它，它越是来劲，一下就能把人顶死，好在你出来得快。我听了直冒冷汗，原来差点就没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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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及其附近一带出过很多名人。在村前的山头上，老乡指着隔着易俗河的远处树丛，告诉我说，那儿是彭德怀的老家。汽车开过的路边，也有人讲过，那儿是刘少奇的老家，那儿是雷锋的老家（这些已是湘潭外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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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1
1965年的春节，没有回北京，在长沙的省委招待所住了十天。还去看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后来知道那一次是A角没来，李谷一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场。我对李谷一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创造性贡献表示敬意。我也喜欢音乐，在《革命四十年》里，提到了不同时期的几十首歌曲，包括有：大跃进的歌、文革的造反歌、宗教歌，甚至国民党的歌。我想，在我的作品里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
（顺便聊一句，虽然我已年近七旬，却依然喜欢最新的流行歌曲，比如凤凰组合和刀郎的歌。那英说，喜欢刀郎歌的都是些什么人呐。我很不以为然。当然，我不是追星族，对媒体上那些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绯闻隐私之类，毫无兴趣。有个外国人说过，吃鸡蛋，品尝鸡蛋的味道就可以了，至于那个母鸡长得怎么样，除了动物学家，是不用去管的。这话有点那个意思，不过，讲得太刻薄了点。这段话，不在正文中。）
那几天还去参观了韶山冲的毛泽东旧居以及岳麓山、桔子洲头等。还有个印象深的是，岳麓山上有个张辉瓉墓。张是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的领军人物，被红军俘获后砍下脑袋放在木筏上顺江流了下去，后来国民党将其安葬在岳麓山，足见国共两党拼杀之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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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1
3．运动之激烈
运动是激烈的。基本做法是先把村里的大小干部全部停职，来个人人过关，叫做“赶上楼”。而后通过自己交待、群众检举、相互揭发，来查四不清问题，一个一个“下楼梯”，最后退赔，分给贫下中农。干部交待问题是中心环节，还用了好多比喻的说法，比如叫“脱裤子”、“洗热水澡”、“擦腚沟眼”等等，说是通俗形象，其实是不文明至极。至于怎么迫使干部交待，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虽然说是不要逼供信，但另外还有句话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运动初期反右，运动后期防左”，小心你工作组自己变成右。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1
那时各种简报纷至沓来，这儿是查了多少“四不清”，那儿又是交待出多少问题。各种传言也是满天飞，这儿谁被打死了，那儿谁又自杀了。农村干部的压力很大，自不待言。工作组的压力也很大，怕搞不出“成绩”，没法交差。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不会捆绑吊打，连骂人也不会，就是靠熬，整夜整夜地熬。我们这些年青人，后来都熬不过老乡们。有一次，我和一个“四不清干部”谈话，直至深夜。不知怎么，我自己先睡过去了，等我醒来，那个“四不清干部”一直陪在我身边，真是弄得很不好意思。再一个办法，就是一天一天地熬，不给记工分，这大概对农村干部才有点压力。如果不是“二十三条”的下来和文革将至，这社教还不知道要熬到哪天，如何收场。面对这些质朴的农村干部，作为我来说，并没有因为所谓的“四不清”而去厌恶憎恨他们，相反，是觉得可怜、无助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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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2
以我在湖田时的房东来说，他是一个生产队长。按说是不能住在干部家里的，大概也实在找不出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他是个很忠厚实在的人，想把他当成四不清干部来打，实在没有什么劣迹，而且出身又好，根红苗正。要把他当成积极分子培养吧，又粘得很，软得很，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不讲）。运动后期要他退赔点，哪怕不做表率做个样子也行。他也做不起来，说实在他家里也没有什么可退赔的。最后还是他妻子从娘家拿来点东西顶上。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2
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看起来就这样没什么声势，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我在湖田，连大会也没怎么开过。这样做，肯定是不会受表扬，好处是以后遗留问题也少。再加上，政治风向已有变化，党内的斗争焦点已转向高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排不上号了。春节后，二十三条的颁布，社教运动的压力明显趋缓，不搞强硬态势，此时也能讲得过去。
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了。邻社办了个“四不清干部贪污腐化罪行现场展览会”。我们带了生产队干部去看了。那是一个大队干部的住宅，其实也是个泥坯房，不过稍微新一些。把家具用品，比如碗筷、桌椅板凳，也放在那儿作为“罪证”。这些东西比起普通农民家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唯一显眼的就是一床他儿子结婚用的新一点的被子，这就算是“腐化”了。所谓“贪污”，也就是多记点工分，折合成现金多少多少元。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他家连辆自行车也没有。湘潭当地农村干部的经济问题到底有多重，我不清楚。但这个展览和当时的运动，对前两年全国普遍存在的、湖南各地也多有发生的、群众非常反感的58、59年大跃进时横行的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的恶劣现象都没有提起。这样搞运动，实在是很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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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3
湘潭的社教，说起来，不算很过火。就是这样，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还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后来我在胶东农村，能够更深入地接触到农村干部，更了解到他们当时的怨屈、不解和忿懑，有的人竟然为此选择了绝路。湖南省湘潭县在社教期间死了多少人，我没有这个数字。有明确记载的是:“陕西省长安县在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被打死的不在内）。长安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试点单位，也是我们人大师生参加社教的另一个地点。而我毕业后去的胶东那个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试点单位，社教运动中的死亡人数也是三位数。
至于全国的数字，据资料，1962至1965年全国范围的城乡社教运动，有532万人挨整，死亡（被打死和自杀的）77560人。这个资料，有一点想特别加以说明。笔者一直想以正式出版物作为资料来源的依据。所以，当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时，并没有想要引用，只记了数据，而没有记来源。但以后尽管查了很多资料，却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找到更具体的有关社教运动期间死亡人数的数据。等再回过头来找这个数据的出处时，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资料只有数据而无法提供出处，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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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4
这一阶段的感受：1、贴身地感受了中国社会的现状，真切地感受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生产真落后，近似于原始状态。其间参加了很多体力劳动，犁地、插秧、车水、中耕、锄草、收割、脱粒、扬场，甚至挑大粪、赶大车，苦活、脏活、累活，南方的活、北方的活，都干过。对日后养成生活简朴、吃苦耐劳、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不计条件、注重工作很有帮助。2、进一步培育了“独立思考”。对政治运动有了自我判断。虽然那时学哲学已成了一种风气，“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显然是首先应该克服困难时期带来的阴影，当务之急是要花大力气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让广大群众脱离贫困状态。基层干部是有一些问题，但完全没有必要出手这么重、下手这么狠、打击面这么宽，把暴力革命、对敌斗争的那一套拿过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叫人感觉好像是在项庄舞剑，背后另有意图。而且具体做法缺少法律依据。“二十三条”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的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而可以随意解释的“整”字。最严肃、最严厉的政治运动，最高层次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有意用这种最不严谨的词语呢？为什么不可以准确些、增加些可操作性，让下面有据可依呢？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疑惑，虽然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这之后，面对文革的兴起也因此就多了些警觉，少了些盲从。
有句话用来描述此时的人大师生，倒有几分切合：熟读经典，满身泥土，尝人世炎凉，知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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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我们在湘江南岸集中，渡江北撤。或许是因为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打击不像周边地区那么厉害，乡亲们还自发地聚集到江边，来告别送行。真有点那首革命历史歌曲“十送红军”里“七送（里格）红军（介支格）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格）穿梭忙，十万百姓泪汪汪”那段歌词的意境。
有网友要我讲讲那时大学生的恋爱故事，前面说了没什么可讲的，这儿想起一段。我们班有位同学和村里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女孩子相识相恋。那女孩奋发图强，后来也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我那同学毕业后分到了新疆，两年后，那女孩毅然决然也去了新疆。事后，我们听了，都很感动。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就不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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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4
回校以后，总结交流了两个星期，也没有更多地可说。搞了个全校性的文艺会演，还有印象。去西北的同学有个舞蹈，是十几二十个男生，光膀子穿着陕北的羊皮背心，很有阳刚之气。那时还很少有这样的节目，令人耳目一新。去湖南的同学，自然是表演用湖南话唱的“浏阳河”这些。还有个是自编自演的用湖南话唱的反映社教运动的歌，我还能记得几句：“社教运动是嗰样地好，贫下（那个）中农站起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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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离开了运动现场，但是已暴露的和还在隐含的问题继续在发酵和膨胀。“社教运动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摘自《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语）
这是因为运动的激烈，已经主要不是表现在农村基层，而是表现在党内高层。毛泽东认定，党内对1958、59年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的怀疑和不满，才是对他最大的威胁。而刘少奇等人还在认真地试图用传统的政治斗争方式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所制订的后十条，以及那个“桃园经验”，应该说也是有不少“极左”的东西，但是没有触及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当然非常不满，由此发生了在高层不再掩饰的分歧和斗争。1964年末，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竟然对刘少奇毫不掩饰地扬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5
回复老校友
非常高兴又遇到了一位老校友.
