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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炎黄春秋》的春秋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2-25 11:52
标题: 《炎黄春秋》的春秋
杜导正http://www.yhcqw.com/html/tg/2008/47/08471532235GB9425C0ABCBAFAH16624.html

2001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

　　《炎黄春秋》月刊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史为主综合性纪实杂志，由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今年创刊十年了。这个杂志，对中国历史尤其对近代现代史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论述，力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争取给人留下一笔观点正确，真实无误的史料。

　　《炎黄春秋》每月一期，十几万字，到今日已出版一百一十二期，二千四百多篇文章，一千四百余万字，自然不可能篇篇是佳作，平庸和失误的文章是有的，但它在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特别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它恪守史德，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探索了，努力了，尽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斯文点说，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通俗点说，即对事对人，说实话、说真话，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遗憾的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特别是对近代现代人物、事件的评述，曾长时期受到一种非科学态度的影响。譬如谈中国现代史，共产党以外政党社团的积极贡献，我们过去是很少提的；讲到我们自己呢，说红军，主要歌颂一方面军，对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便少提。说人物，主要歌颂毛泽东同志，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对其他党的领导人则很少提；说毛泽东又是只讲正面，只讲伟大，不说他的缺点、错误与教训。说我们的党呢，只能讲成就与经验，如果讲缺点、错误与教训，便好像是给自己脸上抹黑。总之，这种片面的、非科学态度，有很长一段时间，泛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史学领域更加严重。这种状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了很大改观，但那种非科学看人待史的心态仍残存着，直到今日。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践十年后的大背景下，去述史述人的。这个大背景，是党、国家、人民对待一切事物客观了，宽容了，杂志和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激发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主流方面。但非科学的条条框框，还是有的，周边环境有，编辑部和作者自己的头脑中也有。这就使杂志十年来在叙事叙人时，不免发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有时处境相当困难。总体看是进三步退一步，但毕竟前进了。读者满意的正是这一点。十年中，如现代史部分，我们主要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其他党派在历史上某些阶段某些方面的积极贡献，我们也予以肯定。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呢，自然用大量篇幅作了歌颂，但对其执政后的失误与教训，也作了积极的痛切的反思，比如，对反右派、庐山会议、“三面红旗”和“文革”等，都作了相当客观的报道。即使对中共划时代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这个杂志是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对于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有关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大量的宣传，同时对于有待加强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杂志也发表了若干篇探索性的文章。其它如对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项英、潘汉年等，都给了相当篇幅，记叙了这些曾经蒙受诬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业绩。

　　对中国现代史上曾有争议但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胡适、梁漱溟等，这刊物也力求客观地就其功过是非作实事求是的反映。

　　对胡耀邦的叙述，可说最典型了。胡耀邦，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4月病逝。中共中央在胡的追悼会上给他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至今日并无一字更改。胡和其他伟人一样不是完人，有失误，但他一生，尤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作为邓小平、陈云、叶帅的左右手，作出了大量为众人称赞的业绩，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三项决定性工作中，他是具体操作的前线总指挥。1989年后，不少出版物，对胡耀邦的功勋不说了，少说了。这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人民群众要求给胡耀邦以全面的评价。《炎黄春秋》于1994年4月，在耀邦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在封二登了几幅照片，发了急就章的几行白话诗。据我们所知当时在北京这是第一家，读者反映非常好，受到读者的称赞。此后，我们更主动更有计划地组织了胡耀邦业绩的系列文章，突出地反映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上的赫赫功劳。几年来，我们发表有关胡耀邦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等文章，达十几篇之多，受到读者的好评。

　　《炎黄春秋》对事对人这种求实存真的精神，加以文章涵盖面非常广阔，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凡符合宪法，凡有利于爱国进步团结的文章，均可发表；它又以纪实作主要体裁，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这样就使它受到广大读者，尤其老干部老文化人的欢迎。我国一位无党派人士、知名社会活动家，不久前曾书“求实存真，言之有物”八字赠编辑部。这些话对于我们确实是过誉了，但反映了读者对我们努力的认可。读者希望我们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不能辜负读者，我们会这么办的。我们工作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少读者对本刊也有所批评，我们愿继续在上级和作者、读者监督下努力改进。

　　我在本文的前面，反复阐明《炎黄春秋》在反映历史事件与人物时，尽力做到秉笔直书，说了些真话实话，给人以启迪，所以能如此，因素很多，根本的决定性的是办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得大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发扬。其次，就是这个刊物从创刊到今日，得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的鼎力支持，吸引了百名左右高层次的撰稿人，他们或是资深的革命家，是所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有关事件与人物有深入研究。这就使本刊所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史料价值。作为《炎黄春秋》的编辑者说，多数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不平凡历史的老文化工作者，有一种求实的作风，有一点大无畏精神，没有这样一些同仁的努力，也是办不到的。

