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传播学研究30多年，硕果累累，其中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主编）包括《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1980）、《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1991）、《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1990）、《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1994）、《Power, Money, and Media》（2000）、《Global Media Spectacle》（2002）、《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2003、《大众传播理论》（1980）、《传播帝国主义》（1987）、《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2004）、《文人论政》（2008)等等。
1970年代初，美國傳播研究是什麼樣態？美國傳播研究有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這兩個傳統是分道揚鑣的。國內傳播在一戰到二戰期間以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為主，但二戰以後（尤其是1950和1960年代）則是由哥倫比亞大學拉扎斯菲爾德 （Paul Lazarsfeld）和默頓（Robert K. Merton）以及他們的學生領風騷。他們從社會心理學出發，提出「兩級傳播」的說法，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他們一再發現媒介不太能夠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反而鞏固他們的預存立場。許多學者因此普遍焦慮，對這個新興領域產生認同危機。當時的教材很少，最流行的是施拉姆所編輯的《大眾傳播》和《大眾傳播的過程與效果》，雖然力圖從其他老資格學科引進思想的元素，這兩本書的脈絡還是以接續哥大的旨趣為主。國際傳播主要是圍繞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幾位政治社會學家，由勒納發其端，接著又有白魯恂（Lucian W. Pye）和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等重要學者。這是冷戰的知識產物，他們認為大眾傳播是促進第三世界現代化的利器，以防止國際共產主義的蔓延和鯨吞蠶食，統稱為「發展傳播」。我要說的有兩點。第一，國內傳播以問卷調查得到的結論是傳媒沒有太多短期微觀的效果，國際傳播卻以個案和預測性的主張，渲染傳媒在社會變遷的長期宏觀作用。這個落差值得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加以分析。第二，施拉姆不僅活躍於國內傳播，也企圖把國際傳播發揚光大，他是在兩邊搭橋的樞紐人物。他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寫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1964），是當年徐老師介紹我入門的書，儼然被第三世界官學兩界視為「聖經」。施拉姆力圖綜合國內傳播與國際傳播的文獻，協調它們的矛盾，是否成功則是見仁見智了。
我說，羅老師，我下定決心要跟你學習。他立刻表示歡迎，但他說要從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轉到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問我想不想跟他去。原來密西根大學剛剛成立一個跨科系的傳播博士課程，由新聞系、政治系、社會系和心理系的相關師資合組而成。我當然有興趣。然而申請期限已過，他幫我打電話，說了一番好話，對方破例通融我遲交申請。另外一個問題又來了，我沒有考過GRE，我辯說GRE有文化偏見，能不能先收我，進去了再補考？他們居然綠燈開到底，我成為被錄取的四人之一，人人都有獎學金，其中有位同學更是福特基金會派在尼日利亞的代表。密西根大學後來問我什麼時候補考GRE，我反問道：既然讓我進來了，還要我考GRE，豈不是多此一舉？結果不了了之。我這輩子沒有考過GRE，不知道它長成什麼樣子。還有一件事差點忘記講：1973年暑假，我從夏威夷畢業，在去密西根就讀之前，隨著羅傑斯和他早年的學生，三人一起去韓國做田野訪問，研究人口節育的傳播策略，算是「師父引進門」了。
我有六成的課程選自政治系和社會系的交叉介面。回想起來，對我影響最深的，一位是社會學家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一位是政治學家康沃斯（Philip Converse）。蓋姆森以研究權力、社會運動和話語分析聞名。他和另外一個老師合開社會心理學的討論課，很奢侈，兩個老師只教我們六個學生，五個是社會系的，加上我。整個學期用三種理論，反覆討論五個社會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報業大王赫斯特（一百多年前他和普利策掀起「黃色新聞」之戰）的孫女派翠西亞（Patricia Hearst）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園突被綁架，綁架者是反建制的暴力集團。等她再度現身時，顯然已被洗腦，自願參與暴力集團搶銀行。我們在課堂上，用三種理論——犯罪心理學、結構功能論和象徵互動論——反覆討論這個案例，「人為何成為反社會的歧異分子？」這樣不斷變換角度，觀察自然不同，結論也因之有異。我體會到理論是相輔相成的，社會科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往往是觀點和角度的問題，轉個彎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若干年後，轉益多師，從閱讀和思考中我逐漸摸索出「條件性」的重要，主張不要把理論說死，不要絕對化，而是看在哪一種「條件」下什麼理論比較合理。）