我叫陆伟国.在很多栏目里我已经用了真实姓名.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的作者介绍中有我的资料.
邮箱[email protected]
欢迎交流指正,尤其是人大的那段历程,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线索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5
为简明扼要起见，本文不去全面介绍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分歧之所在（比如，什么叫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等等）。就讲一句，尽管后来刘少奇作了一定的让步，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只是相当多的基层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就在党中央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对刘少奇由不满发展到下决心铲除，而且是以抛开宪法、抛开党内民主的极端做法加以铲除。
当一年后，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再次派出工作组时，毛泽东的反应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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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点，我们作为学生，当时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只是有些朦胧的感觉。
社教运动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场景，请见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三卷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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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6
教学改革阶段
1．实践教学
1965年秋学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加快了教学改革的步伐。主要是加快了教学进度，降低了教学要求。搞社教停了一年多的课，客观上也只能快马加鞭了。
1966年春学期，教学改革跨出了一大步，学校全面推行实践教学，准备上半学期在工厂学工业统计，下半学期去商店学商业统计。我们住进了学校在东城区的分部。我去的是安定门内的北京第二汽车附件厂和东郊呼家楼的北京医疗器械厂。上午跟班劳动，下午做原始记录，再由班组到车间再到厂部逐级汇总。那时，能在师傅的指导下独立操作个简单的机器，比如打孔，真是高兴得很。一星期还有两三个下午就地在工厂的会议室里上课，讲最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工业统计。业务指导老师，除了辅导员倪老师，还有查瑞传老师等。虽然学得不多，就那么几页纸，以后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后来到了县里，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就靠这几页纸，办起了统计培训班。那里就你是大学生，这样的事，你能推得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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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运动再补充一段如下。本文在连载过程中还在继续扩展。“社教运动”还需要重新编写，现在来不及了。）
实际上，社教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一律当作是整肃、清理、甚至打击的对象，是很不公正、很不合理的。要知道，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有着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们中间照样有走在我们前面、足以令我们仰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先锋、社会精英。仅举一例，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小学文化的杨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位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5月，杨伟名在困难时期的严峻局面下，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党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放在今天都能令人发聋振聩。这种远见卓识，除了惊叹，还能叫人说什么。
但是，那年的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
1968年5月5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了二十年，早讲了二十年，竟反而成了个人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具体事例请见：《一叶知秋》，杨伟名遗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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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1-2-16 19:36
在北京生活了几年，这几个月是最贴近生活。每天像市民一样地上下班、挤公交，像工人一样地干活，有的工种打个下手，有的工种就可以顶岗。上食堂，自己买饭票打饭（那时的学生食堂，都是每人一勺，一样的）。工人师傅们也很热情，虽然时间不长，还去过几个师傅家拜访。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四合院。工人师傅的家里也都很简陋，生活用品很少，与堂堂的首都工人阶级的身份并不相称。比起我几年之后去的胶东农村并不好到哪儿，而且住得更挤。不但屋里挤，院子也都是几家人合用，搭满了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棚子。不象农村，至少院子是自己的。
我们住的城内分部，就是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是原段祺瑞的总统府、抗战时日酋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北洋军阀开枪镇压学生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达官贵人以往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44
1989年秋，我客串讲了回“大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在朗读这篇课文时，这批干训班的学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我，整个教室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这篇文章现在已经不在教材里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年刘和珍流血牺牲、倒下去的地方，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当我读到、念到这篇文章时，当然会有更深的感受。
还有件有印象的事，那两个月碰上了河北邢台的大地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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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44
讲下体育课。那时叫“军事体育课”，不象现在的军训，整天在操场上立正、稍息、整步走，活动内容比较多，去过西山的靶场射击。1965年秋，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上游泳课。我从没下过水，在上海读书时，听说别的同学能上游泳池去，很是羡慕。有次，不小心在水里没站稳往后仰了过去，差点儿要呛水了。在边上的米受光同学，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我。
米受光是位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孩，热情、能干、大方。不幸的是，她英年早逝。我们班的同学里，已经有好几位离开了人世。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45
2．左倾错误的逼近
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而且还只限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这段时间的感受：1、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城市，了解了企业，了解了工人群众。大学生不过是这社会里极普通的一员，很多方面自己还赶不上工人师傅。
2、对于统计工作，尤其是基层统计工作，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担当起来。这种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有它的长处。它改变了过去学校教学中完全依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三中心”传统教育思想的做法（即：教学场所以课堂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更像是种职业教育。不是说职业教育不可以，高等教育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形式，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笔者十分赞成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自己在当教师以后也是身体力行。但这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如果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期、所有的专业都这样搞，那也会是种灾难。
.说到教育思想，多讲两句。六十年代我们不遗余力地痛批苏联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其实，凯洛夫的思想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人家已经发展了。可我们还在一面批判一面照办。十年动乱中，把什么都冲掉了，教育也不成其为教育。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教育领域恢复的依旧是凯洛夫的那一套，一直到现在。虽有改革，但本质依旧如此。而对七十年代兴起的赞可夫这些，乃至苏联解体后当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更是知之甚少。我曾客串讲过一次“教育学”，所以还比较关心这些。
当然1965年秋冬和1966年春天的那时，是顾不上教育思想的了。这时，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学时代正赶上一个左倾错误不断累积和激化的重要阶段。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节点：1957年的反右，1958-59年的大跃进，再就是我刚上大学时的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对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郭德宏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这样阐述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基本路线’的通过，标志着‘左倾’错误已经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儿所讲的“基本路线”，就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这次全会上形成并写进全会决议。
.这本书还写道：“……这次‘左’的思潮发展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的是党的最有威望的领袖毛泽东。他紧抓不放，不断发表指示，更使‘左’的阶级斗争思潮带有高压态势和不可阻挡的势头，而逐步升级、越来越‘左’。”
.这之后，从几个方面表现出了阶级斗争态势的全面强化。一是城乡社教运动的开展，这个，我们参加了，刚回来。再就是1965年秋，开始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和中苏论战的升温。每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在大喇叭里广播，那宏亮的声音在玻璃窗上嗡嗡作响，把苏联修正主义骂得狗血喷头。从文风上，也为以后写大字报打下了基础。.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46
一部部受批判的电影，当成大毒草组织观看，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武训传”等等，也不用买票，还觉得不错。难得有这样连续看电影的机会，多看几部也无妨。好在我们人大的学生，一入学就每人发个小马扎，带有点延安作风的意味，看露天电影很方便（人大的前身，在抗战时，是陕北公学）。从这些电影的内容看，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都看了，也没有更多地放在心上，没想到它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兆。谁也没料到，极左的步伐已经逼上来了，打破了所有人的善良愿望和平静的心思。
那时，为配合阶级斗争的升温，怕你想不通、跟不上去、下不了手，还大力宣扬所谓的“驯服工具论”。 就是说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叫你干啥就干啥，还要老老实实地使劲干，什么也不要问，美其名曰：“做颗永不生锈的锣丝钉”。这个理论，完全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它明显违背了《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违背了当前所讲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讲穿了，就是赤裸裸地叫你乖乖地当奴隶。.
正如易中天先生在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易先生还讲到：“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
就这个荒谬“理论”，文革中，极左势力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批判”。说是它压制革命、不许造反。在极左时期，真是只有更左，没有最左。
.笔者还想说的是，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具体措施，而在于把“工具”又重新变回了人。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程度，就看这“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变回了人。
没多久，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工厂的实践教学还没结束，正准备去海淀百货商店学商业统计，文化大革命就来了。1966年6月1日随着人民日报刊登出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我们也跟着撤回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47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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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潮初起
(1)大字报
1966年6月初，回到校本部，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很真诚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那些天，我们也常常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夜话”（那是他们三人合作在《北京晚报》上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三家村扎记”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比，但在当时也是挺新鲜的了。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那些时日，整天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真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来到了，一场能使人们和社会更加革命的革命来到了。
然而，批判的对象，渐渐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沿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二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义正词严”，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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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48
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怎么显示自己也投身政治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怎么写呢？既要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力”，又不能真的伤了老师，真的是搜肠刮肚、费了思量。这类为了应时应景的大字报，当时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明眼人能看得出来。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不管写毛笔的那些规矩，把毛笔当钢笔写，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
.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对他早年的一篇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旅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49
(2)新市委
极左势力当然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一个大事，是五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这个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是6月4日，公布了那次会议上决定的改组北京市委的名单，成立了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市委。六月中旬，北京新市委传达了也是那次会议上作出的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的批判“三家村”还算不上。
.听了这个，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内的别人在干什么吃的呢？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的干部呢？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
.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一怔。林彪在那里面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原文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他们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五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特地亲自加上了几段，其中最后一段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文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次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还觉得不够，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和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城墙。
.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的说，是从六月一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从群众的直接感受来讲，是那一天。有的说，应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应该说，文革是有个分为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果实在要说是从哪天开始，我觉得，相对来说，以五月十六日为宜。
.其实，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名不副实。就运动范围而言，它并不是文化领域的革命。毛泽东已经感到仅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三家村”、杨献珍、孙冶方这些，已经不能解决他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才发动这场涉及党和国家和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革命”。从运动的手段来说，它实在不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武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尊敬的校长郭影秋，也被任命为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是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因年事已高，由郭影秋实际主持工作。
可是没多少日子，便又来了个谁也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市委也不新了。郭影秋在这个位子上才干了两个月，就被撤职。而李雪峰也才干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50
2．“二月兵变”
（1）郭影秋
果然，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终于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人民大学。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意见，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婉拒。后来，卫戍区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去了。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炸弹。6月1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自然也就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 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这一下，形势突变。.
