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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莲英后代指本文痛斥清政府,将总编辑停职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6
标题: 李莲英后代指本文痛斥清政府,将总编辑停职
本帖最后由 admin 于 2010-11-2 22:07 编辑

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6
龚晓跃前几天还说,新闻已死,副刊当立。立了不到一个礼拜,就让河蟹一钳子干倒……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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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7
这个是吗?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
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 立宪步
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
“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
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 态:王朝不是被
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
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 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
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路。                        
                                      文/本报记者曾鸣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 梦想,
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
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 的,那
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
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 相。宰相
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唐代**的最高命令叫
“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 命”。那你
有什么权力呢?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说你有
同意权。
   
    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
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 归”。而你
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
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说, 这个命
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
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 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
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 门下省则
改称鸾台。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
    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
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表示 这是
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个
被封的
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而皇帝干的这 个稀奇事,可称为
“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在这以
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 代,宰
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
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他
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决定权 和同意权
都在你。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
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于是皇帝就 写小纸条,当时叫
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
的制度和法律。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制,慢慢 形成了。
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
们也不准再设。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称独裁 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
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 代。”这个意思
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
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
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制,字面 上,是满
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
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掌握政 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
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 组成;地
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
(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
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郎虽然 是名义上
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
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挥?皇 帝。地方上也一样,
总督比巡抚高半级,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
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
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些本来 属于内阁的
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
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清代**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
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 都是些不要
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
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放的。 而到了清
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集中,也
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
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元达到 了公平。
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
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
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而25岁的和珅却能在两年之内从御前侍卫 升上军
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
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 相,其中盖有深意
存焉”。

作者: 上帝之子    时间: 2010-10-29 12:46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
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 反.动面目:13名内
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学者王亚
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
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 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
那样的立宪步骤”。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
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 当一位才不
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
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 上重建起来。——马
戛尔尼,1794
   
    “部.族政.治”对清王朝的自我杀伤
   
    所以,如果你梦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国家”的另
一面是,万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来份;然后你 还是最.
高法庭,案子你都得过一下;你还是宗教首脑,你要祭拜天地孔圣人封达.赖.喇.嘛;你
还要做学术工作,四库全书编完了都得送你给看一下,殿试由 你主持,有时你还要去国
子监讲课……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决定国运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
是康乾盛世;嘉庆、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丰也一般,国家这时开始蒙耻;同 治、光绪
都是小孩,权柄由慈禧掌握,历时近半个世纪。慈禧不是庸人,堪称多谋善断,但她不
得不受制于时代与个人见识,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阳寿也就被折腾 得没剩下几天了。
   
    而整个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许就是从乾隆65岁那年遇人不淑开始的。
   
    话说1775那年,65岁的乾隆遇见了25岁的和珅。当时和珅只是一个御前侍卫,应役
在大内抬轿。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发现少了仪仗,大怒,左右皆 震慑,和珅却应答
如流,令乾隆异之。
   
    和珅就此交上好运,之后一年,这个年轻人到了户部侍郎,再过两个月后升任军.机
大臣,接着一个月后荣升内务府大臣。到27岁时,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里 骑马的特了,
这种殊荣一般是给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和珅又执掌户部和工部,40
岁时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
   
    随着和珅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
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珅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 关系、上
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
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7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着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
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 时,年终结余亦不
过8182万两。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
是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 形式,再
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实,和珅式的“权.力决定财富”方式,不过是“部族政治”在经济上的表述。皇
帝以“天下公主”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 时,这些资源
就都被“权力化”了,而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就理所当然是和珅这些“部
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学者王亚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
了”,以至于成为“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的,还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 层结
构——满-汉二元体制。
   
    “满-汉”“中央-地方”两个体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个命门在于,由于满人的任命不能进入道、府、县等地方上的基
础政治,这就要求地方不能够拥有力量,否则满人王朝可能会遭到覆灭。而太 平天国这
场叛乱,恰好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从此,汉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势,亦
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
   
    曾国藩正是这种风云际会的集中见证者。1852年,太平军叛.乱初起时,他还只是吏
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席卷湖南,于是朝廷任 命其为“团练大
臣”,要求他在湖南组建一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
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南大 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
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辅助力量。
   
    但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团练,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如要有所建树,必须超越皇
帝的命令组建一支新军。于是一支湘军,便以类似“戚家军”的军制、以共同 地方背景
的基础、灌输以“维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来。
   
    事实上,湘军的本身,就隐含着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清代的军队,如旗
兵和绿营,从来都直属中央**,曾国藩的湘军,却因为士兵都由将佐招 募,也只对官佐
效忠,而不知有中央。这实际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军队”。
   
