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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民主的三个视角、三种表述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6 10:09
标题: 中国民主的三个视角、三种表述
作者：房宁潘维杨鹏
编者的话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后，在海内外引起关注。

“民主”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仁人志士对民主道路的不懈探索和追求。民主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问题，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民主是中国一些精英群体最强烈的政治诉求，尽管这种诉求常常带有非民主的精英民主（elite democracy）色彩。

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中，中国在共产党领导的现行体制下，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一奇迹令西方世界大为惊异，也使中国民主问题成为海内外学界最富争议的话题。

如何理解中国民主的发展与未来？本刊在此提供话语平台，邀请学者房宁(参与中国民主白皮书的起草)、潘维和杨鹏，从三个不同甚至截然相对的视角，就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各抒己见。他们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房宁

认识民主有一个客观标准，就是要看

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实现和保障。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解决了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就是民主的。

杨鹏

民主政治是内生的，因为它是

人民的需要，是靠纳税人吃饭的官员们不能拒绝的。能不能开放并规范结社的权利，能不能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能不能给媒体以批评政府领导人的具体行为的权利，这些是我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应当考虑的真问题。

潘维

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

制止腐败，也止不住共产党质量的退化。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选，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

玛雅：中国政府出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否表示进一步开放的姿态？

房宁：我觉得有两条比较重要：第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确实做了很多事。白皮书一共12部分，只有4个部分是理论问题或历史叙述，其他8个部分都是具体的事实。既然做了那么多事，就应该加以总结和宣传。

第二，做了这么多事情，很多人却视而不见，包括西方。我就有这种经历。有个外国记者来访，让我讲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他走神儿了，最后忍不住打断我说，希望你讲讲政治体制改革。我说，我现在说的不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吗？他说好像不是。我说，那你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你给我说说。这件事说明，关于民主有个很大的观念分歧，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也不同。所以，我觉得白皮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对民主概念的梳理，以及中国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民主发展道路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或者澄清西方对于中国民主的误解。

很多人，包括一些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士都问，白皮书想告诉世界什么？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总结已经做了的一些事情。至于未来，白皮书讲了未来推进民主建设应当遵循的五项原则，但是没有具体地说下一步要做哪些事情。

玛雅：你个人如何看待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房宁：先谈点历史印象。中国在五四时期就提出“德先生、赛先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第一个追求民主的纲领。过去100多年中，一方面，中国各个时期最优秀的代表、国家民族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主张民主、推动民主的。而另一方面，中国民主的探索很艰难、很曲折，进进退退，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又有很多失败和教训。

先说孙中山，他是三民主义起家，希望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民权”很接近今天民主的意思。但是，孙中山后来离开了他的原始想法，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要学习苏联，而苏联政治和他原来的三民主义显然有很大区别。到了晚年，孙中山对于他早期提出的民主道路，即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也做出反思，认为宪政在中国很难实现。

毛泽东也是这样。毛泽东从农民运动起家，反帝反封建，是天然的民主论者。1945年，他和黄炎培谈跳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设想新的中国将是一个人人当家做主的社会。新中国建立后，他也是按照这个理想推动民主的。他反反复复地搞运动，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等级、没有官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社会。最终他搞起了矛头指向社会上层精英的“大民主”：一场彻底地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平民造反运动，以此来建立他心目中的新型民主社会。但可悲的是，这导致了“全面内战”。无奈之下，他把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用军管来控制住了社会局面。

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真心实意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切身感受，说过去是集中多了，民主不够，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把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身，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希望通过民主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但是，即使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开放进程中依然出现了混乱，这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那场风波。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中国追求民主100多年，不断在发展，在进步。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也走了100年。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和很多人，主要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西方民主相去甚远，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迄今，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自由主义所期待的民主，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也都没有，甚至也不想，把中国引向那样一条道路。这究竟是为什么？

从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的落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客观历史环境。归根结底，是历史环境决定了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并不是否定人的主观因素。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作用还小吗？但是，他们和他们领导的那代人，只能在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的空间中争取做些什么。所以说，民主是客观的，是内生的。最近有篇文章，《我们究竟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我觉得这个标题很好。

玛雅：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房宁：这个问题需要从概念上说起。

社会历史是在客观世界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选择的结果。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民主具有一定的普世性，或者说是共同性。以多数人的意识管理社会，是人类长期以来的一个理想和追求。这应当说是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包含的共同价值。