7月29日，郭影秋被撤消刚担任了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当时他作为华北局的代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当晚，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批斗。
.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那天晚上，他被解职的消息传来，在文化广场看大字报的人们，一时群情激愤（文化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那时，我们还并不知道另一派已经去抓郭影秋了。到了市委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说明，但都不得要领。
.一天一夜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康生。一开始，是她老婆曹轶欧出来挡驾。我们不走。后半夜，康生只好出来，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这个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三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学生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西。湖西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本文的最后会讲到。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是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3年，中央拟调他当国务院代秘书长，但他却谢绝，而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人大。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平房。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物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
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党内高层的一位才子。他的历史著作和诗词，可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更不是“羊羔体”、“泪流帝”、“纵为鬼也幸福”的那些东西。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的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7:52
（2）大辩论
接着，8月2日晚，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
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象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没有什么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直到半夜后，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邓小平总书记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 “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8月4日被迫在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这年春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几百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
以至于 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可是，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陶铸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这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
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在本文的后面要专门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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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34
3．红卫兵
（1）风云突变
1966年的八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出现了由政治运动向恐怖活动转变的趋向。
当政者已经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治批判。或者说一般性的政治批判，比如：报纸广播的批判、大字报的批判、党内的政治斗争、组织处理，已经无法满足彻底摧毁一切对手的目的，而需要借助于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常手段。不但要“口诛笔伐”，还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红卫兵运动就应运而生。
.5月底、6月初，当时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等，为了控制已经出现乱象的局面，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新市委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是在6月16日，这个工作组当时在校内影响不算大。应该说，这种办法，是沿袭了1957年反右的指导思想，具体做法则是依照社教运动的那一套。据不完全统计，在24所高校就已经内定了一万多名右派学生。但这种做法与毛泽东放手发动文革、要与某些当权派大干一场的初衷背道而驰，引起毛的极大不满。7月18日，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就在酝酿又一个大动作。
.这些高层分歧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专制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立头功。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红卫兵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一开始，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卜大华等八个人，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最早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28日，江青把这份大字报带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8月2日晚，卜大华收到了矿院附中学生杨继业（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已经写信支持你们。卜大华此时既喜出望外又将信将疑。几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二正是《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同时，还发表了他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这两种想法交汇到了一点。红卫兵运动受此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起来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北京各大中学校纷纷建立起了红卫兵，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到处都是。高校中，建工学院是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这时也很快成立了“人大三红”，即“人大红卫兵、赤卫队、东方红公社”的统称。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清华附中的几个年轻人把他们战斗队的名字叫作“红卫兵”，有它的偶然性。而毛泽东要按照他的思路甩开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放手推进文化大革命，急需要有一种非常手段，这又有它的必然性。红卫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它作为运动很快地兴起，就是两者的结合。按照辩证法的说法，就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中有偶然性。
.我们这些人还没反应过来，看着到处都是红卫兵。既然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咱们也是闹革命，那咱们也就是红卫兵了。我们也就个个都戴上了自己做的红袖章。.
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承认，自己就戴上了。一开始连个名称也没有，就是红卫兵。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用毛笔写的。不像那些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讲究得很，谁能戴多宽的红袖章，能用什么样的布料，得看他老爹的乌纱帽有多大，等级分明得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封建专制的腐臭味。.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我们才又加了“八·一八”三个字，作为前缀。后来，才换了统一印制的黄字袖章。也没有另外推举班级里的红卫兵负责人，班干部还是班干部。
.想说明一点，当时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所谓“红五类”，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中学的学生干部。因此，没有其它学校学生中有多种成份、多种阶层，从文革一开始同校同班同学之间，就出现一部分同学欺压另一部分同学，而后，那另一部分同学又趁着造反起来反击，那种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情况。.
所以，至少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在文革中就一直平和相处，即使后来分成了两派，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甚至连争吵也没有过。这是和其它大多数学校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现在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地写这份回忆录的原因之一。
.那时，各人都在自己想办法找来旧的黄军装、军帽，要是有草绿色的，那是最时髦的了。对中学红卫兵人人都有的铜头皮带，我们都不知道能从哪儿搞到，随便弄一根就扎起来。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我这一身行头，是谁给我的。.
这一打扮，相互看看，都觉得挺新鲜也挺好笑。但是，我们很快发觉，发动红卫兵运动，显然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非正常的极端的状态。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大海浪涛般涌动的红卫兵招手致意，并分批接见了聂元梓、卜大华等代表人物。在接见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时，毛泽东说了那句有名的话：“要武嘛。”在这之后，又先后一共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把这一切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我作为一个首都红卫兵，几次参加了维护秩序。接见的方式，有几次不同的变化。开始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主要是外地中学生）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但很快因为队伍拥堵、不易疏导，而改用把红卫兵装上大卡车开过去。这几次，我们基本上都在天安门前。.
但是让红卫兵坐卡车。需要动用的车辆太多，又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站在最前面。毛泽东站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向人们抬手示意，最近时离我们不过一、二十米。10月18日那次，150万红卫兵列队长达50华里。我是站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毛泽东乘坐的吉普经过时，车速慢了下来，看得非常清楚。其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36
（2）“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以8月18日为标志，在这前后，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浪，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和人性都被横扫得荡然无存。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开始了大规模批斗，校领导、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孝子贤孙”、“漏网右派”，各种名目的帽子不一而足。批斗会上，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双手反翦，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荡腿就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因为，有句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拖着往前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
我记得，一个所谓“反动学生”，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被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是点点血迹。在狂吼的口号声中，在看热闹的人群夹缝中，鱼贯而过。看的人，也是表情各异：有的诧异，有的惊恐，这是怎么啦；有的兴奋，革命啦，这下可是革命啦，最好是像那个被称为“头号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呼喊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有的似有同情，又不敢言语。
.不但全校性的大会斗，各系也都开会斗。我们系的王命先老师（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在被斗后，次日便投京西运河自尽（也有说，那天他从批斗会出来，就直接去了河边）。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批的罹难者。那场批斗会是在小礼堂，7月29日的下午，在一阵阵“打倒×××，把×××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我印象很深，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时，是自己走上台的。
.在这风浪起伏中，各人的表现和遭遇，有的突如其来，有的始料未及。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系邻班有位同学写了份大字报，不知怎么落款写了个“主席门下之犬”。这本是古人极为自谦、极为自贬的说法，表示自己在领袖面前极其卑微。哪知，有人一分析、一上纲，说：“主席还有门下之犬吗？主席还用得着‘走狗’吗？”更有说门字下面有条犬，不就是“戾”字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要是讲出来还了得啊。一个平常很普通的同学，立马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和批准。于是，整日里就被大会斗、小会批，受着横来之苦。
.看到往日备受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像狗一样地被拉来拉去批斗，被\戴\高\帽\、\掛\黑\牌，受尽屈辱，心里很难受。在那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今天听说这个老师死了，过几天听说那个老师死了，作为学生，心里在流泪。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开始了大规模批斗，校领导、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孝子贤孙”、“漏网右派”，各种名目的帽子不一而足。批斗会上，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双手反翦，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荡腿就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因为，有句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面对街上一队队气焰嚣张、狂傲无比的中学红卫兵，连我们这些大学生红卫兵都不想出门了。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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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39
(3)恐怖的“红八月”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
尤其是8月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
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家破人亡、切齿难忘的恐怖的“红八月”。
.西城区的一个中学，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
这是怎么了？是什么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甚至是孩童，变成了杀人狂魔、吃人的豺狼。作为学生这样大规模地残害、杀害自己的老师，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人间惨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解释，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
这时，江青惟恐乱得还不够，出来传话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在极左势力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扩大到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毫无根据的所谓“阶级敌人”、甚至杀他们的亲属和亲属的亲属等等，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在南北各地毫无节制地蔓延。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就全国而言，这股杀人狂潮疯狂凶残到什么程度,仅以湖南道县为例。1966年秋天，杀人狂潮冲击到湖南南部，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最终就不分青红皂白，失去控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哪家就杀哪家，冲到哪儿就杀到哪儿。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66天内，就杀死4913人，自杀326人。杀人花样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惨绝人寰，绝非“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所能描述，笔者都不忍在此复述。讲出来，能令天地失色、神人共怒。（具体事例，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这个使全世界震惊的恐怖的八月，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此逆转。
