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高尚也不卑微，完成一份工作赚一份稿酬，同时为社会做点贡献 - 传媒教育网

这几天，记者被打的新闻引起全社会极大关注，记者的娘家——中国记协第一时间为调查记者发声，让真正的记者们倍感温暖。

各方的支持更反映出大家对职业记者和主流媒体的认可。作为一名即将退出记者职业生涯的老记者，对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写过一系列的小文，谈过自己的观点。选几篇：

2021年，因为舆论监督面临的各种压力，也许是我近30年的新闻从业中最大也最多的。虽然我们经历了各种投诉、举报、甚至诬告的种种考验，但如履薄冰的感觉从未消散。

在江西省，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现场》的记者是不太受欢迎的，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市现场》记者到了哪里，哪里似乎就会有什么事情被批评，这种“成见”有点根深蒂固。

实际上，《都市现场》每天90分钟的内容90%是正面报道。但从人性的角度，人被批评与人被表扬留下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容易淡忘，后者留下“伤痕”。

没有人愿意被批评，所有人都愿意听好话。所以，我们做舆论监督，就必须对自己提更高的要求。

舆论监督最基本的要求：事实准确，这点都做不到，你就放弃吧。否则只有一个结果，吃官司，然后败诉。

然而作为一个好的记者，所有的舆论监督，首先必须有一个前提：公正和善意的心态。舆论监督不是无事找事，更不是无中生有，尤其不能“我就是要搞你一下”的心态。

我曾经给记者列过一个标准：线索有来源，事实有依据，政策有出处，官方有回应。这是基本要求。

更高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建设性”。建设性的批评才是最有价值的批评。因为它能促进问题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就像所有职业的职责一样，记者被称为船头的“瞭望者”，他的职责是通过媒体监测社会环境，守望社会，预警可能出现的危机。如果监督变成一味地揭丑，就是说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能提供建设性的改进、完善、向好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监督一定是残缺的，无建设性的。其监督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舆论是促进问题解决，向善，还是为曝光而曝光博眼球，即可判断舆论监督价值取向的正确与否。

因此，我和我的同事讨论这一问题时，给的最通俗的标准：你批评的对象都认为自己错了，要改。而且，接受你的改进建议，你的舆论监督可能就到位了。

再次强调，媒体不是政府职能机构，它是通过舆论的力量让“偏差”回到“正轨”，这才是监督的意义。用辩证的观点看，舆论监督也是一种“破”与“立”的关系。

比如，某消费者在某汽车行买的车，车有问题投诉于我们，记者去后双方达成了赔偿方案，消费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都市现场》并不知情播出了整个采访，于是被车行告上了法庭，法庭还立了案。当然最后是车行输了，但我还是觉得哭笑不得。

又如，《都市现场》报道“假东田”的理发店，开始我还觉得开个理发店不容易，但他居然接着被好几个消费者举报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还理直气壮地威胁记者。甚至上门来闹，我的态度是“继续报”。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留着它只能害人。

再如，还有人随便在网上搜了几条《都市现场》曾经的报道，竟然上纲上线诬告节目破坏营商环境，而且直达省里最高部门，最后一查，他自己都承认只是想报复记者。

因此，记者每天都如履薄冰。我和同事说，守住最“底线”：打官司你都能赢，说明你的报道至少事实基本准确；追求最“高线”：善意、公正、建设性地批评，促进社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改善和解决。

最近，舆论监督做得比较多，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感到了压力，也碰到了一些困惑，我思考了半天，该如何讨论“舆论监督”的“是”与“非”。

前段时间有个“舆论监督”的报道，某地一退休人员关于退休的某些事宜向《都市现场》进行了投诉，记者采访了当事人之后，来到当地人社部门，经办此事的工作人员说，这事他不清楚，他也不好说，要采访去找局领导，于是，局长不接电话，副局长也不接电话，采访只好戛然而止。

不料第二天，我接到了对方相关部门的电话，并且告诉我已在来省城的路上，要来和我沟通，但刚开口，对方电话里就“质疑”我们的报道有七八处“出入”，言外之意嘛，当然就是我们的稿子有点“胡说八道”了。

我一听就火，我说，你不用来沟通了，我有8个台领导，有省委宣传部，有中宣部，还有人民法院，你去告我就行。他马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管你啥意思，我都错了这么多，你告我岂不是一告一个准？