民主就其一般意义来说，是有共识的。比如说，多数人的统治。但是进一步追问：多数人是谁？统治的含义是什么？这些仅靠一般概念和所谓普世性原则，就回答不了了，而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认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主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用这种眼光来看，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民族自决阶段、社会平等阶段和政治参与阶段。

中国的民主道路是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那么在中国，这个多数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把权力夺回到中国人手中，改变自1840年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欺凌的命运。民族独立是那个时代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民族独立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和愿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意味着中国民主的初步实现，即实现了主权民主。

中国民主的第二步，是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和保障。新中国建立后，迅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共同愿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能够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中国社会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人民在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是这一阶段民主的第一层含义。其次，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策具有人民性，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人民认同意味着权力的授予，就赋予了国家政权正当性、合法性。因此，这一时期民主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权利，尤其是经济权利的平等。

中国民主的第三阶段，就是目前这个阶段，是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阶段。主要内容是人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参与不断扩大和深化，人民依照法律直接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等。

回顾中国民主的道路，我们可以获得三点启示：第一，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发生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处历史环境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民主是内生的。第二，每个时期民主政治的内容是不同的。这是由于不同时期，国家和民族面临的问题、需要完成的任务和希望达到的目标所决定的。第三，民主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变迁而逐步扩大、发展和提升的。

自由主义者总是爱争论民主。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误区，就是把民主的形式当成内容了，比如选举、多党制和议会制等。这些的确是西方普遍采取的民主形式，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民主本身。所以，当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没有看到西方的民主形式时，就判定中国没有民主，全然不顾历史和国情。这表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并不理解。

看待民主应当首先看本质。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即为了追求某种民主的形式而实施民主的。民主不是摆设，民主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因此，认识民主有一个客观标准，就是要看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实现和保障。进一步讲，这种制度能否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否实现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是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的根本标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解决了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就是民主的。因此，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任务来抽象地谈民主，比如将中国和美国的民主做直接的比较，不仅讲不清楚，而且是一种误导。

玛雅：经历过“文革”浩劫，邓小平从80年代开始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如何评价过去20多年来中国民主的发展？

房宁：对于2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及未来的前途，现在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中国民主倒退了；有人说，中国民主还在进步；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说法。我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总体上还是发展了，而且是必然要发展的。但是这个发展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由客观条件和需求造成的。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人民群众越来越形成的权利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这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各阶级阶层利益在不断分化、变化和扩张。这些带来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形成了所谓“权利意识”，要求国家的法律、政策甚至制度都能实现和保障他的利益。这种权利意识再化为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国家法律发生变化。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维权”是权利意识及政治参与在当今中国社会最突出的表现。近年来我们看到，企业家、私营企业主阶层成长起来了，要张扬他们的利益。“郎顾之争”、陕北油田案，都与富人维权有关。也有穷人维权，如江苏环保维权事件、众多的农民土地维权，还有国企改制中，保护国有资产实际上是保护工人权益。不论是哪个群体维权，都给政治体制提出很多问题。政治体制必须要适应这样一种趋势。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自上而下推动体制改革的动力。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保持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加强对干部的监督，防治腐败，防止权力的变质，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方面。

当代中国民主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共产党领导，而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个党必须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不能有私利，党的组织没有，党员个人也不能有。只有满足这个条件，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才能说是民主的。但现在共产党也是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而不是在真空里，这就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腐败。对此，必须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在制度上也进行变革，核心是加强对党的干部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必须做一些制度上的改变，比如说，加紧分权和制衡，这是一种民主政治；比如说，社会的监督，即人民群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在言论、舆论监督方面，都还会进一步地发展。这并不是所谓的“开明”，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两个轮子在推动：一个是社会普遍增长的权利意识，一个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反腐败，加强监督的需要。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这种民主政治发展和改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肯定还会继续。当然，白皮书里也讲了，要循序渐进，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遵循这个原则。

如果展望一下，我认为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可能在加强监督上会有很多做法。第二是参与，就是所谓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也就是在立法和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多地采取直接民主形式，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经济收入，也就是利益不完全一致的群体，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且不是内部讨论，而是逐渐扩大公开的程度，比如听证会、征询会将来会越来越多，程度越深，范围越大，层次越高。就是潘维所说的“咨议性参与”，我觉得也可以叫“参与式民主”，或者“政策民主”。当然，选举也是一种参与。但对选举还会比较慎重，虽然选举的一般价值不应否认。