但是，能说吗？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复，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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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44
（4）“联动”的结局
然而，文革的凶险还在于，这批狂妄无知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却是文革舞台上最早被赶下去的人。这批小孩子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说的“斗黑帮”，最主要是指斗“走资派”、斗“当权派”。而他们热衷的是残害、虐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文化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物。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年的秋冬季，他们的父母相继成为走资派而受到冲击，他们自己也就在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女”、政治弃儿。他们在前期对别人的凶残手段，却在告诉别人，原来文革是这样搞的。随后揭竿而起的以在原有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群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爹妈之身。他们的不解与反抗也就可想而知。他们不知深浅地与把他们捧上去的中央文革翻脸，又六次冲击公安部。其结果，可想而知。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1967年1月17日，“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1月25日，“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被后起的红卫兵攻破。卜大华等骨干成员百余人被先后逮捕。此时离他扯起红卫兵旗子，还只有八个月。这批极端分子的这个下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血，而是因为他们起而反对继续拉着极左列车狂奔的他们当初的江青老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1967年3月，我们去参观了这个被改成“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的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它原是满清皇帝的一个行宫，里面楼台亭阁，可与大观圆相比。在展览中，看见他们施暴的种种酷刑，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奢糜。解放后，才十几年的干部特权，就养出了这么一批干部子女。这个展览，如果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也不失为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对如何教育培养好“官二代”、“富二代”也极具警示作用。
后来，对“联动”成员的处理并不重，4月份就都放出来了。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更猖狂，不敢反对中央文革了，却对“黑五类”下手更狠。面对那时出身低微的造反派不断狂吼：“斩尽杀绝黑五类！”“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对后来一些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血腥争斗，起了恶劣的作用。
.当然，他们中也有就此深刻反思的。1976年4月的tiananmen事件，他们中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反对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
近来有些报刊，陆续刊登出现在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位行为深感惭悔，如2010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尽管这样做的人还不多，也不是一些主要责任者，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视历史，反省错误，才能真正地跨过这黑暗的一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当然也有些当初的红卫兵头面人物，被指为亲自动手打了六个人，也有说是打了八个人，出来加以否认。能否认打人的事，至少说明，他（她）已经认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总比有些打了人还理直气壮、至今不肯认错的要好。
我们没有见到过他们这部分人的文革回忆录，其中有的现如今也已走上了领导岗位，由他们来讲讲这个过程和感受，说不定会更有意义。
本文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论述。如果要对“红八月”的这种恐怖现象，进行社会原因分析的话，那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行为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既高度专制又极度贫困的社会里，有一大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可言，连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没有，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他们除了仇恨和拳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敌视社会，崇尚暴力，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急于改变现状而可以不计后果，蔑视各种规则，敢于铤而走险，毁掉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这种意识是封建思想在底层社会的表现。看起来和帝王思想水火难容，实际上两者是经常相互利用、相互推动，甚至合为一股。这些特点，也就是《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篇就讲的：“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请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民出版社，2009年）
.这股力量自身政治诉求不清晰而极易被利用。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动荡中起着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虽然它们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在西方文明面前，都是手足无措，前者表现为反基督，后者表现为伪基督，而骨子里都是封建皇权意识。
甚至到了当代中国，尽管社会形态有了改变，也很少有人真的处于这种赤贫境地，但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做派，却依然随处可见。不但没有“引导得法”，在极左势力的鼓动之下，其破坏性倒是愈演愈烈。部分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暴戾行为，就是一例。
就是在今天，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在各种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对这类行为和意识的过度表现、大肆渲染和太多太多的无原则吹捧。所谓的武侠，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务农、不做工、不搞学问，最终不过就是或为盗贼或为地主鹰犬。这些影响，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到个别颇有身份的人的出格表演都能看到这些影子。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在小说《革命四十年》里，就有秦德才这样的流氓无产者的反面典型，和虽然身为局长而内心却依然是这类意识的程贵安。
.还有一点，有的人什么事都非得要分东方和西方。对主张实行现代民主的观点，一律斥责为“要全盘西化”。其实，我没听说过哪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要求过实行“全盘西化”。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可以把证据拿出来，把原话拿出来。且不说，马克思就是从西方来的。相反的是，我们从西方也可以找到专制、极端和野蛮残暴的来源。从某些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不由人看到了德国纳粹党卫军的影子。我说的是某些极端分子，不是说所有参加过红卫兵的人。从林彪、四人帮的做派，不也能看到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痕记吗？
说明一点，在这个恐怖的“红八月”里，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我们班，和我所知的所有周围同学，都没有参与批斗、抄家、抓人、打人、砸东西、烧东西等等这类打砸抢烧杀抓的行为。在文革初期，是中学生比大学生起劲。到后来的两派争斗，又是低年级比高年级起劲；理工科院校比文科院校起劲。前者好理解，后者不知为何。
这段时期里，我也没挨过打。
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写这篇回忆录的又一个原因。
说明一点，在这个恐怖的“红八月”里，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我们班，和我所知的所有周围同学，都没有参与批斗、抄家、抓人、打人、砸东西、烧东西等等这类打砸抢烧杀抓的行为。（在文革初期，是中学生比大学生起劲。到后来的两派争斗，又是低年级比高年级起劲；理工科院校比文科院校起劲。前者好理解，后者不知为何。）
讲这段话，毫无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只不过做了个正常的人。
由极左势力鼓动和呼唤出来的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残暴和血腥，反而使我清醒了，冷静了，看清了极左势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原本为保护郭影秋而去跑市委、找康生两天两夜不睡觉的那点政治热情没有了。原先振臂高呼的手，落下了。当然，前些日子想要支持郭影秋的做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群体的肯定，是对党的形象的肯定。而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的暴虐，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一些，都不需要。红卫兵冲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文艺黑帮”，极左势力借此要摧毁的是“走资派”最后尚存的一点可能有的维护秩序的能力。他们在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任何的反抗和异议，都将立即死无葬身之地。
看着满街奔突肆虐、牙缝里滴着鲜血的群狼，我只能后退，我只能自我保护。不去咬人，首先还要不被人咬。当然，我也不同于完全的逍遥派。在冷却的外表下，内心依然是热的血，依然在关心着、思考着。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这场狂风暴雨中，我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但不做那些极端行为的参与者、知情者。
所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没受到过冲击、没挨过打。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写这篇回忆录的又一个原因。我所写的，既不同于马识途他们受难的《沧桑十年》，也不同于那个复旦红卫兵司令的《我不忏悔》，是文革回忆录的又一种类型。我希望我的回忆录，是微观与宏观、叙事与论述、回忆与反思相结合，能给读者有所启示，就很可以了。
由极左势力鼓动和呼唤出来的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残暴和血腥，反而使我清醒了，冷静了，看清了极左势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原本为保护郭影秋而去跑市委、找康生两天两夜不睡觉的那点政治热情没有了。原先振臂高呼的手，落下了。当然，前些日子想要支持郭影秋的做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d的领导干部群体的肯定，是对d的形象的肯定。而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的暴虐，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一些，都不需要。红卫兵冲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文艺黑帮”，极左势力借此要摧毁的是“走资派”最后尚存的一点可能有的维护秩序的能力。他们在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任何的反抗和异议，都将立即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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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46
4．大串联
(1)倾巢而出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坐车可以不买票了，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各个学校又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就像成千上万的麻雀，轰的一声，腾空而起，树林子里反而没鸟了。
我们班马上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做何感想。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领队的还走反了方向。应该往武进路走的，却往天目路去了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8(加1)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荡/，/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后来，去见高中老同学，当然也会不穿这个了。
.晚上我们去南京路宣讲“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论调。这回儿好了，适应过来了，很随便地带上两个板凳，事先也不用准备，站上去就讲。上海市民非常关注，马上就围了上来，不但认真听讲，还提出了不少疑问。我们其他同学也在四周，跟市民们解释、讨论。这时上海也已经开始破四旧、斗黑帮，虽然声势、手段远不及北京的凶狠。市民们最关心的是：文革是这么搞的吗？这是党中央的意思吗？他们焦急地一遍遍地问。我们也照着“5·16通知”（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宣讲，这确实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思，当然运动过程中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而不是触及皮肉。说起这些来，我们也是不厌其烦、一套一套，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热忱得很。我们自己也说，在学校里都是“保皇派”（保郭影秋），出来都成了“造反派”。
.应当说，这些行为确实也是在为极左势力帮腔，为极左势力的洪水添加了一瓢水。如果说还有可原谅之处的话，那就是为这些还在疑惑中、还没有对这场规模空前、手段非常的大革命反应过来的市民们发出警报，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所醒悟、有所准备。我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的旗号（与后来的“人大红卫兵”不是一回事，那个是作为一派组织的专有名称），那行为、那仪态、那语言和水平，和那些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的红卫兵完全不一样。那些市民们尽管仍然是疑虑重重，可愿意和我们交谈、甚至争论。
.有位衣着得体、干部模样的妇女，疑虑而又急切，过来很认真地问我：“你们有学生证吗？”要是那种红卫兵一定会跳起来，大叫：“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你敢不信吗？”但我很坦然地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学生证，抬头看了我，说：“你还是上海人啊？”我点了点头。她很沉重地递还了证件，低着头，转过身，走了。我想，她也是遇到了很大的疑惑，甚至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这一瞬间，她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是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
.我们还参加了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都出面了。主要是红卫兵上台批判发言，他们在一边站着听，接受批判。那次没有动武，没有搞“喷气式”、挂黑牌这些，只是动动嘴。按那时的说法，革命形势还很“落后”。
.几天后去了杭州，主要也是游览玩玩。不过浙江省委领导听说是一帮北京来的红卫兵，也都有求必应，安排了接见。接见时，浙江省委的一位书记特地强调：“我们浙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省，铁路、民航都归上海管。虽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海港，也就宁波的甬江有点小码头，还赶不上上海的苏州河。”意思是这儿很浅，你们快走吧。讲得倒是挺策略，我们有几位同学还真的直点头。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48
(2)回家的路
9月5日中央刚发出大串联的通知，北京就受不了了，因为那时已经有不少外地学生滞留在京。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在人大校园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滞留学生尽快离京，说9月1日以前来的，要马上走，9月1日以后来的也要走（此时，我们没在校）。但这已经无济于事。秋天的几个月里，校园里挤满了外地的学生。等我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待着反而没劲了。大家纷纷往外走。这回就不是集体行动，而是各人自由活动了。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又步行串联去延安。我没去，不想出这个力，而是回家了。回家的理由，不那么“革命”，就是想省点伙食费。也不上课，待那儿干嘛呀？此时的串联，已成了消极逃避极左狂潮的无奈之举.