我告诉他，你在“羞辱”我新闻专业水准。第二天早上，在我那么“不友好”态度下，他们居然还是找到了我办公室，我很“礼貌”地接待了3位“说明人”。

我说，我那么不友好的态度，我以为你们会退避三舍，我佩服你们。但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说我签发的稿子有七八处有出入，不准确，我连这都没有看出来？岂不显得我专业水准很低？

我“极不谦虚”地告诉各位，“我可是28届中国新闻奖，15届长江韬奋奖的评委哈”，3位一时不再做声。

我们记者把所有投诉放的内容都采访完了，至于被采访对象说的是否都是真实的，都是对的，都是合理的……这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还要看你怎么说，这叫“采访的平衡性”，我不可能听一面之词。

当我们记者来到你们某局，可你们的该事经办人，居然“一问三不知”，你的“局座”们一概不接电话，你说，我的记者该听谁的？于是，我只好今天发完稿，明天再来嘛，我即使七八处有出入，也等你局长大人明天来解释呀。可你几乎还是都不太情愿，不愿面对记者。

对不起，这就叫“新闻追踪”，新闻追踪干什么？——无限接近事实真相啊。有足够的时间给你解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至与“真相”吻合。

我说，记者就是一份职业，他既不高尚，也不卑微，他只是完成他的一份工作，赚到一份稿酬，同时为社会做点贡献，为各界提供一点信息，为百姓能说上句公道话，帮百姓一点点小忙（如果能帮上）。实际上，他就是个记录加传播的普通劳动者。我们大多数记者还没有个个都上升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高度。他们更多的还只是一份该有的“职业操守”。

媒体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他就具备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所以，我们不是批评，我们是为了无限接近真相。

选题是这样：一个男子说，他在快递公司做快递分拣，一天半就不想干了，但老板没给他这一天半的工钱，所以他向《都市现场》投诉说，这个快递公司用了一个“童工”。

我向来认为如无特殊原因，没有不可以做的选题，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做。至于能不能发稿，那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说，当然就是“非法用童工”的主题。我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我，我更愿意站在这个“童工”的角度来做这个选题，当然，一切要基于你到达采访地点后，根据你了解的所有情况再来确定你该怎么做。但你决不可一听到“非法使用童工”就兴奋异常，心想又抓到一个“批评报道”，“这个企业真黑”。你的“先入为主”一定让你的采访价值低廉。

在所有涉及所谓舆论监督的题材中，我以为一定要在“情、理、法”三者上权衡判断，哪个更具价值，比如，假如这个“童工”正急需这一周的打工挣的这点工钱来帮助家庭呢？

“用童工”一定违法；企业正好缺一人而来了一个未成年人想做；这个未成年人特别需要这点工钱；甚至那个投诉者的心态——为什么投诉自己的企业？目的在哪？这些都是采访的方向。

我只是想说，我们的记者，要学会用自己的思维和事实的判断来处理你收到的“某个信息”，确定事实的关键点，再“下手”不迟。

而且，要是我去采访，最想先和这个投诉者“聊聊”，我特别想知道他投诉的起因，究竟是痛恨自己的老板，还是真的法律意识超强，要维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我还想问问老板，明知童工违法，为什么还用？我还想问问这个"童工”，为什么没成年就来工作？

了解核实真实情况，才是记者最重要的工作。千万别被任何一方牵着鼻子走，“脑袋要长在自己肩上”。

这样一条新闻线索该如何做才叫做好了呢？晨会上我请大家各抒己见，大家几乎一致意见就是“消费欺诈”，然后市场管理机关出动查处这样的“老套路”。

第一，市场上零售的同一款芒果一斤卖多少钱？这一箱箱放了废纸的芒果批发价卖多少钱？折算后一斤多少钱？它和市场零售价什么差别？看看是不是比零售便宜？便宜多少？

第二，批发商被投诉后，他到底怎样的说辞？他的说辞有一定可信度吗？编辑部告诉我说，批发商说全国从海南运来的芒果都使用这种手段：保鲜、防腐、好运输，本来里面就放了，而且明确告诉了你。

第三，海南当地同款芒果批发多少钱？里面放湿巾吗？不放湿巾会怎么样？我们的批发商为什么这么干？不这么干会怎么样？

那么，这里的水果批发商里面的“潜规则”肯定会有，那么他们到底“潜”到怎样的程度了？你一味地指责商家，他们是否接受？如何说才能让商家觉得惭愧而又能接受你的批评？大家如果都不采用这种潜规则又会怎样？这个市场出现这样的问题症结在哪？市场管理部门如何监管才能让消费者不吃亏，商家又能赚钱而不涉嫌欺诈？哪有不想赚更多钱的商家？