玛雅：你最近的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良性改革》（《凤凰周刊》总第201期，2005年11月15日），提出“改革是全民的事，中国需要改革的民主化。”能否谈谈你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解？

杨鹏：我先谈点对中国民主白皮书的看法。白皮书发表前，我听到一些消息，知道中国政府将首次系统地回应来自国内国外的民主改革压力。我寄予了一些希望，希望能有一些突破和新意。白皮书发表后，我仔细读了，感到有些遗憾。我从中看到两个信息：一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成绩卓著；二是民主只能是官定官办的民主。

中国人对官方的任何善意的举动，都抱着巨大的热望，但我们的这种热望，常常化为失望。我注意到一个细节，10月19日白皮书发表后，新浪新闻中心刊登了全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篇网友评论。影响较大的凯迪网也刊登了全文，也没有什么跟帖。其他一些网站，有些零星的评论，负面的批评多于正面的肯定。我想是两个原因，一是民间不感兴趣，不愿意回应；二是批评性的言论被屏蔽了。我深深感觉到，近年来，官方的话语与民间的话语似乎脱节了，不是一个话语系统。据说这份长达32000多字的白皮书从开始起草到发表历时一年多，征询了众多中央部委的意见，征求了100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官方花了很大精力搞出来的文字，对民心没有穿透力和冲击力，这种语言的衰败是可怕的。

民主政治改革和转型，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一切有责任心和良知的人应当关注和参与的。如果说，我们先确定了民主政治改革的方向，然后考虑到进程中的困难和复杂性，力求将转型的震荡性降低，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可以积极地参与到改革的技术细节的设计和实践中来。我觉得危险的是，根本无意于吸纳社会的民主动力，无意于走向民主政治这个方向。

白皮书说：“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这个表述不严谨。我们都知道，日本、德国、意大利二战后的民主政治转型，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力强加的。我理解，作者是想强调：“我们现在谈民主，不是受美国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想表现独立自主的气质。但是换一个角度，我同意民主政治是内生的。从长期看，民主政治的维系和稳固，完全要依赖内生的力量。德日意法西斯垮台后，盟军在这3个国家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但这样的制度之所以稳定地延续至今，说明它符合这些国家广大人民群体的内生的需要。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不适应民主，因此不能要民主。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对中国民众内部生成的民主意愿缺乏理解。

举个例子，作为一名学者，我做研究，写书。但我出书为什么要去买书号，等待相关部门的审查呢？难道书报检查部门的官员就一定比我对国家利益更负责任，就有足够的资质来决定我的研究成果的好坏吗？出一本书，也要找官员领“出生许可证”，在我看来，这是人格和精神上的不平等。民主政治，一定伴随着言论出版自由，所以我要求民主政治。这是我的内生的需求。再比如，农民要保护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不被低价征用，他们团结组织起来，集体向媒体、社会和官方表达诉求，这不就是内生的民主要求吗？结社自由，是与民主政治相伴的。新闻记者发现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真相，想要报道出来，这也是内生的民主的要求。但是，我们的报刊电视，能完全自由地报道民众希望看到的真实情况吗？新闻自由，也是与民主政治一体的。

我认为，能不能开放并规范结社的权利，能不能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能不能给媒体以批评政府领导人的具体行为的权利，这些才是我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应当考虑的真问题。民主政治，根本上是承认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说民主政治是内生的，是因为它是人民的需要，是靠纳税人吃饭的官员们不能拒绝的。

玛雅：你希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更快一些，而且借鉴西方模式，发展自由民主？

杨鹏：不完全是这样。中国的民主，当然不会与西方相同，就是西方国家之间，民主形式也是各有不同的。中国的民主实践，自然会产生出中国式的民主。但是前提是，要开放各种可能性。如果现在绝对不开放党禁，那么党内分派这种党内民主形式，能不能讨论和小范围试验？我想强调的是，真心相信民主的价值并谨慎地推进民主政治，与嘴上承认民主价值而实际上为不民主的现实而辩护，这是本质的差别。如果是前者，我们是可以讨论具体的步骤的。例如，中国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我们可以来反省和讨论政府过去的一些行为，是否妨碍了这些权利的落实，今后用什么样的法律来对这些权利予以切实的保护。例如，是不是中国民主分两步走，先党内民主，再社会民主。例如，考虑到民族矛盾问题，我们的选举制度的设计，能不能有一些区域性差别，或者说进程上有不同的阶段性。例如，是不是先开放和规范新闻出版自由，是不是将司法管理归到人大，以便扩大司法独立性。例如，政府预算，是不是要交由人大来讨论和表决；国务院出台重要的政策，要不要通过人大民主表决来通过。例如，人大代表选举，可不可以少一些内部暗箱操作。