.班上有位同学，她爱人在山东黄县，说顺路一起走吧。可我们到了北京站一看，乖乖，人山人海，即使是离京也不容易，只有往东北的才有票。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先出了北京再说。到了沈阳，没出站，又调头上了往南进关的车。那车上挤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才上去，挤在车门口，只有个插脚的地方。车厢里空气浑浊不堪，不一会就觉得喘不上气。一打听，这车已经停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开。我们看对面有趟车还空一点，赶紧就过去了。上去之后，才知道是开往丹东的。于是，我们就到了边境城市——丹东。
.丹东，很清静。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有这样的地方还真不易。我们去了鸭绿江边，看了看当年志愿军跨过的大桥，看了看对面朝鲜的绿水青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不过对那个政权，也是一言难尽，这儿就不说了。江面不是很宽，对岸静的房舍、动的车辆，看得挺清晰。在我们住宿的街道文化室，看到一群朝鲜族的大妈大嫂，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排练舞蹈。气氛是那样的恬静，舞姿是那样的美。真是很羡慕，羡慕风雨中还有这样的群体。在狂乱中的这份安宁，更显得弥足珍贵。
.不料，临走那天，晚上在候车室里，我正躺着闭目养神。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喊醒我，很粗暴地说，要跟他走。我问是怎么回事啊?那警察说,你别问,就是跟我走。好在这时，又有另一个警察跑过来说:不是他，不是他。两个警察便又匆匆地跑开了。是什么眼神啊，还边防警察呢。真叫人害怕呀，差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掉进一个冤狱里。我的那位同学正去了洗手间，回来要是见人没了，还真没地方找。当时我在想，莫非这个地方也有偷越国境的？就算要跑，也不至于瞎了眼往北朝鲜那个坑里跳啊。原来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啊。后来知道，那时跟北朝鲜的关系已经不舒服了。那个时候，跟周边国家称得上舒服的，恐怕没有。
.离开丹东,又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次上车，可是在大串联中难得有的宽松，想坐哪就坐哪儿。过沈阳站时，看别人连滚带爬、你争我夺地拼命抢座位。不过我们在天津就下了车。这是为了要上山东黄县，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没在天津停留，出火车站便去了海河边的码头。别看这几个小时的路过，27年之后，我女儿在这儿上了南开大学。她在校的四年里，我来过不止十次。不过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就登上了开往烟台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只是那码头不大，轮船也不大，远不是想象中的能劈波斩浪远渡重洋的那种气派。
.轮船在半夜到达黄县的龙口港，没有靠码头，下船的人是从船边的舷梯下到小筏子再上岸。而我留在船上，继续往前，天亮时到了烟台。烟台，是在我生命中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四年后，我在这儿经历了第三次工作分配。十一年后，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一员，住了四年。我在烟台地区，前后生活了十一、二年。在我生命的岁月中，烟台不是一页二页，而是整整一卷。
.那一夜，住在西大街的一幢红砖楼房的旅社。那年头，串联的学生能住进旅社，还是很少的。后来，我在烟台工作时，常在它门口经过，总要往里望一望，虽然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第二天白天，上了靠南面一座小山上的古建筑 — 毓璜顶（玉皇顶），在那儿可以俯瞰当时的整个烟台市区和海港，还可以北眺大海和长岛列岛。13年后，我的妻子在毓璜顶半坡的一个单位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冬天，下雪多，那坡路结上冰，滑得不得了，太难走了。
.从烟台，又去了青岛。这又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前后两次串联,我去了七个城市。除了南京，其余六个都是沿海城市。而我人生的最后落脚，却恰好是在南京。在青岛，我住在一个中学的大房间里。当时里面还住着一帮十多个上海中学生。我在街上买了个极廉价的一、二元钱的贝壳工艺品，放在床底下。第二天没了，当然不会有别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叽哩哇啦地商量着。我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们，只是鄙视地看着。
.我之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还要提起这件小事，是顺便想起很多。尽管我是个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从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认为上海或上海人就一定是怎么怎么地好。讲“海派清口”的上海著名艺人周立波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能搞到一起呢？”对此话，我倒不以为然。我就是一个既能喝咖啡、又能吃大蒜的人。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论北方还是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好的人，也都有坏的人。我为我的故乡上海感到骄傲。但要是我出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会为那个故乡而骄傲，仅此而已。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优秀民族。他们能够进化到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个位置，能说不优秀吗？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就与法西斯的纳粹思想相差不远了。我们人类是个大家庭，而地球，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少一些偏激，多一些理性，这也是文革灾难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之一。豁达大度、不卑不亢，才是我们“大国之民”（这是借用有些人的说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自诩）应有的态度。
从青岛坐船回上海，在大海上航行了两天多。真的看到了辽阔浩瀚、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看到了大海上绚丽多彩、光芒灿烂的日出日落。我喜欢大海，陶醉于大海。没想到，这条航线，以后我来回乘坐了许多次。再后来，进入我生命的妻子，她的家就在青岛北面不远的海边，出门就能看到大海。按现在的说法，真的就是海景房。大海，就此和我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以那儿为背景。
当轮船从吴淞口缓缓驶入黄浦江，那绵延几十里的数不清的工厂、码头、楼房，叫人目不暇接。我就像一个外乡的小青年贪婪地看着两岸的一切，使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家乡。《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六章车素花和她儿子来上海看望负心的南下干部经乡长，也借用了这个场景。
回上海后，跟高中老同学去过闸北的上海钢笔厂和杨树浦的国棉十七厂劳动。春节前，在钢笔厂。这个厂的生产秩序还很正常，没受到运动的影响。最多也就是在中间工休时间给师傅们念念报纸。春节后，去的棉纺厂，也是正常上下班，不过已经有了大字报，也有小规模的站在板凳上批斗车间领导这些。但我们没有参加他们的运动，只是看看而已。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50
5．两派对立
(1)简要分析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来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极左势力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是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以免尾大不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文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被相继抛弃。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造反派”不过是想当奴隶都当不上的人（比如：出身不好、知识分子、受单位领导压制等）在争取当奴隶，而“保守派”则是通过维护单位领导来保住自己可怜的奴隶地位。本文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也无意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我们对文革很多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没开始。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而军队的介入，所谓三支二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更使矛盾扯不清理还乱、甚至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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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51
对学雷锋怎么看的问题，请见《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六章“学雷锋”，我在那里面讲了，尽管有些还只能采取话里有话的办法。
雷锋是个聪明人，我们也不再会轻易受呼悠。
学雷锋，做好事。这是对的。我们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这也就可以了。
比如有人跳水救人，有关部门号召向他学习，这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人跳，甚至有没有这个事、这个人，都无关紧要了。
问题是那时号召学雷锋，不是号召大家去做好事那么简单。“读毛的书…听毛的话…”为营造个人崇拜，这才是根本。
不过我疑惑的是，这么聪明的雷锋，怎么会死于汽车倒车时，车碰了桩，桩又倒下打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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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52
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必要的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二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激烈斗争，甚至数次反复，付出巨大代价 后，获得了最后胜利。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现在似乎名声不大好。谁要是嗓门大点，就要被讥讽为造反派的脾气。其实，这个群体，它的组成也是很复杂的。大体有这样一些人在里面：
原有体制下受到压抑，起而反抗的人；
听从领袖号召，真心实意投身革命的人；
经验老道，看见有机可乘，想要重新洗牌的人；
流氓本性，好打好杀，想毫无顾忌痛快一番的人；
本无身份地位，红五类不要，别无选择；
因为各种原因，前期受到冲击，对保守派有纠结；等等。
*
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一成不变。他们的认识、心态、行为，随着事态的变化、遭遇的不同，也会有多种改变。
有新参加进来的：明白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反戈一击，来了；有看到造反派一度得势，重新站队，来了；迫不得已，表态支持；等等。
更有出去的：看透了极左势力，知道上当，走了；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处于劣势，弃船而去；迫于压力，投降了；等等。
*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不表明褒贬的意思）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不表明褒贬的意思）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
这儿举个江西李九莲的例子。她是江西赣州人，1946年生，三岁就当童养媳，解放后才回了家。她学习刻苦，勤于钻研，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革初，她满腔热情地投入运动，是赣州三中造反兵团副团长，全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1967年夏，当地一场武斗死了168人。她在收尸时思想有了剧变，开始质疑文革、质疑林彪，却被她男友出卖。1969年被捕。林彪死后，于1972年获释。出狱后，为能彻底平反，她多次活动。在派性干扰下，1974年再次被捕。1976年文革结束，她在狱中又质疑华国锋。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死前被竹签穿过下颚和舌头，再用毛巾堵嘴。死后，抛尸荒野，被歹徒奸尸。
1980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之下，李九莲得以平反。具体事例，请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新华出版社，1998年。