　　文章写完了，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用《〈炎黄春秋〉的春秋》这样的标题呢？这得说两句。《炎黄春秋》这十年，从组织、撰写和编辑文章，从印制发行，到经营管理，实在说，其中困难、曲折、微妙以至辛酸处很多很多，几千字也写不完的。只是总体上顺利多于受挫，喜悦多于苦恼，虽然跌跌撞撞，但走过来了，越走越好。还有呢，人总是往前看么，今天又是本刊创刊十周年的欢庆日子，所以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将那些不很愉快的事抹平了，抹淡了。但《炎黄春秋》的历史确是一部坎坷的“春秋史”，标题用“春秋”二字还是贴切的。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2-25 11:53
杜导正：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作者：杜导正
来源：《炎黄春秋》 2010年第10期

http://www.law-credit.com/bbs/dispbbs.asp?boardid=79&Id=3393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特区的建设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圳特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注的事情。8月20—21日，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深圳考察，并发表了讲话。9月6日，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的庆典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发表了讲话。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为海内外热议。我们一些老朋友们见面，也离不开这个话题。我的一些想法，被一位“忘年交”老朋友以“答客问”形式整理出来。我看了以后，觉得还有点意思，索性发表出来，和关注这个话题的朋友们交换意见。

　　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争论一直没有停过。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似乎新一波争论又起来了。很多人都在议论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您怎么看？

　　答：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引起关注，在我看来，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温家宝在深圳不管是正式讲话还是参观考察当中即席讲话，都多次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温家宝把现在的阶段称之为“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我看很有道理。改革开放有32年的历史了，深圳特区也到“而立之年”了，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跟当年邓小平“南巡”前一样，深圳往何处去，实际上就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认清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温家宝同志把全面、持续地推进改革的关键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看是牵到了牛鼻子。近两年来，中央的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作此高调表态并不多见，尤其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代表了国家领导人对历史大势判断的高水平。

　　客：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和民间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对温家宝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他几年来说的很多，但实行的很少，是在“作秀”，您怎么看？

　　答：说他“作秀”，我有不同的看法。

　　“作秀”，不就是在人前表现吗？从更宽泛的方面来理解，一个领导人在公众面前，或者在外交场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作秀”的意思。为什么有些人说温家宝是在“作秀”，那是因为中央领导这样说话的人少。如果中央领导同志里多一些人天天讲这样的话，天天做这样的“秀”，那就是一个大好事。阳光政治嘛，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比起暗箱操作来是巨大的进步。

　　客：人们说温家宝“作秀”，还有一层意思，说他讲话很好，但实施的少。

　　答：我觉得他是不屈不挠地在行动上实践改革开放的。在行动上，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中间，他不仅是旗帜鲜明的，他也是大有功劳的。他的作风非常亲民务实，大雪、地震、洪水，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线，他与非典病人、艾滋病人握手。他也是活人，他也是一条生命，却不考虑自己，他一贯如此，不是“作秀”。他很有学问，记忆力又好，我认为，他的表现，是以他的学识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基础的。

　　温家宝不止一次地公开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恐怕不是偶然的。我看，一方面是他认识到中国改革到今天的困境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胡锦涛是支持温家宝的，近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直放手挺总理。赵紫阳生前也对我说过，“温家宝是个好人，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看这个评语很中肯。我认为，应该给温家宝更多的支持，创造条件让他施展才干，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保护温家宝，不是维护一个人，而是维护政治改革的主张，维护政治改革的力量。

　　客：可是，很多人注意到，与温家宝的讲话相比，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没有几句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两人的看法似乎略有不同。

　　答：这种说法我不大赞成。我是一个在党内生活七十多年的党员了，从中共的体制上来说，温家宝的讲话应当是代表中央的精神。温家宝和胡锦涛两人强调的侧重点可以有不同，但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也曾多次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民主。2007年胡锦涛作十七大报告时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2005年，胡锦涛对省级干部说，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到他这次在深圳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特别提到：未来必须坚持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虽然没有像温家宝那样突出政治改革，但对改革、对特区先行先试的强调，也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嘛。另外，胡锦涛是总书记，讲话也更宽泛，全面照顾到改革的各个方面也是很自然的。

　　我在一家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温家宝不是曲高和寡的布道者，胡锦涛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掌舵者。很多期待改革的中国人相信：胡锦涛与温家宝共同拥有耀邦情怀，表明他们的努力不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而是在分进合击，要共同击倒政治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共同开启中国变局的大幕。”这段话可以代表我的看法。

　　客：伴随着深圳特区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前后有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这次在深圳特区的“而立之年”，围绕着温家宝和胡锦涛的讲话，又出现了诸多的争论。您怎么看？

　　答：8月26日，温家宝考察深圳的消息披露后，9月4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署名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文章提出，在回答“由谁统治”、“如何统治”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无论是一个地方的试点也好，还是全局性的尝试也罢，都应基于对两种不同性质民主的清晰区分和判断之上。文章例举深圳的“行政三分”改革，认为其“关于政府权力的划分方面，有些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类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我想，这样的言论不能代表中央精神，更不能代表民意。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别。

　　你注意到《南方日报》的言论没有？9月6日的《南方日报》除了特区三十周年的30个版的特刊外，还有整版政治体制改革的系列评论，名为“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特区新使命”；标题分别为：《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主化方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带动其它各项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区未来改革发展开局的突破口》、《要在实现公平正义上走在前列》等四篇署名文章。呼应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对政治体制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我认为，《南方日报》的言论表达了中央的精神，是代表了民意的。

　　我们当然支持《南方日报》的观点。而且我相信，既然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一如既往地坚定，就可以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这种共识就是，继续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姓资姓社的诘难，像温家宝所说的那样：“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结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

杜导正简介：1923年生，籍贯山西省定襄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县委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原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资料来源：人民网）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2-25 11:54
杜导正简介：1923年生，籍贯山西省定襄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县委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原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资料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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