只有在承认和肯定民主价值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建设性的民主操作的讨论。只要真有民主思想，而不是玩弄民主，我们是可以就民主进程的技术环节进行创造性的讨论的。但如果事先设定无数禁区，将民主限定在一个“笼子”里，连对民主的理解也要垄断起来，那就违背了起码的民主精神，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

玛雅：如何看待民主政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成功？中国是否应当从中有所借鉴？

杨鹏：世界上的富强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主才能强国。有人说，南美民主造成了两极分化，印度民主造成国家不团结，俄罗斯民主造成分裂。我到过南美，感到各国的“民主”很不相同，南美一些国家的问题，其实是不民主带来的。权力集中，资源垄断，造成财富集中，这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印度是本身没有完成国家文化建设，几百种语言，民族和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没有根本完成。而且过去的种姓制度，造成等级分化。这些东西，在民主开放下释放出矛盾。印度经济目前比中国落后，原因真的是民主吗？有没有人做过认真的分析？最起码，我没有看到印度的学者将印度目前经济弱于中国的原因，归因于民主政治。问问印度人，他们是不是不想要民主，要回到集权制度中去？说俄罗斯民主分裂了国家，也应当去问俄罗斯人，他们愿不愿意为了中国人所理想的“俄罗斯统一”的价值，回到斯大林的铁拳下去？

民主才能强国，是因为民主释放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为国家的共识和全民共同意志的形成，确立了合法性基础。这与经济一样。过去是计划经济，计划部门的官员的经济水平就是全民的经济水平，毁灭了全民的经济创造智慧，使国家经济衰败。后来搞市场经济，广大民众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物品就开始丰富了，经济就发展了。政治也一样，只有少数人垄断生产和分配，生产出来的政治产品一定量少质差，智慧不够嘛。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政治，就有更多的智慧流入政治，政治产品就丰富了。政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参与提供的人少了，生产过程没有一定的竞争性，产品质量怎么能提高，产品结构怎么会丰富呢？国家间的竞争，除了经济竞争，还有文化竞争，还有政治竞争。政治产品质次价高，就失去了竞争力量。

平等，是人最内生的渴望，是人性的至深追求。将这些渴望和追求转化为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制度。国内的新儒家反对民主，因为按照儒家理论，“上智与下愚不移”，人天生就不平等，因此不能给人平等的民主权利。还有一些人这样想，民主，可以玩玩，前提是不能丝毫影响我的特权。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只是自私自利，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发展毫不负责任，对中华民族赶超世界缺少起码的冲动。而且从长远看，自吹民主业绩，不顾现实的冲突和民主压力，这是减少共产党进行自我改良的机会和资源，是对党的命运不负责任。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我这些话，算不上什么理论观点，只是常识而已。总说这些，已经很无聊了。再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次谈话：这一切“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还有什么好理论的呢？

玛雅：中国自五四时期引入西方民主思想，经过百年追求，却没有发展自由民主，这是为什么？

潘维：这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决定的。

与欧洲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或阶级划分。中华农耕社会不适合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富不过三代”，无从固定社会等级划分。自秦朝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由平等、自由、分散、独立、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构成，血缘、宗族和宗法关系是维系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纽带。按照西方标准，传统中国有家庭及宗亲，却没有“社会”。

与欧洲的社会意识也不同，在中国小农家庭中，阶级意识和利益集团意识相对淡漠，缺少强权政治的思想基础。在自由小农家庭构成的社会里，组织社会集团的（交易）成本很高，而且利益集团很容易出现内讧，并被政府分而治之地收买或摧毁。所以，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人信奉“君子不党”，没有组成集团才能维护自己利益的意识，更没有通过争夺政府权力才能维护、促进自己集团利益的“强权政治”的认识。