羅傑斯轉任斯坦福，我這時開始覺得「創新擴散」太淺了，所以無意跟他轉學。克萊恩成為我的導師。我去密西根時，要求不要計算我在夏威夷的碩士學分，寧願從頭讀起，所以碩士加博士共讀了七年，幸虧全程都有全額獎學金。在密西根讀完第三年課業，必須考通盤筆試，才有博士候選人的資格，進入寫論文的階段。克萊恩好像一直不怎麼看好我，因為我沒有和他亦步亦趨。但他沒有料到我的資格考試表現上乘，跌破了他的眼鏡，從此對我另眼相看，甚至到處向人宣揚我的「潛力」。密西根有舉世聞名的「社會研究調查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簡稱ISR），我自己也接受過嚴謹的實證主義訓練，我說索性統計分析ISR的二手資料，以檢測若干傳播理論的正誤。他突然說：「你一個外國人，做美國的選舉研究，不就喪失了文化的特殊性？」哈哈，我要的就是他這句話，從此我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永遠不要喪失文化特色。克萊恩為何有這樣戲劇性的轉變？他是加拿大人，有一年休學術假，他回去渥太華當加拿大政府文化部的顧問，思索如何對抗美國的文化侵略。我猜這個政策研究的經驗給他帶來很大的衝擊，原來世界之大，社會組成和文化意義之複雜，何止於幾個統計模型？
我敘述克萊恩獨尊量化研究，並不是孤例。我考過候選人資格那年暑假（1976），興沖沖長途開車前往華府近郊的馬里蘭大學，第一次到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年會看熱鬧，見世面。克萊恩向鼎鼎有名的查菲（Steven H. Chaffee）提到我，查菲特地跑過來問我論文要寫什麼，我脫口說可能是傳媒與國家發展，屬於國際傳播的範圍。他看我一眼，失望地說：「『發展』是什麼玩意兒？」講完就跑掉了。我愣在那裡，不知怎麼回應，等回過神來，後悔沒有問他：「『態度』是什麼玩意兒？」如果他嫌「發展」是模糊的概念，他所研究的態度變遷豈不更是看不到的黑箱？他是施拉姆在 斯坦福的得意門生，顯然對施拉姆的國際傳播是不以為然的。查菲已故世多年，生前成就斐然，我提起這件往事，只為說明邊緣學科的那一輩領袖獨沽一味，只想模仿自然科學的範式研究「人」，卻丟掉了人文學科恆久的價值關懷。難道兩個範式不可以和平共處，甚至互相滲透嗎？在我看來，不但可以，更應該鼓勵。以飲食為喻，人不應該偏食，不應該廢食，唯有雜食才能維持營養的平衡。我不喜歡偏枯而狹隘的學術，學術最高境界是藝術境界，縱橫自如，不拘一格。
前面說過，我對勒納、施拉姆和羅傑斯以「現代化理論」為依託的著作本來就非常熟悉。他們一致肯定傳媒是促進第三世界的政治整合、經濟發展與文化自主的觸媒，所以必須維護「資訊的自由暢通」。我對這個理論有贊成有懷疑。接著我開始接觸美國左派的政治經濟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席勒（Herbert I. Schiller），他說美國傳媒其實就是美國海外霸權擴張的馬前卒，致使國際資訊秩序嚴重失衡，無論是內容輸出或體制外銷，它們灌輸著資本主義的消費意識，是文化侵略的表徵。此外，普爾自稱是「軟性的」科技決定論者，他說，國際資訊之所以分配失衡，歸咎於科技瓶頸，如今新媒體載量多，速度快，失衡的問題當可迎刃而解。席勒卻說新媒體其實為虎作倀，使得美國和跨國公司更進一步支配全球的資訊。兩種觀點與立場不但南轅北轍，簡直針鋒相對，到底孰是孰非？我也為此困擾很久。很多年以後，我悟到若以《易經》的道理來理解，這兩種說法如同一陰一陽，然更有趣的應該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它們有互涵互斥的關係，所以不要把理論片面化或絕對化。這是後來我從體驗中不斷強調社會科學「條件性」的緣故。
我從傳播的著作，回溯源頭去閱讀「現代化理論」，同時仔細廣泛閱讀拉美激進學者提出的「依賴理論」。依賴理論是現代化理論的對立面，它要解釋為什麼拉丁美洲（乃至第三世界）經濟發展遲滯？第一派以政治經濟學家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外因論為代表，他受到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影響，認為第三世界所以無法發展，是因為第一世界長期強取豪奪，剝削殆盡。他的方法是實證主義式的，有簡單化之嫌；他的立場與「現代化理論」對立，方法論上卻異曲同工。第二派是韋伯式社會學家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的內因論，他從內部階級的合縱連橫開始，聯繫到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產生的制約條件，也就是外因要透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他提出「依賴發展」的視野（他不願稱之為形式化的「理論」），認為有些國家（如巴西）一方面依賴國際結構，一方面經濟獲得發展，既依賴又發展同時並進。卡多索後來當選巴西總統，「依賴發展」對於後來的學者研究「半邊陲」國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和「亞洲四小龍」）很有啟發。我以這些理論文獻為基礎，不斷聯繫到國際傳播的主題和案例，成為構思博士論文的養料。
