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正在使用 ChatGPT 写论文和回答考试问题——我支持它 - 传媒教育网

自 2001 年以来，我一直是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教授。去年秋天，我教授了一年级的计算生物学基础课程，该领域将计算机科学原理应用于生物过程的研究。在最后的作业中，我要求我的 16 名学生每人检查一些与人体细胞损伤修复有关的基因的数据，并就他们的发现写一份简短的报告。我收到的回复中大约有两三个有点不对劲。他们读起来就像是睡眠不足的学生写的：混合了可信的英语散文和不合逻辑的逻辑，但没有抓住我要问的重点。几周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向公众开放，但它太新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学生可以用它来帮助他们完成作业。我标记了报告并继续看下去。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看到 ChatGPT 从一种好奇变成了一种现象。它出现在我与所有学科（从人文学科到数据科学）的所有教职员工进行的每次讨论中。我的同事想知道如何判断学生是否使用 AI 来回答问题，而且许多人担心它可能如何助长剽窃。如果教授怀疑学生使用过 ChatGPT 但无法证明怎么办？剽窃指控不是一件小事：你不能冒险毁掉学生的学术生涯。我再次考虑了 12 月的作业，并意识到那些令人反感的答案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 ChatGPT。

我指导了大学的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项目 15 年，并且经常为我自己的实验室编写程序，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学习与计算机“交谈”。我注册了一个 ChatGPT 帐户，并对寻找解决这个新问题的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认为在大学内禁止 ChatGPT 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已经被 1 亿人使用。在圣诞假期期间，我突然想到：作为教授，我们不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惩罚使用 ChatGPT 的学生上，而应该重新配置我们的课程计划，以培养不能外包给 AI 的批判性思维技能。球在我们的球场上：如果算法可以通过我们的测试，我们提供了什么价值？

我对 ChatGPT 问题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决定在下学期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我称之为有知觉的“教学大纲Sentient Syllabus ”的项目中。在世界各地的同事（一位在东京的哲学家和一位在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的帮助下，我正在创建一个公开可用的资源，帮助教育工作者教学生使用 ChatGPT 来加快学术繁重的工作，比如格式化 Excel 电子表格或总结存在于一个主题上的文献，并专注于更高层次的推理。教学大纲包括诸如“创建人工智能无法通过的课程”等原则，以及关于如何规范人工智能使用诚实的实用建议。

我们可以对学生问题的质量进行评分，而不是对人工智能可以管理的技能进行评分，比如雄辩的语言；他们如何权衡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形成意见；以及，如果他们使用 ChatGPT，他们如何改进算法的答案。这个框架将改变我在 12 月设计作业的方式。与其让学生阅读数据并告诉我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会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但也告诉我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这类问题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处理事实——无论他们是否从 ChatGPT 收到事实。

ChatGPT 提供了许多可能性：这项技术可以帮助非英语母语人士将他们的想法转化为连贯的散文，或者帮助有非典型需求的人与一个永远不会变得不耐烦的平台交谈。它还开辟了个性化辅导和定制作业的选项——过去只有少数最富有的人才能获得的教育。总的来说，这项发明让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而，这不仅仅是关于更好的教学。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一整天，没有加班费、福利或产假。我们的学生必须学习如何变得更好，如何为自己和他人创造额外的价值。他们必须学习如何超越人工智能。

我们正在进入 AI 历史上一个迷人的时代，但我有两个担忧：一个是适应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造成巨大的经济混乱，这可能导致各行各业的人——包括一些教授——失业。当然，另一个担心是我们甚至不确定适应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同时我们应该传授哪些新技能。目前，我们需要接受 ChatGPT 是我们工具集的一部分，有点像计算器和自动更正功能，并鼓励学生对其使用持开放态度。然后，作为教授，我们有责任提供一种随着我们周围的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保持相关性的教育。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知识和思维外包给算法，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不幸地匮乏。