自由小农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催生了两个政治结果：一，皇家统治下的由儒家精英组成的文官队伍；二，有强烈道家“无为而治”色彩的小型政府。顺利治理国家的要素只有这两个。

而在西方，两大纽带维系着基本社会关系：一是有法律和宗教教义保证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序列；二是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欧洲社会分化严重。少数上层集团极为富有；劳动者，即先前的奴隶及后来的农奴集团，则一无所有。在阶级集团社会里，个人自由是稀缺和宝贵的，以集团为单位争取自由的斗争也是必然的。正因为稀缺，个人自由才成为西方人永恒的政治话题。那么，庞大的民族国家如何取得内聚力？西方人把王权、神权、等级制都废除了，倡导政治疆界内所有的人在法律上平等、自由。而平等和自由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天然要素。

个人自由与“多数决”程序下的“民主”，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但在欧洲近代的社会革命中，个人自由注定与一人一票的“多数决”民主程序结合在一起。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通过集团间的斗争来争取的。民主是由社会利益集团组党，推举出党派代表来做主，依“多数决”原则来和平地决定权力斗争的胜负。这种由集团权力政治衍生出的个人自由还受法治规范：民选政府遵从保护少数人权益的法律，不是无限的多数决。由此，欧洲的民族国家既有规模，也有了内聚力。

顺便提到，由欧洲贫困移民建立的美国，天然没有社会等级结构，阶级意识相对薄弱，但继承了欧洲传统的强权意识，形成大型利益集团，实行多数决。

1840年以来，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遭遇，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政体被“现代化”任务所淹没。由此产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既不是为自由，也不是为民主。中国革命为的是抵抗帝国主义，为的是民族的凝聚、自强、独立，为的是强国富民。这场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动员组织中国分散、自足、自私的小农，变道德文化国家为民族国家，以应付外患，发展工商业。我们称这个任务为“现代化”。

正因为中国的任务是强国富民，不是争取经济、社会、政治的自由和平等，更不是争取“多数决”的选举民主，所以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运动长期处于边缘，不构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主流。而且，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非常激烈、曲折和悲壮。晚清政府搞维新，学日本，失败了。北方的国民政府学欧洲议会制度，也失败了。国民党制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战略，学俄国，又转而学德国，却无力抵挡日本侵略，还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有效地动员了被一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剥夺了生计的贫困小农，在1949年推翻了国民政府，把革命引向成功。这便是“专政”体制的由来。

玛雅：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中国的民主有什么特殊性？

潘维：中国是精英党领导下的民主制。

中国社会不是被阶级或利益集团区隔的社会，政体也不是以阶级斗争的制度化为基础的政体。无论中国革命或作为其产物的现行政治体制，都没能割断中国历史，也不可能割断。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以阶级或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政党，不是“一党、两党、多党”的西方“议会政党”，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工具。类似传统的儒家精英，共产党原本由一批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组成，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共产党要求党员具有孔门弟子式的“修养”，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发挥“先锋队”作用，努力动员人民加入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事业。

社会动员天然具有民主性，要求吸引尽量多的人民去参与。在一个平静、停滞的小农社会里，为了最大程度地动员人民加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事业，共产党呈现出强烈的民主特色。“群众路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毛泽东对“群众”的迷信。改革后实行的“村民自治”和“海选基层政权”，也隐约可见共产党人信奉“人民当家做主”的遗风。

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不是以社会集团分裂为基础的“多数决”机制，不是以党派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人民”指的是“全体人民”，反对革命者被逐出“人民”的范畴。对第一代共产党人而言，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以分权制衡来限制代议机构的权力，拒绝普通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因此，中国共产党设计了“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彻底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宪法》“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思想来源。这个制度拒绝分权制衡，要求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分工不分权”。这种“真正民主制”还有一个粗壮的经济支撑：生产资料公有制。

比较西方司法和执法独立的分权制衡制度，“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固然民主程度更高，却也成为“党之治”的基础。中共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绝大多数席位，共产党当然就拥有了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在内的“一切权力”。又由于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权力”也就被集中到了党的最高核心机构。因此，在制度上，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导致国家由共产党直接治理。这个事实被写入《宪法》的序言部分。这就是许多人感到中国不是“民主”，而是“党主”的原因。

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一旦共产党退化了，整个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也随之退化。倘若这种退化再伴随着外部的强大压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会遭遇极大危险。

玛雅：怎样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党的公信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后，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成为判断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可取？