.要说极左，两派都受极左的影响，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拿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至于现在有的人，只看到文革的几个片断，就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情不自禁地在那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为能让他一试身手，那就更离谱了。
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后期分化、重新站队，不在本节的分析中。他们后来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父母后来的不同遭遇（如：解放的早晚、新给的官阶的大小、前后的反差等）有很大的关联。
.怎么说呢,我比较注意知识更新,尽管是学文科,但我会编程，会建立数学模型，承担过国家八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子项目-全国粮食预警预测模型,获得过部级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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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55
(2)分庭对抗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但到了这时，再公开颂扬他，已经不合时宜；而公开否定他，也不得人心。相对来说，“人大三红”要“激进”一些，“八一八红卫兵”要“保守”一些。这里的“激进”与“保守”，没有褒贬之分。两派的直接对抗，还很少。在这之后，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
1967年初，随着全国范围夺权斗争的兴起，各种势力愈加对立，各地群众组织间的矛盾激化。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先是出现了三个“司令部”，后来又分为“天派”、“地派”这些。校内两派的阵营也逐渐泾渭分明、对立加剧，由坐不到一块儿，发展到了住不到一块儿。原先的“八一八”甩掉了“保守派”的帽子，重新改组成了“新人大公社”，往校区的北面集中，以当时的新图书馆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图书馆东楼）。“人大三红”则主要在南面一线，以当时的新教学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教学二楼）。1965年刚建成的两个新楼，这时却派上了这个用场。住在南面的“新人大”的同学往北搬，还好说些。住在北面家属区的“三红”教职工往南搬，拖家带口，真是不易。只带着极少的用品，把家一锁，就这么走了，几个月、甚至一二年都没回去过，尽管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
.等我过了几个月回校时，地缘政治已经改变。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新人大”一派的同学都已经不知搬到哪儿了。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留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我在“三红”这边，连个红卫兵也不是。我也没管这些，能有个地方打饭就行。
反正，双方也都以造反派自居，都是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个别头面人物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个什么，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路线说半个不字。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最后两派的头也都没赚到好。这一点，当时就能看得出来。就像那些狂热的中学红卫兵，效尽了犬马之劳，最后也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有关系的除外。不要以为那时就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不要以为那时的社会有多纯净，只是那时的关系和“后门”更隐秘，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少有人能钻得进，不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找关系。 所谓的“找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还有一类人，叫“逍遥派”。就是哪派也不参加，游离于运动之外，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落后表现”。我倒不全是这种情况，虽然对参加派性活动不积极，派性情绪不强烈，但对政治是十分地关心。比如，对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当时发表最重量级文章的窗口，直接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各地的文革动向，也十分地关注。这是和“逍遥派”不一样的地方。综合起来看，在这场狂风暴雨中，应该讲，我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在哪一派，倒是无所谓。
“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过起了在《革命四十年》中两次提到的相类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此，食堂的门口还贴上了一幅大大的对联：“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不过，饭钱是要交的。平常更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安全起见，也很少出去。
.我在本文“社教运动”部分提到了：我毕业之后去的那个胶东的县是华东局的试点单位，死亡人数在三位数。就是指海阳。只是死亡人数，我不能直说。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本方“三红”就连续播放过一个被关押的校级领导的“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57
(3)孤岛时期
两派一分开，我们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很狭窄的区域里。对方走北校门，我们只能走东校门，活动范围很小，近乎成了封闭的“孤岛”。因为外面的世道很乱，我们也很少出去。要出去，也就是出去上街刷个大标语，兜售个“人大三红报”。到后来，由于对方出动卡车，到大街上抓本方人员，连这也不敢出去了。实在没事，就干脆回家。
.我虽在“人大三红”，但很多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活动也并不参加。有项活动，倒是常参加，那就是上街卖《人大三红报》。没有任何的报酬，只是报销进城的车票，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出去走走。抱上一书包的报纸，就去市里人多的地方，通常就是西单、王府井这些。一边看光景，一边吆喝着:“快看报唻！快看报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唻！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革动态唻……有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有武汉的‘百万雄狮’和‘工总’，有重庆‘反到底’和‘八一五’……哎！放眼全中国，胸怀全世界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反正那时候事儿多了，报上的内容也真不少，有的可说的。吆喝起来没什么不好意思，反而觉得挺自在，常常能因此而想起那“卖报歌”里的小儿郎。三分钱一份，还是五分钱一份，已经忘了。卖不了，也不要紧，回去按少了多少份交现金。可能那时关心政治的人多，都想知道本市和各地的文革动态，加上人民大学的名声在，那报纸还挺好卖。可惜自己没有买一些下来作个纪念。现在要找这些，就很难了，得去海外的图书馆和高校研究所了。
.而且，还真有一些人顺便买报、顺便询问讨论个什么问题。记得有一次，一位穿得很朴素的长者，步态颤巍，眼神伤慽，神情拘谨，四下张望后问我，这文化大革命的底到底在哪啊？那时有句流行的口号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看，像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心里一定有很多痛楚没法说，想问问这罪什么时候才熬到头啊。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他为什么会问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呢？可能是他心里实在装不下了，想问又无处问，只能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没有利害冲突的人问问了。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说，快了，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到底了。可后来谁能知道，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又延续了7年。要不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场呢。
.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学校是商业部所属院校（之前是粮食部和国内贸易部），部级机关就在西单。由于有统计专业、科研管理、学报工作、课题研究、全国职称考试命题等多个头绪，我常去那儿，也常常去重新漫步当年自己卖报的街头。
.对于文革时特有的文化现象：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些， 我们在“孤岛”里也有些特殊情况，不如外面那样的泛滥而喧闹。
大喇叭里，或排队外出 活动，唱语录歌是必不可少的。几乎所有的毛主席语录、诗词都谱成了歌。大多数谱曲的水平也很有限。至今还会唱的，多为诗词歌，语录歌很少。个别的，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用的是湖南花鼓戏的调，用湖南话唱。对于我们去过湖南搞社教的人来说，别有一种情趣，印象当然深一些。
在“孤岛”里，组织不很严密，活动也比较松散。所以，在许多地方很狂热的忠字舞，在这儿跳不起来，没人跳。在许多地方每天必做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没人搞。更没人讲话之前要加上最高指示才能开口。毛主席像章，因为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所以都还是戴的。至今，我还保存了一些，以作为那个时代永久的留念。
党(毛泽东主义)”成立大会,与会者被当场全部拘捕.本文后面有这段话”……时至今日，还搬出这一套，能骗得了谁，又吓得住谁呢？历史的步伐已经不可改变，不管极左倾向和既得利益集团再怎么出来搅乱。正如温家宝总理2010年9月23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说：“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无法阻挡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
.这段时间里，我们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 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有了个不一般的孩子。在没有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 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在那最动乱的日子里，她也被拖到操场上/遭/到/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来。/一些日子之后，她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她那时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又带着孩子，住在北面的房间。她说，可怜孩子，始终见不到阳光。我便抱着孩子，下楼，去到楼下的操场上，让他也能晒上一刻太阳。小孩是无辜的，他竟然还不习惯那明亮的阳光，常常都睁不开眼。他才几个月大呀。
.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位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
.第二天，系办的翟老师还很慎重地跟我说，以后你出去，可要小心啊。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
.这期间，比较大的一次活动，是7月末随“三红”的大队伍去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走了一圈。“揪刘火线”，是当时全北京几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以围困中南海的方式要挟中央交出刘少奇任由群众批斗。中南海西门外，整条府右街红旗如海，吼声如潮，搭满了各式各样的棚子、台子，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来占据一席之地，争相在此表明革命态度。游行不断，集会不断，大喇叭里整天骂声不断，真像个超大型的政治展销会。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对国家主席随意叫骂，真像成了国家的“主人”，以至于有的人至今对文化大革命还念念不忘。我们在那儿转了一圈，看看就走了。那个噪音啊。实在受不了。你想想，几十个高音喇叭在不停地狂吼，而且是各吼各的，也听不清到底在吼什么，人在那儿是个什么状况。