    湘军的军饷用度影响了清制。湘军薪饷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饷银达4两半银,是一般
家奴的十倍。面对这笔巨额军饷,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财政支持,首先是卖 官鬻爵的收
入,不久就有更大的来源——厘金。厘金1853年开征,是对存货、运输途中货物或茶叶
等产品按价征取的商业税,金额稳定,数目很大。曾国藩的湘 军先后征取过湖南、江
西、湖北诸省的厘金。这么一来,地方就慢慢拥有财政权。
   
    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成为清代历史的拐点。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
正规军被全灭,曾国藩和他13万湘军成为朝廷唯一的依赖。6月8 日,曾被任命为代理两
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在形势所迫下,“部族政权”终于网开一面,让一个汉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
是清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
   
    这种“网开一面”,因为曾国藩的用人而继续扩大。1861年,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
江苏巡抚,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些都是汉人。事实 上,曾国藩的私人
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才干的温床、管道,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地方官员,他们
在19世纪后来的年代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后湘军解散。但在此前,曾国藩已按湘军形式创建了
淮军,淮军的继续存在,使得曾国藩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汉人—— 李鸿章。日后,李鸿
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汉族名臣,终于守得清代中兴。但如乾隆末期的极盛隐藏衰败的因素一
样,中兴也埋伏着终亡的阴影。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 人物融为一
体的这个保守联盟,本身就是对“部族政治”的颠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时,**的权力也
从满人慢慢转到汉人手上。
   
    太平军叛乱平定以后,中兴名臣尽成封疆大吏,后来,淮军渐变为练军,练军中著
名的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地方上从财政到用人再到军 队,都有了
自己的权力,以省为单位新体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军队”这种军阀特征,尤其
成为了“部族政治”的挑战因素。
   
    既然满不驭汉,中央不驭地方,“部族政权”的戏,就渐渐有心无力。待到1911年
武昌新军擦枪走火,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袁世凯又不能完全受中.央节 制的时候,大
清皇朝终于就垮了台。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8
听到《潇湘晨报》因为纪念辛亥革命,总编、执行总编双双被下课的消息,


我的第一反应是:“爱新觉罗家族复辟了?”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8
因潇湘晨报刊登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宣布停职,继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之后,辛亥革命也沦为敏感词。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8
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潇湘晨报》纪念辛亥革命特刊所作刊首语《所谓天下大势》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9
向《潇湘晨报》致敬,向龚晓跃致敬,向湘人百年不绝的报业传统致敬。http://sinaurl.cn/h6byR9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9
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启示录
时间:2010-10-30 19:48 作者:龚晓跃 字号: 点击: 20017次
  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特刊卷首语:所谓天下大势



  (长江三峡。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写道:“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所谓天下大势

  文/龚晓跃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动内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所以,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琢磨这从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时光飞逝,这艰难曲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是为编辑动机。

  特刊组稿

  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晚清“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 反政府势力泛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谓“民”,就是“士”、“农”、“工”、“商”,由他们组成传统“四民”社会。其中,“士”为“四民”之首。

  清帝国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劣绅、绅商、学生、无产者等新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尤其,传统“别于四民之外”的“兵”,开始向社会权势中心地位崛起。从传统的各种会党游兵,到大规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国藩时期的“绅军”和“军绅”,再到新式军事学校之学生和士兵等等,以至于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干脆以“兵”换“士”,而以“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新的基本构成。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国际汉学大师费正清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及至辛亥首义,更是在清朝武昌新军中打响的。

  美国总统:中英战争“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对于西方的隐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对西洋事务,乾隆也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不过,估计是在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心态复杂的乾隆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好一副“宁可求全关不开”的末世苟且心态!好一句“极盛”时代“盈”“虚”惧增的无奈感慨!殊不知,英国没有用外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小亚当斯(1767-1848)也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叩头”英语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从现在各大英文词典中的这块“活化石”中,我们多多少少仍可见到近代中西两大文明冲撞后所留下的深长裂痕和斑斑血迹。

  著名史家许倬云谈辛亥之后:南京为何让出政权

  楚望台的枪声,回音震荡,震垮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在东亚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一次革命,说是快,却也是改革不见落实,人心郁闷已久,大家知道必然出现的大变;可是,事情发生又如此突然,革命党的领袖,一个都不在场,以致湖北新军没有适当的领导,竟很快就被北洋大军压出,不能更有作为,最后这一起义的军队,竟从此烟消云散。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49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 ... names=&userids=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0
《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特刊 卷首语:所谓天下大势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作者 龚晓跃 因此文,该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宣布停职。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0
惟楚有才!