他这样做，而且还明确告诉消费者，我这里面塞了纸哈，如果你买了，属于愿打愿挨吗？如果没有告知又如何？

一切报道的目的，都是为了发挥舆论的作用，取得良好的效果，这才是媒体最该做的事情，不管是监督，还是引导或是服务。因此，一切的报道，就应该展示事件的全部真相和可能，达到完整与平衡。

这样对所有被报道对象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才能真正展示媒体的公信力。普通受众也认为你说得合乎情理。这才是媒体和记者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事件的完整与观点的平衡是从业者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否则，媒体就可能偏颇而失去客观，那谁又信你？

一说舆论监督，人们就说“负面报道”，别人喜欢用“负面报道”这个词，其实我是很不喜欢的，我更喜欢“舆论监督报道”，因为“负面”被“监督”，才可能回归“正面”。

对所有不满“舆论监督”的各方“讨说法”，我总是笑呵呵的和他们开玩笑，我们过去都不认识，我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针对谁？我们只不过也是一份工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我们的记者也仅仅是根据职业操守完成一份上司交办的工作，我和他谈高大上的新闻理想，他可能会嘲笑我这个上司。

记者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的劳动如果对社会还有一定的价值，他当然就会有一份荣誉，一份欣慰。他不希望人们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目光审视他，防备他，甚至伤害他，他也希望他的职业是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

记得有年，我的文章批评了某个著名的风景名胜，我们的记者去到他们宣传部们，他们的领导居然问我的同事：是不是你们老总最近到我们这受了委屈呀？

同事回来问我，我说，我有十五年没去过他们那么著名的地方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就那么狭隘，他们就以为媒体都像他们一样狭隘？我说，把我的原话说给那个领导听吧。我甚至加了一句有点“恶毒”的话：他们是不是待在“名山”里太久，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啊。

从媒体诞生的第一天起，它除了发布信息，传递信息，它还是记录者、调查者、体验者、见证者、它还是“质疑者”、同时是“监督者”。一个具有强大公信力的媒体，他还是社会的瞭望者和守护者。

我从不怀疑媒体记者中也有害群之马，那太多人可以把他“拿下”。对于正常的新闻采访，你何苦那么多敌意呢？我觉得应该理解的同时，善待记者，善待媒体。

社会新闻做久了，我们很多记者会有种习惯思维：批评人。喜欢用有色眼镜看待各种事物和事件，由此可能不仅采访过程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不顺，而且效果往往不是太好。

这个内容本质上正好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块重要内容：帮忙。为老百姓解决困难。这个板块原来叫“一追到底”，实际上，我总觉得这个小栏目虽受老百姓欢迎，但始终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解决问题的相关方都不是“太爽”，认为又批评他们了。这世界上谁都不喜欢被人批评。情愿“自我批评”，也不愿别人批评。

我们抓住这个契机，推出了“急难愁盼，我帮你办”，而且采用了大屏和小屏（移动网络）联动直播的方式，快速为老百姓现场解决问题，开始，事件相关方总是心不甘情不愿来到现场，问题是解决了，但有关方面总认为你批评了他们，是“监督”他们做的。所以采访时常会遇到些阻力。因此，我们决定换一种思维，先联络相关方，从他们积极“为群众办实事”的角度来进行网络和电视同步现场直播，各方都变得非常乐意，且极其配合。因为这样，更多的是在表扬他们。

群众高兴了，相关方也受到群众的表扬了，问题也解决了，皆大欢喜。因为直播，现场直接解决了问题，甚至解决了长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群众极其满意。报道很快就越做越火，记者在网络端也迅速成为“为群众办实事”的“网红记者”。“哈姐出动”、“‘岩’出必行”的两位出镜女记者的人设也树立了起来，可谓一举多得。媒体的效果也迅速展现。

实际上，这里发挥的还是“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的力量结合了大背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才是此类新闻报道的最终目的。那么这样做，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改变某些采访的思维习惯，换一种采访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受众的大量留言中就能看得出来。比如：“2直播马上开始，搬好小板凳，看记者今天为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媒体舆论的魅力。

说回这几天的记者被打，有人说，新华社的记者，且是著名的记者都敢打？我说，只要是正当记者的正当采访，什么记者也不能被打，否则你就违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