.我没有为“三红”出过力，一些观点想法也不尽相同，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1968年离校后去部队农场，我和“三红”的负责人孔宪龙在一个班。1970年离开农场后，他被当作“五一六”，从河北井陉的一个部队被服厂转在江西接受审查。那时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断了好多联系。他说，他在那儿接到的第一封信，是我寄给他的，比他家里给他的还要早。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58
6．反帝反修
（1）苏联大使馆
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还扫到了国际舞台上。“反对帝修反”（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就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这一节，把几个涉及对外关系的极左事件放在一起讲。
.1966年夏，和“恐怖红八月”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掀起了极左的第一波浪潮。首先就是扫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头上，眼前现成的目/标/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8月24日，数十万人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举行更名为“/反/修/路/”/的大会，会后就是大规模游行，连续了好几天。
.两、三天之后，我们也去那儿游行了一趟。这一次，使馆前的军警比较多，在围墙和门外的十多米就排成了密密的人墙，挡住游行队伍不得靠近。望着院里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青色的圆形房顶，看着旗杆上飘扬的是镰刀斧头的红旗、象征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也不由得感慨万千。小时侯颂扬中苏友好的歌曲还不绝于耳，这就已经分道扬镳、仇人相见。曾几何时，因为“反苏言论”而打了一大批右派，到如今已和苏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很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而此时离57年反右还不到十年。
.在1991年高层保守势力的9月未遂政变之后，苏联于当年的12月解体。这是原苏联各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就像东西德合并是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悲慽。无论是列宁、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还是现在的普京、梅德韦杰夫，都有他们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他们经验教训的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我是学俄语的，对原苏联各国人民、尤其是俄罗斯人民，有更多的一层感情。愿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上一路前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场剧变，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对它的成因和深远影响，至今估量、研究得不够。实际上，即使是我们当今的一些问题，从他们那儿也是可以找到某些启发和思路的。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8:59
（2）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极左势力又燥热起来，掀起了在国际关系上的第二波极左狂潮。
6月18日，冲砸了印度大使馆。
7月3日，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8月5日，冲砸了印尼大使馆。
这还不过瘾，这些还只是“各国反动派”。要反对帝国主义，头号目标，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但对于红卫兵来说，那太远。能看得见、够得着的，就是帝国主义阵营里面的老二----英帝国主义了。它的象征----英国驻华代办处，不就在朝阳门外的东郊吗？再加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为支持香港发生的“抗暴斗争”，英国代办处就成了北京红卫兵发泄的对象。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据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yingguo英/国/驻/zhuhua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ying//国guo/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22日晚10点40分，随着一颗信号弹的升起，围困英国代办处已达十多个小时的数千人冲进早已切断电话线的代办处院子和建筑物内，砸毁家具、用品，点火焚烧，并对英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殴打、凌辱。整个事件延续到凌晨两、三点。这时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了。
.两、三天后，我们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这也是到北京后，第一次到东郊的使馆区。现场已经相对平静。栏杆和院墙外有许多军人和警察看护。建筑物的窗户几乎都已被砸碎，窗框上方留下了火焰烧过的烟灰，墙上到处是墨汁瓶砸上去炸开的墨迹。可见当时行动之“强烈”。
我们也是“激于义愤”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香港！”之类的口号，看着目无表情的军警，也没有人再往里面扔石头。
.应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是种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践踏人类文明的极端行为，决不是爱国主义，决不是革命行动。它貌似强大，实质虚弱，不能伤及对方皮毛，反而却严重损害我们国家的良好形象和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过是比阿Q精神还要恶劣得多的一种另类表现，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行径。
.有人把这次事件比作是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而加以肯定。这完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况且，火烧赵家楼也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暇疵，而不是闪光点。五四运动的实质和精髓，是在于它要发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对这一点却反而很少讲。
再多讲一句。现在有些人，反过来求助于孔孟之道，不加分析和批判地把它当作能包治现代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那也是不科学的。孔孟之道，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但它不可能改造成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别忘了，五四运动的锋芒所向，所要摧毁的正是孔孟之道。五四运动快要一百年了，我们对它的研究、思索和学习还是远远不够。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2
（3）批斗日共代表
还有次活动，也提一下，虽然我没有参加。
在对外关系中，为了充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极左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对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都翻了脸。除了极个别的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那个被杀掉的齐奥塞斯库之外，其他都斥之为修正主义。而正是这个霍查，后来被证明最不是东西，在八十年代反华最起劲。那句有名的最高指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现在看来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啊。用老百姓的钱财、鲜血和生命去无私地援助别人，却反过来被人骂、被人咬，这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这儿要讲的是日本共产党。按说日共在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方面，观点跟中方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多次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除少数问题外（如是否参与议会合法斗争），也是比较倾向于中方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伙伴，和他也是绝情相对，把日共也宣布为“现代修正主义”。日共决定将其驻中国代表绀野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砂间一良两人撤离中国。8月3日，两人被中方扣住开批判会。次日，在他们登机前又被大批红卫兵截住开批斗会。据《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的文章“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说，这次批斗是以“人大三红”为主的。但该文对“人大三红”的注释说，“三红”是“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是不准确的。
.我得知有这次活动，但没去，不想去。我知道这种事，去了以后会是什么。到那时，动手，不对。不动手，更不行，那就是同情修正主义，会立刻陷自己于灭顶之灾。干脆躲过去了，让自己以后面对历史的时候，少一些愧疚。所以，我对当时一些被动而卷入错误行动的人，表示理解，他们有时也是不得已，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
.果然，他们俩先是在候机楼被批斗、殴打。到了机坪上，走向飞机时，被打得更厉害。被迫从成群的红卫兵中穿过，一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尽管朝鲜机组人员在现场一再抗议，他俩的肋骨还是都被打伤，最后是爬着上飞机的。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俩洗澡换衣服休养，他俩抱头痛哭、坚持不肯，就是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五十多天。
.这里插一段话：我为什么会想起日本共产党？我是个共产党员。《国际歌》是我的最爱。你听那雄壮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思想境界，跟“他是人民大救星”不是一回事。在小说《革命四十年》中，我提到了几十首歌曲，《国际歌》是唯一提到了两次的一首歌。
.我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从阿连德、格瓦拉到奥尔特加，从门格图斯、多斯桑托斯到卢蒙巴，从艾地、宫本显治、德钦巴登顶到卡尔迈勒，他们都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怎么评价是另回事）。举个例子，2003年，美军刚进占伊拉克，在巴格达市民推倒广场上萨达姆塑像的电视画面里，我就注意到有人举起了红旗。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处境十分艰难。看到这面红旗，我十分惊喜。果然，几天后，有外电报道，伊拉克共产党人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重新活动。伊拉克第一次议会选举，他们还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和敬佩。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命运都在我心中牵挂。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值得研究、值得关注。那里，几乎每一个共产党，都可以讲出很多令人深思的故事。这是插话。
.像日共代表那样穿越红卫兵通道，还算是最轻的。在驱赶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出京时，在火车站前他们要穿越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红卫兵通道。那就不仅是拳打脚踢，更有刀斧棍棒。走得慢要打，走得快也要打；抱着头要打，不抱头也要打。有多少人，没等走到车上，就已经被活活地打死在地上。
.几十年后，当我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问题清晰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像红八月这样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在涉外活动中敢这样猖狂而不顾整个国际社会的指责，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究竟是谁在策划组织指挥？那时，基层组织已经瘫痪，单位领导已经靠边，群众组织（除了中学红卫兵外）尚未完全成型（尤其是66年夏秋之时）。是谁，有这个力量？不得而知。或许，不知道的人是个谜。知道的人，不会说，或不能说。.