潘维：冷战后，直选成为世界上的主流政治宗教，也成为美国整垮“不听话”国家的“精确制导”炸弹。这种政治宗教把“政府合法性”一词曲解为“相对多数的选票支持”。实际上，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指的是：依法行政的政府获得社会服从，成为有效政府；违法行政的政府会遭到社会抵抗，成为虚弱政府。港英政府并非香港公民选举产生，却并不缺少“合法性”。然而，中国学界和政界目前正流行这样的观点：不直选，政府就缺少“合法性”。对他们而言，党内党外的自由选举、自由组党竞争议会席位，是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灵丹妙药。

1945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国家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疑问。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所言，指的是“人民当家做主”。冷战后，许多人把毛泽东说的“人民起来负责”，曲解为选举民主，即自由选举领导人。

事实上，在缺少法治的国家里，党内搞直选党内分裂；国家搞直选国家分裂，80年代以来，许多缺少法治的国家实行了直选，却导致苏联崩溃，不少第二世界国家堕入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国家堕入第四世界。美国霸权建立了，第三世界被边缘化了，因为那里社会分裂，而且经常飘散出内战的血腥味。中国没有党内外的直选，也没有分裂，反而创造了“崛起”的奇迹。说选举民主导致国家强大，既违背了西方的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东方的历史事实。

我在《乌克兰大选与选举迷信》（《凤凰周刊》总第169期，2004年12月25日）一文中提出：以“多数决”为原则的选举，不过是个简单的政治手段，方便易行而已，毫不“神圣”。多数决与正义、科学和知识、政治平等、法治、维护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人民当家做主等并没有关系；多数决不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也未必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多数决不导致社会团结，也治不了腐败。即便是在西方，选举也只是政体的一小部分。比起民选的政客，尽管法官或者公务员并非民选，声誉和表现却并不更差。

选举当然不是一无是处。选举在西方体现强权思维的文化传统，是解决阶级和利益集团实力对比兴衰的良治方案。但是，换一个社会结构，选举的社会基础，即组党的基础，可能是部落、部族、民族、省籍或地域。这种社会基础并不是现代文明政治的基础，而是恶性政治的基础，会导致社会分裂。

最近有报道说，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老百姓现在后悔了，因为“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后，总统萨卡什维利绯闻不断，国内经济不振。乌克兰“橙色革命”后，夺得政权的反对派争权夺利，昔日盟友终成劲敌。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后，新政府长期难产，社会持续动荡。随着“颜色革命”的褪色，这些国家的人民发现，“革命派”对他们的许诺也随风而去。所谓的“革命”，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新一轮权力分配，是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造成动荡和痛苦却要老百姓去承担。

民主与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四大权利属于政治自由范畴。选举民主与政治自由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政治自由甚少与多数人相关。比如，写书出书的人是极少数；“一人一票”是很多人投票给一两个人，并非是依个人意愿的自由选择。这种主要由少数人享有的政治自由与“人民当家做主”没什么关系。而且，这种政治自由靠法治来保障。有直选没法治，未必能得到四大政治自由权。有法治没直选，未必得不到这些权利。

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止不住共产党质量的退化。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选举游戏内含一个铁三角，即政客—选民—金主构成的三角关系：政客必须通过媒体等各种手段引诱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为此需要尽可能多的金钱；总有金主向政客提供金钱，以求借助权力谋取更多的资本；胜选后，政客要以公权回报投自己票的那些“相对多数”，还须以公权回报出钱的金主。“相对多数”与全民的“公意”未必一致；金主的私利不仅与“公意”不一致，与支持政客的选民的利益也未必一致。所以，自古以来，多数决必定产生以权谋私。在西方，选举产生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控制的。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党靠反腐败选上台，也因腐败而选下台，政党轮流上台搞腐败，选举成为腐败机会之轮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民选政客从来都是社会中声誉最差的一批人，出尔反尔、缺少诚信，而且几乎人人都在腐败传闻的旋涡里打转。

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选，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在于建立专业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即成熟的公务员系统，并实行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当违法行政必将遭到严厉惩罚，政府才可能真正依法行政，政府官员才会小心翼翼，谨守法律，政府也才能拥有“合法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应该是实行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责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法治建设上来，把遵纪守法作为党政干部评估体系的核心标准。换句话说，应该坚持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优良传统：“治吏不治民。”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6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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