岳麓书院的牌匾不是白写的!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1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太监制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答,贴身太监姚郧抢嘴道:“这是陛下恩赐,奴才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2
第 14 楼 夜猫出笼 2010/11/2 17:27:13 的原帖:
因潇湘晨报刊登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宣布停职,继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之后,辛亥革命也沦为敏感词,太鸡巴盛世了,太鸡巴和谐了。


顶两位敢骂清朝的勇士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2
真相进一步确认中:赵世龙致电刘剑,得到的消息是:龚调离内容口,刘剑免总编辑,另综合其他消息,目前可判断的是,首先是上面批评了该组专题,后是晨报集团自认顶住压力需要作出动作,所谓的动作,就是处理人,果不其然,上面对报道生气很正常,但是集团决定撤职则是自宫。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2
还有谁记得新浪那个“下辈子做XX人”的调查,编辑也下了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3
而围绕和珅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 关系、上
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
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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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怎么越看越像呢。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3
龚晓跃堪为当代报人楷模,向他致敬!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19:54
              

         
   
   
      

潇湘晨报: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这段写的太吊了!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22:09
潇湘晨报社总编辑刘剑简历
2009年07月07日18:3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传媒   男,汉族,1967年1月出生,湖南益阳人,中共党员。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毕业,研究生学历。从事新闻工作19年,历任湖南广播电视报社编辑,湖南报刊广告信息中心副主任、主任,文化时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总编辑,潇湘晨报社副社长。

现任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潇湘晨报社总编辑、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红网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快乐老人报》社长。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 22:12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人民日报》
http://bbs.oeeee.com/bin/content.asp?aid=13,,7090412,1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9 22:27
从《大公报》到《潇湘晨报》
作者:丁东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11-8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8 21:18:04
阅读量:236次

  上月25日,湖南《潇湘晨报》推出“辛亥革命100周年”专刊,题为“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执行总编辑龚晓跃,在卷首语《所谓天下大势》中写道,满清统治者选择封闭,而“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用曲笔说真话。其实,《潇湘晨报》只是借古讽今而已,并不出格,其放言之力度远未达到民国时代报人达到过的程度。

  我这里说的民国报人,是指1912年到1949年的报人。说起这一时期报人达到的精神高度,时常让后辈感到望尘莫及。

  当时的报人对政府和高官,绝不卑躬屈膝。比如抗日战争初期,长沙失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军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吞吞吐吐,以军事机密为由不肯说明真相,引起在场记者一片鼓噪。财政部长俞鸣钧、行政院参事张平群欲出面解围,《大公报》王芸生便当场嘲笑说,“这是什么话!究竟机什么密啊!抗什么战啊!走吧,不听这个招待会了!真是岂有此理!”说罢,与会记者纷纷随他退出了会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回到上海。在上海市长吴国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王芸生不止一次地痛斥政府腐败。1947年7月,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特务拘捕,王芸生得悉后,马上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放人。吴国桢想推托。王芸生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他们只好乖乖放了唐振常。

  对金钱收买,他们也能断然拒绝。一个国民党要员为提高自己威望,想在《大公报》上登一篇文章,派勤务兵将厚礼送到王芸生家。王当时不在,夫人不明真相,收下礼物。王回家后大发雷霆,喊道:“别以为送礼就能登文章,礼送得越重,文章就越不能登。”当时吓得孩子们抱成一团,夫人委曲得哭了一夜。就这王芸生也没说一句软话。第二天写信,要送礼者派人取回礼物。

  抗战初期,陈诚在武汉组织政治部班子,邀请王芸生出任第三厅宣传处长。王芸生回答陈诚:“我信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我头上已经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说:“不要你办公,由你举荐一个副处长替你办公好了。”王芸生还是不答应。不久,陈诚又送来一个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聘书。做一个设计委员,不用上班,每月可白拿300元津贴。王芸生还是退回了聘书。后来,张治中任政治部部长,也送来过设计委员会的聘书,王芸生连信封都没打开,便退了回去。

  不光是《大公报》,还有一些报馆也很精彩。比如成舍我1935年在上海创办的《立报》。1936年11月23日午夜,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当局并不想让公众知道此事。章乃器夫人胡子婴连夜赶到《立报》报馆,找到总编辑萨空了。当时所有新闻都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发表这样的消息送审肯定通不过,甚至还有查封报馆的风险。于是,萨空了当机立断,把一版经过审查的消息抽下一条,在马上开印的当天《立报》头版右下方加黑框以《今晨七人被捕》为题补进一条消息:“今晨二时半,市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捕房逮捕七人。上午解法院。”寥寥30字,向全社会揭开了“七君子案”,引起轰动。接着,《立报》调动各种新闻手段,跟踪报道。全文刊登了当局的《起诉书》和沈钧儒等人的答辩状,派出记者追踪到囚禁“七君子”的苏州司前街监狱,编发了大量专访、消息、特写;逐日报道庭审进展,并配发评论和读者来信,予以评说。还连续刊出“七人家属访问记”,刊登了李公朴子女的《爸爸,快快回来吧!》,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含着眼泪的话》,史良母亲的访问记《一个拥护正义的母亲》。《立报》对“七君子案”的报道持续了240多天,直到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出狱,才告一段落。“七君子”当时属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硬要罗织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其结果是大失人心。“七君子”反而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后来蒋介石还算明智,一度顺应舆论,开释了“七君子”,抗日战争年代还容纳他们组织政团,参政议政。