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形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撇开这件事，不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对这场极左灾难的反思究竟有多少呢？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放下来。除了对受迫害的高层领导干部给予平反，有较好的安排外，对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又有多少的诚意和歉意呢？只是不说、不提而已。其实，即使是歉意，人家也不一定肯接受。日共与中方从此恩断义绝、不再往来，达三十余年之久。连共产党人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
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有些中国人颇为反感。我想，这话应该倒过来讲，中国人中确实有丑陋的，而且还丑陋得不轻。只是那些丑陋得不轻的中国人反倒是很有市场，张狂得很，时不时地还能尽情表演，把不丑陋的中国人挡在了后面，给别人以中国人丑陋的感觉。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3
7．逝者血泪
（1）孙泱之死
此时，极左势力依然没有一点消停，不断出击，继续选择人大作为突破口。郭影秋的问题还没着落，又推出了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问题。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
孙泱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牺牲于上海龙华。孙炳文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孙泱自己长期任朱德秘书，还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是张春桥首先想到了这点子，点名批判《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
.1967年1月30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先跳出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把矛头指向了孙泱。不久之后，他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达到了一个顶点。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说，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这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就像南京大屠杀，就像4·12政变，就像鸦片战争，就像焚书坑儒。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它都将沉重地写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永远撕不掉。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被指责为保护、支持“保皇派”。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甩了出来。揪出王、关、戚，被称为是文革的第四战役。之前，还有个所谓反“二月逆流”，叫第三战役。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26日，陈、江两人出席群众大会讲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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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6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本文第四章第二节所引郭影秋“临终口述”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遭到连续审讯和毒打。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关押的人民大学教学楼地下室。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至少也不能说是如意。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围攻，这是极左势力布置的一着棋。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三人前后相差仅八个月。
.现将“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语的两段话引用如下，一部分地说明文革的由来：
。。。。。。。经济上的左倾盲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经过一段调整时期的喘息之后，依然没有解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一开始，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从那以后，在笔者短短的几十年生涯中，就不知听到过有多少次的“百年不遇”。甚至那三年到底是旱灾还是水灾，至今也没说清楚）。那三分人祸，也是帝修反的破坏捣乱。虽然在这之前，也曾有部分同志坦然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在于我们自身的工作失误。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没过几年，这话又倒过来说了。说是造成灾害的原因，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这七分人祸就直接指向了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180度还是360度，甚至已经说不清是多少度的转变中，有过一个动作，那就是“社教运动”。社教运动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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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6
现将“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的刘少奇的一段话引用如下，以部分说明他对某人的看法，就知道当时党内分歧已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分歧决不是贪污渎职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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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
……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他好参加党内一切无原则斗争，对各种无原则的纠纷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他就更要在党内制造和扩大这些纠纷。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
*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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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说明：这段话引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原为1937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一篇演讲，当时编入“整风文献”。1962年经其本人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6
（2）孙维世之死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她在延安时的风采就被江青所嫉恨。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原因之一。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申冤，说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建国初，毛访苏时，孙是俄语翻译组长，他们之间是很熟识的。但这封信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撒野，居然都动了手。当时江青放肆到什么程度，笔者在此都不便于说。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
.孙维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刚烈而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只一年时间，1968年10月16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请见《孙维世之死》，作者：司马荒原，发表于“博客中国”，时间：2010年1月19日〈10：06：53〉）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7
（3）胡锡奎之死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1964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36年，经中央同意，这批同志办理手续后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胡锡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个特殊的事情。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他，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一起，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邓拓，文革初始时受批判的三家村“村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者，文革中照样受到极左势力的无情迫害，并在北京和西安之间拉着来回批斗达百余次，包括来人民大学。即使这样，他还是最早愤起揭发陈伯达的问题，结果遭到逮捕。七十多高龄的他，在狱中，不但得不到起码的治疗，而且还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1970年10月23日，悲惨地死于监牢。临死，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还悲怆地连连呼唤自己的名字：“胡锡奎，胡锡奎，胡锡奎……”但结果还是以无名尸焚烧，最终尸骨无存，不知魂散何处。
一个曾被国民党三次判处死刑而没死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
改革开放后，1979年1月25日胡锡奎的追悼会，由胡耀邦作悼词。然而，他的骨灰盒里，放着的却是他的一个印章。
（部分资料来源于：“胡锡奎”，梁柏青，《孝感市文史资料第三集》，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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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8
（4）阚玉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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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迫害的恶浪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也在这年惨死。那时妄加罪名，到了不讲任何道理的地步。只要是学俄语的，那就是修正主义苗子。要是去过苏联学习的，那更是苏修特务，至少也是苏修爪牙。
阚老师死后，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也遭造反派批斗。一年后，1968年，死于非命，横尸北京街头。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请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
这类被妄加罪名、迫害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又不知有多少多少。举个例，1968-1969年间所谓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惨死了多少人！这是有案可查的。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8
8．血腥武斗
（1）攻打红楼
斗过了牛鬼蛇神，斗过了学术权威，斗过了当权派，还斗谁呢？那就是造反派（反正大家都自称为造反派）之间为争权争宠相互斗了。再加上江青又发出了“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于1967年11月的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基本上一字排开，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路上洒下了点点血滴。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的区域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最后，双方停火，攻方后退，守方撤出。“三红”从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有扔石头。我的体育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别上去丢人显眼了。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09
（2）武装对峙
但是，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也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只留半扇窗，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能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又为了防备对方偷袭抓人，平常下楼出去，那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扛上根长矛。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着。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到了。
.校内没有下手机会，双方又到校外抓捕对方人员。有次，我们系有几个同学上市里去贴大标语，被对方巡游的大卡车碰上。里面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一位个头小，没引起对方注意，以为是围观群众。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开一劫。而另一位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结果挨了打，不但受了皮肉之苦，也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出了这种情况，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隔了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这情景，《革命四十年》里也都有描述。“俘虏”们被扶着、抬着放出来。双方的仇恨，也越积越深。我们班那位同学几天后被放了出来，虽未伤及要害，也是累累伤痕，神色怆然。我们看着都很心疼，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即由两位女同学陪护去医院疗伤。
这武斗既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捣毁野猪林”。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南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的过路人员。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称之为“捣毁野猪林”。
.“夜袭兵工厂”。
后来,又在西面的校办工厂打了一仗。那工厂里有一些机床，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大概是双方的经验和准备都不足，对方几乎没有抵挡就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伤亡。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滴辛酸泪啊。
作者: 白雪 时间: 2011-2-17 19:12
（3）血染操场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大祸。当然，1968年，大的形势是全国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轰然倒塌之后，各地上下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势力拼了命地抢权和再抢权，为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大片。一些地方的“保守派”组织在介入“三支两军”的部队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对“造反派”组织发动剿灭。这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称呼，都早已名不副实。所谓“保守派”，既不表明思想观念的保守，更不见行为方式的保守，全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形象。他们对待对立面群众的手段，照样是杀气腾腾、毫不留情，没有半点保守的样子。.
所谓“造反派”，也全没有运动初期高唱“滚他妈的蛋，罢他娘的官”的精神头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尖牙利爪撕咬之下的几片碎肉了。在一些“造反派”势力尚有余力的地方，两派的决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眼睛都要喷血的最后关头。应该讲，就血腥残暴来说，这是在极左势力鼓动下，早期红卫兵极端分子那些恐怖暴行的延续。
.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拼杀也急剧升温。就北京高校而言也是这样，1968年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
.也就在这时，68年5月，一场空前的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控制区的交界处挖壕沟、拉铁丝网。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了。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他们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
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铁丝，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要是真的拼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呢？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
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是第一辆还是最后一辆，我不清楚。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劫持。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改了叫陈刚，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
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后来听说，那天对方还抬着他们的遗体上街游行。可是，这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
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格。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尽管满心的不愿，尽管是在很后面的位置。.
后来听说那天的情况是，对方第一线的“主力部队”顶不住，回撤过快，把他们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人员反而闪在了前面，而遭此不幸。.
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更痛心的是，他很早就结婚了，家在苏北农村，景况十分贫寒。他的妻子已经有了孩子，远在家乡来不了。.
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
在这次武斗中，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在这次的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她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
她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女孩子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一枪又一枪。
哭泣吧，苍天！苍天！！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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