密西根大學是研究當代中國的重鎮，據我所知前後至少有四位政治學家曾在白宮制訂對華政策。我念書那五年，懷庭（Allen S. Whiting）和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在學官之間。各位大概想不到，密大東亞圖書館收藏全世界最多的紅衛兵小報。在那個騷動的特殊年代，我沒有跟上時髦的列車研究中國。「中國通」有專家的傲慢，但其實這是相當危險的行當，因為我靠直覺常懷疑他們的判斷是錯誤的。「文革」期間，「中國通」只能霧裡看花，挖點《人民日報》的東西捕風捉影，上線上綱。周恩來1976年去世後，華國鋒接任總理，出乎外界的意外，密大的一位權威向《新聞週刊》解釋，鄧小平讓位給華國鋒，自己等著接毛澤東做黨主席。鄧小平在「反擊右傾翻案風」被打下臺，直到他第三度復出，這兩位「中國通」對局勢的闡釋完全相反，簡直是信口開河嘛。他們對中國政局的感覺還不如一般香港的觀察家。我對中國發生興趣，是「文革」結束到香港教書以後了。
香港開埠以來只有一所香港大學，是培植殖民地官員的搖籃。港英政府公然在華人社會歧視中文，英文是唯一的法定語言，法庭用英文，港大用英文，政府公告用英文。上個世紀60年代，終於爆發一場中文合法化運動，總算逼使港英政府從善如流，合併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和新亞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英文沒有問題，但在中文有很多歧義（中國人、華人、中文、華文、中華、華夏），最後採納錢穆的建議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大號稱雙語並重，上課畢竟以中文為主。大學初創，成員書院品流複雜，人事傾軋，最近我陸續看到一些新出土的回憶錄，記敘當年大學整合過程之艱辛。我分配到錢穆創立的新亞書院，洋溢著士大夫花果飄零的氣氛，著重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承。新亞校歌說「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現在校友高呼維護中大精神，何嘗不是維護艱苦卓絕的新亞精神？我在新亞書院的時候，金耀基院長力圖奮進，請來許多名家演講，我親炙過錢穆、李約瑟（Joseph Needham）、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Bary）、小川環樹、錢偉長、劉海粟諸先生的風采。
這個階段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我先接觸他一語雙關的《報導╱遮蔽的伊斯蘭》，他分析西方國家的媒介以國家利益為依歸，既「報導」又「遮蔽」伊斯蘭教及伊斯蘭國家，把複雜矛盾的現實簡單化約、本質化甚至妖魔化，彷彿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凍結在幾個永不改變的特徵（例如保守宿命，以致無法自贖），然後形成與西方二元對立的敘述。接著我開始反覆閱讀《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他從英法美文學藝術的文本出發，聯繫到政經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歷史脈絡。他的視野寬廣宏富，既批判又不自憐，始終以世界精神和人文關懷為立足點，而以「啟蒙」和「解放」為宗旨。他是專業學者、文學批評大家、文化人、公共知識人和政治活動家，其理論視野受到早期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話語」（discourse）以及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闡釋葛蘭西「霸權」（hegemony）的影響，開啟「後殖民主義」的先河，影響遍及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儘管他分析的許多西方文本（包括文學、小說、歌劇、藝術）我並不熟悉，我還是不斷揣摩他的立論和方法，對我研究國際傳播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我對心儀的作者，一向幾乎讀遍他們的著作，所以薩依德的其他書、論文、自傳、政論乃至樂評，我都讀得津津有味。
我在明大時期，還無意中做了一件「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事。1990年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在明尼亞波里斯召開年會，參加會議的華裔學者不消雙手就數完了，我記得不出十五人。我們坐下來聊天，好像是張讚國說不如趁機成立「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聯絡情誼，甚至開拓學術合作的可能。大概是因為在我們的地盤開會，又以我最年長，所以被推上去做了兩任光桿會長，四年後才交棒給更能幹有為的朋友們。歷任會長的名單串起來，就是一個光鮮傲人的譜系。最初的通訊主編是普度大學劉端裕，印刷和郵寄費用由明大的時報中心資助。尤其值得一提的「功勳」是：我們積極遊說國際傳播學會、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以及後來的全國傳播學會，爭取到每年年會撥專場給CCA宣讀論文。會後大家依照慣例，抽空聚餐，舊雨新知，彼此結緣，行之有年。這個出身寒微的「丫頭」，不期然已經廿八年華了，婀娜多姿，開枝散葉，不僅數代人才輩出，更像一條無形的文化臍帶，跨越並聯繫著太平洋兩岸的學府與學人。專屬的「微信群」已滿五百人，熱鬧非凡。現在CCA輪流與各大學合辦接待會，除了財源有保障，也是大學宣傳和個人求職的好平臺。國際傳播學會在布拉格開2018年會，參加的華人學者很多，和1990年的稀疏相比直如天壤之別。CCA趁著ICA開會外會，頒賜給我「終身成就獎」，這是對「資深公民」的溫馨獎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