  民国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彩,是因为在当时的法治框架下,民间有办报的权利。民国办得好的报纸,都是民营的报纸,而不是执政党的党报。

  还是以当时影响最大的《大公报》为例。《大公报》始办于清末。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新记《大公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节节上升,到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最高点,成为当时社会公信力最强的媒体。它不但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国共双方也都十分重视它的影响力。蒋介石订三份,办公室、起居室、卫生间各一份,毛泽东在延安常读的也是《大公报》。1941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蒋介石称他是“一代论宗”,毛泽东发去唁电,称他是“报界宗师”。继任总编辑王芸生,在与国共双方领导人接触中,也得到了很高的礼遇。蒋介石在庐山请他讲中日关系。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他会面长谈三次。在国际上,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的年度荣誉奖章,成为获得这一荣誉的惟一中文报纸。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十人组成,《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为惟一无党派代表参加。

  《大公报》一是以文人论政定位。文人论政要义有三,其一是,办报者是文人,或者说是人文知识分子。不是政客,也不是商人。其二是,论政的过程中,吸引文人参加,比如星期论文的作者吸引了当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三是论政。凡外交内政大事,无不议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民众的忧乐,人类的前途,绝不回避躲闪。

  二是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信条。

  张季鸾在1926年这样解释“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党不是反对党报的存在,而是一种自我定位。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处于执政地位,共产党是处于在野地位的最大反对力量。《大公报》的政治态度,既与国民党不同,也与共产党不同。而是在两党之间“中道而行”,抗战胜利后在冷战的美苏之间中道而行。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大公报》社评和本报记者则从来不用这种说法。在用人上,它主要是自外于执政的国民党之外。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在《大公报》供职的有好几位,主事者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只要不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也予以包容。不党还表现在不做官。吴鼎昌1935年做了政府的实业部长,马上登报辞去《大公报》的社长职务,再不干预报纸业务。

  第二是不卖。吴鼎昌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抗日战争期间,遭到战火洗劫,六易馆址,都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保持了良好的经营状况。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当时《大公报》确实容纳了各界人士的言论。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不盲就是面对国家民族的利益保持清醒的头脑,发出负责的声音。当时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没有得到基本的保证。《大公报》的立场,始终以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至上。从1936年的西安事变,到1941年的日苏中立条约,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国的领土主权被美英苏三大国当作交易筹码,到1946年有关苏联撤离中国东北的争执,《大公报》的立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上,而不肯附合某一党派。在抗战期间,主张修明政治,紧缩财政,清明廉政,批评国民党要员的腐败。在内战期间,为和平大声疾呼。

  《大公报》的文风,是中立的,平和的,包容的,说理的,容许商量和争论的。这种文风与党报也大异其趣。王芸生的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周恩来认为与八路军抗战的事实不符,写来一封信,《大公报》马上把周恩来的信刊出,张季鸾又写社评表示欢迎。

  《大公报》的自由氛围,使得名家辈出。以记者著名的有范长江、孟秋江、杨刚、徐铸成、刘克林、徐盈、彭子冈、高集、高汾、朱启平、吕德润、梁厚甫、陆诒、唐纳、谭文瑞、曾敏之、唐振常、戴文葆等,以作家著名的有萧乾、梁羽生、金庸、唐人等。

  民营报业的辉煌,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北洋政府,想控制舆论力不从心。国民党当政以后建立了新闻审查机构,但对于承认政府合法性前提下的温和批评,还有一定的容忍性。加上国共两党对峙,都希望居于中间的力量发出对已方有利的声音。这就给《大公报》等民营报业留下了相当大的施展空间。五十年代以后,办报环境变了,《大公报》与党报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许多老报人在反右派等运动中先后落马。王芸生虽然涉险过关,也不得不放弃风骨,唾面自干。“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成为一道消逝的风景。

  如今,一些有良知有追求的新闻工作者,想重新接续民国报人的优秀传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种追求是挡不住的。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9